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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钓鱼岛主权是中国的，就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领土还能说拥有主权吗？”
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当前重要的是日方必须正视现实、承认争议、纠正错误、回到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来”的表态，类似这样的声音似乎还真不少。
为何一面说钓鱼岛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一面却又要求日本“承认争议”？这里就给各位说一说。
应该说，需要做这样的启蒙式说明，可谓国内缺乏法制的一个写照。在一个法制社会，类似此类的逻辑思辩甚至狡辩乃是处理争议的常态。而在国内太多人却习惯了“谁拳头大谁就有理”，进而错误地以为全世界都是如此。这只能说明现在的改革不彻底之下国家还依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改革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首先，这两者在法理和逻辑上一点也不矛盾
简单地类比一下，同一套房子，偶说是偶的，你说是你的，在当事人看来，当然就是我的，“无可争辩”。但争议本身却是无可质疑的客观存在。倘若认为钓鱼岛的主权在我与要求对方承认争议是不相容的，那岂不是说现在偶主张你家的房子是偶的,你就不再拥有你家房子的“主权”了? 说出这样的无厘头语言，实在是严重需要补习最基本的逻辑思维！
一个岛屿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主张是本国的或者说发出了“声索”，那么争议就是客观存在的。至于主权归属最终确定是谁的，是在争议过程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就钓鱼岛而言，这个争议过程将是漫长的。
显然，既然中日两国都明确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的存在就是客观事实，无可否认。然而日本却死扛着坚持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争议”，这个看上去非常荒唐的逻辑其实却是中国方面的选择酿成的。说得更准确些，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选择，甚至简直就是错误，造成了日本坚持不承认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的奇怪局面。
极为短视的毛氏对日政策昏招迭出
回顾一下战后几十年来的历史，应该说直到世纪之交，北京的对日政策是极为短视的，甚至称为昏招迭出都不过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的出色表演成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闪亮登场”。接下来，无比幸运的技术进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的国运。随着中国掌握火箭核武器，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和苏联强大的坦克部队都成了无用的摆设。通过十分有限的核威慑，中国成功阻止了美苏使用巨大的常规军事优势。随着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决定性的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在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同时保持了自己在“大三角”上的独立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堪称中国外交的黄金时期：邓小平迫使美国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并承诺减少对台军售，迫使苏联在中国持续打击越南并提供大批军火支持“阿富汗土匪”的情况下主动缓和中苏关系，迫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接受中国的全部条件按照“一国两制”模式交出香港，赢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胜利。这一切都缘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在全球大国中拥有最强的战略机动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大三角”上纵横驰骋的中国外交在对日政策上却是昏招迭出，导致一连串完全可以避免的节节退让。中美中苏关系相继陷入冰川期后，准备开始文革的毛泽东把摆脱战略孤立的希望寄托在对日关系上，为了拉拢日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极为短视的无原则退让。苏联入据“北方四岛”乃是雅尔塔密约的安排。战后日本政府早在1949年便宣布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但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却长期坚持雅尔塔密约完全正当，整个千岛群岛属于苏联。1964年7月10日，就在中国的首次核试验即将进行之际，对雅尔塔密约安排外蒙独立从未提出异议的毛泽东却公开宣布支持日本对整个千岛群岛的领土要求。毛泽东谈话的巨大冲击迫使日共在1969年3月通过其机关报《赤旗报》宣布放弃坚持了25年之久的立场，支持日本政府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乃至整个千岛群岛。“中国越亲日，日本右翼越得势”的第一个极好证明就此铸成。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日共的临阵倒戈和社会党的卖身投靠使得“大和民族一亿一心”成为佐藤荣作政权有力的政治资本。