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思想探微暨王羲之传 晋书王羲之传阅读答案

王羲之思想探微暨王羲之传 晋书王羲之传阅读答案

王羲之思想探微

作者:曹洋殷志林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自宋朝起就因疑引起论辩,至上世纪6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促成,郭沫若与高二适对垒将论辩推向高潮。兰亭论辩的焦点较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该文中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阐释分歧较大。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王羲之这是有力批判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老庄思想,“这在崇尚玄学、老庄思想的东晋时代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这显然人为拔高了王羲之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王羲之批评庄子的立足点。

  一、王羲之没有超脱玄学

  玄学为王羲之家族文化。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说过:“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而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朝廷重臣、名士领袖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既是政治家又是清谈家。王家玄学中的违礼、狂放在王羲之身上同样打上烙印,“袒腹东床”这一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王徽之,均放诞不羁,任情恣性。王徽之为参军时“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而“人琴俱亡”的故事,不仅生动说明了王献之、王徽之兄弟俩的深情,更展示王氏家族作为名士溺于性情不拘礼法的风度。

  与王羲之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是玄学家。《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安元、支道林、许询均是当时清谈名流。王羲之的另外两位好友殷浩、刘惔也均好老庄,“善谈《老》、《易》,擅名江东”。参加兰亭集会的谢安、孙绰均是玄学名士。谢安继王导之后同样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风流洒脱比王导更胜一筹,他并不认为玄学清谈会误国误民,曾反问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从《兰亭集序》及26人的诗作看,玄学依然占据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诗不脱玄言诗范畴,大量玄学用语充实其中,例如“万殊混理”、“真契齐古今”、“遗世”、“保真”、“齐物”、“彭殇”等。而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造真探玄根”、“散之在推理”等均为玄言。王羲之的好友支遁将《庄子》的“逍遥”义创解为“即色论”,主张“色是空”,“空”、“无”存在于色彩斑斓、万象纷呈之中。钱秀南提出,王羲之的“兰亭《诗》、《序》显然发挥了支遁《逍遥论》‘即色论’意旨”。

  因此看来,这次兰亭集会是一群玄学之友,借修禊之事,赏景、饮酒、赋诗,享受人生之乐趣。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谈玄析理,他们因玄学物我同一而相知,不仅是同类,而且为好友。在这样的时节王羲之当然会发出“快然自足”、“适我无非亲”的感慨。

  二、王羲之的玄学思想有明显的个性倾向

  我们谈及魏晋玄学时,总是老、庄不分,仿佛老、庄就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老、庄是两个相异的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派,《周易》、庄子为一派。两家虽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境界,都把“无为”作为手段,但黄、老的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正好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态度。魏晋名士盛行玄谈,其中老、庄之争常常是他们论战的焦点。阮籍和王坦之都作诗著文直接批判庄子。
  王羲之接受的是黄、老思想。《晋书》云,郄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这里并不见王羲之迷恋庄子的踪影。王羲之有一则杂帖,鲜明表明了他对老、庄的态度:“省示,知足下奉法(注:指佛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注:即庄子)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注:指五斗米道)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这里王羲之一方面斥责庄子“诞谩如下言”,另一方面表明终始虔诚于“五斗米道”(源于黄、老的天师道)。钱钟书指出:“晋代士大夫不乏事张鲁‘鬼道’者,王氏家风不孤。”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正因太痴迷这一“鬼道”,而为叛贼所害。

  相对于王凝之而言,王羲之更多接受“五斗米道”中关心下层群众疾苦的思想。他在给殷浩、谢万信中分别劝诫他们“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共赋役,与民更始”,“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他任地方官时,实行“宽和为本”的仁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做护军将军时,践行了“五斗米道”的“生存权利的公平而均等的思想”:“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这种均平意识,体恤老弱病残的做法在古代实在罕见。他虽志不在仕林,但对国事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他对殷浩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他劝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当年郭沫若就以此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后半部分所表现的消沉人生态度不符,进而认定自“夫人之相与”以下160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加上断语:“(添加人)是不懂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事实上“不曾弄通”的应是郭本人。人们常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一个“玄”字,而忽视玄为“体”、儒为“用”这一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王羲之、王导、谢安等都是儒学人格玄学化代表人物。就王羲之本人而言,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五斗米道”的原始道教的情结。

