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趋势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原文地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趋势作者:闻笛赋某行业的发展趋势对其中每个从业者都会产生影响。在教言教,本文试图客观地从职业观点分析发展趋势,不涉及好坏对错的是非价值判断。几乎是赤裸裸地谈利害关系。
  
中国高等教育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高教大众化,国际化,校际差异扩大化,校内管理数量化,办学经费多元化,教职合同化,教师博士化。每个方面都可能与高校教师或拟入高校的毕业生有密切关系,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我个人判断,这些趋势必然发生,不论教师是否喜欢。当然,教师也有选择余地。教师的选择首先是改行还是不改行,如果不改行,便是选择满足职业角色期待而成为“成功”教师,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承担任何后果,包括被淘汰出局。
  
还应该强调,中国很大,发展不平衡。例如,早在2001年,报纸已报道上海某大学采用聘任制,当年40余名教授副教授失去原岗位,随后2年未被聘任的教师调离教学岗位;而现在,仍有些比较偏远城市的高校教师相信凭年头都可以当教授。因此,在不同高校工作的教师,对本文所谈趋势认同不1,是可以理解的。
    
1 高教大众化
    
高教大众化在可预见期限内,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逐年扩招可能会会逐步减速甚至停止,但高教规模不会有任何减小。这并非出于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是由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决定的。试想,哪种选择对政府更有利,也更容易让大多数国民接受?是打发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上山下乡),还是让他们进入高校并收笔学费;是安排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劳动,还是让他们考研。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高教大众化对整个高等教育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主要表现在学生程度的变化和学校规模的扩大。
    
本科扩招对绝大多数高校意味着学生质量的降低。不论目前的高考有多大问题,在统计意义上,高考成绩反映了学生的素质,包括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学习的积极性,自我控制能力,学习习惯等。随着扩招,资深教师发现学生越来越不像过去的学生,年轻教师发现学生越来越不像自己的同学。教师需要重新评估和界定学生的接受能力。这对年轻教师更有利,资深教师在对学生了解方面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同时,教师需要重新确定教学内容和要求。甚至需要编写更通俗、更简明的教材。
    
高等学校规模的扩大,意味着,1方面准教师求职可能变得容易,另1方面教师教学工作压力的增大(同时伴随着收入的提高)。高校教师职业,虽然比其他职业仍有较多的闲暇,但闲暇将逐渐减小。教师职业,由过去多闲暇、中等工作压力、低报酬,变为少闲暇、高工作压力、中等报酬。当然,教学工作的增加仅是促成这种变化的1个因素。不适应这种变化,应该尽早离开教师职业。对自己有利,对该职业中坚守的其他人也有利。
  
2 高教国际化
    
高教国际化的趋势,虽然可能没有高校扩招那样显著,甚至可能还有些争议,但也同样不可逆转。高教国际化有多方面的表现。首先,在培养目标方面考虑国际需求;其次,在培养方式上直接与国外高校建立各种合作关系;第3,高校中有国外学位或国外工作经历的教师日益增加;第4,高校教师在行为方式上越来越接近国外的同行;最后,国外高校的管理理念和实践逐步向国内移植,虽然这方面的路还很长,现在仅是开始。
    
培养目标中的国际需求包括到国外继续求学和在境内国际性公司就业等。可以预期,在相当长时间内,出国留学和在外资公司仍会是优秀学生的首选,虽然公务员也越来越有吸引力。事实上,越是名声卓著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出国留学的比例越高,不论是毕业当年还是历年累计。教师应该积极地为学生提供专业性技术服务。调整教学内容,使所担任课程与国外同名课程内容接近(对于理工科基础性课程,多数需要降低理论性要求和难度,但要加强实验环节;对于文科课程,主要是剔除陈旧、无用和歪曲的成分)。加强双语教学,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内大学,对双语教学都有鼓励性政策;而且还有为中国学生专门编写英文教材的需求,基础性课程需要兼顾考研等国内需要,专业性教材需要参照国内规范和标准。展现职业风范,在撰些报告、准备ppt、写作简历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利用与国外同行或外资公司的学术和业务关系,加强学生在申请奖学金和职位时的竞争性。
    
