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客家人历史 为什么客家人那么穷
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是重要的农业区，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然而，由于黄巢起义（公元875）江西动乱的挤压，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赣粤间隘口向闽西、粤东、粤北转移。
不久，唐亡（907），时代进入五代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在闽、粤、赣边，尤其是汀江流域、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形成某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上赣南、闽西南、粤东北即所谓赣、汀、梅三江地区，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自然同化）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瑶畲及越遗裔），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吸收、同化少数民族，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据李默引梅州地方志办编《客家姓氏渊源》（两辑）共收梅属客家68姓的族谱统计，其中有52姓的客家人祖先名字曾出现过郎名或法名。
关于这个问题，罗香林先生曾有“畲阀得到客人的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予几郎几郎的名号”一说，我看不妥，因为第一，如上所述，客家人有郎名、法名的姓氏占总姓氏的76%；第二，是郎名、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如果是某种封赐式的，不可能给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数之人。
郎名、法名是畲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所以李默先生说：“客家人的先祖与畲族、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这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待到明初，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都再度显现出极大的优势，于是不仅客家人而且受他们同化的畲族等都改用了汉名，成了客家人。这些被同化了的畲族等也作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最后变成了客家人。二是客家方言的形成。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后大都集中在闽粤赣边的广大山区，住地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相对较少，受其他方言影响也相对少，所以他们保留较多的古代汉语特色。
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所以空间上可定位于梅江流域和韩江上游一带。另一方面，因与畲族和百越族后裔的交往，所以有些词汇等也受到苗、瑶语族和侗泰语族的词语影响，即接受了一些借词。这样客家人完成了语音、词汇、词序等等的吸收和转变，又使之适合于古汉语留传下来的语法结构，形成客家方言，即客家话。三是客家风俗习惯和民系族群自我意识的形成，客家先民定居三江地区以后，除保留传统的儒家文化外，还吸收其他南方土著民族风俗习惯，形成自己独特的民俗和文化。
客家概况
关于“客家”，史学界一般认为：客家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受到边疆部族的侵扰，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以后，继而再往南、往各地分散迁徙，形成客家散布许多地区的局面。
中原人民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五胡乱华侵扰割据所引起。为避难，自晋代永嘉以后，中原汉族开始南迁，当时被称为“流人”。逐渐形成了三大支流，最后，远的到达了江西中部南部、福建等地，近的，则仍徘徊于颍水淮水汝水汉水一带。
第二次南迁，由唐末黄巢起义引起。十几年动乱，中国各地人民都分头迁徙。这次迁徙，远者，少数已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则留居闽汀州，还有赣州东部各地。
宋时，由于金人元人的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迁徙。这次由于文天祥等组织人马在闽粤赣山区力抗入侵外族，三省交界处成为双方攻守的重地。于是，先至闽赣的中原氏族再分迁至粤东粤北。而与此同时，流入汀州者也为数日多。
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中国。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民众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各地。相当一部分人，迁入四川等遭兵火毁灭之地，重新开辟垦殖。是即第四次迁徙，“移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迁徙，当在清后期。这可以说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徙。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等地，渡海则出至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
经过多次的辗转迁徙，客家人始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殖，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特殊的民系。
到现在，有人估计，海内外客家人约有一亿二千万左右，其中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华人是客家人；在台湾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客家人。在内地，除闽、赣、粤三省外，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海外，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也都有很多客家人。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汀江是闽西最大河流，也是连接客家人南迁的两个中转站----福建闽西宁化和广东梅州的唯一河流。客家人入闽后，沿着汀江两岸定居，汀江流域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汀江孕育了客家人，逐步发展壮大了客家民系。汀江流域，成了海内外客家人心中的“麦加圣地”！
何谓“客家” （之一）
“客家”是汉族民系其中一支的名称。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合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
客家民系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其文化的主要特征及表现出继承中原汉族文化，所以应肯定为汉族的一个支系。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就应该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何谓客家先民（之二）
客家先民，是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生活在民系形成地区的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先民，概言之，本应该就是客家人的祖先，但情况比较复杂。客家人的祖先除当地“客化”的少数民族之外，都是南迁汉民，但南迁汉人中，不少在辗转大江南北数百年之久，数代之后才迁入闽粤赣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区，进入客家形成区的南迁汉人有的已经不是离开中原的第一代，甚至不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有的定居于别的民系形成区，成为其他民系的成员。所以如果把客家人的祖先统称为客家先民，那么“客家先民”这一称谓就没有特殊内含，或说概念杂乱，因此必须用时空加以限制。时间就是民系形成之前，空间是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区。也就是直接产生客家的祖先，方称客家先民。
何谓客家人（之三）
客家人，是客家民系的成员。凡是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条件中的任何两项条件的人，便是客家人。
客家血统，不要误认为就是汉族血统。因为客家民系虽然是汉族的一支，但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包容了“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客家民系是汉族客家先民（主体）与非汉族客家先民（即客家民系孕育时期居住孕育区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共同孕育的。所以，客家血统是形成客家民系的各族成员血统的总称。文化素质主要表现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客家认同意识，即是自我承认是不是客家人。鉴别是否客家人的三要素中，更重要的是客家文化素质和自我认同意识，而不是血统。
何谓客家后裔（之四）
客家后裔可以解释为客家后辈，但如果其后辈仍然是客家人，就没有必要冠以“客家后裔”，因为客家人的前辈是客家先民，之所以称其“先民”，是因为他还不具备客家人的素质。如此推论，客家后辈，应是具有客家血统而无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的人。比如迁离客家社区时间较长，而已不会讲客家话，自己也不认为是客家人的原客家人或客家人的儿孙。客家后裔应是现已不是客家人的客家后辈。若不这样区分，何谓客家人、何谓客家后裔？总不能说，父亲是客家人，儿子就是后裔，如果儿子仍然是客家人，那又为什么称“后裔”？因为客家民系至今并未终止，如果有一天客家民系消失了，那么到达其消失之后，客家人的后辈则可称为客家后裔。此说是否合适。请专家指教。
客家名称的由来（之五）
“客家”的字面概念是外来的住户。作为民系的称谓，“家”的含义应是“人”，而不是“户”，如“店家”、“船家”。“客家”是客家民系、客家人的简称。但是，“客”不是简单的相对“主”而言的外来者，如广府系、福佬系，他们也都是中原南迁的汉人，也是“外来者”，为何又不称客家？其中缘由还在学界讨论之中。从历史的现象看，汉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时间都比客家民系早，基本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之内（有的也只有部分外延），而客家民系形成时间较迟，而且不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是在三省的连结地区。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这方连结地区，原本的土著或称主人，除了极少数的古越族之外，有“山客”、“木客”、“畲客”。他们大多也是“外来人”。这些“客”和后来的“汉客”混居一地，长期融合，孕育出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文化特征，（可以认为此时民系初步形成，但没有正式的名称）然而这些独具特征的人外迁他乡，如迁至福佬系、广府系的聚居区，被当地主人称为客人、客户、客家。而且这一称呼是在福建沿海和广东沿海不同民系中“叫”出来的，这在文化内含上，应该可以认为是对同一文化特征（即后来确定的客家）人群的一种“共鸣”。这是否同闽粤赣三省连结区原住民的“客”有关，或者说这些地方的居民已有“客”的说法（虽然未见文字记载），现尚难定论。
客家名称的来由，现在比较共识的观点是由“他称”到“自称”。“他称”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自称的时间起始于清中叶。但这绝不等于客家民系这时候才形成。“他称”首先是在福建沿海福佬人和广东沿海广府人，“称”出的。“自称”便是自我认同。因客家在民系形成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作客他乡的迁移史。人家对自己的称谓并无贬意，同时符合自己的历史；也就认同了。
何谓客家精神（之六）
“客家精神”一词，有的学者认为不确切，提出用民性、品格、民风、特性、风尚、品德、品质，气质等词的见解。见智见仁，何词恰切，姑且不论，权以“精神”解说。
客家精神是由客家历史打造出来的。客家历史是客家先民、客家人的流浪史、拼搏史、创业史。为了生存、发展，长期的迁徙、流浪，颠沛流离，逐步地摆脱了中原“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思想。
也就是长期的颠沛流离，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而必须奋力与自然、与社会抗争，努力拼搏，胜利者，就是这些敢于拼搏、敢于冒险进取的强者，他们终于到了彼岸，获得新生和发达。
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学的传统教育，宗族、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离开中原背井离乡，长期的流浪生活，更体会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宗族家族观念，于是敬祖睦宗的思想观念显得十分突出，扌背父骸，聚族而后，修族谱，修宗祠十分突出。
客家先民在饱尝长期离乡背井痛苦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家不知娘辛苦，出外方知慈母情”，“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于是更加戚恋家乡，并深刻体会到家、乡、国命运一体，荣辱与共的关系，使爱国爱乡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在各个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客家精神的表述有繁有简，有长有短，可以函益意识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但最为突出，最为本质的可以归纳为“四海为家，冒险进取，敬祖睦宗，爱国爱乡”十六个字。
中国客家地区分布（之七）
客家地区习惯称呼是纯客家县和非纯客家县，但至今尚无衡量标准，比如纯客家县，客家人口应占总人口的多少，非纯客家县，应有多少客家人口或占总人口比例多少方能认定为非纯客家县。所以只能根据过去和近年各地学者的调查资料排列出来。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这种排列将会有些出入，可能尚有些新发现的客家县还未列上，而不该列上的却列上，所以只能作现时的参考。
江西，纯客家县市有：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宁都、于都、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石城和铜鼓等18个。非纯客家县市有：赣州、广昌、永丰、吉安、吉水、泰和、万安、遂川、井岗山、宁冈、永新、万载、宜丰、奉新、靖安、修水、武宁、萍乡、横峰、鹜源等20个。
福建，纯客家县市有：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建宁、将乐、泰宁等11个。非纯客家县市有：崇安、光泽、邵武、顺昌、沙县、永安、三明、漳平、龙岩、南靖、平和、诏安等12个。
广东，纯客家县市有：梅江、梅县、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五华、紫金、龙川、和平、连平、翁源、始兴、南雄、陆河、河源市区、新丰等17个。非纯客家县市有：韶关、曲江、乳源、乐昌、英德、丰顺、博罗、连南、东昌、惠州、惠阳、惠东、饶平、汕头、揭阳、揭西、潮阳、惠来、普宁、陆丰、海丰、龙门、深圳、宝安、佛冈、清远，从化、花县、增城、东莞、中山、珠海、斗门、连山、阳山、广宁、三水、高安、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台山、郁南、封开、罗定、阳春、阳江、信宜、茂名、廉江、四会、化州、电白等54个。
广西，非纯客家县市：合浦、防城、钦州、博白、浦北、陆川、灵山、宁明、崇左、扶绥、邕宁、玉林、横县、北流、容县、武鸣、贵港、宾阳、藤县、桂平、平南、武宣、马山、苍梧、梧州、来宾、象州、全秀、柳州、柳江、绍平、蒙山、鹿寨、宜山、贺县、钟山、柳城、环江、河池、荔蒲、平乐、阳朔、罗城、融水、融安、三江、凤山等47个。
四川（含重庆），非纯客家县市：通江、达县、巴中、仪陇、广安、巴县、陪陵、重庆、合江、合川、沪县、沪州、内江、富顺、隆昌、威远、资中、安岳、仁寿、简阳、成都、新津、双流、新都、温江、金堂、广汉、彭县、什加、西昌、会理等32个。
贵州，非纯客家县市：遵义、榕江。
湖南，非纯客家县市：临湘、平江、浏阳、醴陵、茶陵、炎陵、攸县、安仁、常宁、来阳、酃县、永兴、桂东、汝城、江永、江华、郴县、宜章等18个。
海南，非纯客家县市：儋县、澄迈、定安、临高、琼海、文昌、万宁、三亚等8个。
台湾，非纯客家县市：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台中、屏东、嘉义、高雄、彰化、花莲、云林、台东、台北等13个。
香港与澳门：香港与澳门的客家杂居各处，并且占了当地居民相当的比例。
陕西，陕南有不少从闽、粤、赣客家区返迁的客家人，有不少客家住区，人口20万，尚无法确定非纯客家县市。
河南，豫南有不少从闽、粤、赣客家地区返迁的客家人，还未确定那些是非纯客家县。
世界客家人的分布（之八）
亚洲：
中国 7000万人 印尼 120万人
马来西亚 125万人 泰国 60万人
新加坡 60万人 菲律宾0.68 万人
越南 15万人 缅甸5.5万人
柬埔寨 1万人 印度2.5万人
老挝 0.5万人 沙特阿拉伯 0.22万人
日本1.2万人 文莱0.9万人
巴基斯坦 0.2万人 尼泊尔0.24万人
斯里兰卡0.017万人 科威特0.017万人
朝鲜0.1万人 韩国 2万人
土耳其 0.05万人 孟加拉 0.05万人
美洲：
美国 28.4万人 牙买加 10万人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0.6万人 巴拿马0.5万人
哥伦比亚 0.01万人 危地马拉 0.01万人
多米尼加 0.12万人 加拿大8.1万人
玻利维亚 0.01万人 秘鲁 20万人
巴西 0.24万人 智利 0.12万人
圭亚那 0.6万人 阿根廷 0.05万人
古巴 0.81万人 厄瓜多尔 0.02万人
苏里南 0.41万人 委内瑞拉 0.02万人
墨西哥 0.01万人
欧洲：
法国 3万人 荷兰 0.21万人
俄罗斯 0.12万人 丹麦0.12万人
挪威 0.03万人 英国15.2万人
德国 0.5万人 意大利 0.1万人
瑞士 0.1万人 比利时 0.043万人
葡萄牙 0.05万人 瑞典0.24万人
南斯拉夫0.24万人 捷克 0.01万人
奥地利队0.05万人 冰岛 0.01万人
西班牙 0.02万人 塞舌尔 0.05万人
卢森堡0.02万人
非洲：
马达加斯加 0.02万人 莫桑比克 0.03万人
尼日利亚0.02万人 塞纳里昂 0.006万人
赞比亚 0.006万人 加纳 0.02万人
留尼旺1.8万人 毛里求斯3.5万人
肯尼亚0.01万人 南非2.5万人
扎伊尔0.02万人 安哥拉 0.02万人
大洋洲：
新几内亚．0.12万人 瑙鲁0.12万人
腊色尔 0.12万人 所罗门 0.12万人
澳大利亚4.3万人 新西兰 0.1万人
塔希提 1万人 斐济 0.5万人
马绍尔 0.05万人 西萨摩亚 0.03 万人
以上列的 82个国家，若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单列，则为85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普遍认同的数字。但近年也有说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一百有余。总人口有8千多万、一亿左右、1.2亿等不同数据。按上述数计算，应为8000万左右较为确切。但各有根据，孰是孰非，尚难确定。
客家风俗
风俗是一个民族在生产、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信仰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经常重复出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就是人们自觉的喜好、风气、习尚和禁忌等，它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自觉传承。
从古至今，自中而外，风俗总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迷人世界。
风俗是一面镜子。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展示出自己的风俗，不正是像镜子一样地照出了自己的风貌乃至风韵吗？
风俗是一个万花筒。无论哪个民族的风俗，从衣食住行到婚嫁丧葬，从节日岁时到信仰崇拜，不正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吗？
