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百战经典》四野十虎将（4）
大智大勇詹才芳塔山名将吴克华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最具光彩，最富传奇，最引人瞩目的星光璀璨的群体，那就是1955年在全军第一次授衔中，被授予元帅和将军军衔的那些开国将帅。他们这些人，经历了我军自创建以来所进行的全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那些名垂史册的历次最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将自己锤炼成为了身经百战，韬略超群，扬名疆场，威震敌酋的大将军。数十年间,他们为我军成长壮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共和国,付出无数艰辛，历经战火考验，创下辉煌战绩，立下赫赫战功，一次次书写了我军历史中的经典篇章，由此，他们便成为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功昭日月，名垂青史的一代军魂。
我军自建军以来,已经走过了八十五年的光辉历程。如今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支仅靠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去和国内外强敌作殊死搏斗的刚勇之师，已成为了一支正规化的，军、兵种齐备，现代化程度较高，战略武器数量、质量、威慑力等等一系列综合军力，均走在了世界前列的雄壮之师。但是，仅看到这一点，就断言我们这支队伍如今已是无敌于天下，那还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今天，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样一点,即如果我们不是努力去把我们数十年间所形成,所依仗的军魂，从我军的前辈那里继承光大，不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其巨大无比的威力，我军就依然不能真正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常胜之师，甚至还有可能是一个跛足的巨人。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楚江在此不耻孤陋浅拙，不惮贻笑大方，惟愿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来做一些宣传我军军史，发扬光大我军军魂之事，将自己搜集整理出的我军多位一代名将的光辉征战历程，逐一发到博客上来与大家一起学习分享。
楚江学识微浅，力不从心，差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家多加指教。
视屏：《百战经典》四野十虎将（4）大智大勇詹才芳塔山名将吴克华
大智大勇詹才芳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黄陂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一军第一师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长，第三十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川西第五纵队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生平经历
一代战将詹才芳在董必武教诲下走上革命道路
詹才芳，1907年9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高桥区黑石咀村。提起他的童年，真正是惨不忍闻：7岁那年，母亲又病又饿地离开了人世；12岁时，父亲和二姐因误食有毒的野菜也弃他而去。此后，在大姐的悉心抚养下，詹才芳得以长大成人。
1924春,时年16岁的詹才芳来到了湖北武昌，经姐夫余楚臣介绍，跟随武汉中学(实际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余义民到武汉谋生,先在武昌为一家饭馆当杂役。余义民是詹家的远房亲戚，也是董必武的外甥。一来二去，董必武就了解到了詹才芳的情况，并主动让詹才芳到他主持的武汉中学去半工半读。
一次，董必武问：“才芳，工作累吗?”
詹才芳说“不累，我很愿意干呢!”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以前你为别人于活,为填饱肚子，为生存而卖命。而现在呐，你为革命、为战友、为人民作贡献。你的心情当然就不一样了。”詹才芳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主人翁”这个词的含义。从此，他工作、学习得更加自觉。当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詹才芳的学习基础差，董必武常常给他开“小灶”，并教导他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言下之意，是要求詹才芳付出比常人多十倍的努力。从此，别人学一小时，詹才芳就学两小时，晚上别人睡觉了，他还在加班加点地学习，而且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起床背书了。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詹才芳由原来的粗通文墨变得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
1925年春，党组织把董必武从武汉中学调出去专门做党的统战工作。他除了定期回校讲课以外，还常常找同学们谈心。期间，他让机警灵活的詹才芳跟随自己，到别的学校、工厂去讲课、宣传，实际上是让詹才芳“搞警卫工作、交通工作。后来，又要我去搞一个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詹才芳语)
一天晚上，董必武把詹才芳等几个黄安籍的党、团员叫到他房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把他们派回家乡黄安县，到农民中去宣传革命，组织人民，大办教育，去充实“赴黄安县工作组”的力量。詹才芳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归乡的道路，董必武亲自把他送到长江边上，目送他远去……
回到黄安，詹才芳与王健、王秀松等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高桥河、王兴六、詹家寺、帅家畈等地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他还当起了教师、校长。遵照董必武的指示，他们以办学校为名，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剪发、放足,宣传打倒土豪劣绅、詹才芳打倒地主分田地。1925年6月，董必武由武汉回到黄安指导工作，他还参加了在王健家召开的高桥区党团骨干分子会。听了詹才芳等人的汇报后，董必武说：“你们以教书为掩护的办法很好，既组织了群众又教育了群众。你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还特地对詹才芳说：“才芳，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大字识不得几个，如今竟变成了教师、校长。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听后，詹才芳诚恳地说“这都是在您的教育下，我才有了些进步。没有您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至今我不还是个小长工吗?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1926年冬，高桥区农民协会成立，同时组织了区农民自卫军，詹才芳担任队长，从此他与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董必武的教导下，詹才芳成功走出了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始终视董必武为“心目中最崇拜的好老师”。
1927年3月18日，詹才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迈出了革命生涯的重要一步。当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红四方面军
壮士挥戈鄂豫皖
1927年9月,在王树声的带领下，詹才芳率众以手中的土铳、鸟枪、大刀、长矛、脚鱼叉为武器，勇敢地参加了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史称“九月暴动”。
1927年11月13日,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发动。3万余人的农民武装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和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在攻城战中，詹才芳亲自率领30余人的突击队，一举攻进南门。起义军共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90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进步分子。当时，人们纷纷传唱：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布成立，黄麻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义军为鄂东军第一路，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詹才芳担任排长。
黄麻起义的消息，震惊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麻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事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的安全。于是，武汉政府调遣第12军一个师前来镇压。作为鄂东军第一路的一员，詹才芳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由于众寡悬殊，起义遭到了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生怕自己的脑壳搬家，悄悄地离开了队伍，有的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是，詹才芳却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鄂东军幸存人员包括吴光浩、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王建安、周纯全、秦基伟等人，毅然奔向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武装斗争，成为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之一。徐向前曾高度评价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
