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云雾见太阳--对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的反思 归化异化理论

拨开云雾见太阳

对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的反思

(本文已发表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上)

向鹏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国内译界对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立场、提倡异化翻译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异化翻译的具体操作策略的忽视,认为国内译界误读了韦努蒂有关归化、异化的理论。本文希望通过揭示这些误读,让读者意识到国内的归化、异化理论与韦努蒂归化、异化理论的差异,从而正确的看国内的归化、异化之争。本文还揭示了国内的异化派有意贬低了归化翻译的作用的事实。

关键词:韦努蒂归化 异化

1.引言

正如王东风(2002:24)所言:“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最初的不自觉的翻译发展到自觉的规模性翻译之后,就产生了归化和异化的交锋。”归化、异化的争论可谓历史悠久,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中的“文”译与“质”译之争;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icero、Horace和St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直译)和sense-for-sensetranslation(意译)。在近代,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2004)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中明确提出归化(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异化(foreignizingtranslation)的概念,反对“透明的翻译”(即归化翻译),提倡进行“抵抗式翻译”(即异化翻译)来反对英美文化的霸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韦努蒂的观点再一次把归化、异化之间的争论引向了高潮,对世界译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刘英凯(1987)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率先向归化翻译发难,认为归化翻译是翻译的歧路,并总结出了归化翻译的“五大罪状”。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诸学者纷纷响应他的号召:陈丽莉(1999)认为“异化是大势所趋”;刘重德(1998)认为“翻译中出现欧化(即洋化)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谭惠娟(1999)“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采用异化的译法”;孙致礼教授(2002)更是预言“21世纪的文学翻译:异化为主导”等等,赞成异化翻译的声音此起彼伏。此时虽然我们偶尔也可以听到支持归化的声音,如蔡平(2002)认为“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但相比较而言,赞同归化翻译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它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异化翻译的大潮中。但是,仔细比较一下韦努蒂和国内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两者所用的概念虽然相同,所谈的内容却相差巨大。国内学者对韦努蒂的解读有点“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味道,通过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看到的并非真实的韦努蒂。另外笔者认为国内关于归化、异化的讨论有点矫枉过正,存在着有意压低归化翻译的价值的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的论述与韦努蒂的论述之间的差异,还研究者们一个真实的韦努蒂;另外本文还将讨论国内在归化、异化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客观地认识二者的价值。

2.国内译界对韦努蒂的异化观的误读

2.1对韦努蒂解构主义立场的忽视

韦努蒂(2004)在《译者的隐身》的一书中对英美文化中盛行的“透明”的翻译策略提出了挑战,认为归化翻译所强调的流畅、通顺、自然只不过是要强迫源语文本符合英语的话语类型和规范,是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韦努蒂对英美国内流行的归化翻译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为了反对这种霸权主义式的翻译策略,韦努蒂提倡“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an be a form of resistanceagainst ethnocentrism and racism, cultural narcissism andimperialism, in the interests of democratic geopoliticalrelations”(Venuti2004:20)。他把异化翻译作为抵抗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手段,这很容易让人们错误地认为韦努蒂是在把归化、异化对立起来,认为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其实是完全忽视了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立场。

众所周知,韦努蒂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是德里达的忠实信徒。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译者的隐身》的出版前言中,出版者也明确的指出“本书也是研究解构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本书从独特的解构主义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从来就是将解构而不是构筑二元对立,尤其是将批判和消解表现为极化等级结构(polarizedhierarchy)的那种二元对立,当作自己的中心议程(刘亚猛,2005),既然韦努蒂是解构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怎么可能去构建起一个典型的极化二元对立作为自己整个翻译思想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呢?显然那些认为应该把归化、异化对立起来,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的人是没有考虑韦努蒂的哲学背景。其实韦努蒂从未明确的提出过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笔者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提,因为异化翻译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消解中心和权力分布不平衡的手段而已。

