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还需靠法制-重读刘青山张子善案 张子善刘青山子女翻案



1952年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案,起到了“杀了两个人,廉洁二十年”的作用。但仔细审视这个案件的本身,从案发到最后的死刑,调查、取证、审判、量刑的整个过程中却很难发现法律的影子。一切都是按照传统的发动群众进行运动的模式进行。联系到此案掀起三反五反的运动高潮,办案中一切的模糊、仓促、混乱都可以得到解释。但法律缺失的反腐运动“典型”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文革中毛泽东“反官僚特权”能受到底层民众的热切响应已经做出了无声的回答。其实,最好的答案恐怕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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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犹如两声惊雷,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在随后的整个5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一派令人称颂至今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姜太公《六韬》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乐者,赏之”。求生是人的本能,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不知让多少官员远离腐败。













新生政权成立后,法律制度的建设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再加上低薪清廉模式的失效,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的泛滥,所以在很快时间里贪腐浪费现象已如脱缰的野马,导致中共党内系统性的全面腐败,这股不正之风很快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1951年底,刘青山、张子善的东窗事发并非个案,他们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这个事件全为他们两个人,就没多大意义了,确实是一批人,相当一批人,进城以后就变了。东北、华北、西南等一系列的一种报告打过来,有一批的党员干部落马,当时是120万,数目是相当惊人的,毛泽东就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严峻了。



毛泽东等领导开会听取刘青山、张子善案情汇报。曾在冀中担任区党委书记,看着张子善成长的黄敬坚持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向毛主席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刘青山张子善究竟贪污了多少钱







刘青山,出生于1916年,河北安国县人,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比刘青山大两岁,河北深县人,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11月21日,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了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开始讨论时,天津专区行署副专员李克才第一个发言,揭发刘、张两人的贪污腐败行为。



刘青山在天津市区的马场道有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楼,他的专车是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此后又动用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

张子善随后交代,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八九条,衣着从粗布到细布再到皮毛,饮食是非细粮不可,再到酒肉必备,行则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换了五辆小轿车……



法庭的判决书里,记录了两人罪行——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币171万余元)……

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171亿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1952年1月18日,孙光瑞签署了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对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的公诉书。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这场斗争惩处了大量贪污分子,纯洁了党和政府机关,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







刘青山和张子善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罪行,更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定了极刑,直到临刑的前一天,他们才得知消息。 刘铁骑:“十五要执行了,关押两个多月了,后来安排了几个菜,把刘张叫到一起,河北省委派人,华北局,中央已经决定了,开除你们党籍,执行死刑,我父亲当时讲我要上告,你上告到哪儿去,我上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的,我不相信,你们拿批示来,批示打开我父亲就不说话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良久的沉默之后,经历过数次党内运动的刘青山、张子善十分清楚,死刑判决背后的政治符号意义,远大于生命本身,所以,这个判决无可更改,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的背后,却是刘家人被改写的命运,刘青山被枪毙后,刘铁骑的妈妈被迫改嫁,三兄弟寄于叔叔篱下。刘铁骑:“铁甲是7岁,铁兵5岁,就回我叔叔家了,我叔叔正好也没小孩,而且我母亲,主要是我母亲改嫁了,如果不改嫁拉扯着我们仨,后来,等我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办的转学、粮食关系、户口,然后我就回了安国,我走我母亲很难过,因为我那时候毕竟十几岁了嘛,初中二年级嘛,而且我还勤快、听话,但是,在那个家庭里生活不愉快。”刘铁骑一直在大贪污犯儿子的阴影下长大,他有着太多辛酸的过去,在刘铁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父亲而起。





对于父亲的突然离去,刘铁骑一直心存不解,直到很多年之后,逐渐长大的刘铁骑才知道了父亲当年消失的原因,然而,对于父亲与那场震动全国的大案之间的关系,刘铁骑一直有着诸多的不解,刘青山被带走时,连一张逮捕证都没有留下,而从审判到枪决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刘张一案的证据材料多有缺失,数十年来,刘铁骑曾走访过办理此案的二十多位当事人,翻看过大量案件的卷宗,随着了解的逐渐增多,关于刘张一案审理的程序和制度性缺陷开始显露了出来。几十年来,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看见一个真实的父亲,还原一段客观的历史。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老革命







