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赛，又名王藕，湖北江陵人，1917年9月15日生。家庭属于书香人家。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妇女战地工作团，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3月入应城汤池训练班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京安县委宣传部代部长、云梦和江陵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卫生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副政委、总支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处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长、中央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自1952年始，因坚持反对党内高干不正之风，1958年被以“无理取闹”罪名开除党籍，撤职降级。1960年春，舒赛继续投诉，她写道：“为党揭露歪风，为坚持真理不惜个人牺牲的革命火焰，是任何人的淫威所不能扑灭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是旧时代封建统治者的东西，而他们尚且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哩”、“要认识歪风流毒之剧，误党误国之恶，必须痛下决心，只要是歪风，无论在什么人身上发生，都应该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地痛剿，这就是我的热望。其实，党若下决心，从上到下，从老到新严整党纪的话，党内的歪风自毁收敛的。”随即，舒赛被拘留，被开除公职，戴上“坏分子”帽子“劳动教养”。1962年因病经亲属保外就医而提前释放，为首都无业市民。

　　“文革”初，在1966年12月2、3两日，舒赛骑着自行车将她用金粉红纸写的反对林彪的大字报，先后张贴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委、府右街、西单菜市场、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宿舍、石景山钢铁厂、颐和园门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门口、西直门里、国务院接待室门、东四人民市场门口、北京火车站和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等十八处重要地点。

　　1966年12月7日舒赛被捕。1969年10月，北京的大批未决犯被转移到山西，她也在其中。1971年5月24日舒赛死于山西隰县，尸骨无存，终年五十四岁。1987年上述两案获平反昭雪。

新四军美女特工舒赛：曾令日寇军官折服全身而退

一次，笔者在神户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出身日军第十三师团的日本老兵船头正治，他提到一件事——1943年9~10月份他在湖北驻防的时候，据点里曾经出现了一名没有通行证的中国女子。因为中国年轻的女子当时很少在日军炮楼附近出现，而且这个女子相貌漂亮，举止娴雅，日本兵印象深刻。指挥官去寻问后却无果而终，那个女子自此一去不复返。

战后，在战友聚会的时候，那名少尉指挥官也在其中，只是已经不再是强健的军官。因为在中国作战负伤，头总是不断地摆动，手也总是抖。

船头和少尉谈起那名中国女子，他才说，那女子确实是中国新四军的秘密工作员(特工)。

那你后来怎么处置她的呢?

是很了不起的女性啊，和她谈话以后我送她回去了。

不会是因为(对方)美貌才这样做吧?

当然不是，她让我想起了故乡。连这样一个23岁的女子都来打我们，在中国打仗前景如何，令人悲从中来。

这件事并且有据可查。这位老兵赠送给我几本他收集的旧书，其中有一本森金千秋所著《常德作战》(日本图书出版社，1983)。根据他的指点，我找到了其中的记录。

按照《常德作战》中的描述，这次“新四军女特工事件”的日方主角是出身宫城县的千田薰少尉，时任日陆军步兵104联队第三中队资福寺警备队队长。

和友人谈到这个话题，对方惊呼，说这名优秀的新四军女侦察员，很可能是被称做“楚天奇女、抗日女杰”的舒赛。

舒赛，女，1917年生，湖北江陵人。其父为辛亥革命首义功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祝甘亭。抗战爆发后，舒赛在武汉参加妇女战地工作团，1938年3月入应城汤池训练班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京安县委宣传部代部长、云梦和江陵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新四军第5师第3军分区卫生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处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长、中央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71年5月惨死山西狱中，终年54岁。

