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发表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4期)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核危机之所以在朝鲜半岛反复发生、僵持不决，主要与半岛安全结构的失衡有关。冷战时的半岛安全结构基本上处于均衡、稳定状态，但冷战的结束使其迅速失衡。处于弱势地位的朝鲜希望借助核武器恢复安全结构的均衡，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则希望保持既有优势，甚至一度希望改变朝鲜体制，完全颠覆现有安全结构。中、韩作为朝核问题中的两个重要当事国，并不希望看到朝鲜拥有核武器，但也不愿看到朝鲜的崩溃，是安全结构问题上的维持现状者。正是这种安全结构上的利益分歧与博弈，使得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安全局势中的一个持久热点。朝核问题未来如何发展，也只有置于安全结构的分析之下才能得到完整理解。
关键词：朝鲜半岛；安全结构；朝核问题
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朝核问题在跌宕起伏的进程中不但没有获得解决，朝鲜反而在拥核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不能不让人反思：朝核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影响朝核问题走向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在过去的分析中，或倾向于强调美朝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政策对立[1]，或是强调朝鲜出于安全、独立自主或核诱惑等方面原因激发的强烈拥核动机[2]，或是强调朝核问题牵涉多方面因素（如无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美国东北亚战略等）的复杂性。[3]这些结论均有其道理，但不够彻底。其一，互不信任并非对抗的终极原因，而是长期对抗的结果。其二，朝鲜确实拥有强烈的拥核动机，但包括中、美等国在内的其他各方反对朝鲜拥核的愿望同样十分强烈，这些国家既能给予朝鲜以诱惑充分的“胡萝卜”（如中国的援助与美国承诺的关系正常化），也能给予朝鲜以难以承受的“大棒”（如美国对其核设施的精确打击与中国中断所有援助）。这些国家如果有足够的意愿，是能够迫使朝鲜弃核的。[4]其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解释模式也有不足：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何种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影响？仍然缺乏更加系统与深入的分析。事实上，这种多因素解释的最大后果是导致一些研究成果不愿意对朝核问题的症结做出明确解释，反而对朝核问题的走向与前景更加措词谨慎。
总体上看，既往的解释主要是从单元层次，特别是朝鲜的政权性质与战略选择来分析朝核问题。而要从根本上理解朝核问题的根源与走向，有必要借助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观点：结构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合适层次。他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一种系统理论，着重要解释的是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而不是立足于单元层次的还原主义方法所关注的变化。[5]这个观点尤其适合于朝核问题。在经历了两次危机与多次反复之后，对细节的解释与预测已令人厌倦，更加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为什么问题总是循环往复、僵而不决。而要解释这种“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了解相关各方安全行为的根源，就必须像华尔兹那样深入到结构层次。当然，笔者这里要分析的不是华尔兹所说的那种无政府结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而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一个具体的安全问题，因此也就从一个具体的结构——半岛安全结构入手。笔者注意到，已有一些学者初步意识到安全结构与朝核问题的关系，将朝核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转型进程中的朝美战略冲突。[6]这些成果是有益的，但也只是初步的，并没有清晰地论述安全结构与朝核问题走向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这些成果将视野仅仅集中在朝美两国身上，忽视了半岛安全结构中其他各方如中、韩的影响。这些国家在朝核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它们排斥在结构分析之外是不适宜的。
一．冷战前后的半岛安全结构
华尔兹将结构理解为国家的排列和组合方式。[7]对安全结构来说，应该包括三个变量：行为体的数量、行为体之间的能力分配和安全关系。行为体的数量决定了一个安全结构是多极还是两极，行为体间的能力分配决定了安全结构状态：平衡还是不平衡，而行为体之间的安全关系则决定了安全结构的性质：合作还是对抗。华尔兹不关心行为体间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单元间的能力分配就决定了彼此间的关系，能力较小的国家总会团结起来去平衡能力较大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另一位现实主义者沃尔特（StephenM. Walt）的观点更加符合现实。他指出，威胁不仅是来源于综合实力，而与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有关。[8]换而言之，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并非总由能力分配来决定，两者是不同的变量，能力分配只有考虑到安全关系时才有意义。如在两个相互友好的国家之间，力量悬殊不会成为问题，但如果在两个敌对国家之间，这就会成为问题。
在朝鲜半岛，安全结构的首要行为体当然是朝鲜和韩国。半岛自从1948年正式分裂成两个国家之后，南北之间一直处于对抗状态，是半岛安全结构最直接的当事方。由于朝鲜战争，并非半岛国家的中、美两国也是这一安全结构中的行为体，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卷入了朝鲜战争，并直接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朝战结束后，美韩在1953年10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此后美国军队一直驻留在韩国，目前仍然拥有战时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中国军队虽然在1958年撤出了朝鲜，但两国于1961年缔结了带有军事互助性质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半岛对两国的安全也有着至着重要的影响，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的门户，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周边稳定的重要一环。美国虽远隔重洋，却视其在半岛的军事存在为其东北亚安全战略的基石。由于中美对半岛的介入如此之深，如果撇开两国，就理解不了半岛的安全结构。至于俄罗斯和日本，它们虽然是六方会谈的参与国，但涉及的利益相对较少，而且缺少直接参与的力量，对半岛局势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能算作是半岛安全结构中有意义的行为体。为了分析的简便，本文将不予涉及。当然，俄罗斯的前身苏联不同，它不但对朝鲜拥有直接的影响力，而且半岛本身就是它与美国的角力场，因此是冷战时半岛安全结构的当事方，且其重要性可能还要大于中国。但在冷战结束之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
