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大学校长毕业典礼讲话







浙大法学院2012届毕业典礼高艳东老师寄语

  

“祝贺你们依法毕业了!

朕私下想,诸位书生必是极好的。众爱卿均是高帅富,众爱妃均是白富美。但是,请你们记住:事业有成的、当领导的,往往都是矮挫穷——我们的领导除外。因为,法律只评价客观行为,而不关心主体形象。

最后一刻,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浙大精神和之江印象,好不好?

竺校长曾经问过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毕业要做什么样的人”。你们说,到浙大来混,将来要做一个混混。但是,浙大毕业生不能做个小混混,要做个敢爱、敢恨、敢裸奔的文艺混混。潘靓超同学有这样的气质——身材那么差还敢光着出来混。他的行为,充分的阐释了浙大的草根精神。

记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混,中国最需要普法的地方是中南海。我希望,你们去中南海里面去做个大混混,假如有那一天,请记着,把浙大求是无畏的精神刻在中南海的每个角落里。要不然,竺校长会去找你商量的,老校长可伤不起啊。

紫金港,西溪,玉泉、之江、华家池,浙江大学每一个校区都带着水字,浙江二字一半是水,所以,浙江大学是中国最水的大学,但是,我们的毕业生绝对不能做水货,我们今天不能做富二代,我们也不要去当屌丝。

事实上,浙大绝对不是水校,在各大排行榜中,我们常年排第三。在江湖,人称小三。这种小三精神,也是浙大人特有的人生哲学:只做不说,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而且,在武书连的流行排行榜中,浙大已经排第一。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其实,第三还是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浙大从来没有二过。但是,即使有一天浙大二了,我们也会死心塌地地爱她,这就是母校。之江校区是最美丽的(白天);也是最恐怖的(晚上)。

紫金港校区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大一的女生数量多,质量好。

玉泉校区是一个来了还想再来的地方——工科猥琐男钱多人傻好管理。

之江呢,山高、林密、路远,是一个来了,想走都走不了的地方。虽然有Y5公交车,却像你们的校园爱情一样,总也等不来,即使来了,也到不了终点,总得中途换车,而且不止换一次。

之江校区是猫的世界,光华法学院的院徽吉祥物应该是光华猫。我们的领导也可以称为猫王。但是,浙大校徽的标志是求是鹰,校长看到我们的院徽设计,会很生气的问:我的鸟呢?所以,我们心中,法学院的院徽应当是——猫头鹰。法学院的毕业生因此应当有猫头鹰的气质:黑夜给了你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却要用它寻找光明。当然,猫头鹰精神还有另外一种——能走猫步,能干鸟事。

大学有监狱相同之处,进来的时候,要学习做人,出去的时候,要好好做人。你们经历了三年,两年的有期徒刑,有的人是打着游戏度过的, 有的人是打着kiss度过的,有的人是打着酱油度过的,不管你们曾经打过什么,你们统统刑满释放。出去后,要记得,得人品者得天下, 要以德服人。

最后,请让我以老师的名义说声:真的爱你。记住,常回来看看……学妹。”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级,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责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能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也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间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一一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里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惰,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肘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一一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自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柳传志先生在2012年北大emba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周其仁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在今天这个庄严的典礼上,主持人老师让我谈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这对于我真是莫大的荣幸。而且刚才听到教授和同学们的讲话,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学习的机会。

我是1984年从中国科学院下海的,那时候创业俗称为下海。当时我40岁,到现在已经接近30年了。这30年来,联想取得了一些成绩。思考过后,我想谈一谈取得这个成绩的一点原因。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点原因一定是取得这个成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而我讲的都是适合我的切身感受,未必适用于大家,但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或批判。这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断地提高我的人生追求目标。

