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国民军方振武部一部组成的第42军
该军前身是直系军阀张宗昌所属部队一部。1925年12月，张宗昌所属方振武部投奔冯玉祥的国民军后，被改编为国民军第5军，方振武任军长。下辖：第1旅，方振武兼任旅长；第2旅，阮玄武任旅长；第3旅，郑直任旅长。1926年9月17日，国民军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在誓师大会上，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下辖国民军第5军番号不变，方振武任军长。原辖第1、第2、第3旅，依次改编为第1、第2、第3师。其中第1师，阮玄武任师长；第2师，鲍刚任师长；第3师，张兆丰任师长。
1927年初，冯玉祥决定东出潼关讨伐奉军，国民军第5军编为中央军的中路军。5月1日，国民联军改为第2集团军，国民军第5军改为第3方面军，奉命沿陇海路向东攻击前进，不久攻克洛阳。在接近郑州时，方振武率部沿京汉路南下，在南阳收编原属直系河南地方部队马文德部，编为第3军，马文德任军长。
1928年3月，南京政府将方振武部第3军改编为第42军，马文德任军长，何应时任副军长，韩容为参谋长。辖3个师：
第94师，师长傅丹墀；
第95师，师长余亚农；
第96师，师长魏光武。
同年，方振武率部开赴皖北参加对奉军的北伐，第42军驻河南未随第4军团北伐。同年12月6日，第42军和第4集团军的第3、第4（既第16、第17）师两个师，分别编为第4集团军第12、第13师。1929年1月20日，该军番号撤消，所属部队改编为第56师一部。
马文德（1880-1932） 民国将领。河南南召人。绿林出身。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先后投奉军、镇嵩军、国民军；1928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陆军新编第十七师(师长杨虎城)副师长兼第五补充旅旅长。1930年底，任杨虎城第七军副军长兼新编第十八师师长。因所部军纪败坏，被杨虎城缴械，又返回南阳招兵买马。1931年，被刘峙任命为南阳民团总指挥。1932年，被豫鄂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镇华收监。5月3日，以“收匪养匪，蠹法殃民”罪，处决于公署门前。
傅丹墀:吉鸿昌被刺杀时与吉鸿昌正在打麻将
余亚农： 民国17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余亚农奉命率部防守黄河大桥，与日本军第6师团斋藤旅团发生激战，官兵虽有重大牺牲，但终于保住了大桥。民国18年年1月，国民革命军各部缩编。89师被缩编为44师131旅，余亚农任旅长，调驻安庆集贤关。8月，余亚农调任45师133旅旅长。9月，方振武因反对编遣，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蒋介石欲将45师师长鲍刚与第6师师长方策对调，鲍刚不服，在芜湖起兵反蒋，方策到达安庆后，命令第133旅于9月27日上午8点接受点编。旅长余亚农立即召集副旅长魏光武等秘密计议，乘点编时拘捕方策，倒戈反蒋。晨7时，余亚农在北门外集贤关营园客厅接待方策。当方策带领70多人进入操场后，第133旅卫兵当即将方策缚捕，并将随行人员全部缴械。9时左右，余亚农率所部离开集贤关向潜山县进发。蒋介石调集7个师的兵力包围潜山，并派飞机跟踪轰炸，10月6日，受第六、十师的夹攻，第133旅多被缴械，方策收编残部，。余亚农流亡上海。
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余亚农乘船去天津转郑州，被冯玉祥委为豫皖边区第1路军司令，活动于中原。后因内部不团结，该部为蒋介石分化瓦解。余亚农重返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秘密组织铁血锄奸团。余亚农加入。民国22年5月，余亚农参加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任援助沽源及多伦的预备队司令。同盟军在蒋介石的进攻下失败解散，冯玉祥去泰山，余亚农回到上海。同年冬，福建事变发生，余亚农星夜赶往福州，被委为29路军总指挥。但该军未成立，事变便告失败，余亚农又回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反蒋活动。民国24年11月1日，孙凤鸣于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刺伤汪精卫，引起全国震动。戴笠亲自带人去香港要求港方引渡王亚樵等人。余亚农与郑抱真等人伴王亚樵自水路出逃，经西江直驶广西梧州李济琛圩子。
1936年8月，余亚农受李济琛领导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委托与张献廷持密信去延安，联系反蒋，受到了周恩来、李克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朱德还亲自为他饯行。在他返回梧州时，王亚樵已被蒋帮特务所暗杀。
1938年春，余亚农任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5路指挥。因余亚农与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合作较好，同年冬自卫军为桂军黄瑞华、蒙若刚部包围缴械。余亚农被逮捕后，经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及社会人士营救始获释，在淮北经商耕地，以资糊口。
日军投降后，余亚农应中共华中局邓子恢之邀，赴苏北与蔡蹈和、郑抱真等共商大计。回沪，经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民主同盟，复以“民革”名义开展兵运工作。1949年冬，余亚农与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起在宁、沪、芜间策动起义，以协助解放军渡江。
解放后，余亚农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副省长等职。1959年去世，享年72岁。中共安徽省委在余亚农病危时，根据他本人的请求，批准他为中共党员。
二、西北军孙连仲部组成的第42军
该军前身是西北军第26路军一部。1930年底，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期间，收编了第26路军后，将其由河南调至山东济宁整编，第26路军番号不变，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下辖部队改编为第25、第27师和骑兵第4师。1931年春，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围剿，调第26路军前往江西围攻红军。同年6月，第26路军以第25、第27师编成第17军，高树勋任军长。12月14日，该路军1.7万余人在第25师参谋长赵博生、第25师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5旅旅长董振堂等人带领下举行“宁都起义”，集体加入红军。宁都起义后，第26路军进行改编，原第25师余部重新编成第25师，骑兵第4师改编为独立第44旅。1932年春，该军进行整编，取消第25师番号，将其一部编入第27师。此时，第26路军辖第27师、独立第44旅。
1933年6月，第26路军以所属第27师和独立第44旅编成第42军。同年8月23日，孙连仲兼任该军军长，田镇南任副军长。下辖：
第27师，冯安邦任师长；
独立第44旅，张华棠任旅长。
1934年春，该军驻江西永丰，奉命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同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该军参加了对红军长征中的围追堵截作战。年底，国民政府对其军队进行整编。该军下辖：
第27师，冯安邦任师长。辖黄樵松、阎廷俊两个旅；
第31师，李敬明任师长。辖黄鼎新、康法如另个旅。
原独立第44旅改隶第2集团军。
1935年2月，国民党军开始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该军参加了对湘鄂川黔苏区红军第2军、第6军团的“围剿”作战。
同年10月，该军随第26路军被调往苏州、淮阴等地，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
1936年西安事变后，该军驻河南信阳、确山一带。
1937年8月，第42军隶属第2集团军，孙连仲任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军团司令。冯安邦接任第42军军长。同时，该军进行编制调整，原隶属第2集团军独立第44旅改隶该军；原辖第31师转隶第30军。此时，该军下辖：
第27师，黄樵松任师长；
独立第44旅，吴鹏举任旅长。
此次整编后，该军先后参加了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大别山北麓作战等。1938年11月3日，在大别山北麓对日作战中，该军军长冯安邦指挥部队作战时，不幸被炸弹炸伤殉国。1939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行部分编制调整，该军在河南洛阳整编时番号撤消，原辖独立旅撤消，第27师改隶第30军。
1939年夏，孙部进驻唐河、桐柏等县。旋对豫南敌人之大本营信阳，展开全面进攻。激战四日，进占信阳。次年，孙部配合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在湖北枣阳、宜城地区对日军作战。这一时期，第二集团军原来的两个军缩编为一个军，第四十二军番号撤销
1931年初，孙连仲奉命开往江西，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2年3月，孙连仲在金溪县浒湾驻防，迎战红军林彪部。孙亲临前线指挥，与红军展开拉锯战。红军终以不克而退，孙部进驻永丰。蒋介石旋发表他为第四十二军军长，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1933年7月，蒋在庐山设训练团，自兼团长，委孙为团副，教育长为陈诚。训练团结束，孙连仲返防后率部攻占宁都、赣县。同年9月，驻湖北麻城之第三十军张印湘部不稳，蒋介石乃调张任第四十二军军长，发表彭振山为第三十军军长，命孙连仲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前往整顿。孙积极整训该部，又一次得到了蒋的称许。
（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军需处长刘经泮，曾当过甘肃省的统税局长，张印湘和彭振山那时都在刘郁芬的部队里当团营长，和刘经泮很熟。1932年冬天，刘以看望老朋友的名义，到了第三十军军部和第三十师师部所在地的宋埠，他把张印湘和彭振山拉在一起，谈了几个通夜。刘经泮的这些话，张、彭都很满意，结果他们三人结成了盟兄弟，刘经泮才离开宋埠。不久刘经泮介绍隋兆善到三十军工作，说是二十六路部队缩编了，隋在那里没有适当工作，请张印湘设法安置，也可代表刘经泮和张、彭联系。张印湘把隋兆善委为军部的中校军法官。隋是孙连仲的心腹，曾在甘肃当过县长，和三十军的好些中上级军官都认识。他到三十军后，一方面窥察张、彭二人的行动，向孙连仲密报；一方面设法联络三十军的团旅长等实力派，使他们倾向孙连仲。 1933年夏天，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曾派人联络旧部将领，希望他们参加抗日。孙连仲认为这是吞并三十军的好机会，于是便秘密向蒋介石建议，说第三十军驻在江北．张印湘倾向冯玉祥，有可能把部队拉往察哈尔，应迅速把张印湘调到江南，将三十军改归第二十六路序列。蒋介石采纳了孙连仲的建议，立即电令调任张印湘为第二十六路第四十二军军长(四十二军系孙连仲兼任的空头军)，免去张第三十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的职务，克日到江西防地就职。同时发表第三十军改归第二十六路指挥，孙连仲兼任三十军军长。张印湘接到这个电令，当然很不愉快，考虑到如果把队伍拉到冯玉祥那里去，彭振山的第三十师不会跟他走，第三十一师的旅团长也可能有人不愿意去。况且蒋介石既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必然估计到他可能抗命，会布置有对付的办法。他如果率部北去，一定会遭到截击，很难把部队拉到察哈尔。因此张印湘决定暂时离开队伍，另行等待机会，不去就任第四十二军军长职。为了表示服从命令，张特到南昌去见蒋，报告遵令交卸经过，并以身体有病为由。请假休养。蒋介石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交到南昌宪兵司令部押了起来。
在张印湘离开队伍后，孙连仲立即到了宋埠，接管了第三十军。彭振山为代理第三十军军长，仍兼第三十师师长，当时彭振山部仍然驻在江北，彭振山随时有把部队拉走的可能。所以到了1934年春天，乘彭离开防地回河南探亲的机会，孙突然令彭部向江西开拔。等到彭振山闻讯赶回，队伍已经渡过长江了。彭振山到了南昌，蒋介石也把他交到宪兵司令部扣押起来。
张印湘和彭振山两个人被蒋介石扣押在南昌后，据说始终没有进行审判。到1936年初冯玉祥进南京以前，蒋介石剪除异己，不容共产党及“共党嫌疑”，突然下令把张印湘、彭振山两人就地枪决于南京）
1934年初，孙连仲率第三十军再到江西，驻永丰，蒋又将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划其指挥。这一年，孙连仲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春．冯安邦随第二十六路军由山东开往江西兴国、瑞金、宁都一带，参加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同年十二月，该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率一百七千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投向红军。二十六路军元气大伤，孙连仲被迫收容残部，重新整编，冯安邦出任新组建的第七十四旅旅长，下辖两个团。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六路军在宜黄遭到红军惨重打击，实力更减。孙连仲被迫再次实行改编，将原第二十五师缩编为一个旅，由冯安邦任旅长，第二十七师也缩编为一个旅；两个旅合编为第二十七师；二十七师与独立第四十四旅组成第四十二军。师长、军长职均由孙自兼。同年十二月，冯安邦晋升第二十七师师长，率军进驻安乐县。一九三三年初，奉命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受训。结业后，返回江西。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洞二十六路军开往宜昌、宜都一带，“围剿”湘鄂边区红军。冯安邦部奉派公安、石首参加“围剿”作战。一九三五年，调往江苏淮阴一带整训。
七七事变生的爆发引燃了民族抗战的圣火。七月九日，二十六路军即接到了开赴保定、石家庄集中，支援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洋的命令。十二日，部队开投北上，踏上了抗击日寇的光荣征途。行前，冯安邦慷慨激昂地表示：“杀敌报国，就在此时！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的军人，是国民革命的败类，不算是炎黄的子孙”！ 北上后，冯安邦率第二十七师布防于北平以南琉璃河一线。八月中旬，日军在攻占北平后，沿平汉路南下，第二十师团向二十七师阵地发起攻击。冯安邦指挥官兵应战，多次挫败其攻势。
九月十八日，二十七师奉命撤离琉璃河，退往石家庄休整。九月下旬，受命担任平汉线以南、淖沦河北岸一线的守备。九月三十日，第二十六路军被扩编为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任总司令，冯安邦升任第四十二军军长，辖第二十七师（自兼）和独立第四十四旅。
十月上旬，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第二十师团连克津沦河北昆的灵寿、平山、新安、正定，十日攻占石家庄。冯安邦奉命东移，援助晋军守卫山西。十月十二日，四十二军抵达娘子关一线。冯安邦令二十七师一部占领北峪，支援友邻第十七师作战，主力则集结于娘子关附近，独立第四十四旅进占六岭关，阻击西进及南下之敌。十四日拂晓，冯安邦组织部队向占据旧关之敌发动反攻，并令二十七师一部向新关、核桃园和大小龙窝出击，配合反攻行动。旧关日军经我反击，退据东南高地顽抗。核桃园及大小龙窝之敌遭到反击后，夺路逃窜，冯安邦急令二十七师七十九旅派队堵截，将日军包围。经二小时激战，将该敌全歼。同日，旧关日军向冯军反扑，经奋勇阻击，日军败走。其后，冯安邦令二十七师在大小龙窝至自石头之线设防，独立四十四旅则固守六岭关，并同夏口村、洪子店一带八路军部队取得联络，于十四日合力击退经洪子店西犯之敌。十五日，二十七师再次击退由1日关批犯之敌。十六至十七日，冯安邦指挥四十二军反击旧关、关沟之敌，～未果。 二十日，日军发动猛攻，冯军据险死守，激战至暮，与效形成对峙。二十二日，日军增兵攻击，冯部伤亡用累，被迫沿正太路西撤。十一月一日，转移途中的四十二军遭敌包围，冯安邦挥军死战，付出重大牺牲才得以突围。突围后，二十七师向太原转移，后转向汾河两岸。独立四十四旅向芹泉镇转移。经连日苦战，四十二军歼灭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大佐联队长鲤登行一以下一千余人，自身伤亡也极大。太原会战结束后，冯安邦率部开赴河南许昌补充整顿。
（1937年10月，日军川岸师团直扑山西娘子关，直接威胁太原。中国军队决定组织娘子关战役，以阻击日军。此时，孙连仲部正撤至娘子关附近，奉命参加这次战役，担负总预备队任务。川岸师团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王力则进攻娘子关右侧的旧关。旧关地理位置重要，关系这次战役的成败。由于中国军队在旧关一带布防薄弱，所以敌军一举占领了该地。第二战区副司今官黄绍玻焦急万分，立即下令中央军第三军曾万钟增兵反攻，决心收复。不料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孙连仲率第二十七师赶赴前线，他严令部下沉着作战，相机歼敌，屡败日军，把战局稳定了下来。由于敌军继续增援，惨烈的拉锯战争展开了。激战两周后，敌军集中炮火猛轰孙部阵地，掩体工事被摧毁；加以人右友军伤亡过大，无力配合，且先行转进，孙部被迫弃守。娘子关失陷了。孙连仲率部撤到阳泉。部队前段作战中伤亡过大，除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外，其他两个师已无战斗力了。但他一腔抗日热情，仍命令冯固守阳泉，说：“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孙、冯是连襟，孙治军之严，亦可由此见一斑。不久，阳泉、太原相续失守，孙连仲部经晋南开往河南。）
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二集团军划归第五战区指挥。其时，日军第十师团不顾东面第五师团攻势受阻，直扑台儿庄，企图一举攻克徐州，打通津浦线。鉴于孙连仲部队以善于防守著称，第五．战区决定令其担任守卫台儿庄的重任。三月十八日，孙连仲部奉命由河南归德（今商丘），许昌东开徐州。二十一日，一部抵台儿庄。其中，、立第四十四旅为总预备队，并接替五十二军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的防务。二十三日，二十七师抵徐州以北汪柳泉。二十四日晨，日军正式向台儿庄发起猛攻，当晚突入台儿庄东北角。中国军队据城死守，将入城日军歼灭，堵住了缺月。冯安邦严令独立四十四旅固守运河一线，并派一部北出朝鲁沟，威胁日军侧翼。次日，二十七师徒步开抵台儿庄，担任城外右翼防御，准备侧击日军左翼。二十七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再次发起进攻，占领城寨东北角。冯安邦亲赴右翼督战，率二十七师协同三十一师反击刘家湖日军，将刘家湖包围，与敌展开自刃厮杀。激战一直持续到三十一日，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对台儿庄城的进攻，减缓了守城军的压力。至四月一日，台儿庄城内守军伤亡近半，西北门、东门、北门、东南门均沦入敌手，守军仅据有北站、西关和南门。 为了支援城内守军，四月二日凌晨，冯安邦特令敢死队二百余人附一营士兵从东门攻入城内，袭击城内日军左侧背，一度攻占了东门和城东北角。同日，二十七师与日军坂本支队在台儿庄以东发生了空前激烈的阵地战。冯安邦乘马督战。官兵视死如归，予敌以惨重打击。
日军《战斗详报》称：“研究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心勇战气概，……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至于此狭窄的散兵境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此役，二十七师仅营长即阵亡三名。四月三日，敌坂支队与漱谷支队会合后，即发起猛攻，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台儿庄。冯安邦急令独立四十四旅一个团开赴台儿庄南门外堵截日军，并阻敌渡河。经过城内外中国军队的共同努力，终于顶住了日军的最后一次猛攻。
四月四日，外围中国军队已开抵台儿庄附近，对台儿庄构成大包围态势。五日，冯安邦令二十七师组成敢死队，发动夜袭，攻占了台儿庄东北的孟庄、裴庄、邵庄、彭村、沧浪庙，日军向东北、西北两个方向清退。六日，日军主力为免于后路被断，乃窜入峰县附近之漳山、龙山及税廓等坚固围寨内死守待援。七日，台儿庄城内之敌被彻底肃清，台儿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随后，冯安邦率四十二军参加了峰县追击战，于八日攻占了金陵寺一带，堵击逃窜之敌。十四日，奉命夜袭福家庄和峰县南关，受阻。由于日军援兵已由津浦线南下，开到枣庄附近，台儿庄战役的最后一战——峰县追击战遂于四月中旬结束，第五战区转入防御。此后，冯安邦率二十七师在峰县以南监视当面之敌，并阻敌增援，断敌补给。
五月五日，冯安邦及二十七师师长黄椎松亲率该师主力与日军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激战于泥沟西庄，毙敌大队长吉帜重冶少佐以下四百余人。由于冯安邦指挥作战有功，国民政府明令授予青天自日勋章。 徐州撤退中，冯安邦率第二十七师转归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张自忠指挥。所部首先在郝寨、萧县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大军集结，尔后又占领徐州西北九里山阵地，协同张自忠部完成了掩护主力突围的艰巨任务。
徐州突围后，冯安邦部经江苏淮阴退往大别山区，在鄂豫皖边区小界岭一带抗击来犯日军，曾死守阵地四十余天，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一九三八年十月，冯部奉命向襄樊转移。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冯安邦拟请将五十二军并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建制，自己则坐镇襄阳收容溃散部队。不料，日军航空兵于十一月三日对襄阳实施猛烈空袭，昭明台、东门街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在一片混乱中，冯安邦从容不迫，不肯逃避，在春风旅社不幸被炸伤腹部，当日殉国。享年五十四岁。
冯氏身躯魁伟，勇武过人，性格朴实，治军严明。尤其值得赞赏的是，由于长期服役于西北军，深受冯玉祥先生爱民思想的熏陶，冯安邦热心于赈济贫困，尽力于慈善教育。每到一地，常组织部队协助百姓耕作收获，修筑道路等等。自己的薪俸所入，也常常悉数捐出，接济寒苦或创办学校。殉国之后，家无余财，遗族生活均靠僚属们集资安顿。为了纪念他，当时赣南的永丰、湘西的慈利、鄂北的应山等地都筑有“化民桥”。 冯安邦牺牲后，被安葬于襄阳南七、八里的周公庙附近烈士塔中。国民政府特令发给治丧费一万元，并准照上将阵亡例给恤。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了冯安邦“奋迹戎行，战必先驱”的抗日功勋。
孙连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孙素有敬意，建议调孙为其副司令长官，于1942年冬初到任，后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7月，蒋介石命孙连仲改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华北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并嘱其负责将来在华北对八路军作俄事宜。为了表示对孙连仲的信赖，蒋同时委孙为河北省主席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7 年改任保定绥署主任仍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949 年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1972 年被聘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考核纪律委员会委员，1990年8月14日，孙连仲因患肝癌病逝于台北市中心诊所，享年98岁
黄樵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湖北的26路军27师官兵分头由孝感、花园、广水等车站开赴华北前线御敌。行前，将士们怀着战死疆场的决心，纷纷给亲属写了诀别书。黄樵松时任79旅旅长，他写给妻子王怡芳的信中说：“此欢挥师北上，将与日倭决一死战！他不死，我便亡，最后关头便是今日。”
当黄樵松挥师北上时，北平已经失守，长辛店、良乡等地亦为日军占领。为阻滞日军沿平汉路南进，黄樵松奉命率79旅为先头，挺进良乡附近。7月29日夜，占领琉璃河、马头镇，继而派出便衣队在良乡以北地区袭击敌人。8月2日，在良乡、窦店间遇敌装甲车一辆，载日军数十人。黄指挥部队将敌车包围，全歼日军并将装甲车击毁。在战斗进行中，日机曾掠空低飞盘旋，被击落一架。敌不甘心，复以汽车数辆，装甲车两辆载步兵百余人疯狂反扑，黄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将其击退。8月11日，南口方面战事吃紧，为牵制日军，蒋介石急电孙连仲令27师“即速进占良乡”。黄奉命派出一个营、一个机枪连及便衣队，当夜出发，翌日凌晨2时半一举攀上城垣，冲入街市，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经此意外袭击，支持不住，丢盔丢甲。良乡城几乎全部克复时，接到蒋介石停止进攻良乡的电话命令，黄率部撤出，返回琉璃河阵地。
黄旅在琉璃河一带坚持了40余日，为保证友军在涿州、保定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以及从侧面支援南口抗战、掩护卫立煌军前往南口增援都起了积极作用。直到 9月14日日军从固安方面渡永定河，三次冲入窦店并包围马头镇，黄旅才遵令撤离琉璃河地区，在完县以北地区集结，参加保定地区会战。保定会战仅由于第2集团军总指挥刘峙“胆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而致失败。黄旅随同27师掩护友军撤退后，撤往行唐一带。
10月，黄樵松率部随26路军转战晋东，陈兵娘子关。10月14日，日军77联队分向旧关及僮泽关侵入，黄率79旅迎战，并派部绕袭核桃园、关沟，经两日激战，肉搏十余次，将关沟之敌歼灭。击毙敌大队长中岛利男、少佐鲤登及其以下官兵300余人。黄樵松曾赋诗一首，讴歌这一胜利。诗写道：“陈兵娘子关，壮志搏云天。笑斩鲤登头，放歌大阪山。”
