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语：
如今国际政治语境中，已鲜见“第三世界”这个词了。中国是坚守“第三世界”本分还是已进入“第二世界”？。事实上，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国际定位”问题，而中国很难给自己定位只因我们变得太快。 [详细]
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third world)这个概念。二战后，新国家不断出现，时代需要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些与北美和欧洲旧国家有质的差异的国家。因此，“第三世界”这一概念便流传开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
时过境迁，现在的国际政治语境中，已经很少看到“第三世界”这个词了。世行前行长佐利克就曾表示，“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过时，应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概念所替代。
如今的中国还是“第三世界”吗?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第二世界：当前仍可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美国和西方国家为第一世界，非洲和南美落后国家为第三世界，而金砖国家为第二世界。 也有人认为，中国仍需坚持是“第三世界”国家：于情于理，中国都应更审慎、更谦逊，坚守“第三世界一员”的本分，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和第三世界挥手再见。 有网友不无调侃的指出：整体实力上中国已经属于第二世界，被13亿人一除，马上回归第三世界;中国城市是第二世界，西部农村是第三世界;中国铁定是第三世界，就算到了第一也要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中国一只脚仍在第三世界，另一只脚已经跨入了第一世界。
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比其他任何大国都发生着更快速而明显的变化。事实上，用中国处在哪个世界已经难以概括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准确位置。
如果理性的分析下当下中国，下面的结论可能是比较客观的：中国是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是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是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中国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
中国在哪个世界？
1·鲍盛刚：中国已变为“第二世界”？
目前国际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我们依然可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美国和西方国家为第一世界，它们是现有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非洲和南美落后国家为第三世界，而金砖国家共同组成了当今世界的第二层，即第二世界。... [ 详细 ]
不同的国际格局以及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走向。上世纪中国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清晰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所以中国的外交走向主要是团结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目前国际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我们依然可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美国和西方国家为第一世界，它们是现有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非洲和南美落后国家为第三世界，而金砖国家共同组成了当今世界的第二层，即第二世界。
第一世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掌控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但是它们的实力正在衰退，而衰退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发展和成功，因为发展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因为消费不足致使它们成为消费大国，最后因为过度消费使它们陷入凯恩斯陷阱，走向衰退。首先，过度消费导致债务的上升，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二，过度消费导致创新能力的下降，因为有了消费，人们就不急于去创新了，消费显然比创新容易。其三，过度消费导致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政府福利开支的巨增。其四，过度消费导致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进而扭曲了市场自身的恢复功能。其五，过度消费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人们尽情享乐，忘记了节俭的美德。最后，过度消费导致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消费最终并不能彻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了生存和更高的利润，企业只能选择大逃离。而企业和资本的大逃离和大转移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国内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上升，人们生活每况愈下。
第二世界：目前金砖国家正在共同组成当今世界的第二层，它们有着相同的发展和崛起模式，有着相同的国内问题，有着相同的国际诉求，由此使它们走到了一起。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正是因为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和使它们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没有经济全球化，也就没有金砖国家的崛起，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者。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加工制造中心，贸易出口和财富积累中心，潜在消费市场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和最有活力的区域，其中特别是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亿美元。目前从规模看，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43%，GDP占全球产出17.5%,外汇储备达到3.9万亿美元。从优势看，各方自然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预计到2015年，金砖国家中的核心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将达到22%，四国GDP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第三世界：是指那些还没有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政治处于动荡，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南美洲等地。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发展的机会，相反它们将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的后续国家，关键取决于它们是否能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政治局势，普及教育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因为目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全球资本的选择，而全球资本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以上这些因素，取决于资本在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经济活动主要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市场规则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利润而从利己主义者成为利他主义者。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利润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使人类达到充分繁荣和富裕。无疑，市场规则这一看不见的手正在依照自己的逻辑塑造着我们的世界，并成为指导和约束各国特别是跨国公司行为的准则。 显然，不同的国际格局以及一个国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选择和走向，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外交自然面临重新选择和思考。如果讲之前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其外交选择是团结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那么目前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其外交选择则是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平等的权利，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无疑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崛起以及政治上的团结将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大国体系，推动国际政治走向橄榄形的民主政治格局。
2·陶短房：中国不应过早告别“第三世界”
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地位上升，并不单纯来源于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样来源于其身为第三世界的一员，是公认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和代言人之一的特殊身份。于情于理，中国都应更审慎、更谦逊，坚守“第三世界一员”的本分，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和第三世界挥手再见。... [ 详细 ]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决议，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转让3.13%的投票权，使后者的投票权比例达到47.19%，接近半数;而被称为“世行改革最大赢家”的中国，投票权比例增加至4.42%，已超越德国、法国、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在世行投票权位居第三的举足轻重的国家。
