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接城乡,你们收获健康 代表收获健康的词语

我们连接城乡,你们收获健康

让城里人直接到土地上购买农产品,这样的模式重构了城乡信任,也避免了可怕的“流通暴力”。

中国周刊记者 夏华东



石嫣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毕业,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播大使。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者和负责人之一。目前负责致力于研究、推广社区食品安全的项目 “分享收获”。

程存旺

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创始人,常州田园正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者和负责人之一。目前负责致力于研究、推广社区食品安全的项目 “分享收获”。

做中国农村的研究,必须要下去

石嫣着一身亚麻质地的对襟上衣和长裙,出现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面前。洗尽铅华。

她的微信名叫“农民石嫣”,她喜欢将自己称为“农夫”。她的先生程存旺在一旁笑言:“我们就是农夫,旗帜鲜明!”

三十出头的石嫣与丈夫程存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生,师从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二人因曾经创办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最早在国内践行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而成为新农人里的旗帜人物。

在保定市区长大的石嫣,从小到大,十指沾泥的机会并不多。当年糊里糊涂报考河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时,她甚至不清楚要学些什么。

四年本科,她感觉地方院校并不是很重视农业的价值。“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河北农大是属于商学院,还是偏经济一些。所以几乎没有下过农田。”

本科毕业后,石嫣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跟随温教授多年,对石嫣来说,她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问题意识。“我们做研究时更多时候是飘在上面的,但是温教授让我明白,做中国农村的研究,必须要下去。”

石嫣还记得第一次去山西乡村调研的经历,“做了一星期后,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乡土社会和城市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读博期间,石嫣被公派美国农场务农半年,成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

“这段 另类洋插队 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石嫣在她的博客中这样回忆道。

“过去我们整个的思考方式是经济学式的,不断地考虑投入产出比。而在美国,在那种大型农场产业化生产的模式下,它会考虑农业生产对于环境、动物的影响,对于乡村、农场主生活的影响。”

美国之行也让石嫣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生活是有其他选择的。生命有着除了成为流水线或者竞争、效率、完成一个人生周期外更多的意义。”

她明白,“可能这辈子我都要与土地和农民拴在一起了。”“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为善、思于田而修真”,石嫣称,“我要做一个农夫,或者是帮助农夫的人。健康农业是一个值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的 职业 ,而农夫则是让这种健康事业维持下去的执行者。”

与石嫣不同,程存旺从上大学始,就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多了解。“大学时看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讲的是改革之前,河南、安徽一些农民的困苦生活。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利用课下做一些调研。当时温铁军教授也在组织大学生到农村调研,给孩子们做支教活动,我就关注并参与了。”程存旺回忆起从农之路。

2007年考上温教授的研究生后,程存旺正式系统研究“三农”问题。温教授谈到的“农村的环保和农业和食品安全问题”对他触动很深。此后,程存旺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石嫣在美国农场

我看你们说什么,也看你们做什么

6月下旬,新农联创(北京)农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毕慧芳到美国参观一家建于1868年的有机农场。

“5000亩有机认证,以种植蔬菜为主,没有本土水果,只种了草莓和树莓。农场有20个工人,5个销售和配送。工人工资每小时9元。销售有会员制,居民采摘,超市采购。”这位研究新农人的专家在网上更新着自己的动向。

在北京,石嫣和程存旺新建的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在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和顺义区柳庄户村拥有80亩农作物种植基地和120亩林地养殖基地。他们把这个项目称为“分享收获”。

程存旺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说:“不管是当初的 小毛驴 还是现在的 分享收获 ,最初创立的目的都是因为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问题。这是世界发展的共同潮流。”

“分享收获”采用CSA模式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为成员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

据相关统计,全球80%的食物市场被五家跨国公司控制,这些食品帝国垄断控制着全球食物由生产到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现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和城市市场是分割的、断裂的。比如说早十年以前,每家每户养十几头猪,他可以在城市进行销售。但现在不可能了。现在整个城市的市场一定是为大规模养殖场所垄断。”程存旺认为,必须有人来扮演这个关联的角色。

目前在国内,采用CSA模式的农场有300家左右,北京有50多家,比如天福园农场、得润屋农场等。“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真实。”石嫣评价说。

当下,“分享收获”在北京的这些农场里算规模比较大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团队在经营,分生产、销售、客服三个部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架构了。 ”程存旺向记者介绍,“市场上能找到的蔬菜我们这儿几乎都栽种,全都是按有机的标准来种。”

程存旺要求生产部门的年轻人一定要下地亲手干农活。“拖拉机一定要学会开,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要去尝试。”他解释,“在欧美,年轻人已经更多地投入到了农业中。中国劳动力已经面临断代的危险,他们学会后,在未来可以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

在销售上,“分享收获”主要采取的是会员制销售,不进商场和超市。只要一次性在农场预存3000~8000元钱,就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客服电话加入会员。目前,他们已有500户会员,都是北京的家庭制会员。此外,“分享收获”还通过淘宝、农夫市集、团购、餐厅等渠道进行销售。

“分享收获”创办初期,也曾遭到质疑,有人甚至在石嫣的博客留言 “关注你们下面的发展,我看你们说什么,也看你们做什么,说的与做的是否一样,关注!”

