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中国180师失利的教训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成建制师失利有几次。

一次是1934年11月28日,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掩护大部队转移时,陷入敌人重围,被截断在湘江东岸,4000多将士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当时的师长是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两个纵队在皖南地区遭国民党上官云相部8个师的围攻,经过十天战斗,九千余人除二千余突围外,全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4天,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下属3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没。

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三兵团60军突破土耳其旅的阻击,插入釜谷里,渡过汉滩川,占领永平、东豆川里地区,一直进攻至北汉江以南地区。不久,美军发起反击,割裂了中国军队的战线。在60军左右两翼都已暴露,军部与兵团部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下,军长韦杰命60军180师在北汉江以南组织防御,以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因美军进军速度快,180师陷入了被敌四面包围的险境。韦杰军长急命60军其他两个师进行解围被美军击退。180师的领导却临阵犹豫,突围决心不坚决。后来又下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使局面不可收拾。据一八零师自己在向上级报告的《一八零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记载,一八零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七千六百四十四人,其中师级干部一人,团级干部九人,营级干部四十九,连级干部二百零一人,排级干部三百九十四人,班以下六千九百九十人。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俘,成为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共被俘2万人,其中1.7万多人在第五次战役被俘,而180师这一仗就占了四分之一。

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于1951年3月16日在北京组成,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近山任副司令员,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该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为志愿军第二批入朝部队,18日开始由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入朝。由于陈赓身体原因没有随第一批部队入朝,由外号“王疯子”曾任十二军军长的王近山负责兵团工作。

60军由华北野战军第8纵队改建,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隶属华北军区第18兵团。1951年3月,第60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军长韦杰,政治委员袁子钦。下辖179师、180师、181师。

180师是在1947年才编入野战部队序列的华野18兵团13纵队第3旅,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

180师战场失利的原因后来人众说纷纷,战史专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分析原因。综合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志愿军司令部战略决策和兵力调度失误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集中了三个兵团十一个军和人民军一个军团于西线,东线由志愿军三个军和朝军两个军团牵制和防登陆。联合国军则发现了我军意图,遂停止进攻,构成了两道防御线,以五个军和主要兵器配置在第二线以逸待劳。

西线战斗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29日完成第一阶段战斗任务。东线5月16日发起,23日停止进攻北撤。从这两个时间就可以看出,志愿军的进攻只能维持七天,过了七天就攻不动了。原因是各部队所携粮弹已尽,无力再向前推进。

当我军发动全面进攻后,敌军主动后撤并建立了纵深防御。当我军进攻锋头过去,联合国军立即展开反击。中朝军队这个七日作战规律被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充分掌握并利用。他命令空军将北朝鲜所有铁路线、道路和桥梁炸毁,切断中朝军队的后勤输送。待中朝军队进攻势头一过,立即展开反击。在空军的配合下,大胆进行穿插分割,使战场混乱。我军由于期望值过高,战线拉的太长,没有考虑后勤供给这个大问题。作战计划上没有系统的进攻和撤退准备,仓促间由攻转守,上下失去联系,左右互相不照顾,是这次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彭德怀司令员是位老军人,在军内威信较高。但是,抗日战争时的百团大战诟病较多,解放战争时也没有组织过大兵团作战。因为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他甚至没有参预中央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谋划。在军事组织上他不如刘伯承和粟裕,在战场处置上他不如林彪。让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最大优势是长期担任军队副司令的威望和地位,可以指挥动这些开国将军们。

许多人认为中国当时战将如云,能当志愿军司令的人太多了,其实不然。

这个志愿军司令首先要有身份,要让朝鲜看得起,苏联看得起,美国看得起。美国派出的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中国只能出一位元帅,如果出一个大将的话,在与朝鲜军队协调上就有问题,因为朝鲜军队里许多大将。与美军也不对等,我们后来让杨德志、杨勇等人担任志愿军总司令,是因为后来的李奇微、克拉克都是中将。

