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杰地灵的澧州
在湖南的西北部，洞庭湖的西岸，有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间传说丰富独特、历史人物层出不穷的地方。这里，高山浮云缭绕，平原璀璨生姿，丘陵起伏多韵，河流烟波迷濛，有着说不完的景致，道不完的妙处。这地方叫澧州，是一个历史名词，在今天的行政区划里，已经被澧县所代替。在这青山与碧水相得益彰、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的地方，孕育了一位辛亥革命的政治人物——蒋翊武。
蒋翊武，1884年12月出生在湖南澧州城。
澧州因澧水而名。人们通常用“三湘四水”来概括湖南的山水。所谓三湘，是指潇湘、蒸湘、漓湘；所谓四水，是指湘水、资水、沅水、澧水。
澧水，发源于武陵山脉北支湘鄂边境的八大公山，全长388公里，流域跨湘鄂两省，面积1.85万平方公里，是湖南境内四大水系中最短的河流。澧水自西向东流经桑植、永定、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县市，在津市的小渡口注入洞庭湖。
因水而名的澧州，位于澧水的下游、洞庭湖的西岸。秦属黔中郡，两汉属武陵郡，三国、两晋属天门郡。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公元555年）废天门郡和南义郡，始置澧州。此后，虽经朝代更替，隶属关系有所变更，但主要管辖澧水流域的诸县。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澧州为松州，不久复名澧州，并置澧阳县（今澧县、临澧县、津市市）。隋阳帝大业三年（607年），改澧州为澧阳郡，辖澧阳、石门、孱陵、安乡、崇义、慈利六县。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为澧州，仍辖六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并孱陵入安乡，辖五县。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又裁崇义县入慈利，澧州辖四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复名澧州澧阳郡，改隶山南东道，仍辖四县。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澧州，辖县不变。
五代后梁（907-923年）、后唐（923-936年）、后汉（947-950年），澧州属楚。后周（951-960年），澧州为周行逢领地。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复为澧州澧阳郡，隶荆湖北路，辖澧阳、安乡、石门、慈利四县。
元世祖至元12年（1275年），澧州澧阳郡升为澧州路。至元14年（1277年），改为澧州路总管府，隶湖广中书行省江南北道，辖澧阳、安乡、石门三县和慈利、柿溪二州。惠宗至正24年（1364年），改澧州路总管府为澧州府，隶湖广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辖澧阳、安乡、石门、慈利四县。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降澧州府为澧州，裁澧阳县入州治，隶常德府。洪武30年（1397年），改隶岳州府，辖安乡、石门、慈利三县。
清康熙三年（1664年），澧州改隶岳常澧道。雍正七年（1729年），升澧州为直隶州，辖安乡、石门、慈利、安福（今临澧县）等四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辖永定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到1913年9月废州为县止，澧州一直都是澧水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虽然，澧州的存在只有1358年，但在澧州曾经管辖的地域上，人类的祖先们留下过非常灿烂的文明。据考古发现，这里有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三苗”部落的文化遗址，以及属于新石器时代三个发展阶段的文化堆积层；著名的城头山原始社会城址，集陶、铜与谷物共存，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是长江流域古文明的代表，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
座落在澧水北岸的澧州城,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形成墟场；此处还是当时南北交通大要道：陆路干线北抵楚都郢城，南经武陵可达贵州。楚怀王六年（前322），澧水已有舟楫航行，因郊外的仙眠洲盛产春兰，屈原游历沅、澧时，就在此留下了“沅有芷兮澧有兰”以及“留余踪兮澧浦”，“遗余褋兮澧浦”等名句；苏轼也有“灵钧一去楚江空，澧阳兰芷无颜色”之说；柳宗元对澧境也深表赞赏，认为“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
据传，战国时期的诗人宋玉就出生在澧州，今天的临澧县还有宋玉村、宋玉墓；孟姜女出生在澧州的嘉山，她的故事在澧州大地广为流传；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经生活在澧洲，现在的安乡县还遗存着他当年习字用的洗墨池，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安乡和澧州城分别修建了“读书台”。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澧县车溪的余家牌坊、县城内保存完好的澧州文庙等文物，他们即是澧州过去历史的见证，也是澧州人尊重历史、保护文物的良好美德展现。与此同时，细心的人们还会在澧县的城内城外发现，一些地域和单位以同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翊武大道、翊武剧院、翊武中学等。这说明蒋翊武在其家乡的地位何等显赫。
在澧州，人们在长期的劳作和生活中，流传着许多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孟姜女的传说”就于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在众多的传说中，蒋家的故事一直也是澧州地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蒋姓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周朝。据《元和姓纂》记载：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子孙氏焉，国在汝南期思县。期思县因期思公而名，治所即今河南省淮滨县东南13公里期思集。蒋国是周朝的一个小国，公元前617年，蒋国被楚国所灭。国人为了纪念蒋国，便以国名为姓，称为蒋氏，尊蒋伯龄为蒋姓始祖。后来，蒋氏后人不断迁徙，遍布全国各地。蒋姓发源于北方，兴盛于南方，仅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四省的蒋姓，就占全国蒋姓611万人口的60％以上。南方的蒋姓，多发端于江苏常州的宜兴。前不久，笔者在湘西北的石门县秀峰乡三板桥村，发现了一套完整的《蒋氏族谱》，为研究澧州蒋家和蒋翊武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套22卷本的蒋氏联宗族谱，创修于1947年，刊印于1948年清明节。据该谱记载，澧州蒋家是北宋名士蒋之奇的后裔。
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江苏常州宜兴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在皇帝主持的“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苏轼同席，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我们在《蒋氏族谱》中发现苏轼于宋徽宗崇宁2年（1103年）以“赐进士第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大学士”头衔，“奉旨为同年进士蒋之奇”撰写的一篇《纂修蒋氏宗史序》中，赞“蒋氏之盛，盛于汉盛于唐尤盛于宋”。可见蒋苏关系非同一般。蒋之奇在宋英宗时提升为监察御史；宋神宗时，转任殿中侍御史；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官至紫金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杭州知府。1104年去世，享年73岁。皇帝下诏追封他为魏国公。对于他的管理才能，史书称：“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会府，以治辩称。”此外，蒋之奇还以诗词和书法见长。
