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大旱————一场几欲让陕西人亡种的大饥荒 陕西人社厅

不能忘却的历史,面对多灾多难的今天,让我们警醒。

拉仕泰多·布拉布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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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1927到1931年间,陕西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引发的大饥荒,灾前全省人口1300万,940万人受灾,死亡250万人,逃荒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这场灾难之后,陕西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新移民从河南、山西等周边邻省迁移过来,这就是目前陕西境内河南、山西后裔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更迭,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场旱灾,这场几乎让陕西亡省亡种的悲剧,却成了连陕西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捩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天色大变

陕西省地处中国北部黄土高原,是中国干旱多灾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旱灾频仍。据陕西省自然灾害资料记载,自公元前780年至1947年,全省共发生旱灾316次,其中大旱103次,特大干旱42次,民间向有10年一小旱、30年一大旱之说。

1929年大旱前的50多年之间,陕西曾相继遭受两次物大干旱的袭击,即1877年(清光绪三年)和1890年(光绪二十六)两场大旱灾,其中以清光绪三年大旱危害最烈。那次旱灾吞唾了近100万人的生命。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碑刻《荒岁歌》,对1877年那场灾难的惨景作了真实生动的记述:

“…天降甘霖雨,先年8月间,直旱得泉枯河瘦井底干。
天色大变,人心不安,处处祷雨,人人呼天。
诸物甚是贱,粮食大值钱,壮者饥饿逃外边…男女逃避城堡寨,腹中受饿不安然。
榆树皮拌蔺根面,一斤还卖数十钱。
大雁粪,难下咽,无奈只得蒙眼餐。
山白土,称神面,人民吃死有万千。
兄弟无粮难共患,夫妻无面结仇冤。
老幼相见无所谈,彼此只说饥饿言。
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
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
路旁没走,街头有女言,半夜三更哭连天。
大路旁,或死后,或死前,可怜身体不周全。
六亲都不念,伤生就在眼目前。
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煮煎。
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关。
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
各村皆有抢汉,即有粮食也不安。
四乡争夺胜算,大街抢物人难看。
路有女流辈,洛东西南,随人奔走往外县,那时节何论女男…”

而1929年的大旱灾,其持续时间、受灾区域、被灾人口惨烈程度等,均已超过涉及光绪三年的大旱。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

有道是:“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

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大荔、澄城韩城一带,少灾民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对象。

至1928冬,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乡离井,出外逃荒;数十万妇女儿童,被卖出省外;各地饿毙灾民的数字,成倍加番地往上增长;吞食人肉的惨剧也相继发生!

1929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卫生部长薛笃弼赴陕调查灾情,陕省主席宁哲元陪同薛察看了潼关、华县、渭南、临潼、三原、富平等县。“足迹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他们“每至一处,饥民攀辕卧辙,哀号乞食,”形同人间地狱。

饥饿大逃亡

在那场饥荒中,陕西省出逃灾民和被卖出妇女、儿童的总数,累计达78万余人。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

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8元之间,凤翔岐山一带已涨至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曾经秦腔戏文里唱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这种夸张的描述,竟然成了现实!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曾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这种禁令实际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该人贩持此文契,视为公然。”

合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

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

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全民救灾

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1926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主席是曾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1929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9月9日,视察团抵达百安。

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第二天,视察团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高。

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

目睹这番惨象,回杰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对全国上下了解陕西灾情的实际情况,积极支援陕西赈灾起了很大作用。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

12月1日电:

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由于省内外众多绅士学人的呼吁和宣传,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1930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将军、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世界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虽然只有1元钱,但与捐几千、几万同样使人感动。

1929年这一年中,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为省赈务会募捐,一方面从汉口、上海等地购买粮食。据统计。至当年底,省赈务会从汉口购得大米7300包又57石。由上海购面粉915596袋。又从潼关购进小米2259包。长安县赈务会借给省赈务会面粉765袋。东北筹赈会、旅平陕灾救济会、华北赈灾会、西安济生会等组织捐来大米、小米等食物8000包。省赈务会还收到各方捐来的棉衣10000件、棉被220多床、棉鞋6613双、棺木2300副,及各种救灾药水如“济众水”、“保安丹”等4000多瓶。

另外,陕西省赈务会还领得赈灾公债20O万元。售出票面1921480元,中签票7500元,实得1327027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陕西赈务会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为了收养流失的妇女和儿童,在西安地区设立了一个妇孺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

同时省城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人口,验明饥民所持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一再发给上个竹签,然后排队进入厂内,男女左右分开生。老弱者在前,少壮者在后、每人一满勺,周而复始,每人只准两勺.不得吃得太饱,以免灾民饿极后饱食过度撑死无救。食粥后,仍将竹签收回。复将食粥票发给本人。

