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佬杜月笙的上海滩轶事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

陈存仁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民国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医大忙,好多医生都病倒了!南市广益善堂首席内科医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师命我即日接替代诊,每日约诊一百人,我因初临证,看得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时,别的医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将开方存底料理完毕。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来找医生看病,说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诊。”一面说一面就拉我走。那时我年少气壮,并无畏怯,登上他的汽车直驶道前街警察厅宿舍,见到一个病人高热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诊视之下,断定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伤寒症。我在丁老师门下已经学到了一套治理伤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处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热度亦减退,这样经过十余天,病人才告痊愈。原来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他给我一张名片,还说:“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时到七时,总在四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张固定的桌子,风雨无阻必到的。”

此后,我从未找过韦钟秀一次,倒是韦钟秀常来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动笔墨的事,就到对门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住西中和里丁仲英师家,即在言茂源对面弄内,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写便条之类,写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师的门生帖。这类门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红纸,纸质极粗,毛笔写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张改用梅红笺,既柔软又好写,折叠三层,面上再加上一个红封套,前后共写过四十多份。有一天韦钟秀对我说:“你写的门生帖,杜先生很赞美,要不要几时陪你去见见他?”我说:“也好。”

晚间,我将此事禀告国学老师姚公鹤先生,并问杜氏是怎样的人物。姚师告我杜氏大约是一个粗鲁大汉,但对世故人情极为通达;我们读书人坏就坏在自认为清高,结果却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班人不要小看他没有学问,但可以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他对我说:“去也不妨,常常去见识见识,或有领悟世情之处。”

姚师是前清举人,国学深湛,当时文人,多数有烟霞癖,以“烟”会友,孟森(心史)、陈训慈(布雷)、潘公弼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还从旁说:“应该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韦钟秀陪同我去见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因为那时只有大家口头相传他的豪迈故事,报纸上却比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这短小的三段新闻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是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一无特异之处。

他见到我之后,先寒暄几句,都用浦东话,叫我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同时也叫我横卧下来,说:“困下来谈谈。”他最初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我说:“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当时接了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杜先生民间的名声很大,但报纸上尚少见到新闻,我搜集到三段新闻,特地剪下来送给你。”他听了面露笑容,急促地说:“读给我听,读给我听。”我说第一段新闻是:“杭州西泠桥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着‘义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黄某、张某和杜月笙三人。”他听了这段新闻,哈哈一笑,显得非常高兴。

接着他很急促地问我:“第二段讲啥?”我就告诉他,记的是“浦东中学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资重建”。他听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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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笑过了,我又读第三段,记的是静安寺寺僧争尝产,由杜月笙调解平息。他听后又笑了一阵,说:“今天端午,收到的礼物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倒是你的这本簿子,以后有任何新闻,你都替我留心剪下来,补贴在这本簿子上。”

接着就闲聊了许多上海掌故,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你以后多来来,以这个时间为最空闲……”话未说完,来访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于是我和韦钟秀就告辞了。归途中,我感到有一种印象,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韦钟秀对我说:“普通客人去探访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挥,指着旁边的红木椅子,说‘请坐,请坐’四字为限,坐到烟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横卧下来陪他的便是上宾,到他那里去的文人极少,他特别看重你,你该常去走走。”

照我的记忆,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只识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为浦东人的习惯,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贵生之类。后来不知道是哪位风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个“竹”字头,成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时他认识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一至十这十个数目字,这是我最初见到的情况。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约三十分钟。此外还给他认两个方块字。就这样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

他对熟人并不讳言,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由浦东高桥渡海,到对面杨树浦一间小学校,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其时无幼稚园,初读方字),学费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个月,因五毫子筹不到,就此辍学。

他飞黄腾达之后,大达轮船公司新船下水,请他去主持下水礼,车经杨树浦,他远指一间毁损不堪的小学校,告诉那位船东说:“我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五个月书,后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他常常提起少时在一家生果铺当学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师长范绍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氏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不敢赞一词。