雁门关东南的1000号高地，为兵家必争之地，也由黄旅固守。日军曾多次进攻均未得逞。21日，敌增调39联队配以飞机大炮猛烈攻击。黄旅守军与敌展开肉搏数十次，至23日山顶工事完全被毁平，官兵全部殉国。经此战斗，黄旅能战官兵仅剩400余人。但“忠勇之气，牺牲精神，丝毫不懈”，“均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致蒋介石漾电》）
此后，随着太原失守，山西战局急转直下。黄旅奉命向晋南洪洞县集结途中，曾在霍县韩候岭布防，给南下日军以打击。1938年1月，孙连仲部由晋调豫整补，黄樵松升任27师师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企图打通津浦线，向徐州方面大举进犯。1938年3月，孙连仲第2集团军奉命开往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行军路上，黄樵松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情景，悲愤地写下了“救国寸肠断，先烈血成河，莫忘山河碎，岂能享安乐？”的诗句。22日，孙连仲率部到达台儿庄，以池峰城第31师占据台儿庄城寨及附近地区。23日，日矶谷10师团濑谷支队自峄县沿台枣铁路支线南下，猛攻台儿庄。黄樵松率27师由贾庄星夜徒步向台儿庄附近集结。翌日晚，日军突破台儿庄东北角，与池峰城部展开激烈战斗，黄部在斐庄、前后枣庄、孙庄一带与敌展开拉锯战。
28日，日调集兵力，再次发起猛攻，从西北角冲入台儿庄内。黄部郭团、杜团分向刘家湖、邵家庄、前园村、坟上等处进攻，并占领邵家庄，迫近刘家湖。29日，矶谷率师团主力自峄县附近南下，坂垣师团之坂本支队从临沂南下，一起猛扑台儿庄。黄樵松27师与张金照30师分左右两翼出击。4月2日，黄挑选奋勇队员250人，从台儿庄东北角攻入，延至东门，乘势向西北扩展；30师攻进西北角。翌日，庄内日军向我发起总攻，集中炮火向东南角轰击，黄部始由庄内撤出。4月6日，我军对台儿庄发起全线反攻，黄部分向纪庄、王庄猛攻，进抵沧汪庙、东庄、李庄、陶沟桥等处。敌不支溃逃，晚11时将各村占领。我大部随即向前后刘桥，刘家湖进击，肃清各村之敌。此时池师等部也将庄内日军肃清，从而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
台儿庄大捷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黄樵松自始至终率部战斗在第一线，在这次战役中所部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战后所部仅编为一个旅，在追击敌人的战斗中担任军预备队。
5月，日由晋冀抽调大军南下，企图攻略徐州。黄部受命驻守徐州西北九里山附近。徐州被日军包围，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决定分五路突围，黄部27师与30师奉命掩护友军撤退。5月19日，敌步骑炮兵附战车数十辆，在空军配合下猛攻27、30师阵地，“官兵皆深明大义，……虽孤军重围，仍极力苦撑，阵线屹然未动”（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参加鲁南台儿庄一带作战战报》）至下午5时，待徐州城内军队全部撤离，黄始率部冲出重围，24日到达淮阳附近。“沿途屡遭敌人追击，损失奇重”（同上）。
6月，孙连仲部驻湖北广水一带，27师驻应山。黄樵松利用部队休整机会，编印了《军民日报》，刊载战地消息，反映部队训练、军民关系等情况，激励将士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成立了抗战干部随营学校，招纳新生，补充战斗中的减员。1948年太原起义中，与黄樵松一道就义的30军谍报队长王震宇，就是这时从汉口招来的新学员。27师经过短期补充休整，开往大别山北麓潢川一带，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役。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役开始。9月上旬，黄樵松所部在潢川以南地区与日军进行过一些战斗。中旬，日军13、16师团等部继侵占叶家集、商城等地，沿商（城）麻（城）公路进犯大别山，集主力攻击商麻公路上的战略制高点鸦雀尖，发誓要拿下这一战略要地。黄樵松亲自指挥保卫鸦雀尖。当战斗激烈之时，师指挥所从山腰搬到山头，黄樵松和参谋人员昼夜围看地图，指挥作战。诗人臧克家当年写的长诗《国旗飘在鸦雀尖》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况。诗中写道：“士兵死了，连排长上去。连长死了，拿营长去填。”“没有兵力给他增援，送去的是国旗一面。另外附了一个命令，那是悲痛的祭文一篇：'有阵地，有你。阵地陷落，你要死。锦绣的国旗一面，这是军人最光荣的金棺’。”黄师与敌人在商麻公路鏖战月余，直到10月下旬武汉撤守前夕，日军始突破大别山。27师经老河口退到南阳休整补充。
1940年，豫南日军分数路向我进犯，5月1日在明港附近遇到黄樵松等部左右夹击，损失惨重，至5日被歼2000余人。这一消息轰动了后方，各报都在显著位置上加以报道。（《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5月5至7日。） 5月18日，黄樵松为配合友军进攻信阳，派出一团人乘夜穿过敌据点，突入敌人占领的信阳车站一带，出其不意地消灭了一批日军，并放火焚烧了敌仓库。这一行动，也曾给全国军民以鼓舞。
守卫南阳是黄樵松参加抗日的最后一次激战，也是他抗日史上的光辉篇章：1945年3月，日军集结五个师团并骑兵第4旅团共7万多人，战车百余辆，于21日分路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进犯。黄樵松此时已调任68军143师师长，受命固守南阳。他一面督促部队整修城防工事，一面屯积粮秣弹药，还备棺材一口，亲笔书写“黄樵松灵枢”，表示决心与南阳共存亡。战斗打响后，黄率部顽强抵御，当独山为日军占领时，黄樵松迁师部于一酱菜店的顶楼上，白天凭栏指挥，入夜亲临前沿阵地。日军集中火力攻打小西关，黄部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东关、北关的守军与日军展开了巷战。守卫马武冢、卧龙岗、元妙观的429团三个排，在战斗中歼敌近千人，直到弹尽援绝，全部壮烈殉国。经七昼夜激战，顶住了敌人的压力，我阵地巍然未动。后来黄部受命突围。4月1日夜晚，士兵身穿棉衣涉水渡过白河。此时杏花初绽，河水仍寒。黄樵松回复再三，依依不舍地告别战地：“别矣南阳城，回顾复回顾，红杏暗送香，白水牵衣诉。”这次突围后，有人写了一部名叫《铁打宛城》的历史小说，描写了黄樵松坚守南阳的悲壮场面。
还在1938年1月黄樵松升任27师师长不久，蒋介石到洛阳召开第二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黄樵松有幸结识了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相互交换了对日作战战略战术。他给官兵讲话时，谈到对朱德的印象：“他穿一套粗布棉军衣，发言句句适合抗战需要。我们国民党军官有的穿羔皮军衣，有的穿呢军服，却讲不出带兵打仗的道理。和八路军相比，实觉抱槐。”这次会上，黄樵松还为彭德怀拍了一张半身照，此后一直珍藏在身边。
这年二月初，部队开往新郑县，黄樵松学习31师的政治工作经验，成立了27师抗战歌曲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这支歌曲队曾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为士兵演唱抗战歌曲，鼓舞士气。不久，在我党领导的安吴堡青训班的冯文彬、胡乔木等人负责组织下，歌曲队扩大为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共20多人，都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负责人是曲茹。黄樵松十分信赖和尊重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处处关心他们的生活；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员，也十分关心黄政治上的进步。这段时间，黄樵松抗战情绪很高，常常在师部处长以上会议上讲形势，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学习八路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师部机关官兵为房东担水、扫院；军医主动为群众看病。农忙季节还令全师官兵下地帮助农民干活。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月，蒋介石命令撤销国民党军队中的战地服务团。迫于形势，曲茹和战地服务团部分团员决定撤离。黄樵松知无法挽留，给他们发了路费，临行前还和他们聚餐，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看得远，想得周到，就这样办吧！不过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派人护送几个团员到达安全的地方。（6月，曲茹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又回第30军工作）。这年11月间，国民党军队向我中原局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确山惨案”。曲茹带着揭露蒋介石制造惨案的有关材料赶回30军军部，途经27师驻地，向黄樵松作了介绍。黄当即表示：绝不参加反共活动，对冲出包围的新四军人员概不加阻挠。结果，27师防区非但未抓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人员，还帮助个别突围人员安全转移。
1940年初，黄樵松部移防河南叶县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到密报，说27师有共产党人活动。孙连仲受命带着名单到叶县30军驻地召开军官会议，当场逮捕了27师的团长陈扶民、杜新民等七人，交军法处看押，并声言要加以处决。曲茹到桑园找到黄樵松商量对策，黄表示先设法营救，以观事态发展。并说：“如果形势紧迫，我可以把队伍拉走，靠拢新四军，继续抗战。”（同上）曲茹认为此举须请示组织后再定。黄情绪激动地说：“我绝不会做民族和人民的罪人，逼得走投无路，我会杀它一个回马枪的。”（同上）
后来曲茹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当时十分重视该部孙连仲、池峰城和黄樵松等人的情况，对黄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尤为满意。所以，当得知黄“拉出部队，靠拢新四军”的坚决态度后，指示曲茹继续做好该部工作。
被逮捕的陈扶民、杜新民等七人，后经黄樵松等力保，得免于难，但都被逐出了27师。黄樵松也因此不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信任，而调任68军143师师长。
黄樵松不愿为蒋介石继续效力，不久便告长假回到开封家里闲居，曾在妻子王怡芳任教的省立第三小学演讲，阐述抗战成果来之不易，珍惜和平的重要。他还特意书写了早年的一首诗作，把它悬挂在自己的住处。上书：“十年戎马久离家，踏遍关山与水涯。待到功成归故里，携儿月下种梅花。”（黄樵松遗诗）以表达自己不再参预内战。但闲居年余，还是被强令召回军中。
1948年，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等部经晋中战役，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7月下旬逼近太原。8月中旬蒋介石急电胡宗南令30军空运太原增援。30军军直部队和戴炳南的27师（总计4个团的兵力）奉命集结西安机场等待空运，黄樵松则称病住进渭南西关一家医院，以图躲避。胡宗南先后三次派人催促，最后一次还命副官长带着他的手谕亲到渭南促黄北上。黄樵松见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应命。
黄樵松身不由己地到了太原，他面对孤城一座，四面楚歌，内心十分苦闷、彷徨。正在这时，他收到了原西北军将领、他的上级高树勋一封信。信中推心置腹地谈到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和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谈到中国今后的前途，“灸心如焚”地关心他这位老友的命运，劝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创造自己的前途。”信后附有注意事项，要求“速派负责人来取联络”。当天，黄在住处（中国银行宿舍）找来27师师长戴炳南。戴炳南，山东即墨人，自1932年起就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赏识重用，从营长、团长一直提拔到师长。黄对戴深信不疑，向戴透露了“来一个突变”即率部起义的想法。戴炳南表示“赞同”。
11月1日，黄樵松派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穿越火线，到解放军阵地，给徐向前送去表示决心起义的信。徐向前亲笔复了一封信，信中说：“贵军长为早日解放太原30万人民于水火，拟高举义旗，实属对山西人民一大贡献。向前保证贵军起义后仍编为一个军，一切待遇与人民解放军同。惟时机紧迫，为更缜密计，事不宜迟。”高树勋也复了一信，强调“见面后速令王回来，以便确定我们见面地点”。黄阅信，当天再派王震宇、王裕家到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商议起义具体事宜。
11月3日晨，黄樵松用电话把戴炳南召到宿舍，出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不料戴炳南看后神色大变，借口家属在西安国民党手中，劝黄将起义计划推迟几天。黄明白告诉他，已派王震宇等人前往联络，要戴将起义事迅速告诉各团长。当晚戴炳南回到师部，非但未向各团团长传达，反而说服他的把兄弟旅长仵德厚把各团长集中看管起来，自己赶往绥靖公署向阎锡山告密。据说戴原本在是否出卖老上司这个问题上还犹豫不决，结果和仵德厚碰了头之后就坚定了决心，这才要了黄樵松的命。
晚10时，阎锡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次日上午，逮捕了从东山解放军指挥部返回的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以及同来的解放军参谋处长晋夫、翟许友。6日，经北平，押往南京。
事后，蒋介石、阎锡山论功行赏，戴柄南被提升为30军军长，仵德厚被升为27师师长。
黄樵松入狱后，明知前途难卜，但他镇静如常，毫无畏惧之色。他以豁达的胸怀，吟诗作文，留下来的有《卧室颂》、《骊歌》、《黑暗的早晨》和《铁窗晚眺》等，借以发泄愤懑和抒发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黄樵松被捕的消息传到西安，他在重池路204号的住宅被查抄。妻子王怡芳正在产褥期中，得知丈夫入狱的消息，心中悲痛万分，抛下婴儿赶往南京营救。
蒋介石对黄樵松计划起义十分恼怒。黄在太原被扣期间，蒋数次致电阎锡山，要阎将黄等押解南京。黄等到南京后，蒋即指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余汉谋任审判长，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厅、军法局、新闻局各派一人为审判官；并令“迅予严办报核”。所以，黄夫人到达南京直至黄樵松被害的半个多月中，虽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始终未能与丈夫晤面。
11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前一天，黄樵松已给妻子写好《遗书》。《遗书》谈到他们夫妻间十几年的恩爱生活，谈到年迈双亲和七个幼年儿女的生计，谈到身后事要从简料理。还说自己“平生酷爱艺术，今为艺术而死，夙愿得偿”，劝妻子“平住气、稳住心，很慎重地筹划后半生的事情。”（黄樵松烈士遗书，原件存太原双塔烈士陵园）宣判开始，法官指问黄樵松为什么要叛变？黄樵松义正词严批驳说：“我不是叛变，我是不愿打屠杀人民的内战！”接着为同伴掩护说；“宣传部长（指晋夫）是我请来的，王震宇是我命令他去的。要杀杀我一个人，他们无罪！”。法庭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死刑。以“煽惑军人逃叛既遂罪”，判处晋夫死刑。黄樵松、晋夫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终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其后，王怡芳出重金买通狱卒运出三人遗体，置棺立碑并葬于莫愁湖畔。次年4月，南京、太原同日解放。戴柄南躲进棺材里，后被解放军抓出枪决！忤德厚被判刑10年，刑满后被监督劳动改造多年。
吴鹏举：（出生年月不详）籍贯河南周口项城。西北军出身。1928年10月任第25师旅长。1930年10月任骑兵第4师团长。1933年1月任42军独立第44旅团长。1936年7月升任独立旅旅长。1938年因徐州会战有功，被授青天白日勋章。后来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42年7月任暂编第36师副师长。1947年11月晋升陆军少将，不久退役。退役之后一直闲居成都。1975年亡于四川。
三、第191师、第48师等部组成的第42军
1939年8月，国军为加强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在兰州以第191、第48师和第7预备师等部合编组成第42军，隶属第8战区。杨德亮任军长，张坤生任副军长，下辖：
第48师，罗列任师长；
第191师，杨德亮兼任师长；
第7预备师，严明任师长。
该军组成后，主要驻守在陕甘宁边区担任黄河沿岸的防御任务。
1943年，国民党军进行部分部队编制调整，该军第48师奉命改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另外新建第41师，隶属该军编制序列。
1944年4月，第42军改隶第29集团军。
1945年，国军调整建制，第42军第191师改隶第91军，新编第41师改隶暂编第5军，另将第91军暂编第58师改隶该军。此时，该军下辖：
第128师，柳正欣（后徐达）任师长（第8战区撤消时，将战区直辖之第128师改隶该军）；
暂编第58师，叶成任师长；
预备第7师，李禹祥任师长。此次整编后，该军奉命由甘肃河西走廊进驻新疆哈密，改隶新疆警备总司令部。
1944年11月7日夜里，“新疆****者同盟”在伊宁开始发动暴乱，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同时，苏联间谍、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苏军特种部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伊公路。
“新疆民族军”的暴动很快成功，幸存的国民党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了眼的“民族军”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12月31日，在火炮的支援下，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民族军”攻下了惠远城，国民党军队守城将领陈伯良、高炜自杀。
“新疆民族军”的暴徒再一次把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大批“民族军”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其中东北籍汉人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数千妇女被奸污。
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一地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坚守…… 艾林巴克，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叛乱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
从1944年11月9日，“民族军”（白天是当地人，晚上则有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正规军）开始围攻艾林巴克，国民党军队在机场周围筑了40多个碉堡，内置飞机上的机枪（苏方早已断绝了航空汽油的供应，造成飞机无法起飞），这些机枪射速高，射程远，子弹穿透力又强，“民族军”一时对之无可奈何。
1945年1月10日，国民党军队第45师和42军预备役第7师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民族军”围歼。艾林巴克守军固守一段时间后就弹尽粮绝了，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民族军”骑兵追击，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
1946年6月，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代表达成协议，改组新疆省政府。此时，该军下辖
预备第7师，侯声任师长；
暂编第58师，叶成任师长。
原辖第128师归西北行营直辖。1947年初，该军奉命进行编制调整，暂编第58师改编为第227师；预备第7师改编为第65师。
1947年7月第42军整编为第42师（辖整编第65旅、整编第128旅），杨德亮仍兼任师长。12月辞去师长兼职，赵锡光任师长，原下辖部队改编为整编第65、整编第128、整编第201旅。整编第201旅均系新扩建的部队。该军此次整编后，隶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担任守备任务。同年9月，第201旅番号撤消。
1949年9月，第1野战军第1、第2兵团在河西战役结束后，于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后向新疆进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副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等人，由陶峙岳领衔发表起义通电。整编第42师参加了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导的新疆“九二五”起义，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
杨德亮驻防兰州期间，工作勤劳，严于律己，对部属赏罚分明，军风军纪较好，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军民关系融洽，1939年，甘肃地方宗教人士给他赠送“万民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进行通报嘉奖。正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杨德亮成为中共兰州地下党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杨希珍与另一名地下党员吴鸿宾多次到杨德亮师部，与之联系抗日宣传活动，彼此之间有了较多的认识。1939年11月，杨德亮的191师扩编为陆军第42军，杨升任为中将军长。
杨德亮48年7月调任第18绥靖区（司令官董钊）中将副司令官。12月兼任第17军（辖第12师、第48师）中将军长。
1949年2月兼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6月免去警备司令兼职。8月因作战失利被免职赋闲。12月移居香港。
1951年3月移居台湾后曾任“国防部”（部长郭寄峤）中将部员。
1975年8月27日在台湾台北病逝。[1]
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
第42军是第一支奉命入驻新疆的政府军队。在1944年新疆闹三区革命的时候，这个军是镇压的主力之一。在全国军队整编的时候改称为整编第42师，补充了损失。此后整42师就在南疆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到了新疆解放的那一天，再也没有经过阵仗。
赵锡光，字重华，云南保山人，生于1901年7月10日。赵锡光出身于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二期步科，毕业后入赣军服务。曾经参加过第二次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也算是位老革命了。可在中央军的眼中，杂牌就是杂牌。虽然赵锡光的部队在几经改编后成了归属中央军指挥的第5师，可在待遇上始终要低嫡系一级，就连打红军，也是冲在最前面充当炮灰的那一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锡光虽然升官至第36军中将军长，可始终无缘与日军交锋。具体来说，在抗战的前五年中，赵锡光是一直在被迫依附的胡宗南部队里，为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苦苦挣扎着。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的军长位置还是没能保住，被胡宗南明升暗降的任命为第38集团军的副总司令。赵锡光一气之下提请辞职，在辞职不被批准的情况下滞留兰州，称病不出。
赵锡光得知当时主管政治工作的张治中正巧在兰州视察，他从那些同样出身杂牌的同僚口中得知，张为人正直，而且不歧视杂牌军将领，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找张治中帮忙了。而当时兰州的八战区长官部正好缺少一个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赵锡光去试试。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负责整顿新疆军务，并开始与民族军进行停战谈判。在这个时候，张治中调整了新疆的人事，安插了大量的杂牌军将领为他服务。其中赵锡光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担任总司令的是同样出身杂牌并在胡宗南那里不得志的陶峙岳。赵、陶两人是相见恨晚，同样是杂牌，同样受到排挤，同样没有兵权，要不是张治中的提拔，两人估计都要沦落到南京去哭陵了。于是在几次交往之后，赵锡光和陶峙岳是越聊越投机，逐渐成为了知心好友。而在张治中返回南京之后，两人间的互助就更加的默契了。
内战的战火没有燃烧到新疆，赵锡光就在新疆相对太平的度过了内战的大部分时光。在此期间，陶峙岳还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赵锡光当上了南疆警备司令和整编第42师师长。这南疆虽然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可**份子的势力是一直都存在的，再加上还得防备民族军的武力，赵锡光这位没有经历过内战的将军仍旧是得不到丝毫放松。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赵锡光支持到了1949年。在他驻防期间，南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稳定”的目标。
