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往的祖籍---新宾满族自治县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满族崛起的地方--新宾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

皇太极
我的祖籍在新宾满族自治县,祖上是镶白旗,曾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征战,直至进京,在清朝朝廷为官,官职三品。怀着对祖上的崇敬之心,在网上寻觅新宾满族自治县和满族的渊源,找到了一些珍贵的资料,特别是乌丙安先生的《满族发祥的摇篮——新宾满族家族民俗背景探查》,使我对满族的崛起以及满族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弥补了头脑中的空白,受益匪浅。借此机会,感谢乌丙安先生和相关人士提供的珍贵史料,感谢网络提供的珍贵照片。

我的父亲曾经去过新宾满族自治县寻根,自己也要沿着血脉去那里,叩拜祖上。

满族发祥的摇篮
——新宾满族家族民俗背景探查
乌丙安

新宾,中国东北部辽宁省属东部山区的一个满族集居的县。1985年1月17日,撤销原新宾县,改建为新宾满族自治县。自12世纪初的金代始,此地便世居着女真人,并通用女真文字。经元帝国到明代,此地依旧是建州女真族居住的地方。建州女真族分8部,新宾女真人主要是现在县境内苏子河流域的苏克索护部。该部是东北女真各部中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部落。16世纪末,女真人努尔哈赤起兵赫图阿拉,统一建州各部,招服东北各部女真人建立女真国,自称“淑勒贝勒”,即“聪明王”之意。又征服蒙古、锡伯等各部及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各部,于1616年农历正月初一称帝建后“金”国政权,建都于今新宾之老城,即赫图阿拉。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对明朝廷宣战;1619年迁都辽阳,建东京城。1626年8月努尔哈赤于沈阳南病死。第8子皇太极继位后,于1635年宣布取消女真称号,改称“满洲”,同时尊称赫图阿拉为兴京。1644年顺治帝福临入关迁都北京后,直至清亡,兴京被称为“龙兴重地”,留重兵守护,并列为“封禁”区,居民仍以满族为主。帝室祖先陵寝安置在兴京,清代帝王多次东巡祭陵,对当地格外关照。多少世纪以来,新宾地方就是满洲族的祖居地。自16世纪末以来,这里又是满族发祥兴起的地方,所以选择新宾地方的满族村落及其原住民作为满族家族民俗史的调查研究对象,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一、新宾满族家族居住地的探访
据《兴京厅乡土志》记载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兴京人口数是232881人,其中满族人口144794人,占当时总人口的62.2%。这些原住民的后裔是怎样分布的?他们的祖居村镇在何处?是调查的重要背景资料。
从地名及村落分布的地理位置入手,是十分必要的。
新宾境内横贯全县九个乡镇的最长河流是县境内流长119公里的苏子河。满族活跃期的前清至清末,满族的大多数家户居住在苏子河两岸较肥沃的土地上,至今在河两岸及其支流各地都有古老的满族集居的村落。这些村名、山名、河名还大多显示出原来满族的称呼和含义。
  苏子河:又称南苏河。原来满语称“苏克索护毕拉”。“苏克索护”是满族“鱼鹰”的意思;“毕拉”是河的意思。满族先民渔猎时期,这条河上捕鱼的鱼鹰(即鹗或鸬鹚的俗名)很多,因而得名,沿着这条河自东向西的流向两岸,有许多满族村。如南、北拨卜沟,达子营,蓝旗、老城、烟筒山、永陵、夏园、阿伙洛、多木伙洛、台宝、马凤沟、和睦、大洛、小洛、木奇、水手、马尔墩、五龙、夹河、腰站、占贝、古楼等。
  在调查中,对上述各村的名称做了满语称呼或与满族史事有密切关系的鉴别。
  南、北拨卜沟:是隔苏子河南北的二村。“拨卜”没有汉语解释,原是满语,其义是指“牛车车辕前的一横木”,是比喻苏子河流经此二村的河道如同牛车辕前的横木,因而得名。
  达子营:在拨卜沟西。俗称蒙古人为“达子”,努尔哈赤起后时,将入旗军队中的蒙古八旗兵营设在此地,后成为村。
  蓝旗:在拨卜沟东。努尔哈赤时代,驻札八旗军之蓝旗兵营于此地而成村。
  老城:是当地居民对故都赫图阿拉的俗称,现为通称村名。原名“赫图阿拉霍屯”,“赫图”满语义为“横”,“阿拉”义为“岗”,“霍屯”是“城”。汉译是“横岗城”,表明此城座落在一片横岗地上。原是努尔哈赤的故里,其子皇太极诞生于此。位置在苏子河南。1616年为国都。
  烟筒山:在老城西,是努尔哈赤驻军的高地。原名满语称“呼兰哈达”。“呼兰”是“烟”,“哈达”是“峰”,汉译为烟筒山。此山主峰顶有高约数十公尺的石柱一根,远处可见,如烟筒而得名。
  永陵:努尔哈赤为上辈四祖先修筑的陵寝,建于1598年。位于苏子河北,启运山南脚下。东邻永陵镇,以原守陵满族官兵后裔为主要居民。
  夏园:位于河北,永陵西。是努尔哈赤立汗国后的夏园行宫所在地,原有宫殿60余间,1888年(光绪十四年)水灾,苏子河涨水,所有宫殿被冲毁。原守宫满民户世居于此。
  阿伙洛:位于河南,与夏园隔河相望。原村名满语全称“阿哈伙洛”,“阿哈”是满族奴仆的意思,“伙洛”是“沟”,直译为“奴仆沟”。因沿山沟世居努尔哈赤时代的满族奴仆而得名。
  多木伙洛:位于河南,在阿伙洛村东南。满语“多木”是“老雕”鸟,“伙洛”是“沟”,村名表示该村的山沟中雕鸟很多,是古代满族打猎人猎鹰、驯鹰的所在。
  台宝:在多木伙洛东南山地。满语“台宝”义为“窝棚”,是古代满族猎手或采山参人临时住宿用树木叶搭窝棚的地方,后成为村。
  马凤沟:又称马蜂沟。在河南阿伙洛西北山地。此地与马、蜂都无关,“马凤”是满语,义为“山坡”,是因坡而得此名。
  和睦:位于河北,原满语称“和哩”,义为“骆驼鞍”(双峰驼之背),因当地两山头相对峙而得名。
  大、小洛:阿伙洛南为大洛,马凤沟西北是小洛村。“洛”是满语,义为“腰刀”,是八旗官兵佩刀。因苏子河流经处呈弯刀状,由八旗军民取名为大腰刀、小腰刀二村。
  木奇:位于河北,原满语称“木喜”,谐音为木奇,原义为牛颈上的农具“牛鞅子”,硬弯木、拉车、犁用,苏子河经过此村形成直角弯形而得名。本村是清代驿站。
