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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法学院的每一位同学——张明楷

送给法学院的每一位同学——“法学是典型的先苦后甜、胜者通吃的长线专业。你们必须经受各种痛苦的经历,无法承受的人趁早出局。入学第一天你们就应该知道,这个专业要背最厚的书,参加最难的考试,忍受最低的一次就业率,更重要的是,必须在精神上脱胎换骨。法学是成年人的工作,如果不快点毁掉你们的童年,你们怎么真正成熟!法学是统治者的事业,如果不毁掉你们的平民心态,怎么能进入领导者的行列!法学是研究人性恶的科学,如果不深刻的直面邪恶,你们又怎么能彻底的明白正义!”
——张明楷

访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

每一个成功的人身后都有一联串精彩的故事,张明楷老师也不例外。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张明楷老师向法学院的学生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上了一个星期的大学就想当老师了”

1966年,张明楷老师在自己的家乡湖北仙桃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第一所学校竟然是“邻居家里的私塾”。半年之后,村子里办起了一所小学,于是,张明楷老师正式地踏入了小学的大门。

“这个小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后,张明楷老师仍然对自己的小学生活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几个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读书,四年级以前基本上只学语文。”但就是在要上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期间,张老师却因患上了乙型脑膜炎而被迫休学。可他对此却并不甘心,“在休学期间偷偷背着书包又去上学了”。结果,疾病再次复发。经过这么一番曲折,张明楷老师的四年级只读了一个学期。到了五年级时,因为班里只有九个人,加上老师较少,学校决定五年级的学生或者回到四年级,或者去读初一,张明楷老师就去读了初一。

高中毕业后,张老师当过一段时间的农民,又在当时的人民公社革委会工作过一年多。1977年,高考恢复,这个影响了中国一整代人的决策也同样改变了张明楷老师的命运。

“当时哥哥选了理科,我于是就选了文科,法学。其实我那时根本都不知道法学是什么,总觉得比较新鲜,比较好奇。”

与现在很多大学生入学后彷徨、犹豫不同的是,张明楷老师在进入大学后不久便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筹划,而他的筹划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却简单的出奇。“我上了一个星期的大学就想当老师了,可能觉得当老师很轻松吧。于是我想,要当老师的话就选一门大家都很喜欢的专业,便选择了刑法。”

“后来是不是发现当老师其实与自己起初想的完全不一样呢?”我们问道。“当老师确实是很辛苦的”,张明楷老师笑道,但是他却并不觉得累,“因为把事业和兴趣爱好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累。一个人一定要从自己的事业中找到快乐,我觉得这个很关键,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去做。”

“要用有限的精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上了大学后,张明楷老师开始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一代大学生的生活。“我们那时的生活很单调,没有电视,网络。文革期间想读书也读不了,因此上了大学就觉得机会很难得,特别渴望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大家学习都很自觉。”

也许正是条件的欠缺,反倒让当时的大学生们倍加努力,对学习机会倍加珍惜。“我们当时的学校离武昌火车站比较近,上大学期间有时晚上停电,我们三五个同学就会相约着到火车站找个地方看书。”基于每天这样不懈的努力,张明楷老师“把那时但凡有参考价值的书都看了。”

也正是由于当时浓厚的学习氛围,严谨踏实的学习风气,成就了一批像张明楷老师这样的学术造诣深厚的法学大家。

“当初我们学习的时候,没有杂念,不会考虑推研或者找工作什么的,学习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现在有些同学认为,学的好不一定意味着以后就好,所以不一定要好好学,这是很有问题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定要用有限的精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怀着这种端正的学习态度,张老师的大学成绩相当出色。“我从来不到系里查成绩的,总是相信自己考的还是可以的。”回忆起20多年前的大学生活,张明楷老师的自信之中仍然透露出对自己当年成绩的几分得意。

“正义充溢心中”

研究生毕业之后,张明楷老师选择留学日本。直到现在,他仍然认为这个选择与自己研究生导师的影响密不可分。张明楷老师的导师当初也曾留学日本,他那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给张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后来也去了两次日本,亲身体会到日本学者严谨求实的态度:整本教材没有一个错别字,一个观点出自什么地方都标得清清楚楚。”张老师如是说,“我学到了一些日本人比较好的做法,我是非常喜欢学习别人好的地方的。”