杜氏出身寒微,对穷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后来处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穷人方面,劳苦阶级的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置,另有一套。凡是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所以他发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观察,是得益于听书。所谓“听书”,是江南人喜爱的一种消闲娱乐,由弹词家或评话家连续弹唱讲述的,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他自身的出发点,也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足见小说不但感人极深,实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誓不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办”。杜先生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连续几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惊全沪。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杜先生设法协助。杜氏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宋子文还认为他是敷衍性质,随便说说,称谢而别。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东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罢工到一个月之后,工人经济上已顶不住了,浦东绅商纷纷请杜氏出面调解,杜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对工人除了加薪之外,还要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输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当然,工人各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面告唐腴庐,要财政部下令火车、轮船、长江线各码头,立刻停止装运不完税的香烟。宋子文得到了这个请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办。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杜先生的行为,爱大众,爱国家,处处是这般方式,气概豪迈,行侠仗义,风头之劲,当然为世人所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

某次,杜氏得政府当局授予“少将衔”。杜氏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菜间中。

光艺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之后,送登《申报》、《新闻报》,因为杜氏轻易不肯拍照,很少有他照片登在报上,但登出之后,他也不以为忤。

不料几年之后,上海有一种所谓“滑稽戏”,最著名的有裴扬华、程笑亭演出的《小山东到上海》一剧,裴扬华演的是小山东,程笑亭演的是浦东“陶巡长”,出场时巡长穿着警察制服,与报上登的那张杜氏军装照片,大同小异。巡长在台上一开口完全是浦东国语,讲的话句句都像杜氏口吻,听者无不大笑。这出戏头本、二本、三本越演越旺,轰动整个上海。

有一天杜氏的随从人员向杜氏晋言:“《小山东到上海》,影射杜先生,我们实在看不顺眼,想去捣乱一下。”杜氏睁大了眼睛说:“大家浦东人,有饭大家吃,哪能可以?后天晚上我家请客,就叫裴扬华、程笑亭到我屋里演《小山东到上海》,而且侬要好好叫告诉伊啦,决不难为伊拉,要是有一点点难为伊啦,我就不叫杜月笙。”随从人员领命而去。

一经接洽,程笑亭面如土色,说:“我陶巡长明朝起可以勿做,堂会希望作罢。”接洽的人见他怕事,反而说了许多好话,担保决不会难为他。到了那晚,程笑亭登场了,一出台一开口,座客大家都不敢笑。程笑亭手足震颤,声音低哑,杜先生见到程笑亭这般尴尬情形,立即吩咐从人到后台致意。明知程笑亭胆怯,于是他就首先领导鼓掌,大家也就跟着一阵如雷的掌声。程笑亭精神为之一振,自此他便妙语如珠,依着平时杜氏的口吻,大家笑到前仰后倒,杜氏更是笑个不止,最后,重赏而散。

杜氏对剧艺界中人,常加照顾。有一天晚餐时,叫王无能堂会,王无能是上海所谓“独脚戏”的前辈,嗜好极深,但是在台上精神充沛。演出时和他搭档的钱无量问他:“你今天的精神何以这般好呢?”王无能说:“吃饱了来的,毕生别的东西我吃得不多,但是珠罗纱帐子已经吃掉十八顶了!”钱无量又问:“此话怎讲?”王无能答:“吸鸦片时,烟斗之下要衬一小方‘珠罗纱’,吃烟的人叫做‘斗脚纱’,本来这种珠罗纱是做蚊帐的,我一小方一小方剪下来,已剪掉了十八顶蚊帐。”此语一出,听者恍然大悟,继以狂笑,杜氏亦为之大悦。

王无能在堂会上又说:“近年身体大坏,恐不久于人世,将来我的后事,只好靠杜先生了。”听者以为这是笑话,杜氏却用食指点了下自己的口,接着又用食指对台上一指,意思就是“闲话一句”,王无能会意,格外卖力,滑稽笑料,层出不穷。