  王羲之尽管崇老贬庄,但他对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相反对庄子的某些东西还比较欣赏。王羲之阅读支道林论著《庄子·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明显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群籁虽参差”也是用的《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这与其《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批判言语极其矛盾。钱南秀分析这一矛盾时说:“分明是曲终人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心灵情感受到极大震荡,深切体味到死生异路,寿夭不均,遂不顾哲理上的不合时宜,下笔直抒胸臆,表现了他对理的超越,对情的执著。”可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瞬间变化较大,但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不会说变就变。倒是钱钟书先生解释相对合理:“只‘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王羲之这样“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则来自“五斗米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说。杜萌若得出结论说,王羲之否定庄子“齐死生”思想,是“从内心深处对神仙长生之说彻底绝望,正因为希望是那样强烈,绝望才那样彻底”,但这种绝望至少应是在“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写此序2年后王羲之辞官出游,乃乐此不疲地“不远千里”求仙服散。

  三、王羲之否定庄子“一死生”观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的悲愤

  让王羲之如此确定“固知”一死生、齐彭殇不真实,至少来自苦涩生活的三个方面。

  一是生死的诀别。《全晋文》所收王羲之的杂帖,有四十多通都使用了“痛哉”、“悲夫”语义的词汇。令王羲之痛心疾首的是中年丧子玄之、官奴先后夭折。其次是他的周嫂亡故,王羲之6岁时,父亲下落不明,他在“母兄鞠育”中长大。其嫂为汝南名族周嵩的女儿,非常贤惠,待王羲之甚好。永和年间周嫂病死,王羲之多次写道:“痛彻心肝,当奈何奈何!”面对亲人的生死诀别,没有人能洒脱,虽阮籍犹不能,况羲之乎?面对那种摧心断骨的悲痛,他怎么相信生与死、长寿和夭折是一样呢?

  二是人生的无奈。司马睿在王羲之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和王敦的建议和辅佐下,建立东晋政权,但这并没有能改变政坛的动荡和时局的混乱。朝纲大乱,主仆颠倒,兄弟反目,朋友无信,百姓命如草芥,这让王羲之无法捉摸人生。特别令他尴尬、迷惘、苦涩的是他两位从伯王敦与王导、两位叔叔王廙与王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一边是王敦与王廙叛乱,杀害忠良。王羲之贤嫂的父亲、伯父忠臣周嵩、周顗就是被王敦杀死的。在王羲之成长的过程中,周顗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羲之13岁时,时任右长史的周顗,将洛京名菜“牛心炙”,最先敬给王羲之,从此王羲之名扬天下。而王廙秉承王敦旨意杀死忠臣司马丞。虽然“王廙为右军之师”,但王羲之却一直耻于提及叔父王廙。另一边是王彬不惧死亡的威胁,当面痛骂王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王导则“率宗族,每旦诣台待罪”,王羲之也应该是站在这生死边缘中的一员。每天或生或死的等待,无疑是人世间最漫长的煎熬。一边杀人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另一边受害者是自己敬重的恩人。这又怎么会让王羲之认为爱恨情仇是一样的呢?那种生与死无奈的被动选择,大概不会不震撼王羲之的心灵,也不会使他相信生与死是相同的吧!