可赵锡光刚刚摆平地方势力，这南京丢失的消息也随之传到了他的耳中。首都丢了，看来这解放军打跨国民党政权已经不远了。而新疆战火的燃烧，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时局的发展，赵锡光不得不考虑起自己的出路。他首先想到了陶峙岳，在经过与陶的互相交流之后，两人都认为摆脱国府控制，投靠共产党，是唯一的出路。可要率部起义并不容易，因为新疆的中央军将领不在少书，尤其是和整42师势均力敌的整78师师长叶成、整骑1师师长马呈祥都主张与解放军死战到底。这就给整42师的起义制造了不少麻烦。
那么整42师内部是否支持自己呢？于是赵锡光在军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军官的会议。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试探自己的这些部下是不是愿意跟随他。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的顺利，因为除了整编骑兵第4旅旅长唐井然一人拒绝外，其他军官要么支持，要么表示服从。这就对赵锡光率部起义增加了信心。到了1949年9月20日，唐井然因为克扣军饷，导致部下发动兵变将唐赶走，这就更给整42师走向起义的道路，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25日，赵锡光在疏勒通电宣布起义，南疆和平解放。同一天，新疆各地驻军也都宣布起义，新疆就这样未经战火的和平解放了。
赵锡光在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1951年11月率部开赴石河子筹建新城。1954年12月改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为新疆的建设继续出力。1955年10月9日，赵锡光因胃癌在石河子去世。
李禹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校教导总队第三旅副旅长，第四十二军预备第七师少将师长。
1949年初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在学期间随校往台湾。
同年冬毕业后曾任陆军总司令部部附，1952年退役。
1975年在台湾当局纪念东征棉湖大捷五十周年时，撰文《棉湖大捷五十周年纪念》。
国军预备第七师师史
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七师，虽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却没有经历过抗战中的任何一场对日作战。但是，它却为国民政府统一新疆地区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个师的入疆，不仅加快了“新疆王”盛世才离开新疆的速度，也使盛世才在离疆前计划屠杀异己的阴谋破产。同时他也对新疆政治局势的安定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1939年8月，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国民政府鉴于当前兵力过度消耗的局面，决定将各个战区成立的补充兵训练处和师管区所征募的新兵团改编为正规师。在西北地区分别组建了三个师，预备第7师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师是由第26补充兵训练处所属之第3、4、8、10四个补充团在陕西武功改编成立的，该师军官则为中央军校西安分校的第15、16期毕业生充任，首任师长严明。全师七千余人，该师装备捷克造轻武器，但是缺乏重装备，这是在抗战期间组建的二线部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师成后移驻甘肃固原，作为后方部队，该师在陇东驻扎的四年中，名义上是保护后方交通安全，实则负责监视与封锁中共的陕甘宁边区。
严明，中央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湖南祁阳人，字果人。北伐战争时即升任至22师的营长。围剿红军时任第2师补充旅副旅长。在一次作战中该旅被红军包围，严明智退红军两百米，然后埋伏部队，使包围该旅的红军反而遭受的一定的损失，无功而返。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给胡宗南的一封信中曾说道：你有严明这样能干的部下，为什么不派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发挥才能？一时间使得严明在部队中声名大振（此说出处源自于该师政治部主任的回忆）。这也是严明能以四期生的资历担任师长的原因之一。
成师时的序列为：师长严明、副师长彭克定、参谋长庞仲乾
第19团，团长彭俊业
第20团，团长杜德孚
第21团，团长黄锄非
陇东地区居住着几十万回教徒，不但在历史上是个是非之地，同时也关系到作为重要军事补给线的西兰公路之畅通。早在朱绍良管理甘肃时就因为生活困苦、屡受剥削而发生多次有组织的武装暴动，虽被多次镇压，但是残余势力仍随时待机而动。
1941年3月，暴动回民在洗劫过往旅客后竟然向预7师21团机枪连驻地隆德县偷袭。此时正值团长黄锄非巡视该处，突遇偷袭，慌忙组织部队依靠险隘抵抗，才打退偷袭。此战团长黄锄非险些被俘，所属机枪连也被抢走重机枪两挺半（其中一挺为枪身）。
这一事件的突发使得固原地区形势紧张。预7师官兵也纷纷上书42军军部（当时预7师隶属第42军序列）请战，要求肃清暴动回民。但是第42军军长杨德亮为培植自身势力，却命令所属的亲信部队部队——第191师负责清剿。不料该师师长吴允周开赴目的地后却自称为一参谋，终日深居不出，进剿近月而无结果。事情传道重庆后，当局严令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限期将该股势力剿灭，将进剿不利的181师长吴允周撤职查办。于是42军军长杨德亮只能命令所属剩下的预备第7师执行进剿命令。
1941年5月，预7师师长严明先命该师政治部主任杜学增率领第20团的一个加强营进驻靠近暴民据点的沙沟李俊堡。继而通过该地的乡长、保长联络暴民首领马思义，希望通过和谈来解决事件。同时也陆续增兵该处，准备和谈不成时即全力消灭该股势力。此事因马思义久无答复，终使严明决定全力进剿。
6月中旬，预7师第20团一部与暴民百余人在李俊堡附近的害子附遭遇，双方各占据山头制高点对射。预7师官兵在得到迫击炮增援后开始进攻，激战一昼夜后又在天明得到骑兵营增援。马思义看到己方逐渐不支后开始溃退。而预7师官兵则趁胜追击，最后马思义只带着十几骑向西北方逃窜。此战缴获机枪两挺，牲口数百，而马思义以后也未在此处有过活动。 当部队获胜返回李俊堡驻地后，师长严明立即向重庆、西安、兰州告捷，却唯独不向军长杨德亮报告，作为杨德亮不先派预7师进剿的报复。
蒋介石为染指新疆，于1943年7月借口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在新疆开展的****反苏得力，派遣部队开赴新疆，以增强新疆的军事实力，准备将盛世才撵下台。当盛世才察觉蒋介石的企图，便借口后勤补给与营房驻地问题阻挠中央军开赴新疆。9月，预备第7师首先开拔赴新，当时动用了整个辎汽第4团所有可以调动的车辆支援预7师，但是由于盛世才的百般阻挠，该师官兵直到1944年5月才抵达新疆迪化（师部驻老满城）。其中第19团进驻迪化，第20团进驻焉耆，第21团进驻伊犁。在此之前，预备第7师师长严明（ 严明（1910-1948）生于1910年11月12日，字果人，湖南祁阳人，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北伐战争时即升任至22师的营长。围剿红军时任第2师补充副旅长。抗战爆发后，多次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战斗表现英勇，1945年起任九十军副军长，1945年6月28日任陆军少将，年仅35岁。1946年3月任整编九十师中将师长、整编29军副军长。1947年3月指挥整编九十师占领延安1948年3月1日在陕西宜川阵亡，时任整编第九十师师长，1949年1月19日追赠陆军上将）于1944年1月调升第1军副军长，以第46师副师长李禹祥继任师长。
李禹祥，中央军校第一期毕业，湖南蓝山人，号元瑞。长期从事军校教育工作。抗战爆发后任教导总队第3旅副旅长，教导总队改编为第46师后担任该师副旅长、旅长、副师长。
是时该师序列为：师长李禹祥、副师长杜德孚、参谋长曹日灵
第19团，团长彭俊业
第20团，团长黄锄非
第21团，团长姜宣铨
1944年8月盛世才以“发现阴谋暴动案”为借口，开始大规模逮捕国民政府驻新疆人员，企图借此机会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势力，其中预备第7师师长李禹祥也在盛的逮捕名单里。但是在盛世才尚未对李禹祥行动前，师长李禹祥已经及时识破盛世才的阴谋，严令部队加强戒备。并迅速通知了友军第45师师长谢义峰、新编第18旅旅长徐汝诚。使得盛世才逮捕中央军高级军官的阴谋破产，不久盛世才就被迫卸任在新疆的所有职务前往重庆报到。但是由于此次大逮捕却激发了遭受盛世才长期禁锢与压迫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的维族居民，他们在阿合买提江与哈巴也夫的指挥下开始武装暴动（史称三区革命）。鉴于形势严重，主持新疆军政的朱绍良决定派遣预备第7师开赴伊犁平乱。
1944年9月中旬第8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成立伊犁指挥所，以在伊犁的预7师副师长杜德孚为指挥官统一指挥平乱。10月7日暴动部队之一的乌拉斯台游击队500余人攻占巩哈，严重威胁伊犁守军，副师长杜德孚紧急飞回迪化请援。不久师部派遣第19团由参谋长曹日灵率领，车运伊犁协助第21团平乱。同时任命曹日灵为伊犁指挥所副指挥官，在副师长杜德孚在迪化汇报战况未回伊犁前暂时代理指挥官职务。
然而在11月7日该团进城未及卸车完毕时，城内的维族军民已有部分为叛军鼓动，于是巷战开始了。开战不久，负责城防的第21团第1营营长旋即阵亡，城东南两门也在城外叛军的进攻下失守。战至11月10日，伊犁指挥部被叛军占领。最后第21团与增援的第19团以及城内居民数千于11月14日退守空军教导队营房与机场、鬼王庙三处固守。11月22日，长官部将预7师副师长杜德孚再送入伊犁城内，负责指挥部队。
早在11月10日，朱绍良就曾组织援军，命令预7师师长李禹祥率领师直部队与20团第2营、新疆屯垦使公署的炮兵团增援伊犁被围部队。是月中旬，预7师师部与炮兵团进驻精河，师直工兵连进驻三台，师直骑兵连进驻南山，摆出了一个长达数百里的长蛇阵。
12月初又开近大河沿与叛军遭遇，激战中师长李禹祥与第21团副团长潘佑仁受伤（潘副团长后在迪化因手术失败身亡），该师援军被迫退回三台。此时长官部又陆续派遣45师的两个团、191师的一个团解救伊犁被围部队。12月底，解围之45师一个团因不明伊犁暴动实际情况，钻进伏击圈，损失惨重。
1945年1月28日，伊犁城内空军教导队营房与鬼王庙相继失守，第19团团长彭俊业阵亡。此时城内只剩机场仍为预7师残部控制，副师长杜德孚与参谋长曹日灵联名电报战区长官部与精河预7师师部：“援军被阻，突围会师无望，决不能坐守待毙，将突围以图幸存。”
当时的突围计划里为避免重蹈三国时刘备的覆辙，副师长杜德孚提议不携带城内居民突围，但是参谋长曹日灵却力主携民突围。双方争执不下，就在突围前夕杜德孚终于妥协，接受了曹日灵的意见。
1月31日夜晚，预7师之19团、21团残部以及城内居民共千余人开始突围。突围时沿途因冻饿劳累毙命这不计其数，情形十分狼狈。当部队突围至皮尔清沟（距伊犁20余公里）时遭叛军骑兵追堵冲击，副师长杜德孚与参谋长曹日灵、21团团长姜宣铨相继阵亡，残部所剩无几，最后只得200余人逃到迪化。
突围部队被歼灭的同时，位于精河沿线的增援部队均遭叛军夜袭，援军被各个击破，师长李禹祥狼狈逃脱。至此，成立五年的预备第7师除20团的两个营外尽数被歼。此后，直到1946年张治中主持新疆与三区民族军谈判成功后，战事方息。
师长李禹祥在逃归后即不受重用，长期赋闲。李在逃台后曾任陆军总司令部部员。1952年退役。八十年代初病逝台湾。
1945年10月，第8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原预7师幸存的两个营为基干在阿克苏重建该师。由第29集团军参谋长侯声担任师长。
是时序列为：师长侯声，副师长李祖唐、胡声扬，参谋长蔡毓奇/蔡沂
第19团，团长高戎光（兼）
第20团，团长李益增/陈海洲
第21团，团长陈海洲/龚明瑾
骑兵团，团长邓尔登/刘承绪
预7师重建后，第19团驻防头屯河、第20团驻防焉耆、第21团驻扎迪化老满城、水磨沟。1946年春，第20团移防阿克苏，42军军部抵达阿克苏后第20团进驻喀什。1946年7月月，预7师其他两个团——第19、第21团乘坐汽车进驻库车，然后步行到阿克苏、温宿驻防。
1946年5月师长由陆大毕业生李祖唐继任。继任师长李祖唐为军校第10期步兵科毕业生，浙江东阳人。为胡宗南之亲信。
1947年10月该师奉命整编为第65旅，第19、21团分别该番号为193、194团。整65旅旅长则由原师长李祖唐担任。此后该旅直到新疆解放后都长驻阿克苏。该师序列中的第20团则因在整编前夕随42军军部行动，所以在新疆部队整编时，被改编为整编第42师独立团。
整编之后的序列为：旅长李祖唐、副旅长高戎光、参谋长刘承绪
第193团，团长李越众
第194团，团长龚明瑾
骑兵团，团长刘承绪（兼）
阿克苏，历来为新疆南北疆之咽喉，为国防战略要地。由于该处所处之地势，一旦发生战事，必须依靠当地驻军单独承受。当时整65旅的193团驻拜城、194团驻温宿、骑兵团驻库车，另外有乌什、阿合奇的一个边境独立大队、一个边境独立中队也归整65旅节制。
1949年8月中旬，李祖唐在接获胡宗南“积极备战，固守南疆，以图再起”的密令后，立即以库、阿守备司令的名义召集阿克苏、温宿两县有关党政军负责人招开商讨会议。会议决定将所有能调度的武器、弹药、被服、汽油以及其他任何军用物资以最快的速度积存，加速巩固阿克苏及附近地区。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新疆解放迫在眉睫，阿克苏地区的形势也顿显紧张。此时谣言四起、传说纷纭。9月25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当电报发到整65旅旅部时，旅长李祖唐却将此消息严密封锁。不久李祖唐又接获胡宗南“固守南疆，以待空援”的密电后，加紧军备，企图以南疆一隅之地，为党国“尽忠”。
9月30日，因主张坚决抵抗解放军入新的将领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被陶峙岳说服放弃部队逃离后抵达了阿克苏。李祖唐热情接待，并安排了叶、马、罗等人住进了整65旅旅部。
叶成等人不久就察觉了阿克苏的紧张气氛，并得知了李祖唐是忠于胡宗南的人。几经交谈，双方当即统一了意见，并在接下来召开的军事会议中决定由叶成等人派遣心腹返回原部队策反，将部队拉到焉耆，利用地形固守铁门关。整65旅驻地则调遣部队加强城防，抢修防御工事。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兴党国的闹剧开演了。
正当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积极预备策反亲信部队的行动计划时，却发生了叶成在李祖唐公馆被刺的意外。
10月1日下去五时，正当叶成从厕所方便出来时，突遭李祖唐的卫士范某的枪击。虽未致命，但伤及左臂。叶成的参谋长叶某在县政府惊悉叶成“被刺”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随行的警卫人员在县政府的房顶上架起机枪对准整65旅旅部正门。而整65旅旅部的特务连也当即关闭正门，集合队伍，在房顶上架设机枪。双方相持不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李祖唐获悉后派遣旅部高参包奠华与省政府厅长王曾善几番解释终于消除了叶参谋长的种种疑虑，双方言归于好。经查，行刺者任国梁乃为1944年叶成枪决其胞兄一事寻机报仇所致。
经过这件事后，叶成等人已成惊弓之鸟，不久即在其妻的劝诱下放弃了与李祖唐的合作计划，并与马呈祥、罗恕人等人于10月4日出走印度。而李祖唐看到了大势所趋，被迫于10月10日向所属军民宣布了新疆和平起义的消息。
解放军进入南疆后，整编第65旅被编并为解放军第26师一部，后又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第8师一部，为新疆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整65旅的旅长李祖唐在1951年被公审处决，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受到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侯声（1905--1989）少将。号一鸣，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4期毕业。曾任第1军1师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任剿匪军第3路第2纵队政训处长，抗战爆发后任第1军1师补充旅副旅长，参加淞沪会战，1940年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练习团团长，1942年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务团团长，1943年任第27军预备8师少将副师长，1944年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初兼任第42军预备7师师长，1946年5月任第42军副军长，1947年10月任整编第42师副师长，1949年9月25日在新疆参加起义。不久脱离部队赴香港，后移居加拿大。
叶成，号力戈，浙江青田人，1905年出生。毕业于黄埔三期。1937年前任蒋介石侍从室副官。1938年2月任福建保安处处长。后任国民革命军第91军暂编58师师长，194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6军196师副师长，军补训处处长。1943年代理国民革命军第76军军长。1945年任副军长兼58师师长。1945年春国民革命军第58师由武威入新疆，担当迪化城防，叶成兼任迪化警备司令。1946年11月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后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国民革命军整编第78师师长。1948年9月22日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49年9月经南疆入印度出走台湾。
马呈祥，回族，字云章。1914年出生，甘肃省临夏县人。中国国民党籍。青海军官教导团、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毕业。历任排、连、营、团、旅长，副师长，37年任骑兵第五师少将师长。43年12月代理骑兵第五军中将军长，45年实任军长并率领骑兵第五军进军新疆。1946年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新疆骑兵指挥官，并担任新疆省政府委员。49年9月逃往埃及，50年8月返台，51年任中国回教协会青年部干事长。56年任澎湖防卫部副司令，69年调离。52年10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57年起被聘为历届中央评议委员。969年1月退为备役后聘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91年4月15日在台湾台北病逝。为马步芳外甥，马步青女婿。
罗恕人 (约1905一l969)。湖南益阳人。曾任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后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第一期及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1940午 1月9日任少将。1942年在甘肃酒泉任西北青年训练班主任。后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6年6月整编第一七九旅旅长兼迪化城队司令。1949年9月弃军出走。经印度加尔各答去台湾。曾任澎湖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58年时任第二军副司令。1969年9月25日逝世。
陶峙岳湖南宁乡新疆警备总司令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赵锡光云南保山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42师师长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陶晋初湖南宁乡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祝源开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第1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钟明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第2处处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赵轮升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第3处处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刘拂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第4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刘锡宠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梁客浔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堵立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文升乔军官训练班教育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王信文西北军垦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刘臻 西北军垦处副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景云瑞卫生人员训练组主任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丁鹤羽卫生人员训练组副主任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郝家骏 新疆供应局局长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杨葆贞新疆供应局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李甲三联勤总部供应局副局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彭邦机联勤总部供应局副局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张凤翔供应局第1分局局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曾凯 供应局第2分局局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熊鹏远供应局第3分局局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孔祥龙供应局被服总厂厂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张凤仪辽宁庄河新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李唐民新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贾锐廷新疆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高朝栋挽马第3团团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刘孟纯西北军政公署迪化办公厅秘书长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谢超 西北军政公署迪化办公厅副秘书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陈永昶国防部视察官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侯声 广东梅县整编第42师副师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王根僧江西兴国整编第42师副师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韩际隆河北灵寿整编第42师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杨季成整编第42师政工处处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李祖堂整编第65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高戎光整编第65旅副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刘承绪整编第6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陈俊 整编第128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陈海洲整编第128旅副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杨廷英整编骑兵第4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赵汉奇整编骑兵第4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田履青整编骑兵第4旅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马平林整编骑兵第9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徐鼎威整编骑兵第9旅副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曾祥恒整编骑兵第9旅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莫我若湖南邵阳整编第78师师长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陈德法浙江诸暨整编第78师副师长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周茂 整编第78师副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刘抡元整编第178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熊略 整编第178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刘金泉整编第178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邱绍琼整编第178旅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罗汝正福建连成整编第179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崔景谟江西湖口整编第179旅副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李雪谷整编第179旅副旅长兼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朱鸣刚江西南康整编第227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刘行 整编第227旅副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李存中整编第227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师景岳整编第227旅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韩有文青海化隆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中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马全吉整编骑兵第1师副师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李纲 整编骑兵第1师参谋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韩荣福整编骑兵第6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张生绪整编骑兵第6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穆永贵整编骑兵第6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赵彭年整编骑兵第6旅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郭全梁青海循化整编骑兵第7旅旅长少将1949/09/25新疆迪化