1928年1月,鄂东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7月又改编为红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1930年4月，红11军第31师与鄂豫皖的其他两支红军(红32师、红33师)合编为红1军，由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徐向前担任正副军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成型。1931年1月，红1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15军合编为红4军,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1931年11月7日，以红4军为骨干，成立鄂豫皖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詹才芳一直战斗在红四方面军不同时期,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老人”。期间,他历任过黄陂县工农游击大队大队长、红11军第31师营长、红l军第1师3团政委、红4军第10师30团政委(团长王树声)。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伊始，国民党军就在调兵遣将，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力已增加到15个师。中共鄂豫皖军分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攻势作战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第一仗便是黄安战役，集中8个团的兵力歼灭了敌军赵冠英的第69师,夺取了黄安县城。战役中，王树声、詹才芳率领红30团担任总预备队。12月20日，敌军援兵在火力掩护下进攻红军阵地嶂山，敌军一度突破前沿阵地，逼近红11师指挥所。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指挥徐向前亲临火线指挥，命令总预备队红30团投入战斗，由嶂山以西倒水河西岸向敌军左侧迂回包抄。红30团在兄弟部队紧密协同下，俘敌800余人，缴枪千余枝，并乘胜追击逃窜之敌,彻底打垮了敌军对黄安县城的增援。王树声、詹才芳绝地反击，保证了“围点打援”战术的成功。
1932年3月22日到5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皖西发动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由于团长王树声此前负伤住院，詹才芳得以展示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3月21日晚,詹才芳指挥红30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在进军中击溃了由苏家埠增援青山店的国民党军，然后又转而进攻苏家埠。进攻中，詹才芳指挥红30团官兵把篾条、稻草扎成把，用水浸湿后在堑壕前堆成垛，用来抵抗敌军射来的子弹。另外，他们又在周围挖出一条1人多深、3米宽的里外3层，足有2、3里的堑壕，提高了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詹才芳还组织官兵向国民党军积极展开宣传攻势，给因困饿开小差的敌军士兵送食物。这一举动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到红军阵地前投诚的官兵日益增多。詹才芳指挥红30团围困和瓦解苏家埠的守敌,使蒋介石如坐针毡,最后迫使蒋任命第7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调集15个团2万余人,从合肥出发增援苏家埠，结果正中了徐向前的埋伏。红军俘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詹才芳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步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山炮4门、迫击炮40门、电台5部、手枪1000余支,取得了红军战史上的特大胜利。最后，苏家埠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外援无望，内无粮草，战斗力彻底瓦解，在红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之后，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提起苏家埠战役，不能不提到詹才芳。
1940年12月，晋察冀第3军分区团以上干部在河北唐县和家庄（后排右5）詹才芳
三路围攻
1932年10月12日，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的瞎指挥，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向西穿过京汉铁路，作战略转移。詹才芳所在的红10师作前卫，踏上了西征转战4000里的漫漫征途。
10月19日，西征转战的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枣阳县以南80里的新集以西的吴家集、宋家集地区宿营,准备在此稍事休整后反击追剿的敌军,得手后再打回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第10师、第83师及独立第34旅等部，向方面军总部和红11师、红10师发起了猛烈进攻，詹才芳率红30团奋勇反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将敌军击退。
漫川关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的关键一仗。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个隘口。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恶。当红军行进到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几乎陷入绝境：西北军杨虎城部3个团已据守漫川关,堵住了去路；胡宗南部的两个旅，也由郧西赶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敌44师，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敌65师、51师,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敌42师,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在这里，敌人共动用了5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10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
面对强敌，张国焘一度失去信心，痛哭流涕，居然提出了分散突围、分兵游击的主张。徐向前总指挥认为，分散突围，好比把一大块肉切成小块，会被敌军一口一口地吃搏而集中突围，则是一大块肉，即使敌军的嘴张得再大，也难以一口吞下。危难时刻，总政委陈昌浩坚决地支持了徐向前集中突围的正确意见。总指挥部当即命令红12师许世友的第34团,向敌军第44师阵地猛烈进攻；红11师第30团(詹才芳任团长)及28、29团,各自坚决抗击当前敌军的攻击。红军以肉搏战反复冲杀,终于在敌第44师两个旅的接合部,杀开了一条血路，红军主力得以集中突围，最终胜利粉碎了敌人欲“围剿”红四方面军于漫川关峡谷的罪恶企图。
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各部相继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根据地，给敌军以极大震慑。
1933年1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的38个团，近6万人，分组左、中、右3个纵队,向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展开反“三路围攻”战役。时任红12师政委的詹才芳与师长一道率部在巴中恩阳河一线阻击敌军的防御作战中,还抓住战机于巴中南郊之南龛坡,突然向敌军两翼实施反击，歼敌1000余人。4月下旬,川军发动全线猛烈进攻，红12师以猛烈的还击和灵活的战术，顽强阻击并大量消灭了敌军有生力量,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5月下旬，红12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向敌军发起反击,在取得空山坝大捷后，彻底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谈起红12师的表现，徐向前有言：强将手下无弱兵!
1933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12师扩编为红9军，何畏担任军长，詹才芳升任军政委，许世友担任副军长。1941年，晋察冀第3军分区领导干部王平（右起）、王宗槐、詹才芳、潘峰在一起
六路围攻
1933年10月，在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发起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依据反“三路围攻”战役的经验，继续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打破刘湘的“六路围攻”。至1934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经过3次“收紧阵地”和马鞍山、分水岭反击战，共歼敌3.7万余人，抗击了刘湘的3次总攻。战役中，詹才芳政委和许世友副军长亲临火线指挥,红9军指战员越战越勇,在最激烈的万源保卫战中威震敌阻,红25师第73团的2个连，于大面山阻击了敌军近5个团10余个小时的轮番进攻，红军战士站在工事上面大喊：“你能打退我们七十三团算你狠!”第75团的1个连，击退敌军3、4个团的连续攻击，只伤1人……红9军指战员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激战两个月，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战后,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表彰红9军战时政治工作出色：“九军各部党团委会及各团政治处负责同志，个个都亲在前线工事与部队一处，一面打仗，一面帮助指挥，人人做政治工作及白色士兵工作，深得战士信任，更能提高士气，使党能于激烈战争中领导群众。”作为军政委，詹才芳功不可没!
