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国难,华夏之悲剧 甲申之难

做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清是要本能的推行“民族主义”的,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满族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从文化角度看,满族的确是蛮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满清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对中原文化破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

元朝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满清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但令人费解的是,满清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江阴一县,为反剃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满清的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满清的断然拒绝!满清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

满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满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满清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

在此就不转录那些中国古书与满清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满清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满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满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已经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

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有实际的作用。百日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满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深创巨痛。对此,我们要向前看,但也不妨把历史帐算算清楚,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汤”所蛊惑的精英们。

两宋以前,中国人“对龟的崇拜是至尊至深至全的”,万世一系,皆出于皇帝,而黄帝族就以龟为图腾的民族,在传说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每向文明迈进一步无不求助于归功于龟,如助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帮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助仓颉造字,示汤伐夏,助周公作礼,为秦筑城等,即使是财神,也不是后来的赵公元帅而是龟,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把龟当作最公正最灵应最现实的财神。唐代则把龟崇拜推到高峰,将传统的调兵遣将虎符改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改为龟林府。至两宋时,中国人凡战前,一定要行龟卜,求龟助,战争中将士们形成一个坚强的信念:只要有龟旗在,攻战无不胜,龟成为无可替代的军胆,军威。从传说时代到两宋,中华文化未曾断裂,即使在五胡乱华时期,中原人民南迁,文化受到冲击,但绝没断裂,因此龟崇拜延续了四千多年,但是元朝的民族征服使龟由至尊之位跌入了污秽的深渊。因为中国人崇龟,具有今天人已无法想象的精神力量,忽必烈认为是他损兵折将的总祸根,于是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全面消除“龟患”。历史资料显示(1)元代所有官员,官印均以八思八文和三台直钮,取代了以前的汉文龟钮的官印。
(2)元以前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志。自元明清的三史中,全无以龟为名的人事踪迹。甚至《史记》上记载的八种名龟“八王龟”当年是被人们作为求之不得的“官星”“财神”,元以后亦被颠倒为“王八龟”。进而出现“王八蛋”“王八羔”等等骂人的脏话。结论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4000多年的龟文化被彻底扭曲了。”我们今天的人大可不必对龟进行崇拜或贬损,但我们是不是该想想,蒙元对中化文化的颠倒仅仅是龟文化吗?它对我们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有何深层的影响?

