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 民国中西医之争

傅斯年: 所谓“国医” (1934)

作者:傅斯年 1934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人们每每重视本地或本国对于一种学问或艺术之贡献,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节制的范围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才可以激励出其土、其国更多的贡献来。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即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

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这类考据,此地无法谈,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不图今日见此11世纪的恶剧。又如近时几个监察委员弹劾中央医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话,中央医院究竟杀人不杀人,须待有资格的医士检定,岂是几个在事外监察委员所能凭空断定的。以非技术的国家官吏去判断纯粹技术的问题,监察员坐在家中做了监察吏,这要比《洗冤录》所代表的文化还要退下几步。

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目下的有名医学校,国立的如上海医学院,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准,但听说他们每每喜欢在大埠作业,到内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内地至今等于没有真的医生,只靠几个教会的医院对付。这是不应该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设的医学校每每不能甚好,专靠他们也不是办法。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医学校中设农村服务医生一科,使他们在毕业后到内地,或者简单到内地乡村里办医学校去。听说南京中央医院有此类之计划,我希望它早能实现。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医士之训练不能速成,一时断难普及,不如先尽量讲究公共卫生,收效较快。况且中国是个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各种疾疫并世无双,故死亡率在一切开化与未开化的人类之上。对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无过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论,原来到了夏季、秋季伤寒、霍乱、疟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惊的。几年以来,以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之努力,特别是防疫注射之努力,这些病减少得多了。这样工作,比在南京多设几个医院的效力还重要。在中国的目下经济情形论,若干公共卫生的事业是难做的,然也不是一无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费钱只费力的。这里头的缓急与程序,要靠研究公共卫生的人的聪明,绝不是在中国乡村中无可为者。这件事要办好了,中国要少死许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国民经济之虚费。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中国人太忽略看护对于疾病之重要了,以为万般的病都只要靠药治,因此死人不少。内地人之无看护知识,因而更需要能服务的看护,本是不待说的。不特有训练的看护应该更多,即一般的看护知识也应该灌输在国民教育之中。……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如吸水棉、纱带、酒精,果一切仰给于国外,在国民经济上看来大不是了局。医药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货,若因医药事业之进步,这个贸易的漏洞太大了,决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及社会应该及早准备。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果以医学卫生事业之进步,死亡率减少了,而生产率不减少,又不得了,所以生产节制大与社会安定有关。不过目下实行生产节制者,多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个比较的能生长并能教育子女的社会阶级偏偏节制生产,而无力多生偏要滥生者不受限制,岂非渐渐的使我们的人种退化?所以政府应该对于一切患有花柳病、遗传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遗传性的犯罪者,及绝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发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国家的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作这样事若能做得妥当,不算是妄举。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此意待下次详说。

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原载1934年3月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

【附:傅斯年生平】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中西医之争 民国中西医之争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再论所谓“国医”

作者:傅斯年 1934年

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昝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相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辨证的。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的独立的科学事实。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能容纳幻论与空语(Verbalism)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说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若“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子——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职也。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物理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之实。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籍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故今日“国医”犹如许大之势力!“国医”之有势力,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

《大公报》所载的两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这真是“儒医”的正统了。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请读者开开眼界。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中医公会之投书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谬指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强权,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异哉!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

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字,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溯吾国医药之学,创始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吾国人数蕃庶,甲于环球者,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乃尝药辨性,竟尝至鸩毒而殁,其救世之热诚,亦良苦矣。神农殁,其子孙继位,传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术,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黄帝为西域诸候,起兵救民,灭蚩尤,臣民拥戴为帝,榆罔遂逊位焉。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著,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发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强诬为非是,不得实效之信仰,而运动伟人,反压迫以强权,西医之能力,亦不过如是。气化之秘诀,概不知也,如无气化,则万物皆不生,何况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气之说,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其详细之法,尚非简文所能罄,至六气之作用,经赵寒松先生,于8月13日登载《大公报》,兹不多赘。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皆典籍所较,凿凿有据。较之傅君所云,在唐时受印度中亚(中亚究是何处)的影响,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不可同年语矣。且医圣之道,是济世之真法,凡吾国人,无论为医与否,皆当努力保护纸,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乃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残铲除者,是废毁圣道,与吾族人为敌也。吁!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8月17日】

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约,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作三段,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此等语调,值不得讨论。第一点是支持五行、六气论,第二点是说“国医”也有病理学。请先谈第一点,赵君说,“金、木、水、火、土不过是代表心、肝、脾、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虽以五行配五脏,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来用?至于赵君论六气,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敢告赵君,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其中的单个名词,若赵君所用之“神经”、“汗腺”、“动脉”、“贫血”等,若一旦为国医剽窃,离开他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杂汇新旧名词。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寒暑是温度,湿燥是湿度(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东拉西扯讲的。中医用此6字,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位六体,与身体上机关相配,布成《河图》、《洛书》一般的阵势。至于内因的六气,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结果说上些“内因的风,为神经发病的变态”、“寒为贫血的现症”……等等怪话,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用生理名词,如果发噱。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至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为虚寒。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那些虽是神化,却是一派,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他说: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医则除花六、瘟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疾、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则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

此处赵君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语中,致字下,病之上,应加传染性三字,否则根本无此“西医”。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确有病菌”,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此本小事,可以不论,论其大义。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之外之病之有无病菌,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想像的语言,而是显微镜下,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到了今天,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这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一个说由于甲,一个说由于乙。巴斯得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为然。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辩论就此结束了。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问之后!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历史的兴趣”耳。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复不能举其要义,只乞灵于书名,则亦不须辩解了。最后赵君出一下策,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两段议论,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门诊的西医。”须知天下妄人,何国蔑有。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大有威权的人,犹可重视,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其自叙曰“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按,颇有自知之明),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铁椎》(按,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非得之于近代医学),始发愤学汉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国医学着乞灵于此,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师,固是说abcd白脸浅发的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薙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说不出道理来,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斥之为“剧场偶像”!