绽世良整编骑兵第7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李叶荣整编骑兵第7旅副旅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李成智整编骑兵第7旅参谋长上校1949/09/25新疆迪化
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与宁都起义
一九三零年十月，中原大战中的西北军，在蒋介石“枪弹、银弹、肉弹”的三弹攻击下，终于败下阵来！此时的冯玉祥，已没有了开战之初的意气风发，面对大厦将倾的颓势完全不知所措！尽管内心非常不服气，也只能用下野来换取西北军的喘息之机，以便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可惜的是，这只是冯玉祥一厢情愿，连狡猾如狐的阎老西都不行，他又怎能斗得过蒋介石！同蒋介石打交道以来，那次不是冯玉祥输！？中原大战的主要起因之一，本来就是因为老蒋以“编遣”为名裁减非蒋系军队，此刻好不容易才打到现在这个结果，又岂能错过这瓦解西北军的大好时机？！所以，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在军事上步步紧逼，另一方面使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分化和瓦解西北军的残存实力，绝不给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留下任何余地。由于杨虎城部已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洛阳龙门，西北军剩余的部队在西退无望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转向北——过黄河进入山西地界！
残存的西北军开始向北转移时，原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所部，以及冯玉祥交其指挥的其它部队，也准备跟随一起去晋南。就在孙连仲所属高树勋等三个师开始向北开进的时候，已抵达郑州的蒋军前敌总指挥何应钦派人前来孙连仲处，命令其马上同南京方面接洽改编，否则中央军将立即进行攻击！无奈之下，孙连仲一面命令后面的董振堂等部停止北移，同时急令其嫡系——高树勋的第十二师立刻返回！又通过济南韩复渠的关系，从蒋介石那里讨得一个二十六路军的番号，全军开往山东的济宁附近，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尽管条件十分苛刻，也不得不对所辖各部进行整编。孙连仲此时所辖的部队有：原西北军的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第十三师（师长董振堂），第十四师（原季振同的手枪旅加炮兵旅一部，师长季振同），第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和第三十八师（周永胜）的曹金声旅等，大约共四个半师的步兵，还有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以及冯玉祥的心肝宝贝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另外包括铁甲列车及车卫队，也在这支部队里。全部加起来，共有近6万人。但蒋介石出于戒心和防止杂牌军壮大的心理，只给了二十六路军两个师六个旅和一个骑兵师的番号。
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主要来自两部分——由冯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和来自军校的毕业生。孙连仲属于前者，因此他也就更喜欢与自己同样出身的将领走的更近一些。孙连仲是炮兵出身，当过骑兵师的师长，1926年9月才接任了蒋鸿遇的第十二师师长，此后一支在青海、甘肃担任省长等职。与孙连仲关系比较亲密的队伍有两支：一支是高树勋的十二师，另一支是曾在他手下，当过旅长的李松昆的第十五师。十三师师长董振堂，虽然也曾在孙连仲手下任过职，但由于是军校毕业生，中原大战前一直在河南，故与孙连仲没有很深的关系。至于季振同，虽然也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但由于是冯玉祥的侄女婿，有是原卫队旅的旅长，平时比较骄傲，与孙连仲等交往不多。所以，虽然这些队伍都是原西北军的嫡系，但在具体进行整编的时后，孙连仲采取了偏心的做法。本来战斗力和装备最好的是季振同的十四师，而且该旅在大战中损失较小，也比较完整。董振堂的十三师也比较完整，而且此时的战斗力也比第十二、第十五师要强。孙连仲却将董振堂的十三师、季振同的十四师和李松昆的十五师，按新番号改编为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75旅（旅长李松昆），编入第二十五师，由孙连仲本人兼任师长；将其嫡系原十二师直接改编为二十七师，仍由高树勋任师长，同时将原第三十八师（周永胜）的曹金声旅也编进了这个师，编为七十九旅（旅长池峰城）、八十旅（旅长施积枢）、八十一旅（旅长吕如珂），将曹金声调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任副旅长。为了控制二十七师，孙连仲亲自安排王恩布任副师长。另将原西北军骑兵第四师张华堂、祝常德的两个旅编成骑兵第4师，由原西北军骑兵第3师师长关树人为师长。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和铁甲列车及卫队，直属指挥部管辖。
经过整编的二十六路军，虽然人数减少了差不多两万人——还剩有四万来人，但整个部队的素质却有所提高，这大概也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之所以说是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主要急于这样几点：一是虽然人数减少了，但遣散的人员都是老弱病残者，而且基本都是步兵，炮兵和铁甲卫队等几乎未动。二是由于遣散减员，装备反而较以前更好了——中原大战开战时，西北军的装备是各系军中最差的，一个班只有六枝步枪，其余只有大刀片；每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原来的几个师中，只有原高树勋的第十二师中原大战前有个机枪营，配备有36挺重机枪。这样经过裁员整编后，部队的编制小了，武器装备反而较过去充实了。三是经过整编和休整补充，虽然被编制较过去缩小不少，但部队的建制充实满员，而且官兵都得到了修生养息，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一定的回复。因此这支新整的二十六路军，经过整编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不过，蒋介石是不会让这支杂牌军，只关饷不打仗的。
孙连仲此时所辖的部队有：原西北军的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第十三师（师长董振堂），第十四师（原季振同的手枪旅加炮兵旅一部，师长季振同），第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和第三十八师（周永胜）的曹金声旅等，大约共四个半师的步兵，还有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
1931年的1月，刚经过两个来月休整二十六路军，接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命令：立即南下江西围剿红军。这一纸命令，使原来还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的孙连仲，非常失望！本来二十六路军的部分将领，曾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和宴请，原以为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可此时看来，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念头，从来就没打消。另外，二十六路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休整和回复，但还远未到羽翼丰满的时候。整个部队中原大战的疲惫，还未完全消除，况且虽已属中央军系列，但各项待遇又都远比不上中央军的嫡系，因此这支原西北军改编的部队，不免对蒋介石产生了新的不满。这里还有一个孙连仲挠头的问题，整编后二十六路军内部矛盾重重——由于他的偏心和不公，同战斗力较强的七十三旅董振堂部，和七十四旅季振同部的关系始终未理顺，虽然请来赵博生出任总指挥部参谋长，但也只是略微有些改善而已。况且按照国民政府下达的命令，二十六路军所部的两个炮兵团和骑兵师留在原地，南下的部队只是总指挥部以及二十五、二十七两个步兵师，总共只有约2.7万人。这就难免使得二十六路军上下，更加怨气十足——这明摆着是不信任二十六路军，也有借红军的手消除异己的嫌疑。其实除了上述那些矛盾外，孙连仲所尚未醒悟的是，中共在二十六路军中活动，一刻也未停止！
二十六路军就在这种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于是年的二月中旬，开始向江西“剿共”前线进发。但队伍刚刚启程就出事了——七十三旅的郭道培团发生哗变！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与兖州之间，一个名为孙氏店的小站暂时停留时，董振堂七十三旅的这个团全部跑下车来，把南下的铁路破坏了一段，使得整个军列无法继续南下！虽然后来经过劝说，这个团又回来了，但不管怎么说，都使得孙连仲左右为难，不南下“剿共”吧，南京方面肯定要追究其罪责，继续南下部队的反抗、抵触情绪又如此强烈。就在孙连仲为难之际，蒋介石得到此消息后，立刻派原西北军的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查看处理，要求二十六路军立即出发否则就要停发军饷！在这种情形下，二十六路军滞留数日后，只好继续南下。但孙连仲没想到的是，2月19日队伍抵达浦口时，受到了南京政府方面的热烈欢迎，同时蒋介石不仅安排他担任江西省倾向督办，还向其承诺剿平“共匪”后可担任省主席。此举令孙连仲受宠若惊，立即挥师进发，沿九江、南昌到宜黄，一路来到来到进剿江西红军的前沿。
跟随孙连仲到达“剿共”前线的二十六路军作战部队，共有两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具体编（建）制如下（根据综合资料整理）：
二十六路军入赣时序列简表（注1）
第二十五师
师长孙连仲，后易李松昆
第73旅，旅长董振堂
第145团 王广建？（注2）
第146团，团长郭道培
第74旅，旅长季振同
第147团，团长黄中岳
第148团，团长刘毓琪，后易曹金声
第75旅，旅长李松昆，后张芳昭
第149团，团长张恩育
第150团，团长曹明道
第二十七师
师长高树勋，副师长王恩布
第79旅，旅长池峰城
第157团，团长杜？ 后侯象麟 （注3）
第158团，团长李锦亭
第80旅，旅长 吕如珂 后王天顺
第159团，团长王天顺
第160团，团长杨守道
第81旅，旅长 施积枢 王恩布（注4）
第161团，团长王广田
第162团，团长黄樵松
除上述作战部队外，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还有三个直属营：特务营、通讯营（已改编成新兵连）和炮兵营及电台等。此外，指挥部和各旅，还有后方办事处等单位。
注1：本表为笔者综合史料整理。
注2：根据史料王广建条目介绍，“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冯军失败，王广建所在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任73旅上校旅长。”73旅旅长是董振堂这个不会有错；另有资料介绍说，“宁都起义前就是26路军副旅长兼团长”。另外起义后，王广建任13军39师师长（首任）。综合上述资料，笔者推断王广建应为73旅一团团长。王牺牲于1933年4月，四次反围剿打陈时骥的59师时。
注3：根据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一节，“‘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近五千，步枪三千余，机构廿余挺，迫击炮十余门，阵亡团长二，营长七，下级军官甚多’。《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1931年5月27日）；《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335，20007357。”据此推断此时的团长应为杜？。
注4：根据《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第二部分 15、中原大战后的陆军（1）， 一、中央直辖部队：第27师高树勋，第79旅池峰城；第80旅施积枢（未到任）、第81旅王恩布。但据《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1931年5月27日）中称：“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见注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施积枢其时未到位；2、从何应钦电文推断，施积枢应为81旅旅长，因为到任故由副师长王恩布兼任。3、其他有关资料中施积枢也是80旅旅长。
1931年3月，二十六路军南下的部队抵达江西剿共前线，所部分布在崇仁、宜黄和乐安一带。国民党军吸取第一次围剿时，孤军深入招致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以稳为主、在稳的基础上再求变化，通过紧缩包围的办法，最终达到围歼红军主力的目的。在具体局势部署上，将主要进攻兵力分为四路：1、以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辖五个师）为右路军，全军分为两个纵队，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向南推进，全力扫荡东固、龙岗一带的红军根据地。扫清后，会攻宁都。2、中路由二十六路军两个步兵师和骑兵一师，分两路向洛口、南团一线进发，进展两地后构筑据点工事，尔后会攻宁都。3、以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辖五个师）为左路军，一俟所部主力进占广昌后，再分兵攻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一线，得手后修筑据点工事。待右路军荡平东固、龙岗后，共同会攻宁都。4、以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辖二师一旅）为南路军，抢先攻占龙岗、城冈、江背之线，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这四路进剿大军，大约共有20多万兵力，严格说来还都算不上是蒋军的嫡系，武器装备、兵员素质和战斗力也各不相同。
蒋军围剿的这一片红军根据地，基本上都是山区。从之前的作战经历来看，只有朱绍良的第六路军，和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的山地作战经验更丰富一点儿。二十六路军对山地作战，还是比较生疏的。尽管如此，孙连仲等二十六路军将领还是心气很足的。根据南昌行营提供的消息，江西红军的主力只有第一、第三军团，统共只有不到四万人，而且装备很差、弹药也不足，虽然还有约两万多游击队，但枪械和少，大部分是大刀长矛和少量土炮。孙连仲等认为，在中原大战中，他们把装备优势的蒋军都能打败，更何况装备劣势的红军！由于二十六军从未同红军交过手，所以孙连仲等并未看重红军的战斗力。
四月初执行进剿任务时，孙连仲将关树人的骑兵一师留在后面，将所部的两个步兵师于四月中旬展开，四月下旬开始，分两路向南部推进。具体的进军路线是：1、第二十五师之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旅，由宜黄出发，经河口、黄陂、草台岗、新丰，进占洛口，然后再去南团。2、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率直属队随后跟进，在宜黄和东陂之间，修筑工事建立前进指挥部。3、第二十七师之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旅，在师长高树勋指挥下，由乐安向南推进，经招携、小树岭向东韶进发。从乐安到东韶这一带，大约有不到80公里的路程，但却都是崇山峻岭，而且与东路进发的二十五师之间，大约有20余公里的距离。高树勋以王恩布的八十一旅为先头，池峰城的七十九旅居中，施积枢（吕如珂）的八十旅担任后卫，师部随七十九旅行动。
二十六路军是第一次来到南方，更不用说是进入红军的根据地。二十六路军的两路人马，沿着绵延的土路，缓缓地行进在山中，很快就感到如堕雾里之中。二十六路军的士兵对这里的山路视为畏途，一天走不多少路，再加上开战前指定的作战方针，每天行进只有不到十公里的样子。但可幸的是，一路上除了游击队的零星骚扰，几乎就没碰到红军的抵抗。接到各部的报告，孙连仲顿时感到得意非凡，环顾周围的部下说，再这么推进几天，红军不就完了吗！？他似乎感到围剿的胜利指日可待，省主席的宝座很快就能坐上。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五月十八日，高树勋的二十七师抵达南团附近，接到总指挥部孙连仲转来的南昌行营急电，谓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在藤田一带与红军陷入苦战，命令高树勋部前往驰援！从地图上看，藤田位于南团的西面，直线距离大约有30几公里，可四周都是大山没有直通的路，只能翻山经中村才有路通往藤田。由于山路十分难走，一天执行进了不到20公里。鉴于天色已晚，四周敌情不熟，夜间又难于行军和寻找路径，高树勋决定在大金竹、小树岭附近休息一晚，次日早晨再由此翻山，取道中村向藤田的郝梦龄部驰援。
实际上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只是在藤田的南面沙溪一带，遭到红军游击队的零星袭击，当他获悉该路军的第一纵队第四十七师，遭到红军打击后，郝梦龄立刻将在沙溪的一六一旅撤回到藤田。可能是害怕被调去增援四十七师，故谎报军情求援。郝梦龄估计，红军打完四十七师就轮到他了，20日一早全师就撒丫子往回跑了！但高树勋此时，还蒙在鼓里。次日早上，二十七师出发，准备绕道中村，前往藤田驰援滑头郝梦龄的五十四师。为了争取时间，二十七师只能抄近路翻山，所以部队进展缓慢。
本来红军领导层在战前分析敌情时，认为十九路军和二十六路军战斗力较强，决定先打弱敌——右路的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辖五个师），然后再伺机打击其他好打之敌。打完右路的突出之敌四十七师后，红军的大队人马于20日上午赶到藤田时，发现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已逃之夭夭。恰在此时，红军得到情报，中路的二十七师正从中村东面向藤田赶来，因此红军立刻掉头向东，决定去打高树勋这个倒霉的和尚！由于没有直接通往中村的路，根据史料记载，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是从中村东南面的小布绕过来的，所以进展缓慢。21日下午，当二十七师师部及本队行进到坳子岭时，高树勋突然得到前面传回来的消息，先头第八十一旅在通过中村时，遭到红军大部队的袭击！战况十分激烈，该旅前卫团伤亡严重，团长王广田已经阵亡！高树勋急忙命令该旅旅长王恩布收拢部队顶住，同时带领七十九和八十旅，向中村方向疾进救援。一路上虽然未遇到大的阻击和抵抗，但由于山高路远，二十七师大队人马赶到中村时，已是日薄西山、天色将晚。本来原西北军的部队是善于夜战的，但高树勋清楚，大部队夜战却是忌讳。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周围的情况也不了解，这一带的道路如此难行，大部队夜间行动十分不利，所以高树勋决心占领中村，在周围设置阵地抗击红军。命令王恩布的八十一旅固守现有阵地，池峰城的七十九旅占领中村东面的高地——这既是二十七师的来路、更是二十七师的退路，迅速构筑工事坚守，吕如珂的八十旅随师部进入中村构筑阵地居中策应。部队安顿下以后，高树勋迅速将遭遇红军的有关情况，报告给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孙连仲得知后大为紧张，因为此时关于各路围剿军遭受红军打击的消息不断传来。孙连仲不禁进退两难，二十七师是他的老底子部队，实在是丢不得，但二十五师此时在洛口一带，仅从地图上看，距离二十七师直线就有30公里左右，这一带都是山区，小路崎岖难行，最快也得3、4天才能赶到！想到此，孙连仲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从藤田方向赶过来的红军，是红三军团的第六师。由于红军提前得到情报，是有备而来，所以一边疾进，一边挑选理想的战场。当尚蒙在鼓里二十七师先头八十一旅，刚刚穿过中村，就迎头撞到红军的枪口上！仓促间，八十一旅遭到迎头痛击，其前卫团损失惨重！高树勋稳住阵脚后，天色已晚，双方未再展开大的作战行动。
高树勋做出的固守中村的决定，很难说正确与否，大部队夜间行动，极易遭受袭击引起混乱，从这一点来说是正确的。但恰恰就是这天夜里，红军的后续主力部队，从西面围了过来，如果高树勋的二十七师用交替掩护的战术，连夜顺原路撤回南丰，也许不至于遭受到后面的打击。从这点来说，似乎高树勋当时的决定又是错误的。不过，以当时的二十六路军的通讯手段和孱弱的情报能力，无法得到准确的情报信息，当然也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更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能不犯大错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红军方面依照变化的敌情，决定聚歼这个被抓住的第二十七师！以红三军团攻击中村的北端，红四军从中村南面展开攻击，红三军、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22日拂晓，红军的大部队从南坑、北坑分数路赶来，完成的包围。当日上午，红军发起排山倒海的攻势！
中村乡是一个不大的小镇子，坐落在群山之中，统共有三条与外界连接的土路。这三条路都是沿着山谷的自然走向形成的，一条向北，通往北坑；一条向南，通往二十七师来时经过的小布；还有一条，是通往东面山里的小路。这条路在通往东韶、南团的一半距离时就到尽头了，也就是说只有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南团。
孙连仲犹疑了一夜，终于在天亮时下了决心——电告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速向东陂这边撤退！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红军的总攻已经发起，红三军团从北面以雷霆万钧之势压了过来，红四军从南面一路狂攻，红十二军和红三军也从西面的山上压了过来。一时间，二十七师整个乱了套，无法组织有效地战斗。在红军强有力的打击下，二十七师的八十一、八十旅所部，只能依据田野的沟渠和镇边的房屋各自为战，二十七师师部和直属队七零八落、狼奔豸突，到处乱跑，高树勋无奈之下，只好丢掉部队，弃马夺路，徒步向东逃窜。应该说高树勋的作战经验还是很老道的，幸亏他头天晚上向中村驰援时，已将非战斗部队撤回到原出发地大金竹，又及时将其主力池峰城的七十九旅安排在中村东面的山上防守。所以，当所部在红军的打击下露出颓势时，高树勋在池峰城七十九旅的拼死掩护下，顺着向东的小路穿山越岭跑到了大金竹，在此处焦急地等待收容二十七师的败兵。下午13时许，红军攻进中村！此时二十七师在中村的各部，争相往东逃窜，在池峰城旅的拼命掩护下，逃向头天的出发地大金竹。高树勋收容逃回的部队后，一刻也没停留，迅速向乐安、宜黄撤退！二十七师来的时候速度很慢，往回跑却迅捷快速，红军追到大金竹时，除了零星的散兵、伤兵，二十七师的大部队已不见了踪影。 中村乡的四周，都是高山。红军从北、西、南三面进攻。高树勋等在池峰城旅的掩护下，顺着向东的小路逃脱。
就在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往回逃窜时，孙连仲命令已由洛口抵达东韶策应的第二十五师，迅速沿北陂撤向乐安。二十六军全线回撤时，曾接到南昌行营的急电，要求二十六路军主力向东驰援广昌。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的剿总根本不了解前线的实际战况，完全是在瞎指挥！孙连仲鉴于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因援救郝梦龄师遭受极大损失，直接抗命，全军撤回宜黄，根本就没去援救广昌。可能是因为广昌的第六路军及时撤出，未遭受大的损失，和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在中村的遭遇，南昌行营和蒋介石后来亦未加追究孙连仲的责任。
是役二十七师损失惨重，按《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的说法，“‘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近五千，步枪三千余，机枪廿余挺，迫击炮十余门，阵亡团长二，营长七，下级军官甚多’。”（见上文注3）但笔者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此报告有夸大损失之嫌。首先二十六路军南下时两个炮团都留在济宁，而根据中原大战的史料记载，原西北军炮就不多，各师的重武器主要是重机枪。况且来江西“剿共”的二十六路军中，只有一个炮兵营，所以二十七师上报损失十几门迫击炮恐怕是夸大。另外，根据红一方面军的史料，此役没有缴获迫击炮的记载，伤亡人数也没有五千之众。根据各方面史料记载的推算，此役高树勋二十七师的直接损失，约为3500左右（包括被俘人员），至于逃回去的人员中有多少负伤者，则不得而知。高树勋所辖之八十一旅，几遭灭顶之灾，先头团几乎被全歼，团长王广田阵亡，另一个团也遭受重创。而高树勋的主力——池峰城的七十九旅，由于一直在后面掩护全师的撤出，始终被红军追着打，虽然最终脱逃，但也伤亡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唯有八十旅还比较完整。这一仗，可以说使得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元气大伤。