  三是王羲之的郁闷。世人皆说王羲之的洒脱、飘逸,而不知其内心的苦闷与愤慨。王羲之幼时,即309年,他的父亲王旷带兵出征却全军覆没。王旷若战死,则未见赐号,若活着却又无音讯,据此后之学者推断王旷有临阵脱逃的迹象。诚如是,这该给王羲之的心灵留下怎样的阴影?而让王羲之愤慨的另一件事是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的私怨。二王均齐名于当世,但两人交恶彼深。永和十年,王羲之听到王述将出任扬州刺史后,他即派一名参军至朝廷,请求将会稽郡分划出去,成立越州。结果被派去的人领会错了王羲之的意图,未果,此“大为时贤所笑”。受此奇辱,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361年,“以愤慨致终”。人们时常被王羲之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所蒙蔽,错以为王羲之人如其书。其实王羲之非常在意日常生活的体验,或许生活没法让他超越生死情仇。他活得真切,活得沉痛,活得郁闷。在乐与悲、爱与耻之中体悟到生与死、寿与夭的不同。因为寻求解脱,王羲之在孤寂中突围,在亲人挚友中释怀,在自然怀抱中放旷,在求仙吃药中寻求慰藉。

  王羲之作为儒家人格玄学化的实践者,其思想则是黄、老用世哲学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结合起来的玄学,但他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老、庄的喜恶更多的是来自对生活的直觉。作为一位天才艺术家,王羲之关注的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当现实生活的体验,让他感知到“一死生”、“齐彭殇”的论调与五斗米道的教义相左时,王羲之对之当然予以否定。仅凭此一句否定庄子的话,就拔高王羲之的思想,把他凌驾于时代之上,显然是不真实的。

  原载《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7年第3期

王羲之传

作者:刘长春

在灿若星汉的书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这不仅是因为他变古创新写出了“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而且因为他“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学传统的经典谱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可谓既深且巨。搞书法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习过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间接继承。我曾经写过《说不尽的王羲之》一文,说到“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撑。”这话,说的是实情。“王字”,从内涵来说,一般指的是王羲之的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之字;从外延来说,凡是写王字帖学一路的书法,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写王字。

  王羲之的书法开创的是一种妍美优雅的艺术风格。这部传记试验着述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环境、风气、人物给予他的影响和他思想上的自觉。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因为曾经做过东晋的右军将军,又有王右军之称。

  王羲之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献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王吉议论朝政得失,常常不给皇帝面子,却很得社会的认同。王吉与名士贡禹志同道合,当时就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民谚。敢于批评也许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还需要一个不怕逆耳之言善于纳谏的皇帝。就像魏征遇上唐太宗一样,君臣合作,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王吉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这样的明主,反而被认为“其言迂阔”,是一个不切实际高谈阔论的读书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上耻过而讨厌爱批评的,上厉威而权威不容挑战,所以王吉没有好日子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吉打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从此,王氏一门归隐,并定居于琅琊郡的临沂。

  《唐语林校证》载:“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同出于周。琅琊之族世贵,号‘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镂王氏’。”可见琅琊王氏门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与阳夏谢氏,并称“王谢”,而王谢几乎成为三国两晋时代高门大族的一个代称。那时的高门大族,有的是世代做官的,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袁绍,振臂一呼,四方云从,被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一时兵多将广,势倾天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关系:“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乱世出英雄。可是也出奸雄、出“草包”。官渡之战,他不就把自己所有的“资本”都输光了吗?“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又可说明,光有显赫的门第而不知识人、用人,没有平天下的事功和才能,最终只有失败与覆灭。