1938年8月,刘青山抗大毕业,由冀中区党委分配到河北省大城县工作。由25大队配合组成了工作团,扎根在县城内,以“聚金号钱庄”为基地开展抗日工作,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会。

这个组织的具体任务就是领导、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壮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培养抗日干部,建立县区抗日组织。

  

敌人曾贴出布告对我党大城县主要领导人重金悬赏:活捉县大队政委韩仰山奖日币2000,活捉县委书记刘青山奖1500,活捉县长康修民奖1000。刘青山在大城县工作4年,受到党和大城人民的高度赞扬,都说他是一个抗日坚决、有勇有谋、有号召力的领导干部。

  

张子善出事以后,他二哥咧着大嘴哭:那年我在外面贩布,他说我小价买进大价卖出是剥削,走时还把我那些布带走给了部队。我没得过他一点儿好处说他贪污了多少多少钱,可那钱,他弄到哪里去了呀?”

  

我爹每天早上给地委大院、军区司令部送豆腐,刘青山从来就没提出过给我爹几个本钱,也从不留我爹吃饭。我的一个外甥女十五六了,常来跟我住,我又没闺女,有人就给青山说,干脆把外甥女转成供给制算了。青山说:‘那可不行,一个农民!’”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事业,因此对其处理必须慎之又慎。















反腐还需靠法制-重读刘青山张子善案 张子善刘青山子女翻案






10年前,央视开拍一部共和国史的记录片,我也参与了一点工作。当拍到这个很给共和国添彩的案件时,发现在河北档案馆里,根本找不到刘张二人的逮捕证。询问当事人才知道,当时根本就没有逮捕证。当时,甚至连一部相关的法律都没有。民国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废除,而年轻的共和国,则连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当然,最令人生疑的,是案件取证和确证的方式。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薄一波回忆说:“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于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孙树林泣不成声的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义愤。最后,孙树林极为愤恨地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



以运动的方式取证,以运动的方式批判,以运动的方式让当事人认罪,最后,也是以运动的方式定案处理,两人丢了性命。刘张的案子,无非是毛泽东为了让运动升温火起来,而借他俩的人头的一点权力技术和操作。由于反腐败的道德正当性,以及毛泽东亲自过问批示的结果,甄别和纠正实际上都谈不上。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出现偏差,主要是“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过‘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情况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甚至使用了残酷的肉刑”,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在“打虎”运动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斗争手段逐渐升级的现象,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由于上级组织一再施压,各地的“打虎”活动高潮迭起。急于求成,只重数字,不重证据,使得对一些“老虎”的定案,近乎儿戏。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那些奸佞小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开了方便之门。



亲属眼中的刘青山张子善







范勇说:“当时大城县是敌占区,形势很残酷,我党处于地下。刘青山以青塔书店掌柜的身份为掩护,通过卖书到各处进行抗日活动,发展建立党组织。由于他善于联系群众,走到哪儿都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因此提起刘掌柜,大城县内无人不知,乡亲们见了他,都要亲亲热热地喊他一声刘掌柜。”

张子善父母早丧,他自小和大哥、大姐及二哥相依为命。大姐心地善良,待张子善如同儿子一样。大哥二哥给地主扛长活,供张子善在王留乡完小上学。张子善老家只有3间房,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张父叫张小拱,号老重,兄弟二人,分家时一人分到一间半房子,3间正房就从中间垒起一道山墙。后来张子善的叔叔搬到另一处去了,张子善的父亲便到处借钱,把兄弟这一间半房买了下来。从此这3间北房便成了张子善家的全部财产了。张子善的大哥不幸早亡,张子善很小出去参加革命,家中只有他二哥。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范勇和刘青山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建立了极为真挚的爱情。1943年,范勇生下第一个儿子,不幸死于四六风。1945年腊月,范勇又生下一个漂亮的儿子,高兴得刘青山手舞足蹈,他给儿子起名叫刘铁骑。因当时冀中八地委大院中张子善的儿子排行老大,叫铁雄,后来铁雄虽然夭折了,但八地委的干部们只要有了儿子,都随着“铁”字起名。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铁骑7岁,铁甲4岁,铁兵仅几个月。

