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邻居（八）
作者王民伟
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飞黄腾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些人却锒铛入狱、家破人亡、凄惨悲凉。然而，在历史的镜子前面，清浊判然，正邪分明，真是严峻而公正。大江东去，浪淘尽。每个人无论活着的或已故的，无一不受到时光一遍又一遍地检验、一次又一次的评估。在人们心目中，不少人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化为粪土。然而，也有不少人即使已经谢世，他们在世事沧桑中更显出高大形象。
许建国大使是我们院子里资历最高的人。当时就曾经疑惑过，让这样的老党员、老红军，又是公安部副部长来当大使，是不是降级使用呢？虽然派出做大使也是个神圣的使命，但是比起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文化大革命中，许建国家被迫搬出我们院子的时候，正是他开始倒霉的开始，一代豪杰由此殒落。
许建国、方林夫妇
祸起萧墙
江青，这个依仗毛泽东权势的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煽风点火、造谣诬陷、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迫害忠良，干尽了坏事，其罪行罄竹难书。受到江青迫害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呀！许建国大使就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受害者。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一次接见天津造反派组织的大会上，点了解放初期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的名子，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当年那个会的现场情况，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依照江青在其它场合的表演，可以想象得出江青那时的张狂：手里挥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招手挥臂、声嘶力竭地呼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俨然是一副毛泽东最高特使的派头。但是，在她那副黑边眼镜的后面，却闪烁着阴险的目光。她所说过的话，人们要当成最高指示来读；她所做出的批示，掌握着一个人的生死命运。江青的所作所为，比起武则天、慈禧太后等封建女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建国（1903-1977），原名杜理卿，湖北省黄陂县人。1923年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以后长期做党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是我国保卫和公安情报部门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也是一名著名的外交家。
江青对许建国大使的点名，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备而来，是积压多年后的一种歇斯底里地报复。许建国当年在延安时期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是江青的顶头上司。对江青的来龙去脉，他了如指掌。当年江青受到许建国的严格管理，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可是几十年后，当江青手握大权后，却无中生有地肆意报复，那可就是政治品德太恶劣了。
1964年在成都外交使节会议上周总理、陈毅与大使合影 许建国（第二排左2）
祸始延安
许建国与江青如何结的怨呢？说来话长。
1937年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组织上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人员）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有没有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时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许建国，直接领导江青的工作。可是江青对自己承担的工作并不感兴趣，她的目的就是抛头露面地参加各种活动，以达到引诱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她产生兴趣，从而飞黄腾达。每次江青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都受到了许建国的严厉批评。有时江青还狡辩、顶嘴，两人关系一度很紧张。
江青到延安才不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地攀上了毛泽东。一个45岁，一个24岁，干柴遇烈火，各取所需吧。这件事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了此事。当中共中央领导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由此许建国又一次与江青结下了梁子。
尽管中共中央最后同意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是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这个“约法三章”来看，中共中央的态度十分勉强。既不能驳毛泽东的面子，又无可奈何地宣布下不为例。但是对不允许江青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则是非常英明的。可惜的就是限制江青二十年的时间太短了。如果是永远不允许她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就好了。那样，少一个祸国殃民的人瞎折腾，或许国家和党的损失可能还会小一点。许建国能够表示反对意见，是完全从工作角度出发的慎重考虑，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与胆略。
已经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审查干部中，也需要有人为她做历史证明人，她想到了许建国。当时，许建国在延安主持这项工作，江青想请他当她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以不了解江青以前的历史为由拒绝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６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时雇用的老妈子，并让找到后送到中南海。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起脾气来，大骂许建国。
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召见了他，拿了一些钱和物品让他转交给贺子珍，并请他以后多关照贺子珍。从这以后许建国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泽东闹了几回。毛泽东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便不敢再闹了，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交给许建国一封揭发江青历史问题的匿名举报信。信中称：江青于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罗瑞卿让许建国秘密调查此事。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更让江青耿耿于怀了。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
1965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与大使馆人员、留学生合影许建国（第二排右5）
祸起烧身
1967年春，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踫了一鼻子灰。
不久，外交部造反派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
就在许建国烧掉那些机密笔记本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代罪行。在审查中，除了要他承认参与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行”，还诬陷他1929年有变节行为。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1930年７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了出来。
