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包拯影响后世的精神
包拯， 作为封建政府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当时范仲淹
所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留下了许多可贵
的精神，也值得人们很好地总结。
１、忠君爱国，直言切谏
包拯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 很懂得士大夫为官从政的本分。曾
说：“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
有竭忠死义之分”。[131]因此，在走上仕途之后，处处“确然素
守”，时时“期以勉循，”一心一意要把国家治理好，来报答皇上
的知遇之恩。一部《包拯集》，全属“奏议”，可以说全是针对当
时政治腐败所提的意见和进行改革的办法。由于首先是写给皇帝看
的，因而从其用词造句上，就可以直接体会到他的心态和精神。诸
如“愿陛下嵇前代之成败、念当今之得失”、“惟陛下特留圣意”、
“惟陛下特赐省察”、“望陛下图议谋策”、“愿陛下遵而行之”、
“望陛下早赐指挥”、“愿陛下顾宗社之重”、“望陛下上禀祖宗
之训，下为社稷之计”之类，俯拾即是，无须备举，其忠君爱国之
热忱，已可概见。
包拯的这些话，虽然出自忠君爱国的热忱，但正如人们的常说，
“忠言逆耳，”也不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何况人君居万乘之尊，
喜怒无常，逆鳞难批呢！这就需要几分直言切谏的勇气了。有一次，
他对仁宗说：“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纪，”虽然也想“孜孜求
治，”但效果并不好，以至“时多疵疠，民未富庶，国廪罕蓄，邦
计益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盖知人用人之道
恐有所未尽耳”。一下便把责任归到了仁宗的身上。[100]包拯对仁
宗提意见的内容很广泛，除一般国家大事而外，不少地方还牵涉到
仁宗个人的不是。如《七事》疏就集中指责了仁宗“不问是非”、
“以朋党为意”、“颇恶才能之士”、“颇主先入之说”、“多有
疑下之意”、“未能委任忠贤”、“多有窜逐之臣”等等。再一次
体现了他说话的直率，“然言不激切，则不足开宸虑而补圣政。”
[140]只要有补于政治的改革，哪怕皇帝听了不高兴，他也要直言不
讳的。有时，包拯甚至还指摘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115]许多
事实表明，包拯的言行确实是“上裨帝阙，下瘳民病，中塞国蠹，
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其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言词有时虽不免有些过分，但“天下不得异
议”，没有人说他做得不对，得到了当时和后人的尊敬。(307页)
２、民为国本，为民请命
北宋中期， 政治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贪官污史横行
霸道，加重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民不堪命。包拯从传统的民本
思想出发，对这个问题当然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对仁宗皇帝说：
“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他极
力要求仁宗“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69] 他具体提出
了许多整顿腐败的办法，《包拯集》中直接请求薄赋敛、宽力役、
救饥馑、免折变、籴粮草、罢冶户、罢税率、改盐法、改茶法、罢
巡驿、除放欠、保民田、止抑配、惩赃吏的奏疏，至少在五十封以
上，鲜明地表现出包拯对民间疾苦的深刻了解，对生民休戚的诚挚
关怀。他为了制止贪污腐败，整顿吏治，达到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
。[91]已经尽力而为，做到了一个封建官员所能做到的一切，这种
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实践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３、刚直不阿，不畏权贵
包拯在一首中写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1]这是他作官的座右铬。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被后人唾骂，他对
当时众多封建官僚追求名利，曲道谋身的行为，感到可耻。他立下
誓言，一定要作一个清心寡欲、直道谋身、刚直不阿、象唐朝魏征
那样的“忠直无隐之臣。”[145]《包拯集》中大量事实表明他对当
时政治腐败的揭发，是不遗余力，不顾情面，不查个水落石出，不
肯罢休的。
包拯很清楚， 对权势豪猾的不法行为进行整顿，是不那么容易
的。心直口快，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些封建时代为人处事的教
条，他当然不会不懂。他亲眼看到不少“公清守节之人，或不曲事
左右，为众所嫉者，即被加诬，构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负终身
之玷，可不痛惜哉。”[16]然而，一颗公忠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支撑着他不怕打击报复，义无反顾，决心去对那些腐败邪恶的势力
斗争到底。最能表现他这种个性与品德的是两弹宋庠，六弹张尧佐，
七弹王逵。他不畏权势的事例很多，《宋史本传》说他“立朝刚毅，
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是个很好的概括，此处就不再
罗列事例，徒增篇幅了。
包拯的刚直精神， 当时就获得朝野的赞扬。欧阳修称他“清节
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281页)刘敞说他“识清