澧水一带的蒋姓，“原籍江南，元末徙湖北黄安”，再迁湖南澧水流域，分布在今天湖南的澧县、临澧、石门、慈利、桑植、安乡，以及湖北的公安、松滋等县。从迁澧始祖蒋官一到蒋翊武，即第71世到91世，共20代近500年，蒋姓在澧水流域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很快，成为澧州地区很有名的望族。
蒋家在澧州的崛起，首先发端于临澧县蒋家坪。
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将澧州升为直隶州，并新设一县，叫安福，也就是今天的临澧县，隶属于澧州管辖。在该县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于1823年、1866年和1992年三修县志。第三部县志“上起清雍正七年建县，下至1985年”，所列《人物传》共计78人，仅蒋姓就有13人，占该县志人物传的17％，位列第一，可见蒋姓在该县的显赫地位。
澧州蒋家的始祖叫蒋官一。其后辈自第87世蒋光清、蒋光业开始人丁兴旺。著名文学家丁玲原名蒋宗伟，字冰之，是澧州蒋家的后裔，她在回忆自己的家世时充满无限的自豪：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的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人自己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蒋光业。慢慢地这兄弟俩发财了。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钱很多，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子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子孙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一点。（张炯：《丁玲全集》（10），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6-257页）
在蒋光业之后，临澧县的蒋家随之涌现出了一批地方豪绅与名人。
蒋家庙分支到了蒋翊武的祖父蒋徵思（第89世）这一代，人丁开始兴旺，分别有蒋徵业、蒋徵元、蒋徵德、蒋徵远、蒋徵开（蒋保全的祖父）、蒋徵仁、蒋徵思、蒋徵泰、蒋徵麟9兄弟。到第90世蒋定照一代，共计兄弟12人。在这12个蒋氏兄弟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有几位离开了世居200多年的蒋家庙，到别的地方去发展：蒋徵德的嗣子蒋定有迁居安乡县的广福东夹垸，蒋徵远的长子蒋定福迁居湖北省公安县横堤子大兴垸，蒋徵思的次子蒋定照迁居澧州城老二街。
蒋徵思，蒋翊武的祖父，字仕公，生于1825年2月初六（农历），卒于1892年6月11日（农历），葬蒋家庙大坟塌。配李氏，生子二：定章、定照。蒋徵思不仅继承了祖辈勤劳朴实的美德，而且由于他为人厚道，深得乡亲们的爱戴。在他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在澧州城里的朋友对他的帮助很大，那就是一位与他结交多年、膝下无子的张老板。这位张老板比蒋徵思大10多岁，在城内丁公桥做点小本生意，经营着自产自销的豆笋生意。在老朋友的一再要求下，蒋徵思非常难舍地将自己的次子蒋定照送到他那里当帮手。
蒋定照，蒋翊武的父亲，字皋南，生于1863年8月8日，卒于1935年8月20日，是蒋氏同辈兄弟中离开蒋家庙进城发展的唯一一位，也是同辈兄弟中生育男丁最多的一位，他的5个儿子有3个出继给别人做了嗣子。他开始在澧州城内丁公桥给父亲的好朋友张老板夫妇当学徒，学习制作豆笋。老夫妇生有一女，在长期相处中与蒋定照产生了感情，二人结为夫妻。不久，老夫妇相继过世，蒋定照继承了他们微薄的产业，并且拼凑了一点本钱在老二街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新铺子“蒋兴发号”。蒋定照与张氏生有五男一女：长子蒋翊武（保勷）、次子蒋保森（出继蒋定昭）、三子蒋保华（出继蒋定章）、四子蒋保桢、五子蒋保汉（出继蒋定道），女儿蒋保桂。
蒋翊武，出生于1884年12月21日清晨5时。当时，父亲蒋定照还在丁公桥老店苦心经营着，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成家后的蒋定照寄居在离丁公桥街不远的崔氏祠堂，蒋翊武就出生在这个祠堂里。
童年的蒋翊武，每天必到店中，待在父母身旁，参与父母的活动，这对他早年智力的发展有一定助益。同时，店里接待四方来客，来客的不同衣着，不同态度所显示的贫富区别自然也会给他带来强烈的印象，加上他禀赋聪颖，从小便喜欢思索，故对一些生活现象十分敏感，显得早熟，往往提出一些大人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他曾问，为什么有些人穷，而另一些人富？并表示不平。这使父母非常诧异，惊怪翊武聪明过人，于是请来当地一个算命先生为他算命。算命先生听了翊武的生庚八字之后，便煞有介事地说了一通将来如何富贵显达，能做人上人之类的奉承话，年幼的翊武对这类套话不感兴趣，便说，你会算命，为什么不给自己算算呢？我看你也不富啊！我不希罕富贵，只要大家都不穷就好了。……算命先生，感到这个幼童非同一般，惊叹之余，便极力向其父母建议：令郎必将成大器，就是百钱一张的纸，吊钱一支的笔，也要让他念书啊！此后不久，当翊武稍长，便被送去上学了，而他的几个弟弟则没有这份幸运。（漫征：《共和元勋蒋翊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1890年，刚满5岁的蒋翊武被父亲送往“澧兰书屋”，接受启蒙教育。塾师晏开甲、周宣生是城里有名的学者，治学态度严谨。翊武开始在这里识字断句，慢慢涉及经史、诸子百家。由于勤奋好学，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很快便能写出不错的古体词赋、文章，并且字迹俊逸，遒劲有力，“深受乡党器重”。人们特别叹服他的记忆力，说他“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蒋翊武兴趣广泛，特别爱好文学，尤其推崇屈原、杜甫的诗作。这些作品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他人生观的形成无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此外，蒋翊武对强身健体的武术也比较感兴趣。杨载雄是少年时代蒋翊武非常要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家世对蒋翊武崇尚武力产生过一定影响。
杨载雄（1881-1953），字璘轩，“家传武术击技”，自幼即酷爱武术，经常练习骑马、刀枪、棍棒和剑术，喜好研读兵书，常常在同龄人中炫耀，畅谈心得体会。蒋翊武首先是崇拜他，跟着他舞刀弄枪，后来，他们俩因有着共同爱好和志趣，成为至交。
1898年，他们听说同邑的蒋作霖（字雨人）先生在安福县（今临澧县）的梅溪桥办学，课程较新，不少学子纷纷投靠，二人便一同前往拜师。在梅溪桥，蒋翊武初步接触到了维新思想，并萌生过投考长沙时务学堂的念头，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个计划也不得不落空。于是，蒋翊武继续游学安福三载。湘西重镇常德府 常德，是湖南西北部又一个文化、经济中心，其地位较澧州更重要，其规模较澧州更大一些。常德古称武陵、朗州等名。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地，归黔中郡管辖。秦朝时天下设36郡，常德仍属黔中郡管辖。汉代设武陵郡。唐朝改称朗州。宋称鼎州。元称常德道。明清称常德府。明洪武初，拔澧州隶属常德府，其所辖范围，大体与现今常德市相同。今天的常德市管辖：桃源、常德（鼎城区、武陵区）、汉寿、石门、临澧、澧县、安乡、津市等9个区县市。 在陆路交通不是很便捷的年代，人们主要利用河流、湖泊、海洋等水资源作为交通的渠道。在内陆地区，常德的水运是相当发达的。它地处洞庭湖的南端，可以凭借有利的位置将货物、人员向洞庭湖的周边地区运送，接长江，抵武汉，达上海，出东海。而这一便捷的交通条件，对于常德以西、以南、以北的地区来说，常德的交通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沅水，发源于云贵高原的黔东都匀县云雾山，全长1033公里，流域跨湘黔两省，面积9.82万平方公里，是湖南四大水系中最长的河流，水量是长江水系中的第三大支流，在贵州境内称“清水江”，在湖南境内称为“沅水”。沅水自西向东流经云贵高原、武陵山脉、雪峰山脉，沿途经过芷江、会同、洪江、怀化、叙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常德等10多个县市，在常德市的德山注入洞庭湖。
