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语颜渊篇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话中，孔子点出了古代中国人政治的三大价值：食、兵、信。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该社会最基础的价值观，像当代西方人社会的最基础价值观就是自由、秩序、正义，古希腊人的最基础价值观是正义，社会必须存在最基础的价值观，才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找到解决冲突的准则。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的价值观是孝忠，古代中国社会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在政治上的区别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政治管辖的人是社会中的所有人，或说社会政治平等地治理所有人；而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一部分人治理另一部分人，或说政治是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化。古希腊、古罗马人的政治因为平等地管辖所有人，因此，正义是古希腊、古罗马人最基础价值观。因为得以使平等的人之间维持平等秩序的根本准则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公平公正，人们彼此之间的公平公正得以使人满足于属于自己的，并且不侵害他人的。每个人满足自己的且不侵害他人的，人们彼此间也就会是和睦的。不平等的人之间不存在公平，也正是因为不存在公平，因此而不平等。不平等是表象，不公平是内质。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平等地存在，因而社会便不以公平公正为最基础的价值观。但是政治不以正义为基础价值观，不等于说不存在价值观，一部分人治理另一部分人的政治同样会存在政治的基础价值观，虽然这个价值观不是正义。
孔子在这里给子贡指点的是他领悟的君王政治的基础价值观：食的重要自不待言，人只有在吃饱之后才能有一切；兵是保护君王治理他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君王治理他人需要他人服从，使他人不得不服从的技术有赏罚二柄，赏可以归结为食，罚则以兵为后盾。没有食不能赏，没有兵则无能力罚。因此兵并不只限于保护国家，兵的作用还在于罚。古希腊人没有常备军，为什么他们不需要常备军，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兵来防备另一部分人不服罚。至于保护国家不受外族侵犯，是每一个的人事，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事。国家是每一个希腊的人国家，因此国家被侵犯时，实质是每个人的利益被侵犯，因此每个人都是保护自己以致国家的战士。君王政治是一部分人治理另一部分人，因此，治人者除开需要防备外族的入侵之外，还需要防备被治人的反抗，外族入侵不是经常的因此不需要常备军，而被治之人的反抗则是时刻地存在，因此需要常备军予以防备，因此兵如食一样，为君主政治不可或缺；信是文化的结果，人具有理性，理性的人以精神而存在。人有信，则行为具有底线，行为具有底线，则行为可预测，行为可预测，则秩序得以建立。没有信，则行为没有底线，行为没有底线，则行为不可预测，行为不可预测，则秩序不可得以建立，没有秩序，社会则会陷入混乱。孔子将君王政治的全部归结为食、兵、信三者，因此三者便是君王政治的基础价值。
孔子的食、兵、信君王政治价值观，在商鞅的思想中表述为“农战”，再之后，食、兵、信思想表述为农、文、武。中国两千多年政治无不是紧扣食、兵、信这三件事。孔子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对这三个价值的比较。当子贡问三者必去其一，先去哪个时，孔子说去兵。先去兵比较容易理解，无食、无信，有兵也是徒劳，两千多年的历史无数次证明无食、无信，有兵照样还是灭亡。徒有兵，并不能保护无食、无信的君主。
当子贡问食与信二者必去其一，先去何者时，实际是向孔子提出了一个有关物质与精神，金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相当于是子贡问孔子：钱比道德重要还是道德比钱重要。孔子告诉子贡，如果一定要在生命与精神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应该选择精神。孔子的理由是：人皆有死，死是人的固有本性，而人如果没有精神的话，则不成其为人。人首先要是人，然后才有人的死；如果不是人的话，则不存在人的死，作为有精神的人存在比仅仅是生命的存在更重要，宁愿生命不存在，而不能以没有精神的生命存在。
人们通常说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吗，世上没有比生命价值更高的吗。孔子对此作出了判断，他认为人的信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他认为没有命可以，没有信则不行。单单说生命是最宝贵，或单单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都存在逻辑错误，一株草，一只狗也是生命，他们宝贵吗；一个杀人犯，一个巨贪也是人的生命，他们的命宝贵吗。其实，生命是否宝贵，要看生命是如何存在。
人是物理、动物、精神三种形式的存在。人首先是动物的存在，但是仅仅是动物存在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骂人是畜生，就是认为这个被骂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光有生命没有精神的人的确与畜生没有区别。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是他认为信代表人的精神，没有信的人也就没有精神，徒有生命没有精神的人也就不是真正的人，因此在比较食与信的价值时，他选择信。
孔子所言中国古代君王政治食、兵、信三大价值，兵是无条件需要恪守的价值，尽管孔子说兵是三者应该先去的。需要选择的是食与信不能并立时，食与信孰轻孰重。君王如果采无为而治的态度，则不需要在食与信之间做出选择，因而食与信可以并立。而君主如果采有为的态度，则需要在食与信之间作出选择。要么选择以经济为重，要么选择以道德为重。一代领导可能深恶官场腐败，因此立志改变腐败的官制，他选择信优于食。他成功了，他成功地以他的个人魅力止住了官场的腐败，但是经济却被轻视，经济被轻视，也就陷于贫困，贫困而有道德，穷而有骨气；二代领导可能信奉管子的“仓廪实而后知礼义”，他选择食优于信。他也成功了，他成功地将他管辖的国家改造成世界经济老二。因为食优于信，因而道德被轻视，道德被轻视官场便复归于腐败，社会便陷于无诚信，富裕而不省心，有钱而缺敬尊。
无为而治的状况下食与信何以不会冲突呢。无为而治状态下社会管理者只是守夜人的角色，食与信是个人的行为，说得绕口一些是私权行为、民事行为，而不是社会、国家的公权行为。社会、国家自身不存在自己食与信行为，也就不会在其身上发生食与信的冲突，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也即无为而治的状态下，社会、国家不会发生物质与精神，经济与道德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经济与道德始终处于相适应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