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明了与“中国”同名的“瓷器”的人！
设计建造了长城、北京城、故宫、十三陵等灿烂古建筑的人！
唐玄状、辩机和尚、长春真人邱处机、李时珍、徐霞客、设计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等等他们何曾有资格被当成“文人”！
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正因为有文人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墨客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真正作出了贡献的“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几乎一无所知。
何谓“文人”?
说“文人无赖”必定令一些人暴跳起来。但说“文人无行”呢?另作别论了吧?无伤大雅了吧?其实二者不就是一回事吗?只不过一个是实话，一个是美化而已。这就是文字游戏的狡诈之处：仿佛只要换个字眼，同一回事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臭狗屎就不是臭狗屎了。
其实“文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个文字游戏，更确切地说，是个政治权术诡计——什么样的人才算“文人”?如果顾名思义，想当然地以为“文人”就是“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那就上了大当。佛印和尚的文采水平不在他的老搭当苏东坡之下，但自古以来只有苏东坡被认为是“文人”，从来不见谁把佛印和尚当文人的。同样，你能说唐玄状、辩机和尚、长春真人邱处机、李时珍、徐霞客、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等等不属於“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吗?但他们何曾有资格被当成“文人”?设计建造了长城、北京城、故宫、十三陵等灿烂古建筑的人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发明人呢?发明了与“中国”同名的“瓷器”的人呢?这些人难道不属於“读书识字有知识”?然而他们的名字传下来的没有几个，具体事迹几乎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大名鼎鼎家喻户晓了。又比如，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文人秀才们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却不惜篇幅不厌其烦给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们树碑立传。正因为有文人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墨客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真正作出了贡献的“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几乎一无所知。
翻翻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够格当“文人”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读书而做官的人。“学而优则仕”——不“仕”则“不优”，不优则没资格当“文人”。“士、农、工、商”，惟有“士”才算“文人”：“仕”者，“士”也。不登仕途不算士。要当“文人”，不仅得“读书识字有知识”，而且得是吃官饭的，至少跟“官”有关——要么正在当官，要么当过官，要么正在准备当官，要么得到官方的特别优惠……只要不谋当官而安心靠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吃饭，那就没资格当“文人”。譬如那些做工的、务农的、行医的、经商的、建筑设计的、教书的、卖字、代写书信的……即便“读书识字有知识”，但只要不求仕途而甘心情愿安于凭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那就统统属于“胸无大志”、“不务正业”、“不求上进”、“追逐蝇头小利”、摆弄“奇技淫巧”、对抗“焉用稼”的“小人哉，樊须也”，与“文人君子”“道不同，不相与谋”，统统没有资格进入“文人”之列。要当“文人”就必须“读书做官”——为做官而读书，凭读书而做官;不读书不得科举做官，不科举做官不算读书，更不能算“文人”。即便拼命正在朝“官道”上走，但只要还没取得“正果”即没取得当官的资格、不享有普通人没有的特权，那也够不上“文人”的分量——“文人”必须有诸如“功名”之类特殊身份。有“功名”之类特殊身份就有特权，比如可以不用象普通老百姓那样缴税、支徭役、那样见了官老爷就磕头……没这种特权，“八大山人”潇洒不起来，陶渊明恐怕也得象普通老百姓一样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挣扎，没那么多心思去“悠然见南山”了——所以鲁迅说：“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没有官位的尚且如此，有官位的就更不用说了。韩愈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手中没权，做得到吗?
