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俞心樵《狱中日记》（13）
（整理者注：本篇没有注明写作日期）
心中有一盏莫名其妙的灯，忧伤、神秘而又乏力。监狱内的灯始终在下雪，我也不在乎冷不冷。
有句话：冷暖自知。这句话很孤独，却是我需要的。
读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全文《文学的理由》，我觉得他不具备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品质，他对尼采的误解很深，他没有能力处理个人、群体、文学、政治和历史的关系。文学的真实不可能是纯个人的真实，而是，最好是关系中的真实，文学的独立也不应沦为孤立的托词，文学当然不应当等同于愤怒的呐喊，或等同于把愤怒变成控诉，但为什么不能有文学的呐喊或文学的控诉？一味的冷眼静观或冷的文学是否有助长中国人的看客习性之虞？作家，首先应当是作家，但伟大的作家不应当仅仅只是作家，如果同时成为英雄或斗士岂不更能够予人以鼓舞与安慰？但丁如此，拜伦、雨果、鲁迅、聂鲁达，等等莫不如此，他们的英雄或斗士行为，不仅没有损及文学，相反，却是大大地提高、丰富了文学本身，包括丰富、提高了文学形式和诸般文学技巧，他们的作品丝毫未曾被时间损耗，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积极的，在干涉与互动中决不令人沮丧。
文学的目的不可能完全是为了文学自身，因此文学仍然义不容辞地负有文学之外的责任与义务，过分地强调个体、个人的一切都成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它所导致的可怕局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散沙现象。人性的日益自私、更趋冷漠就是这一现象的特征，民间不再有自我解放的热情，不再有春天的诗意，这无数的孤立无援的所谓个体为暴力的高度组织化清除了一切阻碍，这难道不是极权者最乐于接纳的事实？
中国人盲从的功夫深矣，以往总是结社，总是运动，包括文学的结社和运动，如今在最需要结社，最需要运动的时代，却不见了任何动静，只剩下了那些个前结社劳模，前运动健将针对“结社”与“运动”这两个或名词或动词的冷嘲热讽，他们忘了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建筑的生命在于一动不动；他们难道没有看到，运动仍然存在，而且当前唯一成功，唯一蔚为壮观的运动就是他们的反运动的运动，这反运动的莫名其妙的运动，究其实质，乃是面对危险时的怯懦与慌乱，因此，个体成为逃避、退缩的粉饰或籍口，甚或于置换为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理由，那么所谓的文学就更加没有指望，因为这仍然是一场骗局，只是人们更难以察觉而已。受骗上当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大众，还有显赫于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怪不得谁，任何人都难免有上当受骗的时候，只是我们理当保持这样一个警觉：一种不利于人类团结与互助的经由文学（文化或文明）包装的个体迷信正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加不可收拾，它很有可能使人类全都变成冷血动物。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如果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至少也算得上一个警告，没有预言和警告能力的文学，有悖于文学中的伟大传统，对真实的浅尝辄止，在政治与功利之间的无聊辩解，无非包含着对政治与功利的屈就，也包含着当今消费市场中有关“适者生存”的恶俗哲学。
诚然，文学不是祭品，作家也应当尽可能避免无谓的牺牲，但是（高潮），当我们（？）置身于特殊的地点、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也无法欣赏那种“躲起来挑战”和“跪着造反”的作家与文学，只是（低潮），大可悲哀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两者都倍受纵容，人类已习惯了文学品质的一再沦丧和幸福标准的一再降低。
以上言论不完全针对高行健，它只是我读了《文学的理由》之后所作的一点思考，对高行健其人其文，我已关注了十多年，对其不足之处的批评苛刻些，却无恶意，只愿他做得更好。
