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传奇人生的传奇人物吴阶平先生走了 中国传奇先生出

有着传奇人生的传奇人物吴阶平先生走了 中国传奇先生出

刚刚得知,吴阶平先生昨天晚上走了。

2003年3月,我所在的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组对吴阶平先生作了采访,3月26日和4月2日,分两集播出了对吴先生的访谈节目《吴阶平——传奇人生》。访谈节目的策划人是孙珉、喜大狼,采访人是《世纪之约》的主持人曾涛,摄像是贾咏继,编导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小姑娘唐慕理。

作为节目的统筹人,我参与了整个节目从策划到制作播出的全过程,也因此了解了这位老人传奇的一生。

2003年8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为《世纪之约》栏目组出版了《约定时光记忆的人》一书,其中收录了15位栏目组采访过的中国科学家。2004年5月,学习出版社出版《科学人生——50位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丛书一套两册,同时还出版了这50位科学家接受《世纪之约》栏目访谈的节目光盘。

这两种书和光盘,都收录有吴阶平先生的故事。

作为书稿的统稿人,一次又一次地读他们的故事和人生,常常感慨不已。

谨将《科学人生——50位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中的《传奇人生》重新发在这里,让大家一起分享那些不可多得的人生经验。

(说明:文章以口述体编辑而成,方括号中的文字是节目中的“画外音”,作为口述内容的补充资料。)


2003年,吴阶平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

吴阶平的头衔很多,简历很长。

他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

他曾在解放初期出访各国,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

他是北京十几所高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

他做过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了临终前最后一句话;

他是毛主席遗体保护小组的负责人;

他还是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吴阶平这三个字在中国,在世界,无论作为一代名医,还是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中的一员,都闻名遐尔。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传 奇 人 生

——泌尿外科专家,中国两院院士吴阶平

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生于江苏常州。1936年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1942年在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1944年任外科住院总医师。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者哈金斯教授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筹建泌尿外科。

1955年担任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新概念。1956年新创男性计划生育新技术。1960年他在北医医院作首次肾移植手术。同年他创建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担任院长。

从50年代起,吴阶平担任中国医疗队队长,出国为东南亚等国的国家元首治病。以后他多次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参加了周总理的医疗组。1976年参加了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80年吴阶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1984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8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当时就有一个看法,认为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学本事,

有了本事才能吃饭

【1916年除夕夜的最后一个时辰,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座大宅里。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是希望他走一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在吴阶平这一辈,他的家族共出了4名医学专家:大哥吴瑞萍是儿科专家,吴阶平本人是泌尿外科专家,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外科专家和免疫学专家。

在吴阶平的眼中,父亲是一位非常懂得人情世故的智者。】

我的父亲是前清后期的一个秀才。他不懂外文,但是他非常聪明,考虑问题很全面。他也看很多杂志、书刊,所以对世界大事都比较了解。他当时就有一个看法,认为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学本事,有了本事才能吃饭。他觉得在他那个社会,要是参与到政治中可能身败名裂,要是从商可能家破人亡。所以他说一定要学本事。旧中国也不盖房子,所以不能学建筑;也不能学制造机器,那时候中国也不做机器,所以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学医。因为医生总归是人需要的。而且父母对子女非常热爱,孩子有了病,他是什么钱都肯花的,所以他说你们学医,这个本事最有把握。我们学医就是由他决定的。第一个学的是我姐夫,叫陈舜名。他是很早就到了协和的,比我高好多班。接着就是我哥哥,叫吴瑞萍。以后才是我学,接着就是我弟弟学。我两个弟弟,一个弟弟叫吴蔚然,一个弟弟叫吴安然,吴安然学的当时叫做微生物学,后来叫做免疫学。

父亲在整个大家庭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那一辈弟兄三个,他是行二。行大的那一辈实际上是从商的。台湾很有名的吴舜文,裕隆集团,就是他那一辈的。裕隆集团的吴舜文还是我的同一个祖父母的堂姐。我父亲的弟弟一辈都是学文学,写字写诗都是很好的。