冷战时期，朝鲜半岛上形成了附属于全球冷战结构的两极结构。一方是韩美同盟，另一方是朝鲜与中苏的同盟（苏朝两国在1961年也签订了含有军事协助内容的《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虽然行为体数量的总量不只两个，但由于分别形成了两个对抗的同盟，完全可以视为两极而不是多极结构（参见图1）。其间中苏经历了一个由合作到分裂的过程，但在与美韩对抗方面，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对当时安全结构的第一次冲击或许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两极结构开始现出裂痕。但由于中国仍然承担了对朝鲜的军事义务，与韩国仍然保持敌对关系，因此并未伤及两极结构根基。总体来讲，冷战时期半岛安全结构基本上是平衡的、稳定的。在力量对比方面，美苏都是超级大国。从朝韩方面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北方的经济还领先于南方，军事力量也强于南方。但是，美国在韩国直接驻扎着军队，而中、苏都没有军队。另外，美国从1958年开始就在朝鲜半岛南部及其临近地区部署了大量核武器，并为韩国提供了核保护伞，而中、苏虽然承担了对朝鲜的军事义务，但并没有明确核保护的义务。这样，双方就保持着一种力量大致均等的格局。
根据华尔兹的观点，较多极体系而言，两极体系更为稳定。这是因为，两极体系中联盟关系相对清楚、固定，联盟领导能够约束其盟友的行为。而在多极体系中，任何一国都能随意转换联盟关系，威胁来源分散，责任也很不清楚，误判也常有发生，结果导致整个结构的不稳定。[9]这一分析尤其适应于朝鲜半岛。冷战时期，什么时候苏联对朝鲜的约束力强，什么时候的结构就最稳定。而在朝鲜试图摆脱苏联约束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局势有所波动的时候。但总体观之，美苏都有效地把半岛安全结构置于全球两极结构的监管之下，除了一些零星冲突外，半岛局势总体稳定。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冷战时期并不存在朝核问题。事实上，朝鲜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起就致力于核技术开发，后来美国也有所察觉。但双方都基本上保持平静，朝鲜还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当时半岛安全结构基本均衡、稳定的情况下，朝鲜在核武器开发方面并没有紧迫感（当然在苏联的约束下，也没有目前这样的自由度），美国方面亦不感到需要严肃对待，因此并不存在后来那样的朝核问题。
图1：冷战时期的半岛安全结构
但冷战结束后，半岛安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行为体的数量关系看。苏联、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苏韩建交于1990年9月，中韩建交于1992年8月），而朝鲜却未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意味着朝与苏、中已不是紧密无间的联盟关系，两极格局开始转变为多极格局。其次，力量对比也变得不均衡。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退出了半岛角逐。在南北力量对比方面，情况也更加不利于朝鲜。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发展开始落后于韩国。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战略收缩，使得长期依赖外援的朝鲜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1990年，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7.12亿美元，为韩国的8.90%，1992年进一步缩减为195.54亿美元，仅是韩国的6.59%。[10]虽然朝鲜仍然能够凭借常规武力的优势与韩国保持大致均等的地位，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加入，它在整体的半岛安全结构对峙中已处于下风。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火力上，半岛上的军力对比都有利于美韩。[11]最后，在安全关系上，原来简单的对抗关系已经复杂化。在中朝之间，虽然中朝之间的友好条约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但由于中国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宣布并坚持“不结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它对朝鲜的军事义务，双方之间只能归结为某种有限合作关系。在美韩方面，韩国对于美国的独立性也在增强。在政治与外交上，韩国开始寻求独立性与自主性，通过北方外交改善和发展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军事上，韩国于1994年收回了对军队的平时指挥权，并积极同亚洲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但美韩依然保持同盟关系，双方间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基本合作关系。至于中美关系，早已随着中美建交而由你死我活的争夺变成有限竞争的关系，中韩关系虽然仍然受制于美国因素，但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程度在不断上升。唯一处于全面对抗的，是朝鲜与美国、韩国的关系，彼此间仅仅受《朝鲜停战协定》的约束，既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总体观之，朝鲜由于相对孤立和力量弱小而处于空前的弱势，而美国则处于空前的强势，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使得朝美矛盾成为冷战后半岛安全结构的重要特征，彼此间的安全关系也由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参见图2）。
图2：冷战后的半岛安全结构
二．安全结构失衡与朝核危机的爆发
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进入冷战后的不稳定状态以后，朝核问题的爆发就成了一种必然。而且这种必然是朝、美互动的结果，两者分别作为安全结构中的弱势和强势一方，都有动机改变现状。只不过朝鲜是出于压力和被迫，想由弱转强，增加自己的安全度，而美国则是出于诱惑，想由强到更强，奠定绝对的安全主导地位。一些成果在分析朝核危机根源时，常常强调朝鲜方面的原因，而忽视了美国，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对处于弱势位置的朝鲜来说，要纠正安全结构的失衡，从理论上看，可以从安全结构三要素（行为体数量、能力分配与安全关系）出发，通过以下三种手段加以实行：第一，维持处于脆弱状态的自身体制存续，保持自身作为安全结构诸极中一极的地位。这是进一步纠正结构失衡的前提条件，如果自身政权都保不住，国家趋于崩溃，自然也就谈不上实现安全结构的均衡。第二，在能力分配方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调整原来的发展体制，增强综合国力，从整体力量层面缩小或纠正能力失衡；二是发展核武器，以核威慑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目前朝鲜采取的是第二种途径。特别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中得到教训，相信伊拉克之所以被入侵不是因为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因为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2]第三，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从根本上改变安全关系。这一点以前重视不够，多数学者认为朝鲜关于希望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只是外交词令，无核化承诺只是一个幌子[13]。但笔者认为，从安全结构理论出发，从根本上改变安全关系确实是纠正安全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手段。虽然由于朝美双方的对立根深蒂固，要实现安全关系的转变十分艰难，但考虑到拥核所必然导致的国际环境紧张以及自身的脆弱性，致力于实现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仍然是朝鲜的一个现实选择，至少是其可能的选项之一。美国官员在很多场合也都承认，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美朝双边接触中，朝方一直都迫切地想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不论双方历经多少次的争吵，过后朝方总是不厌其烦地再提双边直接谈判。[14]这种情况，不是“外交词令”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反映朝鲜的一种政策倾向。