  水手:苏子河北,小洛西北。因满族皇室东巡的“御路”从此村涉水过苏子河,需用当地渡船或木排摆渡,才能渡过,从那时起,此村满民多以摆船放排做水手为生,因而村名也称水手村。
  马尔墩:水手村西北。“马尔墩”系满语,全称为“马尔墩福洛丹”,意译为“陡险难行之山岭”。此村有古城寨,原是建州女真马尔墩部的城寨,是古老的满族村。
  五龙:是苏子河下游支流上的小村。村名与“五条龙”的字义毫无关系。此地原称“五龙伙洛”或五龙沟,“五龙”是满语,义为“麻”,应译做“麻沟”,表示此地多生麻类植物。
   夹河:位于苏子河下游支流北。原满语“夹河”与河无关,是“秋天落叶”,因古时森林多,秋后落叶多而得村名。
  腰站:清代皇帝回兴京永陵的“御路”必经的驿站,因此站位于沈阳(盛京)与兴京之中间,故称“腰站”,即“中间站”,又因腰站村自努尔哈赤时代即有爱新觉罗氏大家族世居村内,所以皇帝东巡以此村为食宿驻地,更为安全可靠。现村中65%的家族为爱新觉罗氏。此村位于苏子河下游支流北。
  占贝:位于苏子河下游南岸。“占贝”是满语,义为“响箭”。原村名为“占贝毕拉”,是“响箭河”的意思,“响箭”又称“哨箭”,满族以这种发出呼哨的箭做为军事信号。此名表示苏子河流经此地发出响声。
  古楼:位苏子河最下游北岸,村名本来和楼无关。“古楼”村原名“古勒”、“古鲁”,是满语,意思是“围”。古称“古勒霍屯”,是“围城”的意思。此村是兴京重地,最早建州女真部落就在此建立了城寨为要塞。现村名谐满语音叫古楼。
以上只列举22个村名为例,经调查完全是和满族兴起的历史、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满族村。这只是苏子河流域的满族聚落。
除此之外,县境内巨流河、富尔江、太子河两岸还有大约30%的村落分布,其中约大多数也是古老的满族村。如巨流河本身的河名原意就与汉字“巨大的流水”无关,“巨流”满语义为“发怒”,河名应译为“怒河”。富尔江的“富尔”也是满语,义为“红色”,即“红江”,表示江水被红石、红山映成红色的意思,与汉字“富尔”字义不同。可见,在新宾对满族的调查,必须是对满族现居村落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整体鉴别和考察,以便证实满族原住民的可靠性。
  事实证明,对地名、村名的满族归属的鉴别是寻访满族家族的一把钥匙。通过对腰站村的村名由来的调查,了解了该村和清代皇室东巡有密切往来关系,寻访到该村的爱新觉罗家族,即努尔哈赤的曾祖父兴祖直皇帝福满之第三子,其祖父景祖翼皇帝觉长安之三兄索长阿的后裔,第18代孙爱新觉罗氏毓砚、毓镛及20代孙启岩等。该村共307户,人口1243人,其中200户为爱新觉罗氏家族,计810人。自第5代祖先索长阿算起,历经了约500年,兴祖皇帝福满的第三支子孙后代连同迁徙到外地的家族成员在世的约计千余人。在腰站世居的810人中,除1人从事教师职业外,其余都是农户居民。这一支系的第8代祖先龙锡,1593年生,1642年在对明作战中阵亡,归葬腰站村后山脚下,成为本支系家族祖坟之始。1644年清代迁都北京,本支系子孙定居腰站村务农至今,虽属皇族却已经发展了350年农耕世家的历史。
  通过对阿伙洛(奴仆沟)村的建村调查,查访到本村满族家族的祖先多是奉命护守皇陵差役。如本村喜塔拉氏(图姓家族),自1644年(顺治元年)起二世祖都力金的后裔子孙历任护陵(沈阳福陵)职司,直至第十世图黑时,本家族有一个“穆昆”(满族氏族以“哈拉”为大家族单位,以“穆昆”为分支系家族单位。)奉命驻防永陵。现在传至21世孙图英金,保存了本家族完整的氏族谱书。又如本村觉尔察氏(赵氏家族)),自1644年起本族七世祖班布里的长子达喀穆、次子他察奉命看守沈阳福陵。现在传至21世孙赵广发,也保存了氏族谱书。谱书序中详细叙述了七世祖班布里是努尔哈赤堂兄,景祖翼皇帝子塔察扁古之二子,素与努尔哈赤不和,因谴责努尔哈赤虐杀家奴事,诤谏努尔哈赤不要出征马尔墩役事,与努尔哈赤争吵,自己弃去“红带子”后被努尔哈赤逐出爱新觉罗氏族,入觉尔察氏族改姓“赵”。可以从上述家族了解世居本村的族人的身份和地位,都属奴仆阶层。
  从地名、村名的满族属性鉴别中进一步了解到以下满族家族的分布状况:
  一是居住在南北拨卜沟、达子营、蓝旗各村的满族家族有佟氏、董氏,均属佟佳哈拉;关氏、白氏,均属瓜尔佳哈拉;那氏,叶氏,均属叶赫那拉哈拉;郎氏属钮祜录哈拉;刘氏和宁氏均属宁古塔哈拉。
  二是居住在老城、永陵、阿伙洛、多木伙洛、台宝、大和睦等村的满族家族有富氏、傅氏,均属富察哈拉;还有那氏和叶氏,刘氏和宁氏。有徐氏、舒氏、郑氏,均属舒穆录哈拉;图氏、祝氏,均属喜塔拉哈拉;赵氏属觉尔察哈拉;何氏、罗氏,均属赫舒里哈拉。
  三是居住在夏园村的满族家族有富氏、傅氏、图氏、祝氏。
 四是居住在马凤沟,大洛等村的满族家族有王氏、汪氏,均属完颜哈拉;还有徐、舒、郑各氏。
  五是居住在小洛、木奇、水手等的满族家族有吴氏、穆氏、包氏、黄氏、邵氏,均属乌雅哈拉。
  六是居住在马尔墩、上夹河、五龙、腰站、古楼等村的满族家族有肇氏、金氏均属爱新觉罗哈拉;马氏属马佳哈拉;赵氏属伊尔根觉罗哈拉;关氏属扈锡哈里哈拉;杨氏属尼马察哈拉;还有富氏、傅氏。
  七是居住在占贝村的满族家族有刘氏、宁氏。
  以上22个村住地的满族家族31个姓氏分属的17个哈拉,是新宾满族中的大姓望族,此外还有若干姓氏的家族分散居住在上述苏子河两岸上下游的满族村中。
二、新宾满族家族的“八旗”归属
  新宾的老城,努尔哈赤称帝的首都赫图阿拉,是满洲八旗制度的诞生地。
  早在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时,其兵将主要由建州女真各部及本亲族的青壮人丁组成。当时的军事组织是原女真族各家族协作的狩猎组织“牛录”①。1601年,由佛阿拉城组成了以黄、蓝、红、白四旗为标志的军民一体的组织,扩大为每300丁为一个牛录,由牛录额真为官。随着统一女真、征服蒙古各部的战争扩大,兵员不断扩充,在1615年,于赫图阿拉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整编,在原有四色旗之外,又增加了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色旗,共合八旗,成为有清一代的军民一体的制度。八旗制度使满族所有家族的男丁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八旗总管军事、政务、生产、经济、司法,把原有的亲族制度置于八旗统管之下。从此,满洲八旗的旗民家族,都有了八旗归属。每300男丁为一牛录,5牛录组成一个“甲喇”,5甲喇组织一个“固山”,固山就是“旗”。平时,男丁及其亲族从事生产,仍发挥其家族的职能。1621年,新宾境内八旗官兵达到10万余人。当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东京),赫图阿拉城留守54牛录,162000兵。另派2万余兵驻防境内西北、西南、西等路。清入关后,对兴京地区加强管理,到清代末年,新宾境内满族人口14万多人,绝大多数为农耕民,只有少数在衙署当差,披甲兵丁已很少,但仍旧隶属八旗旗民。
