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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龚晗倩看来，涉外导游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里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行业暗线，如枪店、赌团等。导游身处其中，和旅游团，和司机都在利益漩涡里挣扎。
文 | 龚晗倩
本文转载自：中国三明治
微信号：china30s
凌晨3:30刚过，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灯色昏黄，我匆匆闪进冷寂的大堂，扫视了一圈，除了站在接待柜台后百无聊赖的小伙子，再无生气。我寻到一只寂寞的沙发作伴，把自己窝进去，找了个舒适的姿势，刚想闭上眼睛眯一会儿，一位穿酒店制服的员工朝我走来。
“小姐，你不能待在这里。”
“为什么？”
他面露狐疑地打量我，一位年轻女子披着一头漆黑长发穿着连衣裙脚踩高跟鞋凌晨时分出现在五星级酒店，难免引人遐想。
“你来酒店做什么？”
“我来接客……”
电梯门咣得一声打开了，一位年过四旬的商务人士推着行李箱走向接待处，我赶紧迎了上去，“您是斯图亚特先生吗？我是您的导游，司机已经到了，等您办完退房就可以出发去浦东机场。”
开往机场的路上车很少，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我们到达机场时办票的地勤一脸惺忪。送走客人出了航站楼，我猛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世界在脚下苏醒。
2006年春天，我在这一年成为一名略显青涩的小导游。
难以取悦的德国老太太
上班第一周的工作是接送机，从第二周开始上一日游的团。行程很轻松，外滩、豫园、南京路，考导游证时早就把整整四本书背下来了，还有什么可怵的呢？我暗暗鼓劲，却仍感到不安。
行程单上的客人名字是德语，我知道德国人一向守时，便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到。不料两位老太太早已端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椅上等待，姐妹俩六七十岁的样子，短发精干。姐姐和蔼，妹妹严肃。
我决定用专业的精神打动她们，于是一路上热心地介绍车窗外的英租界的建筑、上海的风俗。收效至少有一半是好的，因为姐姐脸上挂着温度刚刚好的笑容，妹妹则仍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老城厢的熙攘、豫园里400年的老银杏树和池塘里游走的红锦鲤都难以激起一丝老太太们的反应，可能因为这里是旅行最后一站，身体和精神都处于极度疲乏，我特意保持着舒缓悠闲的节奏晃荡。午餐在绿波廊吃的上海小笼包，妹妹的脸上难以置信地显现出了好奇和兴奋，她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竹子做的蒸笼，回国以后她想用它来蒸德国点心。我说城隍庙有小商品市场可能会有卖，午饭后可以逛逛。她第一次显露出赞许的表情，我仍记得当时内心的雀跃，像是个努力表演的小丑终于博得观众一笑。
小商品市场里从内衣袜子首饰、婚嫁用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就是没找到蒸笼，又逛了南京路，还是找不到。老太太重又回复了冷冷的眼神。分别后我感到有点愧疚，老太太一整天心情寡淡，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东西想带回国，我一定要满足她这个心愿。