我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说挑儿媳妇,一定要挑家境不如你的,这样她到你家就觉得是提高了,不是降低了。你要挑女婿呢,也要挑不如你家的,让他觉得做我的女婿也很光荣。他这个影响传到我们大房一辈也是这样。

他好像是全家的一个核心,对什么事都要管管,都要指挥一下。他倒不是有指挥欲,他是觉得按我的办法做,对你有好处。实际的效果确实是这样。比如他在长沙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盛宣怀。盛宣怀是搞洋务的,他有十万两银子要运到上海,那时候兵荒马乱,他不敢带,怕十万两银子被人抢了。他知道我父亲办法多,便托我父亲想办法运去。我父亲一口答应:他在当地买了十万两银子的美孚煤油,煤油桶搁在船上,人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到了上海,价钱暴涨十倍。盛宣怀先生十分感激:十万两银子不但运到上海,而且还增加了很多。于是要把增加的一半分给我父亲。我父亲很聪明,他说给我分一半,谁知道分不分呢?到时候你不拿来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催你。于是就问盛宣怀到了上海预备干什么?盛说要开纱厂。我父亲说,这样吧,你把纱厂一半股票给我好了。盛宣怀当然很愿意,因为不要拿现钱,等于说空头支票似的。可是那个股票后来真的变成数目很多的现钱了。

当时我们兄弟都已经确定照他的要求学医。他又指出来,你们一定要到协和医学院去学医。因为协和医学院当时是美国煤油大王叫做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个杂志上看到的,后来我们一家都到那儿去学医。陈舜名大姐夫第一个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然后接着就是我的哥哥吴瑞萍和我。吴蔚然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已经来不及毕业,但后来都在协和。我们得到的都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我就骑着自行车各处看病,

其实那很危险,要被人抓住了就完了

【1933年,吴阶平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当时,燕大医预科的教师和系主任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派过来的,学生从预科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协和医学院。

开学没几天,16岁的吴阶平就结了婚,在燕京大学成了新闻人物。】

我父亲表面上没有封建思想,但是他在对待男孩女孩的问题上却有区别:男孩一定要让他们读到大学,女孩读到中学就够了。另外,他知道这个时代不能包办婚姻了,他表面上不包办,实际上却把他相中的女孩子领到家里,让你们接触产生感情。看似不包办婚姻,实际上仍是包办婚姻。我哥哥跟我都是这么结婚的。

我父亲挑的人还是很好的。不管是从外表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就说这叫作“包办的自由婚姻”。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参加的,而且“一二·九”之后七天还有个大游行:“一二·一六”,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同游行,一直到西直门,我都参加了。在“一二·九”运动中我的确是受了一次比较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当时也学着怎么打电报。但是我学医的志向并没改变,有的人放弃学医了,就去了延安。我后来也要去延安的。有人来找过我,是长期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他看我很爱国,也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他说你要不要去延安?我说我愿意去。他说那我跟你联系联系,我说好。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就到了中和医院。中和医院后来叫人民医院,在那里我的业务比在协和提高得快。当时院长叫钟惠澜,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那位地下工作者又来找我,说有些地下工作的人员不敢到医院看病,你能不能给他们看?我说可以呀。那时候我也比较幼稚,他就给我写些地名,我就骑着自行车各处看病,其实那很危险,要被人抓住了就完了。我不能强调说我爱国,实际是在政治上还幼稚。

我现在还记得从协和医院出来时,

细雨蒙蒙,简直头昏脑胀

【1936年,吴阶平考入协和医学院。

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创办者不惜以重金修建校舍,而且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医学家来校任教。为了和世界医学进展保持同步,学校规定统一用英语教学。

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在25年中,老协和的毕业生只有300多名,他们大多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的精华。

1941年,吴阶平作为四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了五年级毕业班毕业典礼的司仪。这是协和学生的最大荣誉。他当司仪时,手执的那根红木棒上的每一道金箍,都刻有历次学生司仪的姓名。