真的可能是她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事件的前后经过吧。

这段斗智的过程出现在 《常德作战》中第116页开始的“潜入的美女工作员”一节，主要讲的是千田薰少尉在这次事件中的经历，其中也有对于当地民情、日军驻防情况的描述，这段描写比较着重体现这名日军军官自己的心路。和最初引发我对本事件兴趣的日本老兵船头通了电话，听他讲解这段文字，整个事件似乎可以更加全面综合一下，此次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资福寺据点，位于荆沙三角地带中日两军的交界地带。这是一个有大约两百名居民的小集镇。根据《常德作战》描述，日军驻防部队为千田薰少尉率领的三十余名步兵，这一带是中国第六战区几次发动对日军反攻的起点之一，附近有大约两个师的中国正规军(国民党军)、新四军，还有地方武装。因此，这个据点曾经几度易手。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日军警备队只能驻防在据点炮楼之中而不敢轻易外出。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日军的构成也发生了一定变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参战日军多为现役官兵，此后最初征兵补充的人员，也是预备役官兵或退役老兵，长期接受军事训练，受军国主义影响较深，对侵略战争有着狂热的支持。但是，到了1943年，日军征兵已经大多来自原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市民和农民。因此，军事素质下降，对军国主义的狂热不及以前。在一部分日军中，也存在反战、苦闷、思索等情绪。舒赛1941年在从事抗日活动中被捕，曾撞铁炉自杀。殴打过舒赛的日军纷纷到卫兵室来看这个不屈的中国女子。舒赛趁机用笔谈的方式向日兵宣传，写道：“我们恨日本军阀，但同情日本人民，更同情你们这些离开家乡和亲人到中国来当炮灰的士兵。”日军士兵感动地说：“姑娘，你的顶好顶好，死了死了的不行。”(《江陵文史资料》第四辑)千田薰本人作战还算尽职，但也对战局感到苦闷，他在驻防期间，拜原郝穴中学校长金达遵为师，学习汉学。金达遵是反日的老学者，为了反抗日军侵略，不肯住在日军驻防的城镇中，避居于荒寺，他曾用贺知章的诗句劝诫千田，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炮楼上的日军哨兵可以看到远处三湖湖面上银白色的波纹。这天，日军得到汉奸报告，称街上来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年轻女人，没有通行证，还到处打听(日军)警备队的情况。

千田少尉得报，即准备派几名士兵去将这个女子抓进据点审问，上等兵船头正治也在这几名日军之中。

正在此时，在镇上担任联络员(情报员)的郭家顺匆匆赶来炮楼，要找“千田队长”。他报告说：“镇上来了一个女的，说想来炮楼拜访队长。我看她不像普通的女人，所以想让队长接见一下，您看如何?”

船头讲这个郭家顺四十六七岁，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平时很会讨好日军。《常德作战》写道，资福寺据点的日军由于不能外出，戏称自己的炮楼为“青春监狱”，这些二三十岁的日军士兵最多谈论的就是异性。由于周围中国的年轻女子都远远避开日军炮楼，不像有慰安所的沙市，这里根本见不到女人。听说这件事，士兵们都很好奇，议论纷纷，觉得这个女人可能就是情报中说没有通行证的那个。

《常德作战》中写道，千田向郭家顺询问之后，感到来的不是一般的女人，不但是美人，而且举止典雅，似乎是个“高贵的妇人”。但是，这里也冒出一句略带费解的话——“不过，从她要见日本守备队长这件事来看，恐怕也不可能是什么漂亮的女性。”

看来，当时的侵华日军，对自己在中国女性中是怎样的形象，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千田很愿意和这个女的见一面，表达自己的心态时千田这样说道：“在女性饥馁的兵营，这是让士兵们养眼(目の保養)的机会啊”，在《常德作战》中提到千田自己对这个女子也不无某种期待，“年轻的千田少尉心中有了从未有过的骚动”。

他对郭家顺说：“那就请她来见吧。”

郭家顺当时有点发愣，因为他看到千田少尉的脸上出现了颇为愉快的表情。他答应一声就下炮楼去了。

在船头等士兵好奇地谈论的时候，不一会儿，下面的步哨忽然神志不清般地跑来报告：“有个女的来了，很漂亮啊。”