国际校际合作包括联合培养和争取学历和学分的互相承认等。至少在多数中心城市,中外合作培养本科生受到学校和学生家长的热烈欢迎。就学校而言,中方学校可以收远比通常学费高的学费,同时吸引优秀生源;外方学校有质量较为稳定的生源,可以赚取国际学生学费。就家长而言,孩子可能同时拿中外学位,而且费用远比直接在国外念书低。因此,联合培养呈扩展趋势,从原来1般重点大学居多到现在名牌大学和1些非重点大学也在搞,从原来工商管理类为主到现在包括部分文科和工科。这种变化,对年轻教师是难得的机遇,可以发挥外语和专业方面的长处。合作办班有些有外国教师任教,而且学生素质较好,学习积极性高。
    
现在重点大学的理工科教授,几乎全有国外工作的经历,或者有国外学位,或者曾在国外短期合作研究或进修。而且新的留学生向国内高校求职的人员也在增加。总的来说,国外研究性大学毕业的博士,研究业绩更好,专业水平更高,职业性更强,虽然最优秀的1般不会以博士身份向国内求职。国内毕业的博士目前尚能在竞争中没有被淘汰,除自身有较强竞争力外,1方面是了解国情、有关系网络、评价标准不够客观公正等特殊因素,另1方面,国内目前大多数学术机构尚不能吸引真正优秀的国外博士。因此,目前在名牌大学中的国内博士,来自国外海归博士的竞争压力可能越来越大。而1般院校中,暂时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威胁。
    
教师行为与国外同行趋同。课题组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教授拥有单独使用的办公室和供研究生使用的实验室或机房。众多教师用同间办公室,甚至共同备课,在大多数重点院校可能已成为历史。教授在系级决策中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大牌教授还可以以流动为砝码向学校提出加薪和投资实验室的要求。而学校在加薪和晋级时更倾斜于那些可能流动的教师,教员的对学校的忠诚,往往被视为无能。因此,年轻教师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非常重要。当有用脚表态的实力后,学校会认真听取用嘴表达的意见。教师被鼓励用英语讲课,参加国际会议,用英语撰写论文投寄国外期刊。甚至国内同行(包括学生)的email交流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英语成为教师最重要的职业工具之1。顺便指出,学生的英语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学习态度和敬业精神,当然个别天才或有特殊爱好者不在此列。英语不像数理科学,对天赋能力较为依赖;也不像生化科学,对实验条件极为依赖;更不像中文,没有可靠的考核方式。这中行为方式趋同并非刻意模仿,而是有效率上的优势。因此,年轻教师,特别是理工科的,提高英语水平是当务之急。会英语,用英语;不会英语,学英语;学不会英语,要有平衡的心态,不然面对越来越多失去的机会将很痛苦,并且越来越痛苦。
    
国外高校的管理理念正在逐步被国内高校领导有选择性的接受。有些已经开始实践。例如,越来越多的重点高校将博士证视为高校教师资格证,越来越多的重点高校1般不留本校的博士生任教,有些高校的年度职称晋级改为同时面向校内外的招聘,同职称教师收入的拉大等。总体上,高校在由传统的事业单位变为非赢利性企业,事实上有些高校甚至要变成赢利性企业。年轻教师,要特别注意身份的转化,关注学校对教师真正的需求(这种需要体现在高校的规章中,而非口号中。例如,所有高校都在喊加强本科生教学,但具体的规定表明很多学校更在乎经费和论文等),成为1名有价值的企业员工。当然,教师可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但不要期待学校会为此付费。
  
3 校际差异扩大化
    
校际差距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对这种扩大化的公平性有种种议论。境内目前的高校已初步形成金字塔格局。塔尖是清华和北大;随后是稳居前10的其他几所名牌大学;第3阵列是排名前50的大学,主要是挤入985的大学;第4阵列是排名50至100左右的重点大学,主要是进入211的大学;第5阵列是其他的重点大学;塔底是其他所有大学,当然其中差别也很大,例如,有的学校已有博士点而有的学校尚没有硕士点,其差别变化趋势与所在地区关联度很高。虽然按不同的标准,排名有变化,但上述阵列清晰可见,几乎可以认为没有争议。校际差距的扩大,首先表现在阵列之间将拉大差距,也表现在同1阵列中院校的差距变化。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
    