  

张子善一米八二的大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长方脸,嘴大唇厚颧骨略高,骨头架子大,显得很魁梧。这人爱干净,衣服旧没关系,打补丁也没事,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行。他大姐做活粗,可每次给他做的布鞋他都很愿意穿。吃饭不讲究,大葱抹酱、烙饼卷鸡蛋就是我们招待客人最好的饭食。子善抽烟抽得凶,一天两盒“小婴孩”,待客才用“炮台”。有时抽烟抽得太多了,都没钱去给他买,我就问他买便宜的行不?他说,冒烟儿就行!

  

那时干部们都很自觉,谁都知道刘青山和范勇感情好,可是为了吃小灶,刘青山还打过范勇一顿。有一天中午,也忘了到底是铁骑还是铁甲,偷偷跑到小灶上找刘青山吃饭。孩子小,馋了,跟他妈吃中灶很少吃肉。青山本想让儿子走,可是同事们不让,这个一筷子那个一筷子,刘青山只好让儿子在小灶上吃了饭。刘青山回家以后就训斥范勇,嫌范勇没有看住儿子。小范也觉着委屈,说我是没看住,可你怕影响不好,你怎么不把他赶跑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青山脾气大,火头子上来就打了小范一顿。小范这个哭呀,闹得地委大院的人都去劝架。不过小范也理解青山,很快两口子又和好了。





刘张罪行有二,一是挪用二百亿左右,用于机关生产;二是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当时所谓的挪用,是去做机关生产。机关生产,是中共在战争时期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各个根据地各显神通,自己做自己的。这种机关生产,原本就是无法无天的,怎么能搞到钱和物资,就怎么做。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是不应该再有了。但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机关生产很多地方都在搞。实际上所有的机关,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动力。单单拿刘张问罪,似乎并不公平。从案件的前后叙述看,刘张二人并没有把钱拿回家去。所以,后来出的《毛泽东传》上,私用一项就消失了,只笼统地说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显然,上级党委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说,李克才向河北省委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等人的问题时,这位领导不以为然,说:“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并意味深长地批评李克才:“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更有甚者,这位领导私下里还说出这样的话:“卖主求荣,不好!”





“他们煽动对罪犯的仇恨,好像社会不好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割掉罪犯的生命,割不掉罪恶,把犯罪嫌疑人公开侮辱,实际就是推卸责任。”“公捕公判之类的举措,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地方政府转移人们对社会不公的认识视线,把怨恨尽量地从针对政府而转向针对犯罪等社会丑恶现象。”谢晖分析道,“公众对公捕公判的围观并拍手称快,正是对社会不公的真正原因模糊不清时的一种替代性发泄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公民对犯罪现象的深恶痛绝。”“最重要且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也是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巧妙地借以释放民怨、营造‘恶有恶报’这一公平假象的‘修辞’策略和行动方式。”谢晖说,公捕公判大会的不断上演,是“和谐地反法治”的表现。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绝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牟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后人今何在?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两个大“名人”。建国后,因居功自傲、贪污腐化堕落成犯罪分子。建国后向党内腐败行为开的第一刀,杀的就是身居高位的刘、张两人,曾震惊了全国。

  