从以上三方面看，朝鲜发展核计划可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首先，由于朝鲜的核计划，其他国家不得不与其进行谈判，并提供相应的援助作为代价以促使其放弃核武器。这些援助，从能源到粮食供应，对于经济仍然十分困难的朝鲜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有利于加强政权与体制的生存能力。如果其他国家不谈判，朝鲜则可利用导弹和核技术出口来换取外汇。其次，核计划是迫使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筹码。如果没有核计划，美国根本不会理会朝鲜的和谈要求，朝鲜也就根本没有纠正安全结构失衡的机会。最后，有利于发展它的核遏制能力，如果美国既不愿意提供援助也不愿意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核遏制能力就成为朝鲜纠正安全失衡的备用手段。从外交策略来看，朝鲜的核计划是非常精明的，无论出现哪种局面，基本上都对朝鲜有利。它唯一所担心的是，其他各方既不与它谈判，也不同意其核计划，而是通过联合国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因为它不但使朝鲜在与美关系正常化、拥核方面一无所得，而且还可能堵死利用核技术与导弹出口换取外汇的通道。朝核问题的历史也表明，当每次谈判中断、制裁推出的时候，最急的不是美国，而是朝鲜。它总想通过制造新的严厉情势、偶尔也制造缓和的气氛来迫使或引诱美国同它进行谈判，实在不行也愿意重返多边谈判。如果朝鲜一心一意只考虑拥有核武器的话，这情况就是难以理解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借助核计划来获取更多援助与外汇也是朝鲜的政策选择项，而这些和拥核计划一起，都是旨在重新实现安全结构的均衡。但朝鲜采取的这种手段与公认的国际核不扩散规范背道而驰，也对整体的地区安全形势不利，因而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但“朝核”之所以发展成为“问题”，除了朝鲜的挑衅外，还有不能忽视的美国因素。美国的强势地位诱惑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希望推动朝鲜像苏东那样实现政权变更，仿照德国模式由韩国进行吸收式统一，进而确立美韩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彻底颠覆原有的安全结构。冷战刚结束之时，在苏东剧变的大背景下，美国还寄希望于朝鲜的自动崩溃，加上当时韩国也希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实现吸收式统一，所以美国一度采取了静观其变、坐收渔利的态度。然而，出乎所料的是，朝鲜虽然陷入了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困境之中，但还是坚持下来，而且对外采取“通美封南”的政策，优先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置韩国于不顾。[15]这种形势把美国赶到对朝政策的前台，但它又不可能真正同意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给其喘息之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朝核问题，就成为美国用来敲打甚至遏制朝鲜的一个不错选择。1990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材料称，朝鲜在离平壤约80公里的平安北道宁边郡有一个核基地，正在研究发展核武器。随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施加压力，要求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并提出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检查。朝鲜最终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六次核查均未发现朝研制核武器的证据。但美又提出需对朝鲜宁边地区两处军事基地进行特别检查，遭朝鲜拒绝，朝核危机正式爆发。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无论是在宣布朝鲜核开发情报的时机上，还是在对检查的坚持上，均体现了将“朝核”上升为“问题”的强烈意愿。可以说，朝核问题主要是美国的一个工具，其目的就是以压促变，希望通过核问题对朝鲜施压甚至是制裁，以促成类似于苏东那样的变化。但美国的行为是在维护核不扩散体制名义上进行的，因此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了有利地位。
那么美国为什么还在1994年10月与朝鲜达成框架协议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朝鲜做出了让步。朝核问题爆发后，美国的态度是强硬的，并做好了武力打击的准备。1994年初，美国制定了所谓“5027作战计划”，提出了包括“外科式手术”在内的对朝鲜的三种打击方法。而据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透露，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时美国准备了33艘军舰和2艘航母要实施空袭，打算对宁边核设施采取空中打击，是在他的竭力反对下让美国收回了攻击计划。[16]金泳三的话可能有表功之嫌，但至少反映出当时美国在“磨刀霍霍”。第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于1994年7月突然逝世后，美国相信朝鲜将不久崩溃，相关义务实际上无须履行，美国能够不战而胜。[17]但是，美国的算盘再次落空了。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朝鲜并没有崩溃，新领导人金正日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正因如此，失望的美国对执行1994年《框架协议》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敷衍态度，在实施协议时节外生枝，并自1997年起就推迟供应重油。[18]在克林顿总统任期末期，虽然朝美仍然保持接触，甚至克林顿为了留下政绩，还一度考虑要访问朝鲜。但双方的根本矛盾决定了这一访问不可能实现，《框架协议》也已名存实亡。除了导弹危机外，90年代末期的朝核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主要在于当时韩国执行对朝友好的“阳光政策”的缓冲作用（下文有进一步的论述），以及克林顿即将卸任，不可能对政策做出大的调整。但在原来策略失效的情况下，美国的对朝政策终究要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小布什上台为标志的。小布什把朝鲜称为三大“邪恶轴心”（2002年1月提出）之一，是“暴政前哨”，有权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此后不久，2002年10月，美国宣布发现了朝鲜正在秘密进行高浓缩铀计划，从而违反了框架协议。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朝鲜干脆以承认核武计划来因应，第二次核危机因此爆发。此时距第一次核危机已过去十年，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朝鲜希望通过核计划来纠正安全结构的失衡，而美国则希望通过核问题来遏制朝鲜，甚至推动其政权的变更，以确立其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安全结构博弈决定了朝核问题的基本面貌
