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头发的故事》在中国小说领域是很独特的。读头发的故事，大家有何阅读心得要分享呢?来看看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头发的故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头发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因为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N先生说。
在鲁迅先生的《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这个人物似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人“头发”历史的讲述与评论。他真得是在谈论“头发”吗?
――其实不然!在看似简单、平淡无奇的“头发故事”背后，却暗藏了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一声长叹：中国的革命，不彻底啊!
这并非是后人对先生思想的无端臆测。事实证明，这次革命革得真是不彻底。否则，人们为什么还像清人一样思考问题呢?小说如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新”社会中人们的旧思想。
“早晨，警察到门，吩咐：“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是N描述的北京双十节(旧国庆节)的情形。“挂旗”已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在“懒洋洋地踱出”的“国民”心中，“国旗”已成了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他们没有将“国庆”放在心上，更别提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了!
“几个少年……连尸首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现在他们的坟墓……渐渐平踏下去了。”这就是“国民”眼中的革命烈士!他们心中何曾有过“烈士”的概念?没有过!根本没有过!中国的旧思想里是没有“烈士”这一条的。
是的，辛亥革命，革掉了反动的旧封建清政府，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革掉了人们头上的一条辫子，却革不掉“国民”的封建思想。为什么有人说这一次革命“虽胜犹败”?恐怕就是这原因。
头发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它的特殊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它也是一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全文共二千三百余字，其中叙述语句总共只有二百五十余字(这个字数包括了对话前的诸如“他说”、“我说”等引导语)，“我”的话才三十五字(包括标点符号)，其余二千余字都是一个被称作N先生的话。
二百余字的叙述语言，第一句讲“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讲了撕日历及一句随便的感想，接下来的叙事交待了N与我的关系：“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然后是最长的一段叙述，这段叙述交待了N先生的性格及我对他的态度：“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此后的叙述就只是对N谈话中表情、动作及“我”的动作的简略描写，诸如：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
由上引文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这篇小说在两个人物“我”与N先生之间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情节，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是N先生因双十节而发牢骚，待到他发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告辞而去。小说中也没有通常的所谓人物性格描写，仅有的一段描写其实是“我”对于N先生的评论：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对于中国古代传奇、话本小说传统的彻底决裂。中国传统的传奇、话本小说，故事情节无疑是它的生命，情节的发展就是故事的展开，故事的完成就是情节的终结，故事与情节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欧洲近代小说的纯文学传统也是要讲究故事情节的，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显然也不是对于欧洲近代小说传统的借鉴。《头发的故事》的兴趣既不在编织精巧的故事情节，也不在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它的中心指向一个人物的独白式话语，《头发的故事》显然是一篇小说传统之外的小说。
这篇小说的构成依赖什么?
第一层次，显然是亲身经历的叙述样式，他叙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具有明确的时间、视点，而亲身经历这一点，为叙述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真实性的道德的证据。在叙述的第一个层次里，“我”与N先生形成一个对比：这是两种人的对比，一个有历史记忆，尤其是辛亥记忆，一个则无，一个通世故，一个不通世故，一个是有声而喋喋不休的，他正好是少数的，是不通世故者，虽然喋喋不休却无力，一个是沉默少言，他正好是多数，是世故的表现，虽然是沉默的，却是沉默的多数，是强大而有力的——正是他拥有对于N先生的评论的话语权，这两类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感受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是这篇小说的第一层次上的结构原则。[13]
第二层次是N先生的叙述，N先生的叙述是《头发的故事》关注的中心。从第一层次看，N先生的话只是对话之一部分，是人物话语，但是这个人物话语其实是小说的主要部分，所以必须单独考察这个层次。
N先生的话其实也是叙事。每个小说家都会在其小说中叙述其认为可叙述、值得叙述之事，这个可叙述之“可”，值得叙述之“值得”，也就是叙述性的问题。所谓叙述性在叙述学理论研究中不同的看法，罗伯特?斯柯尔斯从阅读反应角度理解，认为叙述性就是“释义者从任何叙述中介所提供的小说资料中构筑故事的过程。一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是叙述文本，它只能给我们提供引导，而要靠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叙述性去完成形成故事的过程。”我们不妨从从阅读反应的立场仍回到文本立场，文本中介只有提供了这种引导，读者才能阅读解码，或者说，作者在编制符码时就有一个编码规则，这就是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在很多时候与读者一致，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与读者不一致，在文体发生变革的时期，这样的情形尤其普遍。
N先生的叙述和叙述性首先在于其历史性，通过双十节的时间因素、北京的地点因素、历史人物、事件(中国古代的刑罚、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杨、长毛、辫子、《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等)，将其叙述锚定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其次，其叙述性在于人物，历史中的个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尤其是关于N先生这个“我”的无发之灾的遭遇的叙述)遭遇，在历史、历史中的个人的叙述中，都隐含了一个时间点，只要有时间的点，就必然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他的叙述也就是从这一时间点向前的运动，这个时间与历史、现实、未来联系在一起，预置了一个读者解读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是语言结构表现的文化的结构。因此，N先生的叙述，其实质是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