由于常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四塞之国”、“黔川之咽喉、云贵之门户”的战略地。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交通的发展和新式学堂的兴起，常德已经成为方圆数百公里学子共同向往的地方。1903年前后，以西路师范为中心的常德新式学堂对辛亥常德志士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由于水路交通条件较好，常德与湘潭被开辟为“寄地港”允许西方列强的轮船开展运输业务，交通的发展不但带来了帝国主义更直接的侵略，也带来了东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种子开始在常德落地生根，为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等一批民主革命志士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
义和团战争之后，清廷也渐渐地意识到世界各国的强盛对衰弱的大清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便主动地在新政方面推行改革，教育改革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1901年9月，清廷谕令将各省从来年（1902年）开始改书院为新式学堂。1902年，是农历壬寅年，中国教育史上把这次改革又称为“壬寅学制”。
在朝廷“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的朝议下，以及在“壬寅学制”的推行下，1902年7月，常德知府朱其懿决定在常德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主持这个学堂的人是他的妹夫熊希龄。
熊希龄，湘西凤凰人，翰林院吉士，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始人之一，由于戊戌变法失败遭受挫折。这个学堂的名称开始叫作“西路师范讲习所”，地点设在府署东花厅一带。学生由湘西25县选派。教师除了熊希龄本人外，还有武陵的戴展诚、沅陵的冯锡仁等，西路各府、州、县部分名士也参与讲学。
1903年2月，朱其懿召集西路沅澧流域四府二直隶州五厅所属25县士绅在常德府署开会，决定由凤凰熊希龄、武陵戴展诚、黔阳黄忠浩、沅陵冯锡仁、汉寿刘棣芬、武陵蒋积文、永顺彭施涤等人组成筹备小组，共同筹办西路师范学堂。
7月，筹备小组拟定了办学章程，筹划了办学经费，由冯锡仁领衔，其他士绅联名，公呈办学报告给湖南巡抚赵尔巽，恳请改“西路师范讲习所”为“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由省府委派校监，克期开学。赵尔巽上奏朝廷，得到朝廷的批准，以省府的名义委派熊希龄为首任监督。学堂地址选定在武陵北门城内玛瑙巷。省府拨了专款用于购置校舍，地方士绅蒋积文、蒋谦、李寿熙等捐助了部分开办经费。常年经费有两个来源：一是各县按年派送学生的摊派款，二是盐税附加费。
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的创立，开湖南师范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湘西北“成德达材”的“最高学府”。在这里任教的多为海内专家学者，有的还是留日留美的博学之士，如武陵人向上文讲授经学，芷江人裴钦讲授史学，慈利人田金楠、石门人李执中讲授国文，长沙人曹典球、邵阳人李宝圭讲授地理，邵阳人刘庚先讲授法律、经济，江苏人张嘉森、上海人平海澜、广东人李立夫讲授英文。此外，学堂还重金聘请了四位日本专家讲学，并为他们配备了翻译，模仿日本建筑的形式，专门为日本专家修建了一栋住房，后人称之“日本矮楼”。
关于蒋翊武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就读的历史，早已从许多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中得到证实。然而，他到底是哪一年入校却一直得不到确认。有的说是1903年，有的说是1904年，有的说是1905年。前不久，蒋翊武的侄子蒋漫征先生从湖南省图书馆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文物，即蒋翊武遇难10周年时，他的生前好友陈荆编辑了一个纪念册，以手抄本的方式赠送朋友珍藏。手抄本的书名是：《蒋翊武先生就义历略》，封面上注明了“非卖品，藏名山，传子孙，赠朋友”。这份原件的主人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仇鳌，他于1939年6月4日将这份抄本赠送给湖南省图书馆收藏。
《蒋翊武先生就义历略》中，有许多历史的当事人撰写了蒋翊武的就义经过，以及怀念性文章，为我们研究蒋翊武提供了新的资料。从林伯渠的题词中，我们已经准确得知蒋翊武来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的时间是1903年下半年。
临澧人林伯渠、澧洲人夏国瑞都早蒋翊武一年来到“西师”，他们是1902年下半年“西路师范讲习所”开办的时候入校最早的一批学生。1903年下半年至1904年上半年，林伯渠、夏国瑞与蒋翊武在“西师”同学，而且他们交往甚密。1903年冬，“西师”举行选拔留日学生的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录取。1904年春，他以公费生的身份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就读师范科。
结识刘复基、宋教仁
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的附近有一个“启智书局”， “专贩卖港、沪出版之新书，擂架甚富，任人取阅，业务兴盛”。这个书局的经理唐承隋是林伯渠的父亲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是个开明人士，即使没有购买能力的学生来了，他也热情欢迎他们在这里尽情浏览，从不给人家脸色。于是，蒋翊武等家境不是很宽裕的学生便经常光顾这里，读到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中国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伤心人语》以及一些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著作，这使他耳目一新，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同时也披阅了《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报刊，使之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政治观点、国内外形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对时局和各种重大政治问题有了正确判断和独立思考的可能，“知世界咸趣共和，清政不纲，国亡无日，乃潜以革命启发同学”。
那时，蒋翊武与林伯渠为了让更多同学读到这些书报，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在一起集会，阅读书报，纵谈国事，无所忌讳。与蒋翊武过从甚密的黄贞元、刘全、杨晓东、朱昌燕等人都是这个读书社的成员，读书社共计发展到四五十人，对开阔同学们的视野、启迪同胞们的思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林伯渠离校赴日后，读书社在蒋翊武的维持下，没有中止活动。