按照许多国际媒体的说法，通过这次改革，中国在世行架构中真正获得了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发言权，成为被国际承认的、货真价实的经济大国。当时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在会前曾表示，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过时”，到了将这一概念取消的时刻了。
世行在此次投票中就并未使用“第三世界”，而使用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概念，显示出“取消第三世界概念”的决心。而中国此次投票权比例一下提高了1.65%，占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增加投票权比例的一半还要多，给人的感觉，仿佛业已“转型成功”。不论“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否真的过时、是否真的要取消，照一些人的看法，中国从此无需“与绛灌为伍”、跟第三世界相提并论，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和他们说再见，加入到富人俱乐部行列去了。
《荷马史诗》里有个故事，说大力士海格力斯力大无穷，但力量的源泉来自大地之母，当英雄赫拉克里斯将他的双脚举离地面时，他便失去了这无穷的力量，结果丧失了生命。中国是世行改革最大赢家不假，但这一胜利成果，并不单纯来源于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样来源于其身为第三世界的一员，是公认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和代言人之一的特殊身份，没有这样的身份，单打独斗的中国，很难于如此短的时间里在素以保守著称的世界银行获得如此快的地位提升。
毋庸讳言，不论是佐利克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希望中国尽快和第三世界说“再见”。从正面角度看，这是对中国实力的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隐含了希望将中国和第三世界切割，使之成为双脚离地、力量枯竭的海格力斯的想法。
不论哥本哈根峰会还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发达国家最头疼的，就是中国背靠发展中国家的鼎力支持，来抵抗前者的要求和压力。第三世界的认同和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这个“海格力斯”的大地，是巨人的力量之源。从哥本哈根峰会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倒戈，到近期巴西、印度突然站到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第一线，都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地位的被拔高，随着发达国家游说活动的强化，这片“大地”原本就有变松、变软的迹象;而中国独揽新增投票权的一大半，也会让不少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多异样想法，让大地变得更松软。此刻中国应该做的，是积极协调与第三世界伙伴的立场，继续取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而不是好高骛远。
而世行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一个重要目的是增资(总共增资35亿美元，是20年来首次)，以填补资金缺口;而发达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元气大伤，无力承担这笔开支。经过这次改变，发展中国家取得近半投票权，但仍处于下风，且投票权合则不少、分则不多，仍难与美欧等发达国家抗衡。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是通过协商、组合，构建一个投票权总比例超过15%这个否决权底线的“安全统一战线”，以确保彼此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在双方仍然有共同需要的情况下谈“再见”，对各自都并无好处。
还应看到，投票权的改革主要牺牲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法、德、英等国投票权都有明显下降。而美国仅从16%降到15.85%，不但下降比例微乎其微，而且仍然独占超过15%否决比例的投票权。对此，欧洲国家已啧有烦言。在欧洲看来，给中国增加发言权并不过分，但理应由原本发言权最大的美国而非欧洲国家“让利”。中国获得更多票权固然是大好事，但如果协调不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很可能导致欧洲迁怒于中国，使中国的名义投票权增加、实际话语权反倒下降的境地，陷入更大的孤立。
由此可见，于情于理，中国都应更审慎、更谦逊，坚守“第三世界一员”的本分，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和第三世界挥手再见。
3·毛泽东眼中的三个世界
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 详细 ]
图说：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我国应采取什么外交策略呢?
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于10日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说明我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明：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它们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已经由当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坚持反帝反霸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中不可动摇的力量。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它们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我国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中国将迈入哪个世界？
1·庞中英：中国需利用西方危机找准自己定位
未来5年将是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期：欧洲地位可能大大下降，俄罗斯国际地位将上升，美国将竭力维护霸主地位，金砖国家的含金量可能下降。中国能否在未来世界秩序中拥有好位置，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利用好西方危机。... [ 详细 ]
未来5年将是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自身治理的关键期。西方由于遭受危机，并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其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西方国家普遍相信“权力转移”理论，它们担心现存世界秩序不是被一种多极、多元、多样的全球秩序所取代，就是变得更无序和混乱。
G20是西方组织和领导的，并非新秩序，却可能是新秩序的开端。新秩序的特征是多极、多样、多元。在货币方面，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世界银行之外，有新兴大国组建的发展银行和地区货币金融安排。在欧洲地区主义衰落后，其他地区合作如东盟和南美区域一体化可能加强。
2012年，世界主要大国的大选或者换届，各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是未来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因素。如果欧盟在未来5年难以扭转颓势，欧洲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下降。2012年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俄罗斯国力若继续兴起，其国际地位将上升。2012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采取一切手段竭力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和“自由霸权”。“金砖国家”的含金量未来5年可能下降，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危机的影响。而后果之一是，“金砖国家”联合推动世界新秩序变革的实力不够。
对中国而言，不管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有序还是无序，是旧秩序还是新秩序，是多极、多元，还是继续的西方统治，未来5年都是关键期。这意味着未来5年也许是世界新秩序形成的转折点，也可能是西方竭力恢复主导地位的关键期，更可能是未来世界进一步无序化的过渡期。
中国能否在未来世界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利用好西方危机。换句话说，西方的危机可能是我们的机会，能否成功利用西方危机，将决定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中国国内的转型，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进步、政治改革、军事变革、外交转型是我国争取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在这一世界新秩序中谋求更有利地位的基础。
为了因应一个变化的国内外环境，需要考虑修改我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原则，如“不带头”、“不结盟”和“不干涉”等。反思并调整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优先顺序，修改这些原则，并非意味着放弃它们，而是让这些原则更具灵活性和适用性。
未来5年，中国还要注意加强与新兴大国、中等大国、小国(小强权)的合作，并要适当处理好与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战略性、历史性地调整与美欧的关系，促使从全球被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即中国治理世界，才能真正促成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而想做到这点，中国还需要在世界上提出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与目标，以及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
2·袁智兵：中国国际定位的十个判断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中国是个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个国防支出相对较低的核大国，中国是个未完成祖国统一的大国……... [ 详细 ]
准确定位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运筹谋略的根本。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关于我国的国际定位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探讨。对我国的国际定位，既要充分、客观地考量我国的国情，也要关照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只有对自己的国际定位有清醒、客观、辩证、全面的认识，才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为和平崛起创造。我认为，关于中国国际定位，有十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一、中国是个大国