风俗是一部社会生活的活教材。无论谁要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最佳的途径就是先了解其风俗，看一看这个民族吃什么，住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看一看这个民族如何种田，如何种树，如何饲养牲口，如何做工，如何经商；看一看这个民族过些什么节日，信仰什么样的神明，便可知道这个民族的社会概貌。风俗不正像一部活教材向世界各民族展示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风姿吗？
汉族文化历史悠久，风俗源远流长，已有上下5000年连绵不绝的历史。这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历史优势，使得汉族的风俗，无论哪一种、哪一类，都格外丰富而迷人。
客家保留的传统风俗，大都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客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和同化了一些土著少数民族，同时将其风俗也吸收、融合于自己的风俗之中，又在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吸收、融合了他们的良风美俗，加上客家人口众多，居住地域广大，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客家风俗在传承和变异中，显得特别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客家的风俗具有凝聚力。客家作为汉族的一支民系，是如何凝聚而成的？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客家风俗具有凝聚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客家风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但是客家风俗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或同一性。例如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元宵节吃汤圆，这无论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地区，也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的客家人，甚至到了海外，身处西方民族包围之中的客家人后裔，都无一例外。
客家文艺
山歌：
客家山歌是极具民系特色的文艺形式。民间广泛流传的山歌、民谣，具有独特的、鲜明的通俗性和流传性，是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遭遇的吟唱。山歌的表现形式淳朴、自然、真实，乡上气息格外浓厚，尤其是结构短小，韵味和谐，琅琅上口，易歌易记，流传方便，因此群众基础十分扎实，可谓“处处有山歌，人人唱山歌”。正如这样一首山歌所唱的：
爱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
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起来。
爱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
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
客家山歌，大致可分为劳动歌、情歌、仪式歌、儿歌、革命山歌和新时政歌。
戏居：
木偶戏
民间早期戏剧艺术形式的确立，为明初的提线木偶戏（俗称“傀儡戏”）。明初，上杭县赖发奎等4人往杭州学习傀儡戏，带回一套18个傀儡，在客家地区演出，从此逐渐流行起来。由于木偶戏深入农村，备受群众欢迎，当地有民谣云：“簇簇人群看出神，登台傀儡似活人，长笛锣鼓紧又密，抬头东方天已明。”
木偶戏的规模和艺术逐步发展，木偶由18个增加到24个、36个。每个木偶由5条线操吊发展到10多条线，表演动作就更加多样化了。木偶的本身高度，也由 30多厘米增至1米，后来定为身长76．59厘米，头约8．32厘米。并且制成眼珠会转、嘴会张合和四肢能活动。木偶戏有文、武小生，文、武老生，正、武、丑、老旦，文、武净和文丑等角色。木偶戏的音乐唱腔，分为“高腔”和“乱弹”两种。“高腔”的基本曲调为“九调十三腔”，以清为主，用客家话演唱；“乱弹”则吸收汉剧的西皮、二黄唱腔，用官话演唱，木偶戏剧目有几百个，分为“正本戏”，有固定的脚本，演出较严谨，如《大闹开封府》等；另有“幕表戏”，没有固定的台词，演唱者可按故事情节的发展，根据一套套符合场景的“水词”即兴套用，随意演唱，丑角则常用方言俚语插科打浑，如《粉妆楼》等。此类“幕表戏”大都为连台本。 50年代，木偶戏代表队曾赴上海参加华东区地方戏曲会演，荣获“特种艺术表演奖”。艺人徐传华还和布袋戏艺人杨胜等一起出国访问演出，得到很高评价，徐传华被誉为“中国木偶表演艺术大师”。他演的《大名府》“过关”一折，曾被拍成电影广泛发行。
诗歌：客家诗词
翡翠吹翻荷带雨，鹭鹚飞破竹林烟。
时沽村酒临轩酌，拟摘新叶靠石煎。
（粱藻，长汀人，五代时处士，有《梁处士集》）
登谢公楼 宋状元 邹应龙
沿岸城廓开翠屏，南山毓秀欲腾云。
寺院宝塔耸苍吴①，江上群峰排众青。
沽酒自作太白醉，凭栏独向曲江斟②。
风流江左令何处，吊古吟诗谁解听。
（邹应龙，宋庆元间进士第一，状元。任泉州、赣州知府，广西经略，工部尚书。嘉熙间端明殿大学士。寓长汀四堡）
苍玉洞 元逸士 王梦麟
曲曲清溪叠叠山，石门深处有禅关。
我来自得闲滋味，坐听山重尽日还。
（王梦麟，清流人，晚年寓汀。有《石龛小集》）
登大半山 明诗人 李颖
方仞云峰护一山，九天风露透衣寒。
固知仙境多灵迹，莫向枰棋着意看。
（李颖，上杭诗人，著有《梅隐稿》编《杭川风雅集》）
南泉庵 明进士 邱道隆
南征战士欲投戈，寻乐施旗映薛萝。
酒熟田家来赛社，晚晴渔舍乱堆蓑。
半帘风月吟中趣，一剑功名水上波。
指点当年陈迹在，几人襟袖泪痕多。
（邱道隆，上杭人，景泰间进士，江南道御史。以鲠直触忌，谪南雄知府）
登北山 明进士 熊石儿
何苦入尘网，山高可啸天。
采芝时一得，弄日莫能先。
径僻无凡客，云深有大仙。
武陵人不远，坐待此峰巅。
（熊石儿，名兴麟，永定人。崇祯间进士，湖广巡按，监察御史。有《素园诗文集》）
谚 语 ：食山崩。
食晤穷，着（穿）晤穷，无划无算（无计划）一世穷。
床上添双脚，要食又要着（寓意多子女受累）。
贪人一尺布，“了撇”（花掉）一条裤。
上屋搬下屋，“去撇”（用掉）一箩谷。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有理走遍天下，元理寸步难行。
辛苦钱，万万年。
早起三朝当一工。
一餐省一口，一年省三斗。
远亲不如近邻；敬神不如敬亲。
人情要长数要短。
平时晤烧香，急时抱佛脚。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
口说如风吹，纸笔定山河。
口无对心。
唔学唔知，唔问唔晓。
六十六，学唔足。
冷铁难打，冷言难听。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山中无老虎，猴哥称大王。
猫哭老鼠假慈悲。
牛唔过溪屎唔出。
老鼠爬墙，家贼难防。
细时偷针，长大偷金。
有便宜货，无便宜钱。
借钱时桃园三结义，还钱时刘备借荆州。
多叫一声叔，少走十里路。
量大福大。
是非难逃众口。
是非唔分，好坏唔清。
弹打出头乌，掌打多嘴人。
滚酒伤身，恶语伤人。
人心不足蛇吞象。
春暖春晴，春寒春雨。
交春落雨到清明，清明落雨无日晴。
春无三日晴，冬无三日雨。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春分秋分，日夜平分。
正月冻死牛，二月冻死马。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春雾晴，夏雾雨，秋雾蒙蒙炙死鬼。
谷雨莳田立夏止。
立夏小满，河满缸满。
唔怕五月五日雨，只怕六月六日风。
食了端午粽，再将寒衣送。
小暑一声雷，炙（晒）谷搬去又搬回（指多雨）。
小暑小食，大暑大食（指新谷登场）。
白露白茫茫，无被唔上床。
九月响雷公，十个豆子九个空。
立冬前犁金，立冬后犁银，立春后犁铁（指应早翻土）。
歇后语：一家十五口棗七嘴八舌。
火烧目眉棗救急在眼前。
五更天赶路棗越走越亮。
胸前挂钥匙一一开心。
算盘珠子棗唔拨唔动。
黄连树下食猪胆棗苦上加苦。
木匠师傅打墨线棗睁一眼，闭一眼。
傀儡（木偶）上戏台棗背后有人。
元病打针吃药棗自讨苦吃。
牛耕田马吃谷棗唔公平。
牛头唔对马嘴棗文不对题。
月光晒谷棗无用。
落雨大祭墓棗唔得跪（意指不顶用）。
落雨天背秆（稻草）棗越背越重。
吃了算盘珠子棗心中有数。
泥鳅比黄鳝棗差一大截。
脚底抹油棗想溜。
半天云里点灯棗高明。
过河卒子棗横冲直撞。
老鼠钻人风箱一一两头受气。
过河拆桥丢板棗无情义。
雨后送伞棗做空头人情。
剃头店关门棗唔理（不理睬之意）。
拿豆腐挡刀棗招架不住。
独木桥上遇仇人棗冤家路窄。
屎缸下的石头棗又硬又臭。
烂田里打碌碡棗越陷越深。
脚踏两条船棗摇摆唔定。
水银落地棗无孔唔入。
裁缝打狗棗有尺寸。
猫抓糍粑棗唔得脱爪。
蚊刁（叮）牛角一无用（无血）。
借一角还十分棗分文唔差。
宰相肚里好撑船棗大人大肚量
客家姓氏渊源
客家是汉民族的分支，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
客家先民原住中原，因战乱、灾荒或官职迁调等原因而举家南迁。历次客家先民辗转迁徙，南渡长江，筚路蓝缕、历经艰辛，定居赣、闽、粤诸省，后又蕃衍播迁海内外各地。从客家先民最早定居客家摇篮赣州到现在，已超过2000年了。
2000多年来，客家先民是如何迁徙的，历次南迁的社会背景如何，入赣后又如何转徙播迁以及在迁徙中逐渐形成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风情的许多特点等，已成为近现代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所热烈探讨的课题。《客家姓氏渊源》为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从客家姓氏由来至今等方面展现了大量的资料。
上古时，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说明氏起源于父系，而姓则来自母系。但秦汉起姓氏不分，以后人们就只有姓，而没有氏了。今天如果提到姓氏，一般就理解为姓名了。中华姓氏如从黄帝赐给其儿子12个姓起，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如从伏羲氏姓风起，就至少有1万多年的历史了。即中华姓氏自原始公社时期就有了。
自古以来，姓已经成为华夏——汉族人民家族的标志性称号。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少数民族和一些周边国家也采用了以姓为家族标志的制度，或直接采用了汉姓。发展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裔，尤其客家人及其后裔，都有自己的姓，而且一般都沿用本家族的姓。
姓既然是标志家族的称号，由于家族地位的差异，就是在同一个姓内，也会有高低贵贱之分。魏晋后讲究门阀，出身高门大族成为获得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到了唐朝，姓望、郡望应运而生，姓望或郡望成了区别门第高下的标准。如同样姓王，太原王氏门第最高，琅琊王氏其次，其他地方的王氏等而下之。排不上姓望的就只能算寒门素族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当官入仕，出人头地，就只能攀龙附凤，以至不惜编造谱系，将本家族与本姓的郡望联系起来。流风余韵，历久不衰。北宋编《百家姓》列皇族赵姓为第一，明朝的《千家姓》用明皇家朱姓开头，而清朝康熙年间的《御制百家姓》大概不便将皇室满族的姓“爱新觉罗”与“赵钱孙李” 并列，改以孔姓居首。
据统计，中国见之于文献的姓氏就有5660个，其中单姓3484个，复姓2030个，三字姓146个。而杜若甫与袁义达所编《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的姓氏有11969个， 其中单姓5327个，复姓4329个，三字以上的姓2313个。据有关专家考证，中国姓氏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各类姓源，或线索。
（1）诸侯、卿大夫及其后裔，以封国、封地或出生地、居住地为姓氏。如：梅、阮、密、蔡、郯、项、玄都、任、虢、飞廉、修鱼等为封国姓；屈、知、壶、卞、诸梁、堂、镐、谢、丘、鄤、单为封邑姓；刘、乡、亭等为封地姓；百里、东门、北野、北郭、北海、南郭、南宫、瀛、毋丘、姬、闾葵、诸葛（山东诸城葛姓后迁河南以别当地葛姓）等为居住方位姓；以出生地为姓的如：东方（传为伏羲氏生地）、姚（传为虞生在姚墟）等。
（2）大夫、官吏、贵族，以受封的官名、爵号为姓氏，或以职业技能为姓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是分别掌管教化、军事、工程、爵禄、刑狱的，则以官职为姓；以官职为姓的还有：贾正（掌商业）、宫正（掌宫中戒令）、卜（掌占卜之官）、祝（古时巫吏祝之官）、刑吏（掌刑罚）等；裘（制表工）、冶（金工）、巫（黄帝时巫彭作医）、膳、轨（占卜）、渔、樵等，均以职业、技能为姓氏。
（3）以祖先的族号或谥号为姓氏。例如，尧的族号为“唐”，尧的部分后代便姓唐。类似这种姓氏的有虞、夏、商、殷、周等。所谓谥号，是古代人在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古代帝王死后，在祭祀仪式中，均要追谥庙号，如周朝有文王、武王等谥号，他们的某些后代就分别姓“文”、姓“武”。由这条线索发源的姓氏还有昭、穆、康、诗、襄等。
（4）上古时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物的迷信和崇拜，便以自然物、器物或颜色为姓氏。如：牛、马、羊、鱼、熊、虎、江、山、水、风、雨、火、星、杨、柳、花、夏、冬、秋、红、黄、白、黑、蓝等。
（5）统治者封赐有功之臣和贬斥有罪之臣的姓氏。前者多为褒义，如曼（相传古帝颛顼时，因少昊的一个儿子有德业，赐予曼氏）、李（唐代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铁、舍利、失邪、董、罗等姓氏的臣民之部分因建国有功，从唐皇族姓李），类似于这种封赐姓氏的还有：德、穆、文、武、昭、幸、惠、宠等；后者多为贬义，如：毒（唐宰相窦怀贞与太平公主谋逆，既败后，皇上令其改姓窦为毒，意为“恶毒之人”）、黥（黥为古代的一种肉刑，又称墨刑，即用刀刻刺面部，再涂上墨色，以示有罪。汉代初年诸侯王英布曾因罪而受此刑，其后因以为氏，意为“有罪之族”）、枭（隋炀帝诛杨玄感，改其姓为枭氏，意为“悬头示众之人”）、饕餮（南朝梁武王肖纪举兵反对梁国朝迁，兵败之后，梁元帝肖绎令其改姓饕餮，意为“贪婪凶恶之人”）。
（6）以天干、地支、数词、量词、长幼、次第为姓氏。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七、四、百及第一至十，还有伯、仲、叔、季等。
（7）兄弟民族的姓氏译音及兄弟民族借用的汉字单姓。据统计，来自于兄弟民族的姓氏音译的姓氏，占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全部姓氏的1/3左右。
（8）除上述姓源外，还有因避讳而改姓，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亲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因避仇、避祸而改姓。又有冒充、假冒某姓的，称为冒姓；还有音讹、声转、省文及异写而分化成不同姓氏的。等等。
宋代《百家姓》应当看作是姓氏研究和考证的最早成果。它收录了中国古代400多个姓氏，并对各个姓氏望族居住地进行了考证。明朝洪武年间的吴沈已收集到 1900多个姓。据调查，中国人现在还在使用的汉姓达3050个之多，而使用最多的100个姓（其中也多是客家的主要姓氏），即
李 王 张 刘 陈 杨 赵 黄 周 吴 徐 孙 胡 朱 高 林 何 郭 马 罗 梁 宋 郑 谢 韩 唐 冯 于 董 萧 程 曹 袁 邓 许 傅 沈 曾 彭 吕 苏 卢 蒋 蔡 贾 丁 魏 薜 叶 阎 余 潘 杜 戴 夏 钟 汪 田 任 姜 范 方 石 姚 谭 廖 邹 熊 金 陆 郝 孔 白 崔 康 毛 邱 秦 江 史 顾 侯 邵 孟 龙 万 段 雷 钱 汤 尹 黎 易 常 武 乔 贺 赖 龚 文
这100个姓人口约占中国总人数的85％；较为常见的姓，也有300个左右，其人口则占人口总数的99％以上。不过，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习惯于用“百家姓”来代表众多的姓，“百家姓”已成为中国诸姓总和的代名词。
在“百家姓”中，最常见的几个姓的人口已有上亿，一些大姓家族的后裔超过千万，但一些稀姓的人口很少，或者只分布在很小的范围。有的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万年前，有的姓则是近代才产生的。多数姓出于华夏诸族和汉族，也有些姓源于少数民族，甚至来自遥远的外国。多数姓有共同的祖先，另一些姓则出于不同的祖先。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和后裔一般都沿用同一个姓，但由于过继、入赘、赐姓、改姓等种种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同姓可以变为异姓，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能采用同一个姓。每个姓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就是一部内容生动的历史，更不用说其中各家族和成员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
一个姓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当然无法取代中国史和中国文化，但因为它具体而微，无不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些在中国史中没有必要或无法显示的事件或内容，却是一姓一族有决定意义的要事大事，因而需要详细记载，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记载，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那么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每个人都希望了解自己和家族的来源，了解本姓的历史，而且由于这历史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部分就产生在自己熟悉的人物和地点之间，必定会备感亲切，更受教益。只要摆脱了狭隘的宗族观念，敬祖爱家与热爱祖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了解本姓本族的历史与学习祖国的历史就能相得益彰。本着这样的目的，编著者广集了姓氏、谱牒、史志、传记等资料以编撰出本书《客家姓氏渊源》，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要。如《客家姓氏渊源》从各姓氏族谱、家谱中摘编录了大量的与史志相印证的精华资料，可以说是客家姓氏的简史、简谱。中华民族自汉以来就有撰修家谱、族谱、祠谱、墓志的传统，客家先民也因崇敬祖先，为了寻根溯源而重修、续修了许多家谱、族谱、祠谱。这些谱牒多成书于封建时代，是有些消极的因素，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如实地记载了一姓的蕃衍、迁徙、仕宦、业绩等情况，从而也包含了许多真实而具体的史料，不仅包含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资料，也包含有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客家学、民俗学、地方经济史等方面的资料，其价值远在一家一族历史之上。
客家各姓的史料相差悬殊，有的只能撷取极少一部分，有的却要千方百计地收罗；有的在史书中有详尽记载，有的却只见于家谱或传说，甚至只有民间故事或神话可供参考。写入书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为了增加可读性，作者尽可能以精炼的文字，简洁的语言，如实的描述，以便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轻松愉快地阅读。
每一个姓、每一个家族的成员都免不了有忠奸贤愚之别，但每姓每族都有大量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杰出人物。限于篇幅，每姓中介绍的只是其有限的代表性人物。有些人在今天的知名度或许不高，但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他们不仅是一姓一族引为自豪的祖先，而且是客家民系乃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当今，我们缅怀先人，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面向未来。任何一姓一族，如果囿于血统，固守先人庐墓，不随历史而进步，就只能走向衰落和消亡。而客家人大量吸收异姓甚至异族，不惜背井离乡到处迁徙，不断弃旧图新的族姓却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许多客家祖先是圣君贤人、贵族名流固然是家族的光荣，也有些客家先人名不见经传，或者是穷人、流民、异族其实更值得自豪，因为他们必定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繁衍出一姓一族。在振兴中华走向世界的伟业中，我们所凭借的不是祖先的高跺，不是过去的辉煌，不是优厚的物质条件，而是这种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不仅要寻一姓一族的根，更应该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根，才能使这棵参天大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根深叶茂，永葆青春。
客家人的起源地——赣州（江西）