吴阶平的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第二道金箍上有他姐夫陈舜名的名字。】

协和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甚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医科学校。它是洛克菲勒煤油大王开办的,学校里只有个别教授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也不一定是美国人,哪里有好教授,就请来教学。我上学的时候,这些教授都是赫赫有名的。当然业务水平也还是有差别,例如病理科,除了直接为临床服务,还要做身后解剖。病理科的主任是很有名的,叫胡振详,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病理科主持病理讨论会,叫做临床病理讨论会。在这个会上让病理科主任会指出临床医生的错误。这样就能得到经验和教训。后来又来了一位新的教授斯乃博,这个教授是荷兰女王的医生,水平非常高。来中国以后,他也去听临床病理讨论会,他居然能指出病理科的错误。这位斯乃博教授知识渊博,讲课从来不是按部就班地讲,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我非常崇拜这位教授,有时专去听他的讨论会。他也很欣赏我,三年级时,学生有小考试,几个人一组。在一个小时内,学生给一个病人去做体检,做化验,完了以后在小组中报告,看对不对。那次我去看一位病人,已经是临危,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他话他答不出来,好容易问清楚了,他是很晚期的肺结核,接近临终,我认真地听他的肺,检查肺哪里有空洞。听完了我摸他的腹部,显然也有问题,是结核性腹膜炎。并且还有结核性肠炎。一小时快到了,来不及做化验了,我急跑到实验室看他的大便,大便有脓有血,我心中有数了。时间到了以后我去向斯乃博教授汇报。我说他肺里病变,他就拿着X线片子听。我又报告他还有结核性腹膜炎和结核性肠炎,他频频点头,大为夸奖。随后我又“锦上添花”,说应该到他家里去检查,看他家人还有没有结核病患者。斯乃博教授看我都答对了,而且还知道要了解家里人的情况,他很赞赏。我的“锦上添花”就取得了效果。(大笑)

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有生理学课。对这门课我非常有兴趣。生理学教授名叫林可胜,是福建人,在英国学的,基本上不会说普通话。考试时每人十五分钟,到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考完我十五分钟后,他还很有兴趣,还接着问。他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例如一个人倒在地上了,生理上会有什么改变等。他问我答,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问到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不停,我真是头昏脑胀。忽然他的秘书来了,说礼堂有一个追悼会,你得去一下。我心想这可得救了。哪知道他说,我去一会儿就来,你等着我,还要问。回来又问了半个钟头。我现在还记得从协和医院出来时,细雨蒙蒙,简直头昏脑胀,然而心中是很高兴的。可以说这一次考试激发了我对医学的兴趣。

哈金斯已经故去了,他们那里的人还在说,

你们那个吴教授有几只手啊?

【1946年,吴阶平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

哈金斯非常赏识这位手术高超的中国学生。他真诚地挽留打算回国的吴阶平,甚至拿出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纸,许诺了优越的工作环境。但是吴阶平却拒绝了。

他和哈金斯教授终生都保持着诚挚的师生之谊。】

老协和里面的学生大多都想去美国留学。其实留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觉得美国一定了不起。到了美国以后就知道,原来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在中国已经把美国那套学会了。

我到美国进修,在芝加哥哈金斯(Huggins)教授那儿。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他是第一位发明全身疗法,也就是内分泌疗法的人,他的内分泌疗法是在前列腺癌中研究成功的。前列腺是老年人得的病。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很少有这样的病,现在中国人得这个病的差不多也跟国外的一样多,显然是和生活习惯有关。

哈金斯教授和颜悦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学科学家。他对我非常好。不但上午,下午喝咖啡的时候都可以找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但是五点半他门就关上了,绝对不能找他。他要干什么呢?他是要在这个时候回想一天的事情。看看有什么问题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有一句话叫做“科学就是简单”:你不知道的时候复杂极了,知道了,就会觉得科学原来如此。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

哈金斯教授也参加手术。可是他不是为了做手术,而是为了去看他那个理论的实践。其实他的手术还不如我的手术好。我去他那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主治医师以上的水平了。所以当时和后来他那里的人都知道哈金斯教授的一句话“你有几只手啊”,意思就是说我手快,而且我的手术技巧很好,所以他很欣赏我,想要留我。实际上就是希望我来代替他做临床工作。后来协和很多人再到那个地方去,哈金斯已经故去,他们那里的人还在说,你们那个吴教授有几只手啊?

