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邓力群: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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