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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一军事理论论文2000字篇一
《相互依赖理论视野中的战争与和平》
摘要：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基本状态，它们的相互交替始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避战争，寻求和平，一直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期盼和努力方向。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了范式之间的争论，相互依赖和平论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相互依赖能否带来和平，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相互依赖;国际关系;战争;和平
随着通信、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相互依赖已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这种现象早已存在，但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提出相互依赖论的是理查德·库珀，他于1968年出版了《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但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当数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及他们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此书1977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将会减少战争”的断言遭到了以摩根索为首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和以肯尼思·沃尔兹为首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的批判。
一
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替始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关注这个古老而令人迷惑的话题。何谓战争?何谓和平?它们的根源是什么?消除战争，促进和平的手段和途径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从很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
战争是人类的自然现象，更是人类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下，氏族之间或部落之间的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早形态的战争，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1]104。人类进行战争的动因是什么?说法多种多样：有人认为战争是上帝的自然的意志;有人认为战争是人类生物的“自保本能”、“生存竞争”;柏拉图认为，“战争的原因是由于灵魂的腐化”;尼采认为，“战争的根源就在人性之中”;有人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等因素的产物，是群体意识的表现，是道德和社会进化的唯一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2]33-3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对于原始公社来说，“战争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3]475，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结底战争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与冲突。
和平是战争的对立面，没有战争就是和平。和平有三个重要的自然特征和三个重要的社会特征。三个自然特征为：和平的非暴力性、和平的不安全性、和平的非永久性。三个社会特征为：和平的目的性、和平的工具性、和平的正义性。由于和平现象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普遍与持久，人类期盼和平和探索和平实现方式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均势和平论、霸权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相互依赖和平论和核威慑和平论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出现的。和平的实现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物，只有阶级和国家消亡人类才不会存在战争。
以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与国际局势缓和初露端倪的历史背景下，从紧紧抓住相互依赖这一世界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了以各方付出代价为前提的相互依赖的相关主题，特别是冲突与和平问题，引起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非议。罗伯特·基欧汉在论战中不断吸收其他流派的合理思想，进一步完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目前对相互依赖能否减少战争、带来和平主要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以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他们认为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再仅仅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权力的追逐，而是在相互依赖下各国发现共同利益并进行国际合作。经济相互依赖越强，则战争的可能性越小。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军事力量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力已不再是政策工具，或者说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经无足轻重。动用军事力量代价高昂，而其成效如何难以预料。国际制度是维护相互依赖世界的主要途径，国际机制的形成有赖于彼此各方的共同利益，经济相互依赖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但能否产生和平，最终取决于国际制度的效用。
第二种看法是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沙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他们则对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观点提出质疑。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接触的紧密以及偶然冲突机会的增加，最激烈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均发生在非常相似而且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着的国家必定会发生冲突，并将不时地陷入暴力中，因为它们的关系没有任何控制。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心控制的发展速度，那么，相互依赖便会加快战争的到来。”[4]629-642依附理论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外来的“渗透”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制造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贸易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不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会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种看法则采用折中的办法，这种观点认为，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取决于一些附加的条件。有的学者认为，“贸易促进和平”的假定是与经济关系中的依赖类型相关的，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促进和平，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可能产生更多的摩擦和冲突。还有的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取决于衡量变量的角度和范围：如果从成本的角度衡量，相互依赖会导致国际冲突的增加;如果从收益的角度衡量，相互依赖会降低国际冲突。
二
相互依赖是当今国际社会最流行的用语，很多人都常用这个词，但很少有人去探究这个词的含义，更不会去想它与人类的冲突、战争和和平有什么样的联系。按照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的观点，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人类交往对相互依赖的影响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制约或成本。……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依赖的政治至关重要”[5]9-10。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认为，处于相互依赖中的各个行为主体都有成本代价，其所获得的收益可以是均衡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从某种角度讲，正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产生了权力。如何理解权力对相互依赖的作用，关键在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它“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或政治方面。”[5]12-13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衡量脆弱性的标准是“在一段时间内，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做有效调整应付的代价”。脆弱性与敏感性之间的区别在于“在为行为体提供权力方面，脆弱性相互依存比敏感性相互依存更为重要。”[6]46把权力与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是现实主义与全球主义相妥协的产物，这也是复合相互依赖论的出发点，其目的是想在相互依赖的新背景下使现实主义有关国际关系中权力格局的分析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注定了复合相互依赖论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过分地强调实力;二是在国际合作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三是主张在不改变国际关系旧秩序前提下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三