除了朝鲜和美国，中国和韩国也是半岛安全结构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朝、美是参与博弈的主要行为体，但韩国自金大中1998年任总统奉行“阳光政策”起，也在缓和危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由于冷战结束初期面临西方的围堵与封锁，在第一次朝核危机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自从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为推动问题解决，开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积极参与者，与以前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19]这四个国家在半岛安全结构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参见图2），有着不同的利益，它们之间的利益分歧与博弈决定了朝核问题（特别是自第二次朝核危机以来）的基本面貌。
上一部分已对朝美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地位与目标作了阐述。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由于国内外环境没有大的变化，朝鲜的目标基本上是一样的，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美国自第二次朝核危机以来在安全结构目标方面的变化，因为这一时期美国把反恐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它在半岛安全结构目标上的设定。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希望看到朝鲜政权的崩溃或变化，颠覆原有安全结构，以树立自己的绝对且稳定的安全主导地位。但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不得不把反恐作为最紧迫也是最核心的战略任务，朝核问题已变得相对次要，其在半岛的安全结构目标已退而求其次，即由进一步改变现状、扩大优势转变为维护现状、保持优势。特别是2003年4月开始入侵伊拉克后，朝核问题被美国当作次要的问题处理，即使朝鲜生产了更多的钚，也很少受到高层的注意。[20]从长期来看，推动朝鲜政权的改变甚至崩溃仍然是美国的战略任务，但就近期而言，它不得不把重点放在维持现状上面。维持现状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维护自身在半岛的军事存在与既有优势，二是制止朝鲜的核武进程与核扩散。这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因为朝鲜提出来的一个弃核前提就是缔造终战条约，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而这很可能意味着驻韩美军被迫撤出[21]。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为驻韩美军不但针对朝鲜，也是美国维持在东北亚霸权优势、潜在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但美国也不愿看到朝鲜拥核，特别是担心其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至恐怖分子手中。因此，美国这时能做的主要就是借助六方会谈机制或联合国制裁，以或打或拉的方式在无核化与维持军事存在两大目标之间保持平衡。[22]
至于韩国，它在无核化方面与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韩国人对朝鲜拥核心态复杂，民间甚至有一种希望未来南北双方共同拥有核弹头的心态。[23]但出于战略利益与现实考虑，反对朝鲜拥核一直是韩国的官方立场，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时，也不顾朝鲜的反对，一直把核问题视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但韩国也有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自金大中上台后，其对朝鲜的独立外交已日益明显，不但提出了阳光政策，还于2000年与朝鲜实现了首脑会晤。韩国之所以奉行对朝接触政策的，源于它对统一问题认识的变化。从长期目标来说，它与美国一样，当然希望改变朝鲜，实现由自己主导下的吸收式统一。但从短期来看，它越来越意识到任由朝鲜崩溃或目前压迫朝鲜改变的做法的危险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朝鲜铤而走险，将对韩国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韩国国内各党派均意识到，如果战争爆发，其结果就是“美国轰炸、韩国死亡、朝鲜垮台”。[24]另一方面，目前南北差距过大，韩国无法承受德国式吸收统一的成本。由于这一政策在韩国国内具有相当的共识基础，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仍然继续奉行对朝接触政策，并于2007年与金正日举行首脑会晤。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对朝政策趋于强硬，把经济援助与核问题挂钩。这一时期，朝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差异缩小，牵制作用也相对降低。但在统一问题上，李明博并未改变不急于统一的立场，强调与朝鲜共存共荣。当然，这种“共荣”并不意味着希望国家间的能力分配朝着有利于朝鲜方面的变化，而主要是强调提高朝鲜的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经济水平，以避免对未来统一造成过大的拖累。在对美关系方面，目前韩国会坚持与美结盟，要求美军留驻，但如果未来实现统一，其民族主义浪潮可能会对美军持不欢迎态度。
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先后主持了中朝美三方会谈以及后来的六方会谈，成为朝核问题中的关键角色，其对半岛安全结构的立场影响到朝核问题的走向。在行为体数量方面，对中国来说，维持朝鲜的生存不但是一个近期的目标，也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因为无论是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维护既有地缘战略屏障的角度，抑或是从维护周边稳定保障国内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都不希望看到朝鲜崩溃。[25]在能力分配方面，中国并不愿意看到朝鲜通过拥核来改变力量均衡，这不但是因为核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威胁，中国还担心朝鲜拥核将引发恐怖的地区核军备竞赛。但反对核武与维持朝鲜生存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冲突的，因为如果对朝鲜过度施压，很可能危及其国内稳定。正因如此，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核武计划不满，并曾采取外交等手段加以影响[26]，但由于担心危及朝鲜政权，一直投鼠忌器，收效不大。在安全关系方面，中国不希望看到朝美由对抗走向冲突。在一场全面的冲突中，朝鲜很难再像上次朝鲜战争中那样生存下去，而中国也很难再次出兵介入，因为那将面临着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巨大风险，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中国对朝美接触也保持警惕。如果朝美关系正常化将导致美军撤出半岛，无疑将是中国所欢迎的。但由于不能排除朝鲜为了改善与美关系，欢迎美军继续留驻[27]，甚至排斥中国[28]、进一步与美结盟的可能，中国在推动缔结终战条约方面事实上持比较冷淡的态度。为了在未来安全结构博弈中谋取更多的筹码，中国一直在努力发展同韩国的关系，双方在朝核问题上持有诸多的共同立场，成为平衡朝美博弈的重要力量。但在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不满，很可能对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协调产生不利影响。至于半岛统一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态度谨慎，未设定明确的长期目标，其走向将取决于各方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根据安全结构的三要素，以及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区分，可将各方的安全结构博弈目标归纳如下表：
