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侵华记事 日军侵华罪证展出

核心提示:天津南市河北等地商业极端凋零,战后之破瓦颓垣,依然存在,至租界方面,则因为战事爆发后,集结着许多资产阶级,反形热闹,中秋节前后,街上满买着鲜红的柿子、热烘烘的糖炒栗子,和各种各式的月饼,车水马龙,大家忙着过节,丝毫没有河山变色的样子。

凤凰卫视2011年3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1933年,北平故宫的珍宝被伪装起来,悄悄南运,因为日本人已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为保全华北,在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中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这一协定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到,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我一息尚存,绝不会停止与敌战斗,他把华北的暂时平静看作中国的喘息之机,但日本人不会给中国这个机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解说:1937年7月的一天夜里,河北定县人米涛被家人从睡梦中喊醒,那时他只有八岁,数十年后他在美国达拉斯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旁边的二个也好象刚被叫醒,姐姐领着我们从西屋走到东屋,煤油罩子灯把屋内照得通亮,父亲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发动进攻了,离咱们这个只有百十里路,又沿铁路线,说到就到,怎么办?大家觉得还是躲一躲的好,就是往西走,离铁路线越远越好,因此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带些必要的衣物,套上骡车,五六家子趁夜往西走。

米涛后来才知道,促使他们全家紧急逃亡的原因,是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少壮军人就鼓吹“对华北一击”,时,东京曾私下流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于次日凌晨炮击宛平城,29军愤然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事变后,日本最初宣称“不扩大”、“就地解决”,时,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为29军军长宋哲元,他亲赴天津谈判,正在北平上学的邓云乡回忆,开始头几天,我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但谈判的同时,日本内阁却已通过向华北增兵案,决定扩大对华战争,蒋介石于事变后做出了“应战而不求战”的决策,他在7月17日的庐山讲话中说,现在冲突的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宋哲元,山东乐陵县人,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曾是西北军五虎之一,“中原大战”后归顺蒋介石,他对蒋的势力一直存有戒心,希望和日军签订停战协议,拒中央军于华北之外,但日本人却利用谈判的机会,从东北和朝鲜及日本国内向平津集结了六万军队,对于宋哲元的犹豫态度,蒋介石很担心,他7月13日给宋哲元的电报中写道,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

7月27日,日军向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当时北平流传一句话,叫“铜打铁罗汉,难过6月23”,农历6月23是阳历7月30日,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后来记述了这句话的应验。

二十六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还平静,28日那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

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朱自清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听着炮声猜测时,三千多日军在飞机、战车、火炮掩护下,向南苑的29军军部发起了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率部奋起抵抗,喋血南苑。宋哲元则连夜撤走保定,北平陷落。日军于第二天成立了由前清遗老江朝宗出面的北平地方维持会,这一天正好是7月30日。

在日军攻占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陷入了火海,7月29日,日军将炸弹投向位于天津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作家林语堂在他的名著《京华烟云》中这样写到,在7月29日夜里两点多,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时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的波兰人爱波斯坦,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院校,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他建筑毁于一旦。

爱波斯坦还保存了一份当年日军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记录了各国记者与日军发言人的问答,为什么要轰炸大学?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的。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被炸后又为日军占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所有教学仪器破坏殆尽,书库一空,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损失六百六十三万元法币,7月3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解说:此时,北平出现了一本名为《沦亡后的平津》之书,署名桐古,是位刚从汉口高中毕业的学生,桐古于1937年6月来北平报考燕京大学,一个月后日军占领平津,他写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当日军进城时,曾由香月出过一张安民告示,并称日军如有骚扰人民和不法之处,可由人民随时报告,以便加以惩处,这等放屁文章自然是毫无效力。