在办施粥厂、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灾区的混乱局面才基本得到了控制。

灾难起因

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为什么这次灾荒如此严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于右任先生1931年5月1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

幸存者自述

以下是1991年部分幸存者的自述——

那年,我把我弟弟给卖了。我那年15岁,我弟弟5岁。

我们全家4口,一路讨饭逃到白水县。逃到那里之后也没有寻到活路,只好把弟弟卖了。卖了3斗糜子,大约100来斤。我弟弟现在姓王,叫王重德,如今也67岁了。

幸亏我们家逃出去了。我走时我们这条巷有20多户人家,回来时一户也没留下,除了逃出走的。全饿死了。

我记得当时逃出去的还有两户。一户是杨国子家。杨国子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老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饿受不住,入冬就逃出去了,家里就剩下老汉一个人。

入冬后一天早晨,老汉出了院门想去寻点吃的。人东倒西歪的,立都立不住。遭饥馑时人都那样,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老汉刚走出院门没几步,倒在地上就死了。死了就死了,没人管。那年月村子里到处都是死人,谁也顾不上管谁。

不过逃出去也没能都活下来。逃到蒲城和韩城的两个兄弟活下来了,另外6口逃出去也全饿死了。

我没名字,村里人都叫我竹能妈。过去我的工分上填的也是谭竹能妈。我娘家在代堡村。那边饥荒比这边吓人。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糠和树叶都吃没有了,没活路了就只好往外边逃。

我三哥和一个本家兄弟逃到黄龙县那去了,死活不知,此后再没有回来。那时候比现在。那时候村子里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出门,连黑池镇在哪里都摸不着。但一闹饥荒,人胆子就大了,哪里都敢去,只要能寻着吃的。

人就是这,人什么罪都能受,就是饿罪受不住。我还有个小妹子那时才3个月,养不活只好给了人。我是10岁多就过来当童养媳的。我姐姐也是童养媳,她比我过来提早。到这边来总算没饿死,活下来了。

我有个姑姑家在池东村。听我姑说池东那年饥荒闹得更厉害,村子一多半人家都绝户了。我姑当时有4个孩子,两个男娃两个女娃。两个男娃逃出去了,两个女娃全给了人。不是卖的,是给了别人的。那时女娃不值钱,给都没人要,还敢说卖?

说起卖婆卖女人的事,最惨的是村边的刘娃。刘娃家没有地,一分地都没有。刘娃常年在黄河难上以拉船为业。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刘娃就把他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娃,一块卖到对河的山西永吉县去了。

听说卖了40块现大洋。当时40块大洋能买多半担麦。可惜麦没买成,刘娃自个也没吃上。他从山西那边过来没回到村里,就在南沟被人勒死把钱掏走了。尸身是第二年雪化之后才被人发现的,村里不少人去看过,说脖子上的绳还没解开。

再就是杨玉吉家。杨玉吉4个娃,全是女娃。也是饿得没办未法啦,他就把门板和窗扇拆下来,绑了个筏子,叫他女人和4个女娃全坐在上边。黄河那年结了冰,冰很厚,胶轮大车回走都没事。杨玉吉就在冰上拖着门板,把他女人和4个娃拉到黄河对岸。他开始哄他女人,说只卖两个女娃。但过了河就把四个女娃连婆娘一块卖了。卖了多少粮食不知道。他最后没饿死,但回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人看上去跟痴了差不多。

那年头,卖儿卖女卖婆娘的都有,卖房子卖院子的也有,就是没有卖地的,地那时候没人要。房子院子也不值钱,一间房能卖二、三块钱,连一斗麦也买不下。卖婆娘报导有。谭天有就把婆娘卖了,这村里年岁大些的人都知道。

人贩子领人来了,天有婆娘卖了,天有婆娘抓住门框不走,哭哩叫哩。天有上去把他婆娘的手扳开,说去吧,守在家里等饿死呀!

谭金海家是把房子卖了,一院房子全卖了。一家9口,5个儿子2个女娃,举家逃到富平、洛川那边去了。后来5个儿子中活着回来一个其余几口死活就无人知晓了。

冯生家也是把院子房子全卖了,一家7口逃出去,至今再没有回来。高克勒弟兄两个,原来是做生意的,论家境出去,在村子里是偏上等人家。

克勒爹就常常给村里人吹说他的这境是:“儿子不多有两个,麦子不多够吃馍,婆娘做饭我烧火,我不能争(欠)人人争我。”临到那年也撑年也撑不住了,也把房子卖了逃出去了。

别的村也一样。我外祖父和我舅家在路井镇刘家庄。我外祖父把我外婆卖了,我舅把我舅妈卖到富平县,卖了30块银元。但我舅妈停了几个又偷跑回来了,说那边和这边差不多,饿得受不住就跑回来了。