因此“文人”意味着“与官有关并享有特权的'有知识的人’”，“文人”可以不当官，但必须得有当官的资格或享有官方赋予的特权，否则就是吃不着天鹅肉的癞蛤蟆，没资格号称“文人”——孔乙己就没资格算“文人”，中举之前的范进也一样——虽然也算“读书识字有知识”、“有知识”，但因为没有官方优惠的特权，所以没资格享受“文人”待遇，只不过算个“等外品”——“穷酸书呆子”。
由此可见，仅仅“读书识字有知识”≠“文人”。只有通过“读书识字有知识”获得了权力和特权、变成了高人一等的人才算“文人”。 “读书识字有知识”仅仅是手段，用这些手段获得权力和特权实现高人一等才是目的。因此“文人”的真正含义是“能通过'读书识字有知识’实现高人一等的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高人一等”，意在“压迫人、欺负人、抢劫财富、不劳而获”——要压迫别人、欺负别人、掠夺别人，就需要找借口、找理由证明别人该被自己压迫、该被自己欺负、该被自己掠夺，这样才能把受害者的反抗降到最低，顺利实现“可持续压迫”、“可持续欺负”、“可持续掠夺”。要证明别人该被自己压迫、该被自己欺负、该被自己掠夺，就必须证明“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高等’”、“'高等人’有权支配'劣等人’”，因此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有理”，由此得出结论：自己欺负别人、压迫别人、掠夺别人“有理”。古往今来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借口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血统、天命、种族、面相、八字、祖坟、风水、宗教、文化……“文人”则是这支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浩浩荡荡大军中的一个流派，卖点是以“读书识字有知识”为理由和借口来证明“人与人不平等”。
当然，要实现压迫人、欺负人靠“理论证明”没用，真正离不开的是暴力。用“读书识字有知识”为借口来实现“人与人不平等”、人压迫人、人欺负人当然不能靠流氓撒野、土匪绑票那样赤裸裸的暴力，而要靠“合法的暴力”——权力：把“读书”与“权力”挂钩，用“读书做官”把“读书”与“做官”、“掌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读书识字有知识”变成获得权力和特权的工具，才能实现高人一等、欺负人、压迫人。
由此可见：
“文人”=“读书”+“权力”+“巧取豪夺”，
或者说“文人”=“读书”+“特权”+“不劳而获”。
明白这点才能明白同样是“读书识字有知识”，“文人”与“非文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个读书是为了掌权、靠权力获得特权掠夺财富不劳而获，一个读书是为了掌握一技之长，凭知识与社会等价交换吃饭;
——一个必须坚持“人与人不平等”——要“高人一等”就必须“人与人不平等”，结果只能是“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必须认同“人人平等”——“凭知识与社会等价交换”意味着承认交换双方的地位平等，结果自然是“不分贵贱人人平等”;
——一个是“读书做官”，一个是“读书做事”;
——一个“读书为的是能掠夺财富”，一个“读书为的是能创造财富”;
——一个“读书为的是能不劳而获”，一个“读书为的是能自食其力”;
——一个“读书为的是能欺负人”，一个“读书为的是能造福人”;
——一个以“能否高人一等欺负人”为读书成功与否的标志，一个以“有无真才实学不受人欺负”为读书成功与否的标志;
——对一个来说只有与权力权术有关的知识才叫学问，“学术”即“权术”，“权术”即“学术”;对另一个来说能创造财富、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知识都是学问。
——一个整天故弄玄虚，专门用一些只许自己了解、不准别人知道、只许自己独霸、不许别人审查的东西糊弄人，一个实实在在，拿出来的东西人人不是一目了然，就是很容易弄明白。
从古到今通过证明“人与人不平等”来证明“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理论有无数，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靠赤裸裸的迷信，如天命论、血统论之类，一类靠伪装成“科学”的迷信，如“精英论”、“天才论”之类。“文人”则是“精英论”的一种——要害与核心是“精英论”：以“读书识字有知识”为工具和借口制造“精英”、以“精英”为根据证明“人与人不平等”和“压迫有理”、根据“压迫有理”攫取高人一等的特权、利用高人一等的特权掠夺财富、不劳而获。
总而言之，“读书识字有知识”而创造财富的人不是“文人”，只有“读书识字有知识”而掠夺财富的人才是“文人”。
结论：“文人”是利用“读书识字有知识”掠夺财富的人。
“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
从表面上看，中国如今的“知识分子”跟古代的“文人”完全不是一码事：如今似乎只要“读书识字有知识、有知识”的都可以算“知识分子”;不象古代“文人”，只搞孔孟之道、只认尊孔忠君、只有靠四书五经八股文考取了功名的才有资格算“文人”。
然而用“是否坚持人与人平等”为标准一衡量就可以发现，中国今日自诩代表“知识分子”的人跟古代的“文人”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坚持“人与人不平等”、“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轻蔑“凭知识与社会等价交换”;同样崇尚“读书做官”而轻蔑“读书做事”;同样以“能否高人一等欺负人”为读书成功与否的标志;同样崇尚“不劳而获”而轻蔑“自食其力”、瞧不起读书而不掌权只做事、凭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人……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今天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代表比古代“文人”多了一样东西：反民族主义(或者说，少了一样东西：民族自尊)。
尽管“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来没有严格的定义，但如今在中国一说“知识分子”，谁也不会当成古代的文人秀才举人之类。当年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分子”的俗称是“洋学生”、“洋秀才”——更确切地说，是上过“洋学堂”的“洋学生”、“洋秀才”。这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指的是“西式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人。也可以这样说：“文人”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教出来的古代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指的是“西式教育体系”教出来的现代的“文人”。
但中国的“西式教育”是中国人自己这么以为的，仅仅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而言而已。如果当真以为中国的“西式教育体系”跟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一模一样就大错特错。
要弄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古代“文人”的区别与联系，就必须弄清楚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来龙去脉(详见附录一：中国的“西式教育体系”源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以反民族主义的“普世价值”为核心价值观的殖民教育体系，带有强烈的殖民奴化教育印记)。
