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孙连仲田镇南池峰城 田镇南

孙连仲(1893年2月3日－1990年8月14日)，字仿鲁，汉族，中国河北雄县人。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著名抗日战争将领。孙连仲原名孙席儒，他曾说过，他幼时家里养有骡马，雇有长工。孙上过几年私塾，可是他对读书没有

孙连仲

多大兴趣，经常逃学，而最好摆弄牲口，或赶赶大车。以后长得身材高大，膀阔腰圆，颇为强壮。但他既不想继续读书，也不肯务农，因而乡里人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叫他“傻套儿”他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清末民初，社会动盈，青年中颇流行“从军报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2月，北洋军第二镇派孔祥标到雄县招兵。时年十九、并已与同邑苏姓女子结了婚的孙连仲秘密赴招兵处报名应募。其母闻讯，命他的哥哥孙连喜赶至招兵处婉劝，以家道富实，田产年年增加，不但不必去当兵，而且家业尚需他帮助料理为词，要他回家；同时托雄县县长王瑚代为向招兵处交涉除名。孙连仲表示：“男儿应立志报效国家，岂能终老田园与草木同腐?从军之志，不可更改！”其兄为之感动，放弃劝说而归。入伍后，孙连仲被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为学兵。清帝退位后，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孙连仲隶王占元的第二师之下。此时孙已调入炮兵营，并由学兵升为正兵。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京卫军被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军，行军前在各旅成立炮兵营，从他部调选人员，孙连仲被选中，来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充任班长。有一次，冯下连检查，适逢孙连仲所在连的连长正在考问士兵“五十二条精神训条”(此为冯玉祥为部队所规定)的内容，就悄悄站在后面听。不料长时间无人主动回答，最后孙连仲站了起来，不仅流利地背诵了一遍，还头头是道地讲解了一番。孙连仲从此为冯玉祥所赏识。

地位不断上升

　　孙连仲颇具军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然诺必行。军旅生活中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骄色。因此，同阶青年军官与之友好，士兵拥护。这些，都为他地位的不断上升创造了条件。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后，当时驻在四川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云南护国军在泸州、叙州(宜宾)间作战。孙连仲在龙头山一役中，曾一人扛起二百三十八斤的山炮，带领士兵抄后路袭击护国军，一炮击中对方阵地，给冯军带来暂时胜利。冯玉祥擢升他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

　　1917年，第十六混成旅已回驻京津之间的廊坊，冯玉祥一度调离该旅。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段棋瑞要冯玉祥返回部队任旅长。冯未到达前，一群少壮军官酝酿对“辫子军”作战。当时群龙无首(原任旅长杨桂堂亦不在部队)，孙连仲乃联合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佟麟阁等共十二位连长，在万庄一带阻截张勋军，并追击至永定门。冯玉祥复任旅长后，孙连仲被提为营长。孙当营长时，在一位师范毕业的同乡帮助下，读了一阵《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然而“只会念不会讲”，自觉收获不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任命孙连仲为炮兵团长。孙曾以自己缺乏学历，未进过中学而稍露

孙连仲上将在“受降主官”下签字

怯意。冯鼓励他说：“论带兵打仗，大学生也不如你们，中学生更不用说。”继又许诺：“将来我会让你们进陆军大学。”当年10月底，冯玉祥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移驻北京南苑，集训练兵，孙连仲随其前后，颇为倚重。随着冯玉祥军事力量的发展，出现下一批他所亲信的少壮将领，所部5个团长后来被称为5虎，13个营长被称为十三太保，包括孙连仲、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等。

　　1924年秋，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新头目，贿选总统曹锟。事变之前，冯玉祥提升孙连仲为卫队旅旅长，管辖手枪团、学兵团、炮兵营三个单位。孙亲自率手枪团化装为接运粮饷部队，由古北口潜回北京。10月22日晚，孙连仲的参谋长王德晋宴请曹锟的卫队团团长张汉臣。当张、王等人饭后打牌寸，孙连仲指挥手枪团包围了总统府，缴收警岗枪支，派兵接替了警位。其时曹锟卫队团官兵多在酣睡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全体解决。事变后，孙连仲调任国民军第一军炮兵旅旅长。不久，冯部扩军，孙又升任了骑兵第二师师长。

　　孙连仲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平日练兵时，他经常深入营连直接检查示范，与士兵一起操练演习；作战中，他与士兵生活上同甘共苦，所以博得了部下爱戴。他对于军纪也要求甚严，恪守冯玉祥为国民军提出的“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要求，因而得到驻地群众的称赞和支持。

　　1925年，孙连仲部随同国民一军在京津地区活动，曾参加国民军一、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在攻打韩家墅、杨柳青时，孙连仲亲率部队冲锋十余次，从上午8时战至午后，未能克敌。适第二军邓宝珊由南路夹攻杨柳青，配合孙连仲部迫敌向天津败退。1926年初，孙连仲师驻山海关。时奉直已达成谅解，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以五十万兵力联合进攻国民军。1926年4月，国民军撤至位于居庸关与昌平之间的要隘——南口，以劣势兵力抵抗奉直精锐达四月之久。后因寡不敌众，回退绥远，并打算以西北为后方根据地，养兵待战。南口大战时，孙连仲师奉派参加攻打山西。及南口战事失利，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遂告失败，孙连仲率领部队随同绥远部统兼第—卜二师师长蒋鸿遇经包头、五原到达宁夏。当时孙连仲的部队仅剩一千多人，乃整饬队伍，与蒋联合马鸿逵，驱逐地方小军阀张兆钾、孔繁锦退回甘肃。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孙连仲被任国民革

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代表中方接受投降

命军东路第二军司令官。当时，河南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围攻西安已达数月之久。守卫西安的是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杨、李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建议，全力南下援陕。孙连仲此时已接任了蒋鸿遇的第十二师师长，冯玉祥又加委他为“全军总执法”，对旅长、道尹以下，均有权处置。但孙由宁夏入甘肃后，擅自往陇南收编了孔繁锦部，继入汉中以图发展国民军势力。冯玉祥为此电责其“率部火速援西安”，孙才率部队参加了解西安之围呐战斗。11月28日，在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人的协同作战下，刘镇华主力败于猴儿寨，加上其总司令部被袭，刘只好率其镇嵩军东撤、西安之围乃解。

　　1927年5月1日，冯玉洋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第二集团军东出参加北伐后，孙连仲率部在豫西南一带作战，先后进击直系于学忠，改编了阎德胜的部队，追击过向四川流窜的吴佩孚。嗣后移驻唐河、确山，解决了直系旧部靳云鹗的部队，占据了平汉线，靳只身逃往上海。

　　蒋介石、冯玉祥合流后，孙连仲为冯的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进驻新乡。不久与鹿钟麟对调，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任蒋、冯“北伐军”的京汉前线总司令，率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庞炳勋四个军，在漳河沿岸与奉军作战，激战二十六天，屡挫奉军杨宇霆指挥的部队，伤亡敌军以万计。奉军虽竭全力一再增援猛攻，均不能得逞，京汉、陇海两线战况得以稳定，蒋、冯于整个战局遂得从容调度。孙连仲部在接受通电嘉勉及奖励后，以激战过久，疲劳特重，奉命往郑州整补休养。

　　1928年5月，孙连仲部调陕西绥靖地方。此前一月，甘肃发生了马仲英领导的“河州事变”，动乱日益扩大。冯玉祥即命孙连仲就近移师入甘。孙于7月入甘，于9月以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率部打败了自武威进攻永登的马廷剿，并一举攻占了古浪、武威。马于9月底退走青海乐部。马廷勃是甘肃回军早期著名人物马安良之子，曾归服国民军，此时加入了马仲英的反冯活动。连年作战，孙部兵力由两万人减至一万左右。为了补充兵力，孙连仲在甘肃广为招募，整顿操练。

　　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青海省。这是时任行政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为巩固实力采取的一

中国受降代表孙连仲上将

项措施。12月，孙连仲在兰州先行就任青海省主席。省府委员五人，孙之外有建设厅长马麒、民政厅长林竞、财政厅长郭立志、教育厅长郑道儒。未赴青海视事前，经甘肃财政厅长张省三的夫人介绍，孙连仲与前清端王载漪之孙女罗毓凤结婚，婚礼于1929年元旦举行。此后孙的军旅生活，罗多时相随，颇尽内助之力。抗日战争中，罗毓凤曾创办伤兵救护医院、难童教养院、眷属工厂，并参与组织军队俱乐部活动，亲自为官兵演京剧，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9年2月，孙连仲到青海履任。青海地区向为甘肃回军势力马麒、马麟所盘踞。他们对孙之主青，明迎暗拒。尤以马麒次子马步芳与旅长马子乾等，军事上威胁最大。冯玉祥为使孙连仲顺利进入西宁，确立对青海的统治，乃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电调马步青旅开往潼关，委以该处警备司令职务；又调马子乾旅驻湼源；马步芳的第四混成旅则令驻循化、巴戌。孙到青海后，以其第九十一旅驻乐都，第九十二旅、第九十三旅及直属部队移驻西宁附近，控制局势。

