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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传播与社会学刊》第7期“学术对谈”
作者： 陈韬文 陆晔 卜卫 李月莲 吴翠珍 刘雪雁 陈世敏 潘忠党 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
关键词： 媒介素养 国际发展 本土经验┊阅读：2368次┊
媒介素养无论作为学术话题还是社会运动，始终是现代社会公众与媒介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媒介素养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现代社会公民如何通过参与媒介来达成参与社会、推进民主的问题，那么，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理论和实践如何互动？新的社会变化如何发生影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媒介素养的重点和特点是什么？2007年12月，在由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CSM媒介研究协办的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媒介学者，站在各自的理论视点和实践立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圆桌对话，力求探寻媒介素养在新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反思、批判和发展路径（陆晔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与圆桌对话的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在整理文稿时将这一部分也适当整合其中）。
参与者简介
主持：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文化全球化与国际传播。
评议：
陈世敏，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退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素养与教育、传播思想史等。
参与者：
陆晔，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组织与新闻生产、新闻专业主义、媒介素养教育。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与青少年、媒介与性别、通过传播赋权弱势（边缘群体）研究等。
潘忠党，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框架理论、中国媒介改革等。
李月莲，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香港传媒教育协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传媒教育、媒介素养、网络新闻、新媒介等。
吴翠珍，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副教授、媒介素养研究室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素养与教育、儿童青少年与媒介。
刘雪雁，日本MELL（Media Expression, Learning and Literacy）Platz营运成员、国际通信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素养、新媒介传播等。
统稿：陆晔
录音整理：陈俊美
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
陈韬文：自媒介素养教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逐渐兴起以来，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也日益丰富。为了使今天的对话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平台，在我们的学术对谈开始之前，先请陆晔教授就媒介素养的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
陆晔：在过去几十年间，从全世界范围看，媒介素养历经了四次可称之为「范式转移」的变化。
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打预防针，防止侵害。一些学者将这一范式称为源自1930年代英国传统的「利维斯式」的观点（Lewis& Jhally,1998），即认为大众媒介只能提供低水平满足、造成当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因此「批评意识的训练」能够在公众提升对大众媒介的辨别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样是基于保护主义范式，但却与利维斯的精英文化视角不同，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立足于道德维护立场，视大众媒介为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劣行的罪魁祸首，对其在传播性和暴力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刺激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因此提升公众的免疫力首当其冲（Buckingham,1998）。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刺激-反应式理论为这一范式提供了相应的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支持。
19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第二代范式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在接触媒介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思想脉络与二战之后传播科技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也与1960
年代前后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众媒介及其传递的大众文化并非工业文明的负面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机制之一，那么，人们需要提升的，就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别不同媒介内容品质品味的良秀高下，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这一点，与传播效果「使用─满足」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
