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绍坚
（谢罡拍摄）
【题注】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代里，都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弃老”行为。从“弃老”到“敬老”习俗的转变，是人类文明一次质的飞跃，它不仅意味着人类对“经验”和“知识”代代积累传承的日渐重视，更蕴含着人性的觉醒，蕴含着人类逐渐学会对每一个个体成员生命的尊重。
神州“寄死窑”，真的存在吗？
第一次接触到“弃老俗”时，我被深深震撼了；第一次听说中国也有“弃老俗”、甚至还有“弃老俗”的实物遗址“寄死窑”时，我的感觉，只能用“震惊”来形容。
我第一次接触“弃老俗”是在很多年前，缘于一部日本影片《楢山节考》。影片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在日本信侬（今长野县）某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流行着一种“弃老”习俗。由于冬季食物严重短缺，村中老人一到70岁时，不论男女，都会被送到楢山上，活活冻饿而死，给年轻人让出粮食。女主人公阿玲虽年近70，但身体健康，儿子辰平也很孝顺。可是，在习俗和生存的双重压力下，阿玲还是不得不屈服。影片的最后，衣衫单薄、形容枯槁的老妇，呆坐在楢山上累累白骨之间，而漫天大雪，正飘飘落下。儿子辰平，悲欣交集地对老母亲说：“妈妈，下雪了，运气真好。”
这样的结局太沉重了，远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影片为了审视生命的价值而编造出来的故事。
很多年过去了，《楢山节考》所带来的震撼渐释渐稀。直到不久前，我读到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发表于2003年的一篇论文之后，这种震撼再次被唤醒，而且，更强烈。
在这篇名为《走近“寄死窑”》的文章中，刘守华教授说，鄂西北一带民间，至今流传着一个《斗鼠记》的传说：
“在古代郧县这一带的‘麇国’里，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都要按老规矩送进‘自死窑’让他们冻饿而死。有个叫杨三的农民，偷偷把老父亲养在家里。恰好这时外国送来一只像黄牛那么大的‘犀鼠’，全国上下无人能识别和制服这一怪兽，陷入惊恐不安之中。杨三将此事告知老父，老人家教他用一只13斤半的猫斗败了犀鼠。国王从这件事认识到智慧丰富的老人是个宝，从此就废除了将老人送进‘自死窑’的古老习俗。”
刘守华教授解释说，所谓“寄死窑”、“自死窑”，就是将老人送进里面等死的“弃老洞”。
这样的传说真让我惊讶，但更让我惊讶的在后面。刘守华教授接着说，在湖北省十堰市的乡下，“寄死窑”（即“自死窑”）迄今还在，而且不止一处。在武当山下的官山镇，他就考察过其中一座。
这，太让我震惊了。我读历史出身，熟悉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各种原则、规定、仪式、细节和故事。我一向认为，在传统中国，“孝”已经被提倡到离谱的地步，在“孝”的大旗下，子孙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完全被忽视、被践踏、被抹杀。以旧时流传最广的《二十四孝》故事为例，要求子孙们忍辱负重（“孝感动天”）、装疯卖傻（“戏彩娱亲”）、恶心变态（“尝龚忧心”）、冷血无情（“埋儿奉母”）、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卧冰求鲤”）……这样的“孝”，我实在不敢苟同。
现在，突然间，问题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换个角度思考和审视它。难道，《楢山节考》和《斗鼠记》中提到的“弃老俗”，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那么，它究竟发生在什么时代？又是什么时代终止的呢？按刘守华教授的推测，鄂西北一带，或许“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流行‘弃老习俗’，直到唐代卢陵王进行经济文化开发，才移风易俗，将‘弃老’转变为‘敬老’”。可是，刘守华教授自己也强调，这“只不过是一种传说或推测”，需要考古部门证实或证伪。不管是不是推测，这完全不符合当下任何的学术常识啊！虽然学术界迄今为止对中国从什么朝代开始确立“敬老传统”尚有争议，但按一般的理解，最晚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明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敬老传统”肯定在华夏大地上全面生根开花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么可能还会允许“弃老俗”一类的传说存在到今天呢？