　　除军政事务外，孙连仲也希图间津青海建设。青海地处偏僻，土地广袤，加以交通不便，内部各地以及全省与外界的联系困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孙下令修筑公路，以利开发，又提倡栽树、修渠引灌。困任期短暂，成效不著。

　　在青海，孙连仲注意拉拢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希望建立较山和睦的关系。他看到伊斯兰教阿訇在回族、撒拉族群众中很有号召力，便以发扬伊斯兰教的名义，令各县成立“回教促进会”，并由哲政府拨款八万元，修建各地清真寺，开办“阿訇训练班”，想控制伊斯兰教阿訇，防止其联络群众“造反”。

　　1929年2月，驻湟源的马子乾旅受人唆使鼓动，发动了讨孙战争，进攻西宁。事初起时，孙连仲力避战事扩大，下令招抚，无效后，始令安树德、鲁崇义两旅进剿，但提出“要捉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这是因为

孙连仲(中)

马子乾系马麟家族成员，孙怕引起更大事端。进剿不到半月，俘虏了马子乾。然而由于士兵未执行上级意图，将马打死了。为安定马麒家族并防止回、汉民族间对立情绪的增长，孙亲自迎接马子乾的灵柩于西宁城外，并主持了追悼会。此举取得了马麒的谅解。

　　是年8月，原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奉命东调，就陕西省主席一职。孙连仲接任甘肃省主席。孙入甘后不久，青海大权落入了马麒、马步芳父子手中。他们因此对孙具怀感激之情。后来“西北诸马”中最有实力的“青马”，从此走上了大发展时期。

　　蒋介石召开所谓“编遣会议”后，冯玉祥和蒋的矛盾更加尖锐，积极准备与蒋的武装决战。陕甘两省的冯系将领，纷纷厉兵秣马。孙连仲为使其部士饱马腾，不甘落后，征收甚重，计得现金七十万元有余。正遭大旱之灾的甘肃人民，因此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甘肃民间多年来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颇多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0年4月，东调的孙连仲被任命为冯部第八路军总指挥。他率领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连同骑、炮、工兵等部队经陇东、陕西到河南，留雷中田师驻防兰州，维持后方秩序。孙连仲对这场即将掀起的蒋、冯战争的看法是：西北军实力不够，后方地方军阀势力未完全削平、民变、土匪活动时有发生，仗还不到打的时候。如果孤注一掷，打败了连退处都没有。但多年养成的对冯玉祥的服从性格，使他还是遵从命令全力投入了战斗。孙部入豫后，驻防漯河、太康、归德及安徽亳州等处。6月，孙部与蒋方的何成浚、朱绍良部激战，打败了何、朱。此时孙连仲电请冯王祥允许他南下攻取武汉，冯来电阻止，要孙进攻杞县，以解亳州之围。解围后，孙又提出南进，冯仍不允，要他东进解商丘之围。商丘解围后，交给孙殿英守备。7月，战场形势开始转向有利蒋方，冯军在陇海线上奋力支撑，希望能依托郑州扭转战局。但原先支持冯玉祥的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令其部队撤出主要战场，冯军独木难支，退往豫北。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并派大军入关参战，冯军失败已成定局。10月，冯玉祥离郑州北去。孙连仲率部到新乡，西北军拥鹿钟麟为总司令，孙为副总司令，高树勋、张自忠师归孙指挥。鹿、孙请刘骥去向冯玉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冯回电只四个字“西望长安”，意思是带部队向西开。这时，鹿钟麟亦准备离部队去天津，孙连仲赶到火车上去弥留，无奈鹿执意要走，并请孙收拾西北军残局。孙怏怏而归后欲说服邓队西退，但部下都不愿意。孙也明白，大战前西北军几乎倾巢出动，陕甘地盘实已放弃，西退也是绝路一条。乃于思虑再三后派田镇南、李显堂、冉寅谷为代表，赴郑州谒见何应钦，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军队静候改编。10月18日，在新乡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江西剿共

　　孙连仲接受蒋介石改编后，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不久，孙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就食。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共约4万余人。

　　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同孙连仲交情较深。孙到山东后，韩打起了如意算盘，企图利用孙的力量壮大自己。孙此时亦有与韩互为依托的想法。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极为笼络。蒋派曾任冯玉祥部参谋长的曹浩森去济宁做孙的说服工作；继而分批邀请孙部将领到南京一一召见，赠款甚厚。孙连仲派其军需处长兼秘书长袁其祓等赴南京谒蒋，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对孙颇多称赞。蒋怀柔备至，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1931年初，孙连仲奉命开往江西，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4月初，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红军朱德所部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经过激烈的战斗，使孙连仲部损失了约一个旅的兵力。同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三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犯。孙连仲部改番号为第二军团，属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红军组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采取运动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取得了六战五捷的胜利，毙伤和俘虏敌军三万余人。在这次“围剿”中，孙连仲部连接打了败仗，损失惨重。另外，孙部官兵多出身于西北，不习南方水土，营中疟疾、赤痢流行，死亡日有发生。加上红军的政治瓦解，军心日渐不稳。适孙连仲本人患牙疾，乃请假赴南京就医，并请求蒋介石将其部队调离驻地宁都，找一适当地点休整。加之第二十六路军开到江西以后，孙连仲感觉人地生疏，所以不断去南昌、南京等地，联络应酬，以期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能够保住地位，站稳脚步，因而他在防地的时间较少。孙走后，部队交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指挥。在他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军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对参加“剿共”较为反感。曾经担任过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当时也在中央苏区，孙部军官中有不少人和他认识。因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师长董振堂，旅长季振同、黄中岳等，乘孙连仲不在防地之时，率领一万七干名官兵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蒋介石对孙连仲辖下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十分震惊，立即派陈诚陪孙飞返宁都(起义部队已开往苏区)，收拾残局。由于打内战的需要，蒋拨款重建了孙的部队，并恢复第二十六路军称号，但编制缩小。这段时间，蒋介石对孙连仲不如前时那么重视了。

　　1932年春，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奉命驻防宜黄一带，突遭红军的围攻，高弃城而逃。宜黄之败，使孙部实力又减。作战失利，士气消沉，孙连仲为巩固部队和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主要请求撤其江西清乡督办和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将所部分并为一个师，以充实人数，健全战斗组织。蒋介石接呈后准去其江西清乡督办，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仍保留，原有部队并编为第二十七师及一个独立团，师长由孙自兼，池峰城、冯安邦分任旅长。正当孙连仲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的时候，蒋介石得到吉鸿昌与红军秘密联络的密报，深恐再发生“宁都起义”那样的事件，故抢先下手，把吉的第二十六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师，归孙指挥。孙认为蒋这样做是使自己绝处逢生，感激之至。　

　　1932年3月，孙连仲在金溪县浒湾驻防，迎战红军林彪部。孙亲临前线指挥，与红军展开拉锯战。红军终以不克而退，孙部进驻永丰。蒋介石旋发表他为第四十二军军长，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1933年7月，蒋在庐山设训练团，自兼团长，委孙为团副，教育长为陈诚。训练团结束，孙连仲返防后率部攻占宁都、赣县。同年9月，驻湖北麻城之第三十军张印湘部不稳，蒋介石乃调张任第四十二军军长，发表彭振山为第三十军军长，命孙连仲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前往整顿。孙积极整训该部，又一次得到了蒋的称许。

　　1934年初，孙连仲率第三十军再到江西，驻永丰，蒋又将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划其指挥。是年，孙连仲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第二年初，又奉命率部到湖北追击红军贺龙、萧克部，10月，孙部调往苏北地区，总部驻淮阴，全军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处，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孙在各师提倡举行工作竞赛，进展顺利。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五大”上，孙连仲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西安事变”后，孙连仲部驻河南信阳、确山一带。及“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孙部于7月12日接到北上增援命令。日本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使孙连仲义愤填胸，情难自己。他曾与宋哲元恳谈，鼓励宋应战，决不可妥协自误。部队北上出发前，孙召集本部高级军官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说：“日本蓄意侵略我国已久，现国家命运已至最后关头，吾人须以全力报效国家，挽救危局，以尽军人天职!”全体军官听后至为感奋。全军乘平汉路火车北上，行进途中，曾接宋哲元电报要孙暂缓前进，将部队停于彰德(安阳)，以免刺激日军。孙连仲电告蒋介石请求继续北上，获准后挥师到保定。