实事求是地说，红军此役的战术目的也未达成——被围的二十七师大部逃掉，没有完成全歼的结果。此战，也显示了二十六路军的强悍，在遭遇袭击的情况下，凭借简易的野战工事和自然地形，硬顶了红军半天的进攻，虽然遭受了较大损失，但全师基本建制还在，也没有丧失战斗力。红军的损失也不小，据史载牺牲491人，伤217人。从正常的伤亡比例推算，伤的似乎不应这么少。除了缴获不少武器外，此役红军的最大收获，是俘虏了二十七师2300多人。自此二十六路军知道了红军的厉害。
二十七师战败后，二十六路军撤回到原进剿红军的出发地——乐安及宜黄。孙连仲不是傻瓜，遭此惨败其责任是难以逃脱的。二十六路军退回宜黄后，孙连仲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向南昌行营上报。最后决定用夸大损失的办法谎报军情：“我部奉命後，正準備向廣昌增援，忽接紅軍向招攜急進的報告，考慮結果，為不讓紅軍近南昌，顧全大局，乃擅撤宜黃，撤退途中，失27師之一旅，此系職指揮無方，請予處分。”（注1）其实代蒋介石在南昌指挥的何应钦，对这次围剿的失败也是一头雾水，十几天内五路进剿军被红军一路路横扫，稀里糊涂地被打了个一败涂地！这个何应钦虽是蒋介石倚重的军事指挥官，但在具体作战指挥上，却经常被内部人诟病，如国军中号称二号的军事家杨杰就非常瞧不起何他，此次战败，尽管强调了不少客观理由，最终却也不得不承认“统驾失劾”。既然代总司令何应钦本人都是如此，又如何追究他人的责任呢？何应钦一边向蒋介石汇报，一边又驰电嘉勉二十六路军，说孙连仲顾全大局、处置得当，撤退实为上策。并答应对其损失，予以补充。鉴于此种情况，为了安抚这些杂牌军，老蒋对何应钦的做法照准，给二十六路军补充了1000枝步枪，20挺重机枪及其它武器装备。
不过，在给二十六军补充一些武器后，大约在6月中旬，可能是得到了冯玉祥与孙连仲和季振同等将领有密信往来的耳报，使蒋介石大起疑心，就突然给了二十六路军一个十七军的番号，将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编入，并委任高树勋为十七军军长。这使得孙连仲大为不满，因为这明摆着是在掣肘他这个二十六军总指挥！这中间多了一层军级机构，孙连仲还如何能兼任二十五师师长？！在那个年代，为控制住军队，不管是军长还是军团长，一般都兼着主力师的师长。这样一来，孙连仲只能放弃所兼任的二十五师师长一职。但即使如此孙连仲也不肯善罢甘休，为了防止大权旁落，防止高树勋做大，他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抓住二十七师新败，只剩不到两个旅的兵力，提议用混编的方式，将高树勋原二十七师剩下的一个半旅，编进两个纵队里并分属两处，表面上是为了补充二十七师，实际是防止高树勋坐大。孙连仲的这些手腕，高树勋是心知肚明，这就是要剥夺他的兵权和指挥权，所以高树勋跑到南昌称病不归。军长不在，这成立十七军一事，也就拖在哪儿没人办，慢慢地也就没人再提这事，这组建十七军一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胎死腹中。
孙连仲虽然用太极推手，化解了老蒋的十七军这一招，可着二十五师师长却着实无法再兼下去，所以还得解决谁来当这个二十五师师长的问题。从其手下的这三个旅长来看，资历比较老、指挥能力比较强的，是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又是西北军的老人，而且曾一度是孙连仲的部下。但孙连仲自视为兵痞出身，原来就与军校生尿不到一个壶里，与董振堂的关系谈不上深厚。况且此次来江西“剿共”，此人一直不积极，一听见枪响就带队往后撤，基本未与红军打过仗，所以不能考虑。七十四旅旅长是季振同，此人是冯玉祥的红人，又是冯玉祥的侄女婿，平时眼高于顶，一副大少爷派头。他辖的这个七十四旅，原是冯玉祥手枪旅，装备在原西北军是最好的，士兵每人都是三大件——马步枪、驳壳枪和大刀。平时的训练和待遇，也是西北军里最好的，中原大战时与炮兵的一个营，组建成十四师。在二十六路军的这六个旅里，不但装备最好还有炮兵，而且中原大战期间所受损失最小，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旅。这样的人，孙连仲是不敢委以重任的——翅膀一硬，可能就不听招呼了。孙连仲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这个人合适。此人也是兵痞出身，跟随孙连仲的时间也较长，虽然资历较浅、能力比起董振堂、季振同差点儿，可也当过师长，更可贵的是比较听话。所以最终孙连仲敲定，二十五师师长由李松昆接任。这一下，在二十五师里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对此任命不服气。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公开表示不服气，并拒绝参加李松昆的就职庆贺宴请。
二十六路军内部问题还未解决，蒋介石就于7月1日在南昌，亲自下达了“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二十六路军被编为第二军团，在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下，向大金竹、脑百岭、小布一带进剿，并于8月中旬进占宁都及周边地区。从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过程看，二十六路军没有同红军发生直接冲突和作战。而国民党的这第三次围剿，虽然进展不顺利，吃了两次败仗，但还在僵持。就在此时，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马上回南京处置。随着老蒋的离去，九月下旬在国内大形势的逼迫下，十九路军被调走，其余进剿红军的各路部队，则乘机悄悄地偃旗息鼓，陆续撤出红军的根据地，只有二十六路军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孤军驻守在宁都周围。这使得孙连仲和二十六路军又一次感到，蒋介石似乎还是想借红军之手来消除异己。因此他也想利用“九、一八事变”这个机遇，将部队拉回北方去。而且此时二十六路军的将士们，得知日本侵略东北后群情激昂，孙连仲就乘机致电蒋介石，说二十六路军的将士强烈要回到北方，打击日寇、保卫国家！企图给蒋介石以军心难违的印象。估计到蒋介石很可能不予批准，在未接到复电就命令部队开始向北撤退，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由于其它方向的国民党军均已撤走，离宁都最近的只有广昌——只有大约不到60公里的路程。这既是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后勤补给线，也是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当时是朱绍良的部队驻守。当二十六军的前锋走到一个叫湖岭嘴的隘口时，发现隘口已被朱绍良派来的部队堵住，不准二十六路军由此通过。原来老蒋早就想到孙连仲可能采取先斩后奏的手腕，提前命令朱绍良采取措施，堵住二十六路军后撤的道路。同时回电，对孙连仲大加训斥，命令二十六路军立即回防宁都城不得有误！见此状况孙连仲无可奈何，只好传令将已出发的部队调回。就这样，在湖岭嘴滞留了两天的部队，只得在第三天早上，灰头土脑地返回了宁都。
宁都位于江西赣州的东北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县城，赣江的支流梅江从城东穿过。宁都城四面环山，但出了县城南面的隘口，呈喇叭形慢慢向南扩展，全城只有通向南北两条公路。南面及周围，基本是红军的游击区，只有向北、通往广昌的道路还算安全。二十六路军的将士们返回宁都后，处于混乱不堪的无所事事的状态，士兵们普遍厌战。由于水土不服和疾病又死了不少士兵，军饷也是从未发足，导致整个军心涣散。此时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已告失败，蒋介石又忙于处理“九、一八事变”后的一系列问题，顾不上继续“剿共”。共产党趁机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将赣东南革命根据地与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造成二十六路军孤悬宁都的态势，就连唯一广昌的补给通道，也经常遭到红军游击队的袭扰。见此情况，孙连仲越想越窝火，就怕闹不好当了红军的俘虏，因此以治疗牙病的名义，匆匆宣布蒋介石任命李松昆为二十五师师长的命令后，将部队留给参谋长赵博生，跑到上海去了。就这样，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头目——孙连仲和高树勋，先后离开了部队，而且迟迟不归。这就难免给二十六路军中，原本十分薄弱共产党组织加紧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机遇，而队伍内外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零星火种，就能被慢慢点燃！
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有很深的影响，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伯坚。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在西北军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除过去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以外均遭“清洗”，只有个别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仍然隐藏在西北军的各个部队中。
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的确是令人敬佩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甘冒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始终不渝地埋头为党工作。当时隐藏在二十六路军中几个共产党人，只有刘振亚一人与党组织保有联系，其余如袁血卒等人早已与党失去联系。二十六路军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展着党的工作。
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
1930年9月间，袁血卒从西北军的郑州战地军校毕业，分配到西北军新成立的独立一师。在这个独立一师，袁血卒遇到了一个名叫史宏、与其同连的排长，感到两人的观点一致，就问他是否有组织关系。袁血卒是陕西宁陕县人，也曾用过袁汉澄的名字。1926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1927年1月考入西北军官学校，当年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清共时没有暴露身份，继续隐藏在西北军中，尽管危险重重，一直在寻找组织关系。虽然史宏没有告诉他，但袁血卒感到他是有组织关系的。后来史宏虽然与其分手，保证找到组织后会同其联系的。大约过了些日子，袁血卒随军官教导团来到山东济宁。一天，一个大眼大嘴的小伙子，向其提起史宏的名字，袁血卒立刻意识到他是有来头的。经过李肃的介绍，袁血卒得知他的名字叫刘振亚，同其既是老乡、又是工兵队的同学。1931年初，袁血卒辗转进入了二十六路军的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二团三营，改名袁零，补了个上士的缺。同年3月二十六路军抵达江西宜黄时，袁血卒又碰到了刘振亚。就在这时，刘振亚向其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说明了来到江西后未能与江西党接上关系的情况。他给袁血卒提供了路费，让他回河南开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工作。到开封与党组织联系上后，袁血卒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剿共”前线的情况。在这里，袁血卒又遇到了以前就熟悉的共产党人王超。按照中共河南省军委化名“老李”的方继刚的指示，袁血卒同王超以及李肃三人一起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其时李肃尚不是共产党员，到上海后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人参加了由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亲自主持的中央军委办的兵运训练班学习，并接受党的地下工作等教育。中共中央指派王超为中央特派员，偕袁、李二人赴江西打入二十六路军，秘密开展兵运工作。临行前朱瑞告诉他们，中央已经决定要争取二十六路军到革命方面来。二十六路军中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同时还叮嘱他们三人，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你们可以直接去苏区接头。三人在返回江西路过南京时，又在浦口遇上了刘振亚，看样子他是专程赶来的。
他们这四人当中，真正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是中央特派员王超。一路上，王超向其他三人，介绍了地下工作原则，和开展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同时四人共同分析了二十六路军的各种情况。当年4月回到宜黄，王超又交代了几条秘密工作原则，共同讨论了李屏仁的入党问题。这四个共产党人回（来）到二十六军后，立即如火如荼地开展党的工作。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和迅速开展工作，刘振亚回到了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李肃去了季振同的七十四旅，王超已差遣的名义住进了孙连仲的总指挥部，袁血卒则去了池峰城的七十九旅。特派员王超在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意外地遇到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罗亚平和他是同乡，两人大革命时期曾一起在鄂西搞农民运动，接上了党的关系，罗亚平兴奋异常。接着袁血卒发展了原来相识的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中尉副连长王铭伍，和王振铎(总指挥部执法队员)入党。经王铭伍介绍，袁血卒又同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接上党的关系。刘振亚和李肃，又分别发展了李秉仁(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杨金镗、王文宏(此二人，后来退党)、李青云(七十三旅少校参谋兼学兵连教官，后任学兵连连长)等人入了党。其中李青云入党后，很快又发展了七十三旅学兵连上等兵王际坦(又名王幼平)，和七十三旅参谋郭如岳加入了共产党。当年7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血卒担任组织委员，王铭伍担任宣传委员。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就像滚雪球一样，从七月到十一月，李青云、王际坦等又陆续发展了，学兵连的学兵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仲等七人入党；袁汉澄发展了，田玉珊(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李春华(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二等兵)入党；王振铎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均是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入党。
但是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王超、刘振亚等特支成员感到，只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作，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即使再发展更多的党员，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兵暴的目的。经过特支仔细的讨论研究，认为应当立即在高级军官中做工作，这样才有可能掌控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从而达到和实现大规模兵暴的目标。报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后，他们把目光盯在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的身
上
赵博生是河北省黄骅市东慈庄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投入到冯玉祥西北军。赵博生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不贪财、喜欢读书。平时的言谈举止有倾向共产党的现象，经常把原西北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一些事挂在嘴边，是比较典型的真诚爱国模范军人。中原大战后，曾拉过队伍企图去秦岭一带搞革命，失败后接受孙连仲邀请，来到二十六路军担任参谋长一职。特支从侧面了解到，赵博生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通过对赵博生的分析研究，中央特派员王超认为，“他内心活动的主要东西，是寻找新的出路，我党不采取主动，就会失去实际。”（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28页）为谨慎起见，决定先秘密写封信试探他一下。特支在信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的局势和中华民族的危机，指出了二十六路军孤悬宁都、腹背受敌的窘境，实际上是蒋介石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二十六路军的最好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特支决定，这封信由罗亚平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可以利用利用送电报的机会进入赵博生的办公室。特支还做了两手准备，万一赵博生翻脸，罗就直接逃往苏区，或者准备牺牲，不暴露其它人；如果遇到一般的追查，应付一下，就说是捡到的，放在这里而已，以后不会这么干了。次日上午，罗亚平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以送电报为名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把信悄悄塞进办公桌的抽屉里。
在随后的几天里，特支的成员们都在焦急的等待。其实赵博生对中共在二十六军中的活动，也不是一点儿察觉没有。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事情才有了眉目。一天上午，赵博生直接把罗亚平找到他的房间，把那封信拿出来放在罗亚平面前，问他这封信的来历。出于谨慎，罗亚平没有马上承认。直到赵博生明确向其表明了态度，罗亚平才兴奋地说了实话。谈完话的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消息，兴奋地报告给特支。王超和特支成员一致认为，如果能迅速发展赵博生入党，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将会有飞跃的大发展，将会大大提高和提前实现兵暴的可能。特支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发展赵博生入党的打算，上报给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审查了赵博生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很快就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二十六路军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开展兵运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和困难的。特支的几位成员，缺乏做秘密工作的经验，有时想的比较简单，碰到说进步话的人，就愿意靠近去做工作，但有一些人往往是发牢骚、说怪话，不一定真是向往革命。虽然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王超曾几次告诫过，但工作顺利的时候，往往警惕性就放松了。
一天，刘振亚发展的杨金镗、王文宏，突然提出要退出共产党。这一下使得特支的成员清醒起来，这无疑是对二十六路军中的党组织和革命事业严重威胁。特支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妥善处理这二人的退党问题。刘振亚把杨金堂请到小饭馆喝酒，叙谈旧情，又去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准备万一杨金堂告密的反制措施，可反咬他才是共产党，届时用照片来佐证。后来，刘振亚有约杨金堂到宁都城的北门外乱葬岗，以散步的名义再一次谈其要求退档的事。“杨说‘我加有老人和六、七个小孩，跟你不一样，我知道共产党是一定要胜利的，可是在胜利途中有牺牲，我怕，我牺牲了一家人就完了，这是我的实情。我退党绝不伤害你们……’”（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27页）不久杨金堂请假回家，给刘振亚写信表示他绝不会告密。特支对王宏文的退党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总算顺利地将这次危机，有惊无险地渡了过去。但这次教训是深刻的，使得大家在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作时，小心谨慎，条件不成熟不轻易发展。
自从赵博生入党后，二十六路军内的兵运工作发展很快。赵博生经常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开展工作，积极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特支在发展赵博生入党之前，很难做中高级军官的工作，现在团结了一批要求抗日、有正义感的中级军官，其中有二十七师参谋处长王鸿章、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七十四旅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曹金声、七十四旅二团团副吴子罕，以及七十四旅一团的三位营长芦寿椿、孙士荣、严图阁及七十四旅一团副官柴登榜等。再加上已经发展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这就初步奠定了特支在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基础。
那个时期的中共中央，虽然刚刚经历了李立三的极左路线，使党的事业蒙受了极大损失。但没想到王明一派主持中央工作后，借着大批“立三路线”之机，却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左的政治纲领。在批准赵博生入党的同时，又严厉批评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有官长路线的倾向”（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29页），并指定袁血卒与李肃深入到士兵之中去开展工作。由于在发展下级军官和士兵入党中，已出现了杨金堂和王宏文要求退党的深刻教训，特支在开展工作时，比过去小心谨慎了许多。实践证明，即使是穷苦人家出身，也并不都倾向共产党。如袁血卒回忆，甚至有“个别人说：‘叫我干共产党，先骗几块钱再说。’也有人质问：‘你们的领导人是谁？是不是刘伯坚？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是用卢布，还是用钞票？’七十四旅一营书记长柯植，也是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干脆说：‘我不冒这个险，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吧！’”这些都使得特支的同志提高了警惕，采取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针。
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的下面，有两个支部，一个是士兵支部，另一个是官长支部，刘振亚负责官长支部，袁血卒负责士兵支部。本来特支已经把目光，放在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身上。董振堂虽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但却是贫苦人家出身。为人正直，待士兵很好，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更可贵的是，董振堂同情革命，抗日坚决。来到江西“剿共”以来，千方百计与红军避战，由此引起蒋介石和孙连仲的不满。九月份要求抗日北撤时，就是董振堂带领七十三旅走在前面。回到宁都后，董振堂借故去南昌看病，却带上了刘振亚一同前往。到南昌后，又安排刘振亚去上海设法找刘伯坚联系。董振堂的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十分明显地说明了他对抗日和共产党的态度。而且董振堂返回部队后，却见到了孙连仲暂免他旅长职务的电报，没几天又发生了七十三旅南昌留守处被蒋介石查抄的事件。这一切都令董振堂怒火中烧。而且董振堂与赵博生既是好友、又是同乡。从历史记载看，特支也的确做过董振堂的工作，未及时发展董振堂入党，显然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有官长路线的倾向”的批评。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特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可特支面临的形势是，虽然工作有了较大发展，但统共只有20几个党员，加上同情者也不过几十个人而已。这点儿人马拉出一两个连还有可能，但发动大规模兵暴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发动兵暴，先决条件是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部队！但即使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能调动的部队至多是总指挥部直属的那三个营等少数部队。那个年代的军队——尤其是军阀部队，只有自己的长官才能指挥动部队。因此要想在二十六路军发动一定规模的兵变，必须发展手握重兵的旅、团长们才有可能。由于中共中央不允许走官长路线，特支只好遵从，发展掌握兵权的官长的工作只能暂时停下来。