更何况，居然还有“弃老洞”一类的实物遗迹存在？再说了，依我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粗略了解，不论是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诸子杂说、官方正史、地方文献以及各种总集、类书中，抑或是在数不胜数的历代个人文集、笔记、诗词中，似乎从来没人提到过“弃老俗”现象，更不用说“弃老洞”遗迹了。出于学术慎重，我不得不谨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我相信，不管是谁，当他接触到“弃老”这个重大话题时，他大概会有和我一样，既充满好奇，又小心翼翼。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完全浸泡在图书馆里，希望能从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找寻能够帮我解释“弃老俗”传说和“弃老洞”遗迹的答案。为了不漏掉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我甚至远远超出文学和史学这两个我所熟悉的专业领域，遍索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范畴。我原想，全国有那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有那么多专业从事人文社会科研究的专家学者，应该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对“弃老”话题充满兴趣。不过，结果却让我很纳闷：到目前为止，总共只有9篇论文直接研究“弃老俗”和“弃老洞”，且多局限于研究某个地区性的“弃老俗”传说或“弃老洞”遗址；此外，还有3篇论文研究各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弃老-敬老”传说——我的眼前，居然现出一大片学术空白领域。
无奈之下，我不得不继续自己的思索：难道，在以连绵悠久的“孝文化”闻名于世的华夏大地上，真的曾存在过“弃老俗”？难道，“弃老洞”也是真的？更深一步说，我当然愿意相信刘守华教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弃老俗”的传说是否仅仅存在于鄂西北？其它地区有类似的传说么？还有，“弃老洞”也是真的吗？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遗迹吗？
为了寻找答案，我踏上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之旅。
（关于“寄死窑”，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自死窑”、“弃死窑”、“弃老洞”、“老人洞”、“巴人洞“、“古墓”、“模子坟”、“丘子坟”、“油篓坟”、“六十花甲子（葬）”、“生藏”等。为了行文统一，下文将以“弃老洞”作为这一类遗址的统称）
在冀南的民间故事中，就有“六十活埋”的传说 与赵州桥同龄的弘济桥，其桥一块拦板（约180X90）就有一幅六十活埋图 我当时对这现象不理解，现在看来，是真的了
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2）
“弃老俗”，曾经的世界性现象
寻访的第一站，我选择武汉。这里住着国内民俗学权威之一、“寄死窑”的最早关注者刘守华教授，以及宗教人类学家、另一处“寄死窑”的发现者、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我希望能向他们请教，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弃老俗”和“弃老洞”的情况。
头发花白、已经75岁的刘守华教授和蔼可亲，对我的寻访之旅大为支持；宫哲兵教授则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个惊喜，后面我还会说到。
刘守华教授告诉我，世界各地民间流传的故事很多，但绝大多数只有故事，没有配套的实物遗迹。所以，2001年，当他有机会走近一座“弃老洞”时，他感觉很兴奋。老先生谦虚地说，文章是写了几篇，但只是从故事流传的层面整理了一下“弃老俗”传说，对于“弃老洞”（“寄死窑”）最后的研究结论还没得出来。老先生强调：“要得出结论，还得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先把遗址整理一下，鉴定是什么年代的，然后研究才好继续进行下去。”
