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资料来源：《郑州师范教育》2014年第1期。
欲望和人物的矛盾性格
——评墨白的《欲望》三部曲
梁小静（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欲望》这部小说中贯穿着个体对他者欲望的模仿，模仿的根源来自于对个体感和孤独的深刻体验。流浪的生存状态和对知音的渴望，是这种模仿的具体展开和其结果。个体对他者、乡村对城市欲望的模仿，导致乡村知识分子的流浪命运；对知音的渴望源于通过“自我中介化”实现自我确认。但对欲望的模仿并没有使个体确立自我、克服孤独，反而加重了自我的模糊感和矛盾性，这种精神状态也成了这部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普遍特征。
关键词：欲望，模仿，矛盾性格
墨白的《欲望》这部小说，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物象逐渐展开的同时，有一种统一性与之隐蔽而自然的配合，这种统一性，可以称之为帕慕克所说的小说的“中心”，“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小说中呈现的所有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够以其美、力量和逼真的属性发挥效能，是因为它们指示一个隐秘中心，而且读者行进在书中的时候也是在追寻这个中心。”[①]对小说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相信小说有一个中心的能力。阅读小说最大的快感，或由巨大的困惑带来的最具有持续性的兴趣，也是对小说中心的不懈的寻找、想象，甚至虚构。相对于写作者，读者对将文本照亮的“中心”光源的寻找，其实是一种模拟，但不是重复，他模拟写作者的欲望。所以，阅读本身就充满了欲望和竞争。写作者将作为欲望客体、对象的“中心”当做谜，隐藏起来，他将它隐藏得越深，他赋予客体的虚幻价值、想象价值就越大，读者对它的迷恋就越强烈，读者的欲望对写作者欲望的依赖性也就越强。
而墨白的这部《欲望》，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具有发达的表达能力、表达手段的创作者（艺术家、作家、诗人等）——同时也是具有精湛的制造谜语的人，和他们的欣赏者、接受者——相对应的猜谜者，两个群体之间所具有的关系的揭示，他以“欲望”作为新的观察视角，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音”模式放在这新的目光中，这种光线像透视仪器一样，照着被“净化”的知音模式，还原出欲望充斥期间时它的复杂和斑驳的状态。在他的这部小说中，欲望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它直接影响人的性格和命运。其中，可以成为小说“中心”（或中心的一个角度）的是，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模仿，这呼应了墨白小说另一个更大的主题、更大的“统一性”，即欲望的非自主性决定了人的不自由。从另一方面说，这种“不自由”又是人的一种主动的需求，人对自我的质疑，使他不断地从自我中逃逸，为了卷入与他者相关的欲望的纠缠中，借此获得一种超验的激情，从而从彻底的孤独和虚空中挣脱出来。“人由他者产生欲望，就是想逃避个体感。”[②]所以，人不是要努力挣脱由“他者”构成的泥沼和地狱，而是不断地冲进他者的地狱中，这是人摆脱孤独、逃避自我的需要。当他者像寄生藤一样松开紧紧纠缠着的藤蔓时，“自我”不是获得了解放、自由，他面对的是孤独、虚空和死亡。
从这个一直贯穿墨白小说的主题再来看《欲望》，能理解写作者为何在欲望的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对欲望的意识形态性的一再暗示，具体说，即墨白重视从幼年的经历和早年所接受的知识来解释成年后的欲望形态，他重视欲望的模仿性，欲望的文化性；二是墨白的小说中，欲望的具体实现往往没有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带来力比多的释放，带来自由感，反而经常伴随着焦虑、不安，有一些形而上的因素干扰着这种激情的纯净度和强度。
对欲望的模仿：流浪
“流浪”的生存状态是这部小说发展出的主题之一。但，它是由欲望主题发展而来的次主题。因为人物流浪的命运，并不是先在的，它首先是个体对他者欲望模仿的结果。有各种艺术形式对“流浪”的主题进行了浪漫的、充满伤感情绪的塑造，它对接受者造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和想象。在小说中，钱大用唱的《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使吴西玉感到十分忧伤：
“那音乐，那歌声，代表着那个我所不知道的陌生的世界一下子朝我压过来，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强大。多年以来，那种压抑一直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尽管现在在舞厅里我也能和那些酒肉朋友卡拉一下《拉兹之歌》，可是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我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距离。”[③]
