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重校”本《红楼梦》与周汝昌“汇校”本《石头 周汝昌和冯其庸的分歧

冯其庸“重校”本《红楼梦》与周汝昌

“汇校”本《石头记》之比较(二)

南京严 中

(三)我之所以选择周汝昌先生的“汇校”本和冯其庸先生的“重校”本来作比较,是因为这两个“本子”在众多的“校本”中具有“代表性”。周汝昌先生是当代“红学泰斗”,他的“汇校”本是在超过半个世纪的苦功而完成的《石头记会真》(十卷本)的基础上“汇校”而成的。冯其庸先生是当代“红学大师”,他的“重校”本是在“校注工作”由他“总负责”的1982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被时人称为“范本”的《红楼梦》以及他后来主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五卷本)的基础上“重校”的。

和两位大师相比,我在“版本”研究上可谓是“云泥”之别。我只是想向读者阐述我的“一孔之见”,以求指正。

关于“凡例”,“前四条”我从“周”,认为是不应该删去的。第一回中的“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和“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两句我亦从“周”,认为不应删去。

第五回中的“虎兔相逢大梦归”,我从“冯”,不从“周”作“虎兕”。我曾在《红楼续话》中有文《“虎兔相逢大梦归”解》,全文如下:

《红楼梦》第五回中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图册判词》之二为:“画:一张弓,弓上挂着香橼。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这首判词是判元春的。

我国古代十二生肖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以代表年月日。而“大梦归”的“大梦”,《辞海》释云:“《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原意谓死为大觉,则生为大梦。”“大梦”即谓“死去”。虎兔相逢大梦归,“谓元春或于寅卯年、或寅卯日相逢时薨逝。后四十回续书中说:“是年甲寅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未兔过于坐实。事实上即使是代表时间,也还难以判定其所指究竟是年月还是月日,因为后一种也说解通。如苏轼《起伏龙行》:“赤虎白虎战明日”,句下自注云:“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即以龙(辰)虎(寅)代表月日。

有人说,“虎兔相逢大梦归”,乃影射康熙帝于壬寅年(1722)去世,是年胤禛嗣位,明年(癸卯)改元雍正。也就是在这“虎兔相逢”之年,曹家因失去康熙这棵“大树”而累遭厄运,最终一败涂地。如是,则雪芹费心计矣!

第五回中的“一载赴黄梁”,我从“周”。我在《红楼续话》中的《“赴黄粱”不能喻为“死去”》,表示了对“粱”字不解,全文如下:

《红楼梦》第五回中有首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这首判词是写迎春的。“子系中山狼”的“子”字,是对男子的通称。“系”,是。“子”“系”合而为“孙”,隐指迎春的丈夫孙绍祖。“中山狼”,典出明代马中锡《中山狼传》:赵简子在中山打猎,一只狼将被其杀死时,遇到东郭先生救了它。危险过后,它反而想吃掉东郭先生。所以,后来把忘恩负义的人叫做中山狼。这里,用来指孙绍祖。孙家曾巴结过贾府,受到过贾府的恩惠,后来家资饶富,孙绍祖在京袭了职,又于兵部侯缺题升,便胡作非为,反咬一口,虐待迎春,所以是“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喻迎春从小生活在富贵之家,身体娇弱,禁不起摧残。最后一句“一载赴黄粱”,“黄粱”典出唐代沈既济传奇《枕中记》:卢生在邯郸客店中昼寝入梦,历尽富贵荣华。梦醒,主人炊黄粱尚未热。后因以喻虚幻之事和欲望的破灭。这里,喻迎春嫁孙绍祖后,不但没有富贵荣华,反而屡遭迫害,美梦破灭。蔡义江先生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将“赴黄粱”注云:“与元春册子中‘大梦归’一样,是死去的意思。”余意这是一种误解。“大梦”,“《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原意谓死为大觉,则生为大梦。”“大梦归”即指“死去”。但“赴黄粱”则不能谓“死去”。尽管同是在第五回中的《喜冤家》明示:“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知迎春确是“一载”“芳魂艳魄”“荡悠悠”,即是说被孙绍祖在一年内迫害致死的。但这不能因此而将“一载赴黄粱”释为“一年内死去”。“死去”,“赴黄泉”可喻,“赴黄粱”则不可喻也。

