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桃李劫》——春风桃李花开日
来源：《中国电影百年》（上编）
1934年，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当时，这家公司在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国电影。它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在实际出品中也实践了左翼电影理论的主张。另一方面，“电通”的前身是制造有声电影设备的公司，在当时有声片、无声片并处的年代里，“电通”与当时别的电影公司不同，它的所有出品都是有声片。
电影大历史：“愤青电影”最早的声音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比中国更加擅长讲述苦难与愤懑，即便是“新现实主义”时期的意大利电影也闪烁着贫困之外的阳光与欢笑，而对中国电影而言，无论在哪个年代，生活的苦难与困境都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简直就是一种传统的迷恋。
电影《小武》，讲的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的夹缝中四处碰壁，虽然希望恪守自己的原则，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头破血流。有人说这是一种新锐的态度，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愤怒青年式的电影，总之，它属于中国电影的一大异数，与传统和主流都搭不上关系。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来看的话，如此的“愤青”电影早在70年前便有，而开山鼻祖似乎就应当是被奉为左翼电影经典的《桃李劫》。
《桃李劫》剧照：袁牧之、陈波儿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刚刚从学校毕业就遭受了生活的劫难
《桃李劫》的主人公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便结为夫妻，过上了平静安逸的生活。由于陶建平生性正直，看不惯职场上老板们的欺诈手段，愤然辞职后便一直失业在家，妻子黎丽琳也因不堪公司经理的骚扰而失去工作。为了养家糊口，陶建平只好到工厂里当苦工，刚刚生产的黎丽琳又因无人照料而发生意外身受重伤。陶建平为了能给妻子看病，迫不得已从工厂偷出工钱，结果黎丽琳还是不治而亡。万念俱灰的陶建平将刚出生的儿子送到育婴院，回到家中又遇到工头与警察的缉捕，最终被判处死刑。
如果要做文本分析，《桃李劫》讲的就是一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青年，由于坚持自己的本性与原则，在社会上失意、反抗、挣扎最终被彻底吞噬的悲剧。既是对个人苦难的描述，又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不解与控诉，情绪之强烈、态度之锐利都足以让如今概念中的“愤青电影”心悦诚服。
在今天看来，《桃李劫》依然是一部具有冲击力的作品，这或许正是来自创作者们年轻而无所畏惧的激情。影片的导演应云卫当年只有30岁，却已经是上海话剧界的先锋人物，他为纪念“九一八”事件所创作的《怒吼吧！中国》就曾轰动一时，《桃李劫》则是他的首部电影作品；编剧兼主演袁牧之更是不到25岁，他从13岁起便从事话剧表演，更有舞台“千面人”的美誉，即便是初次接触电影，《桃李劫》便已显露出他特有的才华，就在两年之后，他所执导的《马路天使》更成就了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除了题材上的激进与批判色彩，《桃李劫》同时也带来了一次电影技术上的进步，影片中大段大段的音响处理不再是割裂于主干之外的陪衬，而与叙事结合为有机的一体。比如：陶建平在工厂费力工作时传来的各种机器毫无人性的挤压声；而当他在工头办公室内行窃时发出粗重急促的喘息声；还有他将儿子遗弃在育婴院门口，婴儿的啼哭与背景的风雨声融于一处……《桃李劫》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的划时代之作，确不为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武》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环境音处理确实与这部“愤青电影”的先河之作存在着异曲同工的共鸣之处。
70年过去了，《桃李劫》提出的种种问题，至今没有什么正确答案。由于时过境迁的缘由，这样一部锋芒毕露的作品已被供奉成束之高阁的经典，而就在眼下，与之一脉相承的“愤青”电影们却经历着无所适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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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摄制
编剧：袁牧之
导演：应云卫
摄影：吴蔚云
主演：袁牧之、陈波儿、周伯勋、唐槐秋等
故事梗概：