　　平时整个华北战场的态势是：7月中旬，日军入关部队已达五个师团，兵力约十万人。26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令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在丰台、廊坊、天津车站等处击败日军。但中国军队在南苑作战失利，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日军乘势包围北平。月底，平津相继失陷。

河北战场

　　华北战场形势空前严峻，蒋介石命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兼第一军团司令。8月10日，孙部与日军河边旅团在良乡西南之窦店对峙。15日起，战斗日趋激烈，孙将全部兵力投入，迭予日军重创。由于敌军炮火猛烈，孙部阵地被摧毁。不得已乃行后退。8月下旬，转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线。时日军已占南口，敌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三个师团向平汉线进攻。9月15日，固安失守，孙连仲率部由琉璃河转进，在涿县与敌激战。嗣以关麟征、万福麟等部战败南退，孙部在涿县处突出地位。日军正面进攻多次不逞后，采用从左翼迂回包围战术，孙部池峰城师在坨里附近南大寨山区被敌突破。孙部被迫转进冀西南，保定失守。

　　是年10月，日军川岸师团直扑山西娘子关，直接威胁太原。中国军队决定组织娘子关战役，以阻击日军。此时，孙连仲部正撤至娘子关附近，奉命参加这次战役，担负总预备队任务。

　　川岸师团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主力则进攻娘子关右侧的旧关。旧关地理位置重要，关系这次战役的成败。由于中国军队在旧关一带布防薄弱，所以敌军一举占领了该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玻焦急万分，立即下令中央军第三军曾万钟增兵反攻，决心收复。不料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孙连仲率第二十七师赶赴前线，他严令部下沉着作战，相机歼敌，屡败日军，把战局稳定了下来。由于敌军继续增援，惨烈的拉锯战争展开了。激战两周后，敌军集中炮火猛轰孙部阵地，掩体工事被摧毁；加以人右友军伤亡过大，无力配合，且先行转进，孙部被迫弃守。娘子关失陷了。

　　此后，孙连仲率部撤到阳泉。部队前段作战中伤亡过大，除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外，其他两个师已无战斗力了。但他一腔抗日热情，仍命令冯固守阳泉，说：“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孙、冯是连襟，孙治军之严，亦可由此见一斑。不久，阳泉、太原相续失守，孙连仲部经晋南开往河南。

河南战场

　　在华北保定地区作战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畏敌如鼠，怆惶逃遁河南，时人讥之为“长腿将军”。蒋介石为树军威，撤刘峙之职，而以孙连仲代之。但孙所辖之军仍是原有部队，几番激战，伤亡甚大。他到河南后立即派人到豫东、鲁西一带招募兵员，还吸收了不少从家乡河北逃亡出来的青年学生，在许昌设立干部训练所，培养干部，充实下级军官队伍。

　　1938年春季，日寇的精锐部队第十师团的一个旅团等，企图沿津浦线南下攻占徐州。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指挥徐州一带战事。蒋介石于徐州方面告急时，也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之必要，乃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星夜增援。

　　第五战区长官部判断，恃战胜余威、骄狂分万的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北上敌军的增援呼应，便要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攻下徐州，抢先夺取打通津浦路的大功，故调兵遣将，张网以待。除以孙连仲部正面迎敌外，又派汤恩伯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部包围日军而歼灭之。

　　3月19日，孙连仲接到命今后，立即指挥部队东调，指定参谋人员先行赴徐州以北地区选定前进指挥所。同时命令池峰城第三十一师进驻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构筑工事，掩护他部陆续集中。第二集团军完成后的布防概况是：台儿庄城寨由第三十一师一八四团防守；该师其他部队一部分防守台儿庄以西七里之范口村及以东约三里之官庄，准备协同台儿庄核心之作战；另一部分沿大运河南岸布防。池峰城在城寨外指挥。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和第四十四旅陆续集结于贾汪东北和台儿庄以南地区。总司令部设在距台儿庄城寨五公里处。

　　3月22日，池峰城师进驻完毕。次日，由峄城南下之敌进犯台儿庄，中国军队还击，形成对峙状态。刘兰斋率骑兵从台儿庄北门出击日军，乜子彬旅长率第一八三团跟进，在康庄与日军骑兵遭遇，出击部队边战边退，诱敌深入。第一八三团在獐山与日军激战至晚。同日下午，敌机多架在台儿庄一带低空飞行，进行侦察扫射、一场喋血大战即将展开。24日晨，日军三个联队约五六千人，在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下，向台儿庄猛扑。临战之际，孙连仲亲赴前线调令下属：“面临强大的敌人，我们只能依靠地形挡住它，再利用夜里的小突击拖住它。没有命令，决不撤退厂战斗中，日军摧毁了台儿庄北城墙，从突破口冲了进来。池峰城亲率敢死队与敌拚杀。李宗仁闻报，明令以十万银元奖赏。但敢死队员一致表示：“只要抗战，不要银元！”当晚，池峰城身先士卒，率队夜袭敌阵，在第一八六团配合下，杀出一条血路，将从突破口冲入日军全部消灭。此后连续数日，敌军仗其优势武器装备，利用白昼作战。中国军队坚决抵御，同时摸黑夜袭，消灭敌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29日凌晨，孙连仲召集军、师、旅长及炮兵团长会议，重申固守台儿庄之志。并指出：当面之敌似在待援中，我以钳形攻势当可聚歼之；第三十一师仍须独自为战，以利外线组织战斗。

　　战斗延续到4月3日，日军攻占了台儿庄的东南门，侵入城寨内百米，同时掷催泪瓦斯弹。台儿庄三分之二的地方为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死伤十之七八。孙连仲的部队据守南关一隅，死拚不退。这时，李宗仁来电话，严令第二集团军守至次日拂晓，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增援。孙大义凛然地说：“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旋集合可用之兵，包括炊事兵、担架兵都一并参加，组成一个敢死队，于午夜袭击敌人。这时，池峰城来电话请示可否撤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池部乃以必死之决心，逐屋抵抗至4日黄昏，将敌增援部队击退。

　　4月6日，中国军队完成了合围任务后，全线出击。日军矶谷、板垣两师团阵脚大乱，狼奔豕突，渐向北撤去。孙连仲部与友军内外夹击，横扫残敌。

台儿庄指挥抗倭

台儿庄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全胜而结束，史称台儿庄大捷。此役中，孙部武器虽劣，但官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弥补了这一点。近战时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孙部官兵还用十二枚一捆的束集手榴弹炸毁敌军坦克。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伤亡严重，但仍在运河东岸参加了掩护徐州国民党军大部队撤退的军事行动。后来日军沿津浦线攻下了徐州，孙连仲部的后路被切断，蒋介石特由汉口派了一架专机把他接回去，他的队伍也由徐州以南越过津浦铁路，开到信阳一带集结整理。日军占领徐州和津浦线前段、陇海线东段地区后，又以武汉为目标大举进犯。我国军队布置在鄂皖和鄂豫边界的高山地带，奉令进行保卫大武汉的作战。1938夏，孙连仲部开到湖北麻城至河南潢川之间的小界岭、两路口一带参加战斗，仍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孙部在这里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阻止日军的进攻，支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到了9～10月间，保卫大武汉的战线逐渐瓦解，武汉终于沦陷，孙连仲部退到南阳一带集结。在退却途中。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被日军飞机炸死。到南阳后，孙撤销了第四十二军的番号，调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为集团军副总司令，以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为第三十军军长，辖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个师。独立第四十四旅改归总司令部直辖。当时第二十七师师长是黄樵松，第三十师师长是张华堂，第三十一师师长是乜子彬，独立第四十四旅旅长是吴鹏举。

　　孙连仲的部队在南阳附近驻了一个时期后．又开到叶县、舞阳一带补充整训，改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作为这个战区的预备兵团，蒋介石还给孙连仲加了一个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官衔。

第五战区

　　1939年夏，孙连仲乘部队整训的机会，到重庆住了两个月。他觉得自己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不坏，尤其是台儿庄一战打得很出名，他想谋求到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或省主席的地位。但由于他没有加入派系，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除了和张厉生私人关系较近外，别的没有得力的奥援，而蒋介石是不轻易把较大的权位授予杂牌将领的。活动了两个月，蒋介石对于像孙连仲这样一个有功之臣也不能不应付一下，便决定把孙调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作为李宗仁的副手，因为李宗仁是个老将，让孙做他的副手，比做“后起之秀”卫立煌的副手面子上要好看些。同时蒋还把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编入孙的第二集团军的序列。第六十八军也是原西北军的部队，当时辖有一一九、一四三两个师和独立二十七旅。六十八军副军长是李金田和陈新起，一一九师师长是田温其，一四三师师长是李曾志，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是刘汝珍。这样，孙的第二集团军就有了五个师和两个独立旅。