我84年下海的时候,正是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机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当时下海的主要动机除了改善生活以外,更重要的是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在科学院工作还是觉得憋得慌。因为我们所在的是一个技术型的研究所,我们就不停地做科研成果,成果做完了就做出样机然后写论文、评奖、提工资、提职称,然后把样机搁在一边,就再做下一个,实际上对社会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除非是告诉美国人,告诉外边我们中国又有了什么样水平的东西。我确实觉得憋得慌。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义不容辞地表示自己愿意创业。这时候计算所给我了2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后来当然没有追加过了。我当时要的更多的是管理权,主要是人事权、财权、和业务决策权,但是没想到要股权。后来我和联想的同事一起发明了联想式的汉卡,把这个汉卡插到了外国人的PCG上,让他的PC上有汉字,然后做代理去推销他们的PC。在大概几年的时间以内,我们就把营业额做到了接近一个亿,有一千万左右的利润。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规模很了不起的公司了。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等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按道理说我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在实现这第一个目标的过程中,我心里头就暗暗地定下了第二个目标。这就是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做出中国人自己品牌的PCG。当时有中国人自己品牌的PCG吗?有一个,就是长城。那是一个国家投巨资,完全由一个副部级单位办的厂子。我们无论在技术、资金水平等方面都遥不可及。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到生产许可证。我们是科学院的一个公司,在给别人做了代理之后懂得了客户要什么,怎么去为他们的需要设计、生产、销售。但是我们却拿不到国家的生产许可证。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专门找到当时电子工业部的有关负责人,这个负责人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中国已经引进了80多条生产线,全是赔钱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引进呢?为什么还要继续批准你们生产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悖论。他批准的其实都是用国家的钱做的生产线 ,而我们用的不是国家的钱,是我们自己赚来的钱。我们是属于计划外的那一块,但是没办法向他说通这个道理,他就没批准。为了实现我们这个目标,我就采用了迂回的办法,在香港办了一个联想。在香港生产是不需要批准的,于是我们用了四张香港的多次往返证,在香港生产了主机板。当我们把主机板拿到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去展览,才被国内有关部门的领导看见,于是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家公司能做主机板,而且是能拿到展览会上和别人竞争的。就这样,我们才拿到了生产批准。

在这一切进行的过程中有很多故事,受过若干次骗,也受过很多的不公正待遇。最大的一次考验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国家过去为了保护计算机行业,不让外国的机器进口,用高关税、批文的方式阻止外国机器进口。保护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机器价格高得一塌糊涂又不好用,影响了各行各业对信息的要求和发展。国家这时候采取了降低关税、取消批文的解决方式,外国的大企业例如IBM、COMPAC大量地进入中国。这时候对联想刚刚拿到批文,将要建立自主品牌的公司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当时无论在技术、资金、管理、人才方面与人家相比,都是巨型战舰和小帆船之比。不要说我们,就连长城0520这个著名的牌子在1993年一年以内就灰飞烟灭了。

就像刚才周院长表扬我的话说的一样,我们面临这种情况,所做的更多的是研究我们到底有什么不行,并没有反复研究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于是我们做了一系列调整,包括组织架构的调整、业务模式的调整等,并同时任命了当时29岁的杨仁庆为事业部总经理。这样调整之后奇迹真的就发生了。在1992年到2000年之间,我们成为了中国市场份额占有量的绝对第一位,占中国市场的27%。当然,这主要因为我们对计算机行业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后来,DELL又来了。但不同的是,DELL有一种业务模式的创新,从美国打到欧洲,横扫COMPAC,一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到了中国以后,我们也连连抵敌不住。占中国市场27%的份额就退下来了。我们跟DELL又苦战了三年。在反复研究戴尔打仗的规律之后,我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应对模式。自从2003年我们战胜DELL以后,DELL就再没有在中国超过我们。于是,我们在历尽了千辛万苦以后,实现了这第二个目标。

在实现第二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又订了第三个目标。我们要做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于是就有了2004年并购IBM PC的那一幕,这在当时也被别人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当时的规模有29亿美元,而IBM的PC有100亿美元的规模;我们是一个中国企业,并购的是一个被美国人认为是神圣的IBM企业的一部分。我记得那年年底,我在北大光华EMBA班上讲话,当时有两个EMBA班,一共90个人。我对同学们说:看好我们并购IBM的请举手,当时一看,有三个人毅然地举起手来。我再一看,其中两个是我们联想送去的人,所以大家是真的不看好。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事实是我们真的把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并购IBM PC的时候只有29亿美元的营业额,现在我们有290亿美元的营业额。处在世界五百强的大约400位左右。在市场份额上,以前我们占世界的2.3%,现在大概占全球的13%左右,排在第二位,直逼向第一位。