我想起M的励志故事，他第一次带团时，上海也是最后一站，来自挪威的客人用最后一顿正餐时很不开心，因为这次来中国没吃到北京烤鸭这道名菜。餐厅做不出烤鸭，也没时间再换地方了。M情急之下叫了10几盒烤鸭外卖送到酒店，外卖小哥则由M的父亲临时出演，客人回到酒店看到烤鸭惊喜加感动得拥抱M，回国后立即写了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M就此成了旅行社的风云人物，一时间恨不得好团都让他上，因为“客人交给他，放心。”
受M鼓舞的我在超市、二手市场、居民区附近等一切可能的地域搜寻了几个小时后，终于赶在九点半打烊前找到了蒸笼。不知名小路上的一家卖竹子制品的手工店，小小的店面4、5平米的样子，墙壁和屋顶上挂满了竹篾编织的各种竹篓，我抬头看见了青色微黄的蒸笼，暗暗地心喜。老板正打算关门，于是15块钱成交。
第二天老太太们要回国了，我早早地捧着蒸笼到酒店献宝，妹妹客气地收下这份礼物，再无言语。到机场办完登机互道再见时，德国老太太交给我整整齐齐对折再对折的纸。走出机场打开一看，是一张评估表，其他内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评估表最下方对导游的评价：有“优秀、良好、一般、差”四个选项，在“一般”外赫然画着一个醒目的圆。
我以为看错了，用力瞪大双眼，那个圈挑衅地围在“一般”外面，像一个眼白多过眼黑的大眼珠，我心底叹了一声，默默把纸沿着原来的折痕小心地折了回去，这份评估表我一直没有交回旅行社。
我没有失落太久，确切地说是没有时间失落，因为第二天又要接待新的客人，源源不断的游客充填了数不清的昼夜，直到冬天入境游的淡季来临，才能得以喘息。从十一月底到三月初这段时间，好像才是真正的生活，工作两三天接着休息十来天，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收入。
客人爱听哪些故事
当别人知道我是导游时，随之而来的总是艳羡的目光和夸张的语气。
“你真开心，能免费到处玩。”
“没少拿回扣吧。”
“哇！下次出去玩找你……什么？你没去过婺源……徽杭古道、三清山都没去过？那你都导哪里啊？”
我总是无言以对，腼腆地笑笑。他们说的都没错。持导游证在全国的景点参观可享受免费，部分景点需要带团队并出具旅行社盖章的行程单（就是工作时免费，自己去要掏钱）。回扣也真没少拿。
至于导哪里，基本是最大众化的旅游线路。一般参团的入境客人在中国一共十几天，玩北京、西安、上海三个城市，最多加一个桂林，平均每一地只有三四天的时间，通常是不会有时间去城市以外更远的地方，时间宽裕一点的会在苏州、杭州和水乡逗留几日。少数小众的团队会走得更远一些，上峨眉、看乐山大佛、走香格里拉、进藏等等，每一地都由当地的地接社接待，配一名地陪作为当地导游，如果是10人以上的团队通常会有1名领队（客源国委派）或1名全陪（第一组团社委派）。我就是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地陪。
我发现，导游讲解如果只是讲书上有的知识，比如黄浦江有多长源头是淀山湖，外滩有52座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大楼、和平饭店南楼是曾经的沙逊大厦、东方明珠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寓意，是很难持续获取游客的注意力，原本注视我的眼神开始涣散、扭头看窗外，甚至闭上眼打瞌睡，于是慢慢地我学会了讲故事。
“石库门里弄”是客人喜欢听的故事之一。浦东摩天楼下的北外滩待拆迁的破旧房子、泰康路田子坊里老式旧居改建的艺术小铺、咖啡馆和摄影工作室和头顶二楼窗下居民挂起的“坚决禁止噪音扰民”的横幅、或者是新天地石库门“屋里厢”展示馆，都是可以让游客了解上海人旧时及现在的生活环境的侧写。