新宾满族各家族隶属八旗的310年历史中,随着八旗官兵军事调动、差役调遣、补充兵员,以及清亡后的战乱、迁徙,民族矛盾、政治压迫,有了很大的变化,坚持居留在新宾的老户已经为数不多了。
(一)八旗官兵随军事调动而从新宾迁往沈阳、北京的家族
1621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都只有5年,便西进辽阳,建新都东京城。为了扩大抗明的实力,把八旗兵将的主力从新宾调往辽沈地区约6万余人。其中包括皇族嫡系兵将及八旗国戚亲兵,经辽阳再入沈阳,再进关入北京定居。通常传言的“随龙进京”,正是指从新宾随努尔哈赤入辽阳、沈阳,再随顺治帝入关进北京的八旗各家族。其中还包括随军调到沈阳,然后北进征伐黑龙江东海女真各部的新宾八旗官兵。
  1.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初,海西女真首领、扈伦四部汗王吴尔古岱率部归顺努尔哈赤。吴尔古岱的姑母,原扈伦汗王哈达女是努尔哈赤堂兄吴善之妻,属姻族关系。努尔哈赤将其第三公主莽古姬格格许配给吴尔古岱为妻,再将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之孙女嫁给吴尔古岱之子额森德礼,加深了姻族关系。于是,努尔哈赤把吴尔古岱率领的扈伦部官兵,都分配编入八旗,将吴尔古岱家族编入镶黄旗。吴尔古岱原属金代完颜氏,后明代赐姓那拉氏,所以后人多自行冠以王姓、南姓、姚姓。本家族一直居住在赫图阿拉。顺治帝入关时,全家随镶黄旗佐领迁进北京。其子孙有二支于康熙十四年奉命护卫沈阳(盛京),再迁返沈阳,其余定居京城。
  2.又有海西女真乌拉部首领那拉氏满泰贝勒,1601年,以女嫁给努尔哈赤为大妃。1613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征服乌拉部,将其万户编入最初的四旗。满泰家族后裔原属那拉哈拉,入旗后被编入正白旗下。顺治帝入关时,大妃之子多尔衮摄政,那拉氏博克多及其子孙以国戚身份随八旗军队驻防北京,隶正白旗。后于康熙年间奉命随八旗官兵驻防沈阳盛大京关防衙门当差,今传15世。
  3.钮祜录哈拉郎氏家族,于努尔哈赤建国初,有名叫额亦都的八旗名将,统领镶黄旗官兵,多次立下战功,妻妾5人,共有子17人,多为将领,其女嫁给皇太极为妃。本家族及支系人众随八旗军西进沈阳,后奉命驻防沈阳,离开了新宾,传16世。
  4.海西女真叶赫那拉部首领杨吉努之女名“孟古姐姐”,嫁给努尔哈赤为妻,后立为皇后(皇太极母)。杨吉努被明杀死,1588年,其子率部归顺努尔哈赤,被敕封为国舅,其子孙为国戚。努尔哈赤西进辽阳、沈阳时,国舅全家族随隶属正黄旗迁往沈阳。其子孙世代护守沈阳昭陵(皇太极墓),离开新宾,已传14世。
5.马佳哈拉的赫东额,率领本部50户家族于建国初归顺努尔哈赤,被编入镶黄旗,随军作战,弟兄多立战功。后随八旗军西进沈阳,入京,子孙历任朝廷重臣。至今传16世。
6.喜他拉哈拉的图力吉氏,是努尔哈赤舅父,被敕封为国戚,家族编入正白旗。其子孙随八旗军西进沈阳,后代世袭福陵护卫“章京”②。
  7.哈达那拉哈拉的都呼禅氏与其弟雅克禅归顺努尔哈赤后,在赫图阿拉被编入镶蓝旗。以后随军入沈阳,弟留守沈阳,兄入关进北京,其子孙随军再入陕西,后人传13世至今。
8.又有赫舍哩哈拉的砚色氏家族,隶属正黄旗,其子孙随军进沈阳,再入北京。
9.富察哈拉的瑚图氏家族,隶属正红旗,随军西进沈阳,今传14世。
10.果尔勒斯哈拉的高沛氏家族,隶属于正蓝旗,随军征战至沈阳,其子孙入京为官,或拨入义州正蓝旗当差。
以上十例,都证明新宾满族家族,有许多在努尔哈赤西征明朝时便随八旗军队的调遣西迁沈阳、北京等地。特别是皇亲国戚等贵族家族先后离去,留守的较少。
(二)八旗军队离开新宾境内急速西进造成的村落变迁
在新宾的古老满族村落中,有四个村以黄、蓝、红、白四个旗命名,这是最早在新宾建立八旗制度前先建四旗制度雏形的标志。这在有清一代在全国建立八旗满洲城、满洲营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1601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③。新编军事组织时,划分四旗,将3万兵丁组织起来,每旗统兵7500名。
  在当时,建州女真各部落虽然由努尔哈赤统一兼并,但是女真各哈拉所居住的村落仍旧是按照原来的渔猎、农耕的生产特点发展的自然村落。这种村落的分布,不适合新编的四旗制度所规定的军民一体、亦兵亦民的既集中作战又集中生产、生活的特点。军队需要集中统一指挥、管理,所有的旧式村寨就不再适用。
  同时,努尔哈赤整编四旗军队,和兵力不断扩充壮大有关。从1583年起兵到1601年整编四旗军队,兵力由小到大,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先击败了仇敌尼堪外兰,又统一了建州三卫。1587年建女真汗国时,已经招收了许多女真部落。1593年又大败了海西女真诸部及蒙古、锡伯等部的联军,使很多敌兵归降。1595年又招降边远各部。到1600年又招服东海诸部并灭哈达部。先后18年,收编军队约3万。整编后的军队中外来归顺的官兵占大多数,需要有集中的军营,而不能将兵丁分散在民间自然村屯。
  整编四旗军队的结果,就是以佛阿拉为中心的新宾境内的中路、近东路、近南路,建立蓝、白、红、黄四旗的军营。
  蓝旗营:建在距离佛阿拉城偏东北17.5公里处,苏子河南岸,隔河有东西大道,正西距赫图阿拉城14公里,东北距今新宾县城4公里,西7公里与蒙古兵营相邻。营中驻扎蓝旗营官员:固山额真(汉译都统)1人,梅勒额真(汉译副都统)2人,甲喇(或“扎兰”,旗下一级的组织)额真(汉称参领)5人,牛录额真(汉称佐领)25人,统领旗兵7500人。
  白旗营:建在距离佛阿拉城东偏北约45公里,苏子河上游与白旗交汇处。东西大道经过营寨。西距今新宾县城14公里。旗营官兵同上。