1935年3月22日，中革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接到电示，决心发起嘉陵江战役，以接应中央红军。当时，詹才芳调任红31军政委，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军长，受命率部参加嘉陵江战役。詹才芳紧密配合王树声指挥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在艄工指导下，抓紧学习划船、泅渡技术，演练水上战斗、抢占滩头阵地的战术。这期间，詹才芳深入一线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响亮地提出“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战斗口号。3月28日晚,渡江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詹才芳参与指挥红31军在架溪口强渡嘉陵江成功，迅速攻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了川军一个旅。经昼夜激战，红四方面军胜利突破川军沿嘉陵江右岸设置的防线，并乘胜向纵深挺进。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在南下转战川康边期间，詹才芳先后率领红31军、川西军(任政委)、第5纵队(兼司令员)和兄弟部队一起,吃尽千辛万苦,翻越多座雪山、三过草地，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恩)战役”,都圆满完成战斗任务。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3月，詹才芳（前排右3）、王平（右4）在唐县史家佐召开晋察冀第3分区民兵英雄大会，与获“打仗种地的能手”称号者
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早春，詹才芳和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一道随红大(后成为抗大)离开保安到了延安，不久担任学员一大队副大队长。一到延安，他就先去看望了董必武。一见面，董必武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把他让到炕边坐下：“十年了，十年了啊!……”
詹才芳告诉他“武汉中学的同学们都是好样的，很多同学都参加了黄麻起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的在黄麻起义中,有的在西征中，有的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了。但也有些人,如汪奠川、戴克敏、王秀松等同志都死于推行王明路线的张国焘之流的手中”
董必武感慨地说“你们四方面军在肃反中还有许多好同志遭到了诬陷与迫害。有许多人冤死了啊！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听人说你在肃反中曾尽力保护过一些同志。这很好啊!”于是,詹才芳把当时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等人被打成了改组派、第三党、AB团时的情形,以及自己在紧急时刻，急中生智使他们免于遭受更大的灾难的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
在向董老告辞时，詹才芳请董老给他写几个字，董老当即挥笔写下了“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大善若恶”十二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之后，詹才芳经常到董老那里请教哲学、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每次，董老总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问题剖析得明白透彻，使詹才芳受益匪浅。
1937年10月上旬，在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曾一度把张个人的错误波及到下面，批判的面宽了些。詹才芳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曾遭到了过火打击。这时，董必武坚持自己提出的不搞扩大化的意见，对詹才芳等人的遭遇表示关注与不平。最后，由毛泽东出面纠正，并亲自找许世友、詹才芳等人谈话，才平息了事态。
1938年春天,董必武和詹才芳又进行了一次谈话,董老谆谆教导地说“一个党员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念与信心……我讲的这些,你是一定能够懂得的.”
詹才芳说:“我很明白,毛主席受的委屈比我们还多。我们会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何况他也已经亲自与我们谈过话了呢！他说明了这件事是抗大个别人搞的，并不代表中央。”
董老说“这就好，现在前方吃紧。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了起来。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你记住一句语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詹才芳听后很受感动,他向董老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是您的学生。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宽宏大量对待自己遇到的委屈与不幸,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革命工作.”
1938年秋，詹才芳与抗大一大队政委胡耀邦率队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到河北灵寿县扩编为抗大晋察冀二分校，詹才芳担任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既投身军事教育，又战斗在杀敌战场。
1940年冬，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为聂荣臻麾下一名战将，率部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望都，詹才芳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开辟了唐河游击根据地。
1944年10月底，詹才芳调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政委程子华)副司令员。
1941年冬，詹才芳（后排右二）和佘毅、王平、柯棣华在河北唐县史家佐会见国际友人班维廉夫妇（前排）
从白山黑水到大西南
1945年11月，中央军委宣布成立冀东军区，詹才芳任军区司令员，李楚离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中权任政治部主任。在一年多的奋战中，面对军区主力调往东北、强敌环伺的不利情况，詹才芳与冀东的战友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坚持斗争，曾率三个野战旅两次参加保卫承德战役继之，又在冀东粉碎了国民党军10多万人的多路进攻。从1946年9月至1947年6月，冀东军民共歼敌2.5万人,配合了我军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作战，收复了敌占我冀东的所有城镇。詹才芳一次次为冀东人民立下了战功。
1947年8月，詹才芳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与政委李中权率部参加了东北的秋冬两季攻势作战，大力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的作战。至1948年2月,詹才芳率9纵在冬季攻势中五战五捷，夺取杨家杖子,攻克朝阳、北镇、沟帮子、辽中、台安等城镇，先后歼灭国民党第49军、第92军的主力部队达2万余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嘉奖。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并开展了春夏两季大练兵，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詹才芳率9纵奉令迅速秘密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敌人，继而向敌纵深挺进，渗透至锦州以北攻克北帽山，直逼锦州市，封锁敌锦州机场,共歼敌8000余人。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9纵是首先攻入城内的部队之一,并俘虏了仓皇逃窜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6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等高级将领,共歼敌2万余。继而,又奉令参加了辽西会战，活捉敌第71军中将军长向风武。这时，詹才芳又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急电，率部火速赶往营口切断敌海上逃路，所部平均昼夜行军230里。经11天强行军,连涉阳河、辽河、太子河等地带，包围了营口。因敌人距营口近，又是车运，他等不及兄弟部队赶到，就指挥9纵与辽南独立第2师发起攻击，歼敌第52军1.8万余人，缴获大炮88门，汽车66辆，枪支上万。9纵在辽沈战役中的不凡表现，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嘉奖表扬。
1948年12月上旬,辽沈战役刚结束，詹才芳率9纵同各兄弟纵队百万大军从长城各关口开赴平津前线。作为攻打天津之南突击集团,詹才芳率9纵经29小时激战，突破津南敌之坚强设防，在巷战中突入市中心耀华中学，与东西突击集团会合，俘虏敌北宁路司令兼天津市长杜建时及白英杰等将领,共歼敌2.6万，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甚表满意。