里弄狭窄纵深，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形屋顶常带有天窗，红砖外墙，弄口是中国传统的牌楼。两扇实心黑漆木门，配有铜质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二楼有出挑的阳台，中式风格与欧洲联排式风格相结合。二楼阳台和亭子间窗外挂满黑白灰蓝的内衣裤袜，老人们坐在弄堂里抽烟聊天。旧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已成过去，到今天为止在这样的石库门房子的每一个门洞里还住着若干户普通上海人家，他们共用着仅有的一套煤卫、阳台，甚至更旧一些的房子地下污水管道没有铺设，至今使用马桶或痰盂。至于隔音之差，也是一家吵架，半个弄堂都能听见。对于本地居民来说翻身的机会是“动迁”，市中心20、30平米的蜗居能够置换到内环百八十平的三居室，甚至可以换外环两三套公寓，从社会底层一跃跻身中产阶层。这些对于本地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细节总能让客人啧啧称奇。
关心历史政治的严肃型游客更愿意听我讲父亲经历的故事。父亲上山下乡时念高中，排行老大的他插队落户到了安徽，在农村的泥地里插秧锄地，顺便给同样饥饿的蚂蟥喂饱了一腿肚子的血，干完一天农活，晚上点煤油灯看托尔斯泰、雨果是最幸福的时刻。
十年后，政策改变，知青可以回城了，可父亲被告知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家中爷爷或奶奶有一方必须放弃职工资格，由父亲顶替，面临职工资格和父亲回城两者之间，爷爷奶奶经过慎重考虑后，父亲再一次成为了被放弃的那一个。他在淮南小城的农村合作信用社谋得一职，认识了前去存款的母亲，又通过出借《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俘获了母亲的心。
我出生以后，政策又一次改变，知青子女可以返沪，于是10岁的我来到上海，寄居爷爷奶奶家，乡下人摇身一变城里人。估计在国外没怎么听过“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故事，也没有类似《孽债》的英文版连续剧，我的故事虽没有讲完，客人却报以掌声，甚至有一位教授邀请我去美国某大学做演讲，我当然厚颜地答应，只是再也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暗地里吐了一口气，我也只会讲这么多。
绝大多数客人最享受、最放松的还是购物的时候，无论是在商店内精心挑选礼物，还是在小商品市场里疯狂地拣几大袋便宜货，都是深受全世界人喜爱的环节，“买买买”绝对不只是中国人的特点。城隍庙、南京路、曾经的襄阳市场、后来的淘宝城和亚太盛汇，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会莫名地沸腾。
砍价就像玩心理游戏，谁认真就输了，扭头就走的那个往往成为赢家。教他们杀价技巧，再看他们乐此不疲地玩着，也是一种乐趣，轻松的是完全不需要翻译，那些销售能说不下五六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德语等等。
除了这些自由市场，我们还会带客人参观中国特色工艺品制造“工厂”或“手工作坊”，通常是丝绸厂、茶园等，也就是行内所称的“枪店”，游客参观完可以购买纪念品，在这些指定的“工厂”购物导游可以拿到相应的回扣。
导游其实是特殊职业
最初开放国门时，是没有“枪店”的。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只能去“友谊商店”。那时的友谊商店不对中国人开放，售卖西方进口物品及中国工艺品。导游带客人购买中国工艺品，可以在休息室领到两包牡丹牌香烟，或以远低于市价的优惠购买一些香皂毛巾等。一些偏远地区最早凭借旅游业为生的商人嗅到了商机，便将当地发家的方法复制到了上海。
九十年代后期，最早的枪店便开在了西郊宾馆、龙柏宾馆内。从虹桥机场抵达的游客一进上海便先被拉往这两家国宾级宾馆办两件重要的事情：兑换人民币、上洗手间。这个过程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把宾馆内的“枪店”扫荡一空。
“尤其是日本人，每个人走出来肩上都背着两三个细长的木头盒子，里面都是中国字画。远看就像是一把把步枪，所以叫‘枪店’”。