二:困境上的困境。蒙元的统治极为野蛮,但中国人还是保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和发式,而满清对中国人民族文化的摧残更阴毒十倍百倍。服装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物之一,但今天的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是什么?我们大家虽都穿着衣服,但从民族文化角度看,我们什么都没穿,我们是穿着衣服的“裸人”。中国是礼仪邦,文化昌盛,而服装又在中国礼仪,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系统,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中国古代的服装是由尊天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精神的物化,具某种“天礼”的象征意义,周代便有“司服”的机构,战国秦代设有“尚衣”。历史上汉民族的服装样宏富,特色鲜明。在百家之中,没有比儒家更重视衣冠的了,有一种说法是儒的来源即是依据殷代巫土(儒的起源)的“礼冠”,从《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本人及诸儒对服装的文化含义是极其重视的,以达到“垂衣而治”(易。系辞下)的象征系统,可以说从传说时代到明朝,中国人的服装是有很大变化的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唐朝霓裳羽衣,但绝无断裂,而满清的剃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征服,它不仅摧毁了服装的文化符号的象征系统,更是中华文化脊柱意志的断裂。《辫子的存留与朝政的嬗变》是这样记述的:对古人而言,衣冠发式之选择关乎江山社稷,绝非像今人之随必所欲。在“大一统”原则指导下,国人发式求同而伐异,且历代相承,一以贯之。我国先民对头发重视程度极高,《孝经》有云:“身体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将受护头发与孝道联系起来,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从而显得非常郑重严肃。孔子把文化丧亡形容为“”被(披)发左衽“(《论语。宪问》)将发式的更改与亡国联系起来,发式的选择被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因此,历代中国人焉能不小心翼翼,护发如命?他们把这宝贝准确性缩成发髻,盘在头顶,上插一根细柄加以固定,称之为簪。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名篇《春望》中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说明杜老夫子至暮年仍须像当今不少女人一样梳洗打扮,好不麻烦。正因有此习俗,古代有髡刑,受刑之人颇有受辱之感。现在想来此刑不痛不痒,还省却理发之费,何乐而不为?真是今人思维万难参透古人情感。历代祖先就这样惜发如命,代代相传转眼间到了明朝。天有一测风云。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连年,人民不堪其苦,纷纷揭竿而起,而此时一股新兴的力量也已悄然兴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这就是曾灭亡北宋,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的后裔。他们于公元1635年改称“满洲”,即当今之满族。同时改国号为大清。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之形成了与中原完全不同的发式,概括言之,,即“半剃半留”或“剃发垂辫”。他们在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红,阄直红以前的头发尽行剃去,只留颅后头发,编结成辫,满语称作SONCHOHO,垂于脑后。此俗承自其先民——漠河。据史书记载,漠河人“俗编发”,而至女真人则“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大金国志》)。据专家分析,此种发式便于骑射。前部不留发,以免骑马驰骋时散发遮住视红:而颅后留一条粗大的发辫,在露宿时可充作枕头,借以安眠。真是兴利除弊独具匠心,另外,满族及其先民信奉的萨满教认为,发辫生于人体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乃人的灵魂之所在,故而发辫务受其族人珍视。为国捐躯的将士,若其骨殖无法运回故土,则须将发辫带回,亦可算是魂归故里。由此看来,满人对其发式的重视不亚于汉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明都,崇祯帝吊死煤山,明亡。清兵把握契机,挥师入关,“变虏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一举逐李自成而据京师,正式建立中原王朝。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对在关外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对归降的明迁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樗,引清兵入关的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即是入清营拜见清摄政王多乐衮后,“毅然”剃发易服,以示降清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剃发还是蓄发,一声声殊死搏斗此伏彼起,令人不忍卒书。清兵入关伊始,便近不及待地颁“剃发令”,引起汉人群起反抗,不得不暂缓施行。至翌年,清军势如破竹,横扫中原,挥师南指,饮马长江。多乐衮踌躇满志,再度颁行严厉的“剃发令”,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当时传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谣,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人的民族精神。汉族人民不革受辱,拼死抗争,以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一时间凄风惨烈,日月无光,人头纷落,血流成河。怎奈强权之下,汉人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死者长已矣,活者不要偷生。很快就看到中原发式尽改,人而全非。欲保完发者,只行远避深山,身厝窑洞;或栖身道观,甚至遁入空门,带发修行。他们只能遥拜明陵,苟延残喘,而对数千年未有之“天崩地解”,而徒垂几滴孤忠之泪而已。我在《清统治者的“民族主义”对汉民族尚武精神的全面绞杀》是这样说的: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张广天从戏剧和音乐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衰亡《江山如画宏图展--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宋以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部衰亡民族的历史。”戏曲也并非结果,它更象是一种化装。在衰亡民族无力保护自己文化的时候,它以脸谱和戏装的形式抢救和保护了一切有价值的珍宝,让它们化作形式主义的腔词、台步、念白和锣鼓,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质朴无华地生长着、酝酿着,以避去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浓烟滚滚。等有朝一日,过眼的云烟散尽了,一切都完好无缺、尘埃不染。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出戏,叫做《赵氏孤儿》。在<永不崩坏的梦想·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中说:意大利神甫利玛窒,有一次随皇帝去天坛祭祀,听到了中国皇家乐团的演奏,他觉得简直不堪入耳,于是问身边掌管礼仪的官员。那位官员说,真正的音乐已经失传好久了。现在你听到的不过是乌合之众的弦管齐鸣,很多乐器都借自于西域胡人,没有规矩,没有法度。也许,古代让圣人不思肉味的韶乐真的随着文明的衰败而匿迹了。但是这种音乐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昔日文明的成就感,就一点也没有保存下来吗?从1900年的张园事件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尴尬,章太炎参与了组织“中国议会”,剪掉辫子,甩掉满人的马褂。赤膊短裤,“断发易服”,但无衣可穿,只得仓促间穿上从朋友处借来的一套西装。