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广源
他亲手整理过慈禧遗体，找到了香妃头骨
他参与了乾隆裕陵地宫、慈禧定东陵地宫、乾隆香妃地宫和纯惠皇贵妃地宫的清理发掘
他探查过乾隆诚嫔地宫、康熙保姆地宫、果亲王允礼地宫和果郡王弘曕园寝地宫……
他是学者，出版专10部，发表文章数百篇，研究成果丰硕
他是满族，母亲为清朝护陵人的后代，从小对皇陵情有独钟
他是农民，农业户口。日间勤于公务，月下秉灯读史，晨昏耕种养家的农田……
徐广源，一位从农民中脱颖而出的历史学者
以自己的亲历亲闻，见证和还原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
“农民学者”徐广源
左远波
广源的《清皇陵地宫亲探记》书稿，编辑工作终于接近尾声，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了。这的确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好书，作者主要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具体翔实地讲述了有关清皇陵地宫清理、发掘与探查的往事。而这方面的内容，过去很少有人谈及，大多不为外界所知。
作为责任编辑，为了避免卖瓜夸瓜之嫌，我对书稿内容不便进行更多的品评。而本书作者徐广源，其人其事，则一直使我感触良多，觉得很有必要在这里费些笔墨，真实地介绍给世人。一我与广源相识，大约始于20年前。那时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从事期刊编辑工作。我所接触的专家学者，大都文质彬彬，看上去就很有学问。
一天我正在伏案工作，有位陌生的作者来到编辑部，说是要解决一下稿子中的问题。人很朴实、客气，自我介绍说是清东陵的，叫徐广源。我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因为杂志上经常登载他的文章，而且据主编介绍，此人还是陵寝方面为数不多的骨干作者之一，在学术研究上相当刻苦。可是，眼前这位造访者却很难与我印象中的专家相联系。他中等偏低的身材，显得比较瘦弱，讲话带有浓重的唐山口音，面色、衣着与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初次见面，广源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后来他经常到北京出差，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到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可是，想要在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中，找到有价值的材料十分困难。所以，他往往每次都在北京停留一段日子，我们见面的次数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
广源并不善于言谈，对都市里的时尚内容更显得比较陌生，可话题一旦转到陵寝，便立刻变得十分活跃，侃侃而谈。尤其是发现什么新的史料、实物或遗迹，对于困扰自己的学术问题有所帮助，更是喜形于色，激动不已，似乎正在面对什么重大的历史发现。我很喜欢这样的交谈：一来可以增长知识，对自己有所启发；二来出于编辑工作的职业敏感，总想在他身上挖掘新的选题。
随着接触的不断增多，我对广源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当然，有时我也利用微权，向他索要几斤新鲜的小米或棒子面，拿回家里孝敬泰山。
这部《清皇陵地宫亲探记》书稿的选题，就是在我们的相互启发下逐渐成形的。那是大约三四年前，当时我正在主持《紫禁城》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广源是我多年的作者和朋友，也是杂志上陵寝类文章的主要依靠对象，我们便一同探讨这方面的内容如何出新，进而不断满足读者的相关的知识需求。我知道他曾参与清东陵几座地宫的清理发掘，便希望他仔细回忆，将相关内容整理出来，在杂志上陆续登载。没过多久，广源果然寄来几份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稿件，以及若干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上世纪50年代的明定陵地宫发掘，早有专门著述进行介绍，读者的兴致也十分浓厚。至于清朝皇陵，虽然已有多座地宫正式开放，但在这方面却仍然是个空白。于是，我建议广源扩充内容，整理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稿，成熟时考虑出版。广源说他也正有此意，因为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已经不多，当时参与东陵地宫开启和清理、而目前仍然在职者，更是仅剩他一人。他责无旁贷，否则将无法面对后人，在历史上留下一桩遗憾。基于这一考虑，他毅然中止了另一部重要书稿的写作。