过了六个月,王无能果然一命呜呼。身后萧条,一身之外,别无长物。钱无量一早九点钟赶到杜宅,恰巧杜氏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别墅,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到杜宅。杜一见钱无量愁容满面,就说:“阿是王无能……”钱无量点头称是,杜氏即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庄票,面额很大,钱无量道谢而去。走到门口,对门房说:“杜先生真是闲话一句,连两句都没有,我等候了六小时,但解决这件事,不过六秒钟。”

杜氏不仅对剧艺界中人如此,对鳏寡孤独,都有一种特别的处置。早年对浦东一些寡妇每人发一个“折子”,每月可向他的账房领月贴七元(相等于那时两担米价)。后来被照顾的人,更不限于寡妇,不少隐贫也有不同数字的补助,“折子”究竟发出多少,谁也不知道。凡是领折子的人不幸死亡,名为“还折”,还折时另赠葬殓费一百元。

有一天,客堂里挤满了凭折领钱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呶呶不休,要亲见杜氏叩一个响头,那时恰好杜氏身穿夏布衫裤,在客厅一角摇扇观望,一班被救济的人都不认识他,杜氏也不自我介绍,只对那人说:“杜先生不喜叩头跪拜一套的。”说罢,施施然离去。一家人暗暗发笑。

还有许多清寒的前辈和文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调剂,每月派人送去固定的银数,经年累月,从不脱期。

民国十八年间,杜氏声名鹊起,威名远震,无数人辗转设法要想立雪程门,范围遍及军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别重视文职人员,凡投帖者,一律称作“学生”,学生对杜氏,一律称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约略估计至少有两千人。

何以有这样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门生呢?以我的观察有几点:

一种人因为受不了当时上海恶劣环境的压迫,所以要投拜杜氏为师作护身符,这种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居最多数。一种因当时上海绑票之风极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绑,多的时候,每月竟连十数人,于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这种人家私百万的富商巨贾不在少数。一经拜师之后,绑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种是工商界中人,为了想扩展业务,避免纠葛,纷纷投拜杜氏门下,而门生与门生之间,产生浓厚情谊,对事业有莫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类人数字极高。一种是当时上海的商业团体,凡是理事或理事长,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门生,叫做“理字头人物”。

一类是剧艺界中的佼佼者,为了怕人捣蛋,有损伶誉,于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别是京剧界中人,往往不远千里来投杜氏之门,如杜氏接受了这人,都认为是毕生之光。

杜氏门生之中,数字较少而地位较高的,就是军政界人士。所谓军,不限于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所谓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门。

一类是工人阶级,多数是工会中的领袖,所以逢到工潮发生,劳资双方都要请杜氏解决,除非杜氏不答允,答应到,“闲话一句”,什么都解决了。

杜氏对收门生,考虑最多的,一种是武夫,一种是二世祖(即败家子。——编注),他怕这般人搅风搅雨的行动会妨碍到他的声誉,所以杜氏门下以这班人为最少。这些情况,在当时上海几乎蔚为风气。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师,曾经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织云结婚,结婚之前签过一个极苛刻的婚约,证明男方如果抛弃女方赔偿多少损失,而数字之大是周孝伯绝对不胜负担的。不幸结婚三月,双方便闹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约,周孝伯囊无余资,哪里拿得出来,纠葛闹到杜宅,张织云振振有词,杜氏只说:“周孝伯是呒没铜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呒没结果的,还是我来罢。”当时即掏出两张庄票,面额不大,张织云只好勉强接受把婚约撕了。杜氏同时关照书记,把尚孝伯的门生帖取出,当堂撕了,周孝伯废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当时上海邮务工人会有十个人投拜杜氏,这十个人的门生帖子是我写的,写的地方是在大中华旅店。这十人之中,有陆京士、朱学范、张克昌等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来却分道扬镳,张克昌投汪政权,朱学范坚留大陆,陆京士追随杜氏,矢志不移。杜氏对朱、张两人的离去,百般劝阻无效,认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陆京士认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渔市场的主任唐缵之告诉我的。抗战时期,杜氏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视,经内江过自流井到成都,夹道欢迎的有数万人,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杜氏捐输巨款予以救济,所以西北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投门生帖的近两千人,杜氏坚拒,且因哮喘剧发,说话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岳军)替他审核名单,杜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门生。