B先生从1985年开始成为上海的第二批涉外导游，至今已经三十多年。谈到为什么会选择导游这个职业，他眼珠一转，笑说“你看我身材这么瘦弱，君子动口不动手”，加上小时候家里的亲戚经常吹嘘带着老外到处跑，觉得很了不起，便决定也要做与外国人交流的工作。
他高三时第一志愿便填了“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因为这所学校毕业后不用全国分配，可以直接留在上海。毕业前面临几个选择：进外办、留校当老师、去旅行社。当得知毕业那年学校有两个外办名额，其中之一要落在自己的头上时，B先生立即找老师表明心迹，一门心思要去旅行社。“我是不愿意去外办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想戴着面具做人。”
在1990年代领着一群金发蓝眼的外国人走在街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B先生说自己从来不认为高人一等，那时他每月固定收入有100多元，在没有枪店的日子里，一样能活得很滋润。游客们临别会送一些T恤衫、圆珠笔、明信片作为礼物，通常收到礼物后导游都需要上交旅行社，收到塞在信封里的小费更是要一分不少地上交，旅行社会在年底的抽奖活动中发给所有员工。
时常有倒卖外汇的机会，B先生从来不干，“友谊商店的女营业员每次看到老外买东西，都兴奋地要换点外汇，就让她们换好了，我要是真想换，随便和客人说一句，客人肯定听我的，为这点小钱没意思，让她们开心开心。”
自从有了枪店以后，友谊商店渐渐门庭冷落，涉外导游则成为了当时的“万元户”。枪店可不止给两包牡丹，而是人民币，给客人消费额的20-30%。越来越多的导游带客人去西郊宾馆和龙柏宾馆，也引来更多的枪店开门竞争，为了吸引导游和司机带游客来，枪店承诺给“停车费”，只要带客人来，不管有没有消费，都给导游和司机好处费，一般是几十元/人，按客人的人头来算。
“停车费就是为日本游客搞的，八几年的时候日本人富得流油啊，”B先生感叹，“中国字画、文房四宝、台布，就是那种白色的编织的，棉布的丝绸的都有，这些是进店必买的，导游都不用说的，不像我们对欧美客人还要介绍。还是文化相近啊！”
关于日本游客疯狂购买的故事我听过不少。“日本人买字画，都是一整面墙的买。”“导游分钱时，把10块钱一摞摞堆满一张桌子，量一下厚度，都不数的（当时10元是最大面额）。”“那谁谁做了两年导游，几套房子买好了。”
枪店，这一站往往成为社会所诟病而导游所安生立命之地。对每一位导游而言，这是必须毫无保留使出浑身解数的一场战役，它决定了几天的工作是有回报还是免费服务。因为生性腼腆，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开口，心虚地说“下面要带你们去参观‘工厂’，参观完请在商店多多购买纪念品哦”似有点突兀和厚颜。后来前辈点拨我要“铺垫”，就是在游览景点或路途中，不时地将丝绸啊茶叶啊巧妙地提起，使它们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于是我又开始讲故事：留园路两边各种了一排笔直粗壮的香樟树，传说古代大户人家生了女儿，会在庭前种两棵香樟树，就如同绍兴人家会在桂花树下埋女儿红一样，等到女儿及笄之年，香樟树被砍下，制成樟木箱子装嫁妆用品。箱子里满满的金银簪子、玉佩珠子、桑蚕丝被褥配以喜庆的红色绸缎被面，压箱底的则是一幅精致的刺绣“春宫图”，这便是古代女子出嫁时“性启蒙”的第一课。女子穿着大红丝缎褂裙披着红盖头坐上大轿被接往夫家，凤冠霞帔之下，拜堂完成婚礼仪式以后才能让新郎官见自己第一面。然而聪明的女子却有办法在出嫁前见到丈夫的样貌，怎么见呢？一会儿到了留园里告诉大家……
只要稍加留意，丝绸可以出现在任何故事里。就像是电影里的男主角始终开着某品牌的跑车，两个小时的电影看了多次跑车的LOGO，广告就植入了观影者的脑子里。常有双眼放光的客人拉着我问：“Angela，哪里可以买到丝绸？”、“Angela，我们想血拼丝绸，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我很乐意满足他们的愿望。最令我深深触动的一次，一位客人走出丝绸厂时搭着我的肩膀说：“Angela，我刚才买了好多，确保你能拿到佣金。”我腼腆地笑了。
