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字体显示：大中小】
巴东县委政法委 李宗泉
2010年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要求，政法机关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党中央对当今社会矛盾的判断
从近年来高位运行的信访总量，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这些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大多中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0年9月29日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主题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可见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提出了“三个最大限度”和“四个注重”，作为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新思路。“三个最大限度”是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四个注重”一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二是注重维护群众权益，三是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四是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所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各种内部矛盾凸显的现实，可以说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
二、当前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及背景
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要面临众多社会风险，这是一个规律，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风险特征、类型不太一样，发达国家面面临的社会风险中环境生态、种族问题、恐怖活动等更受关注。而中国当前关注的社会风险，更多的是源于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矛盾问题和不满情绪极易被无限放大，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源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日益变动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利益格局调整和利益诉求分化的结果。但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更有社会管理思维滞后、管理机制落伍的因素。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难点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主要有以下八大问题：一是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主要是反映拖欠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二是"三农"问题，主要是反映一些地区农民负担重，一些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一些地方违规征占买卖土地，补偿标准较低且被层层截留克扣，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一些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之间矛盾突出；三是涉法涉诉问题，主要是各类纠纷、不服法院判决，反映一些案件司法不公、存在腐败等问题；四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城镇建设、拆迁中不依法办事，补偿和安置不合理，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等问题；五是反映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主要是反映一些地方借机构改革增加编制、增添副职，或借竞争上岗收受好处、安排亲友等问题；七是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反映一些地方搞建设急功近利，破坏了生态环境；八是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
四、社会主要矛盾的类型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覆盖领域广泛，涉及门类众多。比较受关注的有劳资纠纷、征地补偿、劳动就业、拆迁安置、社会安全、群体冲突等等。这些矛盾看起来五花八门，纷纭复杂，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劳资矛盾。近期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博弈”正成为近期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其实，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
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动者人数将不断增多，劳资关系的覆盖面将会越来越大。而当前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明显不足，比如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三险不全；同时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矛盾自然会越来越显现。
如何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既是党委政府加强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的职责所在，也是当前抓发展、促民生、促稳定的新课题。实际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分寸殊为不易。主政者既要回应劳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又要考虑资方的转型压力和现实承受力。
第二类为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历来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党执政前后，在官民关系、干群关系上都曾有过很好的时期，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辉煌。但必须承认，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官民之间，芥蒂在增加，矛盾在扩大。主要表现在，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台一些维护本部门、本系统小集团利益的政策，损害老百姓利益，群众信访、上访、政府门前请愿等现象不断发生；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侵吞国家财产，严重损坏了官员的社会形象，致使不少人形成了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的极端印象；一些官员作风不正、言行不一，不关心群众疾苦，听不见群众呼声，只知道傍大款，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第三类为贫富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据有关机构调查，收入最高１０％的人群和收入最低１０％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１９８８年的７．３倍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３倍。随着近几年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加剧了贫富差距。诚然，市场经济是利益差别经济，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承受的范围。
第四类为阶层矛盾。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勿庸讳言，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众多利益诉求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等。这些不同社会阶层，在当今中国虽然都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有分工职业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譬如：较高层次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定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层次的社会成员；社会垂直流动呈单向性特征，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现象；等等。此外，在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之间，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还出现了新的“三大差别”。
五、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
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首先，要认识到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社会发展是一种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社会变迁。由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时期，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其内容涵盖了结构转变、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在内的全方位转换，而且转型的速率与过去相比大大加快，这就必然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时，转型期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转型期的社会进步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阶段，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转型期社会矛盾主要是利益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资料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往往是理性的冲突，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一般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等理性方式解决，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相对比较少；同样，阶层化分的多元化，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一种可调合的矛盾，各阶层都是社会的建设者，出现激烈的矛盾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
再次，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矛盾也有可能转化。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化。如果我们的领导对复杂的社会矛盾长期视而不见，不去积极地化解调处，一旦问题出来又处置不当，那严重的社会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忧患意识，加大正确化解、调处社会矛盾的力度。
六、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趋势
趋势之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扩散，导致了社会成员个体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由于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一方面是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相比之下，政治方面的诉求尚未引起民众的足够重视，相应的由政治诉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能成为数量居多的社会矛盾。
趋势之二：干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从社会矛盾对应群体的角度来看，官民(干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背景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惯性依赖。应当承认，中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还比较滞后，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淡漠，而且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比较滞后。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民众传统心理的一种延续或者是一种路径依赖，民众自然就会向政府表达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实际上，这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错位行为，即：该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该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民众承担了大量的、几乎可以说是难以胜任的无限责任。本来，现代社会当中政府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政府推动型的，政府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起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巨大作用，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力度较大的干预力。这些干预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时期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则是越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成为一种有害的行为。既然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过度的依赖，依靠政府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很高，同时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内难以有效、全面地解决民众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力也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官民(干群)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凸显。
趋势之三：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
从社会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即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矛盾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由于基本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因而使得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当中的一些成员产生积怨，难以对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认同。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被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
其二，社会焦虑现象推波助澜。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风气，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社会焦虑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问题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的约束，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