到了宝鸡,又备受欢迎,酬应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个门生的帖子,接着他转到洛阳,静悄悄地回到重庆。

照我的观察和统计,杜氏的门生,上海约有两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五百余人。

杜氏对浦东乡亲极为关切,所以在爱多亚路建筑一座浦东同乡会,大厦巍峨,楼高七层。他还想造一座恒社大楼,在霞飞路近善钟路处预备了十四亩地,可是这幅地上搭着木屋几百间,杜氏不忍加以逼迁。另有一个门生愿献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为永久会所,他也没有接受。

某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辽阔,无家可归者百数十万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机关叫做“仁济善堂”(其地位相等于香港东华三院),发出救济呼吁,初时捐款的人不过一千二千,杜氏见报认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自己开出名单,设宴六席,出席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们作过种种服务。他在席间提出要大家踊跃大量捐款,以示倡导,各人纷纷捐款,当堂募集到七万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万五千元,凑足十万元送出。

这一次的事,报纸郑重登出,大家都赞叹不置,此后仁济堂的捐款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当时仁济堂主席是朱庆澜(子桥)将军,他见杜氏这般热心,要他当董事,他坚决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六个字。

历年各种各式的捐款,我也记不清,写不尽。只记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外黑龙江嫩江桥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军着实死了不少人。消息传到上海,杜氏立刻汇款十万元给马将军及其部属作为犒赏。同时,杜氏有一个学生,叫做孙桐岗(孙桐萱昆仲行),是空军学校毕业,也参与作战集团,颇有功绩,杜氏拟赠他十万元,孙桐岗坚不肯受。这两件事,时间相隔很近,报纸上登载出来之后,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后来马占山变节,而孙桐岗则建议将十万元捐献给国家,后来杜氏就个人奉献飞机两架给政府,一架叫“月华号”,一架叫“月辉号”,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声一起,杜氏领导全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应战。只因十九路军从南方调来,副食什物给养不充足,杜氏连夜召###议指挥一切,同时关照各电台广播呼吁市民捐献,只要电台上说要什么,市民就捐献什么!东西堆积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号巨厦,作为临时堆栈。

本来一八一号大厦连云,占地二十余亩。心想足够堆置,不料各方送来的东西,排山倒海而来,竟然把二十亩地都堆得满满,其中还有卡车一百数十辆,同时还有许多司机自动义务日夜不断地把货物绕道送往前线。

有一天,杜氏与若干名流,乘车绕道到十九路军后方,亲自慰劳各军长,这事对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他会见蔡军长,蔡氏说:“你们送来的药品、西瓜以及香烟、毛巾、牙刷等,我们已分配给各士兵,现在只缺乏通讯用的电话机电线以及电话总机,希望你帮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说:“由我负责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张军长,是有名的铁汉,张说:“你们送来的东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来了。”杜氏当堂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送一辆装甲车给你,你的吉普车实在不够防御。”张氏初时推却,后来也欣然接受。

杜氏归去之后,一打听,电话器材不是随便买得到的,当晚就把自己的事业中汇银行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十个人负责各人捐献电话机及电线,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动一时。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想到仓库中有一座军用电话机,也响应义举,献给十九路军,杜氏就连同装甲车送往前线,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结束之后,市场恢复旧观,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渐渐稍有往来,日本方面派出日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氏,要他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三十万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赠与杜氏,杜氏毅然谢绝,日本人想尽办法,劝其应允。日本人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终不为所动。

在“八一三”中日之战正式开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战开始之后,杜氏就急速离开上海。

