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宇驰在开直升机，是中央专案组在北京的“秘密据点”缴获的。
关于时间舒云要说明一下。根据老警察办案的经验，如果一个人把前好几天的时间说得天衣无缝，几点几分干了什么，说得一清二楚，反而有作案嫌疑了。因为一般人办事除了预约，很少注意时间，更不会注意几分几秒。尤其是在紧张时候，当事人更是会忽略时间。所以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包括林豆豆，时间混乱不足为怪，这正说明他们不是阴谋者。如果要搞阴谋，是要掐好每分每秒，精心计算的。
周宇驰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晚上的行踪，中央专案组并没有公开，是否有答案，还是个问号。舒云采访了周宇驰夫人王圣兰和儿子周向阳，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专机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负责教周宇驰飞行的空军34师副大队长陈士印，周宇驰飞云雀的机组成员潘书法、陆其顶、沈龙福，和陈修文住在同一间宿舍的直五飞行员陈国栋等，根据他们的描述，舒云试图还原周宇驰那个晚上的行踪。
1971年9月12日，周宇驰飞行的云雀直升机停在西郊机场，机组人员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待命。从1971年5月，周宇驰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至9月，云雀机组陪同周宇驰飞到了南昌、庐山、广州、郑州、北戴河等地。
1971年10月4日，胡萍在写给中央专案组的材料中说：“1971年9月12日下午4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13日飞机。周宇驰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13日7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由王（飞）副参谋长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时调去广州。’”
19时40分，林立果坐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周宇驰没有去送行。林立果临走把“北京的指挥权”交给周宇驰，周宇驰当晚也没有参加王飞在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办公室组织的会议，讨论第二天早上去广州的名单。
根据周宇驰大儿子周向阳的回忆：“父亲当晚8、9点回到家中。”
九一三事件前，9月10日，周宇驰给西安的弟弟拍了电报，说母亲病重，要弟弟来北京把母亲接走。9月12日晚上周宇驰第一次回家时告诉弟弟：“明早有人送火车票来，你们就回西安去。我们明早也走，到广州去。”
周向阳回忆：“父亲回家后就在打电话。然后父亲让母亲、我和弟弟上车，父亲开车，我们到了西郊机场。父亲下了车，我们并没有下车，一直在车里等着。”
周宇驰把家属拉到西郊机场，是准备第二天一起坐飞机去广州。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大约是当晚的11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空军34师。……”
1971年10月4日，胡萍在写给中央专案组的材料中说：“9月12日晚10时以后，吴法宪打电话告诉我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事，我知道一定是中央察觉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于是我就一面找人告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又给已去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假借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给林彪使用。”
胡萍上述这段话是在中央专案组的逼迫下写的，有违心的成分。但通知周宇驰是真实的。胡萍回自己宿舍给周宇驰打了电话，说吴法宪来电话，周总理追查去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了。周宇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胡萍说刚一会儿。
周宇驰立即给林立果打电话通报。
胡萍接受舒云采访时说，他回到候机室，吴法宪来了。他派孙福荣去工字房通知周宇驰。周宇驰没说什么，孙福荣回来向胡萍报告。胡萍再让孙福荣去问周宇驰怎么办，孙福荣再到工字房，灯已经黑了，周宇驰不在了。
周宇驰在孙福荣告诉他胡萍口信后，得知飞机不可能开了，第二天也走不了了，就开车把夫人王圣兰和两个儿子送回空军大院。在家中这段时间，周宇驰接到林立果打来的“北上”电话，说他们马上出发了。然后，周宇驰给潘景寅打了加油电话。
周宇驰临时决定连夜把弟弟和儿子周向阳送走。周向阳回忆：已经是下半夜，父亲和母亲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他们就回去了。叔叔还带着3岁的女儿，我们在火车站等到天亮，自己买了火车票去的西安。
周宇驰开车回到空军大院，把王圣兰放下，就去了空军学院将军楼。
1971年10月11日，李伟信亲笔供词：“1971年9月13日晨1时多，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我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跑。’”
周宇驰和于新野开车到西郊机场，打电话叫陈士印。陈士印睡得正香，穿着裤头跑到走廊上接电话。周宇驰说要直五马上飞，陈士印说他很久没飞直五了，还是找一个飞行员。于是周宇驰、于新野带陈士印去叫陈修文。
李伟信供词：“到机场又找了一位飞行员，加满油，3时多起飞。上飞机时，周宇驰对我说：‘你在后舱，我与于新野和两个飞行员在前舱（前后舱不通），冲锋枪给你，在后面以应付万一情况。’因为前舱坐不下四个人，于新野又来到后舱。……飞机飞了两个多小时，被迫降落在荒野里，一下飞机，我见前舱一个飞行员的头已倒在玻璃上，于新野下飞机又向座舱开了一枪，一会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他手腕上，他还狠毒地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周宇驰提着枪，叫我在前面开路，叫于新野扶着他，走了一段坐下休息，周宇驰又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过一会又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都自己死！’沉默一会于新野对周宇驰说：‘还是自己死，你喊一二三，咱们同时开枪！’我表示同意自己打。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一、二、三！’，于自杀，我放了空枪，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