今天,我的这一“不解”,被周汝昌先生“解”了。原来,雪芹原笔应是“一载赴黄梁”而不是“一载赴黄粱”。“赴黄梁”——“或谓暗隐梁木自悬之义”。

第七回中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作“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我从“周”,不从“冯”。我曾有文《焦大骂人小考》收在《红楼丛话》中,全文如下: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第三集有一段焦大骂贾蓉的话:“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红楼梦》是“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于是查阅了手头的《红楼梦》版本:迄今为止发现抄写年代最早的是甲戌本,其中写焦大骂贾蓉是这样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此后的己卯本虽抄为“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但当即在“红”字右上角用朱笔注了一个“白”字,在“白”字左下角用朱笔注了一个“红”字。另外,康辰本在抄为:“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时亦当即改为:“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验其墨迹,乃出自一人之手。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均系迄今发现的12种脂本中能知抄本年代的《石头记》版本,而它们的抄写都在曹雪芹生时。因此,应该说是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抄本。

但是,有人根据甲戌本焦大骂贾蓉的这段话的一条脂批:“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笑”,而认为焦大骂的是“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这显然不符合诸版本的实际情况。

冯其庸“重校”本《红楼梦》与周汝昌“汇校”本《石头 周汝昌和冯其庸的分歧

那末,怎样理解脂批:“是醉人口中文法”呢?我们从《红楼梦》第七回(即焦大骂贾蓉的这一回)中可知“焦大骂人”是“恃贾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更可任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兴”骂人。这说明焦大并没有真正醉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因此,“是醉人口中文法”,既可理解为焦大是“酒后吐真言”,而“真言”未必都是“颠倒口吻”的;又可理解为焦大是佯醉,借和贾蓉等发生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笑;”并发泄他对宁府“畜生”们的怨恨。因此他骂得非常在“理”,丝毫没有胡言乱语之感。王熙凤说他是“醉汉嘴里混吣”!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第三十回中,宝钗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便是我们看着心里也……”,而不作“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我从“周”不从“冯”。我曾有文《宝钗宽慰宝玉时怎么说的》收在《红楼丛话》中,全文如下:

以庚辰本《石头记》为底本的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说到贾政笞挞宝玉之后,宝玉伤势甚重,卧在床上养伤。宝钗来看他,带来了一丸药,吩咐袭人“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与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又问道:“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了”,又让坐。接着书中写道: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徐永森在《文史知识》上著文认为,“其中‘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一句,我颇怀疑有增字之嫌。”

徐还查了列藏本《石头记》,以及其他几个本子。认为“文字上虽有出入,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宝钗的最后一句半句话,都没有那个‘疼’字”。

其实早期的《石头记》抄本大都有那个“疼”字的。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抄本《石头记》是甲戌本,里面没有这一回目,且不说。其次就是己卯本了,该本这句话和庚辰本、戚序本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己卯本后来在“不至”和“今日”之间用朱笔添了一个“有”字,同时用朱笔将“心里也疼”圈去了。这样句子就变成了:“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列藏本和庚辰本则有两处不同,一是改“就是”为“便是”,一是没有那个“疼”字。其句为:“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便是我们看着,心里也……。”

那末,怎么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我认为从诸本来看,不是“有增字之嫌”,而是有减字之嫌。即原来雪芹在写作《石头记》时,先是有“心里也疼”四字的,后来发觉这与下句“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对榫,于是就将其圈去了。这一圈改,既符合汉语特有的语言特色,也符合“冷美人”薛宝钗的性格特征,可谓尽善尽美。

第四十六回中周“汇校”本写“平儿道:‘你的父母都在南边看房子,没上来,终究也寻的着。”而不是“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我从“周”不从“冯”。我们知道,贾府是以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曹家为原型的。曹家除江宁即今南京有房产外、在其他地方如扬州亦有房产,据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给雍正的奏折中引述绥(隋)赫德“方供”:“奴才来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千余两,”来看,绥(隋)所得“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应来自曹家。因此,我认为平儿说:“你的父母都在南边看房子”要比“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准确。

第七十六回中,湘云联句云:“寒塘渡鹤影”,黛玉联句云:“冷月葬花魂”,而不作“冷月葬诗魂”。我亦从“周”不从“冯”。我曾有文《“诗魂”耶!“花魂”耶!》收于《红楼续话》中,全文如下!

庚辰本《石头记》第七十六回写中秋之夜史湘云和林黛玉在凹晶馆联诗:……湘云方欲联对时,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云看道:“你看那河里怎么像个人往黑影里去了,敢是个鬼罢?”湘云笑道:“可是你又见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弯腰拾了一块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后复聚而散者几次。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来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吓了一跳。”湘云道:“这个鹤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联道:“窗灯焰已昏。寒塘渡鹤影”,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说:“了不得,这鹤真是助他的兴了!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对什么才好?‘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湘云笑道:“大家细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联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说嘴,我也有了,你听听。”因对道:“冷月葬死(后改为“诗”)魂。”