刘守华教授太谦虚了。事实上，早在1982年，他就发表了《日本的〈弃老山〉与中国的〈斗鼠记〉》的论文，指出：“现在，斗鼠故事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代也流行过（‘弃老俗’）这种野蛮习俗……‘自死窑’就是一个一个的石洞，其遗址至今尚存，更有力地证明了‘弃老’习俗的存在。”1982年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呢。想起这一点，我对老先生的学术敏感性和超前性由衷感到钦佩。
更让我钦佩的是，老先生当年就表现出宏大的学术视野，将湖北民间故事《斗鼠记》、日本民间故事《弃老山》和汉译印度佛经《弃老国缘》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弃老山》的故事，不正与当年震撼我的影片《楢山节考》同一主题吗？
感谢刘守华教授帮我打开了思路，让我注意到“弃老俗”的世界性。
现在我知道，电影《楢山节考》，源自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小说《楢山小调考》。这部小说曾两次被搬上屏幕。我看到的，是1983年由日本著名导演今村昌平重新演绎的版本。
对于“弃老山”及其传说，日本学者和作家们的关注可谓经久不衰。1955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以此为背景，创作出短篇小说《弃老》。1983年，日本学者枝浦生发表了研究论文《弃老山和两墓制遗迹》。直到1999年，在日本导演新藤兼人自编自导的影片《生存欲望》中，还在讲述有关“弃老山”的故事。
不光日本有“弃老俗”，世界各国都有。编译于公元472年的汉译印度佛经《杂宝藏经》中，有则《弃老国缘》故事，开篇就是：“过去久远，有国名‘弃老’。彼国土中，有老人者，皆远驱弃。”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朝鲜族中，也流传着“高丽葬”的传说：“高丽时期有个残忍的习俗叫做‘高丽葬’。国王规定，老人到了60岁就得扔到山里，让他们活活冻饿而死。”1890年，现代文化人类学奠基者之一、英国学者弗雷泽在他的巨著《金枝》中，已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有处死衰老国王的做法。其后，英国人类学家穆达克在《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书中，对太平洋中塔斯马尼亚人弃杀老人的习俗如是描述：“上了年纪的人，当他们衰弱以后，同伴们就留下一点食物，而把他们扔下来等死。”此外，民国学者马长寿先生在1936年时发表的论文《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中，曾专门列出一节《世界上残杀老人的民族》，指出，北美的瓦拉几人、巴拉圭的陶巴族、非洲的霍丁族、西伯利亚的朱克察族等民族，都存在着“弃老俗”或“杀老俗”。
对于世界各地“弃老俗”的成因，早在1900年前后，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原始民族的艺术》一文中，已给出答案：“原始人类杀死老人，犹如杀死孩子一样，不是由于他们的性格的特点，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渭的个人主义, 也不是由于缺乏各个世代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是由于野蛮人不得不为自己生存奋斗的那些条件。”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自身难保的原始人“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既然他们处在这样的条件下，所以他们不得已杀死多余的孩子和精疲力竭的老人”。
既然“弃老俗”曾是一种普通的世界性现象，那么，神州大地上，是否也曾存在过类似风俗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再次踏上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之旅。
内蒙古赤峰市大南沟史前墓地：神州曾有“贱老俗”
我寻访的第二站，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我要去的地方，书面地址是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三道杖房村大南沟自然村。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地名显得汉蒙混杂、冗长奇怪，但它在考古学界却赫赫有名。经过1977年和1979年两次考古发掘，这里成了著名的“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这一墓地的年代，距今4000-5000年。