客家人的形成，主要跟宋朝相关，特别是宋元交替的年代，中原人因为战乱而向南迁徙。为什么向南迁徙呢？这是地理因素和民族因素造成的。中国的东面是海洋，西面是雪山高原，北面是具有征服性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是三面受阻，向南迁徙是唯一的选择；进一步而言，可以说是祸起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地带缺水，农业文明无法向草原蔓延，游牧部落先后几次形成征服性很强的少数民族，然后就屡屡侵犯中原。为了抵御这种入侵，在南北对抗中取得优势，汉民族就要强调增加人口和保持江山一统。然而，总是有昏庸的皇帝导致国力衰退，造成军事不振，领土被侵占，甚至是江山易手。宋王朝的实力不济，举国尚文不尚武，皇帝被掳为人质，中原人不堪异族的欺凌和折磨，不得不开始了南迁的高潮，借助水运从河南和淮河流域跨越长江，继而沿赣江南下，与故土渐行渐远……
中原人从东晋时期就开始了这种群体迁徙，世上很少有哪一个民族是这么群体被迫迁徙的（实际上成了不能回归家乡故土的难民），这是一番如何的景象？背后总是战火轰隆，哀鸿遍野，原有的宗族社会变得七零八散，人们在混乱中拖家带口到一个陌生的荒蛮土地，寻找一生或者几代人的安宁。走入赣州地带，可以了解到东南部山区是一个天然的屏障；而湖南容易受到水路攻击，西南是云贵高原山区，不能发展农业文明。相比之下，赣州以南属于丘陵山区，水系发达，可以把沿河两岸的荒蛮之地开发出少量耕地。这样，中原人相继在战乱期间涌入赣州。赣州新的迁徙地，分两条水路走，一条水路是章江，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的是“广府人”；一条水路是贡江，翻过石壁进入福建的是“客家人”；后来客家人从福建延汀江和韩江南下进入广东。从此，这些迁徙者在荒蛮的他乡为客，他们很难预测未来的凶吉祸福，魂牵梦绕故土的一景一物，远离了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北回望氏族曾拥有的辉煌，保留着传统的中原文化，形成“耕读相传”的习惯，希望能通过科举再度逐鹿中原……
到赣州城，赣州的“赣”字就是由章江的“章”和贡江的“贡”字组合而成，江西也俗称为“赣”。赣州有很多客家人，包括相邻的吉安。但是赣州市内讲“官话” 为主，出了市区，农民多数是讲客家话。有人说客家人保留着东晋时期的文化，客家话也带着东晋时期的语音。客家人的生存和命运，迁徙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也是痛苦的过程，在迁徙的痛苦中创造了一线生机。一方面，按照姓氏重新凝聚起来、集合力量，要与占据南岭的蛮寮（估计是瑶族、畲族为主，过去称为百越）互相搏杀，求得一个立足之地；另一方面，要开垦土地，为了养活一家大小。而且，山区上“人多地少”，还要自觉地继续迁徙。随着斗转星移，客家人走出了一条典型的迁徙路线——起源于赣州、发展于汀州（福建）、繁荣于梅州（广东）、出洋于潮州（广东），这是一条何等漫长的迁徙线路，凝集了迁徙者的多少艰辛，顽强地探索客家人的出路……此外，有一支系从福建（或广东）向西迁往四川和广西，也有一部分客家人回迁到赣州，在赣州形成了“新、老客家人”等两个群体；
赣州城在宋代达到辉煌的顶端，可能跟中原人迁徙带来的农业文明和文化思想有关，还有，当时这个地方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所以，赣州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宋城”。赣州的老街道“灶儿巷”，还有规模很大的文庙，以及老城墙等。这些景观都可以说明赣州的人文历史深厚，让人流连忘返。还有，唐代时期李世民的皇族子孙李渤担任过赣州刺史，在“郁孤台”留下名句：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登上郁孤台，可以瞭望到章江和贡江交汇成赣江，自南向北流去。郁孤台还有一位宋代名人辛弃疾的雕像，当年，因为怀才不遇而被流放到赣州，他的境遇完全像是郁孤台这副对联的现实写照。
一个叫李老山的村子，这里有一个渤公祠，相传李渤在赣州做刺史时，留下的一支后裔在这里居住；李渤晚年迁往九江的庐山，创办了白鹿书院，成为天下第一书院；据了解，这种重视读书的风气在江西一直很浓厚，大大小小的书院在荒蛮山区中遍地开花，真是很难得，那些众多科考无名的读书人传承了中原文化。
客家人的发展地——汀州（福建 龙岩）
客家人来到这些荒蛮之地(福建龙岩0，应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土地，而是抢占土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姓氏和宗祠为凝聚力，通过“多生育和姓氏认同”快速积聚人口，形成一个宗亲社会团体，才能形成对外抗争的力量；他们不仅要对付蛮寮（或者叫原著民）的袭击，对付匪患的袭击，也有客家人不同姓氏团体之间对土地和水源的互相争夺。也就是说，没有人游离在宗亲团体之外能在异乡生存下来。因此，南迁的客家人实际上保持了中原宗族社会的特征，内部有宗法管理，也有团结互助。但是，这种宗族社会不同于东晋时期的士族社会，而是庶民社会。为了迎合加官进爵世袭制的封建社会传统，他们在修族谱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的姓氏根源往早期同姓氏的朝廷大官上靠，自我说明是士族出身.
围屋、农耕文明和宗族社会是客家人顽强扎下根来的根本，而向往士族社会和科考中举是他们养成读书风气的原因，读书、科考和做官属于提升家族地位的中原文化。可以说，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客家人自我觉悟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文化融合，锤炼成为能文能武、耕读相传、农商结合的优秀族群——“一个自强不息的族群”。这样，客家人依靠这种文化融合，有了自己的文化内核，才有了后续的繁荣发展。后来，沿着汀江、韩江和东江顺流而下，客家人开辟出一条生存地带，把赣州、汀州、梅州和潮州（包括惠州）连成一片客家居住区，进入繁荣时期，继而扩散代内地和海外……
客家人的繁荣地——梅州（广东）
梅州，全市都是客家人，名闻海内外，所以，梅州又叫“世界客都”。这里是我真正的故乡，虽然是上溯近十代人以前的故乡，到处是说客家话的人。
客家人在福建汀州立稳根基之后，顺着汀江和韩江而下，占据了大片丘陵山区，在共同的区域内，各种姓氏迁徙而来的中原人实现了对客家文化的认同。于是，在广东形成了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州）人等三大族群的三足鼎立之势。梅州还后来居上，列入广东的四大文化名城，梅州的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以致广东的很多大学都是满嘴客家话口音的教授，高中老师也是遍布省内外。为什么读书的风气如此之盛，究其原因，也许饱尝过在荒蛮之地生存的艰难，希望向上抬升自己的生活地位；也许客家人度过了迁徙时期的艰难，生活安稳下来了，家庭有了人才投资的能力。而且，宗族社会有一些公产，建设起地方乡村书院，梅州人还有不惜卖掉耕牛培育读书人的习惯。
生活的安定也表现在饮食上，形成了客家菜。到了梅州，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客家菜，比如“盐掬鸡、梅菜扣肉、鱼片豆腐”，很多菜都是偏咸，我想，是不是源于中原人口味一样重，还有一种说法是在炎热的山区劳动出汗很多，需要补充盐份。这些菜不是什么宫廷菜，而是就地取材的庶民菜，渐渐形成了客家菜系列，也叫东江菜（广东的东江，客家人居住区）。同样的变化也体现在建筑上，房屋建造也从夯土墙转向砖木式，梅州这边的围屋（土楼）比较少，房子的样式很多，围龙屋是一大特色，多数是砖木结构的“殿堂式”房子，也有一些华侨建造的中西合璧房子，反映出梅州侨乡的特色。
近代，客家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也出现了，大埔县是一个将军县，国民党时期出过108位将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时候，客家人的物产丰富，出现了特色产业，顺着韩江而下到潮州出海口岸，大量向南洋出口；这种出口贸易带来了走向世界的机遇，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大批客家人乘船到南洋去，开启了他们的海上迁徙道路。在大埔县，有一个李光耀祖居地，是李光耀的曾祖父在南洋发迹之后回来兴建的，房子不算很大，正门上有一个“中翰第”的名字。李光耀父子先后担任新加坡总理。客家人崇尚读书也结下硕果累累，在近代人才辈出的现象是很显著的，如孙中山、李光耀、叶剑英等都是读书成才的，文官武官都有，还有很多科学家。民国时期全国著名大学的大学生多数是广东人和江苏人，其中广东客家人可以说是一支生力军。
客家台灣人的血緣
最早來台之客家人可能是海盜林道乾、林鳳的部下
，明朝時(十六世紀末)就有人留下來開懇‧大量的客家人
移民來台，是一六九六施琅死後，禁止客家人來台之政令
漸弛。客家人來台首先於台南東門外闢菜園以維生計。
以後客家人漸移住高屏下淡水溪，當一七二一年朱一貴起
義時，就有「粵東種地傭工客民」數萬人響應，由杜君英
率領。這些響應傭工來自今台南縣之草潭，高雄之下埤頭
，屏東之新園鄉以及琉球鄉。後來杜君英與朱一貴不合北
走虎尾鄉駐兵於今北港、雲林各地‧以後解散其隊伍。這
地區如今並非客家區，可見很多客家人早以散入嘉南地帶
以及其他非 客家區的高屏地帶。
今嘉義之大埔鄉，原本是客家莊，藍鼎元之東征集
即有記載，入墾的客人（可能多是廣東大埔縣人，所以有
大埔莊之稱）是被僱來開墾的佃農，土地原是原住民所有
，因業戶代其納餉而取得‧在康熙末期，客家人大量湧入
，類似大埔莊之客庄在嘉南一定不少‧像一七一六年的諸
羅縣志雜俗條云﹕「各莊佃丁、山客十居七八，糜有室家
、漳泉人稱之日客仔」，一七二０年之台灣縣志亦有記載
「客莊潮人所居之庄也‧北路自諸羅山北上南路自淡水溪
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庄亦稱客庄，每
庄數百人，少者亦百餘。」
這種客庄不少，諸羅縣志記載有「自下加冬（今台
南後壁鄉嘉冬村）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斗六門
以北。客莊愈多」。這些客子皆無妻子，婦女渡台之禁又
非常嚴。許多人年終賣榖返鄉，置產瞻家，春秋又復來台
歲以為常的也不少。客家人一多，客家人崇拜的三山國王
廟也在雲林及台南出現。嘉義市中心的三山戲院就在三山
國王廟旁，台南市的三山國王廟在小北門內鎮北坊水仔尾
（又叫大鏡街，日據時代稱寶町二丁目，一篇一九四八文
章稱此廟那時埤人當為肥料倉庫，及製香燭木工之場地，
如今不知如何。）
彰化地區早在一七一五年就有客人入墾今北斗鎮，
當朱一貴事件發生時，隨南澳總兵藍廷珍來台之客家鄉親
在此建一北莊，以後更多客家人來此，客庄更普遍。像埤
頭鄉新庄村是一七三三年由客家人羅泉與漳人廖玉合墾的
。劉峰松發表於台灣文化第七期的《半線掠影》，稱他們
為「福佬客」，已經福佬化連自己都不知道是客家人，他
說全彰化縣有二五座三山國王廟，另有七座「廣」子的寺
廟，目前仍有地名如大埔厝、饒平厝、海豐等都本是客家
莊（若找清代所修彰化縣志，用客家源頭命名的莊更多）
，彰化市茄冬里的十八義民之墓，亦是紀念十八位客家人
在一七三二年救清朝官員與原住民相戰而死的。據劉文一
九二八年日本政府的資料有百分之七‧五的彰化縣民是祖
籍廣東，但一九五六之調查，祖籍廣東只剩下百分之三
‧六。可見不到三十年，半數以上祖籍客家的彰化縣人已
不知其客家根了。
台中地區之客家人大多是彰化員林向北移者，由各
種資料看來，今台中縣之豐原、潭子、神岡、東勢、石岡
、新社等鄉鎮地區，開始客家人入墾較多，其他今大甲鎮
，外埔鄉，霧峰鄉，及沙鹿鎮的一些村莊也有記錄是客家
人開始入墾的。台北地區之開墾，客家人開始是以今新莊
鎮附近的興直堡地區為主，大約在康熙末及雍正初年開始
。客家人有自大陸直接到淡水、三芝、石門之芝蘭三堡地
區，以及土城、三峽、樹林、鶯歌的海山堡地區都有客家
人移住開墾，其他台北縣台北市各地都有客家莊。台北附
近客家人很多因為後來的福客械鬥，被迫轉往桃園新竹一
帶居住。目前很多在桃園新竹客家人祭祖仍要到新莊附近
，新莊仍存有三山國王廟，聽說雖歷經重修，尚保留舊觀
。
大埔客家民俗文化
大埔县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每逢民俗活动，客家人就如同过一个盛大的节日，舞龙、舞狮、打幡、放铳、迎花灯、打锣鼓、赛龙舟等各种民俗盛行，邀请远亲近邻一同度过。大埔的舞龙、舞狮、赛龙舟与永定的“走古事”、连城的“百壶宴”最具特色。大埔又被誉为“花环龙”之乡、广东汉乐之乡。大埔还是广东汉剧的起源地。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祭春”。这一天，各村各寨以宗族为单位，集中到祠堂祭祖。祭祀时，村里除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放土铳外，还要舞大龙、舞狮子、迎灯景、举旗扬幡、放烟花等，热闹非常。村里前一年谁家生了男丁，祭祖这一天，也要备办三牲、糖果等。祭祀完后，还要邀请族人在祠堂或在家里吃“新丁酒”，表示对“添新丁”的祝贺。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俗称“过节”。这一天除了备办牲肉外，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祭祀祖先，沿河一带的三河、大麻、高陂、湖寮等地还要举行赛龙舟。
客家的“婚嫁”，是大埔一直保留下来的一种传统习俗。客家迎亲，过去新娘行嫁是以轿代步，现在是以车代步。新娘在选定出嫁的大喜日子，穿上红装，盖上红头巾，坐在新郎开来的彩车上，往新郎家去。陪同前往的有陪伴妹、小舅子、送嫁装的阿姨和送新娘的阿婆等多人同行。
新娘下轿或下车后，步行走向燃放爆竹的大门，跨过脚下的炉火，进入男家祠堂朝拜上祖，然后引入新房。当天中午，新郎家举行婚宴，招待亲戚朋友和父老乡亲。客家人好客，在接待方面很讲究，由新郎母亲的娘家舅公坐首席，其次则按辈份高低就位，表现出客家人尊老爱幼的传统。婚礼开始，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入宴会厅。宴会中，先是新郎、新娘向父母敬酒，后是新郎的兄弟给宾客敬酒，然后是新郎、新娘敬酒，最后是新郎的父、母亲向宾客敬酒。酒宴中还会请新郎、新娘表演节目，如喝交杯酒，咬枣子等。其意深奥，情浓意厚，喜庆非常。
大埔客家小吃笋粄
笋粄 笋粄是客家小吃中最典型带有浓厚的中原饮食文化烙印的风味小吃。客家族群长期在迁移中漂泊，对吃虽不十分讲究，但他们根深蒂固、始终如一地延续中原饮食习惯，大埔笋粄就是客家人运用智慧，在穷困艰辛的环境中创造出的在精神和口味上享受的客家美食。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北方“元旦子时，盛馔同离，如食扁食，名角子，取其更岁交子之义”。即现在的“包饺子”。千百年来，饺子作为贺岁食品，受到人们喜爱，相沿成习，流传至今，新春佳节人们吃饺子，寓意吉利，以示辞旧迎新。客家先民，从中原迁移到南方定居，他们也带来中原的饮食习惯，逢年过节都要包“饺子”。但定居到南方，当地不产小麦，因而弄不到包饺子的面粉，聪明的客家人把当地种植的山芋、薯根制成淀粉作面皮，用当地盛产的竹笋、香菇以及肉料变通制成形似“饺子”的笋粄，而作为节日贺岁食品，这样，笋粄就形成久负盛名的客家小吃。
笋粄制法的工艺：一是制皮，二是制馅，三是掌握火候。制皮选用农家薯粉，用滚沸水拌和揉搓，再加适量芋茸制成面皮，包入用瘦肉、竹笋、香菇、虾米等爆炒的熟馅料，包成“饺子”形状，蒸约3分钟即成，具有皮滑爽，色泽晶莹透亮，馅汁鲜香的特点。
笋粄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在其制作上的选料、烹制技巧上进行创新，在不失其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馅料可用蟹肉、鱼翅、鲍鱼、海参等名贵高档原料进行烹制；在造型、摆盘上精细加工，制成具有不同口味的高档食品。
大埔客家人在台灣地區的分布状况
台灣地區：
沒有純客家住縣，非純客家住縣則有：桃園、新竹、苗栗、南投、台中、屏東、嘉義、高雄、彰化、花蓮、台東、台北。
台湾到底有多少客家人？分布在哪些地方，他们的地位怎样？祖籍地在哪里？其祖先是何时迁台的？现在台湾的客家人与原乡大陆的客家人有哪些异同点？这些可能都是海内外学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1998年3月台湾之行考察的主要内容。
台湾客家 遍布全省
这台湾客家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台中、高屏地区枣“六堆客家”、新竹、嘉义、台南、南投、苗栗、台北等县、市，对台湾的客家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考察和所掌握的资料看，台湾的客家人遍布各地，总人数达400多万人，能讲客话者有2OO余万。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台湾政要、商贾和文化名流，如李登辉、吴伯雄、简汉生、许信良等。
在台湾的客家人中，许多人以为广东籍客家人最多，如我们以其原籍的府州县分，的确如此。《台湾的客家人》一书就有记载：
嘉应属（包括蕉岭、平远、兴宁、五华、梅县等县）的客家人占最多数，约占（全部台湾客家人口的）二分之一弱；
其次为惠府属（包括海丰、陆丰、惠东、惠阳、博罗、新丰、紫金、龙川、河源、和平等县）的客家人，约占四分之一；
再次为潮州府属（包括大埔、丰顺、饶平、惠来、潮阳、揭阳、海阳、普宁等县）的客家人，约占五分之一强；而以福建汀州府属（包括永定、上杭、长汀、武平、宁化等县）的客家人最少，仅占十五分之一
客家迁台 始于清朝
客家人何时迁台，也就是说，台湾客家人的祖先是何时渡海；垦辟台湾的？据史料记载和考察研究，一般认为，或者说大多数学者认为：早期客家人去台，大约在清朝平定台湾之后二三年间，即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公元1686－1687年）间。那时海禁初开，闽粤人民因受生活环境所迫，大量东移赴台谋生。闽南人因占地利（近台渡海容易）、人和（台在明郑成功时代原为闽南人的天下）关系，自然较居优势；而汀州、粤东客家人赴台较迟，受各种政令限制（当时施琅奏请清朝禁止汀、潮、惠人自由赴台），故占下风。其时，客家人度海赴台，想在府治（现台南市）附近拓垦；而府治附近已被闽南人占有，无余上可垦，便在东门外拓垦菜园，以维生计。以后大约在1688年，清政府续遣部队中有一队是闽粤客家兵，人数约100多人。他们在安平．台南等区服役四年后退伍，被安置在屏东县万丹乡附近从事屯田。到1691年左右，客家人逐渐往屏东下谈水东岸一带开垦荒域。至1696年施琅死后。海禁渐驰，闽、粤客家人才闻风而至，于是人口激增，垦区日广。北迄罗流门南界，南至林仔边溪口，沿下淡水、东港两区流域，大小村庄，星罗棋布。由此可知，客家人入垦台湾，在康熙年间，是以屏东的下谈水溪东岸近山平原为中心；供他高雄、台南、嘉义等地区，虽也有若干点状的拓殖，但是人数不多，垦面也不大。至雍正年间，他们入垦地的中心，渐次移到彰化、台中一带地区，到乾隆年代，则北移至台北、桃园、新竹、苗栗一带。新竹的东南山区，则退至道光年间，才由客家人所开垦。这是由于客家人赴台较迟于闽南人之故，只能选择一般人不愿居住的偏僻瘴疣地区，以及靠山麓或贫脊的丘陵地开辟。
大约三百多年前，客家人从大陆原乡移民到了台湾。台湾的客家人，由於祖先不同的祖籍，而有不同腔调的客家话。台湾客家人讲的腔调大至上可分为：「四县」、「海陆」、「饶平」、「大埔」、「诏安」等。
~~~~目前在台湾，以讲「四县」的客家人最多，如屏东、高雄的美浓、苗栗、桃园、新竹的关西等；
~~~~在新竹的竹东、北埔有讲「海陆」的客家人；像桃园杨梅就比较特殊，海陆、四县都会讲，当地人称为「四海话」，满有趣的；像新竹的六家地区讲的是饶平的客家话等；台中东势讲的是「大埔腔」的客家话等等。
客家人，最早期是在台湾的南部地区开发，後来开垦的脚步再慢慢移往台湾北部。所以，我将由南往北，以人文及移民历史背景的角度，来介绍台湾的客家建筑。
南部六堆客家
（一）六堆的形成与集村聚落：
台湾南部地区的客家人（高雄美浓、六龟、甲仙、屏东客家人），大多讲「四县」客家话，祖先来自於大陆广东的兴宁、平远、五华、蕉岭等地，我们称为「四县」的地区以及梅州（梅县）。就我所知道的，南部客家人以来自蕉岭地区的最多。
客家人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开发，可以称为「六堆」（六堆来由：清朝康熙六十年爆发「朱一贵事件」，南部客家人为了对抗朱一贵的部众，所组成的六个防御性武力组织，也就是「六个军队」的意思。後来「六堆」逐渐演变成区域发展、南部客家人的代名词。现在高雄、屏东的客家人，都会称自己为「六堆」地区的客家人）。
1)云林的诏安客
提起云林有客家人，不但福佬人感到讶异，就连客家人也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有一群操著奇怪客家腔调的人们，生活在云嘉平原已将近有三百年的历史，并集中在云林的二仑乡到仑背乡之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大陆诏安的客家人。据说目前在云林，能操诏安口音的客家人已不到三万人了。
2)来自广东大埔的东势客家
从云林往北，就要提到台中东势的客家人。东势客家人，祖先多来自大陆广东省的大埔地区，讲著「大埔腔」客家话，在台湾的客家话中，自成一个特殊系统。
3)苗栗县的客家人
苗栗县的客家人，祖先多来自广东梅县、蕉岭等「四县」地区。苗栗县境内多山，少有广阔的平原，除了地势较平坦的苗栗市是该县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外，其馀的地方，不是以散村的形式分布於山林田野间，就是以集村的方式集中在各山谷之中。所以，苗栗当时的生活及交通条件，较其他客家地区孤立。
4)竹六家的单姓集村
新竹县是客家人比例相当高的地方，主要是来自广东陆丰地区的海陆客家人，其中也夹杂一些饶平与四县的客家人。
在新竹，有个讲「饶平」客家话的地方值得一提，那就是新竹的六家地区。现在这个地方因为高铁经过，变得炙手可热。六家地区，是新竹境内少有的一个单姓集村。
以六家地区的「林屋」为例，林屋的来台祖，是来自大陆广东省饶平的林先坤。林先坤在大陆饶平是在圆楼里成长，当时到新竹地区开垦的客家先民，很少人拥有在圆楼里生活的经验。林先坤与来自饶平的族人，来到了新竹的犁头山下，见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开垦，於是便定居下来。
5)新竹、桃园：散村夥房与四生
（一）陆丰原乡的情况：
新竹人的原乡，除了广东饶平之外，还有来有来自大陆陆丰地区的客家人。陆丰地区是属於单姓集村的聚落形式，有共同祖先的人家同住在一起，例如姓彭的，整个聚落都是姓彭的人家，因为住在一起方便互相照顾。单姓集村以祀奉「开基祖」的祖堂为中心，向两旁慢慢分房。子孙繁衍至五、六代以後，再择地另盖一座「公厅」。在大陆的陆丰，平坦的地方全部种稻，为了省土地，他们选择在山和平地的交界处、无法种稻的地方造屋居住。
（二）桃、竹地区散村的形成：
