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何康熙帝临终前一反惯例，只召见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雍正七年，胤禛炮制的传位遗旨是真是假？允禩、允禟等七位皇子究竟在不在康熙临终现场？康熙传位雍正有太多疑点需要剖析：
《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帝传位情况和雍正帝本人关于此事的叙述，都在疑点。
据《清圣祖实录》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寅（初九日），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恭代……皇四子胤禛遵旨于斋所至斋。
……
家务（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亲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郭郡王允礻我、皇十二子贝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依据上说，康熙帝病危后，首先急召胤禛，“谕令速至”，随后即将传位胤禛的遗旨告知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然而，当胤禛抵达后，康熙帝只是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对于传位给他这一大事却避而不谈。此后五个时辰（共十个小时）内，胤禛先后三次进见请安，康熙帝仍然只字不提传位之旨，允祉、隆科多等人也对他守口如瓶。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是因康熙帝临终前神智失常，还是《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秉承雍正帝旨意而面壁虚构？
《清圣祖实录》中关于允祉等七位皇子面聆康熙帝传位遗旨说，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伪造过程。
前述马国贤被告知康熙帝去世与传位情况是，内无允祉等人面聆遗旨说。因事发突然，紧急之中，无须详告，情有可原。然而数月后，雍正帝谈到该事，仍不及此，便是匪夷所思了。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对全体朝臣说：“我圣祖仁皇帝位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又指出：“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隆科多）方宣旨于朕。”
雍正帝继位初始，有关“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的说法广泛传播，甚至朝鲜也有所闻。这对雍正帝产生很大压力。如果允祉等七位皇子确实面聆传位遗旨，他当以此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批驳流言，澄清舆论。然而上述两次谕旨中，都只字不提此事，只是说“皇考”经过“慎选”，“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随后又称自己不愿做皇帝，传位遗旨是在“皇考”去世后才得知。这样做也不难理解：此时以允禩、允禟为代表的反对派实力犹存，所以他还不敢贸然编造七位皇子聆听遗旨之事。
雍正四年（1726年）允禩允禟集团被清除后，五年（1727年）十月雍正帝的一道上谕中，关于继位情况的描述有了明显变化，七位皇子面聆遗旨说显露雏形。他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更具体地指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礻我、公允裪、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经过七载漫长历程，七位皇子面聆遗诏说至此终于浮出水面。然而上述八人中，此时允禩、允禟、隆科多已死；允礻我被圈禁；允祉、允祹连遭打击，早已噤若寒蝉；允祐一向谨小慎微，允祥则是胤禛亲信，当然不会对他的任何说法提出异议。
《皇清通志纲要》与《永宪录》，是目前仅见两部由胤禛同时代的人撰写，载有康熙帝去世情况的编年体私家著述。
《皇清通志纲要》写到康熙帝去世情况时，一反技术清太祖、太宗、世祖去世时平铺直叙的笔法，而在前面加上一些看似与康熙帝之死无关联大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至本年外藩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旗，天下升平，惟准噶尔一事未完。
时，领侍卫内大臣六人：公鄂伦岱差、贝勒满督护署，侯巴浑岱病，公马而赛，公阿而松阿，宗室公吴而占，共振恒。
大学士五人：马齐，嵩祝，萧永藻，王掞，顼龄。
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
该书著者弘旺，允禩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5岁。如果包括其父在内七位皇子确曾面聆传位遗诏，弘旺不会略而不书。上述不同寻常的写法，似乎在暗示人们，隆科多独受遗诏，六个领侍卫内大臣、五个大学士却未被召见，是不合常理之事。
据《永宪录》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戌刻，上崩于畅春苑”，接着写道：
“上宴驾后，内侍仍扶御銮舆人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
《永宪录》未曾透露康熙帝留有遗旨，对于隆科多独受传位遗旨一事，亦持否定态度。
如果康熙帝确曾于临终前宣布传位遗旨，岂会一反惯例，只召见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
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激烈，如果仅对隆科多一人宣布传位遗诏，必使众臣心生疑窦，置新君于不利境地，从而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凡事考虑周详，作风谨慎细致的康熙帝，岂能在事关清朝全局的问题上，采取如此令人不解的做法？
……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述及康雍两朝的皇位交接时，并未遵循其父雍正帝所修《清圣祖实录》中，关于七位皇子面聆传位遗诏的记载，只是称“圣祖大渐，授位皇考，其时系内大臣隆科多宣传顾命”。所谓七位皇子面聆遗诏说，实难令人相信，乾隆帝为免于被动，惟有避而不谈了。
总之，迟至雍正七年（1729年）胤禛才炮制出的七位皇子面聆传位遗旨说，从各个角度看均难以成立。康熙帝临终时，七位皇子并不在现场。《清圣祖实录》所载其病危之际召集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面授传位遗旨的情节，属于虚构。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杨珍著。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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