1949年春天，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9纵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詹才芳担任军长,李中权担任政委。当年4月,詹才芳奉令率部南下解放中南、华南,途经华北、中原,再经武汉渡江和3个月的急行军；8月,第46军的159师进驻岳阳,138师警备长沙,军部率136师、137师南下参加衡(阳)宝(庆)战役，然后渡湘江消灭固守之敌，解放了衡阳市，参加了对白崇禧主力的歼灭战斗，均圆满完成任务。期间，第46军解放衡阳、衡山等11座县城，歼敌4.7万余人，俘敌将军14名。随即，詹才芳奉令在湘南剿匪,又协助湘西剿匪，军部驻衡阳，担任支援向西南大进军任务。第46军南下，战果累累，詹才芳更是功不可没。
历史的褒奖
1950年5月，詹才芳调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6军军长。10月,他奉命参加组建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并担任司令员,中南公安部队辖4个正规师、8个省市总队、3个边防独立团和公安学校，是担任中南地区内卫任务的一把利剑。1955年6月,詹才芳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作为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詹才芳当选过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1988年7月,他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讣告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一生。
1945年晋热辽军区主要领导合影左起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 副司令员詹才芳 参谋长彭寿生
半个世纪的情与爱
河北灵寿县相识
1940年早春，草色遥看近却无，杨柳枝头开始微微泛青，春天不管远方刺耳的枪炮声，按时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河北灵寿县的牛庄村。牛庄村朝西不远，是一条泛动着薄薄冰块的小河，两个佩戴“八路”臂章的姑娘在缓缓地踱步，聊天。
年岁稍大的姑娘叫童广生，刚刚谈妥了对象，眼下正准备着当新娘。身材苗条，皮肤略黑，模样特别俊俏的叫杨静，她有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绰号“黑牡丹”，由于名实相符,这个绰号一直从延安叫到晋察冀。她被分配到这里配合童广生开展妇女工作,二人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谈。“说吧,我的童大姐，今天把咱叫到这河边来，到底有什么事？是不是让妹子帮忙筹办婚事呀？”杨静嘻笑着问童广生。“我问你一个人，看你是否认识。”“谁？”“詹才芳！认识吗？”“他呀,抗大二分校的特科大队长,老长征，谁不认识他呀！前天还听他讲抗战形势呢。”“你觉得詹才芳那人怎么样？”“不错呀，好心肠！”“那么，你和人家结个夫妻如何？”
童广生开门见山，一下把杨静憋了个大红脸，半天才说：“童姐，你真会下套儿，又开始胡说八道了！”“不，是千真万确的！”童广生眯着眼回答。“讨厌，讨厌！自己的喜糖还没给人家吃，倒先做起红娘来了。我倒要问问，你今天这是自告奋勇，还是受人之托？”杨静低着头问。“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童广生说，“老实告诉你吧，静妹子，詹大队长看上你‘黑牡丹’了，并且声明：这辈子非‘黑牡丹’不娶！”童广生接着便谈起詹才芳是如何看上杨静的，又是怎样拐弯抹角地托童广生传递信息，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到最后，童广生拍着杨静的肩膀劝道：“我的好‘黑牡丹’妹子哩，机会难得，快拿主意吧，若不是我童广生已有了人家，恐怕詹才芳就先归我所有了！”杨静红着脸听着，心里真像十五个吊桶在打水。
在杨静心目中，詹才芳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个受人尊敬的领导。但要跟他结为夫妻，却有点犹豫。看詹才芳的模样，足有30多岁年纪了，而自己呢，刚满20岁，人家不更说自己高攀吗？看看童广生那热情期待的目光，杨静退也不是，进也不是，无可奈何地反问一句：“童姐，你看我该怎么办好呢？”童广生笑了笑说：“这事我看没啥犹豫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然规律。再说，詹大队长也是个很不错的人嘛！”童广生建议，不管心里同意还是不同意，应该先跟人家见个面谈谈。杨静觉得童广生的话在理，便点头应允了。抗日战争时期詹才芳和夫人杨静
抗日战争时期
第二天傍晚，她应约来到了詹才芳的住处。未曾见詹才芳前，杨静已经下定决心：想几句比较合适的话谢绝詹才芳。可当她真的见到詹才芳时，对方那英俊的身材，那双充满自信而坚毅的目光，尤其是詹才芳那热切而真诚的话语，迅速吸引了杨静，也感动了杨静。她心里印证了许许多多关于詹才芳的传说：这的确是一个正直、勇敢，对同志对下级有颗火热的心的好同志。
詹才芳在谈到自己的婚姻大事时，话说得很坦率：“我从小就受穷，参军后在部队上才学得了几个字。我知道你是红军队伍里的高才生,我配不上你。可除了喜欢你之外,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做妻子啊，既是终身的伴侣，也是我终生的教师……”
生性活泼的杨静，此时满脸羞得通红，面对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从詹才芳那发自内心的话语里，她听到的是真诚、纯朴，丝毫没有城市来的那些学生兵的忸怩与缠绵。“这样吧！我知道你们女同志都爱面子，不好意思开口，咱们就来个简单点的：如果同意的话，你就点个头；如果不同意呢，咱们现在就分手，算是相识的同志和战友。”杨静抬头看了看33岁的詹才芳那真切的、渴求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羞涩地却又显得那么自信地点了一下头！詹才芳的脸上立刻闪现出兴奋的光彩，他一把攥住杨静的手：“太好啦！太好啦！”杨静的双手生来第一次被一个男子紧紧攥着,她体味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欢悦。可她还是冷静地提出：“不过,也请你答应我，咱们不要急着结婚，我们总还要熟悉和相互了解一段时间吧。”
詹才芳(左起)和杨静1943年春
1955年授衔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到来了。经华北局书记彭真批准，詹才芳和杨静要结婚了。这是二分校的一件喜事,也是晋察冀的一大新闻。前来贺喜的将军们挤满了詹才芳的小房间,红娘童广生跑前跑后忙个不停。眼看要举行婚礼了，她看看詹才芳穿着一身缀满补丁的军装，而杨静参军3年连一身完整的军装也没发过,就把自己的意见和供给处长吴先恩说了。被称为“抠门处长”的吴先恩这回真的开了恩，破例给新郎新娘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
穿上新军装，詹才芳一下子显得年轻多了；而杨静，这军中“黑牡丹”更富迷人的光彩。换上新衣，杨静自己先惊喜地叫了起来，将新郎官匆匆忙忙地拉到村外，留下了作为终生纪念的一帧合影。婚礼当中，有两个曾在陕北公学读过书的宣传干部故意出新娘的洋相，把杨静贴“安民告示”的事重新端了出来，惹得哄堂大笑。童广生趁机解围说：“‘黑牡丹’10年不嫁人，那是在陕北，如今这儿是晋察冀嘛！地点变了，安民告示作废。”一席话，把大伙儿逗得更欢了。
新婚的第三天，中央一纸命令，把詹才芳从二分校调至晋察冀三分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又担任了晋东军区司令员,他们相距得更远，甚至一年也难得一见。然而，他二人的心却离得很近很近，是追求民族解放的远大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詹才芳和夫人杨静
人物评价
詹才芳将军素食，猪、牛、羊、鸡、鸭、鹅肉均不沾，为红军中有名之“斋公”。吴克华将军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宣布军区大院不准养鸡规定时，补充一条，曰：“詹才芳副司令员例外。他不吃肉，只吃鸡蛋。”将军常曰：“粗茶淡饭，百事可做；清心素食，万物不移。”
詹才芳将军乡土情结极深。凡家乡来人，必以最高礼遇待之。较好之衣服、鞋子、裤子、大衣、帽子，均送老家。将军有一支双筒猎枪，儿子多次想要，将军坚拒之。老家来人临行，将军取猎枪送之。儿子问：“为什么给他，就不给我？”将军对曰：“老家苦得很，他们很可怜，猎枪带回老家可以打猎，解决吃的问题。”
1955年授衔后詹才芳和夫人杨静
“文革”中，詹才芳将军负责湖南省“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6月,周恩来总理问詹：“湖南还有没有干部可以出来工作？”詹答：“有两人，一个叫万达，一个叫华国锋。”总理问：“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詹答：“老实可靠。”总理问：“华国锋现在何处？”詹答：“‘湘江风雷’所握。”于是，将军依总理指示，亲往长沙夺之，并用专机护送至北京。华国锋由此得“解放”。以后，詹才芳每入湘，华国锋必设素宴招待。
1990年5月23日，詹才芳将军在北京三零一医院11楼18病室8床养病。医生、护士说：来访之人有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等，徐向前元帅称之为“老战友”，李先念主席称之为“老班长”，陈锡联、陈再道、秦基伟等将军称之为“老领导”。某日中秋，詹才芳将军托秘书刘曙光看望陈锡联将军，陈夫人闻知，即对警卫言：“告诉首长，就说首长的首长派人来看首长了。”将军资历之老，亦鲜为人知也。
詹才芳在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
塔山名将吴克华
吴克华（1913—1987）,江西省弋阳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概况
吴克华，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十军第一团排长，军政治部特务连连长，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红七军团第二十师六十团营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参谋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五旅旅长，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参谋长，海南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铁道兵司令,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吴克华(左)