客家人来到新竹、桃园开发後，因与「福佬人」、「原住民」之间族群关系的冲突较不紧张，而且出了竹堑城到桃园一带，大多是客家人，因此，客家人和福佬人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了不少土地。因少了安全上的顾虑，当地人将田开垦出来後，就将房子盖在那里，成为田园中独栋的农家。这种田园中独栋的农家，不仅构成了北台湾特有的「散村」聚落形式，也表现了一种建筑上所谓「四生」的观念。
6)诏安客家人
中国的诏安地区，位处於福建省南边，是客家人与福佬人混合居住的地区。生活方式、居住空间、语言腔调，都与广东的客家人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在移民到台湾的过程中，诏安客家人选择同属漳州府的福佬人为伴，共同入垦云嘉平原。
客家话的分布
A, 海风腔的客家话
南部高雄县美浓镇,六龟乡,杉林乡,旗山镇,屏东县九如乡,麟洛乡,里港乡,
长治乡,高树乡,内埔乡,竹田乡,崁顶乡,南州乡,佳冬乡等等
B, 梅县腔客家话
北部的新竹市(除了香山区)的东南区,西北区 新竹县湖口乡,新埔镇,竹北
市,竹东镇,芎林乡,关西镇,横山乡,峨嵋乡,北埔乡,宝山乡,苗栗县竹南
镇,头份镇, 湾乡,造桥乡,头屋乡,苗栗市,公馆乡,狮潭乡,大湖乡,铜
锣乡, 义乡,卓兰镇,桃园县新屋乡,杨梅镇, 坜市,龙潭乡,大溪乡,平
镇市,台 县东势镇,石冈乡,丰原市,新社乡,南投县鱼池乡,埔里镇,国姓
乡.
C,饶平腔客家话
云林县仑背,褒忠(褒忠的 名就是客家话来的,许多客家庆典祭拜义民爷,牌位写的就是褒忠义民爷), 仑, 湖,口湖等等则比较多饶平腔.
D,梅县腔客家话最强势,所以客家电视台,捷运,台铁的广播都是以梅县腔的客家话为主.
图中注明了四县、海陆、大埔、诏安分别代表了四县腔、海陆腔、大埔腔、诏安腔的客家话
客家话在大陆地区也是定梅县口音为其标准，。所谓的四县腔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所谓是四县其实是以梅县话为标准，而传说之中的四县，包括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实际上是五县，即原嘉应州及嘉应州下属的四县，加起来一共五县。然而嘉应州及嘉应州下属的四县：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各县的客家口音并不是一致的。
最典型的差别举例：
一：(梅县话) yit；(兴宁话)jit
二：(梅县话) ngi；(兴宁话) ni
三：(梅县话) sam；(兴宁话)sang
四：(梅县话) si ；(兴宁话)sir
五：(梅县话) ng ；(兴宁话)ng---(差不多)
六：(梅县话) liuk；(兴宁话)luk
十：(梅县话) seep；(兴宁话)shuk
林：(梅县话) lim；(兴宁话)liung(与“龙”同音)
立：(梅县话) lip；(兴宁话)liuk(与“绿”同音)
等等
客家族群移民台灣分佈情形概述
客家族群移民台灣分佈情形概述
一 客家人遷入台灣的歷史
台灣客家族群屬於移民的社會，他們來自大陸閩粵贛原鄉，根據現有文獻記載，最早始於明代中後期，惟其大量東移台灣，差不多都在康熙二十年代以後的事。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鄭成功在把荷蘭殖民者趕出台灣之後，又把這裡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故而大量招募大陸人民入台，開荒墾殖。正是從這時候起，閩粵兩省的居民開始大規模地遷移台灣，而大本營地區的客家人也隨之進入台灣。
不過，從總體上來講，鄭成功時代遷入台灣的閩粵人民，以福海系居民為絕對多數（由廣東潮州府屬各縣遷入的，主要是閩南人，也是福海系的－支），而客家人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客家人開始大規模地遷移台灣是在清代康熙年間。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據有台灣，由於懼怕廣大內遷之民把台灣作為反抗清王朝統治的據點，從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閩粵人民私自渡海入台。但是，由於大本營地區人口越來越多而土地的資源相對減少，生活不易，故而許多客家人還是冒險犯難往外移民。他們或者是由閩粵的大本營地區出發，到福建的廈門，再由政府規定的官道，放舟於澎湖一帶的有關港口候風，然後再順風漂至台灣島；或者干脆避開官府的管制，私自渡海來到台灣。
「據有關文獻及查記資料顯示：在康熙二十五、六年時，廣東嘉應州屬的鎮平（今改蕉嶺）、平遠、興寧、長樂（今改五華）等縣的所謂『四縣人』，曾大量跟隨一般閩南人之後而來台。」這些早期來台的客家人到達府城（今台南市）附近寓居，大約在康熙三十年代以後，因為台灣府城周圍已為福海系居民所占有，無餘地可墾，只能到東門外開墾一些小菜園以維持生活。後來發現下淡水溪（今屏東高屏溪）東岸及東港溪流域有未開墾的荒地，於是相率移居於此，努力開荒，田園漸次擴大，人口日繁。自此以後，他們在原鄉的鄉親紛紛接踵而至，從而北至羅漢門南界，南至林仔邊溪口，沿著下淡水、東港兩溪流域，客家人的大小村莊星羅棋布。特別是在嚴禁廣東移民入台的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去世之後，進入台灣的粵東客家人更是日益增多。據陳文達編纂的《鳳山縣志》記載：「鳳山自縣治北抵安平鎮等處，俗略於郡治同，由縣治南至金荊潭一帶，稍近喬野，自淡水溪以南，則漢番雜居，而客人（即客家人—引者）尤多」。到了康熙晚年，隨著朱一貴事件的平定，清政府進一步開放「海禁」，并修改了原先的嚴禁粵東地區人民遷入台灣的限令，閩西、粵東大本營地區的客家人由此而開始了向台灣遷移的高潮。
乾隆時期是大陸移民來台最盛的時期，也是客家人入台墾殖規模最大、移民人數最為集中的時期。從嘉慶時期開始，大陸移民入台之風稍戢，客家人向台灣的遷移，其規模也越來越小。
在有清一代200多年的歲月裡，客家人在向台灣的移民過程中，就像他們的同胞向其它地區移殖一樣，大體上遵循著這樣一個準則：即同一鄉里的人們，在移入台灣之後，基本上居住在相鄰的地帶，清代編修的台灣各縣地方志文獻中，時常有大埔莊、海豐莊、梅州莊、饒平莊、鎮平莊、永定莊等記載。這些以他們在大陸原鄉地區所在縣別來命名的大型村落，說明居住在各個村落的人都是來自同一個鄉里。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遷入台灣的客家人中，其遷出地域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在閩粵二省中，以粵省遷出者為多。而在粵省中，又以清代嘉應州所屬各縣最為集中。日據時期，日本人對於台灣曾舉行過好幾次的「國勢調查」 ，1926年對當時台灣各州（廳）漢人籍貫所作的統計如下：
原 籍居住區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龍岩州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府 潮州府 嘉應卅 惠州府
台北州 398000 284600 17400 2600 6700 500 5300 1800 1900 600
新竹州 99200 10650 550 1900 1500 1700 800 51800 168300 133200
台中州 99200 36200 8300 6100 12100 500 6300 54700 38300 14700
台南州 341800 423800 7600 2500 3500 3200 1300 11300 71 2100
高雄州 238800 129300 3600 2700 2700 3300 6700 12800 76000 2300
台東廳 2300 1000 200 100 100 200 900 10
花蓮港廳 4700 4600 100 200 300 2100 3500 1600
澎湖廳 58200 8600 200
合 計 1242200 986860 42500 16000 27200 9300 20500 134700 296000 154600
從上表所列，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大約三百萬（2929860）移民中，來自泉州和漳州等地的福海系居民占絕大多數（2302060），而來自汀州府、潮州府、嘉應卅、惠州府客家系居民則約略有六十三萬人（627800），相對而言，自屬少數。而這些居民中，其原籍最多的則是清代的嘉應州，其次是惠州，再次分別是汀州和潮州。來台後的客家移民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新竹州（353850人），其次是台中州（116000人），再其次是高雄州（94700 人）。
然而從客家人移民台灣的過程中，大致而言，它經歷了一個以台南為中心，繼續向南開發，然後再向北發展的先南後北的過程。其生活地域內的自然地理環境，除了早期康熙時代入墾高屏溪東岸近山平原外，則以山地和丘陵地帶為主，原因是閩南人因佔閩、台兩地較近，航程較短之利，與明鄭時期，台灣為閩南人天下之「人和」之便，加以客家人入墾較遲，受各種政令的限制，所以開墾的區域，大多集中於地段較為惡劣、土壤較為澆薄的丘陵或山區地帶。其具體的分布情況，可以分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個地區加以說明。
二 客家人在台灣分佈的情形
（一）台灣南部地區的客家人
南部地區包括今天的嘉義以南至屏東一帶地區，大約相當於清康、雍、乾三朝的諸羅縣、台灣府治、台灣縣及鳳山縣等三縣一府治所在地域。這是客家人入台灣定居較早、墾殖也較早的一個地區。據陳運棟和鄧迅之二位先生的研究，客家人向這一地區的移殖，當主要集中在清康熙年間。藍鼎元《東征集》云：
十八重溪，在哆羅國之東，去諸羅邑治五十裡…………其中為大埔莊，土頗寬曠，旁附以溪背、員潭、坎下、北勢、楓樹等小村落。未亂時，人煙差盛。今天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
文中所說的「大埔莊」，也就是今天嘉義縣大埔鄉。《東征集》成書於康熙六十一年，換句話說，客家人遷入台灣南部并形成規模較大的村落，當不會晚於康熙年間。類似於「大埔莊」這類「客莊」，在康熙年間，曾大量出現於台灣南部的有關地方志文獻中。如康熙五十五年編修的《諸羅縣志》亦記載道：
各莊佃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家室，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客稱莊主曰「頭家」。頭家始藉其力以墾土地，招而來之，漸乃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飢來飽去。
又康熙五十九年編修之《台灣縣志》卷一〈輿地〉亦云：
客莊，潮人所居之地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每莊至數百人，少者亦百餘人。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
顯然，這裡所說的「潮人」，也就是原居住於潮州地區中、西部的客家人，而不是潮州東部的閩南人，否則，漳泉之人就不會「以其不同類也」，而「不與焉」。
早期客家移民在南部的開墾，主要是圍繞著兩個中心展開的。第一個中心位於今天的屏東縣萬丹鄉。來自嘉應州屬各縣的早期客家移民到達南部時，先於他們幾十年遷來的漳泉人已經將台南府城周圍的平原地帶開墾得差不多了。於是，他們只好從寓居的府治東門外出發，南下到達今屏東縣萬丹鄉，并在這裡安營扎寨，墾荒種植，并將這裡取名為濫濫莊。大約在康熙四十年左右，客家人分幾路向高屏低洼平原地帶進發，往西一路越過隘寮溪，在這片低地上建立起新的居民點，名糶糴村。顯然，這是一個糧食交換的集散地，是這一帶稻穀輸出的中在。其稻米一般經東港外運。早期客家移民聚落從濫濫莊到糶糴村的轉變，說明他們已經將台灣南部的荒山野嶺開墾成糧食種植的重要地區。
第二個中心是長治，位於今屏東縣東部山腳下。康熙三十五年，由嘉應州屬蕉嶺遷來的邱永鎬發現這塊平地後，即著手開墾。三年後，邱氏從原籍招徠移民，以擴大墾殖范圍。因這裡氣候乾燥缺水，他們便開山鑿圳，引水灌田。當時，這裡還是土著山民的聚居地，邱永鎬本人就是在一次事故中被土著誤殺的。
以上述兩個中心為據點，客家人在南部的墾殖範圍由小到大，由平原而山嶺，客家人的村落也由點而面，由小到多。根據陳運棟先生統計，至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變發生，客家人在南部地區一共建立了13個大莊、64個小莊，「其能執戈從事戰鬥的鄉勇，竟然能糾合一萬二千餘人，而事後其被錫為『義民』者，至少有十五姓之多，由此可以窺見，當時移墾這一帶地區的客家人口數，至少有數萬人之多。」，其後歷經雍正、乾隆、嘉慶各朝代，一直到同治一朝，仍然繼續不斷有客家人入墾的情形，因此，移民人數總共約有10餘萬人之多。現今南部地區，高雄的美濃以及屏東的六堆都有很大的客家聚落，保有許多客家生活的形態，也流傳著原鄉就有的李文古故事。
（二）台灣中部地區的客家人
中部地區包括今天的雲林、南投、漳化、台中等地。根據陳運棟先生的研究，客家人在這一地區的墾殖與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
其一，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客家人在這一地區建立的村莊遍布各地，每村莊多者千人以上，少者亦有百人左右，其總人口數當不下散居南部地區的客家人。
其二，由於入墾中部地區的客家人相對來台較早，而且大多是單身的青壯年，故而往往表現出很大的流動性。除了春來秋去的季節性流動外，往往還成群結隊，隨墾地的不斷拓展而由南向北發展。故而，這一地區在早期建立的客家村落，都具有時建時廢的特點，很少有長時間存在下去的。
其三，大約從雍正年間開始，入居中部地區的客家人越來越多，而客家人居住的村落——「客莊」更是在這一地區普遍出現。據清代編修的《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所記載，這一時期出現的客家村落中，著名的就有海豐港保、海豐港街、饒平厝、鎮平厝、惠來厝、大埔厝、永定厝、香山厝、鎮平莊、廣興莊、客莊莊、梅州莊、潮洋莊、海豐寮、海豐崙……等。這些名稱都是客家人直接以原鄉客家住地的縣名或地名而命名。同時，由於客家人的大規模入墾，客家人與當地土著的衝突時有發生。阿束社（今彰化市香山、牛埔二里）附近各村落的客家人中，就有黃仕遠等共14姓18人被當地土著殺害的事件發生。
其四，到了乾隆末年，由於海禁更加鬆弛，進入這一地區墾殖的客家人也越積越多。隨著大批客家人的長期定居，一些客家姓氏開始成為當地的望姓名門，如彰化北莊的李安善子孫，竟能號召數千客家莊眾，協助清軍平定林爽聞之亂。
依據《客家人》這本書所提及的中部「客莊」，具體可數的有：北莊（今台中縣神岡鄉北莊村、莊後村）、阿束社（今彰化市香山里、牛埔里）、台中縣的東勢鎮、石岡、新社等鄉，其餘如彰化平原上的大村、員林、永靖、埤頭、溪州等鄉，雖都曾經有過客家人的腳蹤，然或被稀釋、或被同化，不僅無法看到客家的原始風貌，甚至還經常被誤解以為客家是不存在的。且從這些「客莊」名稱來看
，來自潮州府的移民占最大部分，原屬嘉應州的客家移民相對為少，而來自嘉應州的李文古故事，相對於南、北兩部分嘉應州的居民來說，也就較少聽聞。
（三）台灣北部地區的客家人
北部地區包括今天的苗栗、新竹、桃園、台北等地。相對於南部和中部來說，客家人入墾北部地區是比較晚的。客家人向北部的開拓，以淡水、新竹一帶較早。最初，他們與先期而來的閩南籍移民共同開墾。到乾隆中期以後，這一帶已相當繁榮，土地漸覺不敷，各移民團體之間也就產生了衝突，并由衝突發展為械鬥。械鬥的結果是居少數的客家人轉向桃園方向墾殖。桃園的台地是貧瘠的紅黃土壤，土中夾帶古河床衝積下來的大量卵石，而且背山面海，直到雍正年間，這裡依然是一片荒涼。客家移民進入此地後，掘出卵石，開闢田園，挖掘陂塘，蓄水灌溉。今天桃園一帶陂塘星布的千湖景觀，正是客家移民辛勤開鑿的結果。
至於新竹以南的苗栗，開墾更晚。這裡的近海平原地帶早在清代前期就已開墾完畢，唯有內地山區尚為土著所有。嘉慶年間，部分客家移民曾在這裡建立村落，後因械鬥而廢棄。同治年間，由桃園遷來的另一支客家移民，以黃南球為首，聯合組成墾殖公司，并設立隘佃合一的防衛體系，以對抗土著對開墾的抵制和破壞，從而最終完成了客家向苗栗的移民。根據連文希先生「客家入墾台灣地區考略」 一文略云：
一、客家人入墾苗栗地區，差不多是乾隆初年以後的是，到了乾隆中、末葉而漸盛。其後歷經嘉慶、道光兩朝，墾務日漸擴展，客家人移居這一地區的絡繹不絕，人口漸多，直至咸豐、同治以後，只剩若干山區僻地尚待開發，客家移民才漸止息。且此區移民大多原籍嘉應州屬。
二、客家人入墾新竹地區，實始於淡水廳建立後的雍正初年，而其人口流徙的次序，似由這一地區的西北部紅毛港開始，而後向南擴及整個地區。他們入墾的年代，始於雍正三年（1725），盛於乾隆年間，到了道光年間，就呈現穩定狀態。他們的原籍大多來自惠州府屬的海豐縣、陸豐縣及嘉應州屬的鎮平縣，少數則是潮州府屬的饒平縣。
三、客家人入墾桃園地區，大約是在乾隆中葉以後的是。北部近海的南崁、竹圍及其內陸的桃園一帶地區最早開發，漸及中部、南部。其西南部的楊梅壢區域，遲至乾隆末葉，才漸興起。而迤南邊陲的角板山地區，直到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政策施行以後，才漸有開墾。此區大部分移民惠州府屬的陸豐、海豐，潮州府屬的豐順及嘉應州屬的四個縣。
至於台北地區雖早在康熙初年即有客家人入墾，到了乾隆年間大為興盛，然因人口大量增加和分類械鬥的困擾，部分客家人遷出此一地去，流向桃園、新竹一帶定居。此區移民來自各客屬原籍地，如潮州府屬的饒平縣、嘉應州屬的梅縣、鎮平縣、閩省汀州府屬的永定縣、其餘廣東省嶺東各府縣皆有移入者。
陳運棟先生根據清代編修的《台灣府志》統計，乾隆六年，整個淡水廳只有1街15莊，但是到了22年後的乾隆二十八年，已發展到4街55莊，比以前增加了3倍多。
至於台灣後山花、東、宜蘭地區則因屬二次或三次移民，而且大多是來自桃、竹、苗丘陵地帶的客家人。移民的人又多是某個家族中的一支，其家族主體仍在西部原鄉， 故略而不論。
晚清广东客家移民探讨
一、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
关于历史上客家人的源流和分布，前人已做过大量的工作，2尽管在某些方面至今还有较大的争议，但自明朝以来，“客家人的主要集中地在广东”是取得共识的。3然而，与成绩斐然的客家源流和分布之宏观研究相比，以广东为代表的区域性客家研究却显得有些滞后。研究成果的多寡，则多少反映出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有关广东客家人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近年以来，较早关注广东客家人情况的是日本人。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于1932年撰写的《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4开创了以广东作为区域性客家人研究的先河。但应指出的是：该文是当年日本情报部为侵华之需要，试图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以寻求征服和奴役中华民族的良方。故此文虽然谓之为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但不过是带有鲜明政治目的和偏见的调查报告。因之，此文不属于严肃的学术论著。且该文重点在民国成立之后，亦对我们所关注的晚清时期的客家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反映。此文之后，对广东客家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休眠之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侯国隆先生在广东各地县志办公室人员的帮助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写出《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5方又引起学术界对广东客家人之研究有所重视。尽管该文属于现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但所提供的客家人现实的居地分布情况、人数以及占各县的比重等，仍对研究清末广东客家人的分布很有裨益。
由于客家人在晚清的活动，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戚戚相关，因此不解决当时广东客家人的居地分布、人数及其状况这一问题，不仅无益于客家历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无法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历史。从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来看，记载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情况，以清光绪《嘉应州志》较为翔实可信。该书卷七《方言》篇称：“仲和案：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6写此段案语的仲和氏，即《嘉应州志》的编纂者温仲和。他属本州人，据《兴宁温氏族谱》记载，嘉应温氏是从山西、河南经浙江、福建，辗转迁徙到粤东的。7他既是客家人，又生活在清光绪年间，对当地客家人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温仲和所记载嘉应州及左近客家人情况比较可靠。通过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我们得知当时广东地区客家人的大致情况：
一是其居地分布区域。当时，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二府、二州、十三县之地。二府是潮州府和惠州府；二州是嘉应州和连平州，十三县是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大埔、丰顺、永安、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等地。以上地区是客家人主要集中地区，亦即通常所谓的纯客家人居地。而客、土杂居地区，其范围则很广，几乎遍及广东各地。正如《嘉应州志》所说：“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广东客家人居地分布区域，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变化也不太大。如著名客家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统计，当时广东的纯客住县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河源。”8嘉应州后改称梅县，来安后易为紫金，镇平即后来之蕉岭。兴宁、五华、平远、龙川，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不仅地名称谓未变化，而且纯客家居地亦同。罗氏的考证，除新增仁化、赤溪、始兴等地之外，把丰顺、博罗、河源划人非纯客住县。9尽管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客家人居地有些变化，但是其主要集中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范围。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客家人的调查也大体如此。10