  黄旗营:建在距离佛阿城东北约45公里。二道河西岸距苏子河4公里处。南北通道经过营寨,南距今新宾县城3.5公里。旗营官兵同上。
  红旗营:建在距离佛阿拉城西南14公里,东北距赫图阿拉17.5公里的榆树二道河中游西岸。东北距今新宾县城50公里。旗营官兵同。
  以上四旗官兵是努尔哈赤的主力军队,从整编起,又抽掉四旗精兵由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和诸子亲自统领,以赫图阿拉为大本营,多次出击,败海西、东海女真多部。1615年扩编成八旗后,官兵成倍增长。1616年陆续调动远征,直到黑龙江各地。1616年以八旗的6万官兵击败明朝10多万大军,取得萨尔浒战役全胜后,1621年迁都辽阳,八旗主力西进。原四旗军营有的几乎空寨,只有重兵留驻赫图阿拉。
  经过370年的变迁,汉族、朝鲜族移民的迁入和分布,也可以考察原有四旗村寨满族老户外迁的遗痕。
  现在蓝旗村分做两大村,一村名是蓝旗汉族村,另一个叫蓝旗朝鲜族村。白旗村也分为两大村,一村名白旗汉族村,另一村名叫白旗朝鲜族村。蓝、白二旗的军营,如今再没有当年的满族家族老户,只有后世不断移入的汉人和朝鲜族人。这种后果的形成虽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与八旗军队向沈阳、北京等地的多次调遣有直接关系。
  相对说来南部的红旗营、北部的黄旗营却由于原驻防本旗官兵留守较多,到现在为止,满族老户在这里的世居人口还很多,例如黄旗村的正黄旗瓜尔佳哈拉关氏家族的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关氏家族从第一代始祖正黄旗兵伍力胡到现在的家族长关福臣氏,繁衍十代,共计335年,在第8代时已经发展了14个支系的子孙,是黄旗村原住民中有代表性的大家族。有关红旗营的发展还有一些特点值得注意。
  红旗营驻地在现在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榆树乡境内,二道河、都督河、红石河流经全乡,红旗村在二道河中游。1601年努尔哈赤建立四旗军队和1615年扩编为八旗军队时,把满洲名门望族大户的男丁都编入黄旗(包括后编的镶黄旗)和蓝旗。相对地把满洲普通民户的杂姓家族(包括从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归顺的平民家族)都编入白旗、红旗和以后的镶蓝旗。努尔哈赤和以后的皇太极则亲自统领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由其他贝勒、王子统领其它各旗。在八旗军队中分成两种等级,这是在清入关前八旗编制中家族等级的最主要的区分标志。因此,在清入关前,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称为“上三旗”,所有官兵,都是皇帝亲兵。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称为“下五旗”(清入关后,又把正白旗列入上三旗,把正蓝旗降入下五旗)。各旗下的官兵家族也因此而形成高低贵贱之地位。红旗营所在地从那时起便聚集了众多的杂散姓氏的家族,长年留守,几乎没有西进沈阳和北京的升迁和得功的机会,多数就地屯田垦植,成为当地满族老户。在红旗村周围现在集中了20个以满族姓氏命名的村,这些村中的老户,除去从黄旗、永陵迁来的关姓家族、佟姓家族和赵姓家族外,大多数都是原来红旗属下的零散姓氏家族。例如:
  1.红石河流域满姓家族村,自下游而上排列:
  李家:原为李佳哈拉自佛阿拉迁居住地,隶属镶红汉军。
  关家:瓜尔佳哈拉,自黄旗迁入老户定居村,隶正黄旗。
  张家:原为彰锦哈拉自佛阿拉迁居住地,隶属镶红汉军。
  刘家:原刘佳哈拉祖居地,原称“刘佳伙洛”。
  赵家:阿哈觉罗氏家族,原居住佛阿拉,后迁此地。
  关家:同前关家。
  孙家:孙佳哈拉祖居地,隶属正红旗汉军。
  佟家:佟佳哈拉,自佟家沟迁入老户,隶属镶黄旗,是满族名门大族。
  陈家:陈佳哈拉祖居地,原是新宾境外西北章党迁入老户,隶属镶红旗汉军。
  叶家:叶赫那拉哈拉世居地。原住地是吉林叶赫。海西女真大族。叶赫首领杨吉努之女嫁努尔哈赤后,该家族一支系迁入佛阿拉,后又南迁至此地定居。隶属正红旗、镶红旗。
  2.榆树二道河流域满姓家族村,自下游而上排列:
  赵家:伊尔根觉罗氏家族村,原居永陵,后迁入此地为世居村。隶镶黄旗。
  吴家:现村名“月亮村”,是古代满族村名,“月亮”是满语拼言,或“约量”,汉译为“荒草”,村名就是“荒草沟”。又名叫“吴家堡子”。兀札拉哈拉原住黑龙江,后迁入此地。隶属正红旗。
  房家:方佳哈拉世居村。隶属镶红旗汉军。
  董家:董鄂哈拉祖居村。董鄂部首领家族。努尔哈赤长女嫁董鄂部长何和礼,初建旗军时,被任为红旗总管,定居此地,距红旗营2.5公里。家族隶属正红旗。
  蔡家:萨玛拉哈拉世居村。原居宁古塔,迁入此地。原隶属正红旗。
  何家:辉和哈拉世居村。原住地吉林辉发,后迁入此地。原隶属正红旗。
  纪家:锡玛拉哈拉世居村。原隶属正红旗。
  白家:拜佳哈拉世居村,原住佛阿拉,迁居此地。原隶属镶红旗。
我向往的祖籍---新宾满族自治县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3.都督河流域满姓家族村,自下游而上排列:
  小赵家:同前赵家村。
  彭家:与董姓同是董鄂哈拉,是董鄂部首领何和礼后代彭春子孙,原隶镶红旗。
  以上20个满姓家族村,至今集居满族人口在新宾境内比例很高。榆树乡全乡总人口13153人,其中满族人口就有12304人,占总人口的92.3%,是全县满族人口比例最多的乡,由于当地原来隶属的八旗等各旗的家族大都属于贫困平民,居住地又多在交通不便的山沟,所以至今这些满族村都处于贫困状态中,是新宾最贫穷的三个乡之一。从八旗军队的编制和军营设置的地区都可以看到满族各姓家族的地位。
十分明显,隶属八旗军上三旗的家族,多是满族中的名门望族,编入下五旗的家族,多为满族中的平民散户。这是考察满族家族村落分布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三、新宾满族家族族谱的建立