19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这种佔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参见Masterman,1998），所以媒介素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自1980年代以来，在西欧、北美许多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进入正规教育体制的同时，学术界对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文化工业，批判的声浪也日益高涨。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文化工业批判等理论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点，在于揭示大众媒介文本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以及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麻痹受众的。
19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近年来，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这一范式遭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在一些学者看来，媒介素养是一个远比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和领悟力复杂得多的概念；而媒介素养运动也不断提醒人们，媒介教育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媒介一无所知的人，实际上，受众早已在和媒介共生的社会化过程中，积累了基于切身体验的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如果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非老于世故的消费者，那么除了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以外，还需要提出关乎社会权力和行动建构的问题——「媒介教育当然需要教学生使用媒介内容，但是也需要教他们使用和挑战媒介组织」（Lewis& Jhally,1998：109），以及需要深入探究影响公众媒介认知和行动能力的社会心理机制和条件。Hobbs（1998）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主权（autonomy）」。实际上雷蒙德．威廉斯已经证明早期有关媒介素养的争论就是围绕权力-控制关系展开的，在工业化早期，工人们被训练学习阅读，但是不被鼓励写作，这使得他们可以服从命令和阅读圣经以利道德说教，但却无法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Lewis& Jhally,1998）。而现代社会「机构的民主化，以及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非常依赖于大多数公民的能力，以及通过媒介活跃的介入」（Masterman,1997：60）。因此第四代范式的主要内涵是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即由对媒介的批判性思考转为通过「赋权」「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区，而非仅仅指责媒介的不是」（陈世敏，2005：11）。近几年，Potter（2004）发展了批判性解读，提出媒介素养认知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头脑复杂和大脑信息处理方面，可是说是对媒介素养「第四范式」极有价值的拓展。同时，在实践领域，媒介素养在健康素养和健康社区运动中，尤其基于新媒介技术及互动性，业已发挥出积极的作用（Bergsma,2004；Rich, 2004；Gonzales, Glik, Davoudi& Ang,2004）。
陈韬文：在许多研究者和行动者看来，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建立理想的公民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以健康民主为目的的社会问题校正过程。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内容无孔不入，社会冲突不断产生，公民素质亟待提升，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要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今天在这里我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传播环境的变化对媒介素养理论和实践有甚么冲击和作用？由此引申出第二个问题：媒介素养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在这个变化的传播环境中相互作用？
媒介素养：研究领域还是社会运动？
卜卫：从我个人的行动研究的经验，在中国大陆这个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运动，其主旨是反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个人的操控，反对文化压迫，通过媒介表达多元的声音。由于多数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人集中在高校或科研领域，将「课堂教育」视为当然的领域，因此，社会运动常常成为一种盲点，没有看到一些社会团体、NGO在做这个工作，并正在影响主流媒介甚至有关媒介的决策。
在这个社会运动中，至少有三个值得重视的主题。第一是促进性别平等。1995年以后，以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为中心，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媒介中开展了社会性别与媒介的参与式培训，主要讨论大众媒介的性别议题如何公平再现，以及新闻编辑室里的性别文化如何对新闻产制发生影响等议题。培训的对象有媒介记者、青少年受众、妇女干部和其他参与项目的人员，比如我会与妇女爱滋病感染者讨论媒介在帮助妇女爱滋病感染者方面有甚么作用等。这种培训本身是一个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试图推翻文化压迫、改造文化的运动。第二是促进儿童青少年通过媒介参与影响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如流动／留守儿童、农村辍学青少年、受到爱滋病感染的儿童和青少年、流浪儿童、少数民族青少年等。通过戏剧创作、图画讨论、自办杂志和广播等能够参与社区规划和项目，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儿童表达」参与式培训。第三是促进NGO和弱势群体开发可利用的传播倡导战略，这更是为特定的社会运动量身而做的，比如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反对针对儿童的暴力运动、儿童与全球爱滋病运动等。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和「受众」，我们叫做「参与者」，一起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