  三国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享有种种特权。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据门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先择族,后选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形成风俗的。执行法律也是“若罚典惟加贱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们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晋的王戎(234—305)“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这个王戎即是王羲之同乡同宗的族伯,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在竹林七贤中,阮籍长王戎二十岁,可是却成为忘年交,相处得如同辈,何也?因为王戎善于清谈。阮籍这个人,其实是有济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气也大,当年他登上广武城——这楚汉相争的故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遂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好像指的是刘邦、项羽,李白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苏东坡另有一解,说是:“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东坡志林》)。看来,对于捉摸不透的阮籍,真要多长一个心眼,琢磨琢磨他话里的弦外之音。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无论,决不心慈手软,两把砍头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咸熙二年(265)八月,梦寐以求,用尽心机,正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司马昭,却没有福气坐上龙椅,君临天下,接受百官的朝贺三呼万岁而一命呜呼。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更国号为晋。而在四十五年之前的黄初元年(220),曹操之子曹丕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宣布魏朝的成立。欺负人家幼主寡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司马家如法炮制”而已。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然后,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制造假象,施放烟幕,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是,人家对他还是不放心。司马氏集团里的钟会,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卷上)。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直到今天,各种信息汇集眼前,人们才渐渐地读懂了,他的诗都是政治诗,对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比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曹魏亡国等都有间接的反映。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所以,朱光潜先生称其《咏怀诗》为“中国最沉痛的诗。”由于压抑,由于孤独,除了“哭”与“酒”,内心的痛苦还是无从发泄,所以他又学会了“啸”。然而,那啸声只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一串拖音,没有内容。对着群山云天,尽情长啸,响生林谷之风,消解的正是心头的块垒。

  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有其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貌虽梵人,语实中国”的康僧渊,我怀疑是个混血儿,长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鼻子,一双湖一样深邃的蓝眼睛。王导曾经拿他的长相取笑过他,僧渊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篇》),以善辩而留名于史。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这样高妙的演讲艺术恐怕今天的易中天、于丹都还不行。

  《世说新语》说:“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属于玄论派。另外,还有孙盛、殷浩、王坦之的名理派。那时,王导与殷浩摆开擂台,唇枪舌剑,一来一往,未见胜负。到了开饭的时间,饭菜端上来,凉了,一次又一次重新热过。论辩激烈的时候,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夜深,忘记了休息,也不管屋外飘雪还是下雨、打雷。“于是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儒家独尊的权威被打破了,谈玄说道,标新立异,遁世超俗,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形成了魏晋时代思想的新环境。就像呼吸着竹林里、树林里的新鲜空气,这一切对后来的王羲之的成长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王羲之的六代祖王仁做过青州刺史,五代祖王融避乱归隐,没有出仕,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做过徐州别驾、太尉、加封睢陵公,后又为太保。颇有经国之才,也有极好的百姓口碑。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王祥同父异母的兄弟王览,是王羲之的曾祖父,因其兄官居太保而官运享通,咸宁初年(275),也做到了太中大夫的高官。王祥、王览是西晋司马集团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琅琊王氏百年兴盛的关键人物。史传,王祥出仕后,徐州刺史吕虔认为他有公辅之量,就把自己佩带的一把宝刀赠给了他。据说,佩带此刀的人一定可以升到三公的地位。从王祥、王览始,琅琊王氏人物辈出,拔奇吐异,越来越显赫于当时。

  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是王览的第四子,晋元帝时出任尚书郎,在历史上好像没有多大影响。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王正的第二个儿子,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

  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从晋元康元年(291)到永嘉五年(311),整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武力相争。在外戚杨氏专权与贾氏发动的政变以后,一切都没了章法,乱了套。司马氏诸王个个野心勃勃,人人挥刀舞剑,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混战,数十万武士参与流血杀伐,以至于尸如山积,河水为之不流。生旦净末丑,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史称“八王之乱”。随后,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名,陷壶关、掠冀州、攻洛阳,沉杀三万余口男女于黄河,与晋室的内乱,里外搅成一片。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西晋的京都洛阳处于匈奴十万军队的包围之中,外无救兵,城中断粮。“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童谣四起,人心慌乱。擅政的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带领四万甲骑撤出,结果在苦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被追军“围而射之”,全部消灭。次年,洛阳失守,晋怀帝被匈奴刘矅所俘;建兴四年(316),刘矅进围长安,切断城内外的一切来往,长安成为一座死城,物价飞涨,斗米值黄金二两,粮食吃光了,只好“人相食”,饿死者大半,长安无力再作抗拒遂又陷落,在城中苦撑的晋愍帝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西晋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亡。大河南北,中原大地,遂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贵族统治和混战的世界。先后建立十六国,曰成汉(李氏)、前赵(刘氏)、后赵(石勒、石虎)、前燕(慕容氏)、前秦(符健、符坚)、前凉(张氏)等。史称“五胡十六国”,几乎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相始终。