一些商务考察团或文化交流团会明令禁止购物，通常在行程单上写着“全程不进店”或“此团是VIP客户，不购物，请派优秀导游”，“优秀”导游能拿到100元/天的导贴，作为无购物的贴补，旅行社还会在团结束后再安排个“好团”（能赚钱的团）来作为补偿。
B先生介绍，“和司机平分（回扣）也是从日本团开始的，一开始导游和司机平分，后来分得太多了，又变成给司机‘涨停板’（设置最高限额）。”欧美团继承了日本团的平分，却没有继承“涨停板”，部分司机宁可不拿津贴，想直接从购物利润中分配，这种叫做“赌团”。
时代变迁，导游的高收入使得旅游行业每一层都想从中分一块蛋糕，于是工资跌至劳动法规定最低水平，曾经的“万元户”B先生也只能拿最低工资，这对于像他这样有原则不唯利是图的上海“老克勒”是一个讽刺。2003年“非典”称得上是一个分水岭，此后为吸引游客旅行社开始压价竞争，表现为客人购买力大幅下降，而入境人数成倍攀升。
“人头费”是低价竞争的产物。旅行社从团费中获取不到利润时，在将团交给导游前会变相从导游处收取每名游客几十元的人头费，所幸欧美团极少收取人头费，日本团相反则收取百元甚至千元每人的天价，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客人购物导游在指定的购物点签单后，有一部分的佣金直接返给旅行社，余下的一部分如20%左右，由导游与全陪/领队、司机一起分。
随着欧洲经济下滑货币贬值，欧美人的购买力急剧下降，客人在丝绸厂从巅峰时期的消费几万元一落千丈至千元，人均消费一百多元。导游拿到回扣与领队司机分一分，也就赚一百多元。
于是，加节目变得比以往更意义重大，欧美游客的行程相对宽松，有时下午两三点钟就结束了，通常客人希望回酒店休息再出来吃晚饭。晚饭后的节目单上“杂技”、“浦江游船+夜游上海”是必推项目。
当年杂技表演炙手可热，上海大剧院、南京西路商城剧院、兰生剧院、马戏城、云峰、白玉兰等各大剧场夜夜爆满。每晚七点以后剧场外的人流就像是参加联合国举行的宴会，男人衣着笔挺散发着高级香水味，女人则身着修身晚礼服妆容精致，有序地跟随导游的安排进场。白玉兰剧场曾在旺季时一天三场从傍晚演到午夜，逼仄的等候厅挤满了入场和出场的游人，场面混乱不亚于2010年世博会。
这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杂技团几年以后又消失得没有一丝踪影，如今上海滩的杂技只剩下马戏城的ERA时空之旅。无论是舞台灯光表演技艺ERA都可称得上顶尖之作。遗憾的是从前顶缸的台柱和几名主角已先后离开剧团另谋出路。
杂技票面价格根据座位等级从80-580元不等，通常我们会卖性价比最高的180元或280元的座位。B先生有一次带了学生团看杂技，只收了每人100元，“我建议他们打车，这样不用分钱给司机，学生钱不多，双方都开心，我就赚个加班费。”B先生形容自己是手伸过去赚钱，不像有些人是扑过去赚钱。
尽管结束一天行程回到家常常是十一二点，但B先生说入境团比出境团轻松。2010年以后旅行社入境团量锐减，B先生渐渐转型做出境领队。有一次从加拿大坐车7小时到纽约，大家都累坏了，想回酒店休息，地陪还是推荐了当晚的自费项目“纽约夜景”，托辞“明天可能会下雨”，于是客人极不情愿却又心有不甘地参加了夜游，回到酒店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B先生心里明白，所有人都很疲倦，包括地陪和自己。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第一天不推夜游，第二天客人去过市中心游玩后十有八九不会再参加自费活动了。
B先生说：“别人猜不出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吃开口饭的，人家会猜老师，导游其实是特殊职业，很特殊。”
导游是我和世界的交换