我们三兄弟,大白天在黄河滩锄地时,遭到了7只狼的围攻。我们背靠背,抡着锄头边喊叫边乱砍,狼就是不退,整整对峙了一个上午,还将二弟的后脖颈咬了一个大口子,后来村子里其他人操着家伙赶来了,狼这才很不甘心地逃走了。

同村杨德有的母亲饿病在炕,也是大白天,狼从院墙跳进来蹿进屋子,老太太问谁呀,没人吭声。老太太扭脸一看是狼,喊都没喊出一声,脖子就给狼咬住了。

最后狼把老人的血吸干,还想把人也拖走。咬着脖子将老人从炕上拽下来,拖出屋子,一直拖到院墙跟底下,狼才跳墙跑了。

那时候没吃到,狼也多了,狼开始吃人了!当年我刚满两岁,父母在田里干活时,让我在场边玩耍。场里那么多人,一只独狼居然溜到场边,乘人不备,将我叼起来就跑。满场人挥着扁担镰刀,喊着在后边追赶了三四里路,狼才在跳过一处崖背时将我丢下。至今,我屁股上仍有当年被狼咬伤的疤痕。

同村谭闯生家养着一条狗是全村的狗王,壮得像只小牛犊似的。一天谭闯生到井台去挑水,回来发现狗不见了,院子里满地狗毛和血。原来三四只狼乘他出去进蹿进院子,硬把狗咬死后拖走了,连狗脖颈上套的铁圈也咬断了。此后,各家都给狗脖颈套上了带刺的铁圈。

还有谭昌明的妻子,晚上起夜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撒尿,被事先钻进院子的一条狼从手内将孩子叼走。全村几十个青壮年打着炎把追寻了一夜,到底也没孩子找到。

还有一对夫妻,大晌午在地里拔豌豆。开始两口子并排往前拔,一边拔一边说着活。男的手快,拔着拔着走到前边去了,妻子在后边说你拔你的我能撵上,丈夫拔了一会又叫妻子快点,没听见妻子回话。扭回头一看,只见妻子已经被一条狼扑倒在地,脖子都已经被咬断了。

村里有一个姓谭的武秀才,一身功夫,平时赤手空拳,七八个小伙子也近身不得。村里当时一般人都不敢单独外出,即使是年轻小伙子,门也是三五拱伙,提着马刀棍棒吆吆喝喝的。

武秀才自恃有功夫,没把狼放在眼里,结果还是被狼害了。那天他单人去县城办事,回来时和狼遇上了。多少只狼无人知道。那时候狼都是一群一群的,少则七、八只,多则一、二十只。最多时,有人见过七、八十只狼集成一群浩浩荡荡从村了中间通过,就像一支土匪部队似的。武秀才那天肯定是各一大群狼遇上了,到底未能逃脱,等村里人寻见他时,胸膛、肚子都已经让狼掏空了。

我那年16岁,已经不小娃了。那时候大人小娃全一样,全没有活干。地里到处红光光一片,一丝绿叶都看不见,树枝树杆全是折的,树叶树皮早捋光剥尽了哪里还有稼活干?有活干人也干不动,大人小娃全都饿软了,每天出门唯一干的活就是四处寻找吃的。我那时常到村里的龙王庙前边去,那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去那里求雨,那时已经没人求雨了。

人饿到那份上,连龙王爷、连神都不信了。除了肚子,别的什么都不顾。龙王庙前有卖馍的,也有卖包子的,卖馍的笼口盖好几层布,只留个很小的口,怕人抢。卖包子的不说是什么馅,不说是猪肉馅羊肉馅还是牛肉馅,也没有人敢问是什么馅,反正是肉包子,有肉味。

其实当时村里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人肉包子,但没有人敢说。卖的人买的人都不说。我没吃过那种包子,但见过别人吃过,还见一个人从包子内吃出片人手指甲。我记得还有人问吃包子的人是什么味,那人说跟猪肉差不多。

卖包子蒸笼底下的灶火里,填是柴炎和死人骨头!这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人骨头,大人小孩一眼都能认出来。人骨头烧着了跟柴火不一样。滋滋响,冒着油泡,有烟还有一股说不来的气味。

那年我9岁,差一点被别人给吃了。那时候,各家各户的大人都不敢叫小娃出去。一是怕狼和狗。那几年狼特别多,大白天狼进村叨小孩的事经常发生。狗比狼还可怕,狗那时候吃死人吃得全身都脱毛,人一倒下狗就吃,见了小孩扑上去就咬脖子。再就是怕小孩出去被别人吃了。

那一年蒸的煮的吃小孩的事传得到处都是,还有亲生父母吃亲生儿女的。我就差一点给人家吃了。我记得那一家是弟兄两个,就住在龙王庙前边那条巷里。他们哄我说给我馍吃,叫我跟他们到家里去取。那时候小孩一听到有馍吃,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叫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一进屋子他们就把门关了。还叫我坐到炕上。我刚坐到炕上他们就上来捏我的腿。幸亏我爸和我哥他们听到消息,寻着追来了,我才没被吃成。现在一想起那弟兄俩当时看我的眼神,心里还直打颤…