  生活在兵荒马乱中的北方民族,生无宁日,居无定所,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亲人失散了,新婚别离了,良人远征了,孩子没了爹娘,哭声遍野: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陇头流水歌辞》)

  中原汉族人民被少数族政权驱赶着强制迁徙: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
  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紫骝马歌辞》)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河边。远处,黄河在深壑中流着,河水浑浊,有时是黄的,有时又是红的。战城南,死北郭,许多道路被尸体填满。到处都是披枷戴锁、扶老携幼的人流,不时有人被驱赶着摔倒,再也爬不起来,有的甚至活活被马、被人踩死,临终前的尖叫声划破苍穹,听了让人心酸。

  仍是那片草原,仍是这轮太阳,可是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乡生存下去;走过了一片草甸,一座山冈,还是不断地回头。在遥远的异地,他们寻求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他们抛下什么?

  纥干山头冻杀雀,
  何不飞去生处乐。
  ——(《资治通鉴》引鄙语)

  当北方处于一片战乱的时候,江南无战事,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张翰诗),橙黄橘绿,水清鱼肥,倒是一派祥和与安定的气象。江南好。不在江南的人思江南,不是江南的人忆江南。江南不仅是风景,是天堂,是财赋,又有一条天堑似的长江,更是可以偏安的半壁江山。于是,西晋的权贵们便欲作孔雀东南飞,策划着自己的退路和经营江南的打算。始作俑者,又是琅琊王氏里的王导、王敦,还有一个王旷。

  当年,王敦与王导两人和一批亲信关起门来商议今后的进退之路,王旷因为晚到,被卫士拦在门外不让进屋。王旷大怒,厉声嚷道:“方今天下大乱,你们策划于密室,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不让我进屋,那好,我现在就去告发。”王导、王敦听到外边有人大声嚷嚷,赶忙询问是谁,听说是王旷,赶紧吩咐手下请他进屋。于是众人遂建江左之策。有人说,在东晋建立的全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然而,王旷在晋书上无传,只在王羲之传中带过一笔“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倡其议。”这就难免要引起后人的种种猜测,有人说他在永兴三年(305)的陈敏之乱中,弃官出逃。有的说是他在“永嘉之乱”的上党之役中战死,也有人说他没有战死,兵败被俘,投降了刘聪,从此杳无音讯。

  王羲之在他的《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不天,即丧父;闵凶,即凶丧。我是相信王旷不幸而死于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王羲之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庭训”,而且是依靠母亲和兄长抚育成人的。

  太兴元年(318),司马睿在南北地主的拥戴下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出谋划策最多,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应该是王导。当年司马睿用王导计,争取了人心,收揽了人才,才得以奠定开国的基础。司马睿是司马家族的远支,可是鸡毛飞上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做皇帝。他称王导为“仲父”,任命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凡是能够给的官爵和权力都往琅琊王氏一个箩筐里装。这还不够,称帝登基时,司马睿还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皇帝能与人平起平坐?这还了得!亘古未见,也闻所未闻。史书上说王导“固辞”,这才作罢。又可说明王导是清醒而且明智的,一个政治上的“老鬼”,即使得意也不会忘形。王导、王敦是叔伯兄弟,由于他们在东晋王朝中的特殊地位,琅琊王氏的一门近百人俱为显宦,加上与皇室与郗、庾、谢、刘等东晋士族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从此,“历史向侧面进出”,南北方处于长期分裂的局面。