　　孙连仲回到叶县不久，调他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就发表了，接着李宗仁就命令第二集团军总部移驻唐河，并令第三十军和第六十八军接替泌阳以东确山以南地区的第—线防务，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另外还有活动于平汉路东侧的豫南游击总指挥田镇南部，活动于桐柏山地区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阎廷俊部，也都归孙连仲指挥。这个时期，他的总司令部的骨干人物如下：副总司令刘汝明、田镇南，原参谋长王苑亭称病辞职，由高级参谋何章海继任，参谋处处长荆得文，副处长宋秀德(聿修)；副官处处长邓德堂，军法处处长张丁杨，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治特派员黄任材；第二兵站分监部分监王铸民；高级参谋田席珍和高松元。

　　这年年底，第五战区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第二集团军的任务是攻占信阳。当时信阳和湖北广水一带驻有日军一个旅团，而孙连仲指挥的部队有七八万人，按说攻占信阳是不成问题的，但孙部的将领看到蒋介石把嫡系部队大部分放在后方，把杂牌军队放在第一线，所以他们也都抱定“全军为上”的方针，谁也不肯去和日军死拼。这个攻势进行了一个多月，连日军的外围据点也没有攻下一个。只是第三十军抽出一个团，乘夜袭入信阳城内，乱打了一阵枪，到天明前自动撤回。这个“冬季攻势”延续到1940年春节才停止下来。

　　1940年春，蒋介石曾打算叫孙连仲接替鹿钟麟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一部分队伍去河北省打游击。孙连仲接到蒋介石征求意见的电报后，曾和高级幕僚们研究，当时有人主张接受这个职务，因为蒋介石是不会把正式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后方的省政府主席职位让给孙连仲的。河北省条件虽不好，总算独当一面。但也有人主张不接受，认为河北省不仅有日伪军，而且有八路军。到那里以后，如果和八路军合作抗日，蒋必不答应；如果与八路军闹磨擦，恐怕很难站住脚，结果有可能连“老本”都保不住。孙连仲权衡利害，认为还是不去为好，就复电蒋介石表示推辞，大意是：河北省情况复杂，自己才疏学浅，深恐完不成任务，有负委座重托、谨乞另简贤能。但是如果蒋介石非让他去不可，也只好前往，所以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部队中挑选了一部分原籍在河北省的官兵，办了一个谍报训练班，想训练一批特务人员，准备在进入河北省时使用。后来蒋介石把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给了庞炳勋。

　　1940年5月间，豫南、鄂北方面的日军发动了枣宜会战，其目的在于把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击破，以免第五战区再次发动攻势。孙连仲的部队在第一线抵抗了两天，防线就被日军突破了，六十八军退到泌阳以北地区，三十军退到新野以南地区，第二集团军总部也由唐河撤到镇平附近。这时日军的主力转趋湖北襄樊，接连打败了孙震、王瓒绪、张自忠等几个集团军，当襄樊失守，战局紧张的时候，李宗仁曾令孙连仲以副司令长官身分担任前敌总指挥，前往襄樊一带督战。孙连仲到达襄阳附近的隆中时，日军已经退走。日军撤退后，孙连仲把指挥所推进到唐河县的湖阳镇附近，在那里驻了两个多月，等到第五战区部队完全陕复了原来的态势，才由湖阳回到南阳。

　　1941年下半年，第五战区长官部把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调到邓县一带整训，并编入第二集团军序列。这个军原来是韩复榘的部队，韩被捕后，孙桐萱继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任副总司令兼五十五军军长。因为曹对孙桐萱不大服气，无法合作。后来蒋介石就把第五十五军编入第三十三集团军序列，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殉国后，冯治安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又不愿归冯指挥，而孙连仲在旧西北军将领中资格较老，声望较高，所以李宗仁就把曹福林的五十五军调归孙指挥了。五十五军当时有两个师：一个是第二十九师，师长是许文耀；一个是第七十四师，师长是李益智。该军副军长是荣光兴，参谋长是李明亚。

　　五十五军编入第二集团军后，孙连仲已经指挥三个军，下面有七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大约10万之众了。但孙觉得刘汝明、曹福林和他属于“合股生意”，貌合神离，不会完全听他的，于是就想法把刘、曹换掉，让自己手下的人去带这两个军。从此以后，孙就在总司令部接连召开了几次全集团军参谋长会议和高级军官会议，并印发了一本由孙连仲署名的小册子《第二集团军军官备忘录》，汇集了一些带兵、练兵、用兵的办法，军官们人手一册，作为工作中的参考。总司令部还组织了校阅组，对各军进行了—次全面校阅。校阅后，对较差的给予批评，较好的给予表扬。

　　在进行了这样一系列工作后，即以调整编制，加强团结，互相学习，提高战斗力为理由，把两个独立旅合编为暂编第三十六师，以原第二十七旅旅长刘汝珍为师长，以吴鹏举为副师长，列入第三十军建制，把原属第三十军的第三十师张华堂部调归第六十八军建制。接着又把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调为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师长，把一四三师师长李曾志调为第五十五军第二十九师师长，把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调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刘汝明和曹福林对于这样的人事调整，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但实际采取了消极抵制的办法。对于调到自己部队的师长，使他有职无权，起不到多大作用。对于调归自己指挥的部队，则不闻不问，使其无所依从。而刘汝珍对于他的暂编三十六师则把持得很紧，暗中仍然接受刘汝明的指示，使三十军军长池峰城无法过问。这样僵持了一个时期，池峰城和张华堂均感不便，经池、张的请求，孙连仲又把第三十师调回第三十军，把暂编第三十六师调到第六十八军去了，不久，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曾志病故，曹福林立即保他的五十五军副军长荣光兴继任。许文耀和黄樵松以后也调任别的职务。孙连仲对付刘、曹的第一步计划未能成功。以后孙连仲调到第六战区，刘汝明和曹福林不再归他管辖，他也就无计可施了。

　　1941年5月初，驻豫南的日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北进．首先冲垮了六十八军的防线，紧接着直扑舞阳、叶县一带，击溃了汤恩伯集团的主力，然后转回头来，进攻南阳。这时南阳驻军很少，三十军和五十五军都在豫鄂边区一带的第一线，一时抽不回来。孙连仲手中又没有预备队，眼看要唱“空城计”，幸而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的第五十九军刘振三部正在邓县整训，遂电请李宗仁，飞调该军向南阳增援。李宗仁还派来独立炮兵第十六团、准备在南阳附近和日军打一仗。日军主力从南阳以北的大石桥渡过白河后，即向南阳急进。刘振三军主力布置在南阳以北山地予以阻击，打了一天多，该军被日军压缩在南阳城郊一带。到了夜间，大概是为了保存实力，刘部便把南阳城放弃了。这时孙连仲的总司令部退到内乡附近，他和幕僚们判断，日军到南阳后已经很疲劳，后面又有汤恩伯的追兵，在南阳不会久停。如果日军走了，汤恩伯的队伍必先进驻南阳，这对孙的面子不好看。所以孙连夜赶到南阳以西王村铺附近刘振三的军部，从该军派出一团人，向南阳进行攻击。拂晓时进到南阳郊外．放了一阵枪，遂即进入城内。放弃了一天多的南阳城于是“克复”了。五十九军的部队进城后，还搜到十几个因病落伍的日本兵，交到了孙连仲的总部。孙让该部拟了战报，把战斗的经过渲染了一番。

　　从1941年初夏豫南战役后，到1943年初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豫南、鄂北方面的战局呈现胶着状态，没再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前，在中原战场上，可以和孙连仲抗衡的大将是汤恩伯。汤是蒋介石的嫡系，抗战前，蒋把他放在北方。抗战开始以后，汤的队伍一再扩编，发展到十几万人。蒋介石是要支持汤占据北方的重要地盘；以便战后排挤杂牌将领，对付八路军。孙连仲和他的慕僚们，对于他和汤进行过比较分析。第一，孙和他的官佐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在北方比较人地相宜。而汤部的官佐绝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北方情况不熟悉。第二，孙的部队大都是西北军旧部，纪律较好；汤的部队纪律坏，民众恨之入骨。第三，孙对人比较和气，和地方官绅相处得较好。而汤则盛气凌人，地方官绅对他都有反感。第四．孙的资格比汤老，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比汤好，因而声望较汤为高。但汤恩伯甚得蒋介石的宠信，要想胜过汤恩伯取得在河南的国民党军政界领导地位，除了继续发扬上面那些有利条件外，还必须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国民党中央找到有力的“靠山”。