今年年初，广源的书稿大体成形，其后又在确保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经过反复修正、增减，终于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广源说我帮他完成了一件大事。我则要说：他以自己寻常而又独特的经历，见证并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二马兰峪是京东一座著名的古镇，始建年代在清代已不可考。这里毗邻清东陵，特殊的地缘优势更使它在200余年间极度繁荣。小城曾建有石砌的城墙，并有防御性的敌楼、角楼。城中则建有王府、守护大臣府邸、孝陵礼部衙门、金银器皿库、孝东陵内务府圈、侍卫城、皇粮仓库、御书阁、东陵承办事务衙门等等，多与皇家陵寝事务有关。清朝皇帝拜谒东陵，当然也要在城内驻跸。小城内外，古迹甚多，仅庙宇就有“七十二庙”之说。悠久的历史积淀出厚重的人文底蕴，独特的环境造就了鲜明的“陵寝文化”，在清代这里又别称“兰阳”。
马兰峪人多为满族，他们主要是当年护陵人的后代，广源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本分，但却具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农民，虽然只念过几年书，但由于勤奋好学，后来也成了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土秀才”。他喜爱文学、历史，对音韵、文字、书法也颇感兴趣，最爱读的书是《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广源兄弟小的时候，经常听父亲讲书中的故事。孩子们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教他们查《元音》、《康熙字典》。为了买一本《四角号码词典》，他竟以花甲之年，特意步行百余里前往遵化县城。他对医药也比较内行，喜欢看《本草纲目》，能背一百多首《汤头歌诀》。带孩子们到野外游玩时，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哪种草可以下药，叫什么名字，药性如何。
在父亲的熏陶下，广源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文物古迹和历史掌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兰峪的古城墙、三大戏楼和数十座古庙，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农闲时节，父亲也常常带他到东陵游玩，给他讲宝华峪道光地宫出水、搬迁西陵的故事，讲清代保姆园寝、同治惠陵和惠陵惨案……
广源的家距清东陵最近的陵寝只有几华里。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常常独自在陵墓群中“游荡”，雄伟的建筑、精美的石雕和静谧的环境，让他情有独钟，流连忘返。到遵化县城读高中以后，同学们则经常以他为中心，饶有兴致地倾听那些永远讲不完的皇陵故事。到了周末，广源还常带着同学回马兰峪逛陵，这时他不仅乐此不疲地充当义务导游员，而且总要把同学带回家中吃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广源这个已经填报高考志愿的高中毕业生，同千百万同龄人一样，多年来苦苦追求的大学梦最终化为泡影。他不得不背起行李，回乡务农。好在大队干部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就安排他在大队部当了一名通讯报道组组长兼现金出纳员。不久，又增加了民兵专职指导员、团支部书记、技术组组长等头衔。后来，大家发现他对医药也比较内行，还安排他担任大队合作医疗室会计兼司药。职衔虽然不少，但都是兼职不兼薪，每天只记10个工分。他的工作十分繁杂，白天在大队部处理日常事务，晚上也几乎天天熬到半夜。三当时农民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不仅填不饱肚子，而且一年到头几乎见不到钱。想要换回日常生活中的盐、火柴等必需品，都要到几十里外的深山去砍柴，再背到集市上去卖，每个男子都是“山背子”。广源全家四五口人，妻子有病，全靠他一人维持生计，当然也就成了一名标准的山背子。
可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生活怎样艰辛，都丝毫没有减弱他对皇家陵寝的兴致。有时，他背着百十斤重的柴火走在山间小道上，脑子里却不断地默念着这样的文字：“慧、惠、勤、平、密、成、宣、定、良、宜、荣、马、蓝、布、伊、新、袁、尹、文、常、勒……二、七、九、十一、五……”原来，这前21个文字是康熙景陵妃园寝内11位妃、10位贵人的封号，后5个数字则是乾隆裕陵妃园寝每排宝顶的个数。