相互依赖能否减少冲突，带来和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不管是理想主义的相互依赖观，还是现实主义的相互依赖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折中主义的相互依赖观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同样难以经得住事实的检验。
理想主义的相互依赖论认为，在相互依赖已成为世界基本特征的背景下人类会避免战争，走向和平。因为：第一，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发展使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缩小;第二，各国财富的增加或保持必须依赖其他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相互依赖，别国间的冲突可能损害本国的利益，这种荣衰共担的局面会使国际关系趋向和平与合作;第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第四，经济合作和文化交融甚至将拔去“国家主权的獠牙”，形成世界共同体。事实上，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共爆发160至190场战争，平均每年4至5起。仅死亡军人就达720万人，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数[2]162。另据统计，从冷战结束到1997年左右，共发生战争40起，其中民族矛盾13起，占32%;领土纠纷10起，占25%;权利争夺17起，占43%[2]165。在相互依赖程度化已经相当高的时代里，战争如此频繁，相互依存会减少战争的观点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现象。可以说，大国之间的核战争不会爆发，但常规战争是大战不打，小战不断。
现实主义的相互依赖论认为，相互依赖不会导致和平，接触越紧密，发生冲突的机会则越多，内战和国际战争就是发生在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之间。因为：第一，相互依赖带来的是更多、更新、更复杂的问题，这必然增加国际社会中利益冲突与动乱的机会;第二，相互依存的发展比相互依赖的管理机制的发展更快，没有足够理由证实相互依赖能导致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第三，跨国经济活动有种种难于根治的问题，跨国公司使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更多流入发达国家，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不断引发金融危机;第四，相互依赖不能限制国家主权，也不能彻底改变各国追逐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基本现实。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古代的战争和近代的殖民战争多数不应该发生，因为当时战争的双方并没有紧密的接触。其实，古代和近代所发生的战争比现当代还要频繁。可见，战争发生的几率与相互依存的程度并不成正比。
折中主义的相互依赖观认为，相互依赖可以引发战争，也可以带来和平，是战是和关键取决于相互依赖是否对称，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带来和平，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则可能引发战争。问题是不对称度要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这是一个极不明确的概念，在实践中也是很难估计和操作的。
从历史上看，战争既可以在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也可以在关系并不密切的利益集团之间爆发。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还存在，不管这些利益集团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际军.军事战略思维(增订版)[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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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017年大一军事理论论文2000字篇二
《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先进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哲学基础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研究不同时代北京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际问题的军事理论.它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吸取了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即是对陈腐的军事观念的否定，又是对人类优秀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先进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基本原理永远是我们夺取革命战争的指南。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科学的，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深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进行浅薄的探讨。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其形成与发展就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最大的创新发展，在于突破了在暴力革命方式上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借鉴吸收了马列暴力革命的理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一支在其绝对领导下的武装，作为完成党领导的革命任务的工具。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考察认识到，实现暴力革命的具体途径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本依据只能是本国国情。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产业工人人数很少，根本不具备以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在全党范围内，毛泽东率先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探索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此外，毛泽东还借鉴中国古典军事战争思想，并与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创造了最灵活、最完整、最成功的，形成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新的战略战术，他是一位最杰出、最巧妙地运用中国古典战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家。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在他的万卷苦读中，历史书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历史兵书占有重要位置。如《战国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他对春秋战国“七雄”争霸古战史十分精通，同时，对孙武、孙膑、诸葛亮等用兵之策颇有鉴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特别下功夫地论述的问题就是游击战。毛泽东把古典战争经验和理论，以最简练的语言、最生动形象的比喻，赋予革命战争的实践。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中最活跃的游击战争思想理论，是他的亲临战争实践与古典战争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争理论，决非单纯的游击战术，它是游击战略思想与红军队伍建设相结合的，是我军各时期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和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的，并不断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战略思想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亲临战争的实践。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标志。特别是反映在我军初期的队伍发展和军纪军风建设上，毛泽东亲临战争实践，总结战争经验，再运用于指导战争的思想和作风尤为突出。
如1927年秋，由于当时共产党军队的力量薄弱，战略战术十分简单，致使先后发起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秋收暴动接连失败。会师井冈山后，毛泽东认真研究红军队伍建设和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制定了著名的“十六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后被定为作战方针，贯彻红军全军。这个方针，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强调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灵活运用游击战略，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这样，使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红军队伍因此而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
为加强红军队伍建设，毛泽东将游击战的原则和纪律，作为红军官兵的守则，以军歌形式在红军中传颂，促使红军队伍掌握战争原则和加强纪律建设的自觉性。他总结失败原因时，得出必须加强我军根据地建设的结论，进而又强调加强我军根据地建设，必须考虑我军依靠的对象和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在完善军纪上大做了文章。如最初在红军战士中规定的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简明纪律，突出军队整体一致性，也突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该纪律贯彻执行刚开始，就得到了根据地农民的极大拥护和支持。后来，又在三条上增添了八项。即：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和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这些纪律的制定和逐渐完善的过程，反映了毛泽东亲身体验和实践的过程，它既反映我军的性质是革命的队伍，又反映了这支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它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立的红军建军思想，它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正是在这种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解决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避免了我军孤立、简单、拼消耗、伤亡惨重的局面。解决了巧妙地打击了敌人，发展自己等一系列重大军事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