来到“西师”求学的蒋翊武，已经是一个有一定思想、一定主见的民族主义者，革命思想渐渐形成。在校期间，他“好谈革命，人多目为不详”。叛逆思想时有爆发，胆小的同学，对他敬而远之，志趣相投的同学常常是结伴而行，很快就成为“西师”中的学生领袖。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发生，“西师”监督（校长）熊希龄针对这个事件，出了一道《中国如何自强》的作文题，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学生主张改革政治，有的学生主张发展教育，有的学生主张兴办实业，以谋“中国之富强”。而蒋翊武则大胆地提出了“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要求推翻专制统治。这种主张使熊希龄大为惊骇，他热心办学的本意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维新变法的爱国人士，结果却使这所学校变成了培养“革命党”的摇篮，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有一天，有个主管学务的清朝官员，召集各校学生前来训话，训导诸生不可学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国潘）左（宗棠）。蒋翊武立即起而驳斥，大声疾呼道：“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办人者呼？！”他这句话掷地有声，语惊四座，清吏无词以对，瞠目而视良久，亦不敢对外声张，从此再未来校说教。此事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学生，如常德官立中学的覃振（理鸣）、梅景鸿（子逵）、孙安仁（迪卿）等都是在他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影响下迅速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常德，蒋翊武除了与澧洲籍的同学交往甚密外，还结识了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桃源的宋教仁、武陵的刘复基。
刘复基，字尧瀓（又作瑶臣），出生于 1885年元月20日（农历甲申年12月初五）。就农历而言，刘复基与蒋翊武都是“甲申年”出生，算是同年“老庚”。刘复基的出生地，当时属武陵县白鹤山乡泉水桥村，现已划归常德市“柳叶湖风景名胜管理区”。
刘复基的父亲刘文福在常德大河街经营一家灯笼店，惨淡经营，勉强糊口。大河街，是一条紧邻沅水北岸、从水路通往常德城区的街道，由于它连接府城和码头，每天吞吐货物量大，街面显得异常繁华，形形色色的人流异常复杂，信息交流也异常快捷。刘复基就读的德山书院，与常德府城隔河相望，位于常德府城东南5公里的沅水入湖处。从德山到大河街只能通过船只摆渡，在往来学校与大河街的过程中，刘复基从小就见多识广，渐渐形成了喜结天下豪杰的侠胆性格。
1903年，德山书院改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科目改为新式课程。在这里，刘复基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慨然立下革命大志，决心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他“常集同志演说满清败政，及满汉不两立关键，同志多感动。”
自古英雄出少年，刘复基在江湖上已经小有名气，他以学生身份参加了湘西哥老会，被会众们推举为“金凤山刑堂”。
刘复基认识宋教仁是在1901年。
华兴会起义
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30岁生日，一群年轻人聚集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他们以为黄兴祝寿的名义，秘密商议成立革命团体。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成立华兴会，共举黄兴为会长。
沅澧流域的革命先行者宋教仁参加了这次聚会，并且是该组织的主要骨干之一。除了黄兴和宋教仁，参加华兴会成立会的还有章士钊、刘揆一、周震鳞等人，没有参加成立会的骨干分子还有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等。
华兴会确立自己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发展组织，拓展业务，并声称公司的业务是“兴办矿业”。
华兴会成立后，着手扩大组织，准备发动起义。按照黄兴的意见，他们采取的是“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即先取湖南为根据地，同时联络各省争取响应，重点是邻近湖南的湖北、江西两省。
为了在湖南举事时尽快得到湖北方面的响应，华兴会领导人很快将视线投放到武汉，并且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
胡瑛，字经武，1884年出生，是宋教仁的同乡，曾经在武汉经正学堂读过书，也是黄兴的学生，1904年投入湖北新军。通过他，宋教仁认识了吕大森、曹亚伯、刘静庵、张难先等湖北志士，共同筹建革命团体。1904年7月3日，湖北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推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为文书，时功璧为会计，曹亚伯为宣传干事。
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遥相呼应，关系极为密切，领导骨干也是相互交叉，因此有不少人甚至认为科学补习所是华兴会的湖北支部。这两个组织约定：一旦湖南发动起义，湖北立即响应。
1904年春，在刘揆一的协助下，黄兴与会党首领马福益举行秘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联合举行反清起义，决定在“十月十日（阳历11月16日－引者注）清西太后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炸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5路响应，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这5路分别是：浏阳、醴陵一路，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今邵阳）各一路。
宋教仁除了担任华兴会领导和科学补习所的协调工作外，还承担着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
1904年9月初，宋教仁回到常德，在城内武陵县衙门对面的“五省客栈”设立了“湘西联络总站“，作为响应长沙起义的指挥机关。他通过刘复基、胡范庵，联络到西路师范学堂的蒋翊武、黄贞元、梅景鸿，常德中学堂的覃振、孙安仁等，会党方面的首领有楚义生、游得胜、孙汉臣、晏熊等。宋教仁分别向他们介绍华兴会的章程，起义计划和策略等，并吸收他们加入华兴会。
通过几次接触，宋教仁认为蒋翊武是众多学子中思想激进、办事稳重的一个，便委以重任，令其负责组织学生，设起义联络分站于泮池街附近的袛园寺。该站的负责人除了蒋翊武，还有黄贞元、孙安仁，杨熙绩、陈孝骞、梅景鸿等为联络员。
为了提高宋教仁在会党中的知名度和威望，10月初，会党首领游得胜、孙汉臣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开会，专门举荐宋教仁。宋教仁在聚会上介绍了国内形势和本次起义的目的，希望各位志士踊跃参加。这次聚会上，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大家还决议：起义的时候，会众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
蒋翊武以“西师”为据点，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与发动，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他派遣同志多人介入会党和军旅，以期届时策应省城起义。11月2日，宋教仁因筹款离常德赴长沙。不料，长沙方面会党泄漏了起义机密，清政府大肆抓捕革命党人，华兴会起义还在襁褓中就夭折了。黄兴、宋教仁等流亡国外，蒋翊武、黄贞元、梅景鸿被校方开除，刘复基则潜回乡间老家，匿于柳叶湖一带。
开除学籍后的江湖生活
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逃离长沙，相继东渡。蒋翊武虽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便遇到这样的挫折，但他毫不气馁，从此认定无论是澧州，还是在常德，都没有一处求学之地，自己的命运将与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在柳叶湖找到刘复基，分析了目前所处的处境，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希望相邀专志革命，重新聚集力量。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年轻的朋友，自相识以来就志同道合，他们对满清政府的认识，以及对非采取革命行动不能达到革命目的的认识，都是一致的。从此，这两位沅澧流域的年轻人，便携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以后很多历史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他们并肩战斗的身影。