在此期间，特支书记刘振亚又出了个纰漏。刘振亚虽说已是特支书记，可领导地下秘密工作的经验尚欠缺，虽然经验丰富的中央特派员王超多次告诫，还是因为贸然行动出了不应有的差错。为了起义时有件趁手的武器，刘振亚到兵营里去偷手枪，结果不慎被七十四旅一团的哨兵抓住！幸亏哨兵将刘振亚交给了时任该团团副的苏进手中，这才未使事情进一步恶化。苏进以刘振亚是七十三旅的人为由，将其交给董振堂处理，这才将事情压了下来。可令特支没想到的，又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使中共在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夭折！
尽管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的工作很努力，发展也很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吧工作全面开展起来。不过，即便到了12月初——宁都兵暴的前夕，起义的各项条件尚不成熟，而且特支也没有在当年12月份发动兵暴的计划。但是一件偶然的事件，逼迫和加快了二十六路军历史的进程。
危机重重
1931年12月初，二十六路军的中共特派员王超，奉命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得到此消息后，立刻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幸运的是这份电报，首先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看了电文，大吃一惊，急忙拿着电报先去找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阅后顿感紧张，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这件事交给他处理。然后火速去找袁血卒，商量如何处理的办法。袁血卒问刘振亚，赵博生对电文里的内容是何态度？刘振亚告诉他，罗亚平直接将电报给了他，赵博生还不知道。二人感到时间紧迫，电报无法压下去，南昌方面还在等回电，必须得去找赵博生商量。幸好此时二十六路军的两个主要的头目——孙连仲和高树勋都不在，赵博生这时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还好应付，当即用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行营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暂时稳住了局面。由于事情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必须立即着手兵暴的准备，三人在商量决定，有赵博生出面向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摊牌，以争取董振堂的支持。因为根据当时的工作进展情况，没有董振堂的支持，即使只拉少量部队起义都具有极大的危险！当时驻守宁都前沿的部队，主要是七十三、七十四旅的部队，要想出城必须经过这两个旅的防区。
把董振堂拉进来，的确是临时抱佛脚、不得已而为之。正如上文所述，特支之前做过董振堂的工作，而且效果也很好。特支在向中央报批赵博生入党时，也把准备发展董振堂的事同时报给了中央。据朱瑞后来讲，当时的在上海的党中央的路线就是“要兵不要官”，认为当官的不可靠。批准赵博生是因为他是做参谋工作的，不掌握实际的军权，而且能接触到一些核心机密，能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至于董振堂则不然，他有自己的基本部队，是一个掌握兵权的实力派，故不同意二十六路军的中共特支发展他入党。可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如果争取不到掌握兵权的董振堂的支持，非但起义工作无法继续向前发展，二十六路军中的党组织也将很难再开展工作，比较好的结局也只能是拉一支小部队投奔红军，或者是刘振亚等三人逃出宁都城，跑到红军那边去。这两种结局，都将使特支前期的工作成果付之东流，不得不放弃二十六路军的兵暴。令人欣慰的是，特支没有看错人，董振堂的确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共底下党组织的兵运工作。这就使得二十六路军尽快发动兵暴，具备了极大的可能性。
同赵博生商量完离开指挥部后，刘振亚和袁血卒又坐下来，进一步分析讨论面临的严峻形势。刘振亚询问袁血卒对王超一事的看法，袁血卒冷静地分析说：“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的。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要是逮捕，我们三个当然不能例外，但首先要抓的是赵博生。王超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指导南昌整个地下党组织的，就现在情况来看，电报仅波及我们三人，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0—31页）刘振亚点头表示同意袁血卒的看法，为了抓紧时间，决定派袁血卒立即出城去同红军联系！
这天上午，宁都城的上空又飞来一架飞机，转了两圈后投下了联络信袋。赵博生接过来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命令彻查二十六路军中共党组织的手令，以及落入敌人手中的二十六路军中共特支拟就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赵博生决定立即去找董振堂。一进门，赵博生就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振堂看完后刚要开口，赵博生抢先说：“绍仲（董的字），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2页）董振堂与赵博生即使同乡又是好友，当即表示，愿意听从赵博生的安排，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直截了当说要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但由于董振堂还不是中共党员，对于投奔红军还是心存疑虑，担心是否能取得红军的信任。赵博生请他放心，告知刘伯坚主任就在瑞金，肯定能联系上。听到此董振堂就同意了赵博生的提议，但对城中的七十四旅抱有疑虑，认为季振同这个人不太好相与。赵博生握住董振堂的手，高兴地说道：“‘我是来和你商量这个问题，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刘伯坚主任确实在瑞金，我想季振同也会跟我们走的。’稍停了一会有认真说：‘绍忠，你同意联合红军，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以七十三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力争七十四旅和我们一起行动，你考虑一下，可否咱俩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2页）
争取到了董振堂，赵博生等长舒了一口气，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重。董振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宁都城中的部队，主要是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中，装备最好的一个旅，该旅每个士兵手里都是三大件：盒子枪（驳壳枪）、马步枪和大刀，另外还配有五颗手榴弹。另外，七十四旅也是几个旅中唯一有炮兵的——尽管大都是迫击炮，红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就是七十四旅的。在宁都城中驻扎的，是七十四旅的主力一团——即第147团，团长为季振同的亲信好友黄中岳。
宁都城周边的地形及南下通道。
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不但装备好，而且兵员齐整、训练有素，再加上季振同与冯玉祥的特殊关系，平时眼高于顶，独往独来、瞧不大起别人，人称骄傲地将军。季振同早年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后又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属于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的后起之秀。季振同自小习武体格强壮，高挑个子，英俊豪爽，堪称一表人材，起初担任冯玉祥身边的贴身卫士。由于他为人精悍，重信用、讲义气，深得冯玉祥的喜爱，并将自己的侄女刘玉芝许配给季为妻。季振同治军有方，用人公道，不问亲疏，只重有才无才，致使许多军中精英，都愿加入他的麾下。他所带的这个七十四旅，是他原来的手枪旅与原西北军的炮兵旅的一部分合编而成。他手下的一团（147团）团长黄中岳，曾经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原为宋哲元的部下，因不堪宋的冷遇，改投季振同，并结为兄弟。如果能把季振同拉过来，不但能多一个旅的兵力，而且对兵暴的成功有很大的保证。赵博生对争取季振同还是很有信心的，一是因为季振同为人正直，一直有北上抗日的思想；二是他也同情革命，多次公开表示对刘伯坚的钦佩。但没想到的是，赵博生刚一开口，季振同自己就提出要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见此情况赵博生装模作样地回过头来，问董振堂是什么看法，董振堂一本正经地挺胸表示赞同。这样没费什么劲，顺顺利利地季振同就站到兵暴的队伍中来了！
如果说，国民党蒋介石的电文是兵暴早产催生素，那王超等共产党人就如同是早产的催生婆！正是这些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的努力，及时联系上了苏区的红军与党组织，用超乎寻常的意志和力量，在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变不可能为可能，最终成功地促成了二十六路军的兵暴。他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永远铭记！
这里面起作用最大的，首推中央特派员王超。王超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是湖北人，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时期曾在鄂西搞过农民运动。刘振亚、袁血卒等，虽然也是27年前后入党的老党员，但是由于没有做过地下工作，又都比较单纯，心里的活动不自觉就在脸上表露出来。加上那个年月的党员所受教育不多，以袁血卒为例，直到起义前夕都没搞清楚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王超带领他们，也许在赶赴二十六路军的路上就暴露了。在南京下关过江到浦口遇见刘振亚时，袁血卒和李肃竟然高兴地跳了起来。对这些不谨慎的举止，王超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告诫他们要时刻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敌人的侦探。一旦暴露了身份，不单单是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革命的利益和任务的大问题。党的纪律是靠每个党员自觉执行。王超的这些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坚强的斗争意志和严守党的纪律的模范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刘振亚、袁血卒和李肃。这位被袁血卒等称为“麻子哥”的这些教诲和表率，无疑为后来在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秘密工作，趟平了道路，减少了困难和曲折。尤其是后来，在错把特支的文件交到敌人手中的危险情况下，及时机智地悬崖勒马，没有暴露关键人物赵博生，使得早产兵暴保有成功的可能。更为难得是，在前往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路上，就注意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提前布局——在去二十六路军赶往抚州的船上，遇到冯玉祥派往七十四旅的代表，袁血卒等不愿理他，可王超却与其打的火热，并巧妙获取了宝贵的机密情报：冯玉祥要季振同必要时借道红区，与陈济棠取得联系，相机回北方。这无疑为了解和争取季振同，或者利用季振同的七十四旅，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可惜的是，王超以后的情况，几乎未见到有什么记载。史载中唯一的提到的，是有关季振同等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据说告密者是原26路军潜伏党员王超！从文字上看，这个告密者似乎说的就是“麻子哥”王超，但他在被捕后是如何脱险的？按照他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红区后期职务应当在刘振亚等人之上。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个谜，只能留待以后有新材料才能解开。但不管怎样讲，王超为二十六路军兵暴做出的功绩，无论如何都是抹杀不了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这个大眼大嘴的山东小伙，虽然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甚至那年入党的都未见明确记载，但根据袁血卒的描述，一个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乐观向上的形象，似乎栩栩如生的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他坚定的革命意志，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为党工作精神，为二十六路军的兵暴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当得知被国民党南昌行营通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想方设法去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安排袁血卒去苏区联系，以及不顾当时中央的“要兵不要官”极左路线，在下决心迅速发展董振堂和争取季振同等重大决策上，显示了刘振亚的胆大心细与冷静，是催生二十六路军的早产兵暴成功名副其实的“催生婆”！
袁血卒——之所以喜欢用这个名字而不是袁汉澄，当然是因为这个名字透露出的“血”性！革命成功的鲜花，是无数革命者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而成！在失去党的关系后，袁血卒既没有退缩，更没有消极！甘冒抛头颅、洒鲜血的危险，不屈不挠地寻找党，可谓意志坚强的真正共产党员！当其身份已经暴露，非但没有想去逃命，而是积极配合刘振亚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去苏区联络，得到了的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是催生二十六路军的早产兵暴成功的第一助产士！为兵暴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大功！
身为高官的共产党员赵博生，不贪财、不恋官，凭着一腔热血为党的兵运事业奋斗，为二十六路军的兵暴起到了任何人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赵博生的加入，仓促早产的二十六路军兵暴，只能流产或夭折！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没有他的努力，根本谈不上在极短时间内，团结和争取董振堂和季振同，没有这两个掌握兵权的关键人物，绝不可能达成一万七千余人起义的空前成功！难能可贵的是，入党后就从未动摇过，两年后的黄狮渡战斗中，为革命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同刘振亚和袁血卒等一同去中共二十六路军的李肃，同样功不可没，还未加入共产党，就已经在为党工作了。由于牺牲的早——1941年在延安因病逝世。李肃留下的资料更少，只知道是山东临清人，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与袁血卒是同学。入党后，积极从事二十六路军的兵运活动，在二十六路军内秘密发展党员，为兵暴的成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另一位特支委员王铭五，也由于牺牲的早——牺牲于1934年3月，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初期，同样没有留下多少资料，他是袁血卒在二十六路军中最早发展的党员。从片言只字中可以得知，如果没有出色的工作和能力，是不可能刚入党就担任特支委员。在被国民党南昌行营通缉的三名共产党员中，王铭五的大名赫然在目！实事求是地说，王铭五也肯定为早产的二十六路军兵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身为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又名罗致中，与中央特派员王超同为湖北人。只知道是北伐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牺牲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在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中，冒着杀头的危险，通过试探争取了赵博生，并介绍了赵博生入党。在二十六路军早产的兵暴中，借其职务之便，截下了国民党南昌行营通缉刘振亚等人的电报，及时交给了特支书记刘振亚，为后来的兵暴，提供了初步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中国民间老百姓有句俗语——“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可以活下来，但八个月的却往往活不下来。从王超、刘振亚等中共地下党员到二十六路军活动算起，到成功争取到二十六路军全军兵暴止，也不过只有七个来月的时间。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么短的时间，是很难做成这样一件大事的。况且特支本来也没有马上起义的计划。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只能强挺着脖子——硬干！最后硬是把一锅远没烧熟的饭，迅速烧熟并成功吃进了肚子。这里面除了外部的客观原因和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原因外，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二十六路军中这二十几名共产党员们——这些赤诚的共产党员们齐心协力，以二十几人的微薄之力，却撬起了近两万人的庞然大物！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但将仅有七个来月的二十六路军兵暴这个早产儿成功地催生了下来，而且还用宁都暴动的枪炮生生震动了当时的中华大地！
去苏区找党，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却很难，一是弄不好两面都要杀头！二是没有路条，如何出得了宁都城？所以袁血卒首先要解决路条，否则一切都是空的。袁血卒一咬牙，就直接去找有权开路条的二十七师参谋处长王鸿章，张口就请其开张路条。袁血卒敢直接去找王鸿章，当然是有一定把握的，否则岂不是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王鸿章虽不能说对袁血卒要路条的目的心知肚明，但大致还是清楚的。因此开路条时随手塞给袁血卒五元钱，并表明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要求找到革命联系不要忘掉他！袁血卒一听十分高兴，就问其能否掌握住七十九旅，得到王鸿章“到宁都的队伍我有把握”（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3页）的回答后，叮嘱说：“那你时刻做好战斗准备。我找到联系时，一定告诉你。”（同前）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王鸿章的表态，又在二十六路军兵暴成功的天平上，加了一颗重重地砝码！这也说明，二十六路军确实有兵暴的基础，肥沃的土壤能够结出良好的果实，满是干柴的二十六路军只要有导火索就能迅速被点燃。
袁血卒拿到路条后，与刘振亚前后脚来到赵博生的房间，相互间进一步交流了情况后，立即通知所有的有关同志马上进行准备。离开赵博生的宿舍后，刘振亚让袁血卒马上出发去找党联系，多耽误一分钟多一分钟的危险，告诉他信号是“朱瑞叫我来的”！刘振亚紧紧握着袁血卒的手，用低沉的语调说：“祝你胜利！”
宁都的固厚乡县城的东南面，大约有6、70华里的样子，是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与宁都城中间，有一大片无人区。夜晚出城是很危险的，好在哨兵看了路条，问也没问就放行了。袁血卒鼓足了勇气，沿着空无人烟的山间小路，就像一个满腔热血的过河卒子，深一脚浅一脚地疾速行走着。一路上，除了远处的哨兵为了壮胆发出的零星枪声外，只剩下风吹树梢的沙沙声。由于路生、又难走，袁血卒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才接近固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两个拿枪、两个拿梭镖的小伙子抓住了。四个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上来就把袁血卒的双臂反扭过去，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并用梭镖对着袁血卒的胸膛，由于语言不通，也不知这四个小伙子叫骂了些什么。袁血卒怎么解释，对方也听不明白，灵机一动，袁血卒唱起了《国际歌》。听到了这熟悉的歌声，四个小伙子惊奇地给他松了绑，带他去了县苏维埃。当天下午，就把袁血卒送到了红军总司令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第二天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在上海受训时见过的李富春和二十六路军久盼的熟人刘伯坚，一起听取袁血卒汇报二十六路军兵爆的准备情况，并详细地研究讨论了具体细节，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万一失败准备采取的措施。最后研究归纳了这样几条：
一、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如七十四旅争取不过来，则以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
三、暴动万一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一定要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
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行动前要注意保密，并规定了开进苏区来的地址和暴动时间。
五、暴动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
六、暴动时如有可能，把地主武装的头子严维伸、黄才梯（又名黄镇中，解放后这个反革命分子被镇压）逮捕起来。
七、决定派红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予以协助。
（以上七条摘自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6页）
第二天上午，王稼祥、刘伯坚和左权又带袁血卒去见了苏区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询问了有关情况，对袁血卒进行了鼓励并告知，中央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1931年9月在固村设立，1932年2月又撤销合并为宁都县），与二十六路军的同志进行联系配合。
袁血卒返回宁都后，立即向刘振亚进行了汇报，两人又与赵博生一起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为了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立即召开了除了上述三人外，还有董振堂和李青云参加的紧急会议。李青云是河北成安县人，经刘振亚介绍入党，既是士兵支部的书记，又是七十三旅学兵连的连长。经过周密研究，准备了三个起义方案：一是争取部分起义，即把党员较多的学兵连，拉去宁都城东南三十华里的地方实弹打靶，举行起义，投奔红军；二是争取我党工作比较成熟的两个团起义；三是举行全军起义。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当时立即举行兵暴的条件，确实还不够成熟。这三条实际也是上中下三策，上策最有把握、最容易实现；中策是力争七十三旅的两个团参加起义，由于有董振堂的原因，可能性和把握性还是较大的；下策是通过争取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波及其他部分，举行全军起义。这的确非常困难，因为二十六路军此时在宁都周围，共有两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要想让这十二个团全部参加兵暴——其中大部分并没有党的组织，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只举行局部兵暴，风险实际也很大——如果未参加起义的部队追过来怎么办？起义的部队一调动，是瞒不过身为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他至少还是能掌握其老底子的七十五旅的——这是他的老部队，跟随他多年。另外还有二十七师的三个旅，虽然只有不到两个旅的兵力，如果一起来追讨起义的部队，压力也是很大的。
第一个方案没什么可说的，虽然风险最小，但结果和效果也最差。主张实现第二个方案的，主要是董振堂和李青云。主要观点是，七十三旅即便是有某些军官通不过，但有旅长董振堂压阵，总是能解决的。董振堂与李青云担忧的主要是七十四旅，因为直到那一刻，季振同仍对起义还有些犹豫和拿不定注意。在这种危机重重的时刻，任何的游移不定都是十分危险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七十三旅有一个团驻在候场，距离宁都县城较远。赞同第三个方案的，主要是赵博生、刘振亚和袁血卒，他们几个认为，只要能把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争取过来，实现全军兵暴是可以做到的。因此赵博生义无反顾，决新全力以赴，力争实现第三个方案，也就是最没把握的下策，二十六路军全军举行兵暴！