杜氏盛时,念念不忘要想发展他家乡高桥的繁荣,那时市政府正拟办黄浦江渡轮,以外滩为起点,先建了一座水上饭店作为总站,另有新型渡轮六艘,从外滩开行,经东沟等站,而以高桥为终点。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推介谭伯羽主持其事,拟定一切均自筹自给,并且在高桥设海滨浴场,经杜氏策划赞助,卒底于成。

高桥有了渡轮之后,交通方便,市况热闹。杜氏就决定在他的出生地建造一座祠堂,并且附设一所高桥小学以及高桥图书馆。

杜祠所占之地,不过两亩,但是落成之日,四乡男女老幼都要来参拜。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决计不问乡人送礼与否,大宴三日,估计四乡来贺来吃饭的人,在二十万以上,于是就将杜祠四围空地填平,初填二十亩,后来因为上海有人发起,邀请全国名伶,到杜祠演剧三天,北京、天津的名伶龚云甫、李吉瑞、杨小楼、谭小培、王又宸、言菊朋、马连良和四大名旦,都自动要求参加演出。消息传出,全上海的人轰动了起来,识与不识的人都纷纷送礼,希望能获得一张座券,因此杜氏在短期之间,又填地二十亩,搭盖棚厂,并设戏台,演剧三天。看到这三天戏的人,都认为是毕生幸事。

这么一来,原有渡轮六艘就不敷应用,临时借用小型轮船十艘往来载客,又向全上海友好借小型汽车一百二十辆接送来宾。该日除由当地军警维持秩序外,还有闸北保卫团出动团员二千人参加保卫,所以,情况虽热闹到极点,而秩序井然。

杜氏亲自款待嘉宾,到贺者除南京各首长外,上海市市长及各局局长,以及各国领事暨绅商都到齐。

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占地数亩的餐厅,自朝至暮,每隔一小时,开筵百余席,名为“流水席”。而最热闹的,是在半夜散戏之后,一直要吃到大天光,好多人为了要看三天的名剧,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般盛况可以说是上海向所未见的。

九十年前,浦东有一个泥水工人叫杨斯盛,晚年积资甚多,他深恨自己不识字,因此联想到浦东有不少儿童未曾入学,于是拨地十余亩,捐资十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兴建了一所“浦东中学”,附设小学两所,一所在浦东,一所在南市马家厂,成为当时浦东第一个捐资兴学的名人。杜氏对他极为敬仰。

浦东中学校务,被黄炎培(任之)等霸持。黄氏也是浦东人,喜欢搅政治,因此浦东中学经费,每年不敷甚巨。杨斯盛逝世之后,每年不敷的经费,均由杜氏负责弥补,因此被推为董事长。黄炎培依然需索如故,杜氏仍如数照给,乡人尝向杜氏诉说:“黄炎培任用私人,挥霍无度,毫无建树。”杜氏一笑置之。

某年,陈群(人鹤)劝杜氏自建一大规模中学,杜氏鉴于自己年幼失学,为之心动,就在上海西区法华镇辟地三十亩,兴建校舍十数座,开办正始中学,就由陈群当校长,学生大多数是免费的,少数虽收学费,数目亦收得甚微。

正始中学共有学额六千名,但陈群并无办学经验。开学之后,不但学生不多,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杜氏大感失望,陈群束手无策。而杜氏又不愿就商于黄炎培。一天,我和杜氏闲聊,他问我:“正始多属免费,何以学生不多?”我说:“办学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间学校,缺不了一个主干的人才,譬如南洋中学主干是王培荪,南洋模范主干是沈同一,民立中学是苏颖杰和陆澹,他们都是具有办学的才干。陈群不是教育界的,当然不懂得处理。”杜氏听了,频频颔首。接着我又告诉他:“民立中学,一山不能容二虎,陆澹颇想离去,大可以罗致过来。”杜氏连忙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去约他来见我。”