前往大南沟之路，注定充满坎坷（真的很坎坷）。这得怪我。1987年我就到过赤峰，当时还叫“昭乌达盟”。那一年，乳臭未干的我背了个行囊，带着一份军用地图，傻不愣登地孤身闯进草原深处，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半月。我清晰地记得，在达里诺尔湖畔、在白音他拉草原、在阿鲁科尔沁草甸，我这个“小南蛮子”，完全被北方雄浑壮阔、却又婀娜多姿的美镇住了。对赤峰，我一直有种熟悉感。所以，在赤峰市区，我大大咧咧地对帮我们开车的李文学师傅说，我们要去解放营子乡。我的想法是，到了乡里，村就不远了，不对吗？
不对。到了乡里才知道，大南沟村离解放营子乡居然还有70里路，那也得去啊。3000公里我都赶过来了，70里路小意思。
离开乡里，往西走完30里沙石路之后，当地人指着一条干涸的、布满大小砾石的河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进沟里，顺沟往南走，再有40里就到了。”壮实敦厚的李师傅二话不说，真的将的士直接开进沟里。
我的运气真好，遇上的是有20多年驾龄的李师傅，不然真难想像的士该如何在凹凸不平的砾石滩上行驶。即使这样，一路上，他的车底盘还是几次被石头碰得“砰砰”响，连我都替他感到心疼。
我的运气的确很好。在三道杖房村南台自然村，我遇到非常淳朴的当地村民郭俊喜。1962年出生的郭俊喜告诉我，他知道大南沟墓地，听说过30年前大南沟考古发掘。他说，那一带其实还有古墓，“头些年，也就是四、五年前吧，那旮旯听说还挖出了玩艺儿。”我赶紧问，是谁、挖出了什么“玩艺儿”？他憨憨的回答，差点让我笑岔了气：“咱也没在那儿跟前，咱也不干盗墓那玩艺儿，那玩艺儿也不跟咱说实话，估计也就碗啊碟啊啥玩艺儿。”
由郭俊喜带路，经过仅有6户人家的大南沟自然村之后，我们终于找到大南沟第一墓地附近。这是一片缓缓起伏的斜坡，在周围浑圆的蒙古山包间并不特别显眼，只有山上的几块石头隐约与众不同。山坡旁，有一道水流切出的深沟，郭俊喜说，沟名也叫大南沟。我只能说“附近”，是因为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这里的山坡上除了盗墓贼留下的一个大土洞外，已经见不到任何“大南沟墓地”的痕迹了——后来，我见到赤峰市博物馆馆长刘冰研究员，他并不相信我们到过大南沟。他说，连他们自己都没到过。
只好回了。幸好，墓虽无存，但考古报告还在。
我之所以坚持寻找“大南沟墓地”，受益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教研室陈淑卿副教授的启发。2005年，陈淑卿和陈昌珠共同发表了论文《多学科视角下的古代贱老习俗——从湖北“寄死窑”谈起》。论文中，她们专门对《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进行了相关统计，并指出：
“（大南沟墓地中）男性墓35座，墓均随葬品8件；女性墓24座，墓均随葬品6.91件，两性间经济地位似无较大差别。随葬品分布不均的现象，主要反映在不同年龄之间。据统计，老年人的随葬品数量明显偏少，质量也欠佳。除M28合葬墓男子随葬品为6件外，其余56岁以上的男性随葬品均为3件，随葬1件陶器或无陶器。若以45岁为界，墓均随葬品也不过5件，且无一座随葬彩陶。同类现象也存在于女性墓中，45岁以上的女性墓共计8座，墓均随葬品4.37件，仅1座墓随葬彩陶。”此外，在M67、M20和M31墓中，“战死的青壮年能够得以厚葬，与困顿的老年墓葬形成明显对比，史籍中‘重兵死而耻病终’的记述由此可见一斑。”
她们的结论是：大南沟墓地，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历史上存在过“贵壮贱老”习俗的史前墓地——所谓“贵壮贱老”，通俗地说，就是年轻人受重视、待遇好、地位高，而老年人则被鄙视、受虐待、甚至无端送命。
在山东济南，我采访了考古学者陈淑卿女士。从外表上看，她纤弱文雅，是一位标准的知识女性。但她很热心，不仅回答了我的提问，还帮我翻拍了重要资料。她告诉我，论文中对大南沟墓地随葬品的统计，就是由她完成的。
陈淑卿女士提到的“贵壮贱老”习俗，在史料中的确存在。从现存史料看，历史上神州大地各少数民族中，曾大量存在这一习俗。
秦汉的匈奴。《史记》中说：“（匈奴）荤粥氏虐老兽心”，“（匈奴习俗）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剩饭）。贵壮健，贱老弱。”在著名的《胡茄十八拍》诗中，也有匈奴“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的诗句。
汉代的乌桓。《后汉书》中说：“（乌桓）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
魏晋的肃慎。《晋书》中说：“肃慎氏，一名挹娄……贵壮而贱老……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通典》更进一步说，连女性亲属也不能哭：“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谓之不壮相。”