表1：安全结构博弈与朝核问题各方的行为输出
作为目标的新安全结构 | 行为输出 | ||||
行为体数量 | 能力分配 | 行为体间关系 | |||
美国  | 短期 | 维护美国在半岛的军事存在 | 保持对朝优势 | 维持对抗，但避免武力冲突 | 基本维持现状 |
长期 | 改变朝鲜或颠覆朝鲜政权 | 扩大优势 | 不排除对朝动用武力 | 改变现状 | |
朝鲜 | 短期 | 维护自身生存，美军撤出朝鲜半岛 | 改变弱势 | 美朝关系正常化 | 改变现状 |
长期 | |||||
中国 | 短期 | 维持朝鲜生存，希望看到美军撤出半岛 | 增加朝鲜实力，但反对通过拥核改变力量分配 | 维持与朝友好关系，增进与韩合作关系，避免美朝过分接近 | 基本维持现状 |
长期 | ？ | ||||
韩国 | 短期 | 维持朝鲜生存与美军存在 | 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前提下改善朝鲜的生存能力 | 坚持与美同盟，有条件改善对朝关系 | 基本维持现状 |
长期 | 半岛统一与可能的美军撤出 | 改变现状 | |||
从表1可以看出，中、韩、美在当前目标上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即维持现有安全结构。但朝核问题不可能因此而平静下来，因为朝鲜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目标看，都是要改变不利于它的现状结构。中、美、韩的合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朝鲜通过核计划改变现状，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它这样做的冲动。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之下，安全结构虽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仍然能够得以维持，朝核问题则保持在存而不除、控而不发的状态。即使朝鲜先后进行了两次核试爆，也没有对目前安全结构造成根本性冲击。但从长期目标来看，多数国家在安全结构上的目标将更趋于改变现状，而且利益更加分歧、更加多样化。美、韩、朝都要求改变现状，但各自想要改变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种复杂博弈的局面将使维系当前失衡的安全结构的合力消失，潜伏在朝鲜半岛安全结构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爆发出来，甚至导致结构的重新洗牌，出现大幅度的调整。
四．影响今后半岛安全结构博弈的因素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对未来朝核问题的发展态势保持足够的警醒。但应该指出，各方博弈的长期目标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特别是如果作为最主要行为体的美、朝国内外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短期目标博弈可能就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长期目标则会被相应地推迟。但朝鲜半岛安全结构问题上，以下因素存在较大变数，它们攸关从短期目标博弈到长期目标博弈的转换时间，从而对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半岛安全结构与朝核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
1．朝鲜的核计划进度
朝鲜所能够用来改变自己处境、达成新的安全平衡的方式就是核武器。可以想见，即使各方就朝核问题达成了某种暂时性的协议，只要没有在力量分配或是对美安全关系上有实质性的改变，朝鲜仍将坚持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有人认为，未来十年朝鲜的核武计划有以下三种可能：（1）追求一种象征性的核能力；（2）追求一种能付诸实用的核遏制能力；（3）追求实战能力的努力未能达到效果或失败。[29]对于朝鲜来说，当然追求的是第二种可能，因为只有能付诸实战的核遏制能力才能在一个新的层次与美韩军力保持均势。即使是要迫使美国改变安全关系，与它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只有在拥有实战核能力、迫使美国正视自己后才有可能。
然而，对于朝鲜来说，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朝鲜第一次核爆炸的当量很小，只有不到1千吨（1945年美国在长畸投下的原子弹当量为15兆吨），比朝鲜自己预计的还要小，所以有人认为只取得部分成功：第二次核爆炸可能有几千吨，仍处于较温和的水平。[30]另外，考虑到朝鲜的核材料储备、在弹头小型化以使其与导弹相匹配等方面的难度等因素，有人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核武计划未来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拥有一种象征性的核能力。[31]这当然是朝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正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在关键的核材料储备上，有报告估计朝鲜拥有的已分离的钚在30到50千克之间，足够用来制造半打核武器。为了应对核材料有限的问题，朝鲜还进行了铀浓缩活动，并于2009年9月公开承认了这一计划。[32]但对朝鲜来说，影响其核开发的不仅是技术和材料方面的因素。朝鲜目前是一个经济形势极其困难的国家，为了发展核武器与维持政权，它的大部分财富都已被用于军事支出，反过来又造成国民经济的长期紧张。特别是在遭到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朝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多长时间内继续大规模地汲取资源支撑其核开发，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朝鲜核开发进程也直接影响到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正如前述，制止朝鲜拥核与维持在半岛的军事存在是当前美国朝核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它们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构成了美国政策选择“光谱”的两个极限端。每次朝鲜在其核计划有重大进展的时候，也是美国最紧张的时候，为了避免朝鲜走向最终拥核，美国总是软硬兼施，千方百计把朝鲜从拥核的道路拉回来。但一旦问题降温，为了避免朝核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危及到其军事存在，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也随之冷淡。[33]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历来是不愿和朝鲜进行直接谈判的，但在朝鲜核计划取得了一定突破时，为了促使朝鲜放弃或中止其核计划，美国不得不从原来立场上后退。如在1998年导弹危机后美朝代表于1999年9月7日在柏林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朝鲜第一次核试后美朝代表于2007年1月16至18日再次在柏林会晤。但在危机缓解后，美国又恢复了不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的立场，对朝核问题的参与和关注都重新下降。