大事年表
1913年
吴克华,1913年12月7日出生于弋阳县中畈乡芳家墩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曾读私塾，因贫困辍学，后离家到县城当学徒谋生。
1928年-1930年
1928年回到乡村,由于痛恨旧社会和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革命，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1929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月军校结业，他被分配到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当战士。
1933年-1936年
1933年1月吴克华随红十军到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吴克华随部队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1935年7月，吴克华晋升为13师37团团长。
1936年10月，进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1945年
1937年8月。与张爱萍一同赴上海,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团体游击战术训练班任教员。
1938年4月，奉周恩来命令与张经武同赴山东开辟根据地。
1938年年底任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开赴鲁中坚持抗日斗争。
1940年9月，该支队改番号为5旅，他被任命为旅长。
1941年3月，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成立，吴克华兼任副指挥。
1945年10月，原胶东过海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二、三纵队,吴克华担任二纵司令员。
1946年-1949年
1946年1月下旬，二、三纵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后，他担任四纵司令员。
1949年3月25日，吴克华率其部下“塔山英雄团”“塔山英雄守备团”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1949年4月中旬，他率41军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继而挥师广西，攻克桂林，追剿残匪。
1950年-1966年
1950年9月，吴克华任第四野战军15兵团副司令员兼41军军长。
1951年5月任华南军区参谋长。
1952年先后任华南军区参谋长、海南军区司令员。
1954年3月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同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5年，吴克华被授予中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7月吴克华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于9月赴济南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
1963年9月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1964年12月下旬，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7年-1974年
“文革”开始后，吴克华受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迫害。
“9•13”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照下,吴克华于1972年7月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
1974年1月，炮兵党委上报中央军委《关于吴克华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否定了林彪死党强加在吴克华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
1975年-1982年
1975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吴克华为铁道兵司令员。
1977年8月参加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
1980年1月调作广州军区司令员。
1982年9月参加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退居二线。
1987年
吴克华于1987年2月13日在广州逝世。终年74岁。
吴克华(后排右一)
投身革命
综述
吴克华,江西弋阳芳墩村人,1913年12月出生。1928年1月,方志敏领导弋阳起义后，开办了信江军政学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民起义人员的军事技能。1929年9月,吴克华走进了这所学校。吴克华到了信江军政学校后，曾想放弃扛枪当“逃兵”。原因是他吃饭吃得慢，站队站不好，老受教官的训斥，他受不了。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吴克华事后回忆说，之所以克服困难坚持了下来，是方志敏教导他要“锻炼成为红色指挥员”。
1930年
吴克华在信江军政学校学到的军事本领，第一次派上用场不是在战场而是在操场上。1930年1月，学校派吴克华去训练农民队（和今天的军训性质差不多）,吴克华给农民队作示范，动作娴熟，准确，令农民队的人目瞪口呆。就这么一下，让吴克华找到了自己是块“当兵的料”，“找到自己人生坐标”的感觉，没有了放弃当兵的念头。
找到了当兵感觉后的吴克华，不久却碰到了一件倒霉事：丢枪。为此，吴克华被关起了禁闭。一个月后才查清，他那支只有半截枪管的老黑筒枪，是被一个俘虏兵潜入学校偷走的。方志敏在宣读“丢枪案”处理决定后，对吴克华严肃地说：“你要在战斗中杀敌立功。”尽管方志敏没有给吴克华处分，但留给吴克华的记忆和思考是久远的。事后，吴克华严厉地解剖自己：“我太麻痹大意了，缺乏应有的阶级警惕性。”
自此，吴克华对枪有了别样的体验。1930年7月,吴克华随方志敏率领的独立团奔袭江西景德镇。在这次战斗中，部队大获全胜，队伍人数也足足壮大了3倍。7月22日，方志敏决定将独立团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方志敏。下辖第一，第十，第十九团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吴克华被任命为第一团二营副排长。9月,红十军再次扩编，下辖三个旅，一个特务团和一个机枪营。吴克华调军部特务连当排长。
1931年
1931年初，吴克华随方志敏首次进入闽北，一举打下崇安县赤石街镇，缴获银元20多万块，黄金2000余两。看着满地金闪闪银亮亮的东西，吴克华兴奋地说：“最快乐的莫过于战争的胜利了！”方志敏笑了笑，对吴克华说：“战争的胜利不在于金钱，而在于为劳苦大众谋幸福！”1931年9月,吴克华任红十军政治部特务连连长；1932年7月,任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
1933年
1933年1月25日,红十军接到命令，调往中央苏区同红三十一军合编成红十一军。根据命令，方志敏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在江西鹰潭，方志敏挥手告别这支倾注了许多心血的部队。自此，吴克华再没有见到过方志敏，但方志敏的人生信条，革命精神，深深地印到了他的脑海里。
1934年
1934年7月,刘伯承找吴克华谈话，准备让他到红二十一师任团参谋长。吴克华说：“让我当参谋长恐怕难以胜任，我感觉当个营长还可以勉强指挥。”然而，组织上还是没有让吴克华当营长,而是任命他为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参谋长。1934年10月7日21时，吴克华收到了朱德签发的命令：“命令你部在8日晚出发，于9日拂晓前到达古龙岗地区。”这是吴克华升任六十三团参谋长后收到的一份最绝密的电报。收到电报后的吴克华和他所在的部队，正式开始了长征。
1945年
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过旅长，师长，司令员的吴克华，于1945年10月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6年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合并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任纵队司令员，彭嘉庆任纵队政委。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归属东北野战军建制，四纵司令员，政委仍由吴克华和彭嘉庆担任。1948年5月，四纵政委由莫文骅接任。四纵在他俩率领下，打了不少大仗,最著名的莫过于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了。
1948年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首战是进攻锦州。战役打响前，蒋介石急忙调集驻沈阳的12个师组成“西进兵团”，驻锦西和葫芦岛的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经塔山驰援锦州。与此同时，吴克华和莫文骅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四纵和十一纵急速赶到塔山，白台山，高桥地区，组成塔山防线。