  天下乃一人之天下。司马睿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心理和思想上是极其复杂的。说不定,事后就后悔了。事实也是这样,一俟坐上神秘色彩的龙椅,心态、感觉、想法都完全不一样了。一言九鼎,开口即为圣旨。以后他又重用刁协、刘隗,疏远王导、王敦,也是有了戒心分兵分权的意思。有时甚至连朝廷的人事安排,军事力量的部署都不让王氏兄弟参与。宰相肚里好撑船。王导性格内敛,深藏不露,“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王敦却是眼睛里揉不下一粒沙子的人,一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大问题。”——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这一内心独白一直在他心头盘绕。越想,越是气恼,按捺不住,铤而走险,举起清君侧的旗号,讨伐刁协、刘隗,起兵武昌,顺江而下,从东、西两路夹攻建康。朝野为之惊动,天地为之失色。猝不及防的王导更是忧心忡忡,吓出一身冷汗来,生怕头上悬着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要了王氏全家的命。全家老少、男女慌成一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要知道,叛乱是什么罪?大罪、不可饶恕之罪,连坐、籍没、夷族、“一锅端”。每日清晨,他率王氏在朝中为官的堂弟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齐崭崭地入朝请罪,做出王敦与王氏其他人不搭界的样子。搭界的无非是血缘关系,不搭界的是王敦“逆节”,其他人没有参与其事,是无故而受牵连的。如果需要表明他们忠于王朝的心迹,可以“登报”、“广播”、“上电视”,发表声明,划清界限,全家共讨之,全国共伐之。为预防不测,王导还把百口之家生死的大事托付给尚书左仆射周。王导与周关系密切,现在,王导似有灭族之祸,他当然不能袖手一旁。后来,周不辱王导托付之命,自己却冤枉地死于王敦之手,让王导心里懊悔了一辈子。王羲之的叔父王彬则拍案而起,指斥王敦“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没隔多久,元帝忧愤而亡。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接连发生的这些重大变故,刀光剑影,祸福莫测,一如惊涛骇浪拍岸,卷起千堆雪。给涉世未深的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内心震荡,从此对权力之争的残酷和血腥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王敦二次作乱,被晋明帝亲率六军平息以后,王导反得重用,升为太保。明帝还当众宣布王导可以剑履上殿,享受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这好像是信任与重用,而实质是将人往悬崖绝壁上推的做法,王导又一次推辞了。这老奸巨滑的家伙。

  在王敦二次叛乱事件中,琅琊王氏一门曾经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最后又化险为夷。想来,居然由于王导政治上的老练,措施的得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王导顾全大局的前提下,何尝不明白地折射着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门阀观念。“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公·文苑·王沈传》),保全了王氏一脉,维持其地位于不坠,也就保住了累世的荣华富贵呵。然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得“主弱臣强”,东晋元帝、明帝都不敢对琅琊王氏一门追究“连坐”,以稳定朝政。所以王敦之乱以后,王导反得重用,正是政治平衡术的一个需要。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能文能诗能谈能琴。字也写得好,“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鸟乍散”。唐朝的张怀瓘在他的《书议》中还提到,他曾经收藏着嵇康的草书《绝交书》一纸,非常值得珍贵。当年有人愿意拿二纸王字作交换,他也没有同意。司马氏上台以后,嵇康拒绝了朋友山涛的引荐,不愿再出来做官,而以打铁自给,却搞得名气越来越大。钟会这个司马氏集团的“鹰犬”,特地带了一大帮人去看望,史书上说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可是他没有料到,对他这种排场,嵇康却十分地反感,连睬都不睬他。临走,嵇康才开言:“听到什么而来?见到什么而去?”钟会回答:“听到所听到的而来,见到所见到的而去。”于是两人交恶,种下祸根。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看杀头看怕了的嵇康,其实是很注意收敛的,王戎说他和嵇康相交二十年,却不见他有喜怒之色。可是最后还是因为钟会的构陷,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被司马昭搬走了脑袋。即使有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申诉,也没有用。死时仅四十岁。从此,人琴俱亡,我们再也听不到神秘的《广陵散》了。鲁迅说他的“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因为不孝,故不能不杀。”又说:“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魏晋风度及之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祥却是有名的孝子,又是西晋统治者推重的二十四孝之一⑧,他曾在东汉末年,扶老携幼,举家避乱,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王戎则有“死孝”之名⑨,王羲之的从兄王悦(王导之子)史称能尽“色养”之孝,这样的家风族风自然也影响了王羲之的孝悌之心。

