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诗界革命”的宿将——李端棻之《苾园诗存》 李端棻
内容提要：李端棻《苾园诗存》147首，大部分写于流放新疆之后，诗歌揭露黑暗现实，批判专制制度，宣扬“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贵州民智开发的先声。其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主张隐然契合，李端棻应该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关键词：李端棻 诗界革命 诗作成就 地位
中圈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57-61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掀起了“诗界革命”运动，发起和推动者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作为诗论家的梁启超，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诗界革命”的主张，借以宣传维新思想，开启民智。并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发表大量新诗作品，作者队伍百数十人，涌现出一批名家。梁启超的老师兼内兄李端棻，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所写诗歌的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的主张完全契合。因诸多原因，他的作品无法寄去海外发表。但从他后来刊行的《苾园诗存》来看，他理所应当属于“诗界革命”诗派，而且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诗界革命”作为文学活动，萌发于戊戌变法前三年间。梁启超于1895年秋冬之际与夏曾佑、谭嗣同在北京相遇，商讨诗歌革新问题，对夏、谭的“新诗”，启超指出其特点是“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这时的“新诗”虽有一些反映西洋文化的新内容，但晦涩难懂，缺乏诗味，显得幼稚，影响不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思想，深感到诗歌及其他文艺作品在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总结“新诗”创作失误的教训后，提出“诗界革命”的号召。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即其美学标准)：欲为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即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玮则瑰玮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所谓“三长”，即新意境(主要指欧洲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为了扩大“诗界革命”的影响，在《清议报》上开辟“新诗派”的专栏，名曰“诗界潮音集”(原名“诗文辞随录”)，继又创办《新民丛报》，开辟同一专栏，并在《新小说》中也开辟了新诗专栏。由此引来海内外一大批作者，多达一百几十人，其中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被推为“近代诗界三杰”。梁启超在该报上连续发表《饮冰室诗话》，鼓吹新派诗。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除上述“三杰”外，还有谭嗣同、康有为、丘逢甲、麦孟华、狄葆贤等。章太炎、马君武、高旭等“南社”人士，也先在“诗界潮音集”上发表诗作，后来才分化出去成为“革命派”。
自从“诗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诗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才成熟起来，逐渐推向高潮。梁氏又提出“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的号召，声势更加壮大。
在海外出版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等，偷运回国，在文学界、教育界传播，影响极大。贵州虽地处边隅，这些刊物也曾流传进来，在文士中暗地流传。
梁启超同他的乡试座师李端菜，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
李端棻(1833-1907)，贵阳人，同治进士，先后充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出任云南学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会试副总裁，迁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百日维新”期间，出任礼总尚书，大力支持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被流放新疆三年。他为官清廉刚正，关注海防、武备，更注意文教、政体的革新问题。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菜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充任广东乡试主考。在新科举人中，他发现梁启超的文章见解新颖，文笔老练，以为是位饱学夫子，召见时一看，哪知是位十七岁的少年，不惟国学深厚，而且熟悉西方学术。师生交谈十分融洽。端棻立即托媒，把自己的堂妹蕙仙(京兆尹李朝仪之女)许配给这位农家出身的少年梁启超，为识得这匹“千里驹”感到十分欣慰。
此后，梁启超赴京会试、留京活动，均出入于李端棻家。师生变成郎舅，谈古论今，声气相投。李端菜受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影响，对西方学术颇为关注，不惟广泛阅读新译的西方著作，而且广交出国归来的人士(如黎庶昌、黄遵宪等)，详细交谈西方及东瀛实情，对西方文教、政治等方面的体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割地、赔款。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维新思潮涌起，康、梁俨然成了维新思潮的精神领袖，声望日隆。李端棻对“公车上书”暗中支持，贵州举人签名者达95人。
康有为以布衣的身份多次上书皇帝，倡言变法，都被拒之门外，遭到守旧大臣的憎恨。此时，李端棻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冒着风险，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端菜“疑康有为真负济世伟略，可任宏艰，毅然具书保之，词甚状。光绪帝召对时，一再保举。”于是，康有为的上书及关于变法的论著才送到光绪帝手中，最后下决心变法，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变法中，李端菜又保举谭嗣同、严修、唐常、熊希龄等十几位维新人士。康有为赏四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梁启超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赐四品衔，任军机处章京，草拟新政章程。
面对新政的推行，李端棻不免担心祸生不测，告诫康、梁：“非康乾年代也，今之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此所以需慎之而慎者也。”果然，三个月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逮捕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康、梁外逃。李端棻也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流放新疆。
他被押送出京时，正是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的时候。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谴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和文信国乩诗》)
在他心目中，“六君子”并非“罪人”，而是“忠贞”之士。
李端棻生平喜欢作诗，每有感触，便提笔吟咏。但随写随弃，家人也不知收捡，早年所有诗稿大都遗佚。其表弟何麟书搜集到百多首，大都是流放以后十多年间的作品。直到民国26年(1937)才由何麟书辑集刊行，题名《苾园诗存》。1995年，由贵阳市志办收入《贵阳五家诗钞》(“金筑丛书”之一)，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作品，或抒写流放期间的抑郁心绪，或揭露黑暗现状，抒写清王朝杀害“党人”(维新派人士)的愤慨，或回顾“维新”运动中的得失，表述坚持维新立场的意志；也有描写还乡生活境况的诗篇。往往直抒胸臆，披肝沥胆，而且诗味深淳，蕴蓄宏富。其中一些作品，确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与“诗界革命”的主张相契合。
李端棻被流放时，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行至甘州(今张掖)，因病滞留下来，未继续西行。直到三年后被“赐还”，一直以罪人的身份，受地方官“管束”。即便身处逆境，依然以达观的心态，劝慰家中亲人。其《寓甘州示诸弟》诗写道：传说边城极阻艰，轻裘忽近玉门关。远行经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闲。 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寄言群季休惆怅，得酒依然便解颜。
“雷霆皆雨露”，把朝廷的“雷霆之怒”，化为滋养生民的雨露，比喻化坏事为好事，借此流放的机会，有幸去欣赏天山的风雪。这是何等旷达的心胸!