2.2对韦努蒂理论背景和目的的忽视

当韦努蒂异化的翻译思想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国内那些想借翻译来丰富和发展语言文化的学者便纷纷起来赞同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虑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策略的背景和目的。其实韦努蒂在开篇第一句话:“‘Invisibility’ is the term I will use to describe the translator’ssituation and activity in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culture”(Venuti,2004:1)中就明确的交代了他的理论是针对当代的英美文化。我们知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权力分布极不平衡,英美文化因其国家超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成为强势文化(dominantculture),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它不仅帮助殖民者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识中不断强化他们自我(他者)身份的认同(葛校琴,2002)。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就是针对这种英美强势文化和其它弱势文化之间的这种权力的不平等而提出来的。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韦努蒂反复强调了这种背景,例如:

The motive of this book is to make the translator more visible soas to resist and chang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ranslation istheorized and practiced today, especially in English-speakingcountries.

Venuti(2004:17)

The project of the present book is to combat the translator’invisibility with a history of —and in oppositionto—contemporary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Venuti(2004:39)

(注:英文中的黑体为作者所加,表强调)

上述两例引文中的“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和“contemporaryEnglish-languagetranslation”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韦努蒂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是针对英美强势的霸权文化。那么他的目的也就是通过异化翻译来抵抗英美的这种强势霸权文化,来消解世界权力分布不平均的局势。

当中国学者在国内探讨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时,这种理论的背景已经不同了,相对英美文化而言,汉语文化还是一种弱势文化。如果我们这时还提倡异化翻译,这就有点让人迷惑了。难道我们要反对汉语的霸权地位吗?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先看看我国国内翻译的现状: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在“首届北京国际翻译论坛”上,透露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目前每年汉译英的出版物仅1000多种,而每年进入中国的英译汉出版物却超过万种,是汉译英作品的14倍(京报网,2007年8月21日)。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翻译的主体仍是英译汉,那么如果按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倡那样进行异化翻译,我们不刚好助长了英美文化的霸权主义吗?这和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的初衷不是完全相反的吗?事实上,韦努蒂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把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的情况,它并不一定适合把英语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情况。

2.3对韦努蒂进行异化翻译的策略的忽视

国内学者在谈及归化、异化的时候几乎人人都会提及韦努蒂,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人介绍和采用韦努蒂提出来的异化翻译的策略,从国内一些学者的论述来看,国内学者所论述的一些异化翻译的策略恰恰是和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策略是相对立的。韦努蒂(2004)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曾多次明确的提出其异化翻译的策略: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signifi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foreign text, yet only bydisrupting the cultural codes that prevail in the target language.In its effort to do right abroad, this translation method must dowrong at home, deviating enough from the native norms to stage analien reading experience—choosing to translate foreign a languagetext excluded by domestic literary canons, for instance, or using amarginal discourse to translate it.

Venuti(2004:20)

A translator can signal the foreigness of the foreign text, notonly by using a discursive strategy that deviates from theprevailing hierarchy of domestic discourses(e.g. dense archaism asopposed to fluent transparency),but also by choosing to translate atext that challenges the contemporary canon of foreign literaturein the target language.

Venuti (2004:149)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韦努蒂为了反对英美强势文化、霸权主义的异化翻译的主要策略就是:(1)打乱目的语言中盛行的文化编码(disruptingthe cultural codes that prevail in the targetlanguage)或国内话语层级(deviating from the prevailing hierarchy ofdomestic discourses);(2)偏离国内的价值规范(deviating enough from the nativenorms)。那么他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点:(1)选择翻译有异于国内文学规范的文本;(2)用处于国内边缘地位的话语去翻译它,例如用古语(archaism)和方言(dialect)。

在韦努蒂看来,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破坏或毁谤(abuse)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unidiomaticusage)并通过填补或揭示文本中的沉默、空缺、不在场之处来进行颠覆(葛校琴,2002)。