我们村那年总共饿毙饿死多少人,这我说不上来,没计算过。但我知道住的那条巷,36户死得只剩下14户。有逃出去的,也有饿死的。人没吃的了,可不就只剩下一个死!什么都吃光啦,只要能嚼烂能往肚里咽的东西都吃光啦!糠、玉米芯子、棉籽、刺根、柿子树叶、杏树叶子,我都吃过。

还有榆树皮!榆树皮那是好东西,比其他树皮都好吃,当然不会比正经粮食好吃。怎么个吃法?把树皮剥下来,烤干,碾成面,熬成稀糊糊吃。有时掺点别的东西,有时什么也不掺,就那样喝。我们村子四周原来榆树最多,后来就绝种了!

那时候还有杀人抢粮的。一宗是杨玉祥家。杨玉祥现在还在世,死的是他父亲。不是饿死的,是被人打死的。

那年冬天,杨玉祥他父亲从山西那边贩回二百斤糜子,刚进门,就有人把杨玉祥叫出去。等他回来,他父亲已经被人打死在炕上。用枪打的,腰上穿个洞。二百斤糜子一颗没剩,全被抢走了。谁抢没人知道。那年月土匪多,政府也顾不上查问这类事,死了就白死了。

再一宗是杨成娃家。成娃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面,就被人勒死在灶房里。听说面不多,就二三斤,成娃正打算做了吃一顿饱饭,结果就叫人给害了。

还有杨自成家。杨自成原来弟兄5个,老四和老五卖到北山头去了,剩下老大老二老三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他爸和他妈。自成爸那年有60多岁了,老汉不是饿死的,是被三个儿子活活勒死的。也是那年冬天的事情。

那天弟兄三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麦子,他们偷看磨子,磨完麦子之后扫磨眼时,老汉饿急了,用手捏了点面就往嘴里头塞。三兄弟上来就把他爸勒死在磨道里。自成娘后来也没活多久。第2年的糜子收割后,自成娘一顿吃糜子面饼吃太多,活活给撑死了。

这事不用想不用回忆,民国十八年年景谁能忘得了?人忘了肚子也忘了!我们这条巷饿死的人,我给你从巷头数:先是梁开吉一家。几口?6口还是7口反正全都死了。全是饿死的,一口也没光出去。

再是梁昌一家。儿子逃荒走啦,随后老汉把女人卖啦。那时候卖女人的多哩,梁启贤也把女人卖啦。还有卖儿媳妇的,梁向引就把儿媳妇给卖了。梁芒贤的女人也给卖了。梁芒贤的女人不是他自个卖的,是叫人拐卖走的。梁家昌把女人卖后不久,老汉自已也饿死了。一家人全死绝了,后来院门也被泥死了。

还有梁碰了一家,也是饿死的。还有梁存祥。梁存祥是在黄河的冰面上摔死的。那年黄河结了冰,梁存祥和另外三个人到山西那边担粮,回来时在冰上滑了一跤,人就给摔死了。结果加那三个人,把存祥的那担粮食分开担回来,把人扔在冰上不管了。

再过来是梁更志家。梁更志一家9口,都没有活过那一年。梁更志是跳井死的,他那年有36岁,管着我们这条巷300亩地的催粮差事。他不是村长也不保长,就是按田亩划分,叫他管300亩地的粮差。每年到时候,县上催粮的人不找别人,专来找他。你想,地里啥都不长,人都饿得吃人肉哩,他到哪里去催粮呀?他是个好人,不忍心催大家,就跳井死了。那井有36丈深,人一下去就甭打算救咧。那口井还在,就在场那边不远,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报章实录

《大公报》1929.4.9.

《申报》1929.4.28.

《大公报》1929.5.5.

《大公报》1929.5.5.

《大公报》1925.5.5.

《大公报》1929.5.6.

《申报》1929.5.8.

《大公报》1929.10.10.

[特别鸣谢]:《西安档案网》、《坊上人》、《西北秦人》、《HYSTERIA(台湾,正体)》、中国气象频道《陕西旱灾惨剧》(上、下)、美国《LIFE》记者拍摄到的民国大饥荒…更多资料INXIAN正在收集整理中,和您一起还原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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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电影看过之后,我会到电驴去把电影的全部原声音乐(OST)下载下来,反复听,而《菊次郎的夏天》则反过来,首先是影片的音乐吸引我想去欣赏如此纯净的声音所配合的画面, 尽管很多人或许都没看过这部影片,但是,只要你看过《士兵突击》、湖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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