千田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郭家顺介绍来的客人，就等在哨所的外面，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年龄比想象的年轻，容貌也不可相信的清秀。她身穿三分袖的中国服，两边开气的裙装，在大陆的蓝天下，映衬着黄土大地，给人只有一种单纯的美丽的感觉。一般中国人的服装都是黑色、白色、蓝色，但这个姑娘穿的是粉色底，带花纹的外衣，那种摩登的感觉和典雅气质，只有都会的上流女性才会有吧。”

此前千田还曾经怀疑过来的女子可能是从事色情行业的，而现在，他心中感到不良的欲望一扫而光，反而感到自惭形秽。他感叹这真是一个“贵品的女子”，而后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露出前齿上的金牙。

千田问道：“看来您不像此地的人啊，是哪里的人呢?找我有事吗?请通报一下姓名。”

那女子回答说：“我叫祝玲瑛，今年23岁，务农人家出身，住在郝穴东边的熊家河。因为我丈夫去世，来这里找他的亲戚，却没能找到，队长可以协助否?”

船头正治回忆，由于都想看看要来的女子是什么样的，他下楼到了哨所。那个女子来的时候，哨所里共有四名日本兵。结果这几个日本兵的表情都变成了“固唾”(日语，意为屏息等待时嘴里存的口水)。他回忆那个女子有着令人“忘俗”的面孔和苗条的腰身，虽然过了六十多年，依然难以忘怀。

双方对谈了几句，千田虽然也问了一些问题，但明显心不在焉，他叫士兵倒来果汁饮料，对祝玲瑛说：“走了很远的路，辛苦了，在这里吃顿便饭吧。在队上吃晚饭可好?”

“多谢，那就给您添麻烦了。”祝玲瑛很大方地喝了饮料，镇定自若地回答。

把祝玲瑛让进炮楼，士兵们议论纷纷，感叹她的美丽，但也不乏把话题谈到间谍和密侦上的。和船头同伍的士兵就表示这样的女性不可能是务农为生的，这肯定是说谎。但是，马上有士兵反对，说务农并不表示是农民。结论是祝玲瑛可能是某个大地主家出身的，受过很高教育的女性。

此时，警备队中负责反谍的仲须军曹和田中翻译官开始和祝玲瑛面谈，表面上是问她丈夫的亲戚的情况，实际上是旁敲侧击，试图弄清她是否为中国谍报人员。

虽然寻找亲戚的事情毫无线索，但祝玲瑛对盘问对答如流，举止自然。最终，两名日军认定祝不是间谍，而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的成员，需要以礼相待”。两人据此向千田少尉作了汇报。

如果祝玲瑛真的是舒赛，那日军这个盘问注定不会成功——舒赛完全听得懂两个日军之间交流的日语!

千田则回忆，他当时认为祝玲瑛十有八九是国民党军或者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因为她的这身服装在这里出现太不自然了，而且还打听日本警备队情况。他曾经例行地察看祝玲瑛携带的物品，也曾问过一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例行话题，但都不大上心。千田在自己的回忆中说：“在这样从天而降的美人面前，我觉得做这些事都有些不适当，要不，放长线钓大鱼?不过，心中最关心的，是不能就让她这样走了。”

结果，这天最忙的是日军的炊事兵。《常德作战》描述，当时日军炊事班的士兵使出了浑身解数，烤肉、煎鸡蛋、烧鱼、莲藕制成的天敷罗，都在当晚的菜单上，千田和祝玲瑛面前还各弄来了一瓶啤酒(陪客的郭家顺也有一瓶)。虽然对司令部的军官来说，这样的饭菜很平常，但对前线的日军据点来说，这也是难得的美味——这是迎接贵宾才会有的招待啊!

千田少尉很满意。

祝玲瑛和千田对坐而饮，仪态大方，谈吐风趣，这一席吃得宾主尽欢。千田对《常德作战》的作者森金千秋讲道：“这不是和艺伎或者粗俗的女人同席，这是和真正高贵的女性一起吃饭啊，就算是师团长，也不容易有这样相谈的机会吧。”

船头等日本兵是没有身份上席的，但也能听到楼上谈饮的笑声，他们心中的好奇是：“少尉怎么一直没有说把那女人留下的话呢?”