二是客家人是有自己语言体系的群体。当时，不但“其土音大致相通，而且被广州本地人称之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可见，客家人是一个有着共同语言体系的群体。温仲和在《嘉应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叙述客话源流及在当地流行的情况。最后，他在卷末说：“旧书志无方言，此篇为特创，前无所因。…·为述所以编之意，俾览之者，知客话源流之所自焉。”11后世学者对客家语言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面世，兹不赘述。12总之，客家有自己语言体系，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我们对清光绪年间广东客家人居地、方言等情况大体有所了解。
二、 晚清广东客家人数
晚清时，居住广东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前人并未做过确切的统计。罗香林教授曾说过：“客家人口，到底共有若干?这也是从前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老弄不清的一点。”
13他在吸收中外有关客家人口研究成果之后，采用分类分级核算的办法，得出“估计客家人口约二千五百二十余万人”的看法。14
罗氏对客家人口的估计，涵括海内外客家人的总数，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这对了解清末广东客家人数帮助不大。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对20世纪30年代广东客家人数有所调查，认为：“在广东全省居住的客家约五百万人，广东系客家移住海外南洋方面约百万人。”15这也不过是一个估计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由于清末广东客家人口数目，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做一些考察分析。在有关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利用某些相关资料做些推论。
据当代人口史专家姜涛先生考证，广东人口：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29800177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29811390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29825952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29839293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29852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29866133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29880675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29897465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319719613人16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光绪末年广东人口当在3000万左右。姜涛的上述考证，应当说是可信的。17又据前文提到的侯国隆先生在《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中统计：“全省有客家166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5901
万〈1987年统计数，不计海南岛〉的28.17%。”作者通过对全省79个县〈市〉(包括不带县的东莞、中山两市及潮州市)调查，发现“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是72个”。而“客家人占99%以上的县有梅县、大埔、蕉岭、五华、平远、和平、龙川、连平、河源、新丰等10个县。此外，兴宁占98.2%，南雄占97.61%，陆河占97.64%，始兴占96.8%，紫金占98.07%。如果以纯客家、非纯客家概括的话，这些超过95%的县应归属纯客家县，共15个……”18
上述侯氏的调查资料所列举广东省的总人数5901万，这是1987年广东省人口普查时得出的数字，应当说这一数字是准确的。其他关于客家总人数1662 万人以及占全省总人数的比例、各县(市)客家所占比例，都是在各地方志办公室人员帮助下经过实地详细考察得出的结论，应当说比较真实可信。
另外，有一则关于宋代中原迁粤人户数字，亦可作为旁证资料。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客户”(新迁人的人户)占广东总人户的39%，有不少州的“客户”比例多于“主户”(原住户)。如地处韩江流域的梅州，“客户”竟占到52%。又如南恩州，“客户”占78%；雷州，“客户”占70%；广州、端州“客户”均占55%。当时，广东人户比唐时增加2.7倍，全境共有584284户。19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从中获得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一是清光绪末年广东全省人数为3000万左右；二是宋代广东客家占总人数的39%；三是80年代末广东客家有1662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28.17%。如果以宋代客家人39%的比例来推算，清末广东客家人数约在1100多万人。如果以近年28.17%的比例数推算，清末广东客家人数约有800万人。两个数据哪一个较为接近事实呢?我以为后一个参考系数更大一些。因为宋时的统计数字本身准确性就较差，而且宋以后又经明清时代。其间客家的居地变化很大，人数自然有不少变化。而从清末到当代，广东客家人居地变化不大，亦未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事件，故客家人所占 28.17%的比例数较为可信。通过上述分析来看，晚清广东的客家人数约有800多万人。所居住区域主要是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即今河源市、惠州市、梅州市、潮州市等地。而且，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到了清末，广东绝大部分县都有客家分布，客家实在是一大势力，客家在广东便是尽人皆知的事。”20
三、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特性
客家先民在辗转流徙和长期为生存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通常所谓的特征、特性等。这种客家人独有的特性，无疑是客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客家人特性的研究罗香林教授做了不少工作，他把客家人的特性归纳为七个方面：(一)各业的兼顾与人材的并蓄，(二)妇女的能力和地位，(三)勤劳与洁净，(四)好动与野心，(五)冒险与进取，(六)俭朴与质真，（七）刚愎与自用。21毋庸置疑，罗教授对客家人的特性研究有开先河之功。然而，客家人的特性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客家人的特性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的。罗氏的不分时代和地域的整体概述，今天看来，似乎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处。应当说，晚清广东客家出现许多新的特征，兹将其主要特性分述于下：
第一、宗族观念发展到更广泛的团体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很强的宗族观念，客家人也不例外。客家人尽管背井离乡，辗转迁徙，但始终不忘其姓氏宗族。正如有学者所说：“客家人在迁移和定居后为获得生存空间，必须增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聚力，而形成尊祖敬宗的共同心理。”22从明中叶始，客家人一直以建宗祠和修族谱来维系同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联系。但是，到了晚清，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种超出宗族观念的较高层次的团体精神，在客家人中间逐渐扩展开来。这主要表现在客家人中间出现许多非一族一姓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人员构成方面已不限于某一宗族，而往往是以某地区同乡会的形式出现。这些民间组织，世人通常称之为“会党”。当时，广东较有影响的有归善(今惠阳)郑士良领导的三合会，23新宁(今台山)李自重与李是男等组织的联志社，24梅县人谢逸桥、温靖侯等人组织的松口体育会等等。25这些民间组织不仅主要领导者是客家人，其中大部成员也是客家人。例如，三合会首领郑士良为归善的客家人；归善郑氏，先世系出河南荥阳。26 联志社的二李，其先世均系出陇西的李唐后代，后辗转迁宁。27松口体青会的谢逸桥为梅县客家人，系出东山(今浙江绍兴)，远祖属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 28温靖侯是著《嘉应州志》的温仲和同族人，温氏为客家不言而喻。
这种地缘组织不仅出现在广东各地，而且在东南亚各国的客家人中间也很盛行。如这一时期，新加坡出现不少客家人的地缘织，其中主要有应和会馆、茶阳会馆、惠州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等。又如，马来亚有嘉应会馆、惠州会馆、茶阳会馆、应和会馆等。29
广东等地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和团体精神发扬光大，对推动革命运动有着积极的作用。以后，孙中山先生成立同盟会，许多会党领袖和客家人都加入了。
第二、反抗斗争的目标日益明确
客家人在长期辗转迁徙中，不断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做斗争，从而造就了客家人特有的坚忍性和反抗精神。19世纪以前，客家人主要是与徙居地的地方势力抗争，故经常发生与当地土著的械斗事件。30
19世纪中叶，广西金田爆发了广东花县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不少广东客家人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尤其是在广东和广西一一清庭(廷)对客家人的压制，是非常严厉”。31部分参加太平军的广东客家人被迫外藏东南亚，一部分隐于乡间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广东会党当中有不少人曾与太平天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孙中山在初期筹划革命时，已经注意到这一反清力量。他曾说过：
“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客家人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日益明显，而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广东香山(今中山)客家人钟荣光，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广州创办《可报》，并结交郑士良等进行反清活动。次年又创办《博闻报》和《安雅》，进行革命宣传。广东归善客家人欧渠甲，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在日本横滨著《新广东》一书，“这是一本鼓吹广东自治，对全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的小册子”。33广东潮阳客家人林义顺，流寓新加坡，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易名为《图存篇》，秘密输人潮州、梅县等地，进行革命的舆论宣传活动。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又与广东人张永福、福建人陈楚楠创办《图南日报》，用以宣传革命。广东番禺客家人潘达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高剑父等人在广东创办《时事画报》，该刊以“攻击满洲政府，指示革命方向”为目标。34此外，香港发行的《广东日报》等革命报刊也起到推动广东革命的重要作用。据有关专家统计，“辛亥革命爆发以前，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办的报纸就有十六七种之多。”35这其中有些是广东客家人创办的，大概不会有问题。
总之，历史进入晚清时期，广东客家人的反清斗争，日益走上更为明确的道路。
第三、广东客家人与海外客家联系更加密切
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广东与东南亚各地联系较为密切，广东很早就有人侨寓东南亚。36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割占香港之后，“都市初建凡百维新，需要大量人力；因之广东人士来此经营工商各业者与日俱增，就中亦多客家人士”。37香港不仅成为广东人南下谋生的地区，也是前往东南亚等地的中转站。据有关资料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香港岛约有5000中国居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成为华洋杂处之地，人口迅速增多。到19世末，港英政府管辖下的香港岛、九龙和租借地新界，人口逾36万。成为亚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38这些新增人口，“极大数是由广东前来谋生的男性青壮年，大体由‘本地’ (广州)、‘福佬’和‘客家’三部分组成”。39由于“广东一带居民纷纷涌来，香港人口遂呈直线上升之势”。40这一时期，由香港转赴海外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890—1899年，中国移民每年离港人数是595028人，抵达香港是1072305人。41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广总督府的官方文件载：“广东人稠地瘠，小民生计艰难，出洋谋食者多，现在富饶之家大半自外洋而归。如汕头一口，有委员稽查，每岁附轮外洋者四五万，散处各岛者何止数十百万。”42这也可以说明，清末广东人到海外谋生的很多。这些流寓境外的侨民曲终关注着国内情况，与国内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不断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沿海省份的广东，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列强垂涎之地。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租借广州湾条约，把广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尔后，一些报刊登载了清政府将要割让该省的传闻，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开始寻找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路。此时期，广东籍海内外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一部分在海外的客家人中间的优秀分子纷纷回到广东和香港，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例如，霹雳务边埠(今马来西亚)华侨余东雄，新加坡华侨李炳辉、杜玉兴、罗干，侨居南洋的陈文襄、周华、黄世仲、温生才，暹罗〈今泰国〉某报曾主笔陈景华，前文提到生于美国旧金山的联志社李自重，越南华侨罗联、罗仲霍、罗遇坤，印度尼西亚华侨罗福星，留学日本的罗坤，南洋华侨、后留学日本的林修明，出身香港富商的李纪童，生于澳洲的谢绩泰等等，都是原籍广东的客家人以后的广东革命运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除了直接投身革命的志士外，大部分海外客家人采取捐款等方式支持国内革命。
总之，晚清时期，在广东面临被西方列强割占危机的形势下，使海内外广东籍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这种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客家自身的发展，而是以国家的命运为纽带。可以说，这正是客家人团结互助的特性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升华。因之，也正是这一时期，广东的客家人为正义事业献身精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四、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革命活动
晚清广东发生的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几乎都与客家有关联。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赘述。这里仅就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东革命运动中，具体的时间界定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这16年当中，广东发生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有七次之多。这七次起义是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庚子(1900年)惠州之役、癸卯(1903年)广州之役、丁未(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庚戌(l910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短短十几年之间，为什么广东会发生如此多的起义？这些起义与我们要探讨的客家究竟有什么关系？下面就此做些说明。
讨论广东革命运动，必然会谈到孙中山先生。而且，以上列举的七次起义，其中有六次是孙中山直接策划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确立开展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活动。随后，进行了以广东为重点的武装起义。乙未广州之役前，孙中山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的主张。43此役失败后，他又指示革命党人”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44这个根本之地选择在最南部的省份，“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45其中尤以“广东为最善”。46
孙中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定位在以广东为中心的粤、桂、滇三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地理位置便于外界接济。由于兴中会及后来成立的同盟会均发起于海外，许多成员侨居东南亚、日本及香港、澳门等地广东靠近香港、澳门等地，便于得到海外人力物力援助。
二是清廷疏于防范利于进取。粤、桂、滇三省地处边陲，远离京城，清廷疏于防范，利于进取。孙中山在发动乙未广州之役时，也看到广州防范松懈，利于攻取的一面。“广州之重要衙署不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虽为军事机关，第承平日久，兵驻左右，有名无实，绝不防卫，只有衙役数人把守而已。” 47三是资财可观利于装备自己。孙中山看重两广，“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48还有其经济实力方面的考虑。孙中山认为：“夺取广州后，我们至少可获得十万支新式步枪、充足的弹药、数百门新式大炮以及兵工厂。此外，还可以获得大量现款和物资补给。”49