北朝的突厥。《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突厥）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也。”《隋书》补充道：“（突厥风俗）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唐代的吐蕃。《旧唐书》中说：“（吐蕃）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傲慢）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重兵死，恶病终。”
唐代的契丹。《旧唐书》记载：“（契丹）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
唐代的黑水靺鞨。用《旧唐书》中的说法：“（黑水靺鞨）性凶悍，无忧戚（悲伤），贵壮而贱老。”
宋代的女真。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中有一段相关记载：“（女真）其性奸诈，贪婪残忍，贵壮贱老……嗜酒而好杀，醉则缚（绑）而候其醒，不然杀人，虽父母不辨也。”
明代的鞑靼。清初的《罪惟录》中说：“（鞑靼）贵壮贱老……兵死为贵。”
明代的卖爷苗。《罪惟录》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苗）在白纳为‘卖爷苗’，其俗贱老而贵少，父老，则拽（拉）而鬻（卖掉）之。”
……
对于历史上这些“贵壮贱老”习俗的成因，学者们已做过一些研究。陈淑卿女士认为：“简言之，艰难的生存环境是导致游牧民族‘贱老’习俗形成的根本原因。”于学斌先生指出：“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原始的部落……看到了壮健对部落生存的重要性。”罗嗣忠先生说：“缺乏文化教育也是古代游牧民族形成‘贵壮贱老’习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吴天明先生则强调，其中还有一个“男性生殖竞争”、“优化种群”的原因不容忽视。
我之所以在这里摘录学者们的观点，不仅是为了让这篇文章更扎实、更厚重，也是为了表达我对“思考”的敬意。在学术探索之路上，一砖一石，都由他人辛勤铺就，我不能贪天功为己有。
当然，我知道，鄙视、虐待老人的“贱老俗”，和剥夺老人生命的“弃老俗”之间，只是形式相似，仍存在质的不同。不过，请别忘了，从孔子那儿算起，中国是一个至少拥有2500年“尊老理论”和“尊老制度”的国度；何况，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人们，后来还偏爱“大团圆”结局、着迷于“欺人和自欺”（鲁迅语）。在这个基础上看，在中国，想留下任何血淋淋的“弃老”、“杀老”的明确记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它会颠覆这个国度最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坦率地说，倘不是因为历史上那些少数民族当年被“我天朝”视为“蛮、夷、戎、狄”的话，就连上述“贱老”记载，也早被列朝的御史、给事中、翰林学士或国史馆编修们谋杀在历史的档案堆中。
言归正传。我想，从史料和考古两方面，能证明神州大地上的确存在过“贱老俗”。
我将继续我的寻访之旅。下一站，我将前往湖北陨县。那里，“弃老洞”成群。
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3）
黄绍坚
湖北陨县花栎湾：见证“弃老俗”传说，见证“弃老洞”
在湖北郧县的乡间，问路有时是种有趣的经历。
我要去的目标，全称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五峰乡大树桠村花栎湾。这种小地方，在普通地图中自然不会标注。热心人指引我们说，先到辽瓦，再问。
从十堰市区出发，沿209国道北行，到柳陂镇后，向西转上陨县汉江南岸的“沿江公路”，终于到了辽瓦。问起“花栎湾”时，当地人的回答言简意赅：“往前走，上十里”。“上十里”，该是“十多里”吧？
结果，走完十里，一问，还有五里；走完五里，一问，再有五里。第二个五里走完之后，终于有位老大爷，指着右边的乡村小路说：“沿着小路走到头，就是花栎湾”——依我看，光是这条乡村小路，差不多就有五里呢。
我之所以历尽波折寻找花栎湾，是听当地人说，花栎湾一带，“弃老洞”成群，当地人称为“自死窑”。这与我掌握的资料大不相同。据我所知，在本文写作之前，学术界对鄂西北“弃老洞”的明确报告，只限于十堰市白浪街道、丹江口市官山镇、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等处“寄死窑”，以及陨县五峰乡“参洞”等。从来没人提到过花栎湾。
我当然得去看看。
为了求证“弃老俗”传说，在前往花栎湾的路上，我采访了好几位沿途村民。