浩瀚的洞庭湖，吞纳着湖南的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是中国著名的淡水湖。美丽的洞庭湖，不仅是人们祖祖辈辈辛勤劳作、获取生活给养的天堂，也曾经是湖区人民反抗封建压迫、争取人生自由的战场。宋朝的钟相、杨幺起义就发生在洞庭湖地区，现在仍然还能寻觅到当年义军驻扎的军寨以及与官兵搏杀的战场。历年来，湖区人民为了与湖匪斗、与官府斗，常常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渔会、帮会，以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蒋翊武与刘复基清楚地意识到，单凭自身力量是不足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的目的，还必须借助其他力量。这个力量在当时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利用江湖会党。于是，他俩从常德出发，经沧港，由汉寿围堤湖、酉港聚道南洲之茅草街入湖区，至沅江，又从临资口入湘江而到长沙，“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皆感泣，得死士（敢死队员－引者注）数百。”据考证，经过他们的宣传发动，其中有个“兰谱会”首领叫焦甲申（逸先）的，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率领会众打击洲土大王，不少农民卷入其中，斗争此伏彼起，东鸣西应，声势浩大，他们的活动对尔后促成辛亥南洲光复有着重要作用。
1904年冬，因华兴会失败而走避广西之马福益，潜返洪江试图再举，派谢奉祺来通报消息，蒋翊武等立即响应，曾赶赴洪江参与谋议。
1905年4月，马福益因前往湘江联络旧部，途中被捕，于同月20日被湖南巡抚端方杀害于长沙。
当时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革命的道路越来越艰难，但蒋翊武、刘复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不断地辗转各地，继续活动，并通过刘复基与流亡东京的宋教仁取得了联系。宋教仁也多次回信，介绍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情形，并对他们在国内的革命活动进行指导。
据宋教仁1905年8月26日《日记》：“接到瑶臣（刘复基字――引者注）自长沙来函，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也，余即书一复信，告以近状焉。”其所告“近状”，就是8月20日，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几个革命团体实行联合，组建了中国同盟会，他本人已被湖南西路同乡会推荐为中国留学生总会馆评议员。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其9月1日《日记》又云：“田梅溪、刘治斋来，二君新自湘中来，皆沅州（今芷江）人也，携有刘瑶臣信一封，述沅水流域各埠事甚悉。”宋于9月3日再次会见田、刘等“纵谈时事”时，又说“田、刘二君谈湘中事甚悉”。
宋教仁的来信，就像长夜之后出现的一缕晨曦，给举步维艰的蒋翊武、刘复基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年秋天，蒋翊武、刘复基二人见内地一时难举，决计同赴日本东京，以便全面了解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10月，他们再次结伴而行，离开常德，前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
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相比在家乡澧州，蒋翊武在常德较多地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和书籍，更广泛地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并在宋教仁的引领下，加入了华兴会，承担了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的部分组织工作，最后因华兴会起义失败流产，他本人被校方开除了学籍。
初次参加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止步，反而立场更坚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如果说，蒋翊武的民主革命思想是从少年启蒙读书开始萌芽，并在其双重家族、家庭背景下萌生了伺机冒险、勇于抗争的个性品格，从小立志抵制朝廷科举取士之道，那么，到常德求学期间参加反清组织和斗争实践，其民主革命思想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基础，走过了它的萌芽时期，进入了第二阶段：民主革命思想的正式形成阶段。
就读于中国公学
1905年秋天，蒋翊武与刘复基结伴而行到达上海，目的是和其他革命先行者一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不料，抵达上海之后，蒋翊武却大病一场，因而只得滞留上海，暂时下榻于湖南会馆。与之同行的刘复基则直接去了日本。
刘复基抵达日本的时候，也正值中国同盟会刚刚成立不久，革命党人由原来的地方性团体聚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人们的思想更进一步活跃，革命组织达到空前团结，革命斗志取得了进一步的高涨。1905年11月21日，刘复基由宋教仁主盟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其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歧视性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规定中国学生“无国书保送者不得入校”，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纷纷向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但是收效甚微。12月初，激进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此勉励同胞们努力救国，一时间人心大震。刘复基来日本，自然没有清朝政府的“国书保送”待遇，也进不了日本国的学校。这时，很大一批中国留学生愤然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刘复基就是随同首批归国学生回到上海的。根据宋教仁1906年1月9日和2月13日分别收到刘复基自沪、湘两地函件的记载推断，刘复基在日本滞留的时间没有超过2个月，大约是1905年10月到日本，12月回到上海，并在上海稍作短暂停留后回到内地运销《民报》。
在上海期间，经刘复基的介绍，蒋翊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当时，从日本返回祖国的留日学生，大多具有革命倾向，而且有不少人已经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为了使回国后侨居沪上的各省留学生不致失学，由革命党人发起，部分归国留学生积极响应的一个重大举措很快得以实施：一群革命青年要在上海创办一所自己的大学。1905年12月中旬，13省的代表开会决定，这所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
在上海，蒋翊武参加了中国公学的学习，并且结识了三位对其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湖南老乡：一位是姚宏业，一位是傅熊湘，一位是杨卓霖。
姚宏业，字剑生，188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由黄兴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很快成为激进的革命活动家。1905年冬，日本政府公布“取缔规则”时，积极开展与日方的斗争，在斗争无果的情况下，愤然率领留日学生回国，并极力主张创办“中国公学”。
1906年春天，中国公学在上海的新耙子路黄板桥开学。