这里表达的模糊性使理解出现了歧义。是音乐所表达的内容——远方和流浪，引起了他对陌生世界的想象和欲望，还是歌唱者、表达者所具有的气质、趣味，所归属的圈子、阶层，伤害着他，同时又刺激、诱惑他？或许二者都有。从小说的叙述得知，“我”所欲望的对象是《拉兹之歌》的歌唱能力，但在实现了这种欲望之后，压抑感并没有消失，欲望并不由对客体的占有而得到满足。欲望的满足与被模仿者的欲望密切相关，所以客体的具体价值就变得不重要。故后者直接促使对城市欲望的模仿，这带来了小说中出现的乡村人普遍的流浪的命运。这就是说，一是对“气质”的模仿，这种气质中直接拥有“流浪”气质，二是这种模仿直接导致了流浪的命运。流浪是欲望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这种对欲望的模仿与当代农村的城镇化运动有相似之处。城镇化运动，是大片乡村在政府和消费社会的引导、规划中，对城市欲望的大规模的模仿。内部的主动模仿和外部对欲望的主动引导，共同作用于这场对乡村欲望进行改造的运动当中。所以，墨白的这部小说，无论是“自我”个体，还是乡村，都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摇摆不定的过渡时期的特征。作为“个体”，他不断地与自我割裂，走向他者，又不断地在他者那里遭受挫折，沮丧地反弹回自身。同时，作为空间中的存在物，他又在乡村与城市间游移不定。也就是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作为特殊的一代，他们作为A，总在模仿B，却永远不是B，并且这种模仿因素的存在，使他们与A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吴西玉与杨景环之间因为普通话的发音引起的纠葛，就是模仿带来的羞辱。他者要维持纯净性、自足性，但自我对他者的模仿，不只是模仿，而是带着自身特性的对他者的一种影响和改造，这就要破坏其纯净性，所以模仿也遭到了质疑和否定。
所以，在自我与他者、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浪，成为小说的主题之一。作为欲望的被模仿者——他者和城市，其戒备、抵触很容易给异质因素带来挫折和伤害。但自我为何要不断地去寻找模仿的对象，让他者的欲望透射在自我中呢？在墨白的描述中，因为处于强烈的模仿期，自我和乡村都处于一种剧烈的分裂状态。自我内部没有一种能给个体提供安宁和具有韧性的信念的力量。相反，自我内部相互冲突、动荡不安，这些冲突互相谴责。从这个意义来说，墨白小说中自我同乡村一样具有同构关系。乡村和自我作为一种隐喻可互相指涉。他们在想象中回到农村，也是在想象中回到自我寻找力量，但都失望而归。矛盾、冲突是墨白笔下着力描写的人物的普遍的精神状态。但这并不源于城市和乡村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二元对立不是城乡间的主要关系，因为乡村整体上处于模仿状态。但在模仿中，显著的伤害、矛盾主要集中在乡村这一边，相对于农村，城市的结构比较稳定，有较完善的精神器官，文化气质也相对显著。而乡村，在当代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自我内部的相互否定、谴责。
乡村和这种个体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功能上有巨大的差异。乡村在文本中承担着个体的自我认同这种形而上的功能，但乡村知识分子的稀少、乡村文化的式微，和道德、宗教的鱼龙混杂的状态，打破了个体通过指认乡村确定自己身份的幻想。《欲望》三部曲中，乡村这种功能的渐渐微弱，导致一部分通过自我教育而成型的知识分子的“出走”和“流浪”。另一方面，这些“出走者”“流浪者”，在功能上，又是最精密、最具有敏感性的“试纸”、“反馈仪器”。另一个功能上的差异是，在当代的城乡关系中，乡村无法扭转自己的模仿者的角色，而个体，他具有相对自由的自我支配能力，通过自我教育、自主能力的发挥，他能够部分地改变自己的角色，或者说，能够承担数种角色，既是模仿者，也是被模仿者。成为被模仿者，是确立新的自我的结果，但更多地是源于克服孤独，寻找新型他者的努力。
在这个过渡期，模仿的个体承受着巨大的困惑和强烈的孤独感。他们能克服这种孤独的方法是奔向一种新型的他者。即为了减少与他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调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们选择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知音”作为新型的、理想的他者。
对“自我”的中介化：知音
在《欲望》这部小说中，人的身体欲望并不是自然的、本能的，它是对知音的渴望的一种变形和强化。无论是谭渔、吴西玉还是黄秋雨，他们的情欲并不受身体的自然需要而驱动，而是精神活动的一种绵延，或者一种具体的象征。而由女性的主动诱惑产生的欲望，如小红对谭渔、洗产包的女人对吴西玉的身体的主动诱惑，都经过事先的设计，即有人为的目的。吴西玉和牛文藻之间非常态的欲望表达，复杂的心理被墨白表现得十分生动、清晰，它涉及童年记忆、对异性的恐惧、复仇等复杂心理，与精神分析学不谋而合，但这个主题逸出了我的讨论，在《欲望》三部曲中，谭渔与他寻找的女性、吴西玉与尹琳、黄秋雨与通信者，这些连贯起一个主题，而吴西玉与牛文藻则可独立成另外的主题。但这两个主题并非毫无关联，前一个主题从后一个主题借用了一些因果关系，吴西玉与尹琳的认识、交往，很大程度是糟糕、变态的家庭关系所致，牛文藻变相地将吴西玉撵出家门，直接导致了吴西玉在舞池前与尹琳结识。但这个原因是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尹琳早已仰慕吴西玉，而吴西玉则在等待甚至是主动地吸引知音。