　　在发扬有利条件方面，孙连仲在南阳时期做了一些工作。那时在南阳出版的《前锋报》，在中原地区有一定声誉，是比较进步的报纸。《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在河南政界和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孙连仲就给李静之和《前锋报》一些支持。孙向《前锋报》社资助了一部分款项，并和李静之合办了一所私立景武高级中学，孙当董事长，李当校长。据说“景武”是景仰诸葛武侯的意思。孙还请李到他的总司令部当秘书长，李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孙帮忙，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李也确实给了孙一些帮助，如在《前锋报》不断发表扬孙抑汤的文章，又如李所认识的河南军政界要员和文教界名人到南阳时，李都陪同他们到孙那里去拜会，为孙增添了许多朋友。

　　对于南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孙连仲和汤恩伯都想抓到手里。汤采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地方武装的首领听他的。但以别廷芳为首的这些人不听他那一套。孙对他们则采取怀柔政策，又加上这些地方武装的军官中，有不少是旧西北军的人，他们都很自然地倾向于孙。特别是别廷芳的族侄别光汉，在冯玉祥的卫队旅学兵团当排连长时，孙正当该旅的旅长，他更把孙当成自己人。所以那些首领们和孙来往都很密切，愿意听孙指挥。在卫立煌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时，曾在南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中抽调了几个团，集结在南阳附近，号称河南第六区自卫军，以别廷芳为司令。别廷芳死后，别光汉继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南阳一带属第五战区，命令该自卫军归孙连仲指挥。1940年日军进犯豫南时，孙连仲曾令该自卫军开到唐河一带参加战斗。因为战斗力较差，一触即溃。后又集结南阳整训，孙曾派人到该部检阅。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突然下令免去别光汉的司令职务，以三青团在河南省的负责人王汝泮继任。王汝袢是南阳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是军统系统的人。自卫军的头目们和各县的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表示反对，并找孙连仲设法挽回。而王汝泮奉令后，立即由洛阳到南阳，想尽快走马上任。他到南阳后，知道这个任不太好上，也找孙连仲想办法。孙便以调停人身份，把双方有关人员召集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别光汉和王汝泮外，还有南阳的刘鲁门，邓县的丁叔恒，镇平的王金声，淅川的任泰升，内乡的薛炳灵，新野的王佑民，唐河的赵守忠，泌阳的薛子正等。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大意是：我们并不是反对彩芹(王汝泮字彩芹)先生个人，而是希望省方尊重地方团队的传统习惯，实践别香斋(别廷芳字)先生“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约言。如果认为别明甫(别光汉字明甫)当司令不适当，可以在各县团队中物色继任人选。现在骤然换个官兵都不熟识的人来带自卫军，恐怕引起官兵怀疑，甚至激起事故，所以请彩芹先生慎重考虑。而王汝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当场表示：“我离开家乡很久，对地方情况不大了解，这次突然接到省府的命令，也不能不回来看看。各位先生既然有不同意见，我可以回去向省府报告，听候省府解决。”孙连仲最后说：“各位都是本地方人，都是从爱护地方出发，我看事情容易解决。彩芹回去后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向省府报告一下。现在明甫身体不好，可以先请假休养，暂由韵五(王金声字韵五)代理自卫军司令职务。诸位看看可以不可以?”大家都表示同意，会议便结束了。孙连仲在会后也给河南省政府发了电报，大意说：在此抗战期间，对地方团队以息事宁人为好，不必急于更张。并建议以王金声继任自卫军司令。省政府看到有孙连仲这样的拥兵大员出来说话，也就不再坚持前项命令，而按照孙的意见办理了。

第六战区

　　关于在国民党中央找靠山问题，孙连仲和他的高级幕僚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孙和张厉生是河北同乡，在抗战以前就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张厉生还把亲信万福曾、赵鉴湖等介绍给孙连仲，作为孙的随从秘书。但张在蒋介石跟前还不是第一流角色，而且不管军事。所以对孙的升迁起不了多大作用。1941年秋天，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联络和视察，孙连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赶往老河口去迎接。陈诚和孙个别谈话时，孙说：“我是一个粗人，不懂政治，请部长多多指教，今后唯部长之命令是从。”陈诚说：“仿鲁兄是老成宿将，咱们又是多年的朋友，和青年将领们不同，请不要过于谦逊，今后我们在事业上密切合作好了。”不久，陈诚就同孙一起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部，并向孙部的高级军官们讲了话。1942年春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孔令恂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孔是陈诚的亲信，陈诚派他来，大概是想看看孙连仲的诚意如何。孙对孔当然表示欢迎。孔是河北人，和孙也很能谈得来。孔在南阳住了两个月，就借口养病返回重庆，以后没有再来。到了1943年1月，蒋介石忽然电令孙连仲去重庆，孙就偕同参谋长张知行前往。孙到重庆后，军事委员会就发表他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当时驻在湖北恩施，该战区司令长官原来由陈诚兼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仍由陈诚的心腹郭忏留任，长官部里各处仍然是陈诚的原班人马，只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职位，由张知行担任。以后陈诚陆续调走了一些人，孙连仲才由第二集团军调去一些人来填补。

　　孙连仲到第六战区后，本来想把第二集团军的部队都带过去，以壮声势。但李宗仁只答应把第三十军调走，剩下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仍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升任。

　　1943年5月，日军向鄂西大举进犯，鄂西会战爆发，孙连仲在宜昌、沙市以南地区组织抵抗失利后，又在长江西岸石牌进行阻击。继沿江反攻，宜昌、宜都间江防态势全告恢复。此役对稳定重庆形势，颇有关系。蒋介石因此来电奖勉，并升任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仍设湖北恩施。同年11月，孙连仲组织领导了常德会战，驱逐进占常德之敌。继克复湖南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湖北枝江、松滋、公安等地。此次战役，亦很激烈，国军有三个师长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牺牲

华北剿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诚立即保举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平津河北等地的接收。陈除调其亲信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去给孙当参谋长外，其余所有长官部人员，都由孙物色，至于省政府主要人员，则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和孙研究安排。孙连仲接受这项任务后，立即赶到西安，进行长官部和省政府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工作大致就绪之后，就将指挥所推进到新乡，布置向河北、平津进军。当时拨归孙连仲指挥的队伍，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鲁崇义的第三十军、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原系庞炳勋的部队，在庞投敌后，由马法五收集未随庞投敌的部队编成)、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这些部队都是西北军旧部．与孙的关系较近。第二部分是李文的一个集团军，属于胡宗南系统，过去和孙连仲没有关系。第三部分是由第六战区抽调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属于陈诚系统，在第六战区归孙连仲指挥过一个时期。第四部分是由门致中的伪华北治安军被蒋介石授以“先遣军”的名义，控制平、津、保等地，等候孙去接收。

　　9月9日，孙派前进指挥所进驻北平，安排受降事宜。10月9日，孙本人由新乡飞抵北平。次日，在故宫太和殿主持了受降典礼。北平群众二十多万人聚集在殿前及天安门广场观礼。当敌酋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根本博等向孙连仲俯首呈上降书，并交献出他们视为最珍贵之物的“武士道”军刀后，欢声雷动，震撼全城。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贪污之风蔓延的现象十分不满；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接收战略物资时的跋扈自私以及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亦使他十分不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曾欲插手华北地区接收事务，抢先向平津地区派出办事处，到处张贴布告。孙连仲气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在华北干了，对何应钦说：“别人想干，我不想干。为什么不叫愿意的人干呢?”并将此意报告蒋介石。蒋为安抚孙，一纸手令，第一战区的办事处全部撤销了。尽管这样，孙连仲仍不能安心华北军政事务，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在平津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人拿着第十一战区的“封条”到处去“接收”，其中“一些人把东西往家里接收”。孙被他们架空了，却又担着“接收”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另外，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锷，皆为蒋介石所派，名义上由孙“指导监督”，但多各行其是。总之，孙连仲认为“一切都乱了”。但他也不亏，在办理接收工作中，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发了一些接收财，差不多每人都有了阔气的公馆和漂亮的小汽车。

　　当时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的计划是：以第一部分兵力由孙连仲指挥，从新乡沿铁路北进，打通平汉线，与第二部分兵力在石家庄一带会师。第二部分兵力由李文指挥，从山西进驻石家庄，然后以主力南下，夹击八路军，接应第一部分北进。第三部分兵力由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指挥，海运至天津一带，然后在第四部分兵力配合下，巩固平津保等地防务，维持平榆铁路交通，并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下，与李文集团会师。