20世纪70年代初，广源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清皇陵的相关资料。慈禧陵是当时清东陵中唯一开放的陵寝，他便不厌其烦地把所有说明文字全部抄录下来。他的同乡杜清林在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后更名为清东陵文物管理处）负责照相工作，通过这层关系，他又弄到了一本清东陵的介绍材料。那是一本绿色封皮的小册子，尽管文字内容少得可怜，但却是广源接触到的有关清东陵的第一份“系统”材料。
广源回乡务农后不久，曾在一位同学家里见到一本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书中丰富的史料，让他爱不释手。可时值“文革”，那可是书店里根本买不到的“禁书”！怎么办？广源左思右想，决定全部手抄下来。全书长达43万字，想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谈何容易。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月，谁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家里人都劝他趁早放弃这个念头，但他认定的事却非做不可。没钱买纸，他就请在北京工作的二哥帮忙提供；时间再紧，他也要起早贪晚，每天至少保证抄写一页。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全书终于抄录完成。16开的办公稿纸，总共抄了529页，然后贴上牛皮纸书皮，整整齐齐地装订成3册。如今，这部手抄本《我的前半生》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他的书柜中。广源曾半开玩笑大对我说，这可是他这辈子收集的最最珍贵的业务资料。
广源搜集清东陵资料，另一个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抄录所有碑文。现在看来，这项工作难度并不很大，可当年他却费尽周折。在清东陵的15座陵寝中，有11座立有石碑，其中又只有慈禧陵对外开放，其他陵墓全都是铁将军把门，长期大门紧闭。而且各陵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每天只有保管所的郝春波副所长带人巡查一遍。各陵的钥匙只掌握在郝春波手中，一般人想要进入某陵，必须等他到那里巡查，经过允许才有希望。广源出去抄写碑文，要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怎么会那么碰巧赶上郝所长巡查？不得已，他采取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外后内的办法，就是先抄最容易进入的陵院及陵院外部的石碑，那些最难见到的石碑则等待机会。
那时货物短缺，买辆自行车也得托人找票，否则有钱也没有办法实现，更何况广源家中拮据。他前往离家较远的陵墓抄写碑文，全都依靠双脚步行。如咸丰帝的定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都有十几里的路程，往返则要30多里。一年春节前夕，下了一场大雪，广源一天没活儿，便背起书包，踏着厚厚的积雪，直奔马兰峪东南方向的顺治帝保姆奉圣夫人园寝，因为那里有2通大石碑和7通祭文碑。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他刚抄写几个字，手就冻得不听使唤，只得不时停下来搓搓手，用嘴哈哈热气。村里有几个妇女见此情形，便好奇地围过来问这问那，他则边抄边答。她们知道真相后随即散去，还边走边说：这个人好像有病！
到了1975年秋天，整个清东陵的石碑只剩下慈安陵神道碑没有抄录了。这年秋收过后，公社决定召集各大队民兵排长以上人员到定小村进行集训。广源的身份之一是大队民兵专职指导员，所以也身在其中。定小村过去叫定小圈，为当年定陵妃园寝的内务府营房所在，距定陵妃园寝、慈安陵和慈禧陵很近，村里人大都属于守陵人的后代。广源所在的马兰峪四连队练习打靶瞄准的地方，就在慈安陵前的神道广场。
机不可失，广源决定前去抄写碑文。可是，神道碑亭周围是东陵保管所的果园，树上挂满了成熟的苹果。果园围以铁丝网，只在东面留了一个门，门口长期有人把守。广源向把门的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子讲明来意，希望进去抄写碑文，小伙子却死活不让进园。广源好话说了一大车，他才松口说：“要不我去跟我们头头说说？”不一会儿，小伙子回来了，说头头不同意，可广源还是苦苦央求。最后，小伙子被求得无可奈何，便从广源手中要过纸笔：“我替你抄去！”广源到文保所工作后，一次与同事聊天，提起果园门口的往事，不料一位同事脱口而出：“那个人就是我呀！”原来小伙子名叫安福良。他说：“当时我们头头认定了你想进去偷吃苹果，没想到你对皇陵有那么大的兴趣啊！”
研究清代陵寝，眼光当然不能局限在清东陵，对于清西陵、盛京三陵，甚至清朝以前的历代陵寝，都必须熟悉和了解。1975年二三月间，广源连续两次给清西陵文物保管所写信，请求对方帮忙提供相关资料。过了很久，他终于盼来了回信，但信的内容却让他非常失望：“你的两次来信均已收到，俱没有及时回信。对你的要求，我们反复考虑，现在答复有些实际问题：一是没有系统的资料；二是有一个淸西陵简介，未经上级定稿，不能随意外传。为此，不能满足要求，向你抱歉。”