新宾满族家族的探访固然对满族家族祖居村落的调查及对各家族的八旗隶属考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对各家族的世代族系不做认真细致的查访要想真正了解满族家族的习惯,几乎是不可能的。满族的家族世代族系在家族惯习的传统中,是以建立有文件记录的族谱为依据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632年以前的“索绳”记族系阶段:
  早在满族创制满洲文字之前,特别是1632年创制新满文之前,满族的宗族世系主要靠记忆、口头流传。同时,按照古老的部落时代流行的惯习,采取结绳记族系的原始方法,把家族生男、生女、各代辈分用“索绳”标志出来。“索绳”原来的满语是“索利”(Siren),是绳、线之意,汉称又叫“索线”、“索利条子”或“子孙绳”。原是氏族萨满祭祀祖先的神物。索绳由萨满结制,如树枝状,绳上有结,每生一男,在结处拴一小弓箭(或拴古代方孔铜币,或一蓝、黑布条),生女拴一个“嘎拉哈”④;女孩长大结婚时,将代表她的那个“嘎拉哈”摘除。按辈排列,形成长长的家族世系,由族内萨满识别,记忆所代表的人名、辈分、排行顺序、诞生年月等。由上代萨满用口传方法再传给下一代萨满。平时,索绳是被装在黄布、绸做成的索线口袋中,再装入长方形索绳匣中,放在西墙祖宗板上。祭祀祖先时,请下板来张挂在规定的柳枝和祖宗板间致祭祀,家族长者依靠这种古老方式代代传承族系。现在,新宾的许多满族老户、名门家族都保留有这种大约流传了数百年的索绳。其中,榆树乡蔡家孤山子村关姓保存有索匣,其中索线袋里约400年前的索绳,结记了瓜尔佳哈拉的18代子孙的世系。
(二)1632年(天聪六年)皇太极命达海修改成新满文后至1672年(康熙十一年)的半个世纪中,用满文或汉字音译记录族系的阶段
自从新满文广为流行,成为清入关前主要的官方文字后,有战功和有官位的名门大户都建立了用满文记录家族世系的谱单。这种谱单多用白色麻纸制成,也有用白布、白绫做成,长宽不等,依本家族或某一支系的辈分、人数而定,凡记录全家族的谱单较大。如新宾那家村那拉哈拉谱单,长约200cm,宽180cm。用墨笔或朱笔书写。按辈分自上而下排出世代,按同谱长幼顺序自左至右排列,姓名一律直行书写,只记男性,大多不记配偶,少数记配偶姓氏于男性左侧。有的谱单画有祖先身穿官服头顶冠戴的彩色画像,依次排成坐像,有的画成牌位状,填写姓名在牌位中。书写文字用新满文,清入关后满、汉文并用为官方文字,许多家族在满文谱单外,另立汉字记音谱单,书写格式和满文谱单一致。谱单上多有关于本家族所属哈拉原籍和隶属八旗的简要说明,同时还标明建立谱单的年月日及书写谱单的笔者姓名,大多是立谱人自书,少数请人代书。这类可以悬挂的谱单,平时也收藏在祖宗板上匣中,逢新年祭祖时,请下祖宗匣和索绳,在祭索绳同时,也张挂谱单烧香祭祀。谱单上不记活着的老人,有的为活着的老年长辈在谱单上留出空白位置,等到老人逝世后再填写。在已经发现的新宾满族族谱中,这类谱单的数量比较多。
(三)1672年至1949年的2百余年间用汉文或满汉文书写成卷谱书的阶段
康熙中叶,满、汉文通用,满族中普遍习汉文,同时也学会了用汉族族谱的成卷写书的方式来记录宗族世系。谱书分手抄写本和各种印刷本不等,有单本与多卷本不同。最早的满、汉文谱书约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前后。谱书的体例及内容大体上套用汉族自秦、汉以来的名门望族的程式,分谱序、谱表、族居分布、家祭仪礼、家训规则、先祖荣誉、著名人物传记等项。谱序中记述本族祖居地,姓氏,隶属八旗等来源;谱表排列辈分,有的标明配偶姓氏,下属支系子孙;族居分布记述各支系居住地;家祭仪礼详细记述本族特有的祭天仪礼行事,祭祖仪礼行事及所用神具、供品、祭日时辰、各项禁忌等;家训规则记述本族的婚姻缔结、丧葬、继子、养子等家规、分家制度、家法制裁等;先祖荣誉记述本族中人历任官职,所立功勋,朝廷赏赐,皇帝敕书、诰命等;人物传记专记祖上有功勋事迹者或受贬罚冤狱大事者的生平。这些内容并不是所有谱书中都具备,有的谱书只有谱序和谱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谱书多为手写本;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已有了木刻印本;光绪时代以后至本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石印本;以后又有了铅字印刷本。现在所看到的族谱大多是经过几个时代的续写修订而成的谱本。
  在新宾所发现的族谱,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
  1.《永陵喜塔腊氏谱书》:一函(套)一册石印本谱书。重修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喜塔腊哈拉图姓家族第16世孙依惠(官职名:熊岳城蓝翎防守尉)纂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第17代孙恒孚(已丑年即1889年恩科举人)和第18代孙宝春(壬戌年即1862年恩科举人,官职:花翎候选知府)再撰修。内容包括:序言,家族世系、祖墓制文二篇、后记。序言中记述了始祖昂武都理巴彦德世居长白山喜塔腊地方。以地名为家族姓氏。顺治元年(1644年)二世祖都里根的后代子孙奉命护守努尔哈赤陵墓(福陵),定居沈阳,其余弟兄6人的子孙都随军入关进京后驻防各地,三世祖都里吉都督的女儿是努尔哈赤曾祖父之妻,五世祖阿古都督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六世祖达格都是努尔哈赤之舅,被封为国戚,隶属正白旗,任福陵护守将军。入京的二世祖萨璧图之子孙中有几朝的大臣大将。如第10代来保官居武英殿大学士,晋升太保,死后进入贤良祠,享受祭祀列入历史名臣传。13代庆林于道光初年(约1823年)升任奉天府尹。14代庆裕自光绪十年(1844年)连任盛京将军。15代裕宽任河南巡抚,裕德任礼部左侍郎,坤岫任四川布政使,裕录任直隶总督。在祖系中,详细排列了10世祖图黑这一支系的子孙,自图黑起受命世代驻防永陵护守陵墓,从此,图氏家族的一支系才重新返回新宾永陵。现在19、20代子孙居住阿伙洛村及北京等地。谱书的保存人是第21代孙图英金,阿伙洛村农民。
喜塔拉氏谱书的特点是,排列世系到第18代,人名一律用汉字标音记满语名。由于修谱人18代的宝春的倡导,为了把辈分可以从名字上区别清楚,在谱书上确定,图姓家族人从第18代起用排定5言20字为后世子孙姓名排辈的顺序根据,世代永远遵守。5言20字的辈次名字是:
宝、德、毓、英、魁、