本片用倒叙的方法，通过老校长探监时陶建平的回叙，展现了主人公的悲剧经历。男主人公陶建平（袁牧之饰）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向曾经教导过自己的老校长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悲惨经历：陶建平和黎丽琳（陈波儿饰）是同班同学，也是两个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他们从工艺学校毕业后，抱着“为母校争光，为社会谋福利”的理想走入社会，并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满腔热情很快被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陶建平先到了一家轮船公司工作，但正义的他因不愿谋求伤及人命的不义之财和公司经理发生了矛盾，一气之下辞了职。之后，他四处奔波寻找工作，却总是到处碰壁，遇到的不是白眼就是欺骗；一旦找到了工作，又往往因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屡遭失业。多次失败以后，他对以前所想象的社会深感失望。看到丈夫这种状况，黎丽琳决心自己出去找工作，很快被一家贸易公司录用了。但不久，黎丽琳也由于拒绝公司经理的侮辱而被迫辞职。为了维持生计，陶建平不得不去造船厂做苦工，每天承受着繁重的劳动。然而，命运继续折磨这对年轻的夫妇。不久，陶建平恳求工头借用一笔钱，但工头说什么也不肯，被迫无奈的他只好偷了工头抽屉里的钱。可是他拿着不得已偷来的钱去请医生时，旗子已经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去了。陶建平根本无力抚养年幼的孩子，他又忍痛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了育婴堂。当承受着妻亡子离之痛的陶建平回到家中时，等待他的却是穷凶极恶的工头和巡捕。经过一翻挣扎与反抗，最终他还是被判处死刑。老校长听完他的讲述后哀惋万分。
精彩场面
陶建平去泰山酒店找妻子黎丽琳，却被酒店里的服务生赶出大门。黎丽琳看清了经理的企图，奋力挣脱跑出酒店，夫妻俩在酒店大门口相遇。他们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了家中，陶建平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砸碎陶器，并在感情冲动得无法自制时，挥手给了妻子一个耳光。之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那张脸颊画了一个X的照片上----这是他被曾经是同学的经理打的，他要自己永远记住这个巴掌，这个一生最大的耻辱！而如今他竟然也以同样的方式羞辱了自己心爱的妻子，顿时后悔万分，两人抱头痛哭。
妻子死后，陶建平怀抱着年幼的孩子，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屋里漏着雨滴。他在桌前拿出纸笔，写下孩子的出生年月----而这张纸的反面是他们刚结婚时写下的字：“这是我们俩生活的开始”陶建平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忍痛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当他听见孩子的哭声返回那里时，孩子已经被抱走了。
欣赏指导
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遵循有声电影观念并获成功的影片，它的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电影中声音元素的探索性实践。它已不像以往的国产片那样仅是把“音”与“影”简单地相加，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了“音”与“影”的乘法。它第一次把对话、音乐和音响三个声音元素纳入了整体的银幕构思之中，通过同步、对位等声画结合方式，使声音产生出能够推动电影叙事的功能。比如在平行表现陶建平在工厂苦工和黎丽琳在家中提水上楼的场景中，画面是黎丽琳艰难地提着满满一桶水爬上楼梯，在脚步声和喘息声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听见远处传来了工厂下班的汽笛声。这声音似乎给了黎丽琳奋力向上挪动的动力，但她不幸摔了下来。此时，汽笛声和惨叫声交叠在一起。画内的同步声加强了该场景的逼真性；而外声音元素的加入又使得两个不同空间产生出耐人寻味的关系，是视听方面的一种隐喻性表达。又如影片最后的一个段落镜头：画面是老校长手中陶建平的毕业照，画外音是枪决陶建平的枪声和这之后的《毕业歌》。这里声音与画面不仅构成了多重关系，而且呈现出富有张力的叙事功能。《毕业歌》是老校长的心理声音，它既传达出人物的内心视像，又以歌词和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形成鲜明的矛盾对立关系，给观众带来巨大震撼与沉思。
除了声音元素的创新运用外，影片在镜头语汇上也有非常精彩的呈现。比如镜头随画面人物运动而形成的场面调度、镜头内部前后景带来的景深镜头（如前景是陶建平和曾经是他同学的经理发生争执，经理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愤然夺门而出，后景是探头张望的公司职员）和特写镜头（妻子死后，陶建平抱着孩子在漏雨的家中。镜头从接雨的小盆的特写镜头开始，再往后拉成全景），还有形式感很强的寓意性镜头（他们搬家时的两个下楼梯的镜头），两个几乎完全一样的镜头重复使用，无疑加强了这一行为的视觉效果，同时隐喻出他们一步步被黑暗社会逼向绝境）。
影片极其成功地塑造了陶建平这个生动的知识分子形象。陶建平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抱着服务社会的理想走向社会，在岗位上坚持正直作风，与丑恶行为作斗争，宁肯失业，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因此处于被黑暗社会所不容的境遇，以致理想破灭，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剧。影片通过这个人物的痛苦、反抗、挣扎到毁灭的结局，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表达出深沉的控诉。