中国公学是学生们自筹资金、租赁民房为校舍而开办的。由于到开学时，日本那边反对取缔风潮已渐渐松懈，许多官费留学生又返回到日本复学，倡导办学者的力量自然有所减弱。而当时的上海还是一个眼界比较狭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的小商埠，许多国人见到中国公学里的一些年轻人剪了辫子、穿着洋装办学校，认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政府官吏则怀疑他们全都是革命党，更是有所防范。所以，社会上资助办学的人不是很多，学校开门还不到一个月，经济就陷入了绝境。由学生公选出来的干事姚宏业激于义愤，于5月6日投黄浦江自杀，留下了“老子云：哀莫大于心死。今人心死矣，夫复何言”，“我之死，为中国公学也”的遗书。他以身殉学的义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舆论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学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社会赞助，教学赖以维系下去。
从1905年12月到1906年3月，先后发生了陈天华蹈海、姚宏业投江两起悲壮的事件，目的都是为了唤醒国人、激励国人。这两起事件发生的时候，蒋翊武就在上海，因而他为民主革命家的英雄气概所震撼、所感染。尤其是姚宏业事件，几乎就发生在他的身边，不能不令他心怀惆怅，不能自己。
蒋翊武、刘复基相继考入中国公学，决计在该校学养有成，日后服务于社会变革，以慰先烈在天之灵。但在开学之前，刘复基因有任务在身，带着从日本东京运回来的600份《民报》提前离开上海返回湖南，不久即在长沙府后街五堆子设立“中外各报代派所”，积极推销革命的宣传资料。刘复基在湖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使湖南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并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向海外的宋教仁通报情况。2月13日，宋教仁在东京收到刘复基从湖南发来的2封信函，“皆言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云云，亦可喜也。”
根据与蒋翊武同期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胡适先生回忆，当时的中国公学人员比较复杂：“有剪了辫子的、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刚出来的老先生，带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由于蒋翊武在家乡已经完成了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课程的学习，被编入高等班学习。在中国公学中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在这期间，蒋翊武系统地研究了同盟会章程中的“十六字纲领”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革命思想愈加成熟。
学校中有不少学生参加过革命活动，蒋翊武也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并在其中逐渐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革命党人的聚会上，他痛切陈述：“中国在满清统治之下已有200余年，现在是政治之腐败、社会之污浊已经达到极点，而我国官僚鼾睡如故，即使以克虏伯之巨炮也不能惊醒其幻梦；而满清政府则抱定一宁赠朋友之主旨，利用我汉人之愚钝，大肆施行专制统治，奴隶我，牛马我，以致国势日弱，瓜分之说喧腾于各国朝野之上，彼则裒如充耳，莫之或顾。今天要谈改革，唯有实施种族革命之手段，才能达到政治革命之目的，即使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也要在所不辞！”
他的这番言论在同学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在革命同志中广为传颂。
参与筹划萍浏醴起义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加强了对国内革命力量的渗透。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第7号的王宅，是革命党人的寓所；英租界留学生招待所张保卿处，也是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机关之一。蒋翊武是同盟会上海机关部的干事之一，他使用的名字是蒋保勷。与他一道进行秘密工作的还有朱光环、张保卿、朱保康、李发根等。
1906年春，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中国同盟会总部的派遣回国返湘，计划在湘赣边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发动一次武装反清起义。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三县，地处两省边界，位于罗霄山脉的北段。“山深箐密，道路分歧”，峰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那一带还是湘赣两省的交通要道：从萍乡出发，山路可以北通浏阳，水路又可西经澧陵再北折直达长沙、武汉。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非常频繁。沿罗霄山脉开掘了不少的小煤矿，各矿之间常常发生纠纷和械斗，加上地处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为会党的滋生提供了绝好的温床。
在当地的会党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参加1904年华兴会起义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马福益于1905年被清政府捉拿杀害，“会众及革命党人闻福益遇难，无不悲愤填膺，对清政府益增敌忾同仇之心。次年，参加萍浏醴起义之会党成员中即有不少人系怀抱‘为马福益大哥复仇’的心情投入战斗者”。
马福益牺牲后，萍浏醴一带的会党力量并没有遭到多大的损失，新生的会党首领有浏阳的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萍乡安源煤矿的萧克昌，醴陵的李香阁等。龚春台是当地最有影响的首领之一，也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袖人物。
蒋翊武以同盟会员身份参与了这次起义的策划活动。这年的春夏之交，刘道一、蔡绍南约集革命志士到长沙水陆洲附近一条船上聚会，研究起义方略。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张尧卿等10余人，关于这次发难，蒋翊武主张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这个意见大体为与会者所接受，基本上确定了发动起义的策略、方法和步骤。准备纠合潜伏在萍乡安源的会党及矿工数千人，发难于萍、浏、醴，继而直扑长沙，尔后鄂、赣、宁各省趁机响应。并就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等事项作了具体分工：由蒋翊武等负责策动新军，届时响应，蔡绍南、龚春台、彭邦栋等负责联络防营部分兵勇，布置会党。并议定农历丙午（1906）年底清朝官署“封印”时发动起义。
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统筹全局，蒋翊武则至长沙府后街五堆子“中外各报代派所”顺访刘复基。刘复基刚好从常德归来。蒋翊武根据水陆洲会议的精神，相邀刘复基前往武汉考察，联络同志。他们曾经到过武昌候补街高家巷圣公会，拜访了日知会阅报社司理刘静庵。刘静庵见两位年轻人胸怀大志、忧国忧民，便对他们宣讲日知会的宗旨，吸收他们加入其中，鼓励他们不断增长知识，为日后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有用之才做好准备。日知会是继科学补习所之后的又一革命团体，其成员约百人，有些是新军官兵，这是蒋翊武、刘复基在接触军界人士的第一次行动。