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282页)吴奎为他作的《墓志
铭》说：“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
我抗其辞。自始至终，言行必一。”(262页)
包拯死后， 他的“奏议”被编辑出版，广泛流传。人们在诵读
的时候，仍然不断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明朝的胡俨在为包拯奏议新
版作的《序》中说：“公在当时，为人峭直，其忠孝大节，议论风
采， 著于庙堂， 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诸史册者，章章矣。”
“观其敷奏详明，谏诤剀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
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
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琅琅，光前振后，焕乎
其不可掩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４、以身作则，自奉廉洁
包拯之所以能够成为清官的典型， 自然是与他长期修养磨炼有
关。他树立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曾说：“臣生于
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确然素守，期以
勉循。”[131]表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一切都是匡正缺失，
尽心报国，决不贪恋职权，尸位素餐。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无所云
补的官，他是不肯当的。
包拯的这种性格， 早在他求学的时代就养成了。《朱子语类》
记载，包拯幼年在一僧舍读书，出入必经一富人门，富人每候门邀
座，请入用饭，其意甚殷。但包拯以其“富人”，恐“为他日累，
不肯“妄与之交。”(卷129)
包拯到京城去选官时，有材料说他住的地方与宰相吕夷简同里，
吕知道他是个人才，想见他，罗为己用。但过了几天，包却未去拜
见，选了一个知县，便朝辞赴任去了。(273页)说明他不愿开后门，
不肯在达官贵人面前低声下气以求提拔，用事实证明了他“直道是
身谋，无贻来者羞”的誓言。
包拯出仕后， 从地方官作起，历任要职，所到之处无不清廉自
守。在知端州时，当地出产的贡品端砚，素来是文人学士达官贵人
喜爱的宝物，但作为父母官的包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
一观归，”不想用它作为结交权贵的礼物，也不想自己收藏有损清
白的名声。后来，一直坚持这样作。“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
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宋史本传》）
包拯不仅自奉廉洁， 清操自守，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立
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
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187] 七十年代
合肥包拯家族墓的发掘，用事实证明了这种要求是贯彻执行了的。
包拯夫妇墓中，并无贵重遗物。其子包绶墓志铭说，“公生平清苦
自守，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
公可谓能克家者。”其孙包永年，虽累任主薄、县尉、知县等职，
但其墓志铭说，他死后，“发所私，了无蓄遗，故丧葬之具，皆二
弟力营之。于是益知公生平刻苦，自筮仕以迄于终，曾无贪求苟得
于下也如此。”
包拯确实是个清白正直的人。 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他也
就敢于对当时的种种腐败现象，加以揭发批判，进行严肃处理，收
到一定的效果，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好评。
这样， 我们就对包拯在复杂的仕宦生涯中，为什么官运亨通，
保持不倒的原因，得到一些可以理解的答案。表面看来，包拯的性
格刚毅，很容易得罪人，坚持原则到了不通人情的程度，他既不想
随波逐流混日子，又不愿同流合污图升官，还想要有所作为求发展，
是很难行得通的。然而，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他竟然走通了，这
里面究竟有什么奥秘？或特殊的背景呢？我们没有发现。于是我们
想大概是，由于他惟其爱国，尽管言词激烈，但无异心，因而皇帝
可以容忍，予以采纳；由于他惟其爱民，尽管官居高位，但无架子，
因而得到民众拥护，表示支持；由于他惟其正直，虽不与人苟合，
但不偏袒，因而没有卷入党争，免遭攻击；由于他惟其廉洁，虽有
方便条件，但不谋私，因而没有把柄可抓，保持清白。这就是他在
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没有被皇帝罢官；在朋党大纷争的北宋政
坛，没有被浪潮卷倒；在官民隔阂的封建社会，没有被民众抛弃；
在贪污盛行的腐败环境，没有被污染的根本原因。他的官运不倒，
绝非不易解释的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考虑，应该是事在意中。
千百年来， 每当人们遇到腐败逆流弥漫政坛，忠贞之士遭受压
抑，广大民众溺于水火，正气不得伸，有冤无处诉的时候，便想到
了这位敢说真话，敢斗邪恶，为民请命的清官，希望上天鉴临，惩
治邪恶，驯致太平。其心可悯，其意可嘉。让我们满足人们这点小
小的愿望吧。还包拯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他留给后人的遗著，
发扬他的可贵精神，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认为
这是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