某次有日军数人赴前门大街某肉铺购买牛肉三十斤,购毕不付分文,掉头而去,掌柜的向之恳求一点代价,一个日兵很慷慨的付给钢板二枚,约合国笔两分。掌柜又再三哀叹,结果又给钢板二枚,再要时,日兵拔出刺刀凶狠地向着“还要不”,前门大街一带的商店曾经一度消极的关门歇业,但是,在“维持会”的威逼下,终于含着一泡眼泪开门复业,全市商业凋敝,市面冷落异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本旧日记出现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日记主人名叫董毅,曾在北平沦陷时的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年的生活。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二毛,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天津南市河北等地商业极端凋零,战后之破瓦颓垣,依然存在,至租界方面,则因为战事爆发后,集结着许多资产阶级,反形热闹,中秋节前后,街上满买着鲜红的柿子、热烘烘的糖炒栗子,和各种各式的月饼,车水马龙,大家忙着过节,丝毫没有河山变色的样子。

华北沦陷后,全国民声沸腾,当时追究上至国民政府各党派,地方各派系军队,下至工、农、学、商及黎民百姓,前所未有地发出了一致抗日的呼声,还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便于陕北发出了全国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发表庐山宣言,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场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北平日记》的作者,笔名桐古的学子后来也逃出北平,投身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曾子墨: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抗战将在华北展开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突然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蒋介石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听从了中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战略分析。

蒋百里认为中国自古由北往南无险可守,而自东向西,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战略纵深,广阔的内陆和越来越复杂的地势将拖垮敌人,正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另外,上海外国人云集,辐射效应巨大,蒋介石希望上海一战,能使中国博得世界的同情,“八一三淞沪抗战”成为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此时,日本政府虽还没有下最后侵华决心,但全民的癫狂已将日本推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解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好战的狂潮席卷整个日本岛,连一些新生儿都取名征服的“征”和胜利的“胜”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日本人日后想起当年的经历,仍感慨不已。昭和十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那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半点怀疑。

我自己那时还是少女,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那点情况,所以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对真正过程中的恶,不可能有丝毫预感,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的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真悲惨,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预见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我真的认为那是圣战。

此时的上海正笼罩在战争到来前的恐慌中,“虹桥机场事件”让局势更是一触即发,时,在租界的国际外交团协调下,中日双方表面谈判,背后却剑拔弩张。日本加紧撤退侨民,增兵上海,蒋介石则把驻防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部调入上海布防。

7月底,日本开始撤退长江沿岸的侨民,招募“义勇团”备战上海。到8月12日,黄浦江内外已聚集了三十余艘日本军舰,一百多架飞机及火炮、装甲车,更多的援军正源源不断从日本国内和华北战场运送而来。

中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这样回忆,“淞沪战争”的时候,到了8月9日才开始发现,当时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的江面,又运到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

见上海要开战,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危险的城市,十六铺码头天天人头攒动,船票一票难求,上海市民张莲一家,从上海逃到湖南,她回忆,祖母原想跟我们同去,但年老体弱,怕经不起路途颠沛,我们出发前,她点上香烛,叫我们一个个向菩萨叩头,求得保佑。记得她说,等你们回到上海时,怕见不到我了。

大量无法逃离的上海市民,则涌入位于市中心的公共租界,陈存仁是当时上海滩的名医,他开车上班时,被逃亡租界的难民堵在了路上。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银行门口也排起了长队,人们急着取款以备战时应急,南京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外逃,于战事爆发第二天颁布金融管制办法,自8月16日起,上海市民每周只能从银行提取活期存款的百分之五,作为生活费用,以一百五十法币为上限,财政部次长徐堪在电报中说。此次战事酝酿月余之久,而最后两星期最为严重,债事跌落,竞向因提存,为数极巨,太康、恒利两银行即因此倒闭,整个金融立有崩溃之虞。

解说: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越过租界,在八字桥一带与中国军队交火,张治中本想先发制人,欲在13日向日军发起攻击,但蒋介石对国际外交团的调停还抱有幻想,急电阻止张治中,直至谈判破裂,蒋介石才下了“赶敌人下海”的命令。

14日,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临上海天空,张治中部也于下午向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总攻,“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

曹聚仁是当时的报人,战争爆发时,他和新婚妻子邓珂云恰在南京路上,他回忆,一枚一千磅重的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两千零二十一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两丈直径,我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

