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基本信息个人概况姓名：
戴笠
别名：
戴雨农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浙江省江山县
出生日期：
1897年4月24日
逝世日期：
1946年3月17日
个人背景职业：
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
毕业院校：
黄埔军校第六期
宗教信仰：
三民主义
目录
1人物简介
2生平经历
2.1简介
2.2拥蒋反共
2.3创立军统
2.4中美特种技术所
2.5防共反共
1人物简介
戴笠，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原名戴春风，字雨农，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担任军统局负责人。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追任为陆军中将。
2生平经历
2.1简介
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市。
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早年在上海结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已改名为戴笠）。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0年任国民政府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成员。
1932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特务情报组，由戴笠领导。同年蒋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别独立，戴笠借由力行社等机构发展特务网络[9]。
1938年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任副局长。
1943年4月14日为共同抗日，中华民国与美国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由美国的梅勒斯出任副主任。[9]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笠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戴笠为了取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戴笠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投降中共后，用“主奴”一词描述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在戴笠与宋子文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因技术上有求于美国，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便宴请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亦成为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戴笠和蒋中正在一起
1945年中国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但戴笠却予以坚辞。
后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死后追任）。
1946年3月17日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但这时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降落，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因此身亡。
有怀疑戴笠飞机失事可能是人为，可能下手的包括：
当时戴笠的对头以及竞争对手，时任中国共产党安全和情报部长的康生；
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的飞机上；
宋美龄派人暗杀，理由是戴笠因为密谋杀死宋庆龄而得罪了宋家。在《军统的最后暗杀名单》中记载着，在戴笠策划下，军统的"四大金刚"沈醉也亲自参加了暗杀宋庆龄的计划，并几乎得手，唯蒋介石因惧怕宋家与美国的关系及其影响力而下令终止计划。
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指使心腹刘玉珠在戴笠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炸弹爆炸造成飞机失事假象。戴笠曾经把乾隆的九龙宝剑交给马汉三保管，后来马汉三被日军俘获，交出了九龙宝剑，此剑辗转到了川岛芳子手中。后来戴笠提审川岛芳子，得知此剑去向，又发现马汉三有贪污行为，但戴当时焦头烂额，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于是戴笠放出风声，要重用马汉三。不过马汉三看出这是烟幕弹，心中戒惧，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马汉三家属则撰文澄清，马没有谋杀戴笠。
2.2拥蒋反共
1923年蒋介石从苏俄考察后就认识到：“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做蒋副官之前，戴笠就具有反共思想。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时，戴笠积极站出来揭发同学中20余名共产党员，此举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自此戴笠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2.3创立军统
戴笠创建军统时，戴笠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无论多忙，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
在忠义上，戴笠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榜样。戴笠的结拜兄弟王亚樵曾是10万斧头帮的帮主，后成为职业杀手，一心想杀蒋介石，而戴笠一心要保蒋介石，于是两人决裂。1936年，戴笠首先逮捕了王的部下，利用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约见王，埋伏的军统特务以石灰撒面，继而枪杀了王。然而对另一个忠于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胡宗南，戴笠宁愿把自己喜欢的浙江警校美人叶霞娣送出国学经济，回来当了大学教授，以此把她培养成胡宗南期待的“像蒋夫人那样”的妻子。
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等思想。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戴笠称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是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典范，他们是领袖的工具，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
2.4中美特种技术所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最终参战。美国与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击日本必须主要依靠海军及空军，掌握足够的气象、地理及军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国认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可以为美国提供这些信息。为了战胜日本，美国必须要同中国的军情机构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为中美共同打击日本提供相应情报。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奉命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在中国驻美武官萧信如的帮助下，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文件上签字
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条约。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得到了罗斯福（1882～1945）和蒋介石（1887～1975）的批准，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一说为1943年7月1日），结束于1946年1月（一说为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成立时，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梅乐斯、戴笠先后签名。军统领导人戴笠、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1943年7月美国陆军方面改派魏今生为代表）分任主任参谋长中方两人，为郑介民和李崇诗，美方为贝利美。主任秘书中方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华民国的功绩
戴笠赠给梅乐斯的照片。左侧题有“梅乐斯将军惠存，戴笠敬赠。中华民国卅五年”
1934年6月13日，戴笠破获了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自导自演的失踪案，使日本出兵阴谋在国际间颜面无存。