二十六路军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航船，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从进剿红军转到了兵暴的航道。当云开雾散、尘埃落定，二十六路军这艘经历了暴风雨的航船，顺利地停靠到苏区平静的港湾时，外人很难知晓历尽艰辛的过程。二十几名共产党员和几十名共产党的同情者，要想把将近两万人的部队顺利拉到红军一方，谈何容易？！这绝不会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般从容和淡定。起义的领导者们为什么会准备三个方案？董振堂等有为何会担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来由的。
一波三折
中原大战后，被改编的二十六路军上下大都对蒋介石的不满，加上进入苏区后一连串的遭遇和“九、一八”事变等，如同干柴上又浇了油。进入宁都之后，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口号，以及被红军放回的被俘人员，在相当一部分人员心中引起了波澜。原西北军进行过一些革命的宣传，二十六路军的士兵又多是陕甘和冀鲁豫的穷苦农家子弟，这样就具有一定的阶级感情，但实事求是地说，这还达不到起义的要求。所以在兵暴前的公开宣传，并不是投奔红军，而是绕道回北方抗日。这样的宣传是有的放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直接提出起义参加红军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实在是起义领导人难以把握的。
根据所查到的史料记载推导，当时二十六路军的部署大致是这样的：整个二十六路军沿宁都城所在的山谷，由南向北——二十五师在前（南）、二十七师在后（北），大概是因为二十七师在中村被打残。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主要在宁都城东南面布防，季振同的七十四旅负责宁都西南面和城内的防务，七十五旅位于县城的北面。驻守宁都城内的部队，主要有总指挥部、二十五师师部，七十三、七十四旅旅部，以及随总指挥部一起到宁都的直属部队。七十四旅负责城内防务的，是黄中岳任团长的第一团（147团）。从这个部署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想争取二十六路军全军起义，七十四旅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负责城内防务的七十四旅的一（174）团。这就是为什么董振堂担心、赵博生一定要争取七十四旅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想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参加兵暴，首先就要把七十四旅争取过来。七十四旅的军官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二是原西北军军馆学校毕业生，三是行伍出身——从士兵一步步走上来的。由于季振同的资历和为人，队伍内部比较团结，服从季振同的调遣。而驻守城内的一团团长黄中岳是季振同的把兄弟，这个旅的大权就在他们二人手中。因此，只要能把季振同争取过来，就等于争取到了七十四旅。
其实即使是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相对来说程度不同而已。董振堂七十三旅的前身——是原西北军的第十三师，中原大战的期间原师长战死后董振堂才接任的。董振堂在这之前，曾担任过原西北军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六师师长，是冯治安的属下。董振堂到七十三旅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要说能完全掌握住全旅也不尽然。如二团团长郭道培南下时，就曾不打招呼带全团下车离去，后经做工作才返回。所以在12月11日晚上，董振堂和刘振亚召集郭如岳、李青云和起义的骨干开会，重点分析研究七十三旅连以上军官的思想情况和政治可靠程度。都认为第二团团长郭道培不太可靠，是个有钱就肯干的兵痞。最后决定派人过去，设法控制这个团。大家还提到一个姓黄的营长，认为此人政治上也不大可靠，建议安排郭如岳参谋前去控制。董振堂表示，该营长在甘肃时就跟过他，应该问题不大，可有他亲自做这个营长的工作。
与此同时，为加速争取季振同——时间十分紧迫，董振堂积极配合赵博生工作，将自己的旅部从县城的东北角，搬到城西、与七十四旅旅部仅一户之隔的地方，以方便与季振同的联络和沟通。经过赵博生和董振堂紧锣密鼓的工作，季振同和黄中岳终于下决心接受起义的主张。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难如人意，总是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波折和变化。袁血卒返回的当天上午，赵博生邀董振堂、季振同二人到宁都城外的南山上，把中共中央军委的七点指示，向董、季做了介绍。听完中央军委的七条指示，季振同对起义似乎又有些犹豫了，他提出起义后，部队番号是否再考虑一下。实际上，这是中央军委按照最初特支汇报的情况做出的决定，因为并不清楚能否把二十六路军全部拉过来，考虑的是一个旅的情况，所以定为一个军。其实季振同主要考虑的，还是起义后个人的职位问题，提出亲自与刘伯坚直接商议。赵博生只好提议由他们几人联名写信给刘伯坚，看看他的意见再说。季、董均表同意。于是，特支只好安排七十三旅代表郭如岳、七十四旅代表卢寿椿，在袁血卒带领下连夜赶赴苏区。三人见到刘伯坚和左权等中央军委代表后，将季振同等的愿望与打算和盘托出。刘伯坚认真分析了，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在发动宁都起义的作用后，认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坚定季振同、黄中岳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消除他对起义后军队的编制、番号、前途，以及他们对职务的顾虑。因此刘伯坚在给季振同等人的信中明确承诺，他将转请中革军委批准，将兵暴后的二十六路军编为红五军团，委任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15军军长，并将兵暴的日期定在12月13日。刘志坚的这封回信，坚定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部起义投奔红军的决心。由于愿望得到了满足，派去的代表又见到了他们钦佩的刘伯坚，季振同和董振堂等对兵暴更加坚定了信心，积极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季振同用召集官兵一起开座谈会，趁机进行兵暴的宣传鼓动。这样，二十六路军的兵暴日趋成熟。
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就在原定兵暴日期的前夕，突然传来国民党南昌行营，下发给二十六路军的薪饷及棉军衣等，已经运抵广昌。季振同觉得最好是推迟一天，再举行兵暴，否则这批物资就飞了。董振堂也认为，这批物资对二十六路军来说，确实很重要。特支只好派袁血卒、郭如岳和卢寿椿，连夜再去苏区汇报。经研究后军委决定，同意起义推迟一天。为保证起义部队的顺利转移，军委叶剑英总参谋长还给了一幅军事地图，上面一标好起义后队伍转移的路线，以及沿途的敌我态势。为了争取时间，季振同立刻派该旅旅部副官李达连夜去广昌，催促骡马运输大队日夜兼程，将这批军需物资运回宁都！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终于在12日抵达了宁都城。冬衣和薪饷分发到各部队后，特支及赵博生等确定了兵暴的最后行动方案，对人员等的具体安排，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了细致周到的考虑及解决方案。特支为了坚定季振同的决心，防止发生新的变化，决定把总指挥部和一部分饷银，搬到七十四旅旅部，赵博生不带卫兵，孤身一人在指挥部办公，充分显示对季振同的信赖。
争取到季振同及其七十四旅的加入，使得二十六路军的兵暴有了极大地保证，但离成功还有不小的差距。二十六路军的前锋部队部署在宁都城周围，后卫部署在宁都的石上镇，呈南北一线排开，宁都城到石上镇约有近20公里距离。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和季振同的七十四旅，部署在最前沿——宁都城的东面和西面，在宁都城的南部相衔接。张芳昭（接任李松昆）的七十五旅，位于七十三、七十四旅之后——宁都城的北面。而二十七师的三个旅，部署的更往北，根据史料推测，八十旅和八十一旅部署在宁都城至石上镇道路两侧的山上，七十九旅位于最尾部的石上镇，其第一团（157团）驻扎的最远——石上镇北面的斫柴岗。从这个部署上可以看出，要想把所有的部队都带走，难度是很大的，而且没有这些部队直接长官的命令，队伍几乎是无法调动的。特支及赵博生、季振同和董振堂等相处的办法是，暴动那天，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宴请全军团以上主要官长。在宴会上将他们控制起来，然后以他们的名义下命令调动部队。这里面最大的障碍，当然是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
为能保证暴动发起前，不暴露任何的蛛丝马迹，维持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特支书记刘振亚转移到了城外，没有出席最后的行动会议。这大概是为了能让赵博生、季振同和董振堂，能够专心致志、不受干扰地指挥——指挥这么大的行动，当然是这些久经战阵的高级将领们更为擅长。兵暴实际上的总指挥，当然是二十六路军的总参谋长赵博生。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曾在皖、直、奉系等军阀部队中供过职。一九二四年转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期间还担任过西北军中十四军的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正是由于这些不凡经历和过人的才能，孙连仲才邀请他来二十六路军担任参谋长。尽管时间十分紧迫，赵博生对兵暴的计划，仍然考虑的十分周全，可以说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二十六路军共有六个旅，只掌控住七十三、七十四两个旅，对起义而言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能掌控住大部分队伍，否则全军兵暴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于是他同董振堂等，利用兵暴前夕短暂而有限的时间，分头去做一些高级将领的工作。
关于时任二十五师师长的李松昆，许多资料都说是反对兵暴的反动军官，这未免有点儿非白即黑、过于脸谱化了。从目前不多的史料记载看，李松昆早年加入西北军，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曾在孙连仲麾下担任旅长，到甘肃、青海一带进剿过马仲英等。可以说是孙连仲的老部下，也是孙连仲较能信得过的人，所以孙连仲安排他越过董振堂和季振同，接任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离开二十六路军去上海看病，还临时指定他为代总指挥。李松昆心里很明白，季振同等人大概是不会服气他的，所以孙连仲离去后，也就没怎么行使代总指挥的职权，任由各部自行其事。这一点说明，李松昆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从大头兵一步步爬到师长高位的人，绝不是头脑不清的糊涂蛋。根据时任二十五师中校参谋的孙毅将军回忆，李松昆并不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当时正是官运亨通之时，大家认为他不太可能加入到兵暴的行列中来。虽然估计到他不会背叛孙连仲，但赵博生并没有随意放弃，而是尽量争取他采取中立态度，尽可能地减少他对兵暴的破坏。
李松昆的师部，设在宁都城内苏家祠堂。尽管赵博生、季振同等行动很小心，但要想彻底瞒过李松昆，也是不太可能的。不过，对于兵暴的形势在几天之内，就发展到有燎原之势，也是李松昆等不愿参加起义的军官料想不到的。考虑到李松昆等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赵博生和季振同，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如果届时请不动他，那就来硬的，派兵去他的师部把他除掉。为了确有把握，在兵暴的头一天，季振同特意安排他的147团一营营长卢寿椿，以看望朋友的名义，进入二十五师师部，秘密进行实地侦察，并根据师部内兵力部署和防卫措施，制定了相应的战斗方案。为了麻痹李松昆等，季振同的147团出早操或紧急集合，有意全副武装，从师部门口经过。特支和赵博生等人的这些做法，切实起到了作用。李松昆虽然有所察觉，但到底还是没有彻底明白，时间就这样熬到了12月14日。
除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还有一个人物态度十分微妙，这个人就是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旅长池峰城。池峰城是河北景州人，与同是河北人的董振堂私交很好。从池峰城的经历看，与孙连仲的关系较深，曾担任过孙连仲的三十一师手枪营的营长。池峰城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也上过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官学校。池峰城为人较为正直，重义气、讲感情。宁都起义时，池峰城的七十九旅位于二十六路军的最远端——石上镇。根据历史记载，特支在二十七师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与另外两个旅长——八十旅旅长吕如珂和八十一旅旅长王恩布相比，池峰城似乎更有可能被争取，他与赵博生和董振堂都是河北老乡、关系也不错，所以兵暴之际，董振堂曾力邀池峰城一同参与，由于池峰城不愿背叛老长官孙连仲，将其所在七十九旅部队交给董振堂后，自行离去。
从二十六路军的整个军事部署看，二十七师的三个旅都在城外，估计搞得好对城内的行动，不会很快产生大的影响。最有可能制造麻烦的，就是紧靠宁都城北、张芳照的七十五旅，这个旅又是李松昆的基本部队，因此必须想办法控制住。七十五旅旅长张芳照曾在董振堂手下当过团长，董振堂认为此人比较反动、靠不大住，是不太可能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的。因此把目光转向他多年的好友——时任第七十五旅参谋长的边章五。边章五又名边荣诰、边慎斋，与董振堂是河北同乡。他自幼聪慧过人，1922年以优异的成绩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后随二十六路军来到宁都。从史料记载看，边章五是起义前不久调到七十五旅任参谋长的。14日下午，董振堂打电话请其进城，直接了当地动员他参加兵暴。由于事发太突然，边章五一时有些拿不定注意，后在董振堂的恳切的言辞打动下，他表示愿意跟随董振堂。这样，七十五旅的掌控算是有了着落。
与此同时，袁血卒找到了二十七师参谋处长王鸿章。王鸿章曾经当过袁血卒教官，在给袁血卒开路条时，曾明确表示过希望联系共产党，所以袁血卒将兵暴的事告诉了他，请他想法控制住二十七师的部队。这样，虽然未能完全有效地控制住二十七师的三个旅，但由于这三个旅离宁都城较远，只要控制住其主要军官，不致产生麻烦。
14日下午晚些时候，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最后一次开会。
在七十三旅旅部，董振堂召集有刘振亚、袁血卒、李青云、郭如岳，和边章五参加的行动会议，参谋长赵博生也赶来参加。这已经是最后时刻，董振堂直接下达作战命令：李青云带领学兵连把守县城东门与内门；郭如岳带特务连一个班去解决二十五师电台；袁血卒组织特务队行动开始时破坏电话线路，并负责街上的巡逻和检查；刘振亚率领特务连一个排，控制通往苏区的要到路口。……董振堂下达完任务后，赵博生又语重心长地说到，今晚关键在各位，成功与失败，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和命运，全操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若万一出了差错，不要乱，要有秩序地撤往东门，在南门外集合，白塔那边有部队接应。
季振同在七十四旅旅部召集大部分营团军官开会，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没有直接讲起义去参加红军，而是说要转道去北方抗日。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说后，开始下达具体命令：二团负责守城，下午四点前把一团在城内的岗哨统统换下来；一团通往各城门的电话线先不要撤，咱叫二团使用；六点稍前切断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关闭城门，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一团的部队由苏进指挥，六点前在县衙的院子里待命。下午四点三营派出部分队伍，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最后他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各部必须按时交接完毕，不得有误！
现在二十六路军的兵暴，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暴风雨来临之前，总会有一段短暂的沉寂。而这一段短暂沉寂，却十分折磨人！钟表的指针也似乎停滞不前！
1931年12月14日下午四时，七十四旅一团（147团）三营在其营长严图阁的率领下，列队来到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小院。由于事先早已安排妥当，三营不动声色地接管了总指挥部的警戒，总指挥部特务营则悄悄集合回驻地待命。顺利地接防后，严图阁立即部署全营将小院的四周布下警戒哨，小楼的内外及四周都安排了警卫。由于事关重大，严图阁及了解内情的士兵们，感到十分紧张。接近下午六时，开始陆续有客人进入。为预防不测，董振堂亲率所部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与七十四旅旅部之间这一段地域，据以策应和保证兵暴各方面的联络和配合。时钟一分一秒地接近晚六点。
可能是因为刚刚关了饷，总指挥部赵博生参谋长请客，听说从上海运来了白兰地酒和三炮台香烟，还有从美国进口的水果，宴会后还有麻JIANG（违法字符，不得不为之）打。傍晚时分，二十六路军的旅、团长们带着卫兵，高高兴兴地从各自的驻地，来到了总指挥部。赵博生参谋长站在院子里亲自迎接，招呼军官们上了二楼，但他们的护卫，却被担负警卫任务的七十四旅一团三营截下，带到一楼聚餐。为了行动方便，负责解决卫兵的一团柴副官，安排特务排的人员招待这些卫兵，有意识地插花式就座，准备两人对付一个。
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这座小楼，坐落在一个约两千来平方米小园内，是一幢二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这座小楼被当地人称作是“耶稣堂”，实际是当年在宁都传教的牧师们的居住之处。始建于1916年，较为典型的西欧罗马式建筑。小楼分为前后二部分，正面近正方形。楼内中间部分为门厅，楼梯设在后部，两侧各有俩间居室。小楼内室的外面环以回廊，楼的顶部为四坡状用青瓦铺就。小楼的底部，还建有一层高出地面1.2米的防潮、防水砖基，作为通风层。小楼不高，从地面到屋檐也就是10米多。
宴会开始，楼上楼下立刻热闹起来。当楼下卫兵喝了第一口酒，正拿着筷子夹菜时，柴副官发出动手的信号！特务排的人员一个用枪顶在这些卫兵的后腰上，另一个迅速将他们的枪下了。解决了卫兵后，九连的焦连长带了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严图阁的带领下向楼上冲去！小楼的楼梯，位于西北部的外走廊。就在向楼上冲的途中，一名士兵因为过于紧张，扣响了手中的冲锋枪，一长串子弹飞向寂静的夜空中！听见枪响，正在大快朵颐的军官们立刻紧张起来，连忙发问哪里打枪？赵博生趁机发话，说要暴动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一听此言，八十旅代旅长兼第159团团长王天顺（注1）首先急了！一巴掌拍到桌子上，把一个茶碗震落到地上摔碎了，大声吼道打日本赞成，但当“共匪”宁可被枪毙也不干！七十九旅第158团（二团）团长李锦亭桌子拍得更响，也吵吵着不干！也有几个团长表示赞同。一时间，整个屋子里像开了锅，乱作一团。就在此时，严图阁已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来，迅速四周散开。李锦亭和王天顺一看形势不对，仗着行伍多年、腿脚利索，迅疾越出窗户，翻身跳到楼下！七十三旅第二团（146团）团长郭道培一看，也想跟着跳下去，被眼疾手快的孙步霞一把揪住，顺势按倒在地板上。严图阁等趁势，将第75旅旅长张芳昭、第81旅旅长王恩布，及杨守道、曹明道等其他几个团长一一控制住。当这些惊魂未定军官清醒过来时，发现赵博生和季振同等几个人，早已悄悄不见了。
从二楼到地面，少说也有四、五米高，李锦亭和王天顺两人虽有功夫，但落到地面上也难免伤了腿脚。还没等咬牙站起来，早被院内的卫兵给死死按在地上。连同被从楼上押下来的其他军官一起，被七十四旅一团九连的士兵囚禁起来。一同被囚禁的，还有刚刚被董振堂诱捕的几个，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七十三旅的营长。这些被囚禁起来的旅、团长们互相看了看，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听候处理。就在这些个旅、团长们唉声叹气之际，董振堂赶了过来，拱手说道对不起了，之所以兵暴确实是被逼无奈。并向这些被羁押的军官许诺，只要老实听话就不会为难他们，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兵暴结束后，放他们离开。听到此，这些旅、团长们值得乖乖地将各自的私章，很不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拿到私章后，首先安排边章五出城，前去控制二十五师的七十五旅。当天晚上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没有出席赵博生举行的宴会，七十五旅是他的嫡系老部队，所以必须尽快控制住。处理完总指挥部的事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立即赶到七十四旅旅部，开始指挥整个部队的兵暴。
根据事先的计划安排，74旅1团1营营长卢寿椿率所属部队，迅速前往包围李松昆的二十五师师部。有关李松昆为什么没有出席宴会的原因，大部分史料的说法是，他推托说身体不舒服。但据苏进回忆，李松昆并没有接到出席宴会的通知（注2）。根据孙毅回忆，由于赵博生事先做了工作，李松昆至少对兵暴的事知晓四、五分（注3），总指挥部那边枪一响，他立刻对参谋处的魏处长说：“如果有情况，师部的事由你处理。”（注4）当卢寿椿带领一营往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苏家祠堂赶，途中总指挥部那边传来了枪声，卢寿椿一着急，命令士兵跑步前进。但此时师部的卫兵已经有所察觉，刚解决了大门外的两个卫兵刚往里冲，里面就用机关枪向外扫射，当场阵亡刘伟州、刘文魁两同志，伤了另外三人。接着里面的人迅速将两扇大门关上了！见师部大门被关上了，卢寿椿也没辙了！用手榴弹倒是能把门炸开，但恐怕声响太大，惊动了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卢寿椿只好先把师部给围了起来。但里面的人把门关上后，似乎也为采取进一步行动。双方就这样对峙起来。面对此情此景，卢树春十分着急，指挥部那边还等着这边的消息呢！
其实师部里早就乱了，除了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卫兵，群龙无首的卫队不知应该如何应对——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指挥，师长李松昆也不知哪去了！卢寿椿等在外面大呼小叫，威胁赶快开门，要不就要放火烧了！只要交出师长李松昆，其他人一律不究！就这样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通过指挥部派人做工作，师部的大门才从里面打开，李松昆的卫队百余人放弃了继续顽抗。卢寿椿带人进去搜寻了半天，也未发现李松昆的踪影，师部里的官兵谁也说不出他去哪儿了。那么，身为师长的李松昆到底去哪儿了？
李松昆为人比较敦厚（孙毅语），当时虽然已接近五十岁，但长期的军旅生涯，身体仍然很壮实。虽然赵博生没有向其透露兵暴的底细，估计他恐怕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据时任二十五师中校参谋的孙毅将军回忆，那天晚上十时左右，大概是听到了指挥部那边传来的枪声，师长李松昆的卫兵跑来对参谋处的魏处长说，师长要走司令部暂时由他负责，所有人员都不要外出。这个魏处长也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地就应了下来。大概就在这之后，师长李松昆带着他的几个卫兵，翻越后墙离开了师部。据孙毅将军后来判断，因为当晚六时起义指挥部就已控制了城门，李松昆很可能是从城墙上攀登下去。这里面比较吊诡的是，李松昆肯定是翻越北面的城墙逃离宁都城的，他的嫡系七十五旅驻地就在宁都城的北门外，他却没有去掌控或采取诸如反对兵暴等行动，而是直接往北奔向广昌，只是在路过斫柴岗时，拉走了七十九旅一团（157团）的侯象麟部。由于没有史料的支持，很难对李松昆当时采取的行动进行推测和判断。但从常理讲，李松昆拉走七十五旅的难度，明显小于拉走其相对不太熟悉的七十九旅的部队。从风险或危险程度来说，李松昆逃离出城时，起义指挥部还未解决宁都城内的全部问题，尚无暇顾及城外的事情。而指派边章五出城去控制七十五旅的时间，根据苏进的回忆，是下半夜两点多钟——距离李松昆逃出城大概约有四个小时！当时二十六路军驻扎在城北的部队，共有七十五、八十、八十一和七十九四个旅，兵力肯定要多于参加兵暴的七十三、七十四两个旅。假如李松昆有心要反对兵暴的话，以他的嫡系七十五旅为主，加上二十七师的那三个旅——李松昆还是孙连仲临走指定的代总指挥，鹿死谁手还真的是很难说！当然也可以推测，李松昆胆小怕死不敢为之！不过对于一个行伍多年、多次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兵痞而言，似乎这都是难以成立的。即使李松昆真的没有胆量反抗，但把这几个旅拉走所还是有很大可能的！所以不管怎么说，李松昆当年的行为，的确在客观上未给宁都兵暴带来或产生大的麻烦。
在卢寿椿带领七十四旅一团一营去解决二十五师师部的同时，按照起义指挥部的安排和命令，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等，迅速带领部队扑向电台。其时二十六路军共有八部电台，其中的三台——总指挥部的电台、二十五师的电台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电台，每天都要按时与南昌方面通报。要想在兵暴时不走漏消息，必须及时控制住这三部电台。按照事先的计划分工，李青云带领七十三旅的学兵连部分兵力，控制了二十五师师部的电台。季振同七十四旅特务排突然闯进了总指挥部的电台，强令报务人员立刻关机，所有人员马上离开收发报机，否则就要不客气了！这些电台人员不明就里，只好乖乖地听从命令，离开电台呆在一边。为防止意外，专门派兵把守收发报机，并将发报用的电建拿走。负责控制蒋介石特务电台的，是总指挥部的上尉执法队员刘向三。他带了一部分从总部特务营抽调的士兵，不但对蒋介石的特务电台严密看管，而且将这些报务人员等关进了一间屋子，门口加了岗。这样就彻底隔绝了与外界的电文联系。