更重要的是,我不以这个来评判成功与否。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杨仁庆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中西合璧的、价值观一致的领导班子。而且有了一套真正正确的执行方式,员工们也都开始承认这间公司,有了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能让欧洲、美国的员工都能够承认这间公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一个最大的风险,即文化的磨合。并购以后,来自不同国度、不同企业、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的行事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这些人在一起很好地配合工作,就是文化的磨合。最后,我觉得我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九死一生的过程。在09年,这个企业曾经一度到了悬崖边上,有连续两个季度亏损两亿多美元,但我们还是努力去想解决的方式,最后还是把它解决了,转危为安。

在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年龄大了,在高科技领域里我不能再担当CEO,所以把公司一拆为二,把CEO的工作各交给了杨仁庆和郭威。一个去做自己品牌的产品,一个专做软件和代理的业务。而我自己又开始向着新的领域进发,就是投资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在投资领域做成功以后,我们的洪易投资和联想投资改称为君联资本。它已经是中国投资界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回报上排在第一的投资公司。这时候我们又在08、09年为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愿景,即我们希望将来能做一个值得信赖、受人尊敬、在多个行业里有领先企业、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什么叫有国际影响力,这就看怎么说了。你说联想集团现在在全世界卖电脑是不是具有国际影响力?我认为有,但是很小。因为我们面向的更多是商业客户。你抓住一个外国人说:你知道Lenovo么?我想多数回答还是不知道。你要问人家知道三星么?我想多数外国人是知道的。我们应该努力成为一个那样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于是我们就又把自己的目标提高了,继续不断地追求。

说到这,我就想再把刚才的话解析一遍,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生追求的目标。这个和一开始立意高远并不冲突。立意要高远,目标要一个一个脚踏实地地去做。像刚才马浩教授说海闻教授讲过的一样,要海阔天空地想,但是要脚踏实地地干。你必须得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地去做,最后才能实现。

有一年北京马拉松比赛,一个日本人得了第一名。我在电视上看见他在谈自己体会的时候说,他先开车把40公里的路跑了一圈,然后每10公里作为一个标志。他在跑第一个10公里的时候牢牢记住那一个标志,像那跑去,然后再分配体力,向第二个跑去,不然42公里他也许就会迷失自己、迷失目标,在体力上难以分配。

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大讲堂的活动,和年轻的创业者对话。有一个小伙子踌躇满志,充满信心地说,我一定要做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尽管我只是个初中生,尽管我现在做的是拉面的行业,但是我要为全人类做好安全食品的企业。我当时想,他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下一步怎么做,对他来说可能才是关键。

所以我为什么说要不断提高人生追求呢,脚下要踩实,但是目标、方向得是高远的。你不能到达一个目标之后就停下来。下面我想说些支持我继续奋斗的要素,第一点像林毅夫教授在一开始给大家讲得一样,意志要坚定,我觉得这很重要。在我实现梦想的过程中,确实有过很多现在大家难以理解的困难,比如说公司被骗、踩过红线,因为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法规跟走市场的路是完全扭着的。举个例子,我们在做联想汉卡的时候,曾被物价局罚款一百万,而我们那一年全年的利润都不到一百万。他为什么罚款呢?因为当时物价局定的价格制度是,硬件成本,例如元器件等物件的成本,加到一起,然后提20%,就是生产商必须遵循的价格,再多了就要罚款。他并没有把人本身的创造力,以及软件的功夫计算在内。于是我们就找他去求,这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不光是一件事了,其实在办企业的过程中还经历过很多带有严重被羞辱性质的事。这时要特别沉得下心来。我们有过三次巨额的亏损。在这当中确实是像周其仁讲的,不生病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所有的困难中,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痛苦还是生病。一边病着,一边还要干活,这就比较难受。其他的东西,你真的可以当作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得了病,晕头晕脑直吐着,还要干活,这不能说是其乐无穷。