　　当孙连仲在华北受降任务发表之後，由于於急欲赶往北平受降，所以有关部队北上事宜，便交给参谋长宋肯堂代为处理，而宋肯堂又不是孙连仲系统的人，根本指挥不动部队。在典礼举行过後，孙连仲就应当立即转返部队驻地去指挥大军北上才是。但孙认为八年抗战都过来了，凭土八路那点破枪破跑，根本无法阻拦他的前进。只要10天急行军就可轻松北上，这时又接到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道命令，命令中有如下的辞句：「奉主席蒋手令：据胡长官（指胡宗南）电话报告，十一战区部队逗留不进，贻误大局，着以最严厉命令，督促北进等因，仰即尅日率队北进具报。……」孙连仲在奉行命令下，只好毫不考虑的采纳了秘书长徐惟烈的意见，命令三个军，尅日北上。队伍开始行动，孙本人仍留在北平并未南返，此时，已经到达北平的高级幕僚人员，觉得孙的做法不大妥当，曾经联名给孙上过一个建议，痛陈利害得失，其中警句有云：「统帅离开战场之後，最大的毛病，是功则归人，过仍须由自己负担。……」孙氏觉得这些话不错，但仍在踟蹰考虑，不能立作决断，结果，孙毕竟决定飞返河南新乡去亲自指挥。可惜时间躭误了，等他飞抵新乡，十一战区部队与中共军的一场斗争，已接近尾声，他不过是赶到那里收拾残局，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所辖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共四万五千多人，奉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下旬侵入磁县、邯郸地区，遭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人民军队的痛击。30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阵前起义，归向人民阵营。31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漳河以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遭到大败，马法五及其部下二万多人被俘。鲁崇义的第三十军此役中也遭到重大损失，不久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样，孙连仲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几乎没有了。只剩下李文集团军、侯镜如的第九十二军和李及兰的第九十四军了。门致中的伪华北治安军改成了地方团队。孙连仲把李文集团布置在南起石家庄、北到南口的铁路沿线，把九十二和九十四两军布置在从北平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但这些军队皆各有背景，人事黜陟和兵力运用，孙均不能干预。他抱着勉为维持现状的思想，在任内坚持了两年。其间第十一战区于1947年3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任主任。发挥善于防御的特点，指挥部队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击退过共军的数次进攻，但是后来困守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带一个师单独北上，在清风店被杨得志兵团歼灭，接着就是石家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形势对国民党很不利，这时又发生了一场更致命的事件，《北平谍案》，保密局用电台测向破获了中共在北方的谍报系统，抓住了保定绥靖公署内的中共党员作战处处长谢士炎，政治部主任余心清，”孙连仲大为震动。

归隐生活

　　1947年4月，孙连仲就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想要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河北。为达此目的，最好将傅作义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孙连仲“知难而退”的原因是他考虑自己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以来，往往一筹莫展，处境艰难。更深刻的原因从宏观方面讲，孙系一职业军人，长

1949年3月孙连仲将军于台北

于军事，不善主政，任青海、甘肃主席，均为时不长，其于国民党官场交际，缺乏手腕，河北省主席一职对他压力甚大；华北军事力量的调动，孙因此才失去实力，亦指挥不灵。客观方面讲，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已改为“重点进攻”，孙瞻念前景，不愿在无权力运用、束手坐困的情况下为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的失败承担责任。11月底，蒋介石莅北平视察，孙又再次当面向蒋提出辞去自己在华北的本兼各职，终获蒋的同意。12月，孙连仲被调往南京出任首都卫戍司令。卫戍司令部的组织很简单，用不了几个人，他的老部下大部分留在北平，为傅作义所收容录用。卫戍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宪兵、警察和卫戍部队等，实际上都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在蒋介石出门时跟跟班，平常应酬应酬，闲时打打网球而已。1948年6月，奉令特派为总统府参军长，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

　　蒋介石于1949年1月引退后，孙连仲亦辞职到上海暂住。2月，孙往溪口见蒋，蒋告以陈仪被扣事。3月，孙偕夫人罗毓凤飞往台湾。孙在台初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6年1月退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由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1990年8月14日，孙连仲将军病逝于台湾。子女　　孙连仲有子女八人，长子孙湘德、长女孙惠书为苏氏所出；子孙鹏九、孙鹏程、孙鹏万，女孙少茹、孙幼茹、孙小茹；均为罗氏所出。子女皆受高等教育或留学。女少茹曾在意大利音乐学院深造，1963年获法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

池峰城（1904—1955）又名风臣（凤臣），别字镇峨，河北景县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毕业。西北军学兵团肄业，陆军大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将官班毕业。

　　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平反

田镇南（1888--1974），字柱峰，号位午，项城市王明口田老家村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在北洋陆军第2师服役，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5年任甘青宁陕四省禁烟总办。抗日战争时期曾率部参加徐州、武汉会战，曾任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豫南挺进军总指挥。1938年，任陆军第2集团军第30军军长。奉命开赴台儿庄前线，正面迎击板垣和矶谷两师团的一部。2月23日，战斗打响。30日，田镇南随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冒着枪林弹雨视察阵地，并严令31师师长池峰城誓师死守。池随宣誓：“台儿庄是吾人之光荣，亦是吾人之坟墓。”田镇南令部下抬一棺木，誓与台儿庄共存亡。4月2日，阵地一片硝烟火海，1600多间房屋烧成灰烬，阵地失去三分之二。孙连仲多次向前线总指挥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请求撤退，均未获准。田镇南深知军令如山，军情火急，随采用“转魏救赵”之计，令第30师师长张金兆率部转北，对南洛、北洛一线之敌发起猛攻，钳制日军不能合围。田镇南赤臂督战，弹片左右横飞，依然神情自若。随从人员担心军长安全，他却挥手笑说：“若被子弹击中，是中头奖也。”他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夺取台儿庄战役胜利。田镇南受到国民党中央军委的嘉奖，荣获“青天白日勋章”。1941年7月11日，30军开赴河南保定，进驻涿州、琉璃河一带，后奉命扼守娘子关。12月中旬，待日军进入关隘三四里后，田率部凭借四面山峦高耸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烈打击日军。激战3昼夜，将日军小岛旅团全部歼灭。所获战利品，用火车运至洛阳，展览4个月。1948年冬，田任徐州“剿总”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官。淮海战役后，田镇南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任一届立法院委员。1974年12月2日在台湾病逝

黄樵松原名黄德全，字道立，号怡墅，1901年出生在河南省尉氏县蔡庄乡后黄村。幼年时，他家境贫寒，父亲黄金玉常年给富户扛长工，农闲时走街串巷，靠卖麻花、糖块等糊口。后来举家逃荒到太康县城，在北大街开了个卖香箔的小铺。为了改变贫困的家境，黄金玉节衣缩食供儿子读书。黄樵松小时在村里念私塾，后入小学，1920年考入淮阳省立第四中学。在校两年多，因交不起伙食费，每星期靠父亲送一次馍馍。这使黄樵松少年时就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因而发愤读书，每学期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冯玉祥从苏联回到国内，在共产党人推动下组成国民联军，于9月17日在五原隆重誓师，强调要战胜军阀，达到北伐目的，“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冯玉祥还郑重宣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时，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联军中工作，共产党员刘伯坚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各级也开始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所有这些，都使黄樵松处在一种热烈的政治气氛之下，并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接触，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1930年，黄樵松随冯玉祥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冯失败出走，残部由蒋介石收编为26路军，孙连仲任总司令。从此黄樵松离开冯玉祥而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员。翌年3月，黄担任孙部第27师高树勋部81旅2团团长，随该部由山东开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4月1日“围剿”开始，孙部25、27两师从宜黄、乐安分左右两路出动，向东韶、小布进攻。5月22日，27师西援被红军包围的蒋军，在中村被红军歼灭近一个旅。黄随残部退往招携。战后，许多被俘放回来的士兵，暗中议论苏区平分土地、婚姻自由以及受到优待的情况。黄樵松听到这种议论，不仅没有追查，内心也产生向往之情。此时正值梅雨季节，天气炎热，蚊蚋成群，北方来的士兵又多不服水土，虐疾流行，官兵厌战情绪日增。促使黄樵松对这场内战进行思考。1931年7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黄樵松在宜黄负责训练新兵，没有随师出征。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26路军官兵中传出“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是年12月14日，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部1．7万人在宁都起义。黄樵松与董振堂原有师生之谊（董曾在冯玉祥部学兵团任见习），又在西北军共事多年，彼此思想接近，交谊甚厚。这次举义黄虽未能参加，但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对董振堂等的行动十分赞赏。在董振堂担任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后，黄在对部属讲话时，还毫不忌讳地称赞董如何爱护百姓等高尚品德。

　　蒋介石对宁都起义极为震惊，为防止其他有进步倾向的军官步其后尘，黄樵松等被集中到南昌接受“整肃”。

在抗日烽火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湖北的26路军27师官兵分头由孝感、花园、广水等车站开赴华北前线御敌。行前，将士们怀着战死疆场的决心，纷纷给亲属写了诀别书。黄樵松时任79旅旅长，他写给妻子王怡芳的信中说：“此欢挥师北上，将与日倭决一死战！他不死，我便亡，最后关头便是今日。”