这种运动促使我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研究动向。最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我们对解读信息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对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控制权，这就是一种赋权的过程，比如说在北京一些青年打工者，他们主要通过劳动者的歌声来表达他们的社会诉求，进而影响社会。媒介素养不是要教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所谓的精英品味，而是要帮助青少年发展形成自己意见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使用参与式学习方法。没有参与就没有媒介素养教育。
李月莲：谈到社会运动，我想插两点。首先媒介素养教育具有新社会运动的特质，我过往的研究都提出过这一个观点。但怎样去推广，则各地不同。我发觉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采用社会运动的模式来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的。在香港，媒介素养教育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开展，但在别的国家，不一定是这样。有些地方只把媒介素养教育视为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一项生活技能（lifeskill）来训练年青人。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研究。对我来说，媒介素养教育虽然是一门讲求在社会上应用的学科，但它也需要建构理论。在2007年暑假我参加了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高峰会」，高峰会由美国媒介素养联盟主办。会议期间大家讨论媒介素养教育是不是一个学术领域，用英语来说，它是不是一个field。当时有人说是，也有人摇头，大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但我的意见是肯定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field，说它是一个领域是因为它有相关的专业组织、课程、教科书、教材套、论坛、会议和期刊，就像香港有传媒教育协会，在台湾有媒介素养研究室。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与机构，人家问我搞甚么研究，我会说是传媒教育，这是一个身分认同的问题，显示这个领域逐渐成形，有自己的独立身分。在那次会议上，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亚洲人都在谈，如果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领域的话，我们怎样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大家都似乎认为科研很重要。谈到科研，我们一般会思考怎样把大众传媒中的理论拿过来，但其实媒介素养教育这个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在亚洲，大众传媒研究领域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人比较少，像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还都是搞新闻的，涉及的面相对狭窄。但是如果看欧美国家，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人数不少，而且学科的范围很广，一些学者会从教育或媒介艺术的角度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所以如果我们要搞理论的话，涉及的不单是大众传媒的理论，可能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是媒介艺术的理论，也可能是艺术的理论，很广泛。媒介素养教育完全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吴翠珍：十多年来我一直关心这个议题。在学术内涵与教育实践上，传媒教育或者传媒素养教育到底是甚么？对于我们东方的在地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问题。的确，因为媒介环境不一样，所以在东方发展时，媒体教育的确是个舶来品。媒体素养教育作为一个社会行动，在东方的确是因为媒介的现实而产生的，几乎是由公民发起的由下而上的呼声，要求传播实务界与教育系统有所响应与因应。但是如果媒体素养教育局限自己在社会行动上而不往前或往后走的话，这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这种说法也许太过极端，但在台湾的经验刚好应合这个说法，或者说已经是这样的事实：媒体是过街老鼠，媒体素养教育所教育的是教导公民要去打过街老鼠，这个灾难或许无法自行结束，但是显然需要思考去路。台湾自九十年中期起逐渐在大学里有若干的讨论，公元2000年以来大致被认同为是传播学术一个极微小的次领域。在当代这个媒介环境快速变化的阶段，我们从外国取经，从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模式导入，到现在的台湾、香港或者大陆，在我们都已经把自己的切身的问题放进去以后，西方的舶来经验已经不足以也不适用于此时此地之时，媒体素养是不是应该到达另一个阶段，需要往「前」看与往「后」看。在台湾我们也被质疑，媒体素养教育是传播领域的次领域吗？它的理论在哪里？有甚么不可取代性？如果把1930年代的西方理念一直沿用下来，无论是从素养观，或者教育的实践本质，或者社会脉络来看，甚至我们援用的大众传播理论来看，面对现在的媒介环境都有很多局限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如何往前扎根与往后开展。
刘雪雁：我所参加的日本MELL（Media Expression, Learning and Literacy）Platz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由对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感兴趣的研究者及其他相关人士来推动的研究计划。我们从2001年正式起步，当时叫做MELLProject。自2007年夏天开始，我们以MELLPlatz这个名称开展活动，通过推动各种研究计划、举办公开研讨会、发行电子简报等方式，为与媒介素养有关的人、与媒介素养相关的信息提供一个聚合、交互的「广场」。刚才大家提到的社会运动，MELL从起步之时起，成员所具有的研究、实践背景就已经涵盖了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不同领域。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在讨论，媒介素养到底能够做些甚么，或者说它的背景和相关研究领域是甚么？当时我们画了一张梅花图（见下图），显示这是一个交叉性领域的研究活动，而社会运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块，除此之外还有公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媒介组织的认知、对媒介再现的看法、以公民传播权为主导的媒介近用等等。前面三位老师也从教育、社会运动、大众传播理论这些角度展开，这些都是媒介素养研究必不可少的背景，只有建立在这些基础上，媒介素养研究才能向前推进。