在堵河口附近，1955年出生的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武家河自然村村民龚万朝，正在“村村通”小路上晒打麦子。他说，他知道“自死窑”传说，也见过村中“自死窑”实物。“自死，自死，就是老人在那里面自己死”，这是龚万朝的原话。他告诉我，二十年前，堵河口附近汉江南岸的“自死窑”尚存4座，小时候他逃学时还曾藏匿其中避雨。他用手比划给我看：“‘自死窑’洞口是正方形的，长、宽都是1.5米，深约2米，里面啥也没有”。不过，他说，这4座“自死窑”已被埋在“村村通”小路的路基下，只剩半座了。
另一位1967年出生的郧县柳陂镇西流村陈家坡自然村村民陈绪胜告诉我，他也知道“自死窑”传说。“自死，等于（老人）自己在那里面不吃不喝，死了”，这是陈绪胜的理解。他说，他家在汉江台地上，房基底下几十米的汉江边，就有1座“自死窑”，建在离汉江水面不远的石壁上，“现在还在，洞口下面是正方形，上面是弧形，洞口宽、高各1米左右，深度不知道。”对于这座“自死窑”，他有一种独特的解释。在他看来，实行“弃老俗”的当年，将老人放进水边的“自死窑”中，汉江年年涨水，老人必死无疑。随后，汉江水将老人的遗骸和遗物全都冲走，不留痕迹。“免得子孙们伤心”，陈绪胜专门强调了这一句。
显然，关于“弃老俗”的传说，在湖北陨县汉江南岸一带民间广泛流传。
虽说传说颇为沉重，但终于到了花栎湾，我还是有些兴奋。汉江在这一带连续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拐了两个180°的“n”形大弯，花栎湾就位于西面那个“n”形大弯的顶部南岸。著名的“郧县直立人”发掘地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就在对面汉江北岸不远处，两村直线距离不超过4公里。1997年，十堰市博物馆在这里进行田野调查时，曾在花栎湾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11件。而此前一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列的《丹江口水库陨县淹没区文物点登记表》中，则将花栎湾列为汉、六朝遗址之一。这说明，这一带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弃老洞”的历史短不了。
站在花栎湾的江滩上，仔细观察对岸北崖山南坡，果然，那里真有“弃老洞”群！我很荣幸能第一次向公众报告“北崖山南坡‘弃老洞’群”！
一眼望去，北崖山南坡绝壁上至少可见9座神秘石洞，其中靠近山顶的1座石洞洞口较独特，下半部为正方形、上半部呈等腰三角形；另外两两成对的三组6座石洞，洞口均为正方形；还有单独散落的2座石洞，洞口呈长方形。最后这个发现最让我兴奋。踏上寻访之旅前，我读过所有研究“弃老洞”的论文，还从来没有哪位学者提到过洞口为长方形的“弃老洞”呢。
为了实地观察、测量北崖山上的“自死窑”（“弃老洞”），我们租用大树桠村渔民钱庆照的小渔船，前往汉江北岸。1949年出生的钱庆照是个本份人，上半身仅套了件西装外套，胸怀敞亮；虽然60岁了，依然身体健壮，乐呵呵的，有着渔家人的豪爽开朗。我问起“弃老俗”的传说，他回答：“也记不清哪个朝代，反正是搞‘计划生育’的，人到了60岁以后，就像我这把年纪，就把老辈人饿死。”在他看来，没什么可奇怪的。倒是他的堂弟、今年43岁的钱庆勇，在为我们当登崖向导的过程中，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在小渔船上，钱庆照告诉我，北崖山上“自死窑”总数应该是13座，其中4座位于北崖山东坡上，在正面看不到。为了证实他的说法，钱庆照载着我们，在花栎湾附近的汉江上转了小半圈。他没说错。从汉江上看，另有两两成对的二组4座“自死窑”，隐匿在北崖山东坡。
时间和环境条件所限，我无法一一考察北崖山上所有“自死窑”，只能选择距汉江水面最近的一座洞口为长方形的“自死窑”，做为这次寻访的重点。
船靠汉江北岸后，我从绝壁西侧开始攀登。坦率地说，爬上汉江边上七、八十度的绝壁，需要很大的勇气。绝壁上根本没路，只有一些凸出的石头可以蹬脚，还有一些长在石缝间的小树小草勉强可供抓握。手脚并用之下，我终于战战兢兢地爬上洞口。下崖后我才发现，我的两个膝盖全被石角磕出了血，右小腿上还有不知何时划出的一道五厘米长的血口子。倒是《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谢罡，不愧当了二十几年兵，看他如履平地，背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爬上绝壁，然后又腰板笔挺地下来，真让我佩服。
在这座长方形横穴“自死窑”里，我做了简单测量。它长1.8米，高0.9米，深1.3米，窑壁凹凸不平，窑内无尸骨，也无任何随葬品；洞口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朝向南偏东20°，下距汉江水面约15米。我注意到，洞口东侧外，崖壁上有一条宽约8厘米的小道若隐若现，宽度刚好容下成人的一只脚，人工开凿的痕迹显而易见，这，或许就是当年开凿“自死窑”时的工作通道。但向导钱庆勇说，当地人叫它“山羊道”，是羊走出来的路，“自古以来就有”。“山羊道”的真相如何，恐怕得等考古部门发掘后才能得出结论。