西服比马褂“好”,好就好在章太炎穿西服是无衣可穿的情况下的自愿的无奈选择,而马褂则是满清命令他穿的,但从服装的象征意义上说西服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章太炎想穿汉唐衣冠不太可能了,从文化的角度讲,章太炎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从汉唐衣冠到马褂到西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蒙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龟崇拜的颠覆,满清大肆篡改中国古代典籍,使中国人掉了汉语衣冠,仅仅是两个典型事件,两个典型事件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又丢失了多少呢?我今天重新提倡崇拜龟文化恐怕于事无补,而且荒唐,即令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再穿起汉唐衣冠也绝不表明我们恢复继承了传统文化。衣服是文化,文化是衣服,我们丢掉了衣服,就丢掉了文化,我们丢掉了文化,我们已无衣可穿的“裸人”。文化是剑,“是人类天才的最伟大的成果,是人类天才的最高成就和它对自然,对野蛮,无知,祸害,对自己本身,对反动与黑暗势力的辉煌胜利的永不衰败的历史,也是它有权引以为自豪的胜利的永不衰败的历史”(贡恰连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做为一个民族生存之剑——中国文化生锈了。2000年9月,当我和几个朋友爬上白羊峪长城时,惊叹长城那不可言喻曲线美,真得感到我们祖先的伟大,可我也不由得想起希里曼在一八六三年的登长城游记,“长城不可争辨地是人类的双手所曾创造的最奇伟的作品,它是过去的伟大所留的纪念碑,不论它的深入到谷里或高耸进云天,它沉默地抗议着那使中华大国沉沦到现在的无体面的深渊中的颓废和道德的堕落”。近日的《北京青年报》上看到,北京承诺将使所有参奥的外国女士穿上旗袍,而爱猫扑,爱生活在访日在和日主明仁见面时因穿中山装而遭日本报界傲慢的非议和激烈的抨击。但旗袍和中山装是我们的民族服装吗?我们今天的服装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世界的。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遮羞布。有人说,汉民族已沦落为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是符合现实的。辛旗说,建筑是大地上阳物,它不仅是人们档风遮雨的栖息之所,更是精神的物化,而当今的中国建筑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没有内在灵魂的火柴盒。服装,建筑还都是看的到,摸的着东西,那在我们的灵魂世界又遗失了些什么那?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也象我们今天的服装,建筑这样丑陋那?中国文化是最讲气韵的,但我们今天的服装,建筑没有任何气韵可言。中国的气韵由前秦的百家争鸣,气象万千,汉唐的弄假成真而不失浩然之气儒家一统,到弄真成假宋明理学,全然没有了浩然之气,更没有剑气和霸气。文化中缺少了剑气,霸气,种种歪理邪说就会层出不穷,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假”,适应帝国统一的需要才是真,但罢黜了百家,失去了竞争。久而久之便弄假成真了-------儒学成了唯一的真理。弄假成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弄真成假,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儒学彻底走向了阴柔一路,因此从宋儒的眼光看汉儒使统统是伪儒了,朱熹在他的《四书集注》末尾引程颐的说程颢的话,“千载无真儒”,把汉儒都赶出了门外。连弄假成真的祖辈们都赶出了门外,宋明犬儒们便大唱歪理邪说了,即以那个近代一再被人诟病的“闭关锁国”政策,其源头就宋明犬儒。“据他(郭嵩焘)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处守而又独立尊大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蒋延) 失去了剑,也就失去希望,没有了希望,就会日益堕落,直到全面堕落,有理还得鸡巴硬,鸡巴不硬,所谓的理就是空理,歪理,邪理。我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拖着小辫子的被征服者的形象,正是中国自两宋以来一个逐步失去剑气民族绝望的真实的模本,被种种堕落意识逐渐掏空了灵魂。“鲁迅写的不是阿Q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被出卖的巨大不幸,而是全体国民的众生相,那种渗透骨髓的宿命意识,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欺善怕恶,假仁假义尚且偷生,犬儒性格等等,既扎根于统治者的思维之中,也展示于广大百姓的行动之中。”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为中华复兴而铸剑的两位先驱,抗战时,蒋公秉持的理念是“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他讲和”守望在莒之精神。毛泽东纵有千错万错,但他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第一位铸剑大师而为万世所景仰。这世界永远是一团乱麻,探讨如何梳理这乱麻是有意义的——只要能成功。但必须有剑,对于解不开的解,用剑劈!没有了剑,才有了做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四灵之主”之一龟文化的颠覆,没有了剑,我们才失去了汉唐衣冠,成为穿着衣服的“裸人”。历史昭示我们剑是尊严,剑是利益,剑是灵魂。“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使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鲁迅)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中华文化的复兴,千头万绪,铸剑是为第一,这就是我理解的鲁迅的“立人”的思想。
[笔者评语]
我认为,汉族是中国国内最大民族。在世界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大多数。身为汉族后裔,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汉唐文化,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再认识,也是立足于世界作为中国人的Identity。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建国近三百年后,即拼命在世界范围内推销“美国文化”(所谓“民主”,“自由”),并不惜动用武力。日本战败后,在全盘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也誓死捍卫“和族”文化(无论这个不伦不类文化是从哪儿来的),并不忘日后对全球经济侵略,扩张的同时,极力推销“日本文化”。为什么?就是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创立,存在,延续的精神支柱。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了脊梁骨。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汉唐文化”遭到了蛮蒙(元),和蛮清(满)灭根性的破坏。我们理当名正言顺地予以“扬长”性的恢复。这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首要的(精神)文化建设。而不是全盘引进日本的,美国的或者其它什么民族的文化,让其占据“主角”位置,还美其名曰“洋为中用”。从中华汉族文化的兴亡史来看,毛泽东作为汉人后裔,却肩抗了“彻底清洗”汉族文化的天大罪责。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继忽必烈,多尔衮后,对汉族文化的又一致命打击。这场革命对我们唯一有帮助的是,它在“根除”汉文化的同时,也快刀斩乱麻地根除了267年的满清文化残渣。按理,我们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理应首推恢复汉唐文化。可笔者见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满清”缅怀史。什么“雍正王朝”,“孝庄密史”,“康乾盛世”等等,等等。这些建立在亿万汉族人血肉之上的“盛世”,“轶事”到底有什么可以颂扬的。演给”大多数“的汉人看,只会徒增他们的麻木感;演给洋人看,他们除了不屑一顾外,更只会怀疑中国人的“和平崛起”的真正用意。中华民族的“汉唐文化”是唯一为世人所能接受,崇拜和摹仿的精神产物。这才是中华民族之根,之本,之精,之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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