林黛玉联句“冷月葬死魂”的“死”字,显然是抄手的笔误,因此戚序本(包括有正本和南图本)、蒙府本《石头记》和杨藏本《红楼梦稿》都根据字形而改为“花魂”(“死”与“花”相近似),而列藏本《石头记》、甲辰本和程高本《红楼梦》则根据字音而改为“诗魂”(“死”与“诗”谐音)。

那么曹雪芹的手稿究竟是“冷月葬花魂”,还是“冷月葬诗魂”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诗魂”派认为“冷月葬诗魂”句,自程甲本于1791年问世以来,传诵已久,引起200多年来多少读者的赞叹,也使多少诗家为之折服,为之搁笔。因为它不但用字清新,含意不凡,而且还描绘了一个凄楚幽冷的境界,使人联想到“诗魂”正是林黛玉的“自我”,也是小说作者曹雪芹的“自我”。他们都才华横溢,都受到悲惨遭遇,满怀着激愤的心情,被埋葬在一片冷冰冰、阴森森的封建社会的压力之下离开了人间。但是诗人的灵魂不灭,精神永存,人们吟诵这句诗,便会对他们产生深切的同情和感慨。再从艺术风格上看,“冷月葬诗魂”确实“清奇诡谲”,属于李贺一路,与八旗诗人敦敏、敦诚称赞曹雪芹的诗是“牛鬼遗文”“直追昌谷”者并无二致。“诗魂”派还说:元代乔梦符有一道小令《红绣鞋·书所见》:“脸儿嫩难藏酒晕,扇几薄不隔歌尘。佯整金钗暗窥人。凉风醒醉眼,明月破诗魂。料今宵怎睡得稳”。而“冷月葬诗魂”就是从“明月破诗魂”点化而来的。

“花魂”派也数典说,“花魂”二字出自明代叶绍袁幼女叶小鸾鬼魂受戒答禅师问中的“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之句。此其一(按叶小鸾即是与曹雪芹祖父曹寅有过交往并为其作《楝亭记》的叶燮的幼姐)。其二,“花魂”二字常见于林黛玉的诗中,如第二十六回《哭花阴》中有“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中又有“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所以,到了第七十六回赏月联诗时,又迸出一句“冷月葬花魂”是很自然的。况且,“葬花魂”与她的《葬花吟》前后辉映。此外,“花魂”与“鹤影”是铢两悉称的工对,而“诗魂”却不然。还有“花魂”与“鹤影”俱是写景,比较切题,也合乎当时的时令景色,假如作“诗魂”,便关人事而非写景,似乎于情理不合。

我认为,曹雪芹的原意是“花魂”还是“诗魂”?还是听听林黛玉和史湘云她们自己是怎样说的。林黛玉说:“‘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这就把最后一个字确定了。林黛玉还说:“况且‘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试想林黛玉如果不将“寒塘渡鹤”对着“冷月葬花”而对成“冷月葬诗”,那它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再听听史湘云的评述:“果然好极,非此不能对。”我们应当注意她所说的那个“对”字。按对联的格律,“死魂”对“鹤影”,不能对。“诗魂”对“鹤影”,严格来说,也不能对。唯“花魂”对“鹤影”,“非此不能对”,此不但是“妙对”,而且简直是“绝对”了。

附记上文草就后,我分别致书当代诗词研究名家程千帆和周汝昌先生,请他们就“诗魂”、“花魂”发表自己的看法。1995年3月19日收到程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籍(特别是古代文籍)有异文时,应加以校勘,定其是非,有底本的是非,有义理的是非。目前《红楼梦》手稿已不可见,抄本流传也难尽全其系统和先后,所以用底本判断“诗魂”与“花魂”孰为(或近于)曹氏原稿已不大可能。现在只有用讲道理(即辩义理)的方法代替举证据,看问题是否可以解决。照我看很难。因为文艺欣赏很难一致,只能“各尊所闻”(杨雄法言的话),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常常谁也说不服谁。这种问题,以往是混战一场,呜金收兵。所以我是主张自己参详,自己体味而无须发为文章强人以从己的。我觉得“诗魂”好,但仍尊重先生主张“花魂”之说。周先生于1995年4月1日给我的回信中则说:“花魂”是正,因黛玉《葬花吟》已用“花魂”,且她生于二月十二日花朝,本人象征花魂也(花、鹤成为对仗、诗、鹤则不成对)。盖庚辰本误抄为“死魂”,乃花的形讹,其后某人见“死”不成话,遂想像“死”与“诗”音混致讹,遂臆改“诗魂”耳!

通过对冯其庸先生“重校”本与周汝昌先生“汇校”本所校文字的比较,我认为周本比冯本更接近原著。而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冯其庸先生在博识、睿智、灵气和悟性诸方面均不及周汝昌先生之故吧!不知读者们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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