为了亲身体验老人当年在“自死窑”中的感觉，我也钻进窑里。进窑后才发现，人在窑中，腰根本坐不直，只能虾米一样躬着身，但后脑勺还是卡在窑顶石头上，生疼。转身看看窑外，眼前是一望到底的绝壁，绝壁下是漩涡叠涌的汉江水，而远处对岸的小村中，温暖的炊烟正飘飘袅袅升起，只是，它再也与窑中的老人无关。此地，彼时，一种绝望的寒意由心底升发，弥散在小小的“自死窑”里。
再转身，面朝窑里，这才注意到，在这座“自死窑”底部内侧，有一个奇怪的等边三角形小石孔。石孔每边宽约37厘米，孔深约20厘米，边缘锋利，刚好容得下一个成人的头颅。向导钱庆勇说，这个石孔是供窑中的老人自杀用的。他说，在遥远的古时，饥寒交迫的老人受不了时，便仰身躺下，将头伸进这个石孔中，再朝上一顶，锋利的石棱便能帮老人结束生命的痛苦。
见我将信将疑，钱庆勇毫不犹豫地在潮湿的窑底躺下，双腿蹬地，将自己的头送进那个石孔中。脖子上方，石棱悬如刀剑。“就这样。”那一瞬间，在憨厚寡言的钱庆勇眼中，隐隐有一丝绝望。或许，他已触摸到了历史？
眼前的一幕让我不寒而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连自杀装置都帮老人设计好了的“自死窑”设计者，要么是一位彻底无情的嗜血杀手，要么是一位完全绝望的温情孝子。“自杀孔”的设计，究竟是对生命无边的冷漠，还是对亲情最后的照顾？是对无奈命运的屈服，还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历史那双诡异的眼，在这个小石孔边缘锋利的石棱上冷冷闪光。
湖北郧县王家山村：“弃老洞”与“崖墓”并存
寻访之旅的下一站，其实就在花栎湾对岸。
虽然从陨县五峰乡大树桠村花栎湾出发，坐船横渡汉江到北崖山，只需短短五分钟，但从行政隶属关系上说，北崖山属于郧县青曲镇王家山村管辖。
两天后，我绕了一大圈，经由汉江北岸301省道和“村村通”小路，到达王家山村。在该村四组村民尤兴启帮助下，我再次登上北崖山。53岁的尤兴启原是村民小组长，他告诉我，这里同样把“弃老洞”称为“自死窑”。他说他听过“弃老俗”的传说，“是啥时候的事我也不清楚，那时候是唐朝吧？”他也知道北崖山上有“自死窑”群，小时候曾到窑里玩过，“里面好小，大个子都装不下”，他瞄了我一眼，“不过你没问题。”看得出，他很细心。
站在北崖山东坡，极目远眺，两天前我到过的花栎湾就在汉江对岸。江滩上的大片石子，在正午的阳光下，耀得有些晃眼。
我数了数，在北崖山东坡上，现存17座“自死窑”（“弃老洞”），而不仅是前两天我在汉江小船上看到的4座。其中，距今汉江江面约60米高的田地上有5座，80米高的田地边有2座，90米高的田地上有10座，多为两两成对。这里的“自死窑”形制基本相似，都是长方形竖穴石洞，所有窑内均无尸骨或陪葬品。我量了一下，其中15座洞口近似正方形，高0.9米，宽0.8米，深2米；另有一组2座洞口下半部为正方形，上半部为等腰三用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的窑底内壁上部，凿有一个灯龛状小洞；另一座窑底内壁顶部，则被凿成奇怪的双倒悬等腰三角形窑顶。我还注意到，这里的窑壁开凿痕迹都极为规整，看得出，开凿时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比开凿“北崖山南坡‘弃老洞’群”时要先进得多。
面对“北崖山东坡‘弃老洞’群”，我的确很困惑：是谁、在什么年代、用什么工具、出于什么目的，开凿了这些“自死窑”？如果说它像汉晋时期的崖墓，可它无墓道、无耳室、无装饰、无明器，也不见层层内收的墓门痕迹。如果它真像民间传说中那样，是将老人弃置其间的“弃老洞”，那么在北崖山东坡为什么又成群出现呢？
看来，最后的结论，还须等到系统考古发掘之后才能得出。
倒是王家山村的村长吴广学，给了我一个参考答案。
1960年出生的吴广学村长是位性情中人，他的家昏暗、简陋，但门外场院上却摆着一堆他捡来的漂亮的汉江石。虽说我是不速之客，可他依然热情地招呼他妻子，很快做出一顿近乎丰盛的乡间午餐，并坚决不收我交的午餐费。几瓶啤酒下肚，他和我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向我说起他引为自豪的儿子和儿媳的生活，也问起我妻子和孩子的情况。饭后，他坚持亲自带我前往王家山村后房口，他说，后房口一带有考古队发掘过的隋唐崖墓群，“你一看，就知道和北崖山的不一样。”
在《丹江口水库陨县淹没区文物点登记表》中，我见过后房口这个地名，知道那里有汉代遗址，却不知道那里也有隋唐崖墓群。我得去看看。