其次要有威望。细数一下中国当时的元帅大将们,能够考虑的只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和大将粟裕、陈赓。刘伯承号称军中战神,但红军时期在机关没有打什么战,抗日战争时期默默无闻,解放战争前期到大别山美其名曰千里跃进,实际上是被国民党军队赶着跑,连装备都全丢了。解放战争后期的淮海战役时,二野只是给三野当配角。况且他与彭德怀积怨较深,主持志愿军大局与国防部配合上容易出问题。徐向前元帅红军时期曾经风光一时,后来基本没有闪过光,此时统兵入朝打仗有点难为他了。粟裕虽然打仗稳当有条理,尤其是淮海战役表现出色,但有一个最大缺陷是缺少威望。当时中国入朝的六个兵团,最强的是四野的13兵团,五个军个个不一般。二野一个3兵团,三野一个9兵团,其它19、20、23兵团全是华北野战军的(因为当时出兵计划是总参谋部拟定的,聂荣臻担任总参谋长,多用华北野战军的部队有其原因)。粟裕在三野时就时常传出兵团或纵队司令们不听招呼的事(济南战役和孟良固战役就曾发生过),所以才让陈毅仍挂名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宋时轮、王建安、杨得志、韩先楚、黄永胜、陈赓、许世友、杨成武、杨勇、董其武这些兵团司令们除宋时轮属于三野(后期调入,粟裕的嫡系应该是新四军系的叶飞、王必成和陶勇)的老部下外,其它几人都与粟裕交往不深。很难说粟裕能指挥得动他们,而且粟裕指挥的十兵团(司令叶飞)刚刚在金门吃了败仗。陈赓刚从越南回国,况且陈赓一生除了是黄埔一期外,也没有指挥过多大的胜仗,他的最高职务是兵团司令,不可能此时提拔指挥几个兵团作战。林彪则是志愿军司令的最合适人选。因为林彪的指挥才能和战绩摆在那儿,一生作战指挥几乎没有吃过较大的败仗。加之志愿军的主力基本以四野和华野为主,而四野和华野是林彪的老班底,其它兵团的各军追溯起来很多曾在林彪麾下效过力,指挥起来可以说得心应手。林彪与苏联关系较好,便于各方面协调。与负责后勤保障的东北局高岗等关系融洽,有利于后方协调。正因为此,包括国际社会都普遍认为中国志愿军司令官非林彪莫属。我军首批入朝的是四野的13兵团,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编的《朝鲜战争》一直把前期抗美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的说成是林彪。据说毛泽东也曾考虑过林彪和粟裕,这两个人由于身体原因没有成行。

作战指挥计划参谋长的作用很大。志愿军参谋长是解方,此人最高的职务是肖劲光的十二兵团参谋长,55年授衔时仅为少将。而抗美援朝时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几个兵团27个军,兵团司令们基本都是大将或上将,兵员计划调度指挥完全不同于兵团作战。应当说志愿军司令部参谋长的最佳人选是刘亚楼,此人虽然战争建树不多,但参谋业务较好。长期跟随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与苏联关系较密切,可以弥补彭德怀总司令计划方面的缺陷。

这里并不是说换成别人就不会吃败仗,只是就事论事地主观分析。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被俘人员就达1.7万人,占抗美援朝战争被俘人员的80%,可见战役指挥方面出了大问题。

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幕僚们应当为这次作战失利负主要责任。

第二是三兵团指挥不力

三兵团由副司令王近山指挥,此人是我曾经服役部队的老军长,有许多传说和故事。据说打仗不要命,是邓小平倚重的老部下。据其女王缓缓在《济南时报》2010年7月21日文章题:《邓小平亲自为爸爸恢复了大军区正职待遇》一文中介绍,1975年邓小平复出到南京视察时,对南京军区领导说:“我不是来听工作汇报的,我要听你们汇报王近山(时任军区副参谋长)的病情!”可见与邓小平关系不一般。

“王疯子”这个外号据说出自毛泽东之口:“一二九师有个“王疯子”,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很好!”。解放战争中又与另一个“二杆子”杜义德(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分别担任六纵司令员和政委,这个纵队的三个旅长后来都发展不错,李德生和尢太忠两个升任军区司令,肖永银军区副司令。笔者因为在十二军服役多年,这三位老首长都见过,还曾到李德生家去过两次。这三个人都属于非常稳重的人,一点也没有王近山那种张扬的风格。据说王近山在临死前嘴里冒出的都是“冲”、“杀”等字眼。邓小平却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李德生和尤太忠这两位原十二军军长,王近山的老部下曾说过:王近山将军指挥作战,必得派六七位警卫员跟随,否则他会冲到敌人阵地上去。这样的人当连长是把好手,指挥兵团级作战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将进行战役转移的电报发各兵团后,王近山没有认真研究本兵团的态势,也不具体部署各部队转移的顺序和方法,只是把电报转发各军,自己率领兵团指挥所转移走了。最不该的是在转移时关闭了电台,致使60军和志司均无法联络3兵团。

23日兵团急电60军:“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名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2000名不能行动之伤员;60军也有1000余伤员,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此时15军和63军等友邻部队已经撤离战场,让一个60军构筑工事阻敌无疑于向火炕里放。

如果说王近山对部队被割裂后不着急的话,当配属九兵团的十二军没有消息的时候,王近山却大喊:“为什么让十二军插得那么远?要是被阻在敌后撤不回来,我找宋时轮算帐!”因为王近山曾任十二军军长,焦急的心情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60军180师在敌后撤不出来该找谁算账!