塔山一线成了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说：“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人挡住。”参谋长刘亚楼说：“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接着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罗荣桓也看到了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10月9日,吴克华，莫文骅带领四纵指挥员在塔山向战士们宣誓：“我们司令员，政委的阵地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与部队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大家一起同进退。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随时准备献出自己最后一滴血！”10月10日,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东进兵团”第六十二，第八，第一五一，第五五七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塔山一线发起多路进攻。
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打响了。吴克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敌于塔山之外！”第一天的战斗十分残酷，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伤亡1174人，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也伤亡319人。第二天的战斗打成了阵地争夺战,阵地数次易手，双方伤亡进一步扩大，“东进兵团”伤亡1300多人，四纵付出了563人的伤亡代价。
10月12日，战斗进入第三天。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吴克华，站在电台旁对政委莫文骅说：“两天的进攻，敌人的企图已很明了。现在，我们必须缩小各守备阵地的正面，加强纵深配置。”莫文骅点点头：“利用战斗空隙，开展战评活动，总结经验，准备恶战。”
这真是一场恶战。国民党军整团,整师,甚至整个军发起一拨又一拨成建制的冲锋，漫山遍野成了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数十次。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就遗尸6000多具。整个塔山防线，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战争何等艰险,四纵以牺牲3000多人的代价，最终守住了塔山阵地。10月17日至28日，吴克华和莫文骅指挥四纵继续防守塔山一线阵地，从而保证了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的胜利实施。
战后，四纵三十四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吴克华也被誉为“塔山名将”。但吴克华没有忘记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他在生命弥留之际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塔山上，让我和牺牲在那里的同志们长眠在一起。”
1964年吴克华与叶剑英元帅
接管北平防务
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调锦州附近的部队火速入关。林彪，罗荣桓立即命令刚从塔山阵地上撤下来的四纵，向关内疾速开进。
吴克华和莫文骅接到入关命令的同时，还接到一个全军统一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所属纵队番号改称军，四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司令员吴克华改任,军政委由纵队政委莫文骅改任。因当时正值平津战役开始,所以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的时间推迟到1949年3月，而所属纵队改称军则早在1948年11月就进行了。这样,吴克华成了四十一军首任军长。四十一军下辖4个师，分别为一二一师，一二二师,一二三师和一五四师。
1948年11月17日，四十一军在军长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率领下开向关内，并于同年12月24日到达指定位置——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清河,东北旺,海淀一带。军部驻在海淀。
此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调动两个兵团4个军的兵力，把北平包围得严严实实。
1949年元旦这天，天气晴朗，树枝上挂满了晶莹的霜雪。吴克华和莫文骅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拜见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简单询问了四十一军的情况后，向吴克华和莫文骅介绍了平津战役的形势。叶剑英说：“战争的进程比原先预料的还要快。眼下，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在和傅作义进行谈判，因此，解放北平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傅作义不接受我方的条件，我们就打进去；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他接受人民的和平条件，北平就可能和平解放。中央和军委都在积极争取其和平解放，创造一个‘天津方式’之外的新方式。”事后,莫文骅回忆说：“在场的领导同志还告诫我们,和平是手段，解放才是目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方是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部队要作好进攻的准备，丝毫不能松懈。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作好多方面的思想准备，迎接这场特殊的战斗。”
从平津前线司令部回到军部后，吴克华和莫文骅作了分工：吴克华负责打，认真作好攻城准备；莫文骅负责谈，认真作好与北平各界代表和谈的准备。
吴克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准备工作中，组织部队进行爆破，搭梯爬墙，投弹训练。在莫文骅参与谈判的过程中，吴克华接到前线司令部命令，命令四十一军设在玉泉山的炮兵，向天安门广场，天坛公园西北角和东单广场各发射了一发炮弹。这一下，北平城内更是人心惶惶，也给傅作义增加了压力：解放军能把炮弹落在中心位置，不伤人不毁古迹，说明有能力武力解放北平。
同时，吴克华指挥四十一军侦察分队，在北平城外周边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387人，俘60人，迫使其投诚25人,从中详细了解到了北平城内的武装部署情况，从军事上为攻城作好了充分准备。
1月18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告吴克华和莫文骅：“傅作义已同意接受和平改编，由四十一军负责与傅作义部交接城防。中央军委，毛主席要求守城部队绝对不允许违犯群众纪律。”当天，叶剑英指示：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副司令员，莫文骅任副政委，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
当天,四十一军即召开党委会研究对策。吴克华说：“进城后,对北平的工商业，名胜古迹,公共设施及各项物资等，部队要做到24个字：只许看管,不许运用；只许保护，不许破坏；空手进去，空手出来。”
会议最后还讨论了部队入城的程序：军长吴克华坐镇军部指挥，政委莫文骅率四十一军第一梯队进城接防；如无意外，吴克华再率军部机关和各师由西直门进入北平。
四十一军在入城前，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政策纪律教育。各师，团层层动员，纷纷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采取多种方法学习政策纪律。
吴克华张铭夫妇
1949年
1月30日，北平傅作义集团20万人全部撤离城内，向解放军指定的区域集结。1月31日12时，政委莫文骅带领第一梯队一二一师按时出发，入城很顺利。吴克华判断不会出现意外后,亲自率领军部机关和一二二师，一二三师，一五四师相继由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至2月2日，四十一军全部驻防停当后，吴克华立即巡视部队。四十一军44个连队分布在北平城所有具有重要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工厂，仓库，银行，名胜古迹等目标上,吴克华挨个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吴克华和莫文骅的指挥下,四十一军在北平打了一个漂亮的遵守纪律的大仗，赢得了北平老百姓的赞美。胡愈之等知名人士亲自赠送给四十一军的那面“仁义之师”大旗,至今还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名北京。吴克华受命移交北京防务,率四十一军与四野兄弟部队一起向大西南进军。其间，四十一军在吴克华指挥下，解放了桂林，玉林，郁林（今郁南），化县（今化州），潮汕，东江，西江（今浔江），北江等大中城市。
1950年-1966年
10月，吴克华担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1951年5月，晋升为由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改称的华南军区的参谋长。1952年7月，调任海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9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3年11月，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1967年