其实，这时候千田自己也在承受着一种艰难的抉择，他深感这个祝玲瑛很有嫌疑，但是，他又不愿意逮捕这样一个风采令他折服的女子。而这种带有久违的“人间”感觉的聚会，又让他无法萌动邪念。

最终，他作出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的决定。

一直到终席，千田始终没有提过让祝玲瑛留下的要求。饭后，祝玲瑛从椅子上站起来，很典雅地发言感谢千田的招待，这种端正的礼仪，让千田少尉感到很新鲜。“感谢您的好意招待，如今天色已晚，就此告辞了。”祝玲瑛最后说。

“辛苦您了，”千田略带不自然地回道，“让您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今天晚上请在郭先生夫妇家过夜吧，明天要上路回去的话，我去送行。”

千田心中所想是——如果祝玲瑛是密侦，她一定急于逃走，不会在郭家过夜。他已经安排人监视，如果祝玲瑛逃走，就将其抓获。

然而，一夜无事。船头等人只知道那名女子第二天离去了，但《常德作战》中描述了千田第二天和祝玲瑛的最后一次会面。

第二天，千田少尉来到郭家顺家中，这时，祝玲瑛也已经起床了，精神饱满，千田形容她“丽若朝霞”。

“昨天多谢了。”祝说。

“没什么，昨夜睡得好吗?”千田问。

“很好，在这里睡得很好。”祝说。

祝玲瑛黑若深潭的双眼，证明她没有说谎，但是千田少尉暗中叹了口气。

他心中想到：“原来，你是新四军的人啊。”

千田少尉曾经参加过日军的反谍训练，他不是像普通士兵那样好欺骗的。他认定祝玲瑛属于新四军的理由是，祝玲瑛的状态，显示她昨夜确实睡得很好。而当时能在换了环境以后仍然睡得很好，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并不多见，说明祝习惯于经常改变住处。当时中国普通人很少旅行，中国正规军(国民党军)除了定期的移动外，也很少改变地方，是打阵地战的。在附近经常不断行军，改变住处的，只有新四军!

所以，祝玲瑛肯定是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啊。

《常德作战》中写道，当时新四军尚未进攻资福寺据点，对日军阵地的构造和人员构成进行侦查，以便日后进攻却是可以想象的事情，绝非杞人忧天。为了这些对敌方有重大价值的情报，以生命为代价潜入侦查的祝玲瑛的勇气和聪慧，让人不能不感到钦佩。

然而，千田却并没有点破这一点。

这时，郭家顺的夫人走来，说：“昨天多承您的招待，今天请在我这里用饭吧。”

桌上，有中国的老酒，肉片炒莲藕，烧好的鸡蛋，还有茴香豆，并不很丰盛，是给祝玲瑛的饯行饭菜。

“祝女士，祝你前途平安，运气好。”最后干杯的时候，千田少尉意味深长地说。

“谢谢。”祝玲瑛宛然一笑。

千田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点破祝玲瑛的身份，是因为他觉得用逮捕这样一个令他心折的女性来换取功绩，是卑劣的行为。对于放祝玲瑛离开的理由，他自欺欺人地表示，她并没有对警备队或者对军队的作战产生任何危害。

祝玲瑛飘然而去。给她送行的郭夫人回来后，找到千田，说祝玲瑛让她转达对“宽厚的千田先生的感谢”。

千田觉得很欣慰，因为他觉得祝玲瑛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已经看破了她的身份。

此书后面记载，“根据后来日密侦的情报，这个祝玲瑛，是李先念少将麾下所属政治局(应为社会局)的女局长”。

那么，这个智勇双全的新四军女侦察员，是不是舒赛呢?让我们来看看线索——“1943年9~10月份的时候”、“日方主角是出身宫城县的千田薰少尉，时任日陆军步兵104联队第3中队资福寺警备队队长”、“当时新四军就在附近活动，有即将攻打资福寺的情报”、这一位新四军美女特工是“一个23岁的女子”、“李先念少将麾下的女局长”。