后来彭德怀司令员为此把王近山骂的狗血喷头。认为王近山完全没有一个高级指挥员的头脑,不负责任。应当说彭德怀骂的对。

当时三兵团的参谋长是王蕴瑞,这位先后辅佐过粟裕、陈再道、陈锡联、杨成武、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许世友的参谋长是陈赓点名向军委要到三兵团的。也许是王近山太独断专行了,三兵团指挥失误好像没有他的事。因为他在后来的总结中认为:“我们兵团在这次战役执行中的指挥上有一连串的严重错误:第一阶段用兵过多,由于部队拥挤造成战场混乱,增大伤亡;第二阶段错误更多更严重,违背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擅自将60军主力181师、179师由春川西调到春川东北地区使用,正面助攻力量过于薄弱,这是一错;60军主力虽已东调,仍可机动使用,或用于正面补救的,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地区投入战斗,这是两错。即使如此,还有39军两个师在春川以东地区尚可补救,但是过早地在20日将该军撤走,这样就造成一大空隙,为敌所乘,同时180师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这个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串错误所铸成的。”他又说,“造成以上的原因是爱面子的虚荣心,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认为是人力,不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事实上成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造成了部队惊人的伤亡。”他的这个总结其实是把责任归到了王近山身上。

如果不是后来在15军军长秦基伟和12军副军长李德生指挥的上甘岭战役的顽强,三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真的把人丢到国外了。(二野除陈赓外还有两个比较强的兵团司令,一个是曾任三兵团司令,时任炮兵司令的陈锡联。一个是时任第二高级步校校长的杨勇)

王近山指挥不力是造成180师溃败的主要原因。

第三是60军命令180师坚守南岸是最终被包歼的致命所在

五次战役时,原属60军的181师归12军指挥,179师归15军指挥,180师归兵团副司令王近山指挥。军长韦杰能够调动的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300人的工兵营。直到第二阶段作战结束要后撤时,兵团才电告这三个师归建进行布防,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这三个师此时距军部有的上百公里,根本无法归建和完成布防。

部队全线后撤时,180师右邻63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左邻15军,也已提前转移。三兵团的预备部队39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22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60军孤军放在前面。

此时三兵团又突然命令60军构筑工事阻敌,而60军没有做出相关部署,只原封不动地贯彻兵团指示,向180师发布的命令:“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当60军发现180师无力坚守处于险境时,准备向兵团报告时,却呼叫不到三兵团的电台讯号(被王近山下令关了)。就像后来彭德怀质问的那样:“你这个韦杰,军长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

据说后面还有一句话:“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后人把这话当作是影射刘帅的。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对部下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纯属传言,没有真凭实据。

应当说60军军长韦杰对这次失利有一定责任,命令180师坚守南岸才是最终被包围的致命所在。

第四是友邻之间不配合是180师失利的问题之一

关于友邻部队的问题后来争议较大,其中对三兵团预备队39军的提前撤退是彭德怀下的命令,基本没有疑问。如果当时39军没有提前撤出战场,当180师有被包围的危险时,39军的两个师完全可以出手相救。危险时刻不是先撤前沿而是先撤预备队,不知彭老总当初是怎样考虑的。

关键是63军在没有接到命令,私自撤退并没有通知友邻180师的问题值得研究。

63军属于原杨成武的华中军区三纵,时任军长傅祟碧,政治委员龙道权。据事后相关资料,基本是这样说的:63军此时也陷入全军断粮,且背水作战,态势极为不利。傅崇碧当机立断,决定全军撤过北汉江。

这里面有个问题,作为一个军的部队在战场出现险情时,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能不能私自撤退?为什么不通知友邻部队?这样的行为与180师坚决执行坚守命令并誓死掩护几千伤员相比,那个更值得赞扬?如果63军当时积极防守,或者与180师协同作战,结果会不会更好一些。这是一个军不是一个连队,虽然当面之敌是美7师,美24师,韩6师这些强敌,但它的行为有时可以影响到全局。尽管63军后来在铁原阻击战中打的很出色,丢下友邻私自撤退无论从军纪还是道义都存在错误。

也许是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180师身上,志愿军司令部竟然对63军这样的行为没有任何处理表示。也可能是追究63军就牵涉到三兵团预备队39军提前撤退和15军撤退等问题。