孙中山以广东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除上述原因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人的因素。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笔谈中谈及：“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又说：“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虽有形势，虽便于接济，而心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 50孙中山在这里强调人是第一位的，而他的人之所在，选定是广东。对于孙中山所说的“吾人”，后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指会党，有人则认为指的是革命党人。最近，有一新的提法是“主要是指广东的会党和革命党人”。51我认为，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仅说对了一个方面。其实，孙中山所说的：“吾人”，指的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广东人。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孙中山钟情于客家人和广东人。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为客家后裔，本身对客家人和广东人就有化解不开的情结。兴中会的领袖和骨干几乎都是广东人，52而且有不少是客家人。这与孙中山的家乡情结不能没有关系。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说：“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53可见，他在广东是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曾说过：“先生(孙中山)自为医，于省澳之间，已以能惠恤贫人苦力称。其第一日语余第，即曰：
‘革命为除大多数人之痛.苦。’”54孙中山在家乡“惠恤贫人苦力”，结交“下流社会”，55可见，他的着眼点是很广泛的。孙中山也很关注广东商人的情况，看到清政府的苛敛造成“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56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资金，许多都是从广东商人和广东籍华商中募集的。因此，孙中山之“吾人”也应当包括广东商人这一阶层。而且，广东商人是孙中山依靠的重要力量。
其二，起义的地点是客家人居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于广东地区筹划的六次起义，其中起义地点三次在广州；另外三次：二次在惠州，一次在潮州。清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广东，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57广州又是广东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因此，孙中山所说的广州“为战略所必争”，58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诚然，这也包含着支持孙中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三次广州起义，天经地义。孙中山又为何在惠州和潮州发动三次起义呢?我认为，是他的“吾人”之所在，即客家人的情结。我们在前文已经论及，惠州和潮州是客家人居地，甚至可以说是纯客家居地。孙中山十分熟悉广东故乡的情况，对惠、潮是客家人居地的情况也应当是了解的。因此，孙中山选择潮、惠作为起义地点，并非是盲目之举，而是把它视为“吾人”之所在。联系这六次起义和兴中会会员谢绩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参加者有不少是客家人，就不难理解了。如庚戌广东新军起义，其中主要领导者姚雨平、张醁村、林震、刘灏、罗炽杨、张我权、李济民等都是嘉应州所属州县的客家人，何子衡、马雄韬、丘锦芳、邓醁、邓拔、邓挺、邓铿等均为惠州客家人。59广州黄花岗起义牺性的烈士，“其中有三十四名是客家”。60有关客家人在黄花岗起义中的作用，徐辉琪先生曾撰《客家志士与黄花岗起义》一文，对此问题论述颇详可参阅。61总之，晚清的广东革命运动与客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 结 语
晚清是广东客家人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人数来说，客家已有大约8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嘉应州、惠州、潮州等地最为集中。此时客家人的原来的低层次、宗族性的组织，已发展为目的明确的团体组织。而且，这一时期的广东客家人与境外客属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屡屡出现“惠州会匪猖獗”，62“惠州各属本多匪乡，散则为民，聚则为匪”，63“广东会匪名目最多”，64
“广东盗风日炽”，65
“今日广东，贼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66等文字，所指的其中就有许多客家人的组织和客家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东民众的反抗斗争孕育了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时人所说：“即无孙文，广东亦不久安矣。”67时势造英雄。具有远见卓识的孙中山先生顺应历史的潮流，创建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革命向前发展。在孙中山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广东客家人加人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组织，在广东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没有客家人的参与就没有广东革命的成功。同样也可以说，客家的革命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居住於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
居住於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是历代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或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其先民迁徙有以下几个时期：
（一）秦汉统一中国，中原移民开始南下。
1、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六十万灭楚“南征 百越之君”，集结余干之水的秦军，于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郡后，即分兵南下，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
2、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十万人守五岭，即赵佗“将卒以戍越”。由是观之，闽粤赣边有两支秦军屯戍，一戊南野之界，一戍揭岭。
3、秦始皇三十四年，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浈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4、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徙民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5、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 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
6、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都搬走了，是地只留下秦中县徙民的后裔。这说明自此起，闽粤赣边居民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
（二）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原人民避难，有一部分人迁入闽粤赣边区。
东汉末年，中原人民避难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迁主要由海道而来。
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
永嘉之际，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众。
（三）唐代安史之乱，战祸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原人民大量南逃。
（四）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人民避难者又大批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唐末至宋、闽赣边人口激增。
（五）宋南渡与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难至粤中与闽粤赣边地区。
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 皇太沿走洪、吉、虔州，皇太回临安。这些士民没有随太后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滞留赣南各县。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六）除以上所述因战乱大规模南迁外，中原人民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来，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者。
从以上史料看，客家先民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化吸收畲、瑶、蛋、木客等南方少数族群壮大了客家队伍。
“一枝散五叶”——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与客家腹地的确认
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则是在梅州已形成聚居地或集散地之际发生的，这给日后梅州作为“文化中心”的认同，乃至作为“客都”的认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务必阐述清楚方可服人。
一般认为，元亡明兴，在梅州算是“和平过渡”，没有什么战事，驻守梅州的元朝命官本就是汉人，所以，梅州的人丁便没受什么影响，发展迅速，包括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也这么写道：“……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宋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属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于乃思为向外扩张……”这便成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重大历史动因。
我们沿袭罗香林“五次大迁徙”一说，是因为他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是有相当造诣的，五次大迁徙的说法，也基本合乎历史事实，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十全十美，无须补充与完善了。例如关于“第二次大迁徙”的历史动因，他归结为黄巢之乱，可从史书及族谱上考证，黄巢之乱之前的安史之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称其更甚于引发“第一次大迁徙”的永嘉之乱。所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第四次迁徙，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诱发动因，都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需要有更深入的探究。
首先，早在南宋，梅州的人口就比北宋要少——注意，这正是客家民系形成之际。其间，主要是当地一直动荡不安，连年战乱，及至《温志·丛读》中称：“南宋后，迭遭兵变，土著逃亡者仅存一二，历元而明，中原衣冠，始稍迁至。”可见，当地的少数民族一经迁出，便没有再回来，梅州方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即客籍属地。我们也知道，当年追随文天祥抗元而辗转南粤者，梅州更去了大部分，而蔡蒙吉在梅州率众抗元，孤城喋血，被杀者更不计其数，全城十室九空……为此，梅州在宋、元交替之际，人口锐减，即便在元中、后期，也没多少返迁，为此，当朱元璋建立汉人的明王朝时，这已是1369年了，仍只能把梅州降格为程乡县。
也就是同一年，位处粤北的英州，也被明太祖朱元璋降格为英德县。这英州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粤之际，在当今英德境内设浈阳、浛洭两个县，后来，先后归属于桂阳郡、始兴郡、广兴郡、衡阳、南海郡及广州。五代时，浈阳属英州，浛洭属广州。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972 年），因洭犯讳，改为浛洸。第二年，改属英州，后属英德府，即二县同属英德府，元代改为英德路，后又降为英德州，属广东道。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降为英德县，属韶州府。
之所以详述英德县建制沿革，是想说明，英德自汉代始，人文历史渊源不可小看，尤其是张九龄凿通大庾岭之后，韶关一带，更成了中原移民南下第一站，其人口一度远超广州。所以，英德历史上含2个县，且作为府、路、州等建制，可见人口不少，为何到了明初，竟降为一个县呢？
据史料记载，陈友谅南方称帝，为朱元璋所灭，原来支持陈的地方，大都被朱的军队扫灭。偌大一个英州，历此浩劫，州城竟只余百十号人丁，其余大多被杀。没有人，别说“州”了，连县也难以支撑。罗香林的著作中，曾提到客家人在这之前亦到达粤北，与经珠玑巷入粤的广府人一样，其实有误。粤北包括英德被杀的人丁，当是广府人与土著人，而非客家人。客家人是在这次劫难之后，才填补进粤北的，这有粤北大量的族谱为证。
如作为英德的大姓郭家，其开基祖郭文一即郭进生，原籍为福建上杭，明宣德年间已在兴宁县十三都罗经水居住。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移居广东韶州府翁源县。成仕年间（1473年左右）再移居英德潭坑——这一脉，记载得相当清晰。韶关其他客家姓氏，也大抵是宣德正统至成仕年间（1426—1487 年）迁入的。
迁入韶关之际，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的也就更多了。有关方志均记载，这一段时间内，有大批的客家人，因人口拥挤以及粮荒，由闽西南的宁化等地迁入梅州、韶关，其中，迁入大埔为多——可参见邹鲁序的《大埔县志》。正因为这样，才有“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是来自宁化之石壁村者”一说。
因此，称宋末明初大批客家人迁入，当为不确，真正大规模迁入，则应是明中叶前后。根据梅州有关的人口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初洪武二十四年，程乡县人口仅1686户6989人，作为一个县的规模都几乎不足，最早建县（东晋年间）的兴宁，在这一年仅2626人，五华也仅3202人，可是人口锐减—— 宋熙宁八年，程乡为12372户。熙宁八年为1075年，洪武二十四年为1391年，间距为300年。
但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便达到了38366人，增长约4.5倍，平均为12%强，兴宁与五华，也分别达到4181人及9000多人；大埔则有近4万人。各县统计不一，资料不全，但可看出梅县（程乡）、大埔人口的剧增，正应了前述郭氏族谱及相关族谱的记载。史载：“明成仕年间，江西、福建均有人满为患，迁入韶州、嘉应州入户者不少。”
成仕年间，当是梅州人文初兴之际，长乐知县黄瑜，建有长乐学宫；兴宁知县秦君，奏准重建县城，改土垣为砖墙；又析海阳八都之地，置饶平县，大埔划归饶平。继任兴宁知县侯爵，更主修《兴宁县志》，为该县志有刊本之始。程乡县令刘彬，亦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于城外。兴宁更改兴宁至程乡的驿道。成仕之后弘治年间，长乐至油田的灌溉工程——周瑄圳完成，可灌溉3000余亩良田。程乡又设北社学，名濂溪书院，为大学者陈白沙所称道，并作诗及撰写社学记……
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中，是梅州于明代之际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也是梅州客家人人口剧增的重要阶段，但很快，到明中末叶，动乱又起，于是，便酿成了明末清初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没有明代中叶的聚居，业已形成的客家民系对梅州作为聚居地的认同，那么，作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枝散五叶”出去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就不可能视梅州为他们出发前的祖居地——这里务必有几个条件：
一是祖上在梅州有相对稳定的且有较长时间的居住与停留。一般来说，至少有一代或几代人以上，也就是超过半个世纪方可，明中叶的稳定，提供了这一先决条件。
二是祖居地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这一条，梅州同样是具备的，在群山环抱下，它拥有面积达320平方公里的兴宁盆地，110平方公里的梅江区盆地，以及均为100平方公里蕉岭谷地、汤坑盆地，还有若干小的盆地平原，它们为移居适时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
三是方言的整合、规范。众所周知，如今全国乃至全球的客家人，都认同梅县松口的客方言为标准音，尽管同在梅州范围内，如五华的客方言就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共同的乡音，所牵引起的乡情则是最浓郁也是最稳固的，非别的内容可比。
上述三条，相对稳定的时间、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以及在此地整合、规范了的乡音，使梅州在逐渐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中，有了日益突出的历史地位，成为客家人最后一个大范围的集散地。
其实，在明中叶后期，梅州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为38366人，至崇祯八年（1635年），百年间，人口只余下一半，为19647人。弘治十六年起，瑶民、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嘉靖年间，又遇大旱与蝗灾，继而地震，倭寇入侵，农民起义规模日益壮大，震动了闽粤赣三省，一起延续到崇祯年间。
直到民族危亡之际，这些民变才逐渐平息，同仇敌忾，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
可以说，自明末至清初，这上百年间，引发的客家第四次大迁徙，在客家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前面三次大迁徙，是客家先民聚落、凝结及至客家民系形成，呈现的是一种内聚的形态，那么，这一次，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
而客家人，则不再仅仅株守在闽粤赣大本营中，乃是扩散到了整个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了。
我们把这次扩散与拓展为主题的第四次大迁徙，称之为“一枝散五叶”。
也就是归结为五条迁徙的线路。
这五条线路分别是：
1）由明成仕年间开始，自闽西、粤东，沿五岭山脉，进入到了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贵、川，这条迁徙路线，一直持续到了清代。
（2）因抗清斗争，追随郑成功于东南沿海转战，最后迁徙到了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其时间的跨度，也是从明末到清初，且再往后延伸。
（3）由于东南沿海的战乱，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其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老客”。其迁徙的时间，也同样在明清之间。
（4）沿海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允许沿海部分地区复界。除开原沿海居民所剩无几者外，大都是动员闽粤赣的客家农民向濒海地区迁移的，以致导致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或“仇客分声”。
（5）“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由于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朝廷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其间，客家农民亦汇入了这一批移民之中，在四川形成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