这是意志力本身,而还有一点是定力,不受诱惑。克服困难是一个方面,不受诱惑也是一个方面。目标定了以后,其实隔壁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你要有定力,坚决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94、93年的房地产热。中关村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在忙着做房地产,我们也自己和房地产公司进行了谈判,但是马上冷静下来,坚持走自己的路。后来我们有计划地投资银行,就像我们今年在投资民生银行时候赚了很多的钱。后来我们自己给自己说了句话:别人做成功的事我们没做,那是可以的;我们自己预订的目标不能实现,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定力,这也很重要。再总结一下就是意志力和定力哪些是先天的,哪些是培养出来的。我真的是说不清楚。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后天培养的应该占主要部分。

第二点,要想达到不断追求的话,意志品质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是要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我有一回跟企业家们一起开会,定睛一看,几乎所有的知名企业家都不是自己本专业的。王石、王健林都是房地产业的大佬,两个都是当兵出身。马云是做淘宝网的,学英语出身。复星的郭广昌是学哲学出身。新奥的王玉锁和浙江的南存辉,一个是做燃气,一个是做家电器,都有着很大的规模,而他们两个根本就没上过大学。所以大学毕业以后,要想创业,要走条新的路,都是要通过学习来实现的。在学习创业的过程中,要学习管理,学习自己新的专业。怎么学呢?大概是通过三条路:一个是像大家一样在学校里、书本里学,这个非常之重要。尤其是MBA具有一个好处,工作完了回过头来再学。那学起来这个味道、感觉又会不一样。因为它更能让你去联系自身。第二就是跟周围的好榜样学,亲眼看见人家的事情、人家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去提炼。这两个学习的主要要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联系自己。就像今天我讲的话一样,你们各位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应该批判,都要联系自身。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更多的学习是自己在所做的事情中进行复盘、总结来学习的。这在所有学习中占的比例,从我自身的体会来看是更大的。我们用“复盘”来代表“总结”我觉得很好。是把做过的事情重新再做、再想一遍。大到战略性的问题,小到一个具体会议的组织,都要重新思考一遍。原来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时候通过了哪些预订的方法、实际做的时候环境发生了什么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和预订是不是正确的,最后再想想重来一遍我会怎么做。不断老这么想,逼着你去这么想,勤动脑去这么想的话,学习能力一定会大有提高。

这当中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我觉得在这方面要注意几点。第一点,不管我当时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静下心想想。比如说每半个月、一个月静下心来想想事情,还有那种逼着我静下心来想事的时候。在2000年以前,我每年都有一次到几次给员工讲话的机会,这种讲话本身就让我把事情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去表达、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等问题好好想一遍。当时没有用“复盘”这个词,但其实就是一个复盘的过程。

第二点,想的时候,尤其是打了败仗时,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点非常重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和拉客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拉客观大概就是琢磨怎么向领导交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思考怎么把下一仗打好。

第三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千万别急于认为这就是规律。即使经过一次复盘、两次复盘,未必就真的能摸索着规律了,而仅仅能解释这次事而已。只有若干次做这件事之后,才能逐渐总结出一个规律的趋向。不然若是把不是规律的东西当成规律,不了解情况当成了解情况去打仗,比不知道规律还要惨得多。这个就是我对复盘的体会。

联想有一个管理三要素,就是怎么样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我觉得这三要素在并入IBM PC的过程和后来多元化竞争的过程中,都对我们的成功起到直接的作用。而这个管理三要素的形成,是我们集体复盘、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再说回来,人的学习能力也是有先天和后天的。而人的学习能力,我更觉得先天占的分量少,后天占的分量多。先天也不是一刀切的。就拿打篮球来说,乔丹肯定是天才。而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可能是天分很高,未必是天才。打到大学的校队,也是天分不错的,但也更未必是天才。打到你们班的代表队时,可能是一般的人,刻苦锻炼就可以了。若要把打球和创业联系起来,可能那些根本没下功夫的人根本不会打,在班队中也很不错的。我自己反复体会、反复认真去想,我真的是一个天资一般或中等的人。很多事情我觉得还是在于自己,要刻苦去锻炼、去想、去思索,要勤于动脑。

最后就是祝在座的年轻的朋友,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能不断进步,逐渐实现你们自己最高人生的追求。谢谢大家!