“文革”中的1967年9月,吴克华,萧华,莫文骅被戴上了“三华反三军”的罪名，一起被打倒。自此，吴克华被非法“监护”，立案审查，神秘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会议上发问,没有人回答,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吴克华在哪里。解放军总政治部立即展开调查。
调查异常艰难，原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不知道吴克华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后来，终于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有了下落，营救吴克华又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吴克华转移了，问题将更加复杂。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听了调查组的汇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当晚，总政治部保卫部的保卫干事拿着李德生的手令前往提人。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新的误会。保卫干事把吴克华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和田维新报告说：“首长，吴克华带到。”李德生挥了挥手，说：“知道了。”保卫干事便退了出来。李德生坐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吴克华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对李德生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吴克华不仅不敢坐，反而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从“提审”变为“谈话”,吴克华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变化。“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太多了，吴克华一时反应不过来。
几番折腾,吴克华沉冤终于得到昭雪，政治包袱也终于卸了下来。自1967年9月被关押至1974年底获平反，吴克华被关了7年多。
心系青藏铁路
1975年4月，中央军委命令吴克华为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76年8月，63岁的吴克华决定沿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线走一趟昆仑山。
8月13日,吴克华到达西宁。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上高原身体吃不消，就劝他：“到西宁算了，让山上的同志下来汇报工作。”吴克华说：“那怎么行，指挥员哪有绕着战场走的！从西宁到格尔木虽然很高，难道还能高过长征路上的夹金山吗？我一定一站一站地走上昆仑山。”
在铁道兵青藏铁路施工现场,吴克华获悉：青藏高原每升高1000米，温度就降低6摄氏度；铁路建设工地多半在海拔3300米左右，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5%，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不少干部，战士怕把身体搞坏了，不想留在高原，想转业或调回内地工作。他指示随行的部队领导：“指战员们有这种想法是合乎情理的，希望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要对部队进行建设青藏铁路的意义教育，让他们安心高原，扎根高原，正确对待高原的恶劣环境和在施工中遇到的困难。”
吴克华又说：“青藏高原的确艰苦，但不能因为艰苦而不修青藏铁路。如果没有青藏铁路，高原会永远艰苦下去，西藏会永远贫困下去。我们吃几年的苦，受几年的累，把青藏铁路修通了，解决了西藏的交通和贫困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的。”
8月15日.吴克华一行来到驻守地海拔最高的二连，笑着对机关随同的有高原反应的工作人员说：“北京大机关把你们养娇了，我这老头子怎么没有高原反应？爬雪山过草地的一身硬骨头和你们就是不一样啊。”他要求和他一起上青藏高原的机关人员，要补上青藏铁路这一课。他说：“这一课补上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战胜。”
1978在成都吴克华全家福
一站一站地走.一站一站地解决问题。8月16日，他们来到驻守在关角的四十七团。吴克华说：“通过两天的调查，我认为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完成任务也比较快。目前，关角隧道在掘进中遇到不少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兵站部的原因，也有指挥部的原因，还有师，团机关的原因。有些困难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我作为司令员到关角来，就是来给基层解决困难的。困难也是一种机遇，把关角隧道攻克了，对今后部队在高原上打隧道就积累了经验，以后的建设局面就会大有好转。建设青藏铁路，一定要发扬老青藏精神，要有顽强拼搏的精神，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是气可鼓而不可泄，还要表现出更好的精神状态，以保证关角隧道决战的最后胜利。”
8月20日上午,吴克华在乌兰铁道兵十师机关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吴克华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前的主要工作摆正,什么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一心一意地抓好生产。在抓好生产的过程中，技术是第一位的。技术工作是生产的纲，抓住了技术，就能解决好生产中的主要矛盾。青藏铁路远离内地，运输困难，在生产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克服困难，科学施工，缩短工期。青藏铁路是毛主席关注的工程，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决不能马虎应付，降低质量。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同时，要发扬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隧道施工部队，除星期天外，每月要外加两天休息日。这要作为一个制度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保证战士的健康……”
8月20日下午,吴克华一行从乌兰出发，经德令哈来到大漠深处的泉吉峡。这里是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机关所在地,8月22日下午6时,吴克华抵达格尔木铁道兵七师师部。由于一路长途奔波,铁七师领导打算让吴克华休息一天再开展工作,结果被吴克华拒绝了。当吴克华听说七师三十一团十一连在昆仑山那边的可可西里进行冻土工程试验时，当即表示要去看一看。这在原计划中是没有安排的项目。吴克华说：“没有安排,现在安排,昨天没有计划,咱们今天计划。昆仑山我不能不去,冻土试验我不能不看。青藏铁路通向拉萨，冻土是一大难关，我不看冻土怎么能放心呢？”
可可西里的清水河海拔4600多米。出发前，师长通知三十一团十一连，一定要把中午饭准备好，要在生命禁区让司令员吃上满意可口的饭菜。
吴克华到工地后，显出一派“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气。上午，吴克华和十一连的官兵一起座谈。中午很快到了，然而，端上来的饭菜少得可怜，只有海带丝，干菠菜，土豆，白菜，鸡蛋粉和少量的猪肉。师长大发雷霆，批评十一连指导员李益德：“司令员来了，你给弄出这等菜来，给我丢脸，给铁七师丢脸！”李益德委屈地说：“师长，这是我们连队最好的菜了。我们把所有的猪肉和鸡蛋都端上来了，我还能拿出什么？这些都是全连指战员献给司令员的一片爱心啊！”
吴克华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师长：“战士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山上供应不好，是我的责任，是我对不起奋战在昆仑山的战士们。”上饭桌前，吴克华向战士们敬了一个歉意的军礼。
吴克华在铁七师进行了4天的调研。8月26日，他踏上返回北京的征程。返京时，吴克华把铁道兵副参谋长，总工程师潘田留下，继续考察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冻土情况及铁路走向。吴克华说：“老潘，建设青藏铁路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这项伟大的工程要在铁道兵手上胜利完成。圆西藏的铁路之梦，是全国人民赋予铁道兵的光荣使命……”
1977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吴克华为成都军区司令员；1979年5月，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1980年1月,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广州市首任市长,十大元帅之一的叶英剑对他说：“老吴，你五任司令员，堪称解放军之最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吴克华是任大区司令员职务最多的一个。
1987年2月13日,吴克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1988年8月1日，吴克华夫人张铭携子女，遵照吴克华的生前遗言，将吴克华的骨灰撒在锦州塔山之上。
吴克华参加劳动
将军两立遗嘱
第一次遗嘱：“如我光荣了，恳求组织上把我埋在母亲身边”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共同御侮，中国进入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这时许世友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独立五旅旅长。而吴克华在抗大结业后随周恩来到上海做抗日民众工作。后来，根据许世友的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吴克华调山东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