陈世敏：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迄今，上海复旦大学率先建立媒介素养基地，我觉得是中国传播学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今天的几位学者，也对这几年的工作做了总结，反映了这个领域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就学理方面来说，大家有各自不同看法和心态，在学校教学中也各有各的强调，我觉得，这个阶段保持多元对话，是非常有益处的，今天几位的谈话可以归纳出两个重点，一是人们对媒介的主观期待，为媒介素养的诞生定下了基调；二是先有社会运动后有学术总结。的确，从世界各国来看，媒介素养教育是什么，反映出这个领域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对medialiteracy本质的认识虽然还是有分歧的，不过这个领域来自于社会运动，特别是社会精英对媒介不当内容起而发难这一点，大致是一个定论，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传播理论领域，一直到最近才出现媒介素养这个领域，毕竟我们对媒介大趋势的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检验，才对媒介的本质和社会互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才产生了现阶段的媒介素养概念。媒介素养在实践方面是对于过去媒介表现的反动，这种反动多半是采取社会运动由下而上的形式来开展的。
媒介素养教育的立足点：媒介是对立面还是生活环境？
吴翠珍：我们一直在说公民要思辨媒体、善用媒体，共同参与媒体内容的建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延续前面所说的，媒体教育必须往前看，首先我们应该把人和媒体的关系放回到最原始点去讨论，这个是我今天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媒体教育往往直指大众媒体，因为大众媒体具有子弹式的强大影响力，可是回到媒体本身的物质性来看，人和媒体的关系恐怕不只是传达者和接受者，重新思考媒体的本质，我们应该从这一点来定义媒体素养中的人与媒体的关系。所谓了解媒体的特质，是指媒体是社会文化的器物，传播科技本身是一个工具，工具和人是一起运作的，两者无法二分。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往往着眼于工具是工具，人是人，工具不好，人去纠正它或者人不得已就绕过它。但是工具和人在社会文化领域是无法完全切割的。所以外国的媒体教育传到我们这里后，我们希望教导我们的学生或公民去分析、阐释、运用、近用、善用或乐用媒体，几乎就到此为止，媒体教育要能往后发展，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往未来思考前进？我的意思是说公民开始「用」媒体，我们用媒体并不一定只针对用的方向：因为媒体不好，表现不够专业，对弱势或者少数民族不能完整的呈现，因此我们应起起身反对它，把媒体的内容作为负面对象，公民成为一个对抗者。也许我们应该把媒体的内容当作是整体内容的一部分而已。媒体和公民的关系是公民可以共同参与去建构不同内容，个人应该可以依照社区、社群、团体和个别文化的需求而创设的内容，所以设计媒体的「设计」这两个字，应该是指公民来设计媒体，不是对应（或对付）媒体。
从这个概念的实践构连表显然可以延伸出若干跨领域的理论，比如「分散智能」这个概念。例如我们用媒体发展出自己的能力对应社会关系或事物时，其实不是只靠我们自己的脑子。新闻记者跑出一条新闻，他不仅仅用了自己的智能，他有他的电脑，他有他的信息来源，有各式各样搜集与组织信息的方式，所有智能的组合才写出这一篇稿件。媒体公民应该开始具备这样的思考和方法来阐释媒体，因此媒体教育中产制媒介化内容（mediatedcontent）的目的并不是只是做个人艺术表达或者喃喃自语，在媒体素养中，做媒体创作并不是在仿制商业媒体，也不是个人喃喃自语的表达，而是在作准公共传播领域的准备和实践。所谓淮公共传播领域，是指个人作为社群的一员，为社群在公共议题上发声，目的是促使跨族群、跨团体的共同的越境跨界的对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媒体素养教育跳脱社会运动成为教育实践的社会性意义。
刘雪雁：在继承以往媒介素养研究源流的基础上往下走，比如今后五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过程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媒介素养现在有很多问题，比如，仅仅把它当作批判流行文化的启蒙性教育和实践活动，在推进过程中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刚才提到的保守主义的观点，由一些人来教学生和公民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和理解媒介，那么，教的人对媒介的认识和理解，是否就具有前瞻性和正确性呢？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媒介技术的大发展对媒介环境影响很大。包括日本在内，一提到媒介发展，就是以科技为中心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克服以科技为中心的媒介进步观，以及由媒介构筑的刻板印象来思考问题。人文社会学科具有深厚的思想源流，比如说从理论角度，我们可以用结构主义、符号论、文化研究、行动理论、符号与工具论等思想为理论源头，在这些源流里来理解和定位媒介素养。
MELL比较重视「玩媒介」这个概念。所谓「玩媒介」，也就是playmedia。「玩」是一个主动性的行为，你首先觉得好玩才会去做。刚才吴老师提到了人和媒介最原始的关系是什么，大概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生来就有电视看，很难想像没有电视的生活。其实，广播最早的时候就是由一些无线电爱好者做出来的，发展到现在，大众传媒包括广播、电视、报纸都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由很多人分头做某一部分的工作，最后合成一个大规模的媒介。在这样的媒介组织里，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个环节，不可能体验整个流程。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大众传媒的概念，回到人和媒介最开始的关系来思考媒介素养。