事情过了两年多，广源已经调到清东陵工作。一次，东陵派出所所长曹山林突然问道：“你给西陵写过信，要过材料？”广源感到非常奇怪，曹所长随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淸西陵接到广源的信，曾给东陵文保所写信，询问他是什么人，政治上是否可靠，是不是在刺探文化情报？当时的东陵文保所所长乔青山并不认识徐广源，便向曹所长了解情况。曹山林说这个人是个东陵迷，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西陵方面得到答复，才给广源写了上面的回信。真没想到一封简单的回信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复杂的故事！到了1979年，广源首次到西陵考察，在招待所中与他同屋的是西陵一位姓孟的会计。闲谈中，广源又得知那封回信就出自孟会计之手。四1977年6月，马兰峪公社党委书记宁玉福调至清东陵保管所担任书记兼所长。此人教师出身，很喜欢历史，曾在广源所在的生产大队蹲点，知道他如醉如痴地研究清陵多年，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便将其调到文保所工作。这年7月7日，是广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正是从这天起，他由一名淸皇陵爱好者，正式转变成了历史文物研究者。
1977年到1984年，正值清东陵地宫清理高潮，这为广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先后参加了乾隆裕陵地宫、慈禧定东陵地宫、乾隆容妃（香妃）地宫和乾隆纯惠皇贵妃的清理工作，探查过乾隆诚嫔地宫、康熙保姆保圣夫人地宫、雍正之子果郡王弘曕园寝地宫和康熙之子果亲王允礼地宫，曾亲手整理慈禧遗体并找到了香妃头骨……
谈到清东陵的每座陵寝，广源早已如数家珍。对于易县的清西陵，他同样十分熟悉。30余年来，他前往西陵考察达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年就要考察数次。那里有他的许多同行和朋友，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和大力协助，使他感到宾至如归。每次考察前，他总是事先拟定调查提纲，现场做好记录。为了找到西陵地宫龙须沟的出水口，1997年农历正月初七日，他几乎踏遍了各陵的马槽沟。为了掌握清代王爷园寝地宫的规制，他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先后4次探查果郡王园寝。每次都要骑自行车往返数十里，并冒着危险，只身钻进早已破败、荒凉的地宫。为了寻找宣统皇帝的万年吉地，他坐着好友孙健生的吉普车，整整跑了一天，才找到那块永远不会成为陵寝的“吉壤”……
清代陵寝承袭明制，所以广源也是北京十三陵的常客，与那里的几位专家交情甚密。
在探讨明清皇陵及历代陵寝知识方面，他还结识了张大宇、冯其利等业余陵寝研究者。广源说，像他们这样的陵寝发烧友，不图名，不图利，全凭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进行研究考察，那种精神常常让他感到自愧不如。可是，每当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所突破，他又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成就感。如康熙景陵石象生是否为乾隆皇帝所补建，十几年中始终悬而不决。大约在2000年春节前后，他终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为此兴奋得彻夜未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结婚、生子、抱孙女和盖新房，都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广源长期担任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的负责人，除了单位的日常工作外，手下还有一批年轻人需要提携，所以白天专心搞研究的时间很少。而早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时间则完全属于自己。东陵文管处珍藏有两部价值很高的图书，一部叫《昌瑞山万年统志》，另一部叫《陵寝易知》，都是当年看护东陵的大臣组织编纂、供陵寝当差人员使用的“工作指南”。前者上下函，共17册，约20万字；后者1函6册，约10万字。均为手抄本善本书，本身已属于文物，原书平时都锁在档案柜中，人们只能借阅复印件。但当时复印件也只有一套，想要在非工作时间查阅并不方便。于是，广源又拿出当年抄写《我的前半生》的劲头，将两部书全部抄录了下来。他说这一过程益处多多，可以全面了解书中的内容，强化记忆，胜读十遍。就这样，他多年搜集并抄录的陵寝、清史等方面的资料，累计超过千万字之多。