江陵县资福寺，1943年秋季属于江陵县抗日政府下属的第三区。

1943年2月，日军进攻江陵县等地的国民党军。江陵县沦陷，国民党江陵县政府仓皇撤走。4月，李先念担任师长的新四军第5师，出动15旅45团，挺进江陵县一带的沦陷区，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这验证了“当时新四军就在附近活动，有即将攻打资福寺的情报”的记载，侧面证实了这名“新四军美女侦察员”就是战斗在湖北省江陵县。而1943年秋季的江陵县就只有一位女局长——1943年5月，云梦县抗日政府公安局的女局长舒赛(本名：祝振客、祝成龙)调到刚刚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江陵县，担任县公安局长。李先念不仅是新四军第5师师长，1943年1月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而江陵县就属于鄂豫边区，这样，说“祝局长”是李先念“麾下的女局长”完全没有问题。舒赛本名祝成龙，在日军面前化名姓“祝”完全可以理解。

她是1917年出生，1943年是26岁，与“23岁的女子”接近。23岁很可能是她自己报给日军军官的，在敌后斗争中为了隐瞒身份报成23岁也可以理解。

不过，舒赛既然是公安局局长，日军也用“局长”这样的称呼，怎么又可以称为是一位“秘密工作员(特工)”呢?

原来，此时在江陵，公安局和社会部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县委叫社会部(锄奸部)，在县政府叫公安局(见江陵县志资料《日军侵占荆沙前后的江陵党组织》)。按照江陵县志资料《江陵民主革命斗争纪略——抗战篇》的记述，在敌后斗争的严酷局势之下，公安局其实就是“针对日伪军的密侦组”而设立的(也侦捕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公安局还辖有一个手枪队，直接与汉奸、日伪特务进行武装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的记载，社会部本身的工作也包括秘密侦察敌情。1941 年，舒赛就是在“京安县委社会部秘书”的职务上到日伪据点侦察敌情时被捕的。

这样，作为县委社会部长的舒赛，给日军称为秘密工作员是名副其实的。

据此，几乎可以认定“新四军美女特工”就是舒赛。而我方记载中，1943年底日军因兵力不足，将资福寺据点交给伪军驻守，舒赛曾用懂得日语的特长冒充日酋进入该据点，缴了两个班伪军的枪!

值得一提的是，船头在战后见到千田的时候，听他讲了自己为何会释放祝玲瑛的经过，还问了一个问题：这样美丽的女人，你当时没有碰过她吗?

千田很坦白地说，我只有在和她告别的时候握了一下手，她的神采让人神伤，不能直视。

那么，船头问，你对那一次握手一定印象很深啦，当时是怎样的感觉呢?一定是很有女性的魅力吧?

千田摇了摇头，苦笑道，我对那次握手记忆深刻，因为我能感觉出来，她是经常握枪的人。

千田说对了，祝玲瑛如果是舒赛，那可是个凭借两支手枪从日军手里抢过五只船的神枪手。这倒也说明他放祝玲瑛离去，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否则，就算郭家顺是首鼠两端，在告别的时候如果打起来，一对一，还不知道是鹿死谁手呢！

在“战地救护训练班”（前排左一）

　■■1937年初，芳龄二十的舒赛，忧于国难，弃教离家，赴武汉投身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她仰慕南丁格尔，考入湖北省“战地救护训练班”。

遗物盒两侧刻下：
　　 为党为人民无私无畏忠心耿耿
　　 斗敌斗歪风有胆有识铁骨铮铮

亲人与“骨灰”盒

弟弟为姐姐献上的歌

传记文学《烈女传奇》封面

纪实文学《烈女传奇》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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