许世友自吴克华来了之后，如虎添翼，他们在山东半岛发动群众，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地雷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战。
1942年春,日寇集中5万多兵力在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战争极为惨烈，吴克华协助许世友指挥胶东抗日武装与敌人浴血奋战，多次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胶东军区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小山村里，全村只有60来户人家。有一次从内线传来敌人要来偷袭的消息，而这时，胶东主力部队又在外线作战，御敌兵力显然不够，司令部决定转移并派出一些警卫部队帮助当地老百姓疏散。
消息一传开，该村就有16位母亲带着16名小伙子，在村党组织负责人带领下，敲着锣鼓，来到司令部机关要求当兵杀敌，保家卫国，乐得许世友手舞足蹈。当天晚上，司令部机关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欢迎大会。吴克华请16位母亲坐在主席台上，政委林浩亲自为这16位母亲披红挂彩，许世友与她们一一握手致敬，并即席讲话说：“我从小在家乡听说岳母刺字，鼓励儿子精忠报国，我们胶东抗日根据地也有千千万万个岳母，有千千万万个岳飞，千千万万个保家卫国的革命战士，有了这么多千千万万，我们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事后许、吴二人聊起家事，吴克华说：“看到这16位母亲，我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我是个独生儿子，自加入红军后，就一直顾不上母亲，尤其是母亲被国民党军队抓到以后，敌人逼她写信给我，叫我带队伍反水，可我母亲的回答真叫人肃然起敬。她说，‘我能生下他身，但管不了他的心，不要说我不识字，就是会识字也不写这个信。我儿子跟着方主席（时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邵政委（红十军政委邵式平）闹共产，我乐意，我巴不得他多杀几个害人的坏蛋。现在你们要我写信，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母亲一席话，气得敌军官嗷嗷乱叫。当天晚上就砍下我母亲的头颅。由于部队急于开拔,至今我还未在母亲坟前好好烧柱香,我真是愧对母亲啊！如我为革命光荣了,恳求组织上把我埋到母亲墓边,好好伴着母亲。”吴克华的一席话，引起许世友的无限感慨。许世友说：“革命军人，生为国家尽忠杀贼，死后将自己埋在父母身边,以尽子女孝道,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多少忠臣良将,当其父母死后，皇帝老爷也要让他回去守孝三年呢！”他们谈起各自的母亲，充满着无限的眷恋。
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前排左3)
第二次遗嘱：“魂归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
吴克华后来为什么又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塔山呢？原来，身经百战的吴克华参加和指挥过许许多多有名的战斗，其中最为著名、最震撼人心的便是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塔山阻击战。
1948年夏，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东北野战军总部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战略重点放在锦州，并任命吴克华为塔山阻击战司令员，莫文骅为政委。
塔山位于锦州与锦西之间，是一个有500多户的大村庄,该村北距锦州前沿之敌15公里,南离锦西5公里，两军相距也不过几十米，尤其是距敌人作为进攻出发地的葫芦岛不过5公里多路，二锦公路穿村而过，村东1公里处是与公路平行的北宁铁路。这个村是一个谷地，周边是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西托虹螺山，东邻锦州湾，是山海关进入辽沈大平原的一处沿海隘口，也是锦西、葫芦岛进入锦州的惟一通道。1948年夏末秋初，当我东北野战军将锦州10万余敌团团包围之后，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围,于10月2日急飞沈阳，决定以5个军12个师的兵力组成增援兵团,驰援锦州，同时下令空军、海军予以配合，准备在锦州外围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东野总部为了阻挡对我威胁最大的锦西援敌，特挑选敢打敢冲、能攻能守的四纵担任阻敌任务。总部在给四纵的命令中强调，“锦州能否攻克,关键在于塔山”,“要坚守阵地，寸土不失，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例”。吴克华于10月4日接到命令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率部进入阵地，并作了战前动员。
10月10日凌晨3点,敌趁我阵地尚不巩固之机，在40余门重炮、7架飞机、2艘军舰的火力支援下,出动4个师的兵力向我塔山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拉开了塔山阻击战的帷幕。这场战斗整整打了6天6夜，每天都有数十架飞机、数十艘军舰、几十门大炮，轮番向我阵地轰炸，敌军凭借着美械装备，多次组织集团式冲锋。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大量工事被毁，战斗人员伤亡惨重,尤其是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四纵打得英勇顽强，以1个纵队3个师的兵力成功地阻击了4倍于己的敌12个师的猛烈进攻,并且解放军阵地寸土未失，岿然不动。在6天6夜的激战中共歼敌6117人，气得蒋介石大骂下属将领是“饭桶”、“猪罗”、“坏了党国大事”。15日晚，解放军胜利攻克锦州，塔山阻击战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锦州战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塔山阻击战，是解放军战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阵地坚守防御战，正如罗荣桓所称赞的：“四纵打得好，像这样的阻击战范例，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少有的。”在这场战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像“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占山英雄团”等功臣部队和英雄群体。令吴克华感到痛心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四纵伤亡3145人,其中有767名战士牺牲在塔山这块土地上。这些都刻骨铭心地融入他的整个生命，使他念念不忘。
1987年2月，他病危时又一次留下遗嘱：“每当想起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我死后，就把骨灰撒往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吧。”1988年8月1日，遵照他的遗愿,吴克华的骨灰由其夫人张铭及其子女亲手撒到塔山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与塔山阻击战牺牲的烈士们长眠在一起。
吴克华家乡的人民得悉将军的骨灰撒在塔山之后，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特地在吴克华母亲墓地山顶上建立起吴克华将军纪念亭，塑起吴克华将军的全身戎装像，让将军永远陪伴着自己的母亲，陪伴着家乡的人民。
1978年2月吴克华在成都机场迎接邓小平
人物性格
吴克华将军慎战，每役非利不动，非得不用，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9•13”事件后，有人赞吴克华将军是“反林彪的英雄”。将军对曰：“过去说我反对林彪，我不承认，那是强加给我的。今天我还是这样说，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吴克华将军守正不阿，廉介自持，为官数十年，未尝馈略权要，未尝以权谋私。子吴晓伟由士兵而将军，现任湖南省军区参谋长，颇有父风。吴克华将军治军格言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1979年2月,吴克华将军赴任新疆,适中苏边界若临战之际,谣峰四起,人心惶惶,西北汉族群众纷纷内迁。其时将军夫人张铭正患病,将军毅然举家北上,飞抵乌鲁木齐。是日傍晚,将军携夫人、子女安步上街，观街景，购物品，谈笑风生。乌鲁木齐市民见之,一传十，十传百，人心定矣。
吴克华将军言：“宁可把子弹消耗在靶场上，不要让子弹浪费在战场上”。将军抓训练要求符合实战，具体细致，如射击训练要求既要瞄死靶，又要瞄活靶；投弹训练要求既能由上而下投,又能由下而上投；刺杀训练要求由静的目标,进到动的目标；齐步、跑步等训练不能只求整齐而减低速度等等。
吴克华视察连队
人物评价
吴克华将军16岁参加红军，少年老成，人称“小大人”。
吴克华将军颜面白皙,身材颀长,语言儒雅,气宇轩昂。将军有勇有谋,军政皆优，指挥作战以稳、细、准、狠见长。
莫文骅将军共吴克华将军统领42军，莫为政委尝戎服佩枪，望之凛然。吴为司令员尝便衣布履，手执书卷，人谓之曰：“不像个司令员，倒像个穷教员。”
华楠将军有诗赞吴克华将军云：
南天一柱气如虹，
披肝沥胆建奇功。
土城阻击护北斗，
驿道奔袭挫敌锋。
临江论兵惊四座，
塔山鏖战震两京。
难忘春风风人时，
入地甘霖细无声。
吴克华和毛主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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