因病停留甘州，他已彻底消泯了丢官失俸的失落感，反而以心情安详，以“消遥”得闲为满足。在《甘州病余自遣》诗中抒写了这一心绪：“西望轮台万里长，休将白首戍遐荒。此日转觉遥逍甚，自问何曾险阻尝。老志心情无冷暖，闲中岁月是羲皇。近来渐少还家梦，识破迷途是故乡。”
在甘州生病期间，他遇到一位好县官，给了他体贴和照顾。这位县官任职一年便离去，临行，端棻在纸扇上诗一首相赠，还题了小序。小序云：“己亥(1899)秋，负弩西来，道经陇，得假居试院养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适馆授餐，久而弥笃。方幸尘语常亲，忽焉骊歌遽唱，别绪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达感激之私，兼识一时鸿爪。”诗云：识别虽晚得因亲，慰我飘蓬泛梗身。两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钦友夏诗归定，今见箫成政绩新。不独士民歌众母，春风嘘到谪居人。
这面题诗团扇，辗转流落到贵阳，1908年，何麟书在街头购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迹，得知这段奇缘。但不知县令姓名，只知字“序康”。
初步考订，这位县令也许是《近代名人小传》的作者“沃丘仲子”(笔名)，该书《李端棻》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馈以资。复书字画，整润胜平昔。但言苏轼，务养生，起居皆有节制，是诚能处艰困者。”
这位“沃丘仲子”早就同李端棻相识。其李端棻小传中记述道：予初见之于丁文诚(宝桢)座上，一恂谨书生耳。及甲午，谒于京师，颇论时事，娓娓道东西邦制度。退而谘其所亲，盖曩典试广东，得才士梁启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论皆纳梁议。启超，南海圣人子弟，拟之为颜回也。戊戌，果频上封事，请汰冗官，删则例，立学堂。帝嘉纳，擢礼部尚书。政变，并张荫桓戍新疆。
从这段文字可知，“沃丘仲子”曾在丁宝桢的座上见过李氏。大约是光绪四年(1878)，端棻丁母忧期满返京，特去成都总督署拜访丁宝桢。“沃丘”也在座。甲午在京师谒见端棻，论时事，谈东西方制度。可见交谊不浅。这位“沃丘仲子”，本名费行简，蜀人。他甘冒风险救助病困中的李端菜，胆识品格均有过人之处。
1901年，李端棻被“赐还”。他拖着久病的身躯返乡，以一身正气与病魔搏斗。《久病转剧，书以自嘲兼自慰》三首之二中有句云：“最忌众中露芒角，要从衰后见精神。恶魔从此休来觑，正气团成不老身。”第三首抒写返乡的心情：乡心岁岁忆鲈莼，今得还乡愿已伸。老爱旧亲谈往事，病如处女避生人。忧馋屈子萧骚意，僵卧袁安困顿身。同类嗤予心尚热，招来闲事太无因。
以屈原“忧谗”、袁安“卧雪”来比拟还乡后的心绪与处境，颇为恰切。友朋“心尚热”的嗤议，透发出“壮心不已”的情愫。
李端棻流放之后，与梁启超失去联系，返乡后从亲友口中得知启超的一些消息：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思想，介绍西方人文政教知识；还刊载新派诗歌，发起“诗界革命”运动。并发表《饮冰室诗话》，评述新人新作，为文学运动推波助澜。此报秘密运回国内发行，文士们争相传阅。贵阳地区也能见到《清议报》。1902年，李蕙仙由澳门赴日本与梁启超重聚，带去堂兄“赐环”的消息，启超寄来《新民丛报》(《清议报》于i902年改为《新民丛报》，半月刊)请内兄阅览，写密函问候起居。
端桑读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心情振奋，也颇为安慰。他反复阅读报上的文章与诗作，思想境界大为开张。联想国内黑暗专制的现实及个人的处境，深有感触，不时写诗抒怀。如《有感》写道：七十犹如此，百年将奈何!觚棱空想象，日月已蹉跎。伏枥惊残岁，攀鞍愧伏波。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
尽管岁月蹉跎，事业无成，然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更可喜的是四方猛士正在兴起，定能挽回天河，扭转乾坤。从维新志士的身上，他看到了国家民族的未来。
李端棻一向重视东西方人文制度的研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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