有一回他拿了一张蓝图给我看,说这个楼盖起来以后,你的办公室在哪里,你的实验室在哪里。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是我要回去。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去,我说回去发展中国的泌尿科,他就没有再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后来我重返那里的时候,他一直到校门外来迎接我,这在美国人里是很少见的。

陈毅同志在旁边插了一句话说:

“这是周总理给你们的尚方宝剑”

【1949年,吴阶平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病房开辟了三张病床,新中国的泌尿外科事业由此正式起步。

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第二批志愿军手术队,来到东北长春。

50年代的十年,三十多岁的吴阶平进入了医学事业的巅峰期。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他成了国际上知名的医学科学家。

他给国家领导人看病的任务也逐渐多了起来。

吴阶平曾多次作为领队远赴国外,而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是情况最复杂的一次,这次治疗活动显示了吴阶平高超的医学技术,也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

当时派我去印尼给苏加诺治病有两个原因:苏加诺是反美的先锋,不论到哪里他都骂美国人,当时美国跟我国敌对,我们要支持他。为什么他会来请我们呢?苏加诺原来有位战友叫胡永良,是个口腔医生。印度尼西亚在荷兰统治下350年,他们一起搞革命,反荷兰。苏加诺的保健组领导叫苏哈托,是有名的内科医生。他觉得胡永良作为一位口腔医生做苏加诺的保健医生不合适,所以就换了一位心脏科医生刘英昌,也是华裔。由于苏加诺的病复杂,应印尼政府的要求请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通知我国派医疗组。

临走以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找我们谈话,说你们去了,要认真负责,做好工作,最后还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和使馆党委联合写报告”,陈毅同志在旁边插了一句话说:“这是周总理给你们的尚方宝剑”。我们当时不懂为什么说尚方宝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就这样去了印尼。我们带着全套的X线设备,中医,西医,搞药的,一大堆技术人员。我们没去之前,那边就传说中国来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带的东西很多。第二天才说,原来是个医疗组,医疗组里头最主要的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当时我是团长兼党小组组长,还有副组长方圻,还有中医岳美中、杨甲三。一到使馆,我们就向姚仲明大使说,总理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使馆党委联合写报告。姚大使一愣,他当然也只能执行了。

我们开始治疗,给苏加诺吃汤药,扎针灸,他怕针灸。我就让杨甲三在我身上做给他看,这样他就接受了。苏加诺起初吃汤药很高兴,说这是中国咖啡。喝了快三个月的时候,他表示中国咖啡不好喝。我们知道他有点不耐烦了,我说我们也觉得应该做一次检查,看看效果如何。

在做检查之前,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苏加诺在膀胱中有结石,是在维也纳做的。当时是在全身麻醉下粉碎结石,也做了静脉泌尿系统造影,造影片子看出来他左肾基本没有功能了。我想在麻醉之下做静脉造影,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因为可能受麻醉的影响。但我没向任何人说。确定做检查后,我们担任全部工作,等到片子出来,我先去暗室看,那个影子比原来好一点,就如我所想的,表示功能有所好转,我从暗室出来什么都没说,我请他们的医生进去看看。因为我要说好一点,他可能否定,并未好得很多。结果他们出来说是好一点。我觉得这有门了,我说请你们去给总统报告吧,把功劳留给他们。他这一报告变成贺喜了,说“祝贺总统好了”,这里头当然也有他的政治上的需要。中国医疗组的名气一下就上去了。

总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

【吴阶平是周恩来总理最信任的医生。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为拯救

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76年1月7日晚11时,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有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亲耳聆听此言的“吴大夫”,如今已经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恩来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周总理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对我的影响是言传身教的。他做事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无论对待什么问题都很认真。那时候一毛钱喝一杯茶,他都要付钱的。他对我可以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怀。