上海市民吴榕美的父亲在战争爆发后从苏州跑回上海,差点丢了命。吴榕美的叔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三哥从苏州回来了,他是为商事去的,13号开战以来就隔在那里了,他讲他二十余天的遭遇,惊险万分,多次的化险为夷,多次的死里逃生,把一家人都听呆了。母亲只在急着说,菩萨,祖上有德啊,把我听得又欢羡,又敬佩,我恨我没本领,写成一篇神话似的小说。

尽管从7月开始,日本侨民已陆续撤离,但战时仍有不少人滞留上海,上年还是个孩子的日本侨民坂本义,后来这样回忆。战斗在日租界附近进行,枪炮声在四周响起,我家在阿瑞里的一处英式小楼的一角,附近的大路通向医院,路边危机四伏,我们躲在墙边,趁着枪炮的间歇逃向医院。

日军士兵荻岛静夫是东京人,他于8月23日收到入伍令,随步兵第一师团增援上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战斗的残酷。在敌军的反攻中,加纳部队也遭到被全部歼灭的悲惨命运,整个连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散于泥泞的田野中,看到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心中油然而生的,只有等死的悲伤。母亲啊,阿正,阿新啊,再见。母亲在上,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尽孝了,阿正啊,维持好我们的家,哥哥在前方打击敌人,家里的事全靠你们了。

滞留上海的日本侨民坂本义一家躲进虹口日租界的一个医院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伤兵的惨状,医院里到处是日本的负伤士兵,我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形容,手足无全的,无法站立的,这就是战争的全部,伤兵们说的最多的词是“妈妈”,日本兵死前不是都得说,天皇陛下万岁吗,这样的话我从没听见过。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到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逐渐陷入被动,不得不向苏州河南岸撤退,“淞沪会战”最后的战斗发生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当大部分中国军队撤离后,蒋介石为争取国际同情,留下了一支四百人的队伍,他们是88师262旅524团士兵,长官是团副谢晋元。

1937年日军侵华记事 日军侵华罪证展出
我父亲问士兵们,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四行仓库,有人说,这是88师的司令部,我父亲说,都不是,这里不是四行仓库,也不是什么88师的司令部,这里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

四行仓库的战斗打响了,很多外国使节及军事观察员和上海市民在苏州河南岸观战,其中一名童子军少女,名叫杨惠敏,她见四行仓库前方是日本太阳旗,后方是英国米字旗,萌生了让仓库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的念头。

10月28日深夜,杨惠敏将一面四米长的巨大国旗裹在身上,冒着危险爬过分界线,从窗口钻进了四行仓库。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现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严肃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都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晋元和四百名士兵,在四行仓库坚守四天后,奉命撤入租界,一位叫罗贝尔。基朗的法国侨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在一个市场旁,法国兵围住了他们,这些少年呆立着,拿着德制步枪和德式钢盔,他们面脸是泪,激动得浑身颤抖,发出了好象受伤的动物一样的吼声。

中国士兵撤出四行仓库,也意味着“淞沪会战”落下大幕,1937年11月13日,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终告结束。这是日本导演龟井文夫的纪录片中,日军攻占上海后的入城式,被迫前来迎接的上海市民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影片在日本国内公映时,这个不合时宜的长镜头被日本军部删掉了。一年后,一位署名白华的作者,在《上海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感慨。

时间一年多了,苏州河的血腥气洗刷了,不,没有洗刷,正沉淀在水底层,暂时河面是恢复了平静,可是,可是河边一片焦土,就是劫痕没有磨灭的告诉。

曾子墨:“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了近百万军队,中国军队伤亡二十九万余人,日军伤亡四万多人,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曾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多月,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的梦想受挫。

蒋夫人宋美龄在一次对美国的广播中说,中国人在懦弱的污名下苦苦挣扎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将一直战斗到胜利,或折断双腿倒下,即使是我们美丽的土地,及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渴望淹没在血泊中。

对于上海的战事,并未获得中国所期待的,来自所谓的文明世界的援助,宋美龄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乎,我们似乎回到了野蛮时代,西方的沉默是文明的胜利,还是所谓西方的高尚道德的丧钟呢,她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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