6月11日，长沙学生及各界群众一万多人，不顾官府禁令，将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的灵柩归葬于岳麓山，湖南巡抚及各级官绅极为震撼，惊恐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发动和主持这次葬礼的是禹之谟、陈家鼎。宁调元、覃振、蒋翊武与刘复基都参与了这一重大行动的谋划。事后，清吏密令缉拿为首者。7月10日，湘乡县令以“哄堂塞署”的罪名指控禹之谟。8月10日，湖南巡抚庞鸿书下令逮捕了禹之谟，次年2月3日，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蒋翊武、刘复基二人只得再度赴沪，由此“奔走长江上下游，结纳同志，迄无宁日”。覃振再度流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全面爆发，其旗号均称革命军，以龚春台“中华国民军先锋队”为主力，10天间聚众3万多人，波及三四县，拟直赴长沙，声势之大为前所未有，长江中游各省为之震动。不久，清廷调兵数万围攻，美、英、德、日各国派军舰驶至岳州助剿，起义军终以失败告终。
这是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国内开展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起义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民群众的觉悟，震撼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蒋翊武在这次起义的筹备过程中，虽然只是部分的参与了联络和准备工作，但却对起义的组织、起义的成员、起义的经过，以及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日后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襄办《竞业旬报》
蒋翊武与刘复基因禹之谟一案而离开湖南，经武汉重新来到上海，继续就读于中国公学，完成未竟的学业，并参加了竞业学会的一些活动。
竞业学会是中国公学的学生组织，在中国公学开学不久就在学生中悄然成立了。发起人主要有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谢寅杰、丁洪海。竞业学会制定有章程，并公开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该章程分总纲、规则、入会、办法、责任等五章15条。
从章程中不难看出，这个组织虽然为学术团体，但其中隐含有潜谋革命之意，因此很有吸引力。成立不到半年，据信息反馈，各地有许多热心志士，趋之若鹜，都愿意加入该会，纷纷汇寄“基本捐”和“经常捐”到上海。由于章程中以各省府厅州县设立分会、支会等事宜未作明确规定，所以蒋翊武返沪后，与同人反复磋商，决定将收到的“特别经常捐”二项概行照数退还，留作该分会办事费用，只收每名基本捐款一元作为入会依据，权作办公费开支。由于各处情形不一，除道德、法律两大纲领不能变通外，其余均可酌量施行，并设立咨询处。凡有“为图谋公益、改良社会、兴学育才、讲学辩难等事来函致问者，必定作复，以贡一得之愚。”
竞业学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创办一份机关报，也就是著名的《竞业旬报》。该报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主，设论说、学术、译稿、时闻等栏目。对外声称其言论主张为“振兴教育，提倡民主，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鼓吹革命”。“专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宣传爱国排满，抨击改良立宪，提倡科学，提倡妇女解放，鼓吹发展实业和普及教育。稿件体例概为白话文，以便将革命思想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在沪、湘、赣、川、浙、粤等省及日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神田简神保七番地古今图书局都设有代办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本部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就是“香港分会”，分会的机关就设立在《中国日报》馆内。《竞业旬报》创刊后，及时与《中国日报》保持了联系，便于向中国同盟会传递有关国内革命的消息。
《竞业旬报》每期60页左右，32开版，每月出版三期，逢一发行，1906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正式创刊。与其说它是一份报纸，不如说是一本杂志。当时的编辑部没有主编、副主编之分，一般统称编辑。第一期至第十期，主要编撰是傅熊湘。
傅熊湘(1882－1930)，字钝安，湖南醴陵人，署君剑、钝根、文渠、屯艮等笔名。幼年随父就读，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曾经担任教员。1906年6月，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因为组织长沙各校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引起当局政府的极大恐慌，禹之谟被捕，其他重要分子宁调元、陈家鼎被迫远走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很快就与当地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并于1906年10月18日出版了反清色彩很浓的《洞庭波》。傅熊湘应邀担任了该刊的编撰工作，“抨击汉奸满虏，不遗余力”。由于该刊言论激烈，措辞鲜明，革命群众欢欣鼓舞，统治当局自然也非常憎恨。《洞庭波》仅出一期，主编宁调元被迫东走日本，傅熊湘则接受了主笔《竞业旬报》的重任。
除了傅熊湘，杨卓霖、蒋翊武、刘复基、谢消庄、丁洪海、张丹斧、吴铁秋、胡适等人都参与了编撰工作。在其创刊号上，中国公学的教员、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诗人的胡诗庐以笔名“梓方”撰写了《发刊词》；傅熊湘则以“君剑”、“钝根”的笔名分别发表了《明耻篇》和《毁学的问题》两篇社论；胡适以“期自胜主”为笔名发表了《地理学》的文章。一篇署名“大武”的文章《论学官话的好处》则出自蒋翊武之手。
在这篇短文里，蒋翊武首先感慨中国腐朽、落后的现状，以及举国上下希望国家“变弱为强”的愿望。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团结、加强联合，而加强联合就必须在语言和语音上进行统一。蒋翊武极力推行“官话”，特别是北京官话。这也是中国公学在上海推行的一个“标新立异”的举措。
据胡适先生回忆，当时的上海，“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
此外，我们还在《竞业旬报》的封底发现，“本报代派处”中有蒋翊武之父蒋定照先生在澧州开的商号“蒋兴发号”，并列刊印在“香港中国日报馆”同页上。证明蒋翊武不仅参与了《竞业旬报》的编撰工作，还主动将该刊的发行触角引伸到湘西北地区的沅澧大地。
杨卓霖事件
杨卓霖，又名恢，字公仆，1876年2月出生于湖南澧陵。早年投入清军张春发部，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深为清朝政府腐败而羞愧，愤然离开朝廷军营。1903年进入南京将弁（武备）学堂学习，谋求在军事上成为一个对于社会变革有用的人才。1905年赴日本东京高等警监学校学习。不久即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参加抵制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的“取缔规则”政策，还曾在横滨学习制作炸弹。姚宏业归国时，“到横滨与卓霖别，相对唏嘘泣下，各以死相勖。”
1906年4月初，杨卓霖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他的好友姚宏业已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只好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在中国公学与马君武介绍廖子良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有较长一段时间寄居在《竞业旬报》的编辑部，这样，蒋翊武有机会认识了这位比自己年长8岁的革命家，并成为至交。不久，杨卓霖去南京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2月初，得悉萍、浏、醴发难消息，蒋翊武乃商同刘震、黎兆梅、滕元寿等人联络长江一带会党头目袁有升、曾斌等9人，密谋在南京起义响应。杨卓霖为了策应萍、浏、醴起义，带着两名助手挟炸弹赴扬州联络会党首领，计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以扩大事态。不料，杨卓霖的行踪被敌人打探，并在叛徒的告密和敌人的设计下遭到诱捕。他被捕之后表现得非常坚强不屈。他在供词中说：“杨卓霖，革命党，以政治革命阅欧史。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无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迫我黄种。卓心存保黄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端方亲自对他进行审讯，他“且骂且起前掀案，案折。谓事与彼二人者无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霖耶？速杀我，毋及无辜”。