最后是表达和接收的问题，这应该是一种循环，不是以往概念中的传播方和接收方这种对立的关系。传播方和接收方应该通过循环，共同营造媒介环境。刚才卜卫老师提到媒介素养是一种行动，吴老师提到工具的概念。媒介素养也可以被看成这样一种能力，比如我们要做一样东西，我们需要工具，但现有的工具不是很好用，那我们可以改造一下这个工具。媒介素养就应该是这个创建和改造工具的能力，你可以创建一个工具，根据自己需要再修正和完善这个工具，来创造比较完善的媒介环境。
卜卫：在我的理解中，媒介素养教育是行动的，并不是可以教的，不是要让大家学会多少「专家」认为应该学习的媒介知识，而是一个促进所有参与者主动学习和使用媒介的过程。参与者通过这种活动获得的是关于行动的知识。现在很多被认为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活动，基本上是灌输式的传统教育方式，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反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后我觉得应该特别尊重参与者的本土经验和地方知识，媒介素养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看参与者他本来的知识和经验是甚么，应该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根据受众需要来讨论要达到的目的，因为这也是为社会运动而做的，而不是说这是一种外来的知识。我们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要考虑，当地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发展很多研究契机。
（接下）
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媒介本位还是公众本位？
潘忠党：我自己并没有专门做过媒介素养研究，我今天简单讲两点看法。第一点是我自己的感觉，媒介素养的概念以及基于这个概念所做的研究和实践大都以现成的媒介体制为起点，将现成媒介体制置于分析之外，通常的分析逻辑是在现有的媒介体制下，我们如何变得更聪明一点，如何保护、提高、实现自己。即便是那些强调通过媒介表达自己意见的社会运动，也都是以现有的媒介制作为预设，试图给现有的媒介环境穿插一些公共的或民间的内容。因此绝大部分媒介素养研究讨论重在施教方法和内容，无论在学校或者社区，都是以教化内容和方法还有评估教化效果为主，但不包括对媒介体制及其基本原理的批判。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应该包括对历史的批判，应该提供受众批判的武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媒介社会中，我们和媒介的关系中能体现出一种社会公正，以及如何才能体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社会公正。我们应该通过媒介素养给普通公民提供这样的批判武器，使他们能够提出比如说下面的这些问题：媒介资源是不是公共财产？商业媒介制度是不是历史必然？是不是媒介实现其社会公器的最佳模式？公众是否不单具有批评媒介表达的自由，更具有自由使用媒介表达自己的权力？如何确保媒介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公正？我觉得这些是核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通常的媒介素养研究是从微观层面考虑受众和公民的个人心理素质和媒介使用，包括知识和技能，在这个概念化的过程中缺乏一个重要项目，即很多情况下受众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或常识形成对媒介运作、媒介效果和功能、媒介内容和受众的关系等各方面的感知，这种感知、评判和解释，我称之为常识的体系，即普通受众关于媒介的常识知识体系，我称它为「常人的媒介理论」。这个提法主要来自我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第三人效应的研究和利益媒介形象的研究。我们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媒介成为过街老鼠，只要表现不当，就人人喊打；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受众关于媒介的常人理论，我们就无法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打是对的，在什么情况下打只是空喊地打，而没有真正去打媒介。有一点我要强调，常人媒介理论有一种在认知层面普通人都会有的盲点，这就是，我们通常都会以己度人，就会出现一些认知上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过于主观，我们对于现象或者他人的行为评判都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运用到媒介，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对媒介的评判局限于一些很简单化的原则，比如说真实性原则，普通受众把真实局限于媒介上与自身日常生活对应的局部经验，接近于一些表像，就会产生以偏概全的批判，这是我们认知中的盲点。作为媒介素养研究，是否应该多研究人们常识建构中的认知弱点，提高受众对自己认知媒介的反思能力？
陈韬文：刚才几位嘉宾和陈老师对媒介素养都有各自的学术看法，都有批判的内容，从原来的文本，传媒的结构，也有提到媒介，从受众角度来看，又讲到媒介素养是社会运动，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探讨的问题多样，内部也有差异，我们上来有一个讨论的过程，至于就哪点来深入发挥，如果你有一些话还想讲，现在的时间比较自由，大家可以补充。
卜卫：我想回应潘忠党说的常人媒介理论，从我的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经验中，这非常必要，有了这一点，才能特别尊重受众的经验，或者那个群体的地方知识，我们现在已经开展了很多媒介素养调查和课程设计，但是我觉得，我主要指在中国大陆，盲点就是参与式，没有从受众和参与者的经验出发设计体系和知识内容。受众有自己的常识这点非常重要。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增加受众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能力（民主社会的公民），促进公平表达和信息公平流动。媒介素养教育一定尊重参与者，就要从参与者的经验出发，反思媒介的性质和虚假意识形态，而不是从所谓的「教育者」的经验出发，灌输他们认为应该让别人知道的知识，这与媒介素养教育背道而驰。参与意味着权利分享，大家一起讨论什么是自己的问题，如何使用和使用何种交流手段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即媒介在这种情境下有什么用。这需要打破原来很多的框架。特别是我们在社区、在农村、在社会运动中，做这种教育时，我们特别重视什么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有什么作用。我们要打破很多框架，比如我们要教媒介生态，我们要看那里的参与者的实际经验，他们使用媒介的最重要的经验是甚么，他们使用什么媒介，不一定是大众媒介，很可能是传统或者替代性媒介，或者新媒介，他们使用媒介做什么。什么是他们最切身最贴近他们的东西，他们的权利，来促进社会的参与。以往的教育有一种假设，假设有老师和学生，有人教，有人学。我听过很多关于媒介素养的研讨会，我有一个概括，就是媒介有多坏，受众有多傻，就看有精英出来教育他们别上当受骗。媒介素养教育其实是反对媒介和文化的操控，但不能从一种操控转到另外一种操控；媒介素养是一个个人解放的过程，不能造成新的文化压迫。因为我们在基层做媒介素养的社会推广运动时，如果没有受众的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的参与，也就没有成功的社会运动。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教育都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是自上而下设计的东西，大都是行不通的。