但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提醒读者注意到《欲望》三部曲中存在的前后一致的相似性。即在个体的意识中，总有一个他者作为个体要克服的精神、道德障碍，为的是获得与另一个他者身心结交的自由。兰草之于叶秋，叶秋之于小慧，小慧之于小红，小红之于叶秋；牛文藻之于尹琳，尹琳之于牛文藻，她们在另一个人的意识中互为障碍，好像个体对障碍而不是对自由存在依赖感，追求自由为的是体会到障碍的存在。这种现象或许可以归之于一种癖好，比如对挫折、痛苦、障碍的某种奇特的癖好，但这种癖好的根源在于对孤独和空虚的绝对的恐惧和逃避。在所有的他者都撤离，人面对自我时，彻底地体验到这种孤独感、虚无感。
而寻找知音的努力，一个原因在于将现有的他者转化成障碍。同时，知音与“自我”的关系是，知音模仿“我”的欲望，在欲望主体和欲望客体之间，“我”充当了二者的“中介”，即“欲望介体”[④]，“我”把欲望的对象介绍给欲望主体——“知音”：
叶秋说，我从中学时代就梦想着自己成为一个诗人，成为一个作家。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不管怎样变化，可是这种愿望一直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虽说到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成绩，但我总算遇到了一个知己，遇到了一个同路人，我太幸福了。[⑤]
尹琳说，有些时候，我常常看着杂志上你的诗发呆。因为我在财会读书的时候也写诗，而且还在校报上发表过。我写的诗没法给你比。但话说回来，我写的东西虽说拿不出手，可我是真心喜欢。直到现在，我还有拿笔写作的愿望，可等我再桌前坐下来，又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我又不甘心，总想把我的生活经历写成一本书。[⑥]
在这些仰慕者的叙述中，谭渔、吴西玉已经被当做在写作欲望上的被模仿者，即欲望中介。这一方面是城市中的流浪者重新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的一种标识。另一方面，对于叶秋、尹琳、小慧等这些知音来说，她们遵循的是同样的欲望逻辑。对欲望的模仿决定了欲望的非自主性，这种非自主给人带来的是对被模仿者欲望的依赖，依赖就意味着障碍和不自由，从而在意识中模仿者和被模仿者又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靠着意识中的这种折磨和暴力，个体暂时地摆脱了孤独感。
而对于被模仿者谭渔、吴西玉、黄秋雨来说，由于被模仿而带来的对自我的明晰、清澈、肯定性的认知，很快被对他者的依赖所替代，这种依赖具体化为身体欲望的依赖。但是在三部曲中，对身体的想象和观看，是墨白的画家的天分在小说中起作用，强烈的画面感带来的生动的视觉效果，往往使人误认为谭渔、吴西玉、黄秋雨等真的沉入对异性身体的欲望之中。对身体的依赖并不是最终的、最可靠的依赖，否则谭渔不会离开兰草到城市，吴西玉也会断然和牛文藻离婚，最可靠的依赖是矛盾感、障碍、冲突堵塞在个人的意识当中，使人强烈地体会到他者的影响和存在，从而得到一种类似于宗教体验的超验感时，这时，对自我的逃避完全实现了。
所以，《欲望》三部曲从欲望的意识形态性、文化性方面揭示了欲望的非自主性，以非自主性说明人的不自由的一面。从而，模仿的欲望又成为人建立自我与他者关系，缓解孤独、躲避自我的一个方式。而这不仅是当代特殊的城乡关系造成的个体的命运，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自我与他者间、两性间、在创作者与接受者间，这种欲望关系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深刻地指向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孤独，和伴随它的对个体感的逃避和对超验的需要。甚至是对障碍、挫折作为填充物以掩盖虚无的需要。
[①]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
[②]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罗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③]墨白，欲望，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④]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罗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⑤] 墨白，欲望，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⑥]墨白，欲望，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