张明楷老师有一次跟一个日本教授谈到学问与人格的关系,两人共同认为,做人和为学一定是要一体化的,“我经常讲要培养自己的正义感,就是有做人的道理在里面。有正义感的人看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正义充溢心中,没有正义感的人在做学问时不可能表述正义理念。”

张明楷老师自己也同样一直通过自己的工作,对实践正义的理念身体力行。但与有些人不同的是,张老师实践正义的方式相当务实。“我不喜欢批判刑法条文。遇到一个案件,我习惯于追求正义的结论,于是我会不断地解释条文,反复对事实进行新的归纳,从而达到目的。我会站在立法者的角度考虑某种行为应否规定为犯罪,如果是,而按照惯有的解释又说不通,那么我就会重新解释。”

说到这里,张明楷老师无不感慨地说:“看到德国学者考夫曼的《法律哲学》,真是如遇知音,感觉到他所说的解释方法,就是我这些年一直不断采用的方法。”

“学法律一定要具有批判精神”

“我确实不喜欢跟别人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性格使然。”面对针对自己学术批判精神的提问,张明楷老师微笑之中透露出坦然。“跟通说不一样是要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跟别人不一样一定要说出别人的不足,也一定要证明自己的观点的确可以解决问题。”

“学法律一定要具有批判精神。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实务,批判精神都有好处。”张明楷老师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了批判精神,那么在他做律师或检察官时,预先就会想到对方有什么样的观点;做法官时,就可以权衡两种观点的得失。

同样,这种学说上的批判精神也彻彻底底地体现在了张明楷老师所钟爱的教学之中。无论在课堂提问、发言还是考试,他都会要求自己的学生从完全不同的几个方面、几个角度去解释法律,解决问题,即使这些角度会与他自己的观点不同。

“法律的真实含义是从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不同观点的商讨妥协是发现法律的重要途径。而要去商谈去妥协,就必须理解别人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别人对自己观点的批判去了解自己观点的不足。批判不仅是针对别人,自己也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代表原来是错的,原来的观点是在原来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时代变化了,学说也应当适应这种变化。”

而对于别人对自己的学术批判,张明楷老师也同样表现出了欢迎和鼓励。“实际上我是很提倡这种批判的,而且是针锋相对的批判。你向我提出了此问题,我就应当正面回答此问题,而不是绕个弯子去挑你的毛病。别人对我的批判,倘若是因为误解所引起,我一般就不去理会了,但会在以后的论著中将这个问题交待清楚;如果别人的批判的确在理,我要么为自己的学说提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或者修改自己的学说。”

针对一些人对学术之争的误解,张明楷老师解释说道:“其实,批判一个人的学说时,并不是跟这个人有什么矛盾,刚好相反,批判他的学说,是敬重他的学术地位。所以,学术观点受到批判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一本书、一篇文章出来后没有人理睬,没有任何人批判、引用,那就毫无价值了。”

清华园中的“楷哥”

在清华法学院,张明楷老师所开设的课程的“上座率”相当之高。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名望和著作,更与他讲课的精彩息息相关。而这些因素,都离不开张明楷老师对自己教学工作的热忱和兴趣。“能把自己研究的成果传授给学生,而且在很多场合能让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能够培育自己的学生,比著书立说更快乐;看到自己的学生成长起来,老师总是觉得很开心。”

而对教学的钟爱,更是因为张明楷老师对学生的喜爱。因此,他很喜欢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和学生打交道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和年轻的人在一起,自己就会变得很年轻。”事实上,正是张老师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让他成为了清华法学院学生们所崇敬的“楷哥”。跟学生们的在一起,张明楷老师的确变得很年轻。

寄  语

“希望你们能抵制生活中的种种诱惑,不要盲目跟风,应有自己的主见与个性;一定要多看书,多了解社会,多思考问题。”末了,我们恳请张明楷老师对我们的学习、生活提出一些建议,“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学问,摒弃分数或推研等杂念,切记分数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

最后,张明楷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真正优秀的学生,要掌握良好的法律思维和解释方法,这是需要通过自己的不断摸索与实践找到的。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法律所要求的正义感,要把法律的正义变成自己心中的正义;把正义的法理念,变成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与中南政法学院合并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

社会职务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多次参与中国司法考试命题工作和担任《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刑法学部分的主编之一。曾为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师从山口厚教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师从前田雅英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目前中国司法考试主要命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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