石嫣认为信任是现在生态农业发展中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她把基地地址公布出来,允许外人随时来参观。同时,也让市民来分享收获基地体验“半农半X”生活,包一块地,周末来劳动一下。

“认证、信任、口碑都不是一个方面说了算。一个农场能在一个地区做上5年或者10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建立了足够的口碑。”石嫣表示。

对于“农夫”之路石嫣和程存旺很是乐观。“从当前市场上来说,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这肯定是个趋势。”程存旺称。“我觉得中国农业目前的转型也会促进新农人力量的壮大。”石嫣补充说。



“分享收获”进社区推广有机蔬菜。



一位法国志愿者在配菜装箱。



石嫣和农户一起收获蔬菜。

“粮食”危机不在量,在于质

“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关注粮食作物呢?”程存旺对《中国周刊》这期的选题有些好奇。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很多人会担心没有人种地了,那我们吃什么?”对于记者的这一问题,程存旺笑着摇摇头说:“这不是问题!吃好、吃得健康,才是我们要担心的关键!”

“现在很多人认为粮食种植面积在逐年下降,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占比上,粮食种植的绝对面积比较大,经济作物像果蔬类,长期维持在4亿亩以内,也就是全国种植面积的20%以内。剩下的主要是粮食作物。”程存旺给出这样一个数据。

中国是发生自然灾害频率比较高的国家,但程存旺认为,中国的地域跨越了很高的维度、很宽的经度,“怎么都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现象。所以整个中国不会出现全流域欠收和灾荒的情况。出现灾荒一定是政治的原因。”

“数量危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的食物总体是过剩的。中国2010年浪费的食物可供3亿成年人的使用,所以说数量上已经饱和了,超饱和!”在程存旺看来,玉米、小麦、水稻这三大口粮的产与供应该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三大主粮的种植应该说连年在递增。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种地的少了,粮食的种植面积也比以前略少了些,但是现在的亩产比例高多了,单位种植者的种植面积变多了。”

“不用担心!”他又补充道,“粮食的量不是问题,但是品质已经逐渐出现恶化了。食品安全问题和农业的生态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数量的安全问题。比如当下的 镉大米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湖流域(湖南、湖北)。这是因为大量的有色金属的污染,导致了水体污染,进而污染了土壤,然后又迁移到食物链中。这个问题很可怕。”

对于所谓种粮危机,石嫣认为大家忽视了土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土地的浪费,你种和不种不是产量的问题了,是地荒废的问题。郊区好多土地都是花了好几十万建的,都浪费了。再有,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做土壤的改良,50年之后将仍然是这样。”

“分享收获”现在种植粮食不多。石嫣解释说:“在北京来说,不会直接去大规模生产。目前种的粮食作物就是玉米,面积还不到10%,也就是不到10亩地,而且主要是作为饲料粮,供养殖基地使用。但是我们已经在做有机水稻了,可能下一步我们会做有机小麦、花生和大豆。”

带动农民的发展也成为“分享收获”的一个目标。现在,“分享收获”的网店也成为一些有机农户的销售平台。“比如说有机五常大米,是黑龙江一个农户产的。我们派一个实习生过去,从6月到10月,一直在他家里住着,把整个的生产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每天发微博微信,实时监督,消费者能看到。所以去年这个卖得特别好,25吨大米不到年底就卖完了。”



2011年,石嫣和程存旺结成夫妻。这样的“农业婚姻”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做农业,幸福指数很高

《中国周刊》:学农业的人真正回归土地的是否很少?

程存旺:对。我们专业那一届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的很少。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干农业。

石嫣:从大范畴来看,其实从事农业的还比较多。像农业研究、农业金融,或者说农业的企业管理。但是再细分的话,从事生产的可能就只剩下1%。我们其实是生产、销售都做嘛,是真正地下到乡村。

《中国周刊》: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们做农业?

石嫣: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们选择做农业的主要原因。

程存旺:现在只要在做这个就觉得幸福。虽然冬天得烧煤取暖,现在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就停水,但其他方面我觉得都不比市里差。生活在村里比生活在市里会相对轻松和惬意,至少成本低。我们不会担心每个月的收入还不了房贷,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们租的那套房,我们俩和我父母住,一共是140平米,一年的租金只有1万块钱。幸福指数比较高。

《中国周刊》:你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有安全感吗?

程存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习惯了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团队里绝大多数成员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都是农民和工人出身。如果是农民出身的话,他们的生活历来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事实上,如果当下想要做出一番天翻地覆的事业来,那么农业是个机会。它已经触底,现在是反弹和上升的最好机会。

石嫣:我倒没有觉得无保障,至少是自己喜欢做的,而且是值得去做的。可能我们团队的年轻人会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社会给人的压力会更多一些,我和城里的人交流时也会被他们所影响。但是目前看,我觉得都挺好的。

《中国周刊》:“分享收获”团队的人有怎样的愿景?

程存旺:他们当然都有个长久的愿望,比如希望将来能拥有自己的农场。我们会鼓励他们向这方面努力。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农民,都是奔着农场主或农场经理去的。

《中国周刊》:干农业很累吧?

程存旺:我们一天的工作量比农民还多。每天早上六七点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中间可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我们服务的会员都是北京的中高端家庭,他们对服务的挑剔程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得把服务环节做得非常细。

《中国周刊》:你们最终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程存旺:CSA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做的,未来的收益可能也不会差。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在奔着城市跑、奔着工业化跑,但一定会出现一个反向的发展。

《中国周刊》:以后有了孩子,也会想让他从事农业吗?

石嫣:让他自己去选择,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有好的成长环境,未来他对工作的选择有可能会考虑和农业相关,可能以后会更重视食物的质量。

程存旺:微博上看到一个叫冯丽丽的作者写的一本叫《下乡养儿》的书。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8岁的天天不想上学,辍学在家。因为害怕做噩梦,连觉都不敢睡。她的父母为了陪她,辞去工作,过了整整一个晚上玩、白天睡的冬天。在一个老师的建议下,她的父母带着天天搬到农村,让她学做饭、养小鸡小狗。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而是有困境、有小确幸的生活。”我觉得值得学习,还跟石嫣说要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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