　　当黄樵松挥师北上时，北平已经失守，长辛店、良乡等地亦为日军占领。为阻滞日军沿平汉路南进，黄樵松奉命率79旅为先头，挺进良乡附近。7月29日夜，占领琉璃河、马头镇，继而派出便衣队在良乡以北地区袭击敌人。8月2日，在良乡、窦店间遇敌装甲车一辆，载日军数十人。黄指挥部队将敌车包围，全歼日军并将装甲车击毁。在战斗进行中，日机曾掠空低飞盘旋，被击落一架。敌不甘心，复以汽车数辆，装甲车两辆载步兵百余人疯狂反扑，黄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将其击退。8月11日，南口方面战事吃紧，为牵制日军，蒋介石急电孙连仲令27师“即速进占良乡”。黄奉命派出一个营、一个机枪连及便衣队，当夜出发，翌日凌晨2时半一举攀上城垣，冲入街市，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经此意外袭击，支持不住，丢盔丢甲。良乡城几乎全部克复时，接到蒋介石停止进攻良乡的电话命令，黄率部撤出，返回琉璃河阵地。

　　黄旅在琉璃河一带坚持了40余日，为保证友军在涿州、保定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以及从侧面支援南口抗战、掩护卫立煌军前往南口增援都起了积极作用。直到9月14日日军从固安方面渡永定河，三次冲入窦店并包围马头镇，黄旅才遵令撤离琉璃河地区，在完县以北地区集结，参加保定地区会战。保定会战仅由于第2集团军总指挥刘峙“胆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而致失败。黄旅随同27师掩护友军撤退后，撤往行唐一带。

　　10月，黄樵松率部随26路军转战晋东，陈兵娘子关。10月14日，日军77联队分向旧关及僮泽关侵入，黄率79旅迎战，并派部绕袭核桃园、关沟，经两日激战，肉搏十余次，将关沟之敌歼灭。击毙敌大队长中岛利男、少佐鲤登及其以下官兵300余人。黄樵松曾赋诗一首，讴歌这一胜利。诗写道：“陈兵娘子关，壮志搏云天。笑斩鲤登头，放歌大阪山

　　居雁门关东南的1000号高地，为兵家必争之地，也由黄旅固守。日军曾多次进攻均未得逞。21日，敌增调39联队配以飞机大炮猛烈攻击。黄旅守军与敌展开肉搏数十次，至23日山顶工事完全被毁平，官兵全部殉国。经此战斗，黄旅能战官兵仅剩400余人。但“忠勇之气，牺牲精神，丝毫不懈”，“均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致蒋介石漾电》）

　　此后，随着太原失守，山西战局急转直下。黄旅奉命向晋南洪洞县集结途中，曾在霍县韩候岭布防，给南下日军以打击。1938年1月，孙连仲部由晋调豫整补，黄樵松升任27师师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企图打通津浦线，向徐州方面大举进犯。1938年3月，孙连仲第2集团军奉命开往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行军路上，黄樵松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情景，悲愤地写下了“救国寸肠断，先烈血成河，莫忘山河碎，岂能享安乐？”的诗句。22日，孙连仲率部到达台儿庄，以池峰城第31师占据台儿庄城寨及附近地区。23日，日矶谷10师团濑谷支队自峄县沿台枣铁路支线南下，猛攻台儿庄。黄樵松率27师由贾庄星夜徒步向台儿庄附近集结。翌日晚，日军突破台儿庄东北角，与池峰城部展开激烈战斗，黄部在斐庄、前后枣庄、孙庄一带与敌展开拉锯战。

　　28日，日调集兵力，再次发起猛攻，从西北角冲入台儿庄内。黄部郭团、杜团分向刘家湖、邵家庄、前园村、坟上等处进攻，并占领邵家庄，迫近刘家湖。29日，矶谷率师团主力自峄县附近南下，坂垣师团之坂本支队从临沂南下，一起猛扑台儿庄。黄樵松27师与张金照30师分左右两翼出击。4月2日，黄挑选奋勇队员250人，从台儿庄东北角攻入，延至东门，乘势向西北扩展；30师攻进西北角。翌日，庄内日军向我发起总攻，集中炮火向东南角轰击，黄部始由庄内撤出。4月6日，我军对台儿庄发起全线反攻，黄部分向纪庄、王庄猛攻，进抵沧汪庙、东庄、李庄、陶沟桥等处。敌不支溃逃，晚11时将各村占领。我大部随即向前后刘桥，刘家湖进击，肃清各村之敌。此时池师等部也将庄内日军肃清，从而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

　　台儿庄大捷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黄樵松自始至终率部战斗在第一线，在这次战役中所部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战后所部仅编为一个旅，在追击敌人的战斗中担任军预备队。

　　5月，日由晋冀抽调大军南下，企图攻略徐州。黄部受命驻守徐州西北九里山附近。徐州被日军包围，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决定分五路突围，黄部27师与30师奉命掩护友军撤退。5月19日，敌步骑炮兵附战车数十辆，在空军配合下猛攻27、30师阵地，“官兵皆深明大义，……虽孤军重围，仍极力苦撑，阵线屹然未动”（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参加鲁南台儿庄一带作战战报》）至下午5时，待徐州城内军队全部撤离，黄始率部冲出重围，24日到达淮阳附近。“沿途屡遭敌人追击，损失奇重”（同上）。

　　6月，孙连仲部驻湖北广水一带，27师驻应山。黄樵松利用部队休整机会，编印了《军民日报》，刊载战地消息，反映部队训练、军民关系等情况，激励将士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成立了抗战干部随营学校，招纳新生，补充战斗中的减员。1948年太原起义中，与黄樵松一道就义的30军谍报队长王震宇，就是这时从汉口招来的新学员。27师经过短期补充休整，开往大别山北麓潢川一带，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役。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役开始。9月上旬，黄樵松所部在潢川以南地区与日军进行过一些战斗。中旬，日军13、16师团等部继侵占叶家集、商城等地，沿商（城）麻（城）公路进犯大别山，集主力攻击商麻公路上的战略制高点鸦雀尖，发誓要拿下这一战略要地。黄樵松亲自指挥保卫鸦雀尖。当战斗激烈之时，师指挥所从山腰搬到山头，黄樵松和参谋人员昼夜围看地图，指挥作战。黄师与敌人在商麻公路鏖战月余，直到10月下旬武汉撤守前夕，日军始突破大别山。27师经老河口退到南阳休整补充。

　　1940年，豫南日军分数路向我进犯，5月1日在明港附近遇到黄樵松等部左右夹击，损失惨重，至5日被歼2000余人。这一消息轰动了后方，各报都在显著位置上加以报道。（《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5月5至7日。）5月18日，黄樵松为配合友军进攻信阳，派出一团人乘夜穿过敌据点，突入敌人占领的信阳车站一带，出其不意地消灭了一批日军，并放火焚烧了敌仓库。这一行动，也曾给全国军民以鼓舞。

　　守卫南阳是黄樵松参加抗日的最后一次激战，也是他抗日史上的光辉篇章：1945年3月，日军集结五个师团并骑兵第4旅团共7万多人，战车百余辆，于21日分路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进犯。黄樵松此时已调任68军143师师长，受命固守南阳。他一面督促部队整修城防工事，一面屯积粮秣弹药，还备棺材一口，亲笔书写“黄樵松灵枢”，表示决心与南阳共存亡。战斗打响后，黄率部顽强抵御，当独山为日军占领时，黄樵松迁师部于一酱菜店的顶楼上，白天凭栏指挥，入夜亲临前沿阵地。日军集中火力攻打小西关，黄部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东关、北关的守军与日军展开了巷战。守卫马武冢、卧龙岗、元妙观的429团三个排，在战斗中歼敌近千人，直到弹尽援绝，全部壮烈殉国。经七昼夜激战，顶住了敌人的压力，我阵地巍然未动。后来黄部受命突围。4月1日夜晚，士兵身穿棉衣涉水渡过白河。　

　　1940年初，黄樵松部移防河南叶县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到密报，说27师有共产党人活动。孙连仲受命带着名单到叶县30军驻地召开军官会议，当场逮捕了27师的团长陈扶民、杜新民等七人，交军法处看押，并声言要加以处决。曲茹到桑园找到黄樵松商量对策，黄表示先设法营救，以观事态发展。并说：“如果形势紧迫，我可以把队伍拉走，靠拢新四军，继续抗战。”（同上）曲茹认为此举须请示组织后再定。黄情绪激动地说：“我绝不会做民族和人民的罪人，逼得走投无路，我会杀它一个回马枪的。”（同上）

　　后来曲茹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当时十分重视该部孙连仲、池峰城和黄樵松等人的情况，对黄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尤为满意。所以，当得知黄“拉出部队，靠拢新四军”的坚决态度后，指示曲茹继续做好该部工作。