刘雪雁：我再强调一下，媒介素养最主要是打破框架，不仅打破媒介之间的框架，也打破传播方和接受方处于对立关系的这种框架。我非常认同卜卫老师所说的，媒介素养应该格外警惕从一种操控变成另外一种操控，这让我想起之前陈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们现在都用PPT，所有人的思路都按照PPT的设计才能完成报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在日本进行实践的时候，努力想要打破既有的框架。我们曾经在一次大众媒介从业者和一般市民参加的工作坊上，设计了一个游戏。游戏的背景是一个从来没有广播电视的空想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来设计崭新的电视媒介？如何进行更为理想的传播？就像潘老师刚才提到，批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己度人。那么，如何跳出传统框架？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新的媒介环境？这是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陈世敏：也正因为如此，媒介素养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在一般的民众，在社会。新闻传播学教育是在学院里教导学生毕业之后从事大众传媒的专业工作，当记者当编辑。但是媒介素养的教育对象是一般公民，是在教公民理解媒介，以公民为主体，让公民在社区的立场，为公共事务发声，这有别于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只是反映了某一群人某一阶级的利益，资本家也好，政党也好，批判地讲，和社会大众无关。媒介素养反转了主体，也反转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现阶段肯定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路径。
新技术为媒介素养带来什么：赋权公众还是数码鸿沟？
李月莲：最近我看了一个名为「优越新闻计划」（Project for ExcellenceinJournalism）的报告，这项计划每年对美国新闻界的状况做一个详细调查，2007年的最新报告刚出来。它谈到新科技在二十一世纪是革命性的，由传统媒介过渡到新媒介，互联网由Web1.0到Web2.0，是非常大的转变。对于传统新闻媒介来说，基本上已经由网下渐渐「迁移」到网上，还有流动的网络。报告也指出，现在有很多「自主媒介」（wemedia,又称草根媒介）掘兴，有很多公民新闻网站、视频网站及新闻博志等出现，不少传统媒介也设有公民新闻栏目，让民间记者参与。传媒的制作权已经不再由传统媒介全面袭断，我们谈公民有没有发言权，科技已经有了答案，权力已经在每个人手上，问题是如何运用它。这个报告指出，科技带来的转变不单只是媒介由网下移到网上，也不仅是我们有了新的新闻发布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角色的转变，公民的表述形式和权力已经不同，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调查报告令我思考媒介素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新关系。我认为这次资讯革命对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来说，有很大挑战。在新的媒介科技环境之下，现在的公民拥有的发声权力已经不同，他们能够做的东西已经不同。他们应该怎样运用新掌握的权力？媒介素养教育怎样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具备丰富的媒介素养，相信能够更好地在新时代担当良好公民角色。现今资讯越来越泛滥，人们如何能在纷乱中对社会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及作出更好的判断？在新的科技环境下，我们已经少谈和传统媒介对抗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们都搞好玩的东西，他们成立校园电视台，又制作短片上载到视频网站如YouTube等。在这个时候，媒介素养教育不再只是教导年青人如何避免受传媒操控，反而是要引导他们怎样善用这个权力，怎样恰当地参与媒介製作及创意表达，如何做好公民，不要为公共空间制造噪音等。这些都是我们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当前面对的新问题。
吴翠珍：在整个社会脉络中，我们已经理解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因此媒体素养的思考恐怕真的要回到前面一点，不管社会和科技如何发展，我们总要回到个人所在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上来进行讨论，我们现在批判媒体，是因为我们有过去的历史，媒体在那个时代被控制了，在内容上或被党所限制或被商业垄断，这是在地历史和文化，如果没有从这个角度理解，理论上我们无法发展本土的媒介素养。媒体素养回到公民本位的原因是当代个人掌握了非常多的工具，媒体的经济、资本、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可是回到公民角色思考，善用媒体的智能在哪里，使用工具的目的在哪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基本上台湾在进行媒体教育时，内容上也朝以公民为体媒介为用的方向思考，就是回到工具本身，了解工具的物质性，把工具和人放在社会和文化脉络中，思考媒体作为文化器物的意义，我们可以理解，所有人和物的关系都有机缘，机会和缘分回到个别土壤中思考。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日本都不一样，所以我对理论与实践的建议是，透过跨国家／地区的讨论，在东方媒体的情境中，去思考所能够共同分享的和理解彼此的差异，这也是未来媒介素养不管是在教学或者理论发展上必须回前也往后的方向。
媒介素养研究：现实状况和未来路径
陈世敏：今天我们回顾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从媒介素养这个视角来看，特别有意义。大众传播学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浅了点，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性质偏向即时的表面的社会现象，分散了研究者的注意力和精力，没有办法在学术深度下太多功夫？简单讲，问问其他学院的老师，都会说传播学应用性很强，和现实结合深。我想问的问题是，从学术上来讲，和现实结合很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整个学术的发展，我想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我实在不愿意见到过去的发展，太过注重应用型和操作性，而忽略了学理的建构；二方面我个人希望借助媒介素养在学术上的独特性，来反馈整个传播学的学术建树，这才是媒介素养这个领域可长可久之道。