我幼时也曾在民立中学念过书,陆澹教我国文,对我印象颇好,一经我邀约,他考虑了三天之后,和我一同去见杜氏。

澹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家,写得一手好字,他预先写好两幅扇面,到了杜宅,一件送给杜氏,一件送给陈群。陈群对书画鉴赏力极高,看了陆澹写的字,赞不绝口。杜氏对陈群说:“陆先生是办学校的专家,何不请他来帮你的忙?”陈群一口答应,并且说:“陆澹办民立中学是有名的,希望陆先生能屈就正始中学总务主任。”陆氏当即应允,不过,提出了两个条件:各科教师,要全部由他延揽;学生入学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连杜先生介绍的清贫子弟,也要经过考试。杜氏表示同意。

陆澹主持正始中学第二年,六千学位竟告全满,杜氏大悦。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大礼堂就为全沪各学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参议会”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会场,终于假座正始中学大礼堂,开第一次参议会成立大会,每二位议员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洁,而且礼堂中没有一根柱,记忆中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要大得多,停车场又是上海所稀见的。各国领事都来参加,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校,觉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农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这天,杜氏皆不愿称庆,往往避寿他处,只约一位老友闲话沧桑,这是他的“年常旧规”。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庆归来,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坚决要替他做寿称庆,预先邀定全国名伶来沪演剧,上海的戏剧界也参加演出,到时假座中国大戏院连演名剧十天。由于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戏连演二晚,等于十天中,有五场不同的剧目,票价高至五十万元一张,三楼票也要卖五万元。杜氏的爱侣孟小冬,就在第五、第六晚,连演两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赈。当时因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军警硬要进场看戏,几乎闹出事来,幸而有警备司令李及兰在场,总算把所有风波平息下来。

杜氏全盛时代,上海凡是规模庞大的工商业机构,无不想尽办法,延揽他当董事或是董事长,因为凡是大组织,环境上如发生纠葛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缓和局势的人物,那时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机构中,担任了七八十个董事长或董事。就我所知,报业为《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银行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局为大东书局,纱厂为恒大纱厂,交通机构为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为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只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他担任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有很可观的数字。至于公职更多,国大代表,前已说过,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经当选而不就,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都是会长。

何以一个最初不识字的人,有这般威望呢?都是因为他处理人事问题,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大组织的困难问题,好多公司召开董事会,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举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请他出来说句话。

当时社会间各式各样的势力很大,任何机构只要是由他担任董事长的话,什么事情都可烟消云散,所以他成为上海百行百业众望所归的一个领袖人物。

杜氏对处理一件事,意志极坚强,但是也有两个极端相反的弱点。一件是对妻妾儿女的家事不善应付,常常为了家务闹得大家不开心。举一个例来说,他原本住在华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气派不够,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转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将要入住时,家庭间闹得不可开交,杜氏气恼非常,又不敢向妻妾发泄,迁延又迁延。后来有一位风水先生来说,这个宅子,杀气太重,住进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恶象隐伏,于是让杜氏在花园中另建一亭,用来镇压风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后,家中反而越闹越厉害,杜氏竟然束手无策,所以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战开始,杜氏离沪,始终未进入这座新屋住过一宵。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饮症(即慢性支气管喘息),后来转为哮喘症,我在民国十九年开始为他诊视,我对他说:“这病只能治标,没有根治的办法。”他说:“中西医不知看过多少,只有你肯说这句老实话。”但是他每次发病,总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坚决的意志被病魔折磨殆尽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华公司最后一只邮船“宝树云”号来港,住在坚尼地台二十号陆姓建筑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环境为之大变,而哮喘的发作更频,除了喘病之外,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象。他本来是意志极坚强的人,到这时意志也极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时中西名医毕集,有时一天要请几个医生,而且有两位医生,早、午、晚要连看三次;同时各种各式的迷信办法也试过。终于他在六十四岁生辰的前一天与世永别。时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这篇文字,我仅是以我所见的实况写出,对耳闻之事提及较少,不足以传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迹。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是“六家要旨,儒侠相并”,但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过是排难解纷。季布季心,也不过是重诺守信,所以要是与杜氏来比较,那些游侠就差得太远了!

至于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恺,不过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与杜氏相提并论了!(本文来源:网易历史作者:陈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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