在佐藤无休止的纠缠和要挟之下，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终于向日本作出二战结束时无法想象的重大让步：把历史上长期为中国属地，1945年美军浴血数万人方才攻克的琉球群岛无偿“交还”日本。按照毛泽东的方针，中国政府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宣扬“冲绳”属于日本。然而谋求以此“离间日美”的结果却是美国在“归还冲绳”的同时又把钓鱼岛“私相授于”日本，导致中日之间旷日持久的钓鱼岛争端；而日本右翼势力丝毫没有因为毛泽东的亲日而投桃报李，相反却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又开始染指台湾独立运动。日本不但从未要求美军从冲绳岛撤出一兵一卒，相反却运用东京首相府的“行政管治权”，更加得心应手的压制琉球民众的抗议，为美军常驻琉球铺平道路。这一重大事变酿成的恶果在台独势力甚嚣尘上的今天表现得清清楚楚：从冲绳岛起飞的军机两小时内便可在台湾临空，成为台独势力朝夕仰仗的强心剂；更有甚者，日本主动开放南琉球下地岛机场，进一步缩短美日联合干预台海的航空作战跨度。中国的统一大业平添如此巨大的障碍，毛泽东的对日妥协退让难辞其咎！
大错铸成之下，毛泽东丝毫没有总结“中国越亲日，日本右翼越得势”的教训，相反却竟然变本加厉，在与田中角荣的建交谈判里执行了一条妥协投降的错误路线。对于田中以“添了麻烦”的轻描淡写把空前惨烈的侵华战争一笔带过，城府极深的周恩来都忍无可忍拍了桌子；而毛泽东却不置一词照单接收，而且没有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就擅做主张，单方面宣布放弃日本理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在中国已建立完整的战略核力量，尼克松又刚刚访华的1972年，北京在中日建交谈判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完全可以对处境尴尬的东京首相府施以重压，迫使其在建交公报中向全中国人民谢罪并承担赔偿责任。而如今，建交公报中全无道歉字眼中国政府却已单方面放弃战争赔款，反倒成了日本右翼势力鼓吹“二战日本无罪论”的“有力佐证”，再一次以沉重的代价印证了“中国越亲日，日本右翼越得势”的铁律。先丢琉球群岛，再弃战争赔款，乃是毛泽东不可饶恕的重大战略错误。新一代中华爱国青年对此必须进行坚决而彻底的批判！
邓小平时代只有口头不见片纸的“搁置争议”
随着邓小平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一面积极改善中美关系，以联手反苏并促进经济发展，一面也把日本视为获取资金技术的重要渠道。由此，带来了为期十余年的“中日友好”时代，也引出了持续不下二十年的“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哪个更重要”之争。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场争论才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稳定和中日关系的进入冰封而渐渐落幕。
在“到处都是一片友好”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钓鱼岛领土争端就成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1978年10月25日，在访日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邓小平公开提出了“搁置争议”的方针：“‘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在当时，邓小平的这一政策选择是颇受欢迎的，并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并列为富有创造性的构思。然而不同的是，随着港澳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在今天获得了更大的赞誉。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却饱受抨击，在许多激进的“愤青”那里甚至差不多已是“卖国”的代名词。
应该说，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力对比之下，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在当时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甚至对美国都快要不以为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作为签订“友好条约”先决条件的声音----甚至可以说，在“搁置争议”的背后，是一种对于长远发展的信心。等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没关系，在更大程度上不见得是因为那一代的中国人“缺少智慧”，而是因为那时节的中国实在“太穷了”。在毛泽东犯下的严重错误导致钓鱼岛问题浮上台面，而一穷二白的中国急需建立反苏“一条线”并全力推进经济建设之际，“搁置争议”或许已是具有可行性的最好选项。
即使是那时的邓小平也未必想到，经过三十年的埋头建设，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已在总体经济规模上超越了日本。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使“搁置争议”变得不再是那么有必要的了。而鉴于在日本看来，当年的日元贷款等“经济援助”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启动经济建设为数不多的资金来源，如今面对今天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国民间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恐怕是难免有“上了大当”之感觉。