差异扩大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因为国家政策导向,强调办学的层次性。例如,今年可能是允许以2级学科申报博士点的最后0年,以后完全按1级学科申报,那时,没有博士点的高校几乎不可能再争取到博士点。其次,是国家和地方资金投入,进入985、211的高校更容易上基地、上示范中心、建重点实验室,其中的教师更容易从政府和企业获得基金项目,因此将有更多的投入。第3,社会认同不同。好学校的学生在就业和考研(国内国外)方面具有优势。这种优势的产生,除自身实力外还源于皮格马利翁效应,名校毕业生更容易被委以重任或被名师选中。优秀的教师也更愿意到名校工作。第4,学费收入也会拉大距离,随着国家政策放宽。这也完全符合优质优价的市场经济原则。事实上,学费本身也有循环放大的机制。愿意并且能够在入学时付出高学费的家长,通常在毕业时具有为子女落实更好出路的愿望和能力,这是种中国特色。
    
作为差异扩大的后果,境内顶尖高校,在20、30年后,也许可以进入国际3流大学,甚至2流大学。而境内高校的塔底,如果扩招势头逆转,可能有生存危机。现在大多数原来的企业大学已经关闭,可以大胆预言,不出10年,将有普通大学关闭,这仅是很保守的估计。既然高校越来越像企业,自然会有破产机制。
    
面对上述趋势,高校年轻教师有必要调整职业目标。进取心强的,不能仅以出任所在学校的教授为目标,而要具有可以进入更好的高校(可以进入,并不意味着1定调离)的实力,这样不论选择调入更好的高校,还是有条件地留在原来学校(也许仅是等待更合适的调出时机),都进退自如。在职业发展上,树立高标准,即使不能与国际研究性大学接轨,也要向清华北大等名校看齐。较为淡泊的,为避免工作压力太大,可以考虑调入稍差些的学校;而那些已经在较差院校工作者,也要留神学校的存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学术出身变得更为重要。事实上,现在很多名牌大学在招聘博士的时候已经非常在意应聘者的本科毕业学校。年轻的教师不可能重读本科,但若有攻博的愿望,优先考虑名校,特别是本科比较差的。名校的博士学位没有本科重要,但也是聊胜于无。
    
在较差学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尽量与更好的学校中的同行建立学术联系。能自立门户得到资助建立自己的课题组固然好,暂时不能,只好给其他教师作助手。目光1定要长远,宁可给名校中的教授打工,而不是与同校的教师合作,当然,能建立国际合作是最理想的。
  
4校内管理数量化
    
以数量化的方式管理,对教师而言,是指将教师的工作业绩,如项目经费,出版物,官方奖励,研究生工作和教学按1定的标准换算成工分(各学校有不同的名称,这里姑且借用人民公社时代的说法)。很多教师,特别是文理科教师,对这种作法有异议。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这种做法不会有实质性变化,虽然评分体系会不断调整。
    
管理数量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大学管理层的特殊性。大学的管理层,1方面具有行政官僚的属性,其行为目标是努力最小化;另1方面,具有企业经理的属性,其行为目标是业绩最大化。因此,数量化管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简单工具。遇到教师的聘任和晋级、教师报酬的的确定,经费等资源在不同学科间的分配等可能很棘手的问题,计算工分是最简单而且也不会有普遍反对的方法。而且,只要在工分的设置上与各种检查和评比的量化指标大体1致,也有助于学校业绩的提高。当然,凡是简单的,很可能不是最好的。特别是各种业绩换算的比例,不仅反映学校的政策导向,而且与管理层中各派势力搏弈的结果。
    
不论目的是追求职业发展,还是仅想以最小努力保住教职,教师都应该认真研究学校的量化管理体系,从中发现学校的真实需求。按照市场的原则,只有给别人需要的,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当然,教师也可以作自己喜欢而没有在量化管理体系中反映的事情,但不要期待回报,而且没有回报时不要抱怨。例如,有些教师特别喜欢教学工作,愿意帮助学生,尽管可以这样作,但不要期待额外的工分。
    