教师代表马浩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亲爱的同学、诸位尊敬的来宾:

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北大国际MBA 2012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庆典,酬谢同学们的辛劳,见证你们的收获,分享你们的喜悦,祝福你们的未来。 在此,我谨代表国发院全体同仁为诸位同学送上临别赠言。

每年的毕业典礼应当算作是毕业生的最后一门课。今天这次课上,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文献综述。学问的提高,有赖于创新,更离不开传承。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以往的这个时刻,老师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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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教诲;殷殷期许。老师们的赠言,或大气磅礴,或诗情画意,可清丽隽永,可平实坦然。个个文采飞扬,人人独自成章。 给人的感觉是,大家说得好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到底该听谁的呢?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呢?

好在还有交集!满院子的学术自由人,思想独立者,著名经济学家,非著名管理学教授,毕竟我们还是有组织的。这个组织叫做北大国发院。上述文献综述的结果,似乎聚焦于如下核心要素:使命、梦想;学习、思考;实践、探索;勇敢、担当。

好在你们已经毕业!应该是超越老师的阶段了。老师们的学问和教诲,只是提供了各类备选的视角、方法、色调、和素材。而每个人的绚烂人生则需要自己去设计、描绘、组装、和拆解。兼容并包,是北大的传统,也是诸位应该掌握的基本功。

好在我还有话可说。大家知道,文献综述不算学术贡献,学术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创新。在我的诸位同仁鼓励大家激昂慷慨、勇往直前以及审辨静思、上下求索之余,我也送给大家一句话: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讲究的是从容自信。自卑和自傲,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不卑不亢,意味着既不困囿于卑微、卑贱、卑鄙、卑劣,亦不沉溺于狂妄、傲慢、骄奢、淫逸,更不诉诸于卑亢交错的孤傲、轻侮、暴戾、乖张。

不卑不亢,是一种自然本真的状态。无论江湖、庙堂,抑或道义、文章,得志时,无需放言舍我其谁,恃才傲物,妄自尊大,丧失了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失意时,不必感叹世态炎凉,怀才不遇,妄自菲薄,丢却了平实之态、宁静之状。

基于对管理学近30年的研读与思考,窃以为,管理的终极诉求是这样一种境界:相对志同道合而又比较通达靠谱的人有幸聚集在一起,力求心境舒展地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尽可能地实现大家共同的目标和各自的期许。

通达的人,讲究常识,尊崇世理,不肆意妄想,不无端癫狂。靠谱的人,职业专注,手艺精良,不跨界忽悠,不业余张扬。职业人士的风范和标准做派,即是不卑不亢。 当今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正是笃诚敬业、职业专注的精神。

有人担心,过分偏狭地强调所谓职业主义,会导致对民众、社区和国家公共利益的漠视和侵蚀。也许不无道理。然而,放眼望去,时下到处泛滥的,是学无专精的业余人士,在诸多行业内以及我们的公共空间里做非常业余的事情。无论凭借什么貌似高尚的旗号和华美的声名,如果业余主义甚嚣尘上,常识注定会显得灰头土脸。

诸位同学,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用自己的专注敬业去提升自我,嘉惠社会。跟通达靠谱的人在一起,你自然会更加沉静、平和、踏实、本真。因此,在诸位同学离开学校、奔赴人生旅程新阶段之际,我衷心地祝福大家,尽量与通达靠谱的人和组织为伍。从容自信,率直本真,笃诚敬业,不卑不亢。

林毅夫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北大国际)



柳传志先生、钱果丰先生、周院长、巫院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同学、家长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大国际2012届毕业典礼,现在同学们的心情一定是充满了喜悦与对未来的期盼,希望知道,当走出北大美丽的校园时,迎接各位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巫老师刚才曾谈到,四年前,同样是在毕业典礼上,在与同学们告别后,我前往世界银行工作。在世行工作的四年,对我来说,就像再次读了一个大学。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各位分享一下,我这四年观察、分析所获得的对世界经济的未来,与中国发展前景的一些心得、看法。

首先,众所周知,自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在低谷徘徊,尚未走出危机。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将会陷入一个持续多年的“新常态”,表现为经济增长非常缓慢,投资回报率非常低,而且充满了各种风险,这将会是各位同学们毕业走出北大时面对的国际大环境。