永、成、盛、世、书、
隆、文、多、富、贵、
福、寿、庆、双、馀。
排在第一字的“宝”字是修谱人18代宝春的名字,传到“英”字辈,即谱书保存人图英金氏,为21世。这种姓氏的更改,完全与汉族家族姓氏的辈分排列惯习一致。表明满族家族谱系的发展从满文的简单记录、不分辈次,向父系血缘世系的严格结构延伸。这部谱书具有代表性。
2.《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一函分上下2卷,石印本。最早始立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由本族人名叫“七十”的正黄旗包衣佐领修纂的。13世孙富昌等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续修,17世孙多伦等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修定,谱书序言中说明了始祖索尔伙迁于长白山觉尔察地方,以地为姓,后世迁至新宾赫图阿拉。详细写明6世祖阿金那穆都第2子7世祖班布里和努尔哈赤的关系。因祖先与努尔哈赤同宗,隶属皇室享“红带子”地位。在赫图阿拉时,班布里与努尔哈赤相邻,因劝阻努尔哈赤虐杀家奴而与努尔哈赤反目,自动丢弃“红带子”,被逐出皇室。还记叙了班布劝阻努尔哈赤不要亲自出兵马尔墩,免遭敌人暗杀的过程,还记述了顺治元年(1644年)8世祖兄弟达喀穆、他察受命护守沈阳福陵,其余各支系都随军入关进京。后护陵子孙受命回新宾护守永陵。约于道光初年,即1821年前后,16代族人融春(福陵掌关防官职)为了后世子孙排定辈分,确定了名字排辈20字:
庆、文、连、德、广、
国、恩、荣、世、绵、
吉、祥、常、富、贵、
福、寿、永、双、全。
  第17世修谱人多伦开始改用汉名首先排“庆”字辈,取姓名为赵庆玺,以下传18世文升、文魁,再传19世连桂、连璧等,再传20世德荣、德华、德富、德斌,现在传至21世孙赵广发。本族谱书保存人有赵德斌(现在天津)、赵广发(现在新宾阿伙洛村)。本族谱供奉于祖宗板上谱匣中,过年时(春节)祭祖6天,取出谱书供奉,上供品3份,每日烧香3次,同时供关圣武帝君、观音菩萨、弥勒佛及天、地、君、亲、师等神位。
  3.《腰站爱新觉罗氏谱书》:收录在铅印本爱新觉罗氏族谱全集中。谱书始祖为猛哥贴木尔(永陵肇祖元皇帝),4世祖福满(永陵兴祖直皇帝),5世祖索长阿(永陵景祖翼皇帝觉长安之三兄,努尔哈赤伯祖父,是腰站爱新觉罗氏支系之始祖)。8世祖龙锡是努尔哈赤族侄(即努尔哈赤曾祖父是龙锡高祖父),龙锡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4年),崇德七年(1642年)七月初三日战死,归葬腰站祖坟。9世祖阿塔生6子,为腰站本族老户6大支系之始。传至12世,家族人丁稀少,生子多幼年夭亡,或生子极少。至14世,生子皆幼亡,绝后。15世二人,其一海亮为继子,是11世第4支系长灵氏玄孙;其二富克崇阿为继子,是11世第5支系常兴氏玄孙。从此,再传至现在18世孙肇毓砚、20世孙肇启岩,均世居腰站村。村中现有爱新觉罗氏人口810人,占全村人口65%。祖先陵墓在村后山脚,距村一公里。本族谱书拟定32个字做为历代世系排列辈分的名字序列:
觉、塔、努、皇、福、
玄、胤(允)、弘、顒(永)、旻(绵)、
奕、载、溥、毓、恒、
启、焘、闓、增、祺、
敬、志、开、瑞、锡、

英、源、盛、正、兆、懋、祥。
前13个字都是按清代皇帝及其上代直系祖先的名字首字排列的,在康熙朝以前的所有爱新觉罗氏宗族都没有按字排辈,因为满族名字没有排辈惯例。康熙朝时,为其诸皇子命名一律用汉字“允”排辈,皇孙一律用“弘”字排辈,以下顺序如上列汉字中名字。其中只有雍正名胤祯、嘉庆帝名琰、道光帝名宁例外,不用谱书名字排序。其余皇族各辈都按谱取名。本族谱与皇室直系正统谱书的不同处,是皇室正统拟定百字做为世代辈次名字,前16字是虚设吉祥字,以表明祖先源远,第17至第20字是追封清肇祖元皇帝孟哥帖木尔第1字“孟”,以下3代为“充、锡、满”,即2世祖充善,3世祖锡保齐扁古,4世祖福满(永陵兴祖直皇帝),以下20字相同;再以下60字,与本族谱后12字完全不同。可以看出皇族诸远支系的谱系分别有自己的排辈名次,并不受皇室统管。从腰站支系调查,村中族人实际上不按照谱书排辈取名的已有不少,如把“毓”字改为“玉”字,或把第21世的“焘”字不用,改用单字名叫肇东的,“载”字辈改为“成”字“德”字,“溥”字改为“广”字的先例。特别是本族谱书和皇室宗谱比较,早在康熙中叶(约1695年前后)皇子11世排名用了“允”字,皇孙已用了“弘”字。以下皇子孙都按谱排序;但是腰站本族谱书直到道光初年(约1822年前后)15世排名,各代人名仍是满名汉字译音,没有用皇室排辈名字。可见,远离皇室的新宾满族农户家族,保持满族家族惯习的古老传统时间长达百年后,取名延续后代,才学汉俗排了汉名字,这部谱书对研究新宾祖居的皇族各族系有重要价值。
除上列3部谱书外,新宾境内较完整的谱书或谱单还有多部。其中,如《黄旗瓜尔佳氏谱书》、《那家叶赫那拉氏谱书》、《永陵赫舒里氏谱书》等,都是新宾满族原住民家族研究的范本。
在关于满族家族谱书的调查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家族的族长对本族谱系十分熟悉。他们不仅保存了文字书写或印刷的谱书,而且还能够完全背诵谱表世系的人名和亲族关系,能叙述祖先中重要人物的历史和传说,能补充谱书的不足,说明历代祖先的配偶关系及姻族的分布地区,还能够提供谱书中没有的族中历代女性的婚前状况和婚后去向,还能用族内复杂隐蔽的关系说明大家族中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对谱书的补充、注释或修订。
  例如:《黄旗瓜尔佳氏谱书》传人,第10世孙关福臣氏,是1924后6月18日生人,虽是70高龄老人,却记忆力很强。在他口述的关氏家族11世系名次顺序中有男性66人,女性49人,其中本族嫁出女性11人,嫁入女性38人;男性中未写入族谱的夭亡者9人,未入族谱的在世活着的族人15人。在他的口述中,上述所有人物的生死时间、结婚年月、结婚年龄、配偶姓名及其原居住地、民族属别或八旗隶属,已经逝世的族人中所有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或病故的病因,几乎都能做出解说。同时还清楚地解说关氏家族的传统祭祀仪礼,如祭祖、扫墓及亡人葬制规定等。关福臣氏可以算是“活谱书全集”,对研究新宾满族家族史有宝贵的价值和贡献。