1907年3月20日，杨卓霖就义于南京。
杨卓霖虽然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断地为他的两位助手开脱责任，并最终使之得以释放。然而，他的助手之一李某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不仅供出了杨卓霖的身份和行刺计划，还供出了上海总机关所在地及其任事者蒋保勷（即翊武）、朱葆康（少屏）、朱光环、张保卿、高某等人，使蒋翊武等人处于险境。
1907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竞业旬报》照常出版了第10期。
在该期的目录旁边发了一条“本社紧要广告”：
本社旬报，原订逢一发行，以时计之，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第十一期。惟岁聿云暮，腊鼓催人，主报与阅报者均有岁事旁午，不暇他故之势。兹议本年暂出至第十期止，其本年应出之第十一期，即于明年续出。至各处所定之报，仍当按期数寄，不以时日计算。
其实，广告中关于临时停刊所列的原因，只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托词。《竞业旬报》临时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杨卓霖的被捕，有关编撰人员也受到牵连，原班人马难以继续从事编撰工作。不久，傅熊湘、蒋翊武、刘复基等革命党人不得不离开编辑部。1908年4月，当《竞业旬报》复刊的时候，原来的革命党人已经一去不复回。从第24期开始，胡适担任了该刊的编辑工作，直到第40期完全停刊。
从1905年秋至1907年初，蒋翊武主要在上海学习和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上海，虽然没有今日的繁华，但由于租界的开辟，以及出海的方便，也为革命者的活动提供了许多方便。蒋翊武出国求学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后来他也始终未曾跨出国门，但在上海，作为一个内地来的革命者，他开阔了眼界，结识了不少海外归来的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系统地学习了“三民主义”，自觉地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欣然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员。可以说，上海的学习和革命经历，是蒋翊武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为他今后的革命战斗中能够远见卓识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日后潜入军队，开展隐蔽而深入的武装起义组织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潜居家乡
萍浏醴大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过清乡和大肆围剿行动，先后捕杀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万多人以上，其反动统治秩序得到初步恢复，革命处于低潮。
面对这种情况，蒋翊武并没有退缩，仍暗设机关，发展组织，与刘复基“奔走于沪、宁、赣、湘间，运动革命”。不久，由于家庭出现变故，蒋翊武的革命活动不得不停滞了一段时间。
1907年7月24日，蒋翊武的结发妻子唐氏不幸病逝，年仅24岁。唐氏生于1883年2月10日，比蒋翊武长一岁多，于1904年11月28日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蒋宗荣。蒋翊武长期在外地求学和开展革命活动，父母年老体衰，弟妹年龄尚小，唐氏担负起操持家务的重任，深得蒋翊武父母的信赖和弟妹们的敬崇。唐氏的早逝，对蒋翊武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清廷在沿江各埠大肆缉拿党人，风声甚紧，盲目在外地抛头露面，风险甚大；另一方面是爱妻新逝，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需要为人之父、为人长兄的蒋翊武维持局面。因此，蒋翊武在家乡滞居了两年多时间。
这段时间，蒋翊武“杜门不出，日以诗酒自遣，时或仗剑高吟，旁若无人”。街坊们不理解其行为，都说他是个“怪人”。实则他是壮志未酬，借以抒发自己渴望重新投入战斗的豪情而已。此间他认真总结自己“以一书生从事革命，历经数年心血，以文人学士为主体，结果不成”的教训，又“鉴于戊申以前各次起义之失败，由于缺乏革命武装与革命干部，至于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者”，“学界中人只能以文字鼓吹革命，无大宗武器不能举事”，于是“翻然大悟，谓当今天演竞争只有掌握武力才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
至此，蒋翊武终于找到了夺取革命胜利的突破口。
面对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清政府决定实行预备立宪。1907年，清政府宣布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咨询机关，准备将来改为国会和地方议会。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其中维护君主大权的有14条，规定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余9条规定广大人民有当兵、纳税、服从清政府统治等义务。人民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
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得到了一批立宪党人的欢迎，他们希望朝廷推行君主立宪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朝廷玩弄文字游戏、愚弄百姓的手段而已。中国要富强，必须通过改朝换代；中国要改朝换代，必须实行武装革命。
在滞居家乡的日子里，蒋翊武的革命战友覃振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1908年，覃振奉中国同盟会总部之命，从日本回到国内运动革命。由于他曾经在1906年参与过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活动，早已引起清方的注意，当他再次出现在长沙街头的时候，为官府逮捕。当局对他实行严刑拷打，他始终抗辩不屈。最后，由于当局一时查不到他谋反的确凿证据，加上有关人士的斡旋，覃振免遭杀身之祸，被判终身监禁，不久被解送到家乡桃源县监狱执行。
在覃振羁押的日子里，蒋翊武与刘复基多次到监狱探望他，通报情况，商讨对策。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终于在这期间酝酿成熟了。
1909年仲秋的一天，蒋翊武应刘复基之邀在柳叶湖游玩，他试探性地对刘复基说：“尧瀓，现在朝廷推行预备立宪，一批立宪党人纷纷响应，似乎看到了中国民主宪政的曙光，这将误导民众的眼光，软化革命者的斗志，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说是一个新的障碍。如果不抓紧时间，革命事业就会更加艰难。我听说湖北的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志士，而且我也早有参军念头，现在想去湖北探个究竟，不知你能否一同前往？”
刘复基仰天大笑：“哈哈，简直是太巧了，我正想邀请你一起去湖北呢！”
原来，刘复基已经接到在武汉谋职的兄长刘星澂的来信，要他到汉口《商务报》担任会计和发行员。于是，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重新踏上了革命征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