2．朝鲜政权的存续与变化
朝鲜自身的存续是目前半岛安全结构变动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自冷战结束以后，朝鲜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它虽然挺过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大饥荒，但还面临着政权的有序交替、如何改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关于其发展前景，有研究机构的报告指出存在三种可能：持续改革（Sustainedreform）、停停走走式的改革（‘Stop-start’reform）和崩溃，第一种前景过于乐观，第三种可能不能排除，朝鲜过去的行为证明第二种前景或许最有可能。[34]
但朝鲜并没有摆脱崩溃的阴影，特别是货币改革失败后的朝鲜，被认为是处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大饥荒以来的最严重危机之中。[35]朝鲜本欲借货币改革来加强当局权威与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后果却是引发了居民们，特别是所谓靠市场吃饭的中产阶层对党和领导人根深蒂固的不满。[36]为了扭转局面，据说金正日甚至不得不枪决货币改革的具体负责人朴南基来平息众怒。或许更加严重的是，是朝鲜政府政治与道德权威的瓦解。2010年3月，美国国会下属的中西研究中心（theEast-WestCenter）在对朝鲜难民进行调查后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朝鲜政府的宣传失效，有一半多的民众收听国外信息，将广泛存在的贪污、不断增加中的不平等以及食物短缺归咎于平壤的政府，而不是美国、韩国或其他外国势力。草根阶层对一直宣传的国家神话持犬儒态度，不满情绪甚至在精英阶层中也有了增加。[37]这种影响还波及朝鲜在国外的支持力量。如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曾经是平壤最重要海外力量以及外汇来源，但据《朝鲜日报》报道，如今却因平壤道德权威的崩溃而“正在全方位瓦解”，原有成员纷纷反水投靠亲韩国组织。”[38]
尽管有这些问题，许多人仍然都认为，由于朝鲜控制极其严密，目前很难出现来自底层的动乱。著名智库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CrisisGroup）曾发表分析简报，认为不断收紧的国际制裁、下降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朝鲜自己灾难性的货币改革，已使国家动摇，但朝鲜已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在压力下生存的能力。[39]朝鲜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止是经济上的困难，还包括未来几年的政权交接。由于金正日健康状况不理想，美国官员甚至估计其只能再活三年[40]，如何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迫在眉睫。在2010年9月底召开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后，朝鲜事实上已公开宣布金正日的三子金正恩作为下一代领导人。但金正恩年纪尚轻，缺少政治历炼，从而增加了他未来能否有效掌控政权的变数。在政权继承时期，如果国内经济持续困难，高层可能会出现分裂，因此而发生政变或是体制崩溃不是不可能的。[41]如果朝鲜体制最终不支，出现内乱甚至是崩溃，作为强势一方的美国很有可能与韩国共同出兵朝鲜，目前半岛安全结构将迅速由短期目标博弈向长期目标博弈转变，甚至面临全面崩盘的危险。如果朝鲜最终像金正日接班时那样，最终渡过敏感时期，则安全结构的短期目标博弈还会持续下去。但除非朝鲜逐步走向改革开放，以此来壮大自身实力，稳定既有的安全结构，否则它未来势必还会坚持以发展核遏制能力来实现安全结构均衡的立场。
与讨论朝鲜是否崩溃相比，分析朝鲜为了应对困难、维护政权的努力对朝核问题有何影响可能更具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国内困难将迫使朝鲜缓和其强硬姿态，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也有所松动。目前，朝鲜已经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而且迫切希望韩国能够重开金刚山旅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为了缓解国内的困难，朝鲜可能希望通过重开谈判，做出一定让步来换取取消制裁和提供援助，以帮助其渡过目前的困难时期。当然，如果美国、韩国等方面迟迟不能响应其要求或提供相应的条件，或是出于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的目的，朝鲜已经并且或许还会采取一些激化局势的措施。例如，朝鲜在要求韩国重新恢复金刚山旅游未果的情况下，宣布没收韩方在金刚山的相关资产。还有天安舰事件，目前无法确证是朝鲜所为，但至少从客观上符合朝鲜通过紧张局势唤取美国关注的一贯行为逻辑。但可能令朝鲜意外的是，美朝这次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措施，不但进一步强化制裁，还以开展军演来应对。目前双方正陷于一种看谁更强硬的“比胆大”博弈中，如果局势继续僵持，不排除朝鲜可能进一步挑起事端，如试射导弹甚至是第三次核爆炸，重新使局势紧张化。总的来看，无论示强还是示弱，朝鲜的目的就是要迫使美韩回到谈判桌，得到有利于纾缓其国内困难的补偿或援助。
3．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
上一部分已经提到，9·11事件以后，美国把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重心，从而影响到其在朝鲜半岛安全结构中的目标设置，从推动朝鲜政权改变、扩大安全优势转变为维持在半岛的军事存在、保持安全优势。这一事实表明，美国的朝核政策必须服从于其全球战略目标，其全球战略目标与重心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它在朝核问题上的关注程度与政策变化。当前，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朝核问题在美国的对外政策议程中仅占据比较次要的位置，主要依靠联合国的制裁和中国主持下的六方会谈来维持现状：在保持自己既有安全结构优势的同时，避免朝鲜突破核门槛。所以，要观察美国未来的朝核政策，就必须了解它在阿富汗战场的情况。
2009年底，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宣布了他的阿富汗新战略。他在一方面增派部队，一方面承诺在2011年7月开始撤军，其计划是能够削弱塔利班的战斗能力，使阿富汗自己能够承担起主要的安全责任。如果奥巴马的战略成功实现，美国的战略重心就有可能从阿富汗转移出来，奥巴马就能够抽出更多的精力来处理朝核问题。当然，对朝鲜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大棒”而不是“胡萝卜”，因为美国的战略牵绊少了，朝鲜的回旋空间也会相应减小。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如制裁、施压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加剧朝鲜国内局势的紧张。但目前的情况是，阿富汗战场可能很难如奥巴马所愿，因为塔利班虽然在美阿联军的“共同行动”中一度受挫，被攻下其重镇马尔贾，目前美军在阿南部的清剿行动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作为一支游击性质的部队，塔利班的战斗力并没有消失，而阿富汗政府在对安全局势的控制能力以及应对腐败、开展重建的治理效率方面仍然没有根本改善，很难脱离美军支持，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会继续被耗在阿富汗，不大可能在朝鲜半岛采取过于冒险的行动。总体上看，美国在朝核问题的政策仍然主要是一种短期目标博弈，在经历了一段天安舰事件后的紧张对峙后，最后还得回到依靠与中国和其他各方的合作、恢复六方会谈等博弈手段上来。