  又如,《永陵赫舒里氏谱书》传人,以1670年迁来永陵第1代为迁祖的第8世孙罗宏义氏,1931年生人,对本族隶属镶黄旗爱新牛录的家族世系十分熟悉。他口述的族谱,除上4代只记忆了祖先满语名字外,其余自本人曾祖父罗文生始(约1799年前后),都做出了详尽的解说。5世罗文生是独生子,娶何氏为妻,生5子后发展了罗氏家庭。世居永陵后堡罗家堡。他的解说中有族人男性51人,女性55人,包括嫁入女31人,嫁出女22人,外族姓配偶男性22人。从他的叙述中了解到本族先祖护守永陵的历史,也了解到第6代5兄弟中除1人仍在永陵都统衙门当差役外,其余2人务农,另1人在永陵镇经营商店,另1人大学毕业,任国会议员,改变了世袭当差护陵的职业,这在满族八旗子弟家是很少有的。第7代15男、7女,其中在永陵农耕的兄弟有5人,有水稻田300多亩;从事手工业者3人,皮革匠1人,木工匠1人,裁缝1人;做铁路工、煤矿工各1人;税务官员、教师、警察各1人;其余2人未婚夭亡。出嫁女中丈夫农耕者6人,丈夫经营皮革作坊者1人。第8代11男、12女,兄弟中农耕1人,木匠1人,工人3人,政府官员3人,贸易商2人,专科教师1人,其中有7人已迁出新宾,在沈阳、抚顺、盘锦、江西省南昌。12名嫁出女中,有7人丈夫是当地农民,其余1人丈夫是木匠,4人丈夫在锦州、阜新、抚顺等地任公职。可以看出本族中男女地位的差别。
在有关满族家族谱书中的调查中,亲族婚姻关系是探访的重点。从调查中可以了解新宾满族的婚姻惯习,至今仍然以满族男女之间的婚配为主,在多例寻访中,这一代年轻人中也大多主张在满族中嫁娶。如赫舒里哈拉罗氏家族罗宏义支系现有6子2女,6子中有5子与满族女结婚,2女都嫁给了满族丈夫。在黄旗瓜佳哈拉关福臣氏家谱系中,嫁出嫁入49位女性中,出嫁女11人都与满族人结婚,嫁入女中只有3人是汉族人。古代的“满汉不通婚”习俗虽然早已不存在,但是,在满族大户、老户中满族内部通婚的惯习仍旧占居首要位置。
满族家族人口的发展,从家族谱系中也可以看出其趋势。罗氏家族自五世罗文生(独生子)结婚时(约1820年)算起,到1994年共有族人69人(其中不包括第8代罗宏义家以外10兄弟子孙),至今在世的有53人,其中,男32人,女21人。新宾境内满族人口,于1906年统计有14万余人,1985年统计有19万余人,1994年统计有23万余人。满族家族人口的增长走上了正常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乌丙安,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笔名乌克,1929年11月3日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祖籍喀喇沁,蒙古族人。作为世界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注释:
①牛录:汉译为“大披箭”,即围。
有关牛录的介绍如下:女真族(满族)的部落是由若干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成的。狩猎生产时,或以部落,或以氏族为单位进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氏族中出现了“牛录”(汉意为箭)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牛录厄真”(清八旗组织的最早基层单位。起源于满族早期集体狩猎组织。最初,每一牛录辖十人。以后,所辖丁壮数逐渐扩大到三百人。设统领官一人,称“牛录额真”)。牛录这种形式既是狩猎组织,又是对外作战单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牛录则正式成为军事组织。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整顿社会组织。牛录成为八旗的最基层单位,每一牛录编制为300人。首领仍称牛录额真,兼管本牛录的民政、军事。
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发展,与之息息相关.因此,牛录起源的具体时间,早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由于现存文献有阙,诸位学者莫衷一是.有说法认为,八旗牛录制度的形成,并非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而是经过了“狩猎之牛录”、“部落之牛录”、“八旗之牛录”三个发展阶段,最终确立。
还有一种说法:女真人狩猎时各出一支箭,每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首领的意思),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名,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八旗制度。规定:每300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là)额真,五个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
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
牛录——八旗制度的特点。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的兴衰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 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八旗的建立: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应征为兵。源于满族的牛录制。努尔哈赤将原来牛录这一临时性的生产和军事组织,根据战争的需要,改编成长期的正式组织。规定三百人一牛录,每牛录设一牛录额真(值领),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构成一个固山,即旗,首领为固山额真(都统)。1601年,努尔哈赤建立黄、白、红、兰四旗,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合称满洲八旗。努尔哈赤指定其子侄为代表,分统八旗,称为"固山贝勒"。1635年,增进蒙古八旗,1642年,增加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但仍习惯称为八旗。八旗制度具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八旗成员称"旗人"。清朝灭亡后,八旗制度也随之消亡。