但谈到中国经济,我还是充满信心。即使是外部环境不利,中国经济有可能依然是“风景这边独好”。虽然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全球经济的低迷势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从短期来说,中国进行反周期刺激的空间很大、可用资源很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可以在产业升级、改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工程等投资回报率高的领域进行投资,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在世界上属于最好的国家之一——积累的财政赤字只有GDP的40%左后,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赤字则普遍超过GDP的100%甚至200%;并且,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资金作为杠杆,启动丰富的民间储蓄投入到这些项目中;投资需要进口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中国则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都有可能维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

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依然拥有巨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如果把这个优势利用好,中国至少还可以在未来20年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当各位同学走入社会参与工作之时,将会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实现的时代。

在2008年赴世界银行工作前,我曾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将会与当今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一样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可能相对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一枝独秀,那么中国经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刻,也将提前5年,甚至10年。迎接各位同学走出校门的将会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伟大时代。

当然,我此前所述,都还只是一种可能。首先,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在外部环境相对不利时,必然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和风险。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需要作为社会精英的北大的学生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寻找方案,引领国家、社会克服各种困难。

其次,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300年来再次出现的国际格局大变革的时代之中。在这样的历史大舞台上,将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过去的理论不曾研究过、过去的经验不见得适用。因此,各位同学要像马浩老师,以及柳传志先生在前面的致辞中强调的那样,不能简单照搬过去的理论和经验,必须有一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理解问题的本质,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才能够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领军人物。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将会越来越大。作为北大的学生,社会的精英,各位同学在思考问题时,不仅要立足中国,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对自己的要求,不仅要作为中国未来的领军人物,也要以成为国际机构领导人和世界意见领袖的标准来培养和要求自己,随时准备承担中国人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的使命。

第四,我们所追求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同时,也应该是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把中国几千年来代代传承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这一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不断地发扬光大。这要求北大的学生以身作则,任重道远地按这一道德准则来实践。

最后一点,我希望,同学们在走出校园后,能够安排好工作和生活,上述提到的这些机遇和挑战的掌握和克服,都要求各位同学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为个人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数十年。

同学们,我相信各位经过北大的学习和熏陶,走出校门参加工作后,一定可以在未来交上来一份满意的答卷。10年、20年、30年之后,当你们有机会站在北大的这个讲台,面对年轻的学生时,你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纪念法大成立60周年。一个甲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步入了老年的象征,一个人不可能生活两个甲子,但是对一个学校来说就不一样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800(实为900—注)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中国现在有一些学校正在准备庆祝两个甲子。所以我们学校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经历了院系改革而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先天已经有一些不足,所以庆祝校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庆祝呢?我们历来都是歌颂成绩,吹嘘一番。我觉得,纪念校庆应该更多地来反思自己的不足,来寻求来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是以“依法治国”、“法治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人才是最关键的,而在培养人才中,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培养出来了许多为国家法治做出贡献的人才;我们可以说,无愧于历史,我们做到了自己对国家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是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的。60年的校庆中,我有56年是在这个学院。60年的校史,应该说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前14年是创业,后来中间的13年是停止招生和解散,后33年是复办、走入正轨。一所大学应该说所要求的物质基础现在正在完备,我们的新校和老校也都初具了一些规模,但是一所大学应当具有的精神基础,我们还很欠缺:我们自己的校风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办学理念也没有成型,我们自己的传统精神更有待于完善。

物质基础可以在十几年、几十年内来完成,但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文化,则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形成,没有这种时间的沉淀和检验,是不可能形成的。

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诀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的。20多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准备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件政治风波,就改成了现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来思考这个间题:究竟在现在的情况下,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应该允许来公开讨论的、公开来探讨的。

学校应当有自主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权。只有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才能够迈向真正的大学的人格独立。

大学是学术机构,学术应当自由,自由必须有包容精神。现代学术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宽容得多了,但是在学术研究的课题上,仍然存在着包办过多、包容不足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来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学术禁区,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也只有打破学术垄断,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

我认为,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这就是我们走向第二个甲子所奋斗的目标。我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在未来的一个甲子里面,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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