　　被逮捕的陈扶民、杜新民等七人，后经黄樵松等力保，得免于难，但都被逐出了27师。黄樵松也因此不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信任，而调任68军143师师长。

反对内战，英勇就义

　　黄樵松整整参加了八年抗战，日本投降后，他满以为从此国家可以太平，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但蒋介石集团却蓄意挑起内战，在玩弄“和平谈判”阴谋的同时，派出大批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这时，黄樵松已回到30军任副军长，所部奉命与40军、新8军等部由新乡沿平汉路北进，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1945年10月24日，在邯郸以南马头镇、崔曲地区，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包围。激战至30日，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8军1万多人在马头镇通电起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指挥30军、40军突围南逃，在漳河以北地区又遭我军伏击，损失惨重，马法五以下2万余人被俘。

　　黄樵松本来就反对打内战，此次率部北犯，更感到愧对祖国和人民。他喟然叹息：“厮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定，人民何日得更生？”（范孟留：关于黄樵松烈士的证言。原件存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1946年9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临汾战役，30军一个旅被全歼。

　　黄樵松身不由己地到了太原，他面对孤城一座，四面楚歌，内心十分苦闷、彷徨。正在这时，他收到了原西北军将领、他的上级高树勋一封信。信中推心置腹地谈到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和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谈到中国今后的前途，“灸心如焚”地关心他这位老友的命运，劝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创造自己的前途。”信后附有注意事项，要求“速派负责人来取联络”。当天，黄在住处（中国银行宿舍）找来27师师长戴炳南。戴炳南，山东即墨人，自1932年起就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赏识重用，从营长、团长一直提拔到师长。黄对戴深信不疑，向戴透露了“来一个突变”即率部起义的想法。戴炳南表示“赞同”。

　　11月1日，黄樵松派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穿越火线，到解放军阵地，给徐向前司令员送去表示决心起义的信。徐向前亲笔复了一封信，信中说：“贵军长为早日解放太原30万人民于水火，拟高举义旗，实属对山西人民一大贡献。向前保证贵军起义后仍编为一个军，一切待遇与人民解放军同。惟时机紧迫，为更缜密计，事不宜迟。”高树勋也复了一信，强调“见面后速令王回来，以便确定我们见面地点”。黄阅信，当天再派王震宇、王裕家到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商议起义具体事宜。

　　11月3日晨，黄樵松用电话把戴炳南召到宿舍，出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不料戴炳南看后神色大变，借口家属在西安国民党手中，劝黄将起义计划推迟几天。黄明白告诉他，已派王震宇等人前往联络，要戴将起义事迅速告诉各团长。当晚戴炳南回到师部，非但未向各团团长传达，反而说服他的把兄弟旅长仵德厚把各团长集中看管起来，自己赶往绥靖公署向阎锡山告密。据说戴原本在是否出卖老上司这个问题上还犹豫不决，结果和仵德厚碰了头之后就坚定了决心，这才要了黄樵松的命。

　　晚10时，阎锡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次日上午，逮捕了从东山解放军指挥部返回的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以及同来的解放军参谋处长普夫、翟许友。6日，经北平，押往南京。事后，蒋介石、阎锡山论功行赏，戴柄南被提升为30军军长，仵德厚被升为27师师长。

　　黄樵松入狱后，明知前途难卜，但他镇静如常，毫无畏惧之色。他以豁达的胸怀，吟诗作文，留下来的有《卧室颂》、《骊歌》、《黑暗的早晨》和《铁窗晚眺》等，借以发泄愤懑和抒发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黄樵松被捕的消息传到西安，他在重池路204号的住宅被查抄。妻子王怡芳正在产褥期中，得知丈夫入狱的消息，心中悲痛万分，抛下婴儿赶往南京营救。

　　蒋介石对黄樵松计划起义十分恼怒。黄在太原被扣期间，蒋数次致电阎锡山，要阎将黄等押解南京。黄等到南京后，蒋即指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余汉谋任审判长，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厅、军法局、新闻局各派一人为审判官；并令“迅予严办报核”。所以，黄夫人到达南京直至黄樵松被害的半个多月中，虽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始终未能与丈夫晤面。

　　11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前一天，黄樵松已给妻子写好《遗书》。《遗书》谈到他们夫妻间十几年的恩爱生活，谈到年迈双亲和七个幼年儿女的生计，谈到身后事要从简料理。还说自己“平生酷爱艺术，今为艺术而死，夙愿得偿”，劝妻子“平住气、稳住心，很慎重地筹划后半生的事情.法庭竟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死刑。以“煽惑军人逃叛既遂罪”，判处晋夫死刑。黄樵松、晋夫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终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

刘伯承、邓小平、马法五(穿长衫者)

马法五（1894--1992）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字赓虞，河北高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炮科毕业。1926年10月任河南保卫军第11师炮兵团长，1927年3月任河南保卫军第3军炮兵团长，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20军59师师长，1929年1月任第2集团军暂编第14师42旅少将旅长，1930年3月任西北军第6军12师师长，5月参加反蒋中原大战，1931年1月任东北边防军步兵第1师少将副师长，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0军副军长兼39师副师长，1935年4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在津浦线参加抗战，1937年12月任第40军39师中将师长，1938年2月参加徐州会战，8月任第40军副军长，1939年1月兼任第40军106师师长，1942年5月任第40军军长，1943年6月任河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仍兼第40军军长，12月升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和第40军军长，1945年6月任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11月2日在邯郸战役中被俘，1946年3月4日在重庆因与叶挺和廖承志交换而获释，1947年3月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兼任天津警备司令，1948年3月辞职赋闲，1949年4月任总统府中将参军，7月逃赴台湾，任行政院顾问，1992年1月24日在台北病逝。

戴炳南(1906-1949) 山东即墨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九期。国民党追赠陆军上将。西北军官学校毕业。历任军职。抗战时期，任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旅第一八一团团长、第三十师副师长及代理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三十师第三十旅副旅长、整编第三十师第三七旅旅长、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42年秋，其所部接受日本华北驻屯军改编为“皇协军”，两年后因与日本发生利害关系而反正，投靠阎锡山的晋绥军。1948年11月，因出卖军长黄樵松晋升为第三十军军长。1949年5月2日，被人民解放军在太原俘虏，7月8日被枪决

鲁崇义(1898.9.20-1994)字宜轩。山东德州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第二期、南苑军事教导团、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成都防守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

　　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

　　1918年2月模范连毕业后派任北洋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电信排排长。

　　1921年10月调升陕西督军署（督军冯玉祥）卫队团第3营（营长张自忠）第1连上尉连长。

　　1922年5月第3营改编为河南督军署（督军冯玉祥）学兵团（兼团长冯玉祥）步兵营（兼营长张自忠），仍任第1连上尉连长。

　　1923年10月带职入南苑军事教导团受训。

　　1924年9月步兵营改称学兵团（团长张自忠）第1营，升任少校营长。

　　1925年7月随西北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考察。12月升任学兵团团长。

　　1926年9月调任国民联军第4师（师长冯治安）第11旅（旅长魏凤楼）第31团团长。

　　1927年5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参谋处（处长吴锡祺）参谋。

　　1928年4月调任第2集团军第4师（师长魏凤楼）副师长。9月调任第2集团军暂编第12师（师长孙连仲）第35旅（辖三团）少将旅长。10月暂12师第35旅改称第31师（师长孙连仲）第92旅（辖三团），仍任少将旅长。

　　1929年5月所部改编为西北军第12师（师长高树勋），改任第34旅旅长。8月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军事处处长。

　　1930年10月所部编入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任参谋处少将处长。

　　1933年7月调任第42军（兼军长孙连仲）少将参谋长。

　　1934年10月带职入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

　　1935年10月毕业后回任原职。

　　1936年1月30日叙任陆军少将。12月带职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

　　1938年10月陆大毕业后回任原职。

　　1939年4月11日调升第30军（军长池峰城）少将副军长。

　　1941年10月兼任阜颖师管区司令。

　　1944年11月9日升任第30军（辖第27师、第30师、第31师）中将军长。

　　1949年6月1日第113军改编为第30军（辖第27师、第30师），仍兼军长职。9月调任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副司令官兼第30军军长。12月25日在四川成都率部起义后出任人民解放军川东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四副司令员。

　　1954年10月转业后出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12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委员。

　　1956年2月当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候补委员。

　　1979年10月当选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委员。11月当选民革重庆市主任委员。

　　1980年3月当选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长河）副主任。

　　1980年1月当选民革四川省（主委裴昌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6月当选民革重庆市（主委李克熙）名誉主任委员。11月当选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孙越崎）常务委员。

　　1994年1月15日在重庆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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