但是反观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策略的论述,可以说是和韦努蒂的观点大异其趣。在国内孙致礼教授的论述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孙教授(2001:35)认为:“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特别不导致‘文化错乱’。为了‘防止文化误导’,译者还应树立另一概念: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显然在策略层面,国内学者有关归化、异化的论述是不同的。在具体操作层面差异就更大了,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的翻译方法在中国的“异化派”看来几乎全成了极端归化的翻译方法。例如,韦努蒂提倡用古语(archaism)和方言(dialect)等异于国内主流话语的语言进行翻译,但在刘英凯(1987)提出的归化翻译的“五大罪状”中就有这么两条:(1)滥用四字格成语(注:笔者认为四字格成语大部分是文言文留下的遗产,可以算作一种特殊的古语);(2)滥用古雅语言;孙致礼教授(2001)在批判归化翻译时也以张谷若用山东方言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为批判的对象,认为张氏的翻译是“弊大于利”。在翻译的选材上,韦努蒂认为应该选择翻译有异于国内文学规范的文本,但是被认为是国内归化翻译典型的林纾因翻译了一些不符合国内文学经典标准的文本,直到现在他的翻译还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而国内提倡异化翻译的主将(如孙致礼教授,他们的翻译选材多是英美国家的经典文本。笔者在这里要申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反对和批判孙教授等人的翻译,相反笔者十分欣赏孙教授的翻译。笔者在这里是想让读者明白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被误读了,或更确切地说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与国内一些学者所谈论的归化、异化完全就是两回事。

3.国内学者在提倡异化翻译的同时有意压低了归化翻译的价值

当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传到中国后,国内的一些学者纷纷响应,在中国译界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中国翻译》也曾专门开辟一期来讨论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其理论在中国产生的反响之大。在历次的争论中,有人赞成归化(蔡平,2002);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如郭建中,1998;张继文,2001;文军、高晓鹰,2003);但更多的人更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如刘英凯,1987;刘重德,1998;陈丽莉,1999;孙致礼,2001、2002)。很快异化翻译就在当代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仔细研究国内译界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国内当代的异化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批判归化翻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异化派有意贬低了归化翻译的价值。刘英凯(1987)认为归化翻译是翻译的歧路,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如按这种说法—归化翻译是翻译的歧路,那么也就是说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师(如傅雷、钱中书、杨必、郭沫若、吕叔湘等)翻译的作品是翻译的歧路了,因为他们都是赞成归化翻译的。这种说法恐怕国内没有几个人会同意,笔者相信甚至是一些提倡异化翻译的学者他们自己也不会认同这种观点。归化翻译虽然不是完美的,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决不至于像刘氏所说那样一无是处。从清朝末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译界主要还是采用的归化的译法,在此期间,国内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译本,这些译本不论是在促进中国了解西方世界、促使国内文学发展,还是在促进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这些译本,我们怎么能简简单单地用“歧路”两个字就概括了呢?在这里,刘先生的做法无疑有点矫枉过正了,贬低了归化翻译的价值。在传达原作的异国情调方面,归化翻译确实有不足之处,但是笔者认为评价一个译本的好与坏,不能仅仅从是否传达了原作的异国情调出发,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另外归化翻译未能传达出异国情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汉语和英语的差异实在太大,有的地方如果保留了异国情调,在理解上很可能造成误导,例如《诗经》“卫风·硕人”有两句诗“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如要保留其异国情调译为“Herneck is like longicorn’s larva; her teeth are like melon seeds.”英语读者读到这两句诗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幅美人形象的,在他们看来也许作者是在描写一个怪物。汪榕培翻译的时候就进行了归化处理:Herswan-like neck is long and slim; Her teeth like pearls dogleam。异化翻译处理不当时还会影响行文的逻辑连贯性和风格的一致性、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

4.总结

论及归化、异化,国内学者几乎人人都会提及韦努蒂。但是仔细比较国内外有关归化、异化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国内所谓的归化、异化与西方学者(特别是韦努蒂)所论及的归化、异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的归化、异化是对韦努蒂的一种误读。韦努蒂由于受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其归化、异化所讨论的视角、向度已经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如语言、语言文化、文体、风格等如何进行转换这种提供翻译技巧的规定指导性探讨上,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如何发生互动的描写、解释性研究上来。在国内,大体看来,多数论述似乎都没有跳出传统翻译论的视域,将归化、异化仍然圈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进行单向的规定性研究(葛校琴,2002)。可以说,国内的论述仍然停留在鲁迅先生的认识层面上。并且在国内的论述过程中有种矫枉过正的倾向,没有客观地认识归化翻译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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