五．结 论
华尔兹指出，结构分析主要是解释那些重大的、重要的而且持久的模式，但由于过分简洁而对解释细节作用不大。[42]本文主要探究恰恰是结构性而非细节性问题，如朝核危机为何屡屡发生、朝鲜为何锲而不舍地追求核计划，而不是下一次核爆炸何时发生，以及朝鲜何时回到六方会谈。安全结构的分析视角为此提供了帮助，以朝鲜弱势、美国强势为主要特征的朝鲜半岛安全结构的失衡是影响朝核问题的爆发与走向的根本原因。从长远来看，对朝鲜最有利的应该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增强综合国力，纠正能力分配的失衡，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朝鲜出于维护国内体制的原因，对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持极其谨慎的态度，选择了通过发展核计划的方式来实现安全结构的均衡。朝鲜的这一方式不仅有违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也与其他各方利益不符。就短期目标来看，美、韩、中是基本一致的，即反对朝鲜拥核、保持安全结构现状，它们之间的合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朝鲜获得核武器的进程与能力，但这只不过将失衡的安全结构暂时维持稳定、将朝核问题暂时控制住而已。朝核问题的长期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东北亚安全局势已经并仍将陷入长期紧张之中。特别是考虑到各方在半岛安全结构的长期目标方面利益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未来的朝鲜半岛安全结构与朝核问题还将面临更多、更加艰难的挑战。
[1]武桂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进展与前景》，《和平与发展》2006年第3期；朱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前途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期。
[2] 有学者将朝鲜的拥核动机理解为用来缓解恐惧、激发自豪的对抗民族主义者（oppositionalnationalists）的国家身份观（national identity conception）的驱使，参见Jacques E.C. Hymans, “Assess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Intentions andCapacities: A New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8, No.1, 2008.孙向丽：《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崔志鹰：《“核危机”与美朝关系前景》，《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4期；沈文辉：《朝核危机的外因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GlynFord, North Korea on the Brink: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 •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8。
[3]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见朱锋：《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虞少华：《危机下的朝核问题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
[4]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就在第二轮朝核危机爆发前不久，利比亚在西方的压力与诱惑下宣布放弃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方谈判代表也曾向朝鲜兜售利比亚这一例子。参见JosephE. DeTrani, Six-Party Talks and China's Role as an Intermediaryin the Process, March 10, 2005,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5/43247.htm.
[5][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6]参见邵峰：《朝核问题的症结与走向》，《理论视野》2007年第5期；杨红梅：《朝核危机的症结及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
[7][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34页。
[8][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5页。
[9]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Neorealist Theory,”[美]威廉姆斯、戈德斯坦、沙夫里兹夫主编：《国际关系经典选读》（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5
[10]参见陈秀英主编：《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11] VictorD. Cha, “Hawk Engagement and Preventive Defense on theKorean Peninsul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1,2002, p.46.
[12] Glyn Ford, North Korea on the Brink: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2008, p.154.
[13] 仅有少数学者强调美朝关系正常化对朝鲜弃核的重要性，参见Koen De Ceuster,“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DPRK: Beyond the Nuclear Crisis,” Koen DeCeuster and Jan Melissen eds., End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Crisis: Six Parties, Six Perspectives, Hague: Netherland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No. 18, November 2008, p. 34.
[14] 孙向丽：《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17页。
[15]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06页。
[16][韩]刘官熙：《国外特种部队能否突破朝鲜宁边核设施的防御？》，DailyNK，2009-04-19，http://www.dailynk.com/chinese/read.php?cataId=nk01100&num=3809，登陆日期：2010年3月20日。
[17] 美国当时的首要谈判代表在私下里也承认这一点，参见：Glyn Ford, NorthKorea on the Brink: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 Ann Arbor,MI: Pluto Press, 2008, p.152.