当然，也有不同的描绘，或四条、或六条，但都差距不大。所以，还是用这约定俗成的“一枝散五叶”的提法，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叙述过程中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这次大迁徙，其分布之面广、迁出人口之众多，在南方造成的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于日后客家人的“六次崛起”，更是影响之巨！
分线路一一阐释。
第一条线路，当是由明中叶成仕年前后，由梅州及其边缘地区开始迁出的客家人。应该说，此期间，是有入有出，有时入大于出，有时出大于入，或者说，前期以入为主，后期以出为主。
如今，粤北，如韶关、南雄、始兴、曲江直至英德的客家人，大多称其是于明代自福建上杭、粤东兴宁等地迁徙来的，乃至湘东一带的客家人，也是这么说的，这自然有大量的族谱为证。重提这一事实，是想纠正罗香林的漏误，尤为重要的是，将广府人与客家人的先来后到分清楚，不至于把“珠玑巷事件”也混同为客家人 ——一部15集的客家专题片，竟然把“珠玑巷事件”也列入了客家人的序列之中，实在是大谬也。“珠玑巷事件”的内涵，我已在《广府寻根》一书中加以发掘了，它与“葛藤坑传说”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个重商、一个重伦理准则，这本是两大民系之根本分水岭。
为此，务必在这里重申，正是明初，朱元璋灭了在南方称帝的陈友谅之际，对支持陈的地域，实施了残暴的灭绝政策。这才使淞东、粤东地区，留下了一条“无人地带”，珠玑巷及韶关原兴旺的人丁——广府人及土著被灭绝后，才由后到的客家人所填补，以此不难解释，为何被视为广府人的圣地珠玑巷，后来竟无广府人所居住。其实，这一现象，在移民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而沿着五岭山脉，客家人依其本能——“有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亦由粤北向桂东北迁移。所以，广西各县，如今客家人分布已相当之广，其大多数则为清初迁入。清代桂林人龙启端撰写的《粤西团练局略序》中就有：“外郡（指广西）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垦种，数世后，其德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的蛊愚民，用是党羽滋多。”这段话，说明客家人迁入已“数世”，时间不短了，而以“西洋天主教”即基督教“蛊民”，当是指太平天国运动了，也就是指响应来自花县的洪秀全号召发动起义的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的客家人。可见这一条线路迁徙的客家人，对日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何等之深。为此，把这一线路放在第一条。而该线路亦延伸至云贵川一带。太平天国被内外反动派合击后失败，左宗棠称其“兴于嘉应，灭于嘉应”，亦突出了梅州在这一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是把祖籍梅县的洪秀全算作是梅县走出来的。而太平军最后一支队伍，则于梅县被歼。
第二条线路，则是客家人追随郑成功抗击清军，割据台湾，成为台湾最早的第一批客籍移民。
明代遗臣郑成功，建立金厦基地，以抗清复明。其第一功，则是率部渡过台湾海峡，从殖民者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而后，以台湾及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光复各县，甚至打到南京。
其实，早在郑成功之父郑荛龙，便于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刘香而实现了海上统一，无数华商在其麾下出征远东海域，台湾南部的诸岛则是根据地； 1636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华商则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承担者……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础，使一个以海洋贸易为经济根基的 “海上帝国”得以形成。正如不少史家所证明的，在“郑氏海上帝国”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客家人，其最得力的部将刘国轩、咨议参军陈永华，都是客家人。
而梅州镇平（蕉岭）人赖其肖，聚义抗清，“誓以死报明”，人称他“大清之顽民，前明之义士”，战败后不知所终，亦有传闻入郑部。不过大埔江龙、罗大力等，则都成了郑成功所部的名将。如今台湾新竹、基隆等县的客家人，有不少是江、罗二名将之后，在台湾，以大埔命名的村庄有好几处。
早期已有客家人来台，这在德国史学家里斯（Ludwing Riess）博士、魏斯（Albrecht Formosa）博士在荷兰查阅档案得知：“客家人移居台湾渐趋成功，至17世纪止，持续约二百余年。”所以，日后来台的客家人，亦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亦先后偷渡到达。由于清政府严禁粤人入台，所以，福建客家人到台的要早一些，这便是漳州府龙溪、南靖、平和、诏安，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以及邻近漳州的广东饶平的客家人。在长达34年的渡台三禁令（1684—1790年）之后，广东客家人亦大批渡海来台了。这有潮州府的丰顺、揭阳、大埔，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博罗，以及嘉应府的梅县、镇平、兴宁、平远、长乐的客家人。
雍正十年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更记有：“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不许带家室，亦是当时客家人悲惨命运之一。
关于渡海住台的客家人，当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三条线路，则是由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
这同样是清初为对付郑成功而发布的“迁海令”与“禁海令”的直接后果。由于朝廷封锁了东南沿海地区，沿海50里内不得有生民，迫使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压挤，于是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亦一般“地窄人稠”，生存环境极度恶化，除开一部分冒险渡海赴台外，大部分客家人唯有拖家带口，又一次远徙，以求生存。他们当中，则有相当一部分又沿着当年南下的路线，回迁到了赣南，与原先留在那里不走的“老客”犬牙交错，杂居在一起，并获得“新客” 之名，于是便有了“老客”、“新客”之别，有了赣南后来客家人不同成分的新格局。
如以河东片为例，其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为多，他们则为“老客”，其中，以宁都、石城为代表，宁都全县有4500多个村庄，“老客”始建与扩建的就有3700多个，占总数的85%；而石城，“老客”后代遍布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
而河西片则不一样，由于明末清初回迁的新客居多，像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等县，竟占去70%～90%，比例是相当之大。回流者，亦不仅仅限于赣南。
从目前客家人在淞赣布局上看，他们中不少人，又从赣南出发，沿路北上，到了赣中的吉安、临川，尤其是赣西的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与之相邻的湘东雷县（今炎陵县）、茶陵、济阳、醴陵、平江等，再往北，则是赣东北的铜鼓、修水等县，从而拓展了整个客家人的分布区域。
回流的客家人，主要是拓垦者居多。如《于都县志》中称：“于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拓闽广来耕，其党日多。”由于官府多次颁布募垦令，清前期回流入赣的闽粤客户——即“新客”，终于远远超过了“老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赣南又成为了客家人的“大后方”，由摇篮演绎为后方。
第四条线路，则是复界迁出，填补了沿海“迁海令”后巨大的空白带。
顺治年间，清朝廷以“坚壁清野”为策略，以沿海30里到50里为界，严令界外居民限日迁入界内，逾期不从者，以军法处死，且尽焚界外所有居所，其笨重者不能迁，亦一律限期烧毁；凡私自出界的，一律处以极刑。其界，始于福建，往北延到浙江、江苏、山东，往南则及广东。广东先于潮、惠二州沿海，后延至广州及南路各县，直至钦州、防城。一时间，悲声四起，尸横遍野。沿海界外地区，顷刻间一片荒芜。
这一来，民变骤起，商贸委顿，清王朝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增加赋税，不得不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广东巡抚王来住的复界请求，准许部分地区复界。而康熙之年（1662年）迁界的50里之内的广大地区，则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正式宣布复界，允许被迁百姓恢复原籍，并出海捕鱼。从顺治年间至康熙二十二年，历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迁界暴政，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能返回原籍的，已所剩无几。于是各省封疆大吏，只好奏请招募各地游民、山民，与还迁的农民一道，上沿海地带重新垦殖。这一来，粤东、粤北，乃至闽西、赣南的客家人，也就逐渐向沿海迁移。史载，这批移民，填充了广州府之新宁，肇庆府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其规模相当浩大。
从此，客属地有了自己的出海口——原宝安县，今深圳与香港新界，则均为客家人所据。
然而，由于客家人大量进入沿海一带，终于引发了100多年后于粤西的“西路土客大械斗”，死伤50万之众。
第五条线路，便是“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
其实，“湖广”并不含广东，而是西湖，即湖南、湖北当时只是一个省，被称之为“湖广省”，湖广填四川，自是以湖广为主，但也有广东、福建、江西的移民，后者，则大多为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只是随这个大移民浪潮进入四川的，依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称，他们是“跟着西湖的农民走上川去”的。他们迁徙的时间，从康熙到乾隆，前后超过半个世纪。广东入粤客家人，有梅县、五华、兴宁、龙川、韶关等地。像国际上著名的作家韩素音，就说祖上来自梅县，辗转到的四川；而朱德的祖籍，则是韶关；郭沫若的祖先，是宁化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祖上居武平……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直至今天，尽管四川的客家方言岛在缩小，但客方言在四川方言中仍占第二位，人口在100万以上。分布在四川境内20多个县市的山区与丘陵地带。在那里，他们被称之为“土广东”。
第20届世界客属大会，也因此在四川成都召开。
综上所述，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一枝散五叶”，其“枝”，当是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属地，主要是梅州及邻近的韶关、汀州等地，而“五叶”，则是指西线至桂东及云贵，东线至台海，北线回流至赣南，西南线则是粤西沿海地区，还有西北线至四川。
无论是赣南之“新客”、四川的“土广东”，还是粤西、桂东与台湾的客家人，他们大都是以梅州及周遭为又一次起锚之地，因此，这一次迁徙，对梅州的认同，作为客属地中心的认同当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次的聚与散，也就没有梅州成为又一个客家文化中心的基础，更没有在后来成为“世界客都”的可能。因此，研究梅州如何成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中心，直至“世界客都”当从这第四次大迁徙入手，追根溯源，方可得出可靠的结论。
其实，第四次大迁徙，对于客家人来说，同样是一部苦难史与奋斗史。他们正是在这次迁徙中，由蛰伏走向了崛起，没有这样一个过渡，他们是难以形成气候并铸造日后之辉煌的。
“风 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这一结语，当是对这次大迁徙的一个伟大的预言。
中国客家人和海外客家人几项比较
海外客家人和中国国内客家人相比，很多的相同点：迁徙，
是客家人的一大特点，另一特点是喜爱零星稀少的群体生活。不论
论在什么地方，除了少数国家外，客家人口总不多。许多资料表明：
19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客家人的数目，总是越来越少，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爱好迁徒、流动，不愿以大群体方式生活在一起。
客家人往往很乐意往山村流动，往边远的山区流动，因为在客家史
中，大多数的客家人都有过开采矿山、山区农耕等经历，都习惯于
偏僻的山区劳弧生活。他们敢于探险，乐意做开拓疆域的先锋，常常往其他华人不敢去的地方迁徙，这也是他信为什么喜爱的零星散居的形式生活的原因之一。就迁徙的形式而论，他们不同于华商和华工,他们不往繁华的地区流动，哪儿需要开拓，他们就往哪儿去。有风险，哪儿需要开拓，他们就往哪儿去。他价不擅长从事商业活动。另外，有趣的是，客家人乐意再迁徙，换句话说，他们不是迁徙至一处后，就安居乐业，落地生根。他们的迁徙都是尝试性的，当环境不宜，他们就再移往有生机、有兴趣、有"刺激"的地方。随时准备再流动也是客家人的特点之一。
中国国内的客家人和海外客家人也有很多不同点，特别是在居住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从居住的自然环境看，中国国内的客家人大多居住在连
片的山区农村，其中以闽粤赣边区最为典型，少数居住在海岛、城
市；而海外客家人大多数居住在海岛、城市，少数居于山区和农村。
海海外客家人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有：
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文莱，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古巴、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苏利南、巴西、秘鲁、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旺，欧洲的荷兰、英国、法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溪地、斐济、西萨摩亚等。
从气候方面来说，中国国内客家人大多生活在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夏秋冬四季较为分明；而海外客家人大多数生活在热带海洋气候区，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其次，从经济生活来说，中国国内的客家人大多数是以农业为
主要职业的农民，而海外客家人大多数从事工商业和和服务业。其
中美洲和东南亚的客家人，不仅已向专业技术、金融贸易挺进，而
且政治上也崭露头角。
据1950年台湾当局的有关调查资料，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多数住在城市经商，如开设杂货店、皮鞋店、药店等，还有一些则从事建筑业、典当业。在山区者，多以开采锡矿及种植橡胶、椰子为业"。印尼是客家华人最多的一个国家，"所操职业，以经商为多，其中以经营杂货、酒酪、皮鞋、首饰、衣服、药材等业者众"。东帝汶客属侨胞，"多经营杂货、药材等商业行业，亦有从事种植业者"。美国的客家人，在纽约及东部地区，"以经营餐饮及洗衣业者为多。此外，则为杂货商店及出入口公司，亦有从事农业者"。旧金山客家人"经商和种植为其主要职业"。在巴拿马的华侨中，客属人士占一半，"以原籍广东惠阳，赤溪者为多，皆从事工商业"。古巴华侨中客家人约数千， "以经营工商业"。在牙买加，华侨几乎全部都是客家人，"尤以原籍广东东莞、惠阳、宝安者为多，在当地颇有势力，多操工商业"。千里达的客家人"以经商者为多，在当地社会地位颇高"。在苏利南："亦有客属侨胞数千人，颇有经济势力"。这种职业分工，和中国国内以农业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基本职业是很不相同的。
又次，从社会文化生活来说，中国国内的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是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且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的国家之中；而海外客家人属于海外华人的一个支系，海外华人除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属主体民族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外华人都属于少数民族。与中国国内相比，海外客家人生活在种族构成、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民俗等方面都相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海外客家人生活的国度，大多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特点。美国、加拿大及大多数美洲国家都是移民国家，大洋洲、东南亚各国也具有多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马来西亚，就是主要由印尼人、华人、印度人三大主体民族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更是由欧洲移民为主包括了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移民构成的国家；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岛国，也是由印度人、黑人、华人组成的移民国家，宝安客家人何才在 70年代担任总督；南美洲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人口约71万人，内有华人、白人、印第安人及非洲印度混血族，华人约有5000人，以原籍惠州的客属人士最大多。该国于1966年5月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并由客家人张亚瑟当选为首任总统。1999年，有客家血统的华裔伍冰枝当选为加拿大总督兼三军总司令。目前，海外客家人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呈上升趋势。
客家源流（补充）
一 客家人的迁徙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
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
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1·6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
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
黄巢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天佑元年，朱温弑唐昭宗，越两年受禅为帝，终于篡夺了唐朝政权，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据志载：后梁时（897年），王审知被朱温封为闽王。王审知为了顺时应人，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折节下士，开门兴学，以育才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来者，皆厚礼延纳，筑‘招贤院"以馆之。"于是中原士大夫纷纷携带家眷，不避艰辛，爬山越岭，分路入闽为王审知效力。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故汀城建有白马庙，奉祀王审知。
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第三次大迁徙。在此期间，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凡巨族分居，乃散处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陈氏就是宋代入汀的。当时的汀州，地广田多，人口日殷，竟达成10万之众，可谓盛矣。据史志记载，自东晋以来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涌入闽、粤、赣三省边区的时期，因为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活，气候温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对稀少，迁来的中原流徙民众到这里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黄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从《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谱"和客家姓氏渊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据《百家姓辞典》及"族谱"初步统计：
