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明清-历史人物简介-中国历史人物 中国历史人物简介

明朝三大才子1.徐渭

徐文长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白石老人,也对他深为倾慕。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渭,字文长,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吕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解缙

  解缙(公元1369一1415年),字大绅,又字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洪武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公元1369年12月6日)出生在育水鉴湖(今吉水县文峰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进士,授安福州判宫,迁太史院校书郎,除承务部、东莞县尹,在元末战乱中死于乱兵;父亲解开,二魁胃监,五知贡举,以父死节赠官参知政事不拜,明初授以官又不受,一心从事著述、办学,培养人才;母亲高妙莹,不但贤良淑慧,而且通书史,善小楷,晓音律。解缙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传说他自幼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褪概中教之,一见不忘5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属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涌数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囚书》、《五经》,贯穿其义理。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会试第七,廷试与兄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选为庶吉士,读中秘书。明成祖时,人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后又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时诏令制作,皆出其手。

解缙有治国安邦之才。初人仕时,甚受朱元璋宠爱,常侍奉左右。一日,太祖在大应西室对缙说:“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日上万言书,剖切陈词。他建议:政令要稳定,刑罚要简省,要整理经史,制定礼乐f表彰贤士,崇祀先哲,禁绝娼优,易置寺阉,薄赋敛,减德役,焚经咒,绝鬼巫,裁冗员,节流开源,以苏民困。他又指出z朝廷用人当择贤者,授职当最德才;应改革时弊,鼓励农耕,实施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免去苛捐杂税,使民休养生息;要尚武以固边防,崇文以延人才;治罪不株连妻子,捶楚不加于属官。奏疏呈上,太祖连连称赞解缙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不久,缙又献《太平十策》,再次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

解缙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他屡次上疏,针泛弊政,弹劝奸馁小人,由此导致他一生坎坷,时而得宠,时而失宠,时而升迁,时而贬滴,直至被人迫害致死。

还是初人仕时,解缮曾指责兵部僚属玩忽职守,尚书沈潜对此极为恼怒,上疏诬告解缮。太祖由此也责备解缙“散自怒”并贬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国公李善长因罪被太祖处死,缙代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他又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御史袁泰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之罪。袁泰受到处罚,对此怀恨在心。太祖认为解缙还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太祖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直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缙只好随父回归吉水。在老家8年,他闭门著述,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病逝,缙进京吊丧。时惠帝临朝,袁泰乘机进诲言,攻击解缙“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90,不当舍以行。”帝听信诲言,贬缙为河州(今甘肃兰州附近〉卫吏。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为惠帝所信任,在惠帝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这样,解缙才在建文四年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成祖朱橡登基,摧解缙为翰林待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J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不久,又迁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时,成祖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元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解缙被摧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这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

皇帝的宠爱改变不了解缙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气节,对不合礼仪之事,他还是要反对的。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橡召解缙入宫,磋商立太子之事。当时成祖的意思是想立次子高照为太子,但解缙仍直言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附,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橡听后面有不悦,对此议犹豫不决。解缙为说服皇上,想到他特别喜欢长孙,又进言恳谏:“长子且不说,隘下不是很喜欢圣孙吗?”橡想了想,最后同意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照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从此,高照深恨解缙。高照自以为有战功,又深得朱橡宠爱,常存夺摘之心。见此情形,解缙上疏劝阻说:“启争也,不可。”橡认为这是离间他们的父子关系,对缙很有意见。永乐四年,成祖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而独不给解缙。漠国公邱福将朝廷机密"传达延外",高照却嫁祸解缙“禁中语”五年,解缙又被诬为“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临行前,礼部郎中李至刚因与解缙有宿怨,又诬缙,故即改贬交趾(今越南),命督饷化州。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解缙人京奏事,正遇成祖北征未归,故只好晋渴太子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照又乘机进诲言说:“伺上出,私现太子,径归,无人臣礼!”祖为此震怒。当时解缙已同检讨王fL到广东去了,一路上,他俩看到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引水灌田。疏上,成祖愈怒,诏令将解缙逮捕入狱。缙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并株连多人。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公元1415年2月22日),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成祖看到有解缙的, 名字,便随问:“缙还没有死吗?”纲一贯草营人命,深为解缙憎恨。因此,他怕成祖赦免和启用解缙,便赶回狱中,假意置酒祝贺,将缙灌醉,活埋于雪中而死。那时,解缙才47岁。解缙被害后,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解缙在朝时,以贤德论主切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成祖曾把朝廷大臣的名单给他,命他“疏其短长”解缙一一写出:“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情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颇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直憨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薄书之才,理偿之心。”祖将奏疏交给太子朱高炽,朱高炽又询问尹昌隆、王汝玉两人情况,解缙即刻回答说:“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仁宗即位,拿出解缙的奏疏给首辅杨士奇说:“言缙狂,观所论列,皆有定见,不狂也!”称赞解缙的文章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可与司马迂、韩愈等人媲美。因此,下诏把解缙的妻子、儿女、宗族赦归吉水。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八月,赦还所抄家产。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为解缙平反昭雪,恢复官职,赠朝议大夫,溢文毅。

解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亲自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篡工作。明成祖即位不久,命解缙编篡《文献大成》,企图把历代文献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但由于人手少,时间仓促,一年成书,成祖阅后,认为所篡尚多未备,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决定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等协同解缙为监修官,又征召二千多人参加编专毒、较订、录写、绘图、圈点等工作,重新进行编寨。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这部大类书终于编成,取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有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共3亿7千万字左右,“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成祖《永乐大典》序言)辑人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艺、志乘等各类著作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的韵目排列次序。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篡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

解缙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书法、散文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尤工五言诗,现存诗五百余首。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丰富,逼似李白,而律诗绝句,亦近唐人。他又擅长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用笔之精妙,出人意表。他的著作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等。现在留存下来的有《解文毅公集》十六卷及《春雨杂述》一卷、《古今烈女传》三卷。后人对他一生的评价是:“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邹元标《解春雨学士旧墓》)。

杨慎

   人物简介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明代文学家,新都(今属四川)人。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议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幼年时代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明史》卷192),并称杨慎为“小友”。升庵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己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他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政治生涯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著名的色鬼,他不肯读书,不务朝政,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昼夜荒淫,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奸污民间妇女。针对武宗荒淫暴行,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燳“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燳根本不理睬,依然在歌楼妓院里通宵酣饮,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写下“紫塞朝朝烽火,青楼夜夜弦歌”(《西江月》)的词句,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终被害死,死因不明,成为一场悬案,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升庵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这样,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杨慎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事情是这样的: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聪、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升庵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升庵“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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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字秀眉,四川遂宁(又称黄安)人,长诗词,尤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带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升庵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嘉靖八年(1529)杨慎父亲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升庵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其三)”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正德皇帝朱厚燳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99)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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