吴翠珍：科技在发展，我们都被冲击到，我们的学生和同辈已经从传统读者、听众、观众变成了作者、制作人。面对这个现象，从媒介素养角度，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光明灿烂的科技是否真的带来我们希望的民主公义的社会？实际上现在离美丽新世界还有很大距离。科技走在前端，要求我们去用它，是主动邀请的。在过去，科技是被动受邀的，文字、书写是科技，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才能使用，现在以影像为主的科技彷彿不用学就可以用。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个看似只有科技但实际上是文化器物的新媒介加以良善使用？善用的目的在于希望科技能够和民主、公义并进，但是实际上这种媒体教育的目标仍有待开展。在经济资本大汇流的同时，资讯的产制与控制似乎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与组织性的讯息产制者手中，资本经济进入到媒介内容产制这层面上，公民必须认真面对。换句话说，在资讯社会中，我们真的获得很多资讯了么？基于这两个问题，同时回应潘教授的想法，常民的概念。2000年之后我拟想出一个理论发展雏型，首先我们应该扩大思考媒体和公民的关系意念，这些年讲到多媒体的素养，每个人都要会文字书写、做影像、声音、整合媒体。可是现在所谓的媒体多元，是能够组合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媒介。所以我主张的多维媒体素养是指跨媒体的形式，超越媒体对于我们在语境和科技上的限制的能力，试以下表来思考媒体素养的研究路径。
李月莲：谈到媒介素养教育和研究（理论建构）的关系，我总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门应用学科，很难从理论到理论，我觉得应该从实践出发，把观察到的东西提升至概念层次，发展理论，然后再由理论指导新一轮的实践。这里我分享一些个人的研究经验。我在香港做传媒教育发展轨迹研究的时候，我是先看我们在香港是怎进行传媒教育的，同时积极参与传媒教育的活动，然后综合实证资料，提出了一个「网络模式」的分析架构，这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当然这种概念层次还是很低的，但是我把实际情况概念化，这是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一个方向。另外我们也可以借用大众传播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媒介素养的问题，我曾经运用一个古典传播理论叫做创新传布研究（diffusionofinnovations），在香港探讨传媒教育作为一门创新学科如何扩散开去，一方面希望把大众传播理论运用到媒介素养的研究当中，另一方面也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给教育创新理论带来一些新的发现。
潘忠党：我简单提三个问题，我非常认同卜卫老师刚刚讲的在媒介素养研究实践中我们要特别提防从一种操控到另外一种操控。这个问题我换个方式表达，作为学者，对于从媒介研究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告诉受众应该如何使用媒介，如何使媒介表达自己，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否在从另外一个方面试图用某种以社会科学的华丽外衣包装的价值体系来indoctrinate受众，把媒介素养教育变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工作？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媒介素养教育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即媒介素养的实践理念会不会成为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的又一新工具？我们的学生已经受够了多年的政治教育，媒介素养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教化？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是否应该强调沉默，强调聆听他人的技能？我们在强调公民要有效使用媒介表达自己并为非中心化的表达形态欢欣鼓舞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到也有这样的可能，即这样的表达造成的社会噪音越来越大，大家都忙于表达自己而没有机会倾听、理解别人？这样的话语环境显然也不会有利于公共的建构，这也是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推动个人、社会运动组织、社区活动中有效使用媒介，这都反映了作为学者应有的社会关注，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学者，这些提倡多少有点空洞，是不是应该想一下这个问题，即所有的这些实践相对于日益强大的、依赖于市场、在中国还包括国家政权的媒介组织，是否太微弱了？是否通过这些活动真的就能够实现传媒与受众关系中应该体现的社会公正原则？
陈世敏：中文传播学术界这几年的研究注重的，偏向媒介的产业和内容文本的分析，使得传播学的研究似乎脱离了培养它的土壤，慢慢和群众脱节。所以刚才潘忠党教授最后提到「常人的媒介理论」非常重要，这方面潘教授有完整精闢精辟的论述，我纯粹从常识上来做以下的理解。传播学的发展必须要贴近社会，深入了解东方社会的发展特征。传播学最近的发展脱离了培养了它的土壤，我觉得相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这是传播学之所以长进比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不管赞成还是反对有媒介素养这个领域，我们能否借助媒介素养能非常重视「常人与媒介」也就是重视媒介环境这点，来接近社会，重新理解社会，建构媒介素养理论，来回馈整个大众传播学。从这个角度，未来媒介素养理论在众多理论中非常具有发展潜力，因为媒介素养的知识理论，比较贴近社会，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关怀本土，从本土出发。对我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赋权功能，使整个教育活动的重心所在。
结语：媒介素养反思与前瞻
陈韬文：请每位嘉宾进行总结发言。