晋代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入汀州宁化石壁寨的有：卓、罗、郭、詹、邱、何等姓。
唐朝安史之乱先后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迁至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县的有：廖、郑、温、陈、王、蔡、杨、古、吴、沈、薛、钟、周、刘、卢、李、苏、张、阙、曹、罗、邓、伍、江、梁、谢等姓。
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谢、邹、欧阳、胡、孙、赖、游、兰、魏、邓、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
据《上杭县志·氏族志》载：自汀州宁化石壁经长汀迁上杭县境的计有：丘、江、朱、伍、严、李、官、罗、陈、袁、范、张、龚、黄、曾、詹、谢十七姓，所迁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据永定县调查：唐末五代迁徙入永定的现仅存阙氏一姓，南宋迁入的有：卢、廖、郑、胡、江、巫、林七姓。
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赵宋王朝很少过几天安静的日子。100多年以后，金灭辽复又侵宋，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宋高宗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以后，政治一天天腐败，国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灭金，并吞中原。接着，元军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向日居住在这里的客民失败后，大批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有的战死于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于岭南海隅。
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江西、安徽迁汀大量客户，一是避差役，二是顶军、奉例屯田的新客户。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一代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来汀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
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峰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朝祚已衰，无可挽救。石头城内福王昏庸，马、阮掌权，结党营私，诬谄忠良。清兵南下，大军压境，大臣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国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郑芝龙受清统帅的贿赂，并许以"闽粤王"，竟尽撤仙霞关的驻军，清兵入闽。客家群众奋起抵抗。然而清兵连骑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难，随臣殉国，汀洲、赣州文臣武将，自刎、自缢、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
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
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家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客家人历史渊源（补充）
于“客家”，史学界一般认为：客家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受到边疆部族的侵扰，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以后，继而再往南、往各地分散迁徙，形成客家散布许多地区的局面。
中原人民第一次大迁移（公元317～879年间），是由五胡乱华侵扰割据所引起。为避难，自晋代永嘉以后，中原汉族开始南迁，当时被称为“流人”。逐渐形成了三大支流，最后，远的到达了江西中部南部、福建等地，近的，则仍徘徊于颍水淮水汝水汉水一带。
第二次南迁（公元880～1126年间），由唐末黄巢起义引起。十几年动乱，中国各地人民都分头迁徙。这次迁徙，远者，少数已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则留居闽汀州，还有赣州东部各地。
第三次迁徙（公元1127～1644年间），宋时，由于金人元人的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迁徙。这次由于文天祥等组织人马在闽粤赣山区力抗入侵外族，三省交界处成为双方攻守的重地。于是，先至闽赣的中原氏族再分迁至粤东粤北。而与此同时，流入汀州者也为数日多。
第四次迁徙（公元1645～1843年间），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中国。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民众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各地。相当一部分人，迁入四川等遭兵火毁灭之地，重新开辟垦殖。是即第四次迁徙，“移湖广，填四川”。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五次迁徙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在1866年以后），当在清后期。这可以说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徙。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等地，渡海则出至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
经过多次的辗转迁徙，客家人始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殖，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特殊的民系。
到现在，有人估计，海内外客家人约有一亿二千万左右，其中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华人是客家人；在台湾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客家人。在内地，除闽、赣、粤三省外，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海外，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也都有很多客家人。
从众多的珍贵史料和族谱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地每姓都把最早迁抵闽西的先祖尊为南方始祖，把闽西作为客家先民在文化里程中告别中原的终点和成为客家人的起点。
自唐明皇开元年间置汀州至清末的1000多年间，长汀都是州郡路府治所。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光龙洞等处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又开福，抚二州山峒，奏请设置汀州，于九龙水源长汀置长汀县。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汀州建置完成，州治在新罗，初辖长汀、新罗、黄莲三县。建置时，县境东接沙县，西接江西于都，东南接龙岩县，西北接江西虔化，东北接宁化县，西南接广东海阳程乡二县，包括现今长汀、武平、上杭、连城等县及清流西南部分地区。唐天宝元年（742年）汀州改名临汀郡，郡治迁长汀村。大历十四年（769年），福建节度使李承昭奏请迁州治于汀江上游长汀白石乡东坊口，大历二十四年（779年）又迁卧龙山阳，县治一同随迁。当时，汀州已成为福建五大州（福州、泉州、漳州、建州、汀州）之一。宋代，大量南迁汉民进入闽粤赣边。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壁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汀州宁化石壁，百姓先祖在此生息、繁衍、播迁、是汉人南迁的主要聚居地和播迁地。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百越族的闽越及畲族逐渐融合。从而，同化了土著，形成了汉民族支系，成为闽西客家人。宋《临汀志》载：“迨宋朝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丰九域志》已载主户 66157，客户15299，视唐既数倍。庆元旧志载主客户218570，主客丁453231，视元丰又数倍……”。可见宋时南迁入汀者日多。经唐，宋，元历代，汀州管辖区域和称谓多次变更，至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年），汀州府管辖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八县。清顺治三年（1646年）11月清兵入闽，置府县仍如明制，版图如旧。故明清两朝汀州府管辖八县。民国初年废府建置，长汀县属汀漳道。民国二十四年设第八行政督察区，后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在长汀，管辖长汀、连城、清流、明溪、宁化、建宁、泰宁、武平八县。长汀在漫长的岁月里，人文称盛，不减江浙中州。汀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有汀江流域的水路交通，有州府治所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故而成为客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各地纷纷在汀州建会馆，如历史上曾有广东会馆、湖南会馆、杭永会馆、江西会馆、龙岩会馆等，汀州八县的生员到汀州考秀才，汀州仁人志士荟萃，商贾工匠云集。由于这些历史原因，汀州自然成为客家首府。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汀江是闽西最大河流，也是连接客家人南迁的两个中转站----福建闽西宁化和广东梅州的唯一河流。客家人入闽后，沿着汀江两岸定居，汀江流域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汀江孕育了客家人，逐步发展壮大了客家民系。汀江流域，成了海内外客家人心中的“麦加圣地”！
印尼的客家人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华人最多的国家，有海水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客家人。
印度尼西亚素有“千岛之国”的美誉，人口有1.3亿多人，其中华人约600万人，客家人约占20%，120万人。客家人分布的地区很广，其主要居住地为爪哇的雅加达、三宝垄、泗水、万隆，苏门答腊的占碑、巨港、棉兰，婆罗洲的坤甸、山口洋，苏拉威西的孟加锡，摩鹿加群岛的安汶、邦加，勿里洞以及帝汶岛东部。他们在印尼城镇普遍以经商为主，其中以杂货、烟酒、皮鞋、首饰、缝衣、药材等业为最多；此外在乡村及种植场里则以种植树胶、椰子、烟草为多；而勿里洞及邦加的客籍华人则多以开采锡矿为主。印尼华侨、华人在当地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全世界引人瞩目，被称为华侨在海外一大创举的，是梅州籍客家人罗芳伯在加里曼丹于18世纪中叶创建的“兰芳公司”，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时间最长的从事采矿业等方面的组织管理机构。
下面再说说几个有代表性的客家人生活的地区。
西加里曼丹岛（旧称西婆罗洲），其中一个叫“百富院”的小镇，有一座桥是两种客家话的分水岭，桥靠坤甸市的这边是讲坤甸式的梅县等地的客家话，桥靠山口洋市的这边至三发县等都讲陆丰人的客家话。坤甸市是西加岛的首府，卡江以东是老埠头，卡江以西是新埠头，分为两个地区，而老埠头几乎全讲潮州话，就连客家人也不例外，相反的，在新埠头所听到的客家话，都是坤甸式的。离开坤甸，沿卡江而上，几百公里长的两岸有大小十几个城市，居住在这一带的华人，大概90%都是客家人，都讲坤甸式的客家话。这些客家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在这里土生土长，但还能一直保留着自己祖籍的母语，实在难能可贵。住在城市里的客家人都从商做生意，经营土产出口，开杂货店、金铺、鞋业、小五金兼建筑原料等，而住在乡村的客家人则以务农、割橡胶、管理椰园等为主。
邦加、勿里洞岛也是客家人密集的地区，邦加的客家人讲的是陆丰客家话，和山口洋市的陆丰客家话完全相同，虽然其中因地区不同有极小部分的差异，而勿里洞的客家话也与坤甸的客家话相似。
在棉兰市也有不少的客家人，可是却听不到有人讲客家话，原来当地的客家人都跟着福建人讲闽南话，这和中国台湾的客家人也讲闽南话非常相似。而在苏北的亚齐地区却又不同，这里的客家人居多，福建讲闽南话的人也跟着讲客家话。
爪哇岛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也有不少客家人，祖籍都在梅县、大埔、蕉岭、永定、惠阳和上杭等，从“唐山”来的客家人，至今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可是，两代或三代以上土生土长的客家后代，大多数都讲当地的“本地话”。从1966年到2000年的三十多年里，印尼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还明文规定所有华文书刊都不准进口，所以现在三四十岁的华人都不懂中文，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大多数还受过华文教育，还能看华文、讲华语。
2000年初，印尼通过总统第6号决定书，撤销了对印尼华人的宗教、信仰、风俗及习惯的禁令，因此，近二三年来，印尼的中华文化正在逐步复苏。在印尼的客属社团纷纷恢复活动，并且新成立了雅加达客属公会、客属联谊总会等众多客属社团，还多次邀请龙岩、梅州等地的山歌剧团、汉剧团等文化团体前往演出
客家华侨与抗日战争
客家华侨与抗日战争在东南亚的客家华侨，以胡文虎为首，曾经于1929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当时成立这个组织，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在南洋侨居的客家人，互通信息加强联系。自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这个“南洋客属总会”便成为全体客家人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开展救亡运动的组织。当时胡文虎立即向全体客家侨民宣布：在新的形势之下，南洋客属总会的主要任务，是紧急动员普天之下的客家人，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便于开展救亡工作，胡文虎号召在南洋客属总会之下，各地再成立分会。当1939年8月22日晚在新加坡巴西班让海滨虎豹公馆举行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时，胡文虎亲自出席发表演讲。当他讲到忠孝仁爱的“忠”字时，认为应以忠于国家为先，他宣布自己“爱国观念不甘后人”。
胡文虎与“南洋客属总会”
在抗战时期，各地的客属分会纷纷成立，计有马六甲、雪兰莪、怡保、槟城、吉打、罗美士、柔佛巴鲁、劳勿、居林、森美兰、马口、关丹、吉灵丹、古晋、亚庇、仰光、巴达维亚(雅加达)、井里汶、巨港、三宝垄等等，共有53个分会。几乎所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客属分会的建立。
胡文虎长期为客属总会会长。他以身作则，带头捐献。在抗战之初，他不但自己捐赠巨金，支持抗战，而且又通过他胞弟胡文豹的名义捐献一万元，通过其妻陈金枝的名义又捐献二万元。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他除了立即电汇一万元支持淞沪抗战之外，又于第二个月再捐二万元，专门慰劳前线的伤兵以及战时救护之用。胡文虎的这些义举，得到了当时正在上海负责救护工作的何香凝的高度评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将士们的斗志。后来蔡廷锴赞扬胡文虎说：“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胡文虎支持抗日战争所捐献的款项最多，还有各种药品物资等等。
郁达夫主持“抗战副刊”
客家华侨在抗日宣传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出色。首先是胡文虎所创办的星洲日报、星岛日报等一系列“星系报”，就成为当时华侨社会中宣传抗日救国的坚强阵地。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胡文虎即礼聘爱国作家郁达夫到星洲日报主编文艺副刊。在欢迎郁达夫的宴会上，胡文虎郑重宣布：“星系报目前最高的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郁达夫也就遵循了这个神圣的抗战宗旨，把当时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办成了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战副刊”。当时郁达夫还亲自撰写文章在星洲日报、总汇报、星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更加坚定了海外全体华侨抗战必胜的信心。1939年秋，为了抗日救国这个大局，当时胡文虎还敢于向香港聘请共产党人乔冠华前来新加坡担任总汇报的主笔。当时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特邀集星洲日报和总汇报两报的爱国同仁，在南天酒楼为乔冠华设宴接风，情绪十分高昂。
与星洲日报相同，另一个重要的抗日宣传阵地是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年，即南京、上海相继沦陷，东南沿海受到日寇封锁的严峻形势之下。当时胡文虎宣布办报的目的有四条：协助政府，从事于抗战建国之伟业；报道新闻，兼为民众之喉舌；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这种办报目的，使当时的星岛日报自然而然地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共产党人为其撰稿。
在南洋客家华侨建立的抗日宣传阵地中，除“星系报”之外，还有曾道修在印尼创办新闻报及南洋生活半月刊。
胡守愚、陈兰生：两个重要报人
在南洋的客家华侨中，为抗日救国而宣传吶喊的文化人之中，最出色的当推胡守愚。
胡守愚，永定县下洋镇人，早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就读时，就是一位积极进步的学生运动领袖，被选为暨大学生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率领暨大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暨大毕业以后，他的才华被胡文虎赏识，于1935年招聘为新加坡星中日报主笔。他在新加坡期间，经常在星中日报和星洲日报撰文，鼓吹抗日救国。所以当时胡文虎在新加坡所创办的几家报纸，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宣传阵地。
胡守愚在抗战期间，曾经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在首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和胡愈之一起在新加坡发展海外民盟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幸于1950年病逝。
除了胡守愚之外，长期在缅甸负责仰光日报主笔的陈兰生，也在抗日救国宣传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兰生，永定岐岭霞山村人，青年时期到南洋谋生，在缅甸仰光日报当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利用仰光日报“社论”，经常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力主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内战，主张枪口一致对外。所以在陈兰生的主持下，仰光日报的“社论”是很有号召力的，团结了不少爱国华侨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因而陈兰生的声望也就日益升高，远近闻名；甚至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当日本侵略军占领缅甸以后，首先指名逮捕的黑名单，就有陈兰生其人。幸而陈兰生逃走了，没有抓到。而仰光日报其它来不及逃走的编辑人员，却被抓走了好几位，并且不幸牺牲。
泰国客家华人的历史
何谓客家?据1980年修订的《辞源》释：“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间，中原战乱频繁，居民南迁，北宋初又大批南移，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尤以粤最多，本地居民称之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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