江青给他定下的两大莫须有罪名——“叛徒、特务”，连任何理由都没有说，就成为“铁案”。1968年3月11日，以他参与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名被拘留审查。被捕时没有人向他出示任何有关手续，也没有人告诉他是由哪个单位下达的命令。就这样，许建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秘密地关到了北京秦城监狱，关押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狱中苦难
让许建国大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被关押到北京秦城监狱。著名的北京秦城监狱，是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进入这个监狱意味着什么，许建国心里十分清楚。
由于许建国身份特殊，属于重刑严管对象，因此他被单独关押在只有六平方米（长4米，宽1.5米）的牢房里。不但不允许会见家人，就连秦城监狱关押的其他“犯人”也见不到。由于监狱管理人员规定“犯人”睡觉时，只能够面向房门睡觉。许建国接近1.8米的身体就只能蜷缩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终被压得麻痹了。又长期不能与外人接触，影响到他正常与人交谈的能力，致使他几乎失声。长期关押的寂寞、孤独的折磨、迫害，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是许建国却始终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每天一起来，就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间里做自己设计的广播操，并且每天坚持在房间里走500圈。其余的时间便是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自己的冤案迟早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由于许建国是被秘密关到秦城监狱的，所以他的夫人方林及几个孩子一直不知道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尽管他们到处打听许建国的消息，却象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到了1968年底，方林也被迫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几个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村插队劳动。所以从1967年到1971年四年的时间里，许建国家人既不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更没有见过他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国内政治空气有所松动。这个时候方林才终于打听到，许建国是被关在秦城监狱。于是，方林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他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获得了批准。时隔4年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这样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1年12月，方林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却从未踏入过的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生活使他形销骨立、面黄肌瘦，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脸色灰白又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说话时反应迟钝。走起路来迈着蹒跚的碎步，左腿还一瘸一拐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原先想好的千言万语不禁全忘光了，只知道放声痛哭。反而是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及其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他们都在盼望着党能早一日纠正错误，还许建国以清白。
许建国从1967年被关押，直到1975年“保外就医”，经受了七年的漫长时光、二千五百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的考验。他用一个共产党员无比刚强的毅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孤独的折磨，终于活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劫后余生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的案头。这封信是许建国的夫人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看到方林的这封信后，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７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复兴医院。随后又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实行的是“流放管制”。他在六安地区医院治病时，不准他讲自己的姓名和来历，还说他是一个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
1975年10月27日，中央专案三办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仍然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这个决定对许建国打击很大。原本虚弱的身体如雪上加霜，病情急剧地恶化了，从六安地区医院送到合肥人民医院。最后确诊患了肺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建国给党中央写出了大量的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他也向党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对他的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并渴望马上得到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权利。
他在申诉书上写道：“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的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心声，是向党提出的最后请求。然而，许建国并没有等到党中央给他的平反决定，就与世长辞了。1980年3月，党中央为许建国同志平反，公安部、外交部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等中央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出席了追悼会，会上宣布了许建国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相信我，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这是许建国临终前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这位中国共产党公安与情报工作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遗憾和悲愤离开了人世。
1938年秋季大反攻 左起：郭天民、聂荣臻、孙毅、许建国
红色履历
为了更好地说明许建国大使革命的一生，现将他的红色履历详尽地刊登出来。一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革命，怎么会是叛徒、特务呢？？？
1922年加入安源工人俱乐部，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秋任湘潭南区联合工会委员长、湘潭电灯公司工会委员长。
1926年秋任湘潭县总工会纠察部部长。
1927年“马日事变”后，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干事。大革命失败后，积极参加长沙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8年夏任中共汉口市委武装暴动小组长，从事地下斗争。1929年7月被捕并被解押于长沙陆军监狱。
