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后台君：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的文章，肖鹰教授认为《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比小说对社会的批判性更强，孙少安而不是孙少平更能深度阐释当下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展开对《平凡的世界》的讨论，发送1000至2000字评论到邮箱tansuoyuzhengming@126.com
小说把社会问题简单地归结于个人遭遇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描写中国社会最偏远、最底层一代青年的奋斗史。在一轮改革大潮之中，他们从“文革”时代走过来，走入新的改革时代，面临的机遇和背负的历史包袱，他们承受住了城市青年所没有遇到过的沉重压力。小说表现了农村青年渴望摆脱最底层、最贫困的迫切心理。但是，小说很单向地去描写一个底层青年怎样挣扎着往上、要求进步，开拓命运，把很多属于社会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于个人遭遇，即所谓命运不公、运气不好。因此，它并不是一部在对这个时代具有开阔视野的背景上展开深层次反思的小说。如果我们要把它看做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话，它缺少对所处时代从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深层反思。然而，作者本身是真诚的、真挚的，写作确实是建立在他本人的真实生活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孙少平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路遥的影子。因此，这部小说成为了一部文学经典，因为它带来安慰，给人希望，甚至维持梦想。
电视剧比小说更进一步推进社会反思
如今，《平凡的世界》重新火起来，同名电视剧的播放是最直接的原因。我认为，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非常尊重原著，可以说整个电视剧是在向路遥致敬。电视剧比小说在社会、人生的层面，有更进一步的反思。所谓的更进一步，并不是说它在根本上超越了小说，而是因为从小说诞生至今已经2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各种社会变迁、调整、改变，大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多了一层认知和更多元化的观点和看法。
电视剧非常真实细致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底层人群，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底层人群。第一种底层人是生活在彻底贫困的底层，如孙少安、孙少平所在的所谓“烂包光景”家庭，这种底层人在当时是为数甚多的。第二种底层人是政治的底层人，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另类人”，如郝红梅。一种是在物质上的彻底贫困，一种就是精神和政治上的彻底底层、卑贱，以及这两种意义上的双重叠加的底层，即政治卑贱，同时又经济贫困。如孙少平与郝红梅都因贫困而同样故意躲在同学背后打丙菜，青年人这种爱面子、自尊心，由此产生了互相温暖的细节描写是非常真实的，这不仅是对路遥的致敬，更是对那个时代的尊重，电视剧是非常细腻而又真诚地去回忆了那样一个时代。
中国当代政治和人生之间充满荒诞性
这部电视剧展现了两个吸引人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怀、情感；第二个层面就是把当代中国官民之间的深层次纠结和荒诞感展示得很深刻，电视剧在这个层面是超过小说的。它把官民之间在特殊时代所映射出来的、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深刻矛盾纠结，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比如老百姓多年以来所形成的对官的敬畏、甚至是畏惧之心，甚至写到改革开放之后，在推行生产联产责任制的时候，农民大队支委就说“我们要看红头文件”，这就是说红头文件对于对他们来说，相当于“皇帝的玉玺”，相当于“尚方宝剑”，这深刻表现出民众对更深层的对权力的畏惧感。此外，电视剧在描写各级权力阶层的时候，既表现了积极的、正直的角色，又表现了消极的、投机的角色，这非常深刻和细腻地表现了在小说里不一定能看到的体制中循环往复的权力游戏及其荒诞性。为此电视剧找了一个说辞：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所以，表现手法很隐晦，充满了编导的某种“政治智慧”。
这部电视剧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体制就会造成怎样一种关系。比如孙少安在双水村的威信是与日俱增，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对孙少安始终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权力与权威之间并不等同，但是常常是有了一定的权威，就会获得相应的权力，那么实际的权威人会对无权威的权力人造成一种威胁，这就是金俊山嫉恨孙少安的原因。当金俊山跑到公社副主任徐治功处去告孙少安要炸山建坝的状，徐治功赞同孙少安的想法，却支持金俊山本人，就将孙少安的点子记在金俊山身上。这就是缺乏现代管理体系中的法治化的表现，所谓靠个人权力掌控能力，来影响政策，这当中包含着一种深层次的合法性缺失，必然导致它的荒诞性。当然，电视剧在表现这个层面的时候，又不时地用正能量来消解这种荒诞感可能对观众产生的阴影化的影响。编导在解读这段政治历史中社会和人生的这种荒诞感的时候，对包括主角和反主角的人物，仍然寄予了更深一层面的同情和理解。
为什么是孙少安，而不是孙少平？
小说的主角是孙少平，是非常理想化的、老是渴望另外一个世界的青年，而电视剧的主角变换为孙少安，这样一种转换能够更深层地解释那个时代，其实不仅是那个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或者更扩大讲，是作为人都难以跳脱出来的人生。电视剧对那个时代寄予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这样使这个电视剧非常细腻、非常委婉，它不是简单地去谴责，或者孙少平式的“理想化”“少年不识愁滋味”般的愤怒，而是孙少安式的深刻。主角的转换更能深层次地诠释时代。
比如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悲剧，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宝黛之恋的悲剧，不是因为有大奸大恶之人，而是其他人都是从站在自己位置上发出的善良意志，所形成的一种合力，就决定了孙少安与田润叶注定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是在写人生固有之故的悲剧，而不是意外、天灾人祸的悲剧。从今天文化环境来看，电视剧是非常深刻和感人的。因此，主角的转换是成功的，因为它换了一个视角，从少不更事、青春浪漫的孙少平的视角，换成孙少安的视觉，更多地从孙少安的层面去揭示人生，观众就发现更多一份沉重，当然也就更多一份执着，更多一份悲情，更多一份失败。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欲望、有过多可能而又缺少边界的时代，我们身边都缺少了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真诚与执着，这份真诚与执着，在孙少安那里变成了失败，而在润叶那里变成了一种无望的抗争和坚守，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份情怀，在今天依然还是有它温暖、很深刻的人生暖意。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成功，但是对我们来说，它还是一种可以守望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欢乐剧，太多的穿越剧，太多的“扯”之后的一份真诚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