第五是180师师长郑其贵不能审时度势,错失了突围的机会

180师部队基础薄弱,在战争中没有打过硬仗和恶仗,且已准备编入地方部队。接到入朝命令后,紧急收拢部队,编入了大量的新兵和国民党起义官兵。特别是该师师长已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由政委郑其贵改任师长。

师长郑其贵,长期担任政工干部,军事素质不高。性格上优柔寡断且墨守陈规,在部队发生严重危险时,迟迟不能定下决心,一切都要等上级指示(后来志司高官回忆说有心告诉180师快速突围的方法和路线,却因电台不能沟通而无法进行,言外之意是因为郑其贵下令销毁秘电码和无线电静默所造成的,纯是推卸责任。此时兵团电台已关闭,那来的向师发报)。在发现全师有被美军迂回包围危险的时候,参谋长曾向师长提出收拢部队,适时后撤,以防止被合围。但由于师长怕与上级的指示不符而未采纳。

此时突围应当有活路。其时被隔断的不只180师,还有27军81师和12军31师。最明显的是赵兰田指挥的31师,当时比180师更前沿。但赵兰田在发现险情后,立即命令部队进入山区,在敌后穿插几天后才突围成功。180师在被隔断后长达三天都没有定下决心,坐失突围良机。

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郑师长没有避开敌人的锋芒,采取迂回的办法,而是直接向北转移,钻进了敌人的口袋里。在突围形式上,郑师长采取了分散的方法,遗弃了大量伤员,成为俘虏。538团采取了全团集中突围,突出了1000多人,是180师唯一保持建制完整的部队。其实这些都是事后的一些说词,180师的命运在接到坚守南岸的电报时已经决定了。

曾经看过一本名为《黑雨》的小说,说的就是发生在朝鲜战场上180师被围的过程。

在一个狭小的山沟河道里,成千军人拥挤在一起向北奔逃。美国飞机呼啸着扔下炸弹和燃烧弹,坦克肆意地碾过人群。这种场境闭上眼就可以想象出是多么地惨烈!

据说事后总结会上,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大骂60军军长韦杰:“你像不像个指挥员?把部队搞成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志愿军的耻辱!我们的教训在哪里?主要是指挥员用将的问题。那个180师师长负有直接责任,得军法从事,拉出去枪毙”!

如果说是用将的问题,应当追究是谁用的王近山?谁用的韦杰?这才轮到谁用的郑其贵。

此时身为三兵团司令员的陈赓已经荣升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1日陈赓与宋时轮同时提升),听到此话不知心里是啥滋味。此二人仍兼任三兵团和九兵团司令员,一年之后分别就任军事工程学院和总高级步校院长和校长后才免除兵团司令之职。三兵团司令员由许世友(山东军区司令员调往朝鲜)接任,九兵团由王建安接任。

顺便提一下,三兵团打败仗与陈赓无关,因为陈赓虽然是司令员兼政委因为腿伤没有到位,由副司令王近山指挥。陈赓正式指挥三兵团是在此之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记载:“(志愿军)有时是一种败溃,几乎失去控制……在原来很难有一个中国士兵自愿投降的部队里,成排、成连乃至成营的残兵败卒现在扔掉武器投降了。这种情景在朝鲜可谓是空前绝后。敌人在夺路而逃。”

有意思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的战史教官们1966年编写的150万字《朝鲜战争》(中国1992年出版)对这次作战竟一笔带过,不知是被中国出版者删了还是为什么。

正如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说的:“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无论是打急了还是打大了打远了,都不是180师的责任,而是二线做出战略决策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是一线制定作战方案的志愿军司令部,是指挥失误的三兵团指挥员,是战场处置失误的60军领导。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聪明的。他不仅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的汇报,而且把包括志司其它首长、三兵团首长,60军首长,三兵团的其它几位军长(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全部分期召回国,当面听取情况汇报。“不可将谈话告诉别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已经清楚了这次作战失利的问题在哪里,责任在那里。为了大局,他没有继续追究,也不让大家再纠缠下去,终究朝鲜战争仍在进行中。

180师虽然战斗减员5572人,近2000人牺牲,被俘4000多人(由于后来许多逃散的人员归队,最终损失数字没有开始报的大)。经过休整后,迅速配了新的师团干部和补充了兵员(师长李钟玄,政委唐明春、538团长庞克昌,政委潘放、539团长王至诚。540团团长周光璞、政委李懋召),重返前线参加了下一段战斗。