然则，邓小平的“搁置争议”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非常遗憾的只有口头不见片纸。从一开始，“搁置争议”就只见于单方面的口头谈话，没有任何像样的书面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约定”的存在。作为双边外交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关系到领土主权的重要问题，却不仅没有类似给中美关系作出定位的《上海公报》等正式联合声明提及此事，甚至就连日方高官公开确认“搁置争议”的谈话记录也不见踪影。
“搁置争议”里头留下了这么大的空档，日本鬼子不去钻真是很对不起它！
日方片面叫嚷“不存在领土争议”
从一开始，日方就不承认与中方就钓鱼岛主权的“搁置争议”曾有任何共识，甚至态度蛮横地叫嚷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
例如，谈判尚在进行之际，就出现了日本国会议员佐佐木良作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质询时任日本外相宫泽喜一的事件：
佐佐木：平泽论文说，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已达成默契，即关于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在条约中不谈及，而把它搁置起来。请问外交当局是否确有此事？
宫泽：关于平泽论文所作的结论，我们不能同意，这是自不待言的。关于刚才你指出的尖阁群岛问题，平泽论文的认识与我们不同。从我们来看，那是错误的认识。下述事实是不存在的，即以(把尖阁群岛)搁置起来的形式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佐佐木：在日中间进行的谈判中没有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是这样吗？
宫泽：尖阁群岛从明治二十八年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现在仍置于我国有效的施政权下，因此，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日方从一开始就并不承认有“搁置争议”这回事。甚至就在邓小平正式提出“搁置争议”的当天，日本外务省官员就公开表示“（邓小平对钓鱼岛的意见）的确讲得非常清楚，不过，只有搁置起来这句话是多余的”。到了1998年，堪称绝无仅有的以前驻日外交官出任中国外长的唐家璇（此君同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未出任过大使的中国外长！）出访日本时，被当面告知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后完全不知所措。
日方的做法，一面否定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一面又保持对钓鱼岛列屿的实际控制，显然是要以此显示“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在“搁置争议”的方针下，多年以来中国并未采取有力措施挑战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控制；而另一方面，日本又拒绝承认“搁置争议”的共识。两者相加，在西方化的世界海洋法规体系下，就意味着严重削弱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日本到处宣称中国“放弃”了对钓鱼岛的声索。客观地说，倘若不是当年的旅美留学生振臂一呼发起保钓运动，后来一代代保钓志愿者又持续发动登岛维权活动，日本的这一卑劣伎俩或许早已得逞！
“外交无小事”，关键环节上一丁点的疏忽大意便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由此观之，不得不说在细节的精确掌握上，邓小平远不及他的老师周恩来。
然则，日本鬼子“不存在领土争议”的态度却也同样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旦中国改变“搁置争议”的态度，甚至开始在外交施压的同时老实不客气地挑战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的“不存在领土争议”之说也就立即成了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的大笑话。换言之，日方通过不承认争议来单方面捞便宜的前提，就是中国保持单方面的“搁置争议”。
然而，“搁置争议”在2012年的秋天已是过去时了。随着“购岛闹剧”引发的激烈对抗到了动用雅尔塔的程度，随着钓鱼岛周边海域出现了海监渔政持续巡航的身影，随着钓鱼岛领海基线与大陆架延伸准则的的公布，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程度非常激烈的领土争议已是完全无法否认的现实。
究竟什么是“承认争议”？
因此，“承认争议”，其实是一个符合基本事实的理所当然的要求。
然而，这里有个十分重要的技术性问题：要求日本承认的“争议”是从现在算起还是从当年算起（笔者以为，应该是从双方建交的1972年算起）?
如果是从现在算起, 那就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全体中国人也决不答应！如果是回溯到1972年算起, 就等于要日本承认当年的“搁置争议,以后再说”是确有其事的。 但在日本看来,不用说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估计倭人是不会答应的，否则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就算全白费了...........
因此，即便不考虑野田政权既不承认争议存在又要“认知”中方争议的自相矛盾得可笑的词语，双方在如何“承认争议”上从一开始就没有交集可言。
因此围绕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争夺肯定还要继续下去，船对船警对警外交官对外交官的对峙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到，倘若李云龙将军转世，或许会亮出宝剑大喝一声，小鬼子，有点勇气的话，跟爷爷上钓鱼岛，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以定归属！
然则，军争非一己之私斗，国家之间的决斗要复杂得多也漫长得多。
围绕钓鱼岛，还是那句话：来日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