去年春天，在北京监狱，我给瑞典国王和皇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这一要求的提出，一是出于自身文学成绩的自信或谦虚的确认，一是出于功利思想，即一个蒙冤入狱的作家想藉此尽早获悉。写出这一封信，极为深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只是为了自由与生命的保全，我不得不出此下策。不过，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险情，我始终坚持认为，人类正义不低于个体的自由与性命，为正义而牺牲了我的自由与性命，虽然痛苦却无须后悔；而且我还认为，人类之爱是高于任何奖项的。
到了去年冬天，传来了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报道这一消息的自由亚洲电台也报道过我入狱的消息。随后卫民、镂克、晓渡等友人来信谈及此事，或高兴或表示不满。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已托晓渡、谢冕等人转达了我对高行健的祝贺，同时为本人未能为汉语作家首获诺奖表示遗憾。
作为对以上言论的补充，我有必要指出，高行健获奖事件暴露出了中国文学现状的一大病痛，有那么多从事文学的老朋友（？）或牛B人物跑到国外去凑热闹，去帮闲，却几乎无人过问一下一个蒙冤入狱、危在旦夕、亟待救援的作家，而其中不少人在以往是以能够与我见面、与我交往、与我通信为快事的，如今都远远地避开了，其中某几个明星在我入狱前夕，还在与我约会，与我通信，并且引以为荣，如今却表示“无话可说”了，或者说“我们无此义务”，正如目前正在让他们“引以为荣”的高行健所说：“文学对他人不负有什么义务”一样。当代汉语文学的病痛正在于此。一个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成了“危险人物”，成了大家惟恐避之不及的瘟神。因此，从总体而言，当代中国（汉语）文学仍然是投机、小商人、小太监、小奴才、小绅士、小市侩诸如此类小小的“我”（个体）花样不断翻新的时装表演而已。更等而下之的是，从这张牙舞爪的众“小”之中还衍生出一种名曰“过度阐释”的小玩艺。如今自囿于小的自恋实在是史无前例，而且为了给这小小的“我”（个体）确立合法性，真实不虚的高山与大海被指控为“膨胀”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享有他们那相传的肮脏的安全。本来问题不在于小，小本身从来就无可厚非，小有小的好处、妙处、可爱处，只要小得其所，那么小人和小文学仍然不失其真实的一面。现在的问题在于小的霸权，并且利用传媒倡导了惟小是理，惟小是尊的风尚。呜呼，六畜能言人失语。
对看不见的，没有把握的，甚至注定要“失败”的事物充满信心，这样的生存状态才能对世俗有所超越，这也是接近“神明”的最佳途径。我由衷地藐视世界的那些个所谓的“成功”，虽然有时我不得不借助世俗的力量来达成通灵的目的。当一个人清除了自己身上多余的东西，那人类之灵自然得以彰显。
身处困厄，有时我难免愚钝和脆弱。我渴望神的降低，人的提高。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信神，而在于，我知道人的命运被更大的力量所控制。人如何能主宰自身？尤其是面向无限的时候，只在极其有限的范畴内，这回答才是肯定的，就生存的乐趣而言，取决于你是否善于遗忘。
可我偏偏要保持记忆，并且带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进行抗争。我所有的不幸盖出于此。但，生活也因此得以深入，没有一个所谓的“成功”者能这样深入生活，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失败的地方，我赢得自己需要的优越感。
我关心着这世界，但我爱上了这孤独。
抽象，具体的抽象，我需要。
我愿意和人类一起得病。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重在参予又能怎样呢？是人就要和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哪怕最终所得到的仅仅是羞辱。
疼：眼睛。我希望能被我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又听到了机器声，这真是太糟糕了。如果飞机能加速人类之爱，倒也不是件坏事，我想我会赞同的。
仇恨。没有必要过早取消仇恨，我想看一看丽川的《仇恨》是小说还是戏剧？她的《仇恨》质量如何？人类的喜怒哀乐，一切情绪都是有质量之分的。须知，仇恨不是目的。