[18] 参见：John Feffer, “U.S.-North Korea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Vol.4, No.15, May 1999,p.2; Glyn Ford, North Korea on the Brink: Struggle forSurvival, London and Ann Arbor: Pluto Press, 2008, Chapter 6,7；李楠：《美国与朝核危机》，王辑思、倪峰、余万里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高连福：《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第21页。
[19] John S. Park,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28, No.4,Autumn 2005, p.81.
[2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orth Korea:Where Next for the Nuclear Talks? Asia Report, No.87,November15, 2004, p.13.
[21]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规定，拟议中的政治会议应该“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这样的政治会议一直未能召开，但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朝鲜外相也曾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要求。此后，在各种双边接触中，朝鲜方面一直视美国驻军为半岛和平的“严重的障碍”，声称双边条约应该包括美军撤出南韩的条款（参见：[朝]安铁刚编：《朝鲜问题与驻南朝鲜美军》，蔡根洙、金吉寿译，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主体92年/2003年，第104页；LarryA. Niksch,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ssueBrief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IB9114, Updated March 17, 2003,pp.1-2.）。这些情况不能不迫使美国评估缔造终战条约和实现关系正常化对其在半岛军事存在的影响，虽然美国政府文件中很少公开承认这一点。
[22]参见李开盛：《军事存在与无核化：美国朝核政策目标浅析》，《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
[23]2005年一部名叫《天堂士兵》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心态，片中南北韩签署了共同发展核弹头的协议，但计划泄漏导致美韩关系疏远和紧张。一支由南北韩士兵组成的联合部队没有服从销毁核弹头的命令，而是试图把它们保存下来。参见GlynFord, North Korea on the Brink: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8, p.175.
[24] Glyn Ford, North Korea on the Brink: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2008, p.199.
[25] 类似论述可参见Glyn Ford, North Korea on theBrink: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 Ann Arbor, MI: PlutoPress, 2008, p.171.
[26]如在2002年，中国向朝鲜运送的燃料大约减少了30%，谷物大约减少了15%。在2003年，中国曾有三天时间中断了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在2006年，中国在平壤于7月进行导弹试验后缩减了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参见[美]陆伯彬：《权力政治的平衡与中国的崛起——东亚各国的接纳或平衡战略》，[美]威廉·W.凯勒、托马斯·G. 罗斯基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27]金正日曾经表示过，如果美国改变对朝鲜敌对关系，他愿意看到美国在东北亚的持续存在，甚至美军在半岛统一后仍可继续留驻。参见Koen DeCeuster,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DPRK: Beyond the NuclearCrisis,” Koen De Ceuster and Jan Melissen eds., Ending the NorthKorean Nuclear Crisis: Six Parties, Six Perspectives, Hague: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Diplomacy Papers No. 18, November 2008, p. 34.
[28]2007年10月4日，朝韩举行第二次南北峰会，发表了《朝鲜半岛和平繁荣与南北关系发展共同宣言》，其中提到“为推进直接有关的三国或四国首脑齐聚韩半岛宣布战争结束的问题而共同努力”，这事实上反映了朝鲜一度想摆脱中国的影响，通过谋求与韩美协作，构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参见魏志江：《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8期，第52-53页。
[29] Jonathan D. Pollack, “North Korea’s NuclearWeapons Program to 2015: Three Scenarios,” Tim Cook ed., NorthKorea and Iran: Nuclear Future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NBRspecial report, No.13, May 2007, p.12.
[30] 参见Mary Beth Nikitin, North Korea’sNuclear Weapons: Technical Issues, CRS Report, RL34256,December 16, 2009, p. 1; Research Papers of U. K. House of CommonsLibrary, North Korea: The Nuclear Issue and Prospects forChange, JANUARY 10, 2007, pp.24-25.
[31] Jonathan D. Pollack, “North Korea’s NuclearWeapons Program to 2015: Three Scenarios,” Tim Cook ed., NorthKorea and Iran: Nuclear Future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NBRspecial report, No.13, May 2007, pp.15-16.
[32] 参见Mary Beth Nikitin, North Korea’sNuclear Weapons: Technical Issues, CRS Report, RL34256,December 16, 2009.
[33]李开盛：《军事存在与无核化：美国朝核政策目标浅析》，《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页。
[34] Research Papers of U. K. House of CommonsLibrary, North Korea: The Nuclear Issue and Prospects forChange, JANUARY 10, 2007, pp.33-37.
[35]Choe Sang-Hun, “North Korea Is Said to Be Seeking China’sAid,” April 2,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4/03/world/asia/03korea.html?ref=world。登录日期：2010年4月3日。
[36][韩]申周铉：《货币改革对金正日体制造成的威胁》，DailyNK，http://www.dailynk.com/chinese/read.php?cataId=nk01300&num=5675，登陆日期：2010年3月20日。
[37] BlaineHarden, “Resistance against N. Korean regime taking root,survey suggests,” March 24,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3/23/AR2010032304035.html?wpisrc=nl_headline，登陆日期：2010年3月24日。
[38] 于时语：《朝鲜半岛的终局》，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224a.shtml，联合早报网，2010-02-24，登录日期：2010年3月1日。
[39]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orth Koreaunder Tightening Sanctions, Asia Briefing, No.101,Seoul/Brussels, 15 March, 2010.
[40] [韩]安勇炫、李龙洙：《美高官：金正日寿命恐剩三年》，朝鲜日报中文网，2010年3月17日，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3/17/20100317000000.html，登陆日期：2010年3月20日。
[41]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orth Koreaunder Tightening Sanctions, Asia Briefing, No.101,Seoul/Brussels, 15 March, 2010, p.13.
[4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