二、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三、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正是由于这个定位，中国一直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真心的伙伴和外交依托。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斗争，积极倡导南南合作，在中国加入WTO时，许多西方人以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借口，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而在国内，同样也有一些不甘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想尽快摘去贫穷帽子的论调，这种显然不合实际的论调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发展政策的确立，也不利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
四、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五、中国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联合国。中国在联合国的所作所为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同样也为她营造了重要的国际活动空间。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联合国欲取欲留的态度和做法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削弱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不符合这个世界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六、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
七、中国是个和平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推进现代化，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八、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九、中国是个国防支出相对较低的核大国
中国一直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严格控制国防支出，国防经费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防费用有所增加，但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在世界上仍然相对较低。
十、中国是个未完成祖国统一的大国
统一祖国是13亿中国人民的心愿，这份决心、耐力和毅力或许是外人所难以理解的，但这项历史任务的完成也是任何外力所难以阻挡的。
3·王缉思：中国自我定位困难只因变化太快
国家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并非当今国际政治学中的学术概念，也并非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问题。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比其他任何大国都发生着更快速而明显的变化。... [ 详细 ]
国家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并非当今国际政治学中的学术概念，也并非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问题。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比其他任何大国都发生着更快速而明显的变化。对此，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实力定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地缘战略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都已超过日本。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应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然而，日本的综合硬实力虽逊于中国，但它是同美国结盟的发达国家，并以此弥补了它在地缘战略中的劣势。在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等方面，日本远高于中国，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也不弱于中国。而且，日本民族凝聚力甚强，政治体制坚固，社会长期稳定，生态环境优良，即使在过去20年经济持续低迷、政府频繁换届的情况下也未发生政治动荡。日本的“稳”与中国的“快”、日本的“质”与中国的“量”，形成了鲜明对照，互有所长。
同样不能轻视欧洲。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任何单个的欧洲大国，但欧盟作为整体的经济规模同美国不相上下，欧元已是同美元相竞争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同欧盟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以GDP计算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据此认为中国实力已成为世界第二，过一二十年将与美国平起平坐，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中国软实力发展滞后，在国际舆论中声音仍然微弱，远远谈不上“世界第二”。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不过，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俄罗斯，在实力方面也各有千秋。
第二，地缘战略定位。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中心位置，是“东方国家”，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超过美日。中国参加了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区域性经济组织，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
不过在地缘政治方面，情景却完全不同。中国没有同周边任何国家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却与日本、印度、越南等邻国存在领土或领海纠纷。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体系，目前是以美国同若干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为中心的，而且这些军事安排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种情况，使中国无法像德国、法国或巴西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代表本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换言之，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但难以建立政治认同，无法作为“领导者”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同时，中国的利益和影响正向全球扩展。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同美国的地位有很大差距。
第三，国家政体属性定位。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独特。另一方面，中国又处在改革进程中，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国领土尚未完全统一，还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因素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缓慢。在国家财力充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人均收入低，贫富悬殊大。在政治体制稳固的同时，社会凝聚力有待增强。在主流意识形态鲜明的同时，社会思潮和舆论日益多元化，政府部门正加强维稳力度，时刻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政治渗透。出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考虑，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变革和国家分裂采取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述特殊国情与国策说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十分巨大，而且看不到缩小的趋势，中国也因此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第四，国际角色定位。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角色定位受制于上述三方面定位。例如，实力定位决定了中国不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考虑，中国接受了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西方倡导的国际规则，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增长的实力使中国得以在国际组织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也承担了更多的外援、维和等国际责任。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周边所投入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政体属性，决定了它受到西方所倡导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政治压力，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由国际角色定位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效仿的一个模式。虽然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讨论热烈，但中国无意向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也很少有事实根据证明其他国家正在按照“中国模式”成功地重塑政体，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上述几方面的定位是相互作用、不可能做明确分割的。简而言之，中国的国际定位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2)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3)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4)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
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比其他任何大国都发生着更快速而明显的变化。事实上，用中国处在哪个世界已经难以概括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准确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