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百年一人
1902年，一个13岁的中国少年东渡扶桑赴日留学，1905年，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3年，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英国剑桥大学首位华人教授。中英建交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曾致函中共大陆，询问他情况如何。198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关于他学术的研讨会上，他学生季羡林拿出了他留学德国时用各种文字写下的64本读书笔记。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自不必说，还有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匈牙利语，中亚细亚现存和已亡的文字如波斯语、突厥语、巴利语、希伯来文，吐火罗文、梵文、暹罗文、西夏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他都通晓。人们不知道他到底通晓多少文字，有人向他太太打听，他太太谦虚地说他只掌握十七种文字。此人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北大，清华、中山大学任教。
1925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举荐他时说，论著作我梁某人可算是等身了，但我全部著作加起来还不如他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从此他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他的名言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在他上课时，朱自清、吴宓、冯友兰、朱光潜等大师都象小朋友上学一样，风雨无阻，必去聆听。
此人就是举世公认的中国近代三大“文化昆仑”之一、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家，继司马迁、司马光之后的第一人陈寅恪，在中古史、隋唐史、李唐氏族渊源、魏晋史的史学领域，无人能出其左右，在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以及音韵学、蒙古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发现。
北平解放前，陈寅恪携家人离开他任教的清华，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兼任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也不回北京。中共接管北平高校后，要全体教师到文管会报到，有人说陈寅恪双目失明，身体虚弱，是不是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负责接管的中共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这是个态度问题！”据毕业于清华的史学家赵俪生晚年回忆，当时他立刻站起来反驳成仿吾，三天后被赶出学校。
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当然不知道这一幕，但直接和间接地从各方接收大员的做派中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寒意。所以在中共接管清华后，一些陈寅恪的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写信劝他重返清华均未奏效，他在致朋友杨树达的信中说：“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很快全国兴起了思想改造运动叫“洗澡”，陈寅恪双目失明，当局允许他不外出“洗澡”，在家里自觉“冲洗”。
秀才遇上兵，无数知识分子只好脱下裤子洗澡。可陈寅恪是什么人？叫他洗澡好比流氓叫孔子检讨，做梦！陈寅恪内心深处的压抑、愤懑像积压的岩浆，时刻有可能带着怒吼之音喷发而出。1953年，中共成立了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科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分所，创办《历史研究》刊物，用无产阶级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史学阵地。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由于陈寅恪在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大师地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目光关注下，陈伯达和郭沫若没敢忽视他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孤独身影，在他们拟定的中科院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担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很快得到上方批准。
然而要陈寅恪和这两人在一起，怎么可能？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明白，论学识这两人加起来都顶不上陈的一个角，更不要说气节了。正当他们为派谁南下游说陈寅恪北返发愁时，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前来主动请缨，愿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此人叫汪篯，陈寅恪的昔日门生，曾吃住在陈家，北平刚解放立刻投靠左派红人翦伯赞、吴晗，随即入党被送进北京马列主义学院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一颗明星。此番他主动前来请缨，自以为凭着他在马列学院练就的口才，能将陈寅恪一举搞定立头功，令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之流大为惊喜。于是这位陈寅恪的昔日门生摇身一变，成了官方的“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签发的手谕，怀着志在必得的信念来到广州，象从前一样毫不见外地住进了陈寅恪家，丝毫没意识到陈寅恪和他无论是思想还是在对社会的看法上，已经和几年前大不相同，自己无论在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完全不具备与陈寅恪对话的资格，如此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得不自量力与糊涂透顶。更致命的是，他竟然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头脑，以党员的口气，教育引导的口气，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起严肃的谈话。此举令陈寅恪勃然大怒，当即喝道：“你不是我的学生，请你出去！”遭此棒喝，这小子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头脑稍稍清醒过来。尽管做了许多亡羊补牢的努力，但陈寅恪依然怒气难消。这种激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冲着这个没出息的学生，而是针对郭沫若之流及其背后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最后在汪篯的苦苦恳求下，陈寅恪与他作了一次正式长谈，叫他记下来转交郭沫若，题目叫《对科学院的答复》，要义如下：
一、我提出第一条，允许历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是不能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不仅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么调查也是这样。
二、因此我还要再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在这方面应该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三、我提出的以上两个条件，对你们中科院是两难，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我在广州安心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就有此两难；我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我是不想进京的。
四、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否则就不是我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经不是我学生了。
五、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中科院。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碑文中写道：“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你给我带去给郭沫若看。
这哪是答复，分明是积压已久的火山爆发，对郭沫若之流的深恶痛绝和训斥。汪篯带着惶恐沮丧和深深的遗憾无功而归，向郭沫若呈上《对科学院的答复》，从此失去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并受到学术、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轻视，讥讽他为蒋干式人物。尽管在上层和下层失了势，但汪篯仍和夹在中层的翦伯赞、吴晗保持着良好关系，继续在北大历史系主讲隋唐史，且把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之书，并要求写出读书报告。一介书生汪篯尽管倒向了马列主义史学派的头领，但对自己恩师仍一往情深，继续在课堂上讲授陈氏学说却是不争的事实，最后在文革自杀。
1958年，郭沫若给北大历史系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当陈寅恪面也敢说。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办不到？我才不信呢。”此信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看到“尊敬的郭老”挥刀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战，教育界和学术界闻风而动，迅速兴起象大炼钢铁赶超英美一样赶超陈寅恪的运动，高校里甚至社会上流行起“每人读几本书，加在一起超过陈寅恪”的口号，有人提出在学生中组织百人阅读团，每人读十本书，大干快上，加起来几个月就可以超过陈寅恪。可在随后到来的“拔白旗”运动中，革命师生忽然发现用不着再赶超陈寅恪了，干脆把他当反动学术权威干掉就行了，于是赶超口号变成了“拳打老顽固，脚踏假权威”。1958年7月，陈寅恪致书中大校长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学校，就此结束了他32年的讲台生涯，郭沫若胜利了。文革中郭沫若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叫《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编入他的文集，文革后出了一本书叫《反思郭沫若》，将他定性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吸取的教训。
陈寅恪解放后至死都没回北京，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对民主党派及许多知名人士晚节不保的表现失望至极，孑然一身象寡妇守节一样，坚守着他“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毕生信念，晚年写下《柳如是别传》。他的助手黄萱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陈寅恪夫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以令人发指的手段百般折磨，迫害致死，各地政府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遗骨，二人骨灰只能寄存火葬场，直到2003年才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着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天地间的精神图腾。
请问，英国人会迫害莎士比亚吗？法国人会扼杀伏尔泰吗？德国人会批斗黑格尔吗？俄国人会给普希金戴高帽子游街，叫托尔斯泰低头认罪扫厕所吗？文革葬送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最杰出的大师，象虐待牲口一样将他们整死，这种本国内部自残性质的耻辱超过历史上所有外部侵略性质的耻辱，创下了人类耻辱的吉斯尼纪录。文革对中国精神文化破坏的后继影响之大之深，要到百年后才能逐步看清，如今对文革危害的一切估计都是表面灰尘、冰山一角，远不足以概其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