②章京:中国清朝官名。
章京,中国清朝官名。清代早期为武官的称呼,后不限于称武官。如军机处之军机章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均为协助堂官处理文书等事的文职官员。此外,清政府派驻新疆各地的参赞大臣、帮办大臣、办事大臣下属有印房章京,蒙古各旗札萨克下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等。在满族官员中,“章京”又成为对上级自称的称谓。
③佛阿拉城:位于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
该城是努尔哈赤于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创建的,分套城、外城和内城三层,内城中又设木栅,栅内是努尔哈赤的住所,内城有百余户,都是努尔哈赤的亲属,外城住着八旗贵族,城外有400多户居民,是八旗兵丁。
佛阿拉城遗址: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在这里被明政府封为“龙虎将军”。现在旧老城中的汗王殿等遗址还可以看到。
“佛阿拉”为满语,“佛”汉译是陈旧的意思,“阿拉”是低矮或平顶的山岗,佛阿拉城即旧城。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筑东京城。与东京城对称,赫图阿拉城称为老城,而佛阿拉城为旧老城。
佛阿拉城位于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明正统初年建州女真人李满住修筑此城以局。明朝宫方称为“建州老营”,于明成化年间曾两次被毁。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中,为兴基立业,于1587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筑起城池宫室。
佛阿拉城建有外城、内城、栅城(套城)三层。经考古调查:外城、城墙周长5660米,其中:纯人工筑为3390米,设门五座,分别与个路相对,设在低矮的隐蔽沟谷之中。外城墙上建有巡城小路。内城墙采用土石垒筑,长960米。内、外两道城墙的基础都按山形地势走向建筑,均呈不规则形。木栅内居所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努尔哈赤居址,一处是舒尔哈齐居址。努尔哈赤的居地处在佛阿拉台地正中最高处。有门七道,栅墙正中有砖墙一道,将栅墙均匀地分成东西两院。砖墙正中开道大门,门楼上盖青瓦,北段中心开门,亦盖青瓦。木删城的东院,有房屋六栋二十余间,多为砖瓦房。“客厅”在东院正中,其西北是“鼓楼”。
“行廊”有两处,一在客厅东,八间,一在客厅南,三间。客厅是努尔哈赤处理公务,接待宾客和祭天、祭神之所;鼓楼是专司晨暮报闻,以礼乐迎送努尔哈赤出入栅城之外,而行廊则是招集臣属议事饮宴的地方。西院有建筑九所。也是二十余间,其中有楼三座。西院的主体建筑是努尔哈赤“常居”之寝宫,坐落在西院中央共三间砖瓦房。此外还有神殿、阁台、楼阁等。楼宇最高为三层。
努尔哈赤以佛阿拉城为根据地,一面东征西讨,统一诸部,一面又充分利用这里良好的自然条件优势,修武备,重农耕,立四旗,创满语,为建立后金政权,并为以后进军辽沈打下基础。1603年,努尔哈赤迁都赫图阿拉城,现仅有遗址。
④嘎拉哈:也称羊拐
羊拐:(新疆叫做阿斯克。东北地区叫做“嘎拉哈”,源自满语:gachuha。)是旧时代北方(尤其东北)小女孩的玩具,是羊的膝盖骨,只是后腿有,共有四个面,以四个为一副,能提高人们的敏捷力。以小羊拐为上品。此外,人们还常常将羊拐涂成红色。由于当时北京并没有过多的牛羊肉,羊拐在女孩子们的心中便成为一笔珍贵的财富。这种骨头不仅在羊身上有,猪牛身上及野狍子身上也有。羊拐在河北、北京称骨头子儿,上世纪90年代前曾是通州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玩的玩具,有的大人和男孩也玩,在玩的时候,分别配上沙包、乒乓球、小皮球等一起玩。
羊嘎拉哈四个为一副。手巧的一次能同时玩三四副。玩嘎拉哈,都是要一副嘎拉哈配一个口袋的。嘎拉哈是六面体(所有动物的都一样),因两个尖角重心不稳,弃之不用。正面像人的肚脐眼儿叫“坑儿”,背面像胖人的肚皮叫“背儿”(肚儿),侧面像人的耳朵叫“轮儿”,还有一侧什么都不像就叫“真儿”。歘嘎拉哈计数是以阿拉伯数字为单位的:一对“坑”是十、三个“坑”是十五、四个“坑”是二十、四样是五,以此类推。抓满一百,分别翻真、轮、坑、肚;抓起四样、空中抛接在手背上,翻转过来,一个不掉就算赢。“歘”是这个游戏过程和输赢的结果。歘的过程是这样的:用一只手(另一只不用)将四个嘎拉哈散乱地抛在炕上(桌上),然后将口袋向上扔起,在口袋落下的时间内将四个嘎拉哈都先搬(以下的过程叫搬)成真儿,用手抓起,再接住落下的口袋(用同一只手)。如口袋和嘎拉哈都没有落在炕上,则接着搬下个背儿,依次接下的次序是坑儿,轮儿。最后,把口袋抛起,手把都成轮儿的嘎拉哈抓起。如果口袋落下时在手里(没有落在炕上)则第一个回合完成。倘若在搬的过程中口袋没能接住,则叫“坏了”,交由下一个人玩(抓)。其输赢的判断是:在搬四个嘎拉哈的过程中,谁抛口袋的次数最少,谁就是赢家。这只是歘嘎拉哈的一般过程,当然里面还有许多技巧。比如说:在搬真儿时,因为下个是背儿,所以将真儿一字排好,到搬背儿时用手心一压就行了,节省时间和次数。歘嘎拉哈的输赢关键,一是口袋要抛得高(留空时间长),二是抓的过程要快,尽量用少的次数完成全过程;这个游戏要手、脑、眼并用。

(以上均来自网络,刘维嘉整理和补充相关注释于201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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