1930年7月底，红3军团攻占长沙城后出狱，立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重新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在红3军团第1师第3团先后任团部副官长、团特派员、团参谋长、代理团长。
1932年春，任红3军团第1师特派员，同年冬调任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
1934年9月任红8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出色地执行了保卫中央领导核心的任务。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4师特派员。
1936年4月任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6月入红军大学第1期学习，兼任第1科中共支部书记。同年西安事变后，12月随周恩来飞抵西安，负责中共代表的保卫工作，曾任张学良警卫团秘书长兼第3科科长，在保卫周恩来安全并协同东北军清理特务、维持治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1月任红军云阳办事处主任，同年夏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副处长。
抗日战争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部长，负责领导全党的保卫工作，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开展了很有成绩的情报工作。
1938年10至11月列席中共第6届6中全会，曾就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发言。
1939年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许建国任副部长。
1939年3月任中共中央北方(晋察冀)分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
1944年兼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处长，政府中共党团书记。为巩固发展晋察冀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曾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委员、社会部部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等职。为获取国民党军情报、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的作战和解放平津，起过重要作用；为加强华北解放区治安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委常务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国务院公安部副部长。1959年后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许建国大使的品德，不妨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粉碎“四人帮”后，病重住院的许建国还接待过许多来找他调查情况的人。在提供证明材料时，他始终是知无不言、实事求是，不以个人好恶而歪曲事实。
有一次，有个外调的同志来找许建国调查上海市原副市长马天水的问题。这位同志告诉许建国，马天水已被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属敌我矛盾性质，现已被隔离审查，正在清算他的罪行。希望能够提供他历史上的问题，以利审查定论。
外调同志想了解的问题是：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否与江青就有所勾结？许建国并没有胡编乱造，落井下石。而是仔细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上调之前，马天水还没有同江青勾结。因为当时马天水是书记处书记，而张春桥只是宣传部副部长。马天水无论资格，还是别的都比张春桥高得多。那时张春桥就已经有意识地向江青靠拢，而江青也有意识地拉拢张春桥，两个人走得很近。张春桥很快当上了市委常委，马天水对此很不满意，还当着我的面发过牢骚。后来张春桥知道了，告诉了江青，江青对马天水是有些不满的。”
来外调的同志一边记录整理，一边失望地问：“那么说，他当时没有那些问题，这证明材料可能就没有多大用处了。”许建国说：“不管马天水现在如何，当时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这可不能随意去写。要尊重事实，这样才是真正帮助组织搞清问题。任何证明材料都要对党负责，对本人负责，对历史负责。”老共产党员襟怀坦白的一席话，让外调的同志对许建国敬佩不已。
再说一个许建国大使在解放战争中巧施“空城计”的故事吧。
1946年夏，蒋介石调动30万兵力，从东、西两面对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当时晋察冀军区所有正规部队尚不足6万人，加上地方部队也只有10余万人。在敌我力量悬殊，又受到敌人夹击的情况下，聂荣臻司令员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主动撤出张家口。
如何在情报工作方面对军区的战略撤退给予及时有力的配合，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兼任张家口市公安局长的许建国，要全力解决的问题。在他的亲自参与下，公安局迅速破获了三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小组。公安局的同志根据对敌特电台少校台长李增申的了解，认为其可以争取利用，让其继续用电台与北平的特务机关联系，以利于我情报工作。许建国听了汇报，立即面见此人，对其进行政策攻心。通过讲清形势，晓以利害，指明前途，李增申心悦诚服地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工作。
那时敌人已重兵压境，解放军在张家口市只有一个团，距张家口30公里的宣化还有一个团，其余大部分兵力都已西调。许建国考虑可以使用“空城计”，用敌特电台向北平特务机关传送假情报，以迷惑敌人，掩护我方撤退。
他与聂荣臻同志紧急磋商，取得他的同意，于当天深夜12时命令李增申将拟好的电文发往北平。电文称：“张家口市在东山坡召开了万人大会，聂司令员讲话，号召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保卫张家口，誓歼来犯之敌。同时，坚决镇压反动武装土匪，保卫张市安全。并悉：急调肖克部星夜速从大同赶赴宣化，加强对张家口的保卫。”北平的特务机关收到此电报后，信以为真，立即回电：“速查明共军军力部署，及时上报。”国民党军队根据这一情报改变了军事部署，命东进至南口一线的石觉部改为西进待命。解放军于是加强东线防力，同时加速向后方运输物资，准备撤出。
此后，又不断根据军事需要，编造出各种假情报发往北平。其中也有一些是公开消息和报纸报道，这样以假乱真，使东西两面围军不敢冒进。国民党军被蒙蔽了半个月之久，直到1946年10月10日深夜12时，晋察冀军区党、政、军机关全部安全地撤出了张家口，仍未发觉上当。10月11日上午，傅作义部队已进到张家口北面，仍不敢直入。待侦察部队入市侦察，才知道张家口已经是一座空城了。
武汉长乐陵园中许建国塑像
许建国大使生前多次说过：“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就要为国图强，为民造福，就要作一名社会的公仆。”许建国正是这样以他五十五年的斗争经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是这样忠心耿耿的革命家竟然倒在江青的狭私报复之下，让人扼腕叹息。
许建国经过七年磨难，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江青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直至在牢中死去。这一进一出，不正是历史公允的选择吗？这一黑一白，不正是历史公平的结论吗？这一正一邪不正是历史公正的判决吗？同样是死，一个人虽死犹生，另一个遗臭万年，历史没有说假话！
江青曾经在审讯她的法庭上说过：“我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当狗疯狂咬人，伤及无辜的时候；当狗仗势欺人，欺压民众的时候；当狗造谣惑众，颠倒黑白的时候；当狗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的时候……难道狗的主人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吗？！
本文参考:《文史精华》2007年第八期“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作者：杜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