功夫不负苦心人，20多年来广源先后出版8部专著，发表文章数百篇，成果和事迹被80余部辞书收录。近年他还经常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如赴澳门讲学、在中央电视台及河北电视台当嘉宾、作客搜狐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等。随着知名度的逐渐增大，他的“粉丝”也越来越多，来信、电话不断，与之探讨有关陵寝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者，还是十来岁的小学生，广源都是有问必答，从不拖拉。有的问题颇有深度和见地，他也需要反复查阅史料，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解答清楚。当然，广源也十分喜欢这样的对话，感到自己可以同读者一起提高。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源喜欢上了摄影，这使他对陵寝的观察增加了新的视角。每当天高气爽、雨后天晴或大雪初霁，他经常背起相机，去拍摄那些自然与人文相互交融的画面。东陵的照山金星山、祖山昌瑞山，他不知登了多少遍，但每次远眺陵区，都能感到某种震撼，让他乐而忘归。
广源在晚上12点前很少睡觉，但早晨5点却准时起床。只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中午一定要打个盹儿，否则便没有精力。按说搞研究工作的多为夜猫子，由于长期爬格子，一般都有烟瘾，广源却不然。到清东陵工作前，他曾抽了10年旱烟，随后又抽了几年卷烟，但烟瘾始终不大，后来抽一口就感到头晕，竟在不知不觉中把烟戒掉了。不过，每天晚上茶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浓茶也不会影响睡眠，说自己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体验过失眠的滋味。广源兴趣比较广泛，爱好书法、音乐、集邮、剪报、下棋和钓鱼，但现在几乎全部放弃了。他一年到头很少看电视，麻将、扑克更是没摸过。不过收音机是不可少的，每天的新闻必听，更爱听听京剧。只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什么声音也就听不到了。
到了50岁以后，广源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和尽量减少干扰，索性搬到单位处吃住，尽管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离家并不算远。2003年，他在家里总共只住了5天。当然，妻子对他的这种痴迷也十分理解，总是毫无怨言地送饭送茶，有时还特意抱着小孙女去看爷爷，让祖孙俩享受正常的天伦之乐。五广源是位研究清皇陵的知名专家、学者，已连续两届担任唐山市政协常委。同时，他又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1977年，当时的清东陵文保所领导将其调至东陵工作，可谓慧眼识珠，但20多年来他却始终名不正、言不顺。他初到东陵时的身份是“农业临时工”，大约4年后转为“全民合同制工人”，至今仍为农业户口。虽然在90年代后期，有幸晋升为中级职称——馆员，但由于既非正式的“国家干部”，又无大学文凭，所以直到60岁退休为止，一直没有资格获得高级职称。
既然是农民，地是不能不种的。广源家里有几亩农田，妻子又长期体弱多病，他自然也就成了干农活儿的主要劳力。他们的地分布在几处，最远的离家有七八里路，每年的播种、施肥、除草、秋收，基本上靠他一人操持。
不过，广源干农活的时间却有点与众不同。早晨天还未亮，他就要赶到田间，为了不耽误上班，薅、耪一垄田用多少时间，途中用多少时间，回家洗漱、换衣服、吃饭各用多少时间，都要精打细算；晚上下班后再次赶到地里，直到天黑后才回家吃饭，接着又匆匆返回单位，去干他那一摊忙不完的业务……别的农民下地干活，他扛着锄头回家；别的农民收工回家，他却再次走向田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出差在外，这似乎成了他20多年间固定的生活轨迹。
近几年来，由于体力过度透支，广源渐感身体大不如前，于是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方面。但身为农民，眼睁睁看着家里的田地荒芜，心里仍然感到很不落忍，说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有一年，他花80元钱买来豆种，找人帮忙种了2.5亩大豆，可天遇大旱，锄耪、浇水他全都没有露面，结果秋后一粒豆子也没有收获，只把豆秸拉回了家；另一年，他操持着种了1.7亩早稻，然后便不闻不问，最后也是颗粒无收，稻草让人家割去喂了牲口；还有一年，家里雇人栽种300棵杨树苗儿，由于现场无人监督，质量得不到保证，次年春天只成活十几棵……
广源也曾有过获得高薪的机会，可是却不止一次地放弃了。有人说他犯傻，他也说自己很想发财致富，但心思却不在赚钱上。因为他对陵寝研究过于专注，与清东陵有着剪不断的情结。
这位从农民中脱颖而出的历史学者，的确让人敬佩。2006年12月
于紫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