1936年7月，陈济棠与李宗仁发动“两广政变”，不过戴笠早已从海、陆、空三方面暗中部署，一夕间多名将领被他策反，两个月内兵不血刃地结束叛变。至于西安事变，戴笠一再向蒋介石汇报“西北军心不稳”，蒋依然前往。待蒋被抓后，戴笠冒死陪同宋美龄赴西安救蒋。事后他自请处分，反而获得蒋的信任，因为当时很多蒋的亲信干将都躲着不敢出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抗战之前，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人的震撼很大，后来成了军统抗日的经典创见。据军统大员沈醉回忆，抗日战争中军统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之多，而当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人。
1937年戴笠负责成立的苏浙抗日武装别动队（后称为忠义救国军），在敌后方起到了很大作用。淞沪大战前，戴笠赶到上海，吩咐军统的人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抢来了五六千只军火库武器；戴笠还找到杜月笙，在短短一个月内成立了一万人的“苏浙别动队”，在掩护正规军撤退时，一万人只回来了两千人。当时戴笠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和武装别动队，晚上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分析情报。那时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熄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当时日本人对他颈上人头的悬赏金额，远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1938年1月，奉蒋介石手令，戴笠将敌前抗命退兵的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以诱捕方式押送汉口军事法庭审判枪决。并于同月在万国医院病房毒死与韩复渠同谋通敌的四川军阀刘湘。当年7.7及8.13周年，别动队还在上海发起全市大暴动，迫使日军不得不在上海周边留驻重兵，有效分散了日军兵力。
1939年戴笠亲自到越南河内，部署刺杀投靠日本的汪精卫，行动失败后，戴笠又继续部署，1944年汪于日本就医时，戴笠密令潜伏的中日混血日籍女佣以慢性毒物致汪并发症死亡。
1940年，日皇裕仁派遣其亲表弟高月堡大佐来华北视察，11月29日，高月被军统特工击毙。当时物资紧张，却有不肖官商乘机走私囤积民生必需品，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军统于是成立经济检察队，将屯粮的成都市长杨全宇判处死刑，将走私贪污的财政部中央信托局经理林世良活埋。
1941年，为加强南亚抗日活动，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员”。他还通过孔雀公司领得商用大卡车牌照1000张，保证了战时国际物资的运输。
1942年可以说是戴笠谍报生涯最成功的一年。国民政府破译了日军密码，不但能提前转移物资，有效避开日军的轰炸，还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提前通知美国。后来美国从戴笠那里学会了破译日本海军密码，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之战、以及彻底改变太平洋战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3年戴笠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4年日军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势，国民政府由北至南除了缅甸之外全线溃败。戴笠麾下的所有忠义救国军及中美合作所游击队全线出击，有效牵制了日军的总攻击。
2.5防共反共
1940年8月13日，中共陈昭礼少将（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崇安吴公岭被事先埋伏的军统特工杀害。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反共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竟然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不惜与大汉奸丁默村合作，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9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竹筠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军统特工杀害，年仅29岁。
3个人生活
戴笠与妻子毛秀丛生有一子戴善武（戴藏宜），有三个孙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和两个孙女（戴眉曼、戴璐璐），其中戴璐璐早夭[16]。戴笠和毛秀丛最终因为戴笠的外遇而分居。1939年，因罹患子宫癌毛秀丛死于上海。1951年1月，江山县人民政府在江山县保安乡枪决戴善武。1954年，戴善武妻子郑锡英偕二子戴以宽、戴以昶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和戴眉曼则留在中国大陆。
军统间谍李丽之子，传为戴笠之子。
3.1与胡蝶的来往
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人，生于上海。中国民国时期著名电影女演员。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胡蝶将所有积蓄打理成30个箱子托人运往内地，谁知珠宝在半路丢失。为寻回原物，一个朋友就把她介绍给戴笠。戴笠为博胡蝶开心，不惜自己掏钱，买回一些相同的珠宝送给胡蝶。随后，戴笠派人打发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做生意。潘一走，戴笠就让胡蝶住进杨家山公馆。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马上派人新建住宅一所，而通往密宅的小路，由铸成“福”“寿”字形的卵石铺成。
4死后影响
戴笠死后，原来的特务机构发生剧变，3月28日蒋介石缩编戴笠原于中国各地布置的特务处，由原本的2万人缩编剩几百人，为蒋介石所指挥，但戴死后，特务缩编与内部权力斗争，使得中华民国政府的情治单位薄弱，而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单位强势。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余万人员，因不再协助盟军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战时受戴笠影响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引发了一轮的权力变更。而军事方面，因戴笠把“耳目”派遣到前线战斗单位，在军中素有积怨。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5历史评价
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可以说是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但在执行蒋中正一些无法公开解决的事情就必须借由军统执行，如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次年在沪杭道刺杀上海《申报》主持者史量才。除了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外，戴笠对付的还有国民党内蒋中正派系其他派系的政敌，日本人及与日人合作的汉奸。
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方面台湾纪念戴笠的雨农阅览室
因戴笠的立场忠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蒋中正，与上海杜月笙关系良好，因此蒋中正在抗战结束前也将戴笠视为其最重要的亲信之一。
由于军统为国民政府的情报单位之母，自然对军统之父戴笠有着正面评价，而军统的后身－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一带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有以戴笠的字命名的雨农路、台北市立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声国民小学、中华民国陆军官校的雨农楼，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
蒋介石迁台后曾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戴笠死后，章士钊题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由于戴笠与共产党的对立关系，共产党内对他的历史评价曾一度极低，称其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特工王戴笠”，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戴笠的爪牙” ；又有说法指周恩来曾表示：“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中国大陆与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肯定其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但大陆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大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亦由于可引用的史料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