小瑜在写些什么？我爱波波，这是不用多说的，我也爱川谨、炎娃、李丫……就这么爱着，也是不用多说的。我不爱男人，哪怕他们是卫民、镂克、志洲、晓渡、许强……等等，我不爱他们，我只是感谢他们，并且为他们祝福，我向他们致敬。如果非得说这也是一种爱，那就爱吧，男人对女人的爱是单纯的、神圣的，而男人对男人的爱则是复杂的、智慧的。我相信爱与恨的相对性与互动性，两者均受制于具体的条件、情境或语境。所谓无缘无故的绝对的爱与恨，或许也有，只是难以理喻了。
我生活中遭遇到许多男人，都可以忽略不计，但遭遇到的不少女性，有的终生难忘，有的时常想起，这是怎么回事呢？要记住或想起很多男人，这需要对我的记忆加以严格的训练，而记住或想起女性，几乎可以不借助记忆，而是更多地出于本能。我赞美这样的本能，我从来不敢亵渎这样的本能。男性女性，通常情形下，历来经谓分明，但就伟大的“人”而言，是兼有男女双重性的，而“人”的伟大，也只能归于思想与灵魂的伟大，因此，对伟大者的记忆，在于我，亦更多地出于本能。
我的记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我还能记住但丁，记住维吉尔，记住莎士比亚，记住歌德，记住贝多芬、梵高、惠特曼、卡夫卡、普鲁斯特，记住屈原、杜甫、李商隐、曹雪芹、鲁迅、秋瑾，我还能记住老子、孙子、佛陀、基督、穆旱默德、克里希、那穆尔提、奥修，记住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康德、加缪、萨特、维特根斯坦，记住中国的四大美女，还有病恹恹的不杇的林黛玉，以及外国的数倍于中国的真实存在过的或是完全被创造出来的美女，记住路德甘地、金.曼德拉、切.格瓦拉、哈维尔.拉宾，记住王阳明、李贽、金圣叹、蔡培元、孙中山、徐锡麟、早年毛泽东，记住魏京生、王友才、江棋生、徐文立、李柏光、赵昕、马哲、熊晋仁……如此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令人仰望。我乐意于偷偷地呼喊这些名字，我愿忘了我自己。
在深深的遗忘中，仍保持一部份必须保持的记忆，这几乎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关乎人类的幸福与尊严。
就本性而言，我是个喜欢拈花弄草的人，我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喜欢诗歌、音乐、美术、建筑、丝绸、陶瓷、纸笔、竹、傢俱、自行车、雨中的绿邮箱……我喜欢鲜花和美酒，我不愿意成为革命家、政治家或什么领袖之类，如果非得是什么“家”，我也只愿意是个作家或思想家，因为我的内心还有极其严肃的一面，我视正义与自由高于一切之上，甚至高于性命，因此，长年以来，我这个生性风流的绍兴佬，往往是全身心地被某种从天而降的崇高情怀席卷而去。如今身陷囹圄，深知牢狱之灾最大的惩罚乃是对性的惩罚，当我孤独难熬，性欲旺盛之时，是多么悔恨当年错过的云雨之欢，有的与我相恋经年，有的投怀送抱甚至同床共枕，竟然也都错过了。值得庆幸的是，凡被错过的，在我的回忆中都更具丰富的意味，如今我拥有的，不仅是我曾经拥有过的，我也拥有了曾经失去的一切，我得承认，我的内心从未贫乏。
在这漫漫长夜，我将生命中不同程度地爱过的女孩一一提起，一一地再爱一遍。古稀之年的蔡其矫写道：“少女就是俞心樵的宗教。”诚哉斯言，对于少女们，我除了热爱与景仰，岂敢粗暴无礼？
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噪音与污浊，我迷恋于她们的清纯的肉体和芬芳的灵魂。如果现实并非完全如此，我将行使美化的特权，对她们稍作美化，事实上，我与她们或她们中的她之间，有许多更美好的被遗漏了，或是牢牢记住却难以状写。
京，我是个傻瓜，我对不起你。想当年我被崇高所困，我下不了手，我的观念是何其错误。我对你言说着崇高，越说越崇高，再也下不来，我想，我是个崇高的人，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虽然在你之前我干过，在你之后我也干过，但面对你，我为什么只想保持一个崇高的形象？这是多么地错误，多么地荒唐，多么地要不得。我还记得你的话：“一个让人心痛的傻瓜。”
京，今夜我想起你，如果今夜你能飞回北京，如果家里还只是你一个人，如果你呼叫我，召我前去，如果你已在大浴缸里备好了热水，并且已经打开了酒，打开了音乐，如果今夜我不在牢狱，而是在清华园，不，而是已经洗完了澡，穿着你父亲没有带到国外去的睡衣，已经坐在你家客厅的地毯上喝酒，我就再也不会没完没了地说得那么远，那么离谱，我就不可能伤害你，让你我得出“我不爱你”的结论。
京，如此这般错过的，又何止你一个。
春天，花在开，鸟在飞，人在坐牢；春天，我愿大家都有一个好名声；春天，诗歌是一项我值得为之犯傻的事业。
什么是伦理？答：诗歌。
什么是伦理？答：伦理就是一种或多种积极状态下的真实，是不损及到他人的对人性的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