根据附录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与一切主权国家的现代高教体系不同，中国的现代高教体系——“西式教育体系”是西方国家根据义和团运动的教训采取对华新战略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从直接侵略改为间接侵略的产物，是按照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利益需要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利益需要来设计发展的、以殖民奴化教育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去中国化”——用“普世价值”全面否定中华文明、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其后果就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中国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那么仇视、鄙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会那么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否定贬低自己国家的一切、无条件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的一切。在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群体性的国家忠诚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
2、西方列强需要的是永远虚弱、永远受制于西方列强的中国，而不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能抗衡西方的控制、能给西方企业的垄断带来竞争形成威胁的中国。因此西方列强给中国设计的高教体系的培养原则是“轻理重文、以洋为尊”、“以文科为核心，理工为点缀”，把与当官掌权关系密切的文科(尤其是法律、经济、文史哲)为重中之重，把文科毕业文凭作为当官掌权的必要条件，对文科类学者给予超乎寻常的高薪待遇和极高的社会地位(如胡适)，刻意树立起“文科至上”的社会舆论。这一套说白了就是让中国继续象几千年来的儒教一样培养废物文人，只不过换了个包装，把儒教的土包装换成时髦的洋包装;把“尊孔忠君”换成“普世价值”;把满嘴古文换成满嘴洋文。汤虽然换了，但药依然不变，仍然是愚民，仍然是“学而优则仕”，仍然是“上智下愚”，仍然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仍然是只懂权术不懂技术、“学术即权术”、 只会当官、只想当官、只能当官。由此可见，除了用“西方先进文明”进行了彻底的“去中国化”洗脑，用“普世价值”取代中国魂中国心外，从西方列强给中国量体裁衣设计的“西式高教体系”中毕业的“知识分子”跟中国古代的“文人”没什么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分子”=“文人”。
3、毛泽东时代中国迅速工业化，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学理工科技的人供不应求，西方国家给中国“设计”的“轻理重文、以洋为尊”、“去中国化”、潜移默化以“普世价值”消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殖民教育格局被扭转了。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有目共睹，获得了老百姓的普遍尊重。毛泽东的新中国普及了教育、消灭了文盲、确立了“劳动光荣”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对“读书做事”、“读书为的是创造财富”、“通过读书获得真才实学与社会等价交换自食其力”的认同、热情和尊重超越了对“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不劳而获”的认同、热情和尊重。在老百姓心目中，“知识分子”指的是历来被“文人”们瞧不起、被视为“高级工匠”、被排斥在“文人”之外的创造财富的搞理工科等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工程师。这就使自古以来一贯坚持“精英论”、不创造财富却享受特权、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文人”们无所不能的神话神秘感彻底破产，使人们看透他们不过是一群只会舞文弄墨卖嘴空谈的酸腐废物，从此身价大跌，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至高无上了。(这才是“文人”们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真正原因。)
4、如今毛泽东时代形成的、老百姓普遍认同的“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正在被彻底颠倒。在“法制社会”、“法政官僚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之类借口下，“文人至上”、“文科至上”、“轻理重文、以洋为尊”等思潮正在卷土重来，靠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如搞自然科学搞理工科的科学家工程师们正在被一步步排斥在“知识分子”大门之外，就象古代中国“读书做事”的被排斥在“文人”大门之外一样：
⑴、公然宣布只有能当官的才算“知识分子”，当不上官的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干什么呢?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你考中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进士考出来，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县令、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那么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依附于官员，当个小吏。正式的官是当不了了，那么干什么?当绍兴师爷了。”“以前的知识分子，考不进正规的仕途，举人没考进，进士没考进，那么就进不了仕途了。而他又想做官怎么办?那就帮助做幕僚。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到幕僚，幕僚当中就有帮助行政长官做事的，帮助推事处理一些诉讼事务。”(“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2011-12-11)
注：你看陈有西说得多明白：“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既然如此，那么不在“做官一条路”的理工科工程师们当然一概不是“知识分子”。
⑵、不承认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人)是“专家”：
“中共新领导人从技术转为专家型”、“18大将打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后形成的'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专家分析，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新领导班子将有别以往'工程师治国’的技术派特质，转为'专家型’，多具人文社科学历。”
注：“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这句话本身就证明在“文人”眼里学技术出身的只是“技术派”，学文科出身的才是“专家型”，不打自招宣布“技术派”不属于“专家”。其逻辑是把以创造财富的理工科为专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排斥在“专家”之外，变相宣布只有不创造财富的“读书做官”的“文科类”才算“专家”、“知识分子”。
⑶、宣称只有“法政官僚”才有资格治国，中国的一切问题全归咎于“工程师治国”：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2011-12-11)
注：“法律人”才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工程师治国呢?自然是“反文明”了。陈有西这一下子不但一脚把工程师踢出了“专家”、“知识分子”的行列，而且乾脆彻底踢出了“人类文明”的范畴。这比孔老二的“小人哉，樊须也”可严厉多了。
中国历史几千年，哪个朝代不是“法政官僚治国”?结果呢?哪个朝代的法制坚持到底了?说“西方国家总统政客大多数是律师出身”，那西方国家总统政客还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呢，大多数还都是白人呢，中国是不是也得照搬?