毛主席总在很晚才开会,往往要到十一二点会才开完。我就陪周总理在人大会堂里头散散步,想办法说点别的事,使他的脑子离开繁忙的国务。有一次我问他,我说总理,思想改造要理论学习,要社会实践,我有所理解,但是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达到思想改造就不理解了。总理说,那你说说你的业务,你现在整天治的什么病?那时候最多是结核病。在泌尿外科就是肾结核。我说肾结核就非常多。他说多了你怎么办呀?我说我注意到两个肾都结核的结论往往是不对的,在临床上我发现有15%的病人一个肾有结核,另一个肾没有结核,这些病人可以治疗完全恢复。总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我说结核病多见。他说你从前研究是这样吗?从前咱们的研究总是跟外国人屁股后头走,外国人研究什么我也研究点什么,自己独立研究就很少很少的了。你懂得独立研究了,又懂得这个独立研究是为国家解决最常见的病,那你还不是思想有所提高了?

总理临终时候最后一句话是跟我说的。那时可以说是回光返照,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他就叫我,他说,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

这里头复杂问题我都赶上了。

为这事情我们在地下工作了一年多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在短期内保护毛主席的遗体,让各界人士瞻仰、吊唁。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永久性地保护毛主席遗体。

因为一开始只是作了一般性的保护,所以这个变化让医务人员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成立了一个医学科研领导小组,吴阶平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接受了这个极其特殊的任务。】

76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负责做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毛主席故去以后,开始说只要保存24小时,到人民大会堂瞻仰一下就可以,可是后来又要求永久保存,要搞纪念堂,那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要瞻仰的话,就得把血都给冲干净了,那脸上就是白的,没有颜色了,就要靠灯光来调整。

现在这个水晶棺的水平是很高的,水晶棺材上头有六面镜子,玻璃磨的,底下的灯冷光照到那个镜子,两边都反到脸上,当中就会有一条黑影。于是在纪念堂上头有一股光,一直照到当中。还有,瞻仰毛主席的遗体,人要从旁边走过去。苏联那里,列宁、斯大林的遗体,都是看的人高,遗体低。现在是瞻仰的人跟遗体平视,所以看到的脸总是半边。还有就是毛主席看着像是躺平了,其实不是,不瞻仰的时候里头就有水进去,是斜的。这里头复杂问题我都赶上了。为这事情我们在地下工作了一年多呢。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性教育方面的努力

【1982年,在社会上流传着一本医学专著,这就是由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关于性医学的正式专著。

吴阶平在打开性教育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公认的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82年出版《性医学》那本书的事情是这样来的:我们有一批研究生,他们为了学外文,就去翻译外文的东西。我说你们要翻译一本性医学的书可以,翻完了得让我看,因为那时候好像能公开讲性的问题就是我一个人。

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他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不好讲出口,连“例假”都不愿意说出口,就是两个字,“倒霉”,“我又倒霉了”,那就是说例假来了。总理说这怎么行呀,于是就找我去,说要给他们普及这个常识,给他们写小册子。小册子是讲青春期,要有线条图。我就去组织写了,弄出这个书来。总理看了说可以,就叫他们发给学校。发给学校以后,周总理说你去看看效果怎么样。我去学校一看,教师把书上的两页撒掉了。我说怎么撒掉了,他说不行呀,学生们调皮,老师没办法,干脆把它撒掉了。后来总理就又叫我去,要把这问题很好地解决一下。

我跟总理汇报说,我觉得青春期教育非常重要,但是整天说这个就烦了。总理说,你是烦了,可是每个人他都是第一次呀。你说了十次,可那是十个不同的人啊。二十次是二十个不同的人。这是你的任务,不是说你烦不烦的问题。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性教育方面的努力。

其实年轻人有性教育,成年人有性教育,老年人也有性需要。有的子女对老母亲去世、老父亲再找一个老伴结婚没有异议,但是老父亲去世、老母亲再结婚却常常不同意。这是男女不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有就是儿媳妇不生男孩子就责怪媳妇。其实生男孩还是女孩子取决于儿子,取决于男方的基因。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科普中解决。

【尽管有如此丰富的传奇人生,吴阶平仍坦言,自己的一生中,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步都不敢出一点差错。即便到了今天,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对自己的这一辈子也不会发什么感慨。他总是淡淡地说,事情轮到你的头上时,就把它做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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