围绕陶建平的遭遇，影片还广泛地再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惟利是图及广大下层人民遭受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真实图景。这反映了艺术家处在那样的社会下，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故此，才能以深刻的批判态度来揭示生活，使影片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袁牧之饰演的主人公陶建平，对其典型形象的个性品质体现得十分准确有力。陈波儿塑造的黎丽琳形象也很成功，她将人物谦和柔美、富于中国知识妇女传统美德的个性体现得真实自然。
陈波儿
关键词 电通影片公司
1934年由司徒逸民等人创办，前身为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放音设备的公司，改组称制片公司后，夏衍、司徒慧敏主持电影创作，袁牧之等人任编导，陈波儿、唐槐秋、王人美等任主要演员。1935年后，因经济困难以及政治压力停办，共拍摄了《桃李劫》等4部影片。
《桃李劫》
是著名导演袁牧之的编剧兼表演的银幕处女作，描述了一对有社会抱负的、正直的知识青年的命运悲剧，导演应云为。《桃李劫》利用声音和画面的不同结合方式，对增强影片艺术表现力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特别是在环境音响的运用方面。
《毕业歌》
《桃李劫》的插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在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首次出现，影片结束时又再度响起，提示了影片主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传唱一时，特别为青年学生所喜爱。
■回眸 “电通”始末
1933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但是，从这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受到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地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这个新阵地就是“电通”公司。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馆员朱天纬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鲜为人知的一个历史背景。“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中共苏区，张石川在江西南昌拍摄有关记录片，蒋介石对张石川说‘听说近来有许多过激分子，混入上海电影公司，利用电影来做他们的宣传，如某某某等，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你在上海，又是在电影界，当然是知道的，尽可以告诉我’。张石川当时的回答是‘这情形也许是实在的，但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凭证，所以不能贸然指明，谁是谁不是。’蒋介石觉察到这种进步力量了，但是主要还是针对“左翼”电影而不是具体人。但当时的情况是‘明星’、‘联华’、‘艺华’已被国民党监视住了，夏衍、田汉这些原来在各大电影公司做编剧顾问的纷纷退出来，一是体谅老板的难处，另外也确实感觉要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
恰好，在美国留学归来的司徒逸民、龚毓珂和马德建三人以及司徒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创建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他们用自己研制的电影录音机为《渔光曲》、《新女性》等片录制了插曲。朱天纬介绍说：“这个电影录音公司相当于现在的上海电影技术厂一样，偏重电影后期处理。左翼影人希望借此成立制片公司，等于借原有的录音厂办新的电影制片厂。‘电通’看似特殊，其实和各大电影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一样的，像陈波儿演《桃李劫》时也是要和‘电通’签协议的。”
“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也遇到许多波折，对此朱天纬表示：“当时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是存在的，主要是这些导演和演员都是第一次独立自主做影片，可以说《桃李劫》是编剧袁牧之、导演应云卫、主演陈波儿的共同的‘处女作’。不过这样一群进步影人，他们带来的是国外最先进的艺术理论，并且让这些理论指导实际创作，所以才最终使得《桃李劫》成为了按照有声电影艺术规律拍电影的典范，插曲《毕业歌》对影片情绪上的把握也非常到位。”
“电通”的历史只有一年，出品了各有创新的四部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由于进步电影引起当局的注意，使得银行受到压力不给贷款，“电通”被迫在1935年底结束业务，创作人员又转入了“明星”、“联华”等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