就在起义人员忙于解决各处情况时，被关押的那批旅、团长们中有人大着嗓门嚷嚷起来。原来那位喊得最响、头一个跳楼的七十九旅第158团（二团）团长李锦亭，一看押解他们的全是七十四旅的官兵，就要求见季振同和黄中岳。这位李锦亭团长平时与黄中岳等关系不错，时不时地到七十四旅一团（147团）驻地，找黄中岳等人搓MA将。李锦亭也是条血性汉子，与黄中岳、苏进同为河南老乡，为人热情豪爽、心直口快，平常有嘴巴不严、乱说乱道的毛病，甚至连冯玉祥有次都骂他不怕被大风闪了舌头！宁都暴动前不久，在同黄中岳等打MA将时，还嚷嚷过要去参加红军，当然那时只是说说而已。见到季振同和黄中岳后，对事先没对他讲兵暴的是大为不满，并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还同黄中岳讲过。季振同和黄中岳一听他如此讲，趁热打铁立刻对他晓以大义，劝说他也站过来参加兵暴，回去将他带的那个团拉过来，李锦亭很痛快地答应了。到凌晨二时许，兵暴指挥部见城里的敌对势力均已瓦解，就安排他和王鸿章等人出城，去把二十七师的队伍拉到预定地点。李锦亭果然言而有信，不但将他所在的团拉了过来，还把二十七师另外一个团（团长被扣在宁都城内），一起带到了宁都城外东南角的高塔处——这是兵暴指挥部确定的集结地点。
1931年12月15日清晨六时许，经过一夜紧张的奋斗，赵博生、季振同和董振堂等终于能够长舒一口气，兵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意外，除了发生了两起伤亡事故——解决二十五师部有二死三伤以及解决二十五师电台时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发生误会上了几个人——整个兵暴可以说是圆满成功。此刻城外的部队，开始陆续向事先确定的地点集结。到了上午九时许，随着李锦亭将驻扎在最北面的那两个团带到集合地点，二十六路军驻扎在宁都的部队几乎全部到齐——除了被李松昆带走的七十九旅一团（157团），其余的一个军直、二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余人，携二万多件武器，全部都加入到兵暴的队伍中来。更为可贵的是，还有八部大功率电台和几十名有经验的报务人员，以及二十六路军里的野战医院和医护人员！季振同的七十四旅还带有一台德国产X光机，这台机器为中央红军一直服务到长征途中。在整个队伍出发前，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的事前要求，赵博生和季振同安排苏进等，将国民党宁都县的县太爷等，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一起押解到苏区。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土豪劣绅，也糊里糊涂地跟着队伍离开宁都城。
队伍集结完毕，赵博生等下令二十五师在前、二十七师在后，以七十三旅为前锋，向东南方的固厚村出发。直到此时，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在梅江边，将国民党军的胸章等撕下扔掉，向全军宣布加入红军的决定！因为宁都离最近的驻有国民党军的广昌，足有五十公里远，加上兵暴的消息封锁较严，国民党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安排追兵，所以季振同命令七十四旅旅部一名姓潘的参谋，留在宁都城照看伤病员和一时拉不走的弹药、被服等辎重。由于尚未讲明是去参加红军，该参谋害怕红军趁大部队离开时打进来，不敢留下来承担所交任务，气的季振同要枪毙他！后在其他人劝说下，才撤职另该他任算完。队伍出发的同时，赵博生、季振同安排七十四旅一团（147团）殿后，并告诉黄中岳离开时，将那些兵暴时被扣押的旅、团长们放出来，每人发给300元路费让他们各寻出路。当黄中岳带领后卫团离开宁都城时，红四军的第十二师在师长陈光率领下，由水洞门进占宁都。
将近两万人的起义队伍，按照红军总司令部标明的路线，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队伍进入苏区后，不断受到沿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晚上抵达固厚村时，左权等红军总部代表在村口迎接，刘伯坚亲率苏区老百姓和儿童团，打着彩旗、敲着锣鼓欢迎起义队伍。赵博生等见了刘伯坚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即用电台向全国发布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宣言！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宣言，向春雷一般震动了中国大地！第二天一早，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宣布，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董振堂（兼）任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兼）任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全军开往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进行整编。队伍抵达瑞金后，红军总部在秋溪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都在会上讲了话。
至此，二十六路军的兵暴，经过十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终于落下了帷幕。
宁都兵暴的成功，尽管比不上南昌起义的规模和重大历史影响，但与之相比——包括之前的所有起义，却是是代价最小、保存兵力最大、最为成功的！虽然宁都兵暴有许多有利的主客观因素，如大革命时期中共进行的工作及影响，宁都处在苏区的三面包围之中，利于兵暴的举行与接应。但必须看到的是，毕竟中共党组织在二十六路军的比较弱小——仅有二十几名党员，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入党不久的赵博生，和两名尚未入党、且真正掌握部分兵力的旅长季振同与董振堂！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赵博生的赤胆忠心就没有后两人的加入，没有后两人就不可能有二十六路军的全军起义！而从兵暴的整个过程看，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季振同的第七十四旅！这样表述并不是要抹杀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作用，而是强调兵暴成功的基本事实!从另一方面讲，可能恰恰是由于这些同样的原因，造成二十六路军宁都兵暴的先天不足——早产儿总是会伴随“体弱多病”的特征，使得新成立的红五军团一路坎坷，出现了一些也许本不该出现的悲剧。
注1：王天顺八十旅代旅长一事，是笔者综合各种史料得出的结论。原旅长吕如珂的信息没有查到，但可以确定的是吕没有出席宴会，推测很可能暂时离队。
兵暴的结果
从政治上讲，宁都兵暴发生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关头，鼓舞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热情，严重打击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此时正在处理“九、一八”事变后的事宜！此外，由于二十六路军的宁都兵暴，使红军力量的空前壮大，参加第三次围剿的各路国民党军为之胆寒——怕被消灭而纷纷后撤，使得围剿无疾而终！
除了政治上的成果与贡献，宁都兵暴使中央红军在武器装备、兵力、战斗力、通讯与情报、战地救护及战术水平上，都有较大程度低提高。
兵力与兵器
从1930年11月始到31年12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经历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得不到休整，兵员由第一次反围剿初的四万人，下降到三万余人。在宁都兵暴之前，红军连续打了几仗，虽然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战斗等胜仗，但也有高兴圩的消耗仗，虽然共歼灭敌军三万多人，但尚未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国民党军进剿的兵力较大——达30余万人，损失只有约十分之一，而后又采取以守代攻的方针，使整个战场形势长时间呈现胶着状态。由于国民党军坚守据点不出动，红军缺乏火炮等攻城拔寨的攻坚能力，面对围绕苏区周围的敌军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中央红军的胃口，一次只能在打埋伏、设口袋的情况下，一口吃下国民党进剿军一个8000人编制的整师，但必须是地形有利的野战。现在加上宁都起义的二十六路军，中央红军凭空增加了约一万五千野战兵力——陡然成为一支五万多人的野战兵团！使中央红军的胃口翻了一番——完全有能力同时围歼两个整师！
宁都兵暴的二十六路军装备精良（同红军比）、弹药充足，所部军官都具有丰富的战争经历，而且有不少还是保定等军校的毕业生。所部士兵基本都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可以说除了政治素质外，其平均的单兵素质显然在红军之上。二十六路军的步兵，几乎每人都配备有大刀，平时就很重视劈刺训练，像四式刀、四式枪的基本功个个都十分娴熟。而当时的其他部队——包括蒋军，平常进行的至多是枪刺对枪刺的白刃战训练。虽然根据“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的说法，很难说白刃战中刀和枪那个更强，但西北军的大刀是专门用来对付枪刺的。步枪的枪身加刺刀较长，须用双手前后紧握，多以敌手的胸腹为目标进行突刺，再就是对侧面的劈刺和使用枪托击打。大刀比较灵活，可砍劈和抹刺等。西北军的大刀形状比较特殊，刀身较宽，刀头方而锐，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当然，这并不是说白刃作战，刀就一定比枪刺好。但西北军的刀法是专门针对枪刺的，而其他队伍基本没有枪刺对大刀的训练。所以中原大战中，人数占优的蒋军教导师等嫡系，在白刃战中往往被杀的大败而逃！原西北军的部队在训练方面，还是很有些与众不同地方，他们之所以重视大刀的训练，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夜战。这是因为相比较而言，西北军装备较差，缺乏强有力的攻坚手段，需要通过夜战来解决问题。黑夜作战，当然是短枪和大刀为好。原西北军的夜战非常强悍，摸爬技术一流，过往交通壕及障碍如履平地，搭人梯登高上墙非常熟练。夜间行动时往往采取一定的规模，以摸敌方大的据点或指挥部为主，连同周围的小据点等一起端。由于平常训练有素，行动起来悄无声息，遇见敌人闷声不响，用刀刺杀或抹脖子。中原大战时蒋军吃过好几次亏，如第九师四十九团二营就遭过此劫！以至于后来，蒋军不得不采用探照灯等方式来应对。
加入红军的这支起义部队，几乎所有的士兵都配有大刀片。其中装备最好的季振同旅士兵，基本都配有两支枪——马步枪和驳壳枪。季振同旅原来是冯玉祥的卫队旅，士兵是从部队中，挑选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组成的。武器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另有七九（或六五）骑步枪1支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平时的训练较一般步兵更为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原西北军中旅以上的部队，都专门设有手枪队或手枪营。作战时一般多有用于进攻时的白刃战，一手持驳壳枪，一手执大刀片。驳壳枪属十发装的自动手枪，不必像当时的步枪打一发上一发。当发现对手不易用大刀对付时，就可直接给上一驳壳枪，这好比两只手打一只手。加入红军后，由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不同，对二十六路军带来的武器装备进行了重新调配——将大部分驳壳枪调出，配发给了其他红军部队。有关这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少说也有3000多支驳壳枪（不包括军官的）——除季振同所部外，其他各旅都有一个手枪队。再加上其他武器装备和大量弹药，使中央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增强！由于此时蒋介石政府正焦头烂额，忙于处理“九、一八”事变产生的后遗症，顾不上第三次围剿的继续实施。各路进剿军看到二十六路军起义后，红军的力量大大加强，惧怕被各个击破和消灭，不等上级下令编纷纷后撤，使得第三次对苏区的围剿无疾而终。红军趁势转入进攻，利用这段大好时机，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取得，无疑有宁都兵暴的功劳！宁都起义的二十六路军加入红军时，一共带过来八部电台，还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一名工程师，四十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及八九名机务人员，还有相当一部分通讯器材。
二十六路军的这几部电台，都是比较好的。其中的两部，是蒋介石派到二十六路军里来的，主要是用来监视二十六路军，可直接同国民党南昌行营和南京方面联系。其余六部，均是原西北军的。1930年9月冯、阎中原大战失败时，原西北军的无线电管理处全盘留给了孙连仲——后变为第二十六路军无线电管理处。而原西北军中原大战时的前敌总指挥部电台，冯玉祥则直接留给了季振同的十四师——后变为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的直属电台。当时的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前线的部队，统共只有六部电台，总指挥部一台、二十五师师部和二十七师师部各一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独自占有一部，而且从报务人员的配备等都是最好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季振同及其部队的受重视程度。
冯玉祥所辖的原西北军与其他几支国民军相比，各方面物质条件都是比较差的，但奇怪的是号称“大老粗”的冯玉祥，却十分重视本部无线电工作和建设。1928年冯玉祥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开封开办了一个无线电学校，训练了近千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参加宁都起义的这四十几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多数都是从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这四十多名报务人员，基本都是有好几年报务工作经验的老手——如其中的海凤阁，中原大战时即任冯玉祥前敌总指挥部的报务主任。
根据军史记载，中央红军在1930年的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围歼张辉瓒人师长的国民党第十八师时，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缴获了一台15瓦功率的小型无线电台收报机，同时俘获了和这部15瓦电台的报务人员王诤、刘寅等，并动员他们参加了红军。这才有了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和颁布电台。1931年1月初，打谭道源时才缴获了一套完整的无线电台及设备。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1月，成立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任命王诤(原敌军张辉瓒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加入红军)为无线电队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当年2月，又开办红军第一个无线电技术训练班，红军培养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的工作迈出艰难的第一步。经过四个月的速成培训，共培养出十名报务人员，分到无线电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之前，上海的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青塘，增强了红军的无线电队伍。当年5月份消灭歼灭敌28师公秉藩部时，又缴到一套100瓦的电台。这样，中央红军就有了两套完整的电台。于是决定把前面缴获的那一套电台，及王诤、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报务人员到前方跟随朱德、毛泽东行动，剩下的报务人员及新缴获的那一套电台，跟随叶剑英总参谋长留在后方，至此红军的前后方始有了无线电通信。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3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连续围歼国民党军毛炳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等部，又缴获到3部电台。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中央红军已经有了6部电台，配在军委、总部、红3军团、红3军、红4军和红12军，不过其中除军委一部为100瓦外，余者都是15瓦的小电台。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党中央派的又一批无线电人员来到苏区，壮大了红军的无线电队伍。但即使是这样，此时红军真正有经验的无线电通信人员也不多，有不少人还不能独立工作。所以二十六路军的电台和通信人员过来后，使中央红军的通信实力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
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部队带来的这八部电台，大都是比较笨重的五十瓦电台，而且好几部都没有手摇发电机，所以参加红军后，都改成十五瓦的仍使用发电机蓄电池。这八部电台军委留下两部，分别分配给一分队和六分队。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部队到来之前，中央红军总部设有无线电总队，下设五个用于通讯无线电分队，另一部专门用于侦察台。经过九堡改编，部分起义的通信人员，被编为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四个电台分队，分别配属在五军团部及其所属的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无线电分队下设三个排，监护排、运输排和管理排。那个时候的电台比较笨重，光是一个收报机和一个发报机就有四十斤重，六十斤重的蓄电池就有六个，还有一个充电机，有九十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以每当部队转移或行军时，都要靠运输排同志的两个肩头，挑的挑、抬的抬，才能把整个机器搬运走。 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部队的另外一大贡献，是给苏区和中央红军，带来不少野战医院设备。其中季振同的七十四旅给红军带来一部德国产的X光机，这是被称为红军时期唯一的一部。宁都起义部队到来之前，中央红军的医院和医疗器械十分简陋，唯一像样的医院是傅连璋所在的福音医院——1933年初才改为中央红色医院，从福建汀洲搬到江西瑞金。据军史等资料记载，这个中央红色医院是苏区最好的医院，这个说法似乎有欠公允。根据记载，该医院主要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是一所在当时设备较为齐全的民用医院。从常理来讲，跟随宁都起义部队加入红军的应该是野战医院，推测除妇产科外其他应俱全，而且还有一台大型的X光机，虽不见得一定好于傅连璋的中央红色医院，但也不可能比其差。不过宁都起义部队带来的医疗设备，是否全都留在新改编的红五军团则很难说，因为五军团是作战部队，笨重的X光机只能留在后方。
除医疗设备外，宁都起义部队还为红军带来一批医务人员，后来我军的不少卫生领导干部都出自这批人。具体跟随宁都起义部队来到红军的医务人员有多少，史料上未见明确记载。只知道原二十六路军各旅都有健全医疗机构，都配有相当一批医务人员。据原任季振同的七十四旅医务处长的姬鹏飞回忆，当时该旅医务处有四名医生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其他医生都离开部队回家去了。这四个人分别是：谷广善、张步峰、刘放、靳来川。他们都在军内担任过要职：谷广善，又名谷东平，河北高邑县人。宁都起义前为季振同七十四旅二团的军医，起义后任改编的红五军团十五军卫生处卫生科科长。抗战时期担任过115师的卫生部长，和山东军区卫生部政委等职。解放后任空军首任后勤部部长，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步峰为河南安阳人。宁都起义前是季振同七十四旅的司药，起义后在以七十四旅卫生处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后方医院任医生。抗战时期为115师686团的首任卫生队长，后任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长。1954年任志愿军卫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刘放，河南荥阳人。30年任冯玉祥军官学校的军医，后随学校转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加入红军后，任红5军团后方医院医生。1951年担任过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后调任空军卫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靳来川，河南获嘉人。宁都兵暴前，在季振同的74旅卫生队任护士兼司药。加入红军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卫生部司药长，红三军团兵站医院司药主任、所长、团卫生队队长，红军第三后方医院院长等职。抗战时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直属医院院长。解放后任兰州军区总医院院长，56年被任命为新建的三零一医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除了上述这四位外，还有三位来自宁都起义部队的医务人员，也见到了革命胜利。他们是牛步云、孟谦、徐承俊。牛步云，河南浚县人。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司药、军医、团卫生所所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686团卫生队队长，和第四野战军第38军卫生部长。建国后，曾任空军总医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徐承俊起义前为第26路军73旅军医，加入红军后任军医和中央教导师卫生队长、中央总收容队军医等职。解放后任甘肃省军区卫生部部长，甘肃省军区后勤部政委、部长，宁夏军区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孟谦为山东东阿人。由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医药总公司总经理，国家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如果不离开军队，大概至少也会被授于大校军衔。
姬鹏飞大概是二十六路军的医生中，经历最为奇特的一位。宁都暴动加入红军后，先是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军医处处长，后任红五军团军医处处长、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其间：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卫生主任。到达陕北后，任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等职。38年调到新四军后，改作政治工作。最后竟然接了陈老总的班，做到了外交部的部长的高位。
由于各种原因，来自原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牺牲的医务人员，姓谁名谁、有多少已不可考，有明确记载的只有陈义厚一人。即使是这位陈义厚，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也很少。只知道他是山东武城人，有说毕业于齐鲁医科大学，也有说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留学过日本，曾任过西北军孙连仲部的军医处处长。编写过《药物学》和《创伤治疗手册》，参加红军之前，就在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颇有些名气。参加红军后，任红五军团卫生处处长和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33年6月接任彭真的红军卫生学校校长一职，8月学校迁到瑞金的朱坊、洋江下一带，同时总卫生部决定将位于洋江下的红色中央医院（即原来傅连璋的汀洲福音医院为基础组建的），作为附属的教学医院。陈义厚对红军卫生医疗工作的贡献主要有三个：一是主持卫生学校工作期间，先后招收了四至九期军医学员，扩大了护训班、卫生员班等短期训练班，在校学员多达五百余人，附属医院的床位也由原来的50张发展到300张；二是组织创办《红色卫生》杂志，指导红军卫生医疗工作。到1934年10月长征时，共为中央红军培养和输送了军医班学员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2名，研究班7名，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三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救护工作中，结合红军的实际情况，组成了师绷带所、野战医院、兵战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关联性的救护体系，及时抢救了大量的伤病员。陈义厚的医术高明，与傅连璋、李治和戴济民，并称为红军卫生界的“四大金刚”。可惜的是，红军长征时留在根据地，在指挥部队疏散转移时，遭受敌机轰炸而不幸牺牲。
后，红五军团军团长季振同、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肖世俊、原十五军副军长、已调至红军学校总教官的张少宜、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的蔡佩玉、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的高达夫，李聘卿、五军团参谋和红军学校总教官的朱冠甫均被冤杀。红五军团长征后编入西路军惨遭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