⑷、拼命贬低藐视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世界根本不缺工程师，不缺能干活干得更好的人。缺的是能够理顺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人。缺的是优秀的领导人。这些人或者从政治文化上，或者从金融商务上，或者从产业发明上，能够洞察预期常人所不能，从而调整打破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这样的人才永远不是简单的考试灌输能够培养出来的。也不是能够被轻易替代的。比如所谓好的理工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筛人而已。真的有大规模额外需求的话，难道稍微差一点的理工生就不能顶上来，甚至把一些文科生重新培训到虽然不很好但是也能用的程度，也要不了几年，再从别处挖点也就齐了。但是想替代领导人才，就难得多的多，慢得多的多。”
“终于到文科治国的时代了!386电机专业让土鳖成了山寨大国，486两位一个水利一个地质 土鳖大搞基础建设，586……”(网络摘抄)
注：所有这些舆论造势都指向一个目标：把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等重新贬为“高级工匠”、贬为“小人哉，樊须也”一类，最后一脚踢出“知识分子”行列，只有不创造财富、只知道“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专业户”才有资格当“知识分子”。
……
由此可见，如今时髦的“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跟毛泽东时代人们习以为常理解的“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而跟古代的“文人”的实际含义完全一样。靠“读书做事”、“靠知识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自食物其力”、不靠特权欺负人、不利用权力白吃白拿不劳而获的人过去没资格当“文人”、处处被“文人”们瞧不起、被视为“小人哉、樊须也”、“高级工匠”;如今则没资格当“知识分子”(至少没资格当“精英”级“知识分子”)、处处被“成功知识分子”们瞧不起、被视为“没本事”、“死脑筋”、“失败者”(能公款报销的才算有本事，自掏腰包的则算窝囊废)……过去只有“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才算“文人”，如今只有“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才算“知识分子”。
既然如今坚持“人与人不平等”的“精英”们一口咬定自己才是“知识分子”，那就只好成全他们——婊子硬抢“小姐”的使用权，良家妇女们只好拱手相让;“精英”硬抢“知识分子”的使用权，有识之士们只得退避三舍，让“精英”们独霸“知识分子”的招牌，只剩下“脑力劳动者”的称号留给自己。
如此一来，如今“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跟过去的“文人”在本质上就完全一模一样：
过去：“读书识字有知识”而创造财富的人不是“文人”，只有“读书识字有知识”而掠夺财富的人才是“文人”。“文人”即利用“读书识字有知识”掠夺财富的人：
“文人”=“读书”+“权力”+“巧取豪夺”，
或者说“文人”=“读书”+“特权”+“不劳而获”。
如今：“读书识字有知识”而创造财富的人不是“知识分子”，只有“读书识字有知识”而掠夺财富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即利用“读书识字有知识”掠夺财富的人：
“知识分子”=“读书”+“权力”+“巧取豪夺”，
或者说“知识分子”=“读书”+“特权”+“不劳而获”。
既然古代之“文人”与今日之“知识分子”如此志同道合本质相同，那这二者完全可以“合并同类项”、放在一起研究，在本文里统称“文人”(“知识分子”)。
简而言之，“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一分为二，一类用自己知识拉车或帮助拉车，成为车前进的动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推动作用。这类人应称之为“脑力劳动者”。另一类用自己的知识白搭车、扯后腿甚至专门掀翻车，成为车前进的阻力和障碍，对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反动作用。这类人应称之为“文人”(“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