  从上述史料里,我寻找出王羲之父系和旁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可以进一步地得出一些结论。王羲之出身于这样一个望门大族,王氏祖先积极用世和消极避世的两种血液同时流淌于他的血脉之中,而他生来就得学会去应付翻云覆雨的政治气候。琅琊王氏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培植了王羲之的优越感和自视清高的意气。俗话说:一方山水一方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走得多远,事实上都永不可能摆脱他的血缘、故土和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眼光、识见、才学,乃至他的为人处世之道,都一定会与此联系在一起。

  关于书法,王羲之是值得向人夸耀的。琅琊王氏可谓一门墨香,不仅渊源有自,而且个个不同凡响。王戎“所造渊深,一出便在人上”;王导行、草兼妙,“见贵当世”;王敦“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如对武帝击鼓,振袖扬袍,旁若无人”;伯父王廙“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在晋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羲之之父王旷以“善隶书”而远近闻名。还有他的从兄弟王恬、王洽,一个“善隶书”,一个“众书通善,尤能隶、行”。王羲之的岳父郗鉴能文能武,王夫之说他是“可胜大臣之任者”,既是抗胡名将,东晋的军事重镇,又写得一手好字,“草书卓绝,古而且劲。”王羲之的夫人郗璇则有“女中笔仙”之称。不用唠叨和噜苏,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耳染目睹,近墨者黑,也都精擅书法,王献之还有“小王”之称,以区别于其父“大王”……书法之与古人绝不是雕虫小技,壮夫可以不为,而是一种文化,是人生必备的一种修养,一种才艺,精神里的一个寄托,一种境界。

  一个文化人,可以有百为。谈玄、为僧、入道、教书、作诗、卖文、绘画、做官、当隐士,但字不能不好,字是人的衣冠、卖相、“头碗菜”、第一印象。这还不够,还不能局限于书艺,还要把眼光放得更宽些、更远些:“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

  这里的“造化”指大自然,“古今”指历史,“深郁”和“豪放”是中国诗学的两种主要倾向。深郁近于司空图《诗品》里的沉著。“海风碧云、夜渚月明”——空阔澄沏——直思到这样境地。杜甫可以为之代表,是内向的、是执著的、是沉思的,近于儒家精神。豪放则“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豪迈而可以吞吐大荒。李白可以为之代表,是外向的、是任性的、是自然的,近于道家思想。“象物一句是对万有形态的观察,疾涩一句说对书艺造型原则的掌握”(熊秉明语)。至于“以阴阳备四时之气”,便是对生命的关注,关心生,也关心死;关心宇宙万物,也关心荣枯盛衰。试问:天底下有这样学习书法而成为书法家的吗?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回到书法自身,它既不能“开圣道”,也无法“正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末事”、“小道”。然而“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康有为语)。因为“书法家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实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语)。能得中国文化的陶冶,融汇于心,知古通今,恢扩才情,酝酿学问,然后发为笔墨,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风格,成为文化的一道风景,真是多么不容易呵!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高士。他是诗人、是散文家、是道教徒、是士大夫、是清谈家、是归隐者,是最伟大的书法家。然而,他之爱好书法和在书法史上的伟大成就,虽有遗传基因、家庭影响,但主要取决于魏晋时代自觉的风气和他后天的刻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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