唐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7岁、老二刘铁甲4岁、老三刘铁兵仅几个月。三兄弟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据刘青山结发之妻范勇介绍,刘青山被处决后,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她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范勇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1965年,刘铁骑报考了北京石油学院。当时石油学院招生办设在南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报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顿觉事情严重,连夜返回北京向校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同意接收刘铁骑入学。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二,“文革”后期在老家务农。他去东北编箩卖艺,脚上穿着单鞋,两只手冻得不成样子。1976年,管道局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名,刘铁甲成为石油管道工人。刘铁甲现在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电工班任班长。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现年27岁,已婚,在管道局承包的苏丹某项工程中任财会人员。老二刘岙,中专毕业,25岁,在上海管道局与日本合资兴建的一家公司搞集装箱运输。老三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不久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才得以农转非,后调回安国。





梁漱溟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清末和民国的制宪“都是上面给下面的……人民群众要求的东西上面不实行”,而宪法本意是“由下面限制上面”。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把握这类问题时,一向是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该杀的则决不手软,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十五要执行了,关押两个多月了,后来安排了几个菜,把刘张叫到一起,河北省委派人,华北局,中央已经决定了,开除你们党籍,执行死刑,我父亲当时讲我要上告,你上告到哪儿去,我上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的,我不相信,你们拿批示来,批示打开我父亲就不说话了。



大体上,中国的反腐运动,仍遵循传统的伦理型反腐路线:政治思想运动多而制度建设少,诉之于道德者多而求之于法律者少。反腐力度取决于领导者对廉政的重视程度,一旦领导注意力转移,反腐工作难免中断,有关文件批示和反腐措施便束之高阁。所以运动一来,腐败销声匿迹,运动过后,腐败故态重萌甚至蔓延。运动反腐最大的弱点是国家容易走向无序。反腐败如果失去科学理性,迎合群众的情绪,极易引起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发生动乱。



哪些中共高官给刘张求过情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两个大“名人”。建国后,因居功自傲、贪污腐化堕落成犯罪分子。建国后向党内腐败行为开的第一刀,杀的就是身居高位的刘、张两人,曾震惊了全国。

  

中央指示宣读后,两人终于开始放声大哭。省委干部也露出不忍之色,摆摆手说:“去吧……”临刑前,张子善感觉到记者的照相机对准自己时,呜咽着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长出一口气,眼圈发红,将脸扭向一边。张子善又嘟囔道:“枪毙我一个人吧,枪毙我一个人吧……”刘青山大喝一声:“孬种!”

  

在处决刘、张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的黄敬同志找到当时担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黄敬同志说:“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局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薄一波同志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传达了这些意见。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就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在老家安国县生活。





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败斗争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实施法治反腐。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反腐败必须坚持全党抓,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强化领导干部反腐败的政治责任。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要加大监督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和英明决策有力地指导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习近平论依法治国



“公生明,廉生威。”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反腐败天生处于道德制高点上。这个制高点之高,以至于掩盖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中一切违反法制的人治手段,也掩盖了真正造成腐败的制度原因。在留下了声势上的“民气大振”和一批冤屈的错案之后,贪腐依旧未能得到根治。朱元璋式的发动民众检举污吏,贪官剥皮实草无法根除贪腐已经证明了发动运动对反腐的无力。脱离法律不实现法治,就没有有力的反腐手段。不健全制度实现权力制衡和监督,就无法杜绝贪腐产生的根源。想达到真正有效的反贪腐目标,除法治和健全制度别无他途。正如邓小平的一句总结:“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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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4-10-21 14:56:48凤凰网广东省东莞市网友:

好好!!这才是中国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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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4-10-21 14:55:57凤凰网广东省珠海市网友:

说得满口有理 其实无理。一个有法遍地是贪 一个被说无法就能够整体清明,而且是几十年清明。法与无法哪个更符合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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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4-10-21 14:52:02凤凰网北京市网友:

现在他们的后代引以为荣呢,在纪录片里面得瑟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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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4-10-21 14:51:23凤凰网广东省珠海市网友:

混淆国情的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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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4-10-21 14:44:09凤凰网湖北省网友:

法律一定要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上 脱离了这一点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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