其实与“国医”辩论“国医”,既动了他们的“职业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无法折衷于逻辑,诉之于近代科学,本是极无聊的事,我也就此为止,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

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医学“治愈”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所谓治愈者,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效果之表现如何心态。第三要问全愈在何时,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不愈人之身体情形。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有如此复杂情形,“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组织医学组织,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治愈”两个字,在科学的分解之下,说来甚难;在妄人,说来却极容易。

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那里呢?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大致如下: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到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怀疑论者反问道,“那些固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那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

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繁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他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欧、非洲了。诚然,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内乱、外患、经济的制限,等等,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此种消息可自己明现了。

谈到“治愈”问题,又有一个自然事实,易为庸医所窃用——此却不分中医、西医——就是自身治愈之能力。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能力是很大的,越年少,这力量越大,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即传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例如肠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然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诩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

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轮,略解物理、化学、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来病床饲养,可就万分危险了。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那里?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行医的中医在那里改良过?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功夫(医预科四年,医本科四年,或五年),读上几部《内经》、《本草》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那有闲功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他更拿能取以改良中医?“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者。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蚂蝗,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甚后(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床。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所需手续当时如此的,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国医家”相干的。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原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一一八号

我的看法:

中医是国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医之间绝不是你死我活之争。

西医之长处是显而易见的,是立竿见影的,是可以救急病,治疗显病。

中医之长处是治疗慢性病,重在调理,中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对付亚健康的领域。

西医擅长的是杀死病菌,而中医则擅长扶正祛邪,靠增强自身的抵抗力来抵制疾病,副作用较小。

因此,中西医是可以互补的,西医治疗疾病,中医预防疾病。

西医的长处是可以定性定量的准确治疗,但是同样会有大量的误诊。

中医也会有误诊,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严重后果。

中医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专利保护的手段,都是靠祖传,极大的影响了中医的健康发展。中医忽视病例的积累,不像西医有详细的病案记录和长期的积累,使得中医很难在同行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很难利用大量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中医的科学性比较模糊,因为中医的理论缺乏有力的实证,西医有解剖学作为科学的手段,而中医至今依然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非常可惜。

中医的治疗理论比较模糊,给出的药方也缺乏确定性和唯一性,其实这也是中医的特点。

同样的病例,中医没有唯一不变的药方,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加减剂量和品种,中医实际上是最人性化的治疗手段。

惟其如此,中医的研究潜力非常巨大,他是一种可以具有颠覆性发展前景的医学,就是病前医疗的科学,针对亚健康的科学,这个是西医所望尘莫及的,也是人类日益重视健康的必由之路。

中药材的种植和研究有待于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应该努力使得中药的品质日益精良,服用方便,剂量准确。

中医诊断的手段有待于现代化、科学化。中医现在已经借助西医的检查手段来进一步确诊,但是中医的望闻问切,非常需要采用针对中医理论的科学仪器设备,减少对于经验的依赖性。例如,把脉为什么不能借助仪器呢,就像量血压使用仪器一样;又例如,舌苔究竟有几种形态,可以像研究指纹一样确立样本,结合仪器探查,使得年轻大夫也可以根据仪器检测结果给出正确的药方,从而使得中医可以结合大量病案病例,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和确诊。就是说,必须根据中医理论来开发适合中医特点的仪器设备。这样中医才能更加普及,打破神秘感,更好的发挥自己治疗亚健康的特长。

同时,中医研究需要和一些其他科学学科结合起来,例如生物学、遗传学、生命科学、药理学。这样可以形成一些交叉学科,使得中医学发展成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并且发展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产业。

总之,中医研究需要革命性的突破。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1/65022.html

更多阅读

娃哈哈与达能之争:达能,赢了官司,失了市场

达能娃哈哈之争似乎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商务部的介入又平添了几分热闹。只是越来越明显的是近期铺天盖地而来的媒体报道全是娃哈哈的声音以及老宗的个人秀,而雇佣了奥美作为公关公司的达能却沉默得令人感到诡异,似乎能嗅出不安的味道

娃哈哈与达能之争:“娃哈哈事件”的狼赶羊效应

法国达能公司先是以投资方式入股娃哈哈集团,然后通过收购股份,以股份优势控制了娃哈哈品牌,再以此为筹码企图控股整个娃哈哈集团,迫使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不得不背水一战。中国知识产权报7月4日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娃哈哈与达能品牌之争

娃哈哈和达能 卡夫收购达能饼干 达能娃哈哈之争更趋激烈

  一则收购的消息将改变世界饼干业的格局。也使身陷与娃哈哈之争的达能中国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7月3日,法国巴黎,达能集团总部紧急召开董事会,决定就7月2日来自美国卡夫集团的关于收购达能饼干及谷物类产品业务的提议同卡夫展

娃哈哈达能事件 有多少品牌可以重来?--达能与娃哈哈之争

法国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这一场商标争夺战愈演愈烈,其中的是非曲直,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已不仅仅是合资双方的权益之争,事实上已上升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和讨论的舆论PK。本文将从无形资产和品牌信誉的角度来对此

达能娃哈哈之争 “娃哈哈与达能之争”带给营销人的启示

系列专题:营销人在路上  最近的“娃哈哈与达能之争”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有人把它称作“口水战”、有人把他称作“尊严战”,但笔者更乐意把他称作“利益战”。   记得刚进入营销界,朋友们就告诉我“在商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

声明:《中西医之争 民国中西医之争》为网友拼命奋斗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