在研究学校的量化管理体系的同时,还要理解学校制定该体系的精神。因此,有发展的眼光,能预测指标体系的变化。因为相当多的业绩都有滞后性,例如,招来的研究生3年后才毕业,投稿的论文要1、2年后才发表,申请的经费也是分期入帐。特别是避免单1趋同,大家都作同类工作,该类工作的工分肯定会降低。如果业绩是多样的,便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要有自己职业发展的大局观,必要时超越学校量化指标。例如,在多数高校中,SCI收录论文通常是国内核心期刊工分的3、4倍,但对职业发展的分量(例如申请基金和报奖中的作用)远不止如此。因此,从大局着眼,完全值得化远多于3、4倍的精力发表SCI收录论文。再例如,把1篇论文拆成多篇,虽然有利于多挣工分,但影响在同行中的声望,不利于长期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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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学经费多元化
    
20多年前,学校的经费完全是由主管部门,中央部委或地方省市,划拨,所谓吃皇粮。由于物价上涨,当时高校教师成为社会中收入最低的职业之1。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高校办学经费已经变得多元化。政府事业费仅是其中1部分,其他经费来源包括学校的产业、企业的研发合同、国内外基金会的研究资助、本科生学费和研究生委培费、校友的捐助、银行的贷款(有政府担保甚至贴息)等。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教师职业的吸引力都大为提高。
    
办学经费多元化才可以保证经费充足。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办学也是如此。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发展极其迅速,最主要的原因是她雄厚的经费实力。当年的清华大学,也以富庶出名。至于现在人们赞美的西南联大,既是借助3所大学发展的惯性,更是有战争年代的特殊背景。她仅是个特例,无法效仿。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经费匮乏的大学是无法办好的。
    
校园设施的建设,开销惊人。大学当然不等于大楼,但没有起码的硬件条件,学校的水平也无法提高,而且也限制学校的发展。同时,多数大学已经认识到教授是学校发展根本。吸引来位明星教授,往往意味着建立1个博士点,甚至1个重点实验室或重点学科,理工科的教授还意味着大笔的合同或基金经费。但吸引教授是需要成本的,改善教授本人生活条件和所在学科的工作条件。而且,越是比较差的院校,需要开出的价码越高。这也是前述学校间差距扩大化的1个原因。
    
办学经费中,高校不断上涨的学费为社会舆论所非议。这样做,1方面是出于现实压力高校别无选择;另1方面,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也是无可指责,任何商品和服务的售价低于市场可以承受的价格,就会有些不是非常需要的人来购买。贫困学生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不能完全推给学校。当然,学校从自身发展看,不得不投入足够的奖学金(而不是济困金)吸引优秀生源和调动学习积极性。总的来说,越是好的学校,奖学金的获奖面和额度都更高些。这是前述学校间差距扩大化的又1个原因。
    
教师和准教师都应该考虑任教或拟任教学校办学经费来源问题,以及收取的学费和发放的奖学金。经费来源缺乏(同时可能也是低学费、低奖学金)的学校1般不会有大的发展,而且要走向衰败。没有实力吸引来或保留住好的教授,因此不能从企业和基金会中争取资源。教育质量下降,学生的出路有问题,生源便会缺乏,学费收入也减少。业绩不佳,无法从政府部门争取支持。前景不妙,银行不肯贷款。恶性循环,最终关门。网络上有境内最富大学的排名榜,虽未必完全可信,但也有相当参考价值。
  
6 教职合同化
    
教职合同化的趋势,地区和校际差别很大。整体上似乎还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趋势,但该趋势也初露端倪。教职合同化包括两个方面,其1是学校与院系或学科的合同,现在通常以编制的形式出现;其2是学校与教师个人的合同。
    
编制的确定,1般与学科特点有关。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本科专业、公共课本科教学、专业课本科教学等,都有相应的各级教职编制,如果是重点学科等,编制可能增加些。总的来讲,目前编制在大多数学校中尚未成为硬约束,有各种超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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