导游于我，既是故事的出口，也是世界的入口。人们每天不远万里来向我展示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想和处世哲学，我只需拿出那些老掉牙的梗作为交换，便能收获客人的尊重和认可。
伊朗美女连着两天画着粗黑的眼线和大地色眼影美艳绝伦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魅惑的眼神扫过我素面朝天的脸时透着一丝不屑，完全没有为迟到两小时感到些许抱歉和不安。看到我面无表情，她告诉我，“中国人很难过，脸上都没有表情，在伊朗大街上的每个人都放声大笑。”我心里闷闷的，如果可以晚两小时起床，而不是傻坐在大堂，我也会高兴地开怀大笑。让我奇怪的是，同行的旅伴没有一个对她提出不满和指责，像是世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时间对于一些人来说可以任意挥霍，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不由自己支配。
英国的绅士和太太们爱抱怨，尤其是投诉用餐，“龙井虾仁口味太淡”，“小笼包很一般”，“咕咾肉太甜”，“餐厅环境不好，中国人说话声太吵闹了”，“中国的中餐味道和伦敦的不一样，怪怪的”……团队餐厅口味不佳，社会餐厅喧腾嘈杂，众口难调加吃不惯真正的中餐，我已无招架之力，只得打趣幸好食物本身还算是日常熟悉的，有些餐厅提供特别的食物，比如所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客人立即一脸嫌恶得表示不想要特别的，常规的就好。
巴西退休教授邀请我去里约热内卢，“来巴西，你会成为女王。”来自阿德莱德的英语老师则用浓重的南澳口音不断纠正我的Chinglish。
印象中最快乐的是以色列游人，从苏州或杭州回上海的两三小时路途竟然没有人打瞌睡，原本素不相识的三四十人组织起一首首大合唱，一个人起头，一车人齐声高唱，声浪差点掀翻了大巴车顶。快乐的情绪是能传染的，司机哼着小曲儿，不再抱怨接以色列团肚子饿得发慌（以色列系列团只吃早餐和晚餐，中午时间省下来游览），我也乐得轻松，不用为了阻止司机打盹而不停地讲话。
我带领的以色列旅游团在跳舞
除了大合唱，以色列人还爱跳广场舞。每次参观完摩西教堂旧址，我们会走去霍山公园看一块纪念碑，碑上用中英文和希伯来语描述了二战时期上海的难民隔离区域，公园很小几分钟便能逛完，可以色列游客总能在葡萄架下木槿花旁拖延时间，混迹于提篮桥地区的中老年朋友中两两起舞，仿佛相识多年的老邻居。
与以色列的渊源逐步加深，Gil与太太来中国商务旅行，在茅家埠、龙井茶园、北山路，他操着怪异的口音以“Angela, tell me please”开头把无数个奇怪的问题抛给我，实在记不清那些天里他问了些什么。临别时，Gil问我，要不要学做生意？他的家族企业庞大，能源化工地产金融无不涉猎。我问为什么选择我？他说因为我有“野心”。“导游是服务行业，只有business才能致富。”
那时的我视金钱为圭臬。贴着知青子女的标签，十岁便来上海寄居于爷爷奶奶家。他们每天早上一人一瓶光明牌牛奶，我看着他们喝，因为父亲给的生活费不够给我买牛奶；看到学校里的同学每天吃一个苹果，我也想吃苹果，爷爷说想吃自己买，我每个月十元零花钱全用来借书读了，连苹果都买不起。亲人的嫌贫爱富和冷漠使我在十几岁时就早早地确立了目标，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当时得知父亲要提前退休回上海，挤住在老房子里，老人明确表示老房子是留给小儿子的，绝对不会留给父亲，只是暂时让父母落脚。看到父亲把自己安放在用餐的小房间，晚上蜷缩在生了锈的折叠行军床上，把阁楼的大床让给我和母亲，我决心要买房。导游的收入已远远不够。我接受了Gil的提议，并相信，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
2011年秋天，我挥一挥手，告别了那些在我生命中来去的人，他们曾热爱我、拥抱我、为我鼓掌、对我挑刺。我将离开，并记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