战争总是胜者王候败者寇,打了败仗就要有人承担责任,后来进行了调整。60军军长韦杰调往南京高等学事学院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直到1982年12月退居第二线。60军军政委袁子钦调入军委组织部的干部部(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68年去逝。60军付军长查玉升调回14军,(查原从是14军调来的,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98年去逝。60军原军长张祖谅从四川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60军军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81师师长王诚汉提升为志愿军60军副军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原180师长邓士俊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60军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2军31师师长赵兰田(将31师从敌军包围圈中带回),提升60军任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师长郑其贵降为兵团的管理处长(正师降到正团)。1959年升任白城军分区司令员。大校军衔,1970年离职休养。1982年按副军职待遇,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副师长段龙章降为军作战处长(副师降到正团)一九五九年调任第十二军炮兵主任,一九六四年任上海警备区炮兵室主任,一九七一年九月病逝于上海。

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责任很大却没有受到处分。回国后,1953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5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7月至196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1964年11月已有五个孩子的王近山因要离婚娶大学生小姨子被夫人韩岫岩(海军医院副院长)告到中央,许多老首长战友谈话不通。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腐败问题从来不手软,立即交刘少奇严肃处理。刘少奇也非善类,开除党籍,由兵团级降为副军,中将降为大校,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部副部长降为河南省一个农场的副场长。小姨子后来退缩不跟他了,年仅20岁的小保姆愿意跟他走,成了他第二任妻子。不过这老头干劲还不小,五十多又生了两个孩子。1970年8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据说是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向毛泽东求的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王近山的老部下肖永银。后来军区大院传说每次肖永银见了王近山要先敬礼)、军区顾问(回到大军区副职)。1978年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有人认为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是以王近山为原型拍摄的。

180师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俘后,于1953年9月2日作为最后一批战俘被遣返回国。经过审查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以营职干部转业安排到辽宁盘锦大尘洼农场任副场长。1980年重新享受军级干部待遇,1996年去世,终年84岁。

长期以来,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及180师失利的责任几乎都安在了韦杰和郑其贵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追究责任的话有几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五次战役所贯彻的思想是“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也是毛泽东长期革命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军事思想的体现。正如毛泽东在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所说:“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这个总结虽然是事后检讨性的,却是非常正确。

二是彭德怀。不顾战场情况和后勤补给的问题,动用十几个军从两线平推进攻,这种人海战术能收到短期效果,但后劲不足。一旦攻击受阻或出现局部问题,就可能造成全局被动。同时,组织大兵团作战没有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协同方案。即使在大势不妙的情况下,作为掌握全局的指挥官应当保持冷静,即使撤退也应分梯次进行,分兵组织防御力量以迟滞敌人的推进速度,不能为了保存势力让全线向后跑。没有使用预备队建立防御战线,掩护前沿部队后撤违背了基本常识。应当就此承担责任。事实上彭德怀事后不仅向中央做了检讨,还把这次失利作为他一生四次军事失利之一(红军时期攻打赣州失利,解放战争西府战役,抗日战争时的关家恼战斗,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
朝鲜战场中国180师失利的教训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三是王近山。这位勇猛有余谋略不足的兵团指挥官无论在排兵面阵还是危机处理都非常鳖脚,说180师就毁在他手上一点也不过分,是这次失利的主要责任者。

四是韦杰。作为军长应当对当时战场情况比较明了,明知上级让180师南岸坚守的任务无法达成,既不立即向上级反映又不在职务范围内进行协调布置,而是原封不动地向下传达命令,应当为180师后来的结果承担部分责任。

五是傅祟碧。作为友邻63军军长在危机面前只顾自己逃命,不考虑对友邻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追究责任。(后来很多文章包括傅崇碧的回忆录,充斥着在发现情况危急时当机立断下令撤退和军长吃炒黄豆、与美军擦肩而过的过了汉江,以及后面的铁原阻击战,没有一个人检讨为什么在没有接到命令就下令全军撤退?为什么63军撤走后的防御缺口是60军的两个连堵上的?)

六是郑其贵。作为师长的问题主要责任在突围的方向和形式选择上,指挥不力造成部队重大损失应负一定的责任。当然这都是后话。战场情况不是沙盘作业,情况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真要放在位置上可能还不如他们。

近万名指战员在异国他乡,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坦克冲击。六、七天没吃饭,靠野菜、野果充饥。他们在明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仍然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决完阻敌任务,掩护伤员转移。他们为了逃脱敌人的追击,600多人宁可被汉江水淹死也向北方撤退。这种情况下,即使师长郑其贵下令投降也不丢人,因为生命没有第二次。只要他们尽力了,任何人都不应当责怪他们。即使他们在战场处置上存在一些失误,也不能埋没他们的忠诚和勇敢。

壮哉180师!悲哉180师的指战员们!怨哉180师的指挥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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