陈世敏：媒介素养课程进入中小学难度挺大，但要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教育环境。在台湾，我们推动媒介素养教育进入中小学，一方面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欢迎，另一方面学校体制不允许。放眼全球，各地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不一样，各国都有策略。比如说美国，当媒介素养名词还没出现之前，中学就已经开设了新闻传媒方面的课程，几十年前，高中就已经开设了电影、文化研究、编报纸，都记入学分，虽然这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不过从今天的语境理解，这方面的教学也有助于推广媒介素养。在高考制度下，媒介素养教育要进入学校体系，无疑是很大的一项挑战。
潘忠党：我的理解是，在公民素养的大环境下考察媒介素养，我们首先要考察公民素养，它是身份认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即我们是否已经有了环境，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践自己的公民性，呈现自己的公民认同的环境？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将媒介素养引入课程，包含了很大的风险。学校老师们不愿意从事媒介素养教育，这不是老师们的问题，而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教学中的考试制度、教育管理中的评估制度、学术体系的考核制度，这些都是思想奴役制度的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媒介素养，在中小学内推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条件还未成熟。
刘雪雁：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当然有如何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其实，不同地区都有其特殊的情况，也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和困难。另外媒介素养并不是万能的，不是救急用的特效药，而是「中药」，要持续使用，进行调理，最后才会有作用。
吴翠珍：我只简单提醒两点关于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点，一个是我们在谈媒介素养教育时，总是先说媒介素养不是什么：不是教学生打骂媒体；在学校里老师不是品位的指导者，媒介素养教育不是个人品味的检查，媒体教育是教学生或公民乐用媒体，愉悦地使用媒体，符合公民生活需求的善用媒体。第二点，媒体素养教育主张个人建构的知识观，知识的质量和能量是可以转移的，让学生在学习上能够将媒体素养所强调的知能加以迁移，成为一个思想上能够健康思辨的人。如果个人对媒体文本和节目可以思辨，那么他对于结构性的制度也会有所思辨，会找适当的工具（硬体、软体与心体）乐用、辨用、善用、应用、近用与作用，来产生个人建构的媒体知识，媒体教育可视为多媒体时代培养多元思维公民的关键学习内涵。
李月莲：刚才谈到媒介素养教育回归到个体，我非常同意。在新的科技环境下，科技的发展使个人的权力不断扩大，但无论新媒介怎么发展，固有权力的结构还是存在，网下的权力操控往往会直接移到网上。媒介素养教育在控制和反控制架构下怎样能够为公民所用，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但总的来说，新科技如互联网令一些旧有权力集团不能全面垄断资讯发布，当他们对资讯的控制越来越小，民众力量发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媒介素养教育有很大潜力，协助公民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发挥正面和建设性的作用。但具体上媒介素养教育如何能作出贡献？相信有待大家努力探索和提出方案。
卜卫：刚才我谈到打破框架，包括打破公民和媒介关系的框架，应该以公民生活经验为起点来看媒介的作用，而不是让公民去适合媒介的发展；打破媒介的框架，媒介不仅是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媒介是一切进行信息交流的手段，包括传统媒介和人际传播等；以及打破传统新闻价值的框架，民众新闻也是新闻等。
应该警惕城市中产阶级对文化的统治。比如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司马光跑过假山，但中国儿童大都是农村儿童，只见过真的山，可能被老师说笨，连假山都不知道。教育没有尊重农村儿童的经验。这知识的建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定位，如果没有反
思，没有尊重参与者的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那么教育就是一种操控。媒介素养教育对于所有教育者都应该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由于受到传统的专职的教育体制影响，目前我们所开发的媒介素养教材中，关于尊重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以及参与等都还是盲点。
媒介素养教育通过何种方式进入？我认为不一定要通过课程进入，比如我们可以从自创一张报纸进入等。媒介素养教育要扎根参与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者的生活中，不应该是外来的。比如我们到学校去联系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学校不接待，不能说学校素质低，连媒介素养教育都不知道，而是要反省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对他们有什么用，学校的需求以及学校儿童的媒介使用经验和需求是什么？比如学校有发展红领巾电视台的需要，儿童想到电视台去做记者，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是否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设计。
陈韬文：在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中，大众媒介和公众从来都是相互培育、相互造就的，有什么样的公民，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与社会运动的推动和学术领域的关注密不可分。正因为媒介素养是一个内涵复杂、外延宽泛的概念，今天各位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术理念和推广实践的多元对话才显得格外可贵，也只有保持这种多元的张力和互动，媒介素养才会发挥出越来越积极的意义。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出处：陈韬文、陆晔、卜卫、李月莲、吴翠珍、刘雪雁、陈世敏、潘忠党 (2009)「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传播与社会学刊》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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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姬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