到了后房口，一望而知，这里的崖墓与北崖山东坡的“自死窑”的确不一样。这里的崖墓呈现出整齐划一的家族墓地形式，现存较完整的仍有上下两排，其中上排有土洞墓6座、崖墓10座（含残存），下排有崖墓11座（含残存）。不论土洞墓或崖墓，每座墓的形制基本一致，为长方形竖穴墓圹，高0.8米，宽0.8米，深1.1米，墓口朝向为南偏西10o，下排崖墓距今汉江水面约20米；墓门外壁石崖上，有稍大于墓圹的房屋形凿崖装饰，下半部为正方形，上半部为等腰三角形屋脊形；个别崖墓外石壁上，仍隐约可见有花纹装饰；墓底内壁，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三角形、半圆形内嵌式石龛，个别崖墓左右两壁上也有这种内嵌式石龛。吴广学村长说，陨县博物馆等单位发掘过这里，并断定是隋唐时期的崖墓群。
关于后房口崖墓群，十堰市电视台记者舒永涛曾做过一部11分钟的电视专题片《“老人洞”新说探秘》。事实上，我之所以知道王家山村的“崖墓”和“自死窑”，便受益于舒永涛的帮助。他告诉我，2003年，他参与了“中国汉江生态文化漂流考察”活动，“沿江看到很多‘自死窑’，很震撼。”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关注、收集“老人洞”、“自死窑”这方面的资料。2006年，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开始了文物抢救性发掘，他终于有机会参与陨县博物馆等单位对王家山村后房口崖墓群的考古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那集电视专题片。在舒永涛看来，“崖墓也就是人们所称的‘老人洞’、‘自死窑’，只是一种特殊的丧葬方式而已。”他并不相信“弃老洞”的说法。
虽说我很感谢舒永涛记者的帮助，但在我看来，舒记者否定“自死窑”的结论仍下得有些仓促。毕竟，在他所做的电视专题片中，只发掘了王家山村后房口崖墓群一处。而后房口崖墓群，与北崖山东坡、南坡的“弃老洞”群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同。
带着些许疑惑，我告别了王家山村，告别了吴广学村长。临行前，我在他家桌上悄悄放了五十元钱。那不是午餐费，而是对一位朋友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下一站，我将前往陨县五峰乡肖家河村。据说，那里有一种形式独特形式的“弃老洞”，当地人称为“参洞”。我得去看看。
湖北郧县肖家河村：“参洞”原来是误解
从十堰市区前往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之路，堪称一次“审美之旅”。
由于连日淫雨，郧县汉江南岸的“沿江公路”因塌方被毁，我们不得不绕道一大圈，经陨西县境内，从红椿沟渡口渡过汉江，才终于抵达汉江南岸的肖家河村。一路上，襄渝铁路及其新修复线，在头顶上左右穿梭；火车从上飞驰而过，望之若仙。路边，不知名的小河水势汹涌，声震如雷。时值麦收季节，遍地金黄，间杂以青翠的稻田、碧绿的山峦和低徊的白云，一切都如诗如画。
不过，我到肖家河村的初衷，并非为了审美。有几位学者在研究“弃老洞”的论文里，引用《湖北日报》的报道说，五峰乡肖家河村一带“没有石山岩壁，人们就用青砖砌成窑洞，叫‘参洞’，传说也是古时候有过这样的习俗：老人到了60岁，儿女们就要将他们送进洞里，留下三天食物，三天后将通气孔封死，让他们死在洞里，随后再正式安葬。”我接受的学术训练提醒我，“参洞”是不是“弃老洞”的一种特殊形式？我必须亲自去探个究竟。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1953年出生的肖家河村支书周贤国告诉我，“参洞”肯定是记者写错了，当地人叫“深洞”，是一个至少500米长的地下溶洞，武汉地质大学的专家们曾专门考察和测量过。不过，周书记说，当地还真有“弃老洞”一类的窑洞，这里称为“古墓”。
既然来了，就去“古墓”看看。
其实，小小的肖家河村，历史悠久得令人惊叹。1997年，十堰市博物馆曾在肖家河村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7件，初步判定其年代与著名的“陨县直立人”相近。更早前的1990年，陨阳地区博物馆（即今十堰市博物馆）在此发掘出一座春秋时期楚墓。2001年，陨县博物馆又在此发掘出一批春秋时期唐国铜器。而在《丹江口水库陨县淹没区文物点登记表》中，则标明肖家河村有东周、汉、六朝墓地。
不过，肖家河村的历史并不连贯。周书记说，如今当地三大姓：周、肖、乔，并非世代居住此地，“全村都没有超过三百年的”。相传，他们都来自“山西大槐树”。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传说，半个中国的人们都来自于那株神秘莫测的“大槐树”。这样的解释，对追根溯源毫无帮助。
在周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肖家河村乔家垸，我终于见到神秘的“古墓”。这里共有5座神秘石洞，都位于同一处崖壁上，位置几乎平行。崖高20多米，洞顶离崖顶约5米，下距地面约15米。其中，南面的2座为独立石窟，北面的3座石洞内部相连。我向周书记提出，希望他帮我找条绳子，让我从崖顶攀沿而下入洞。但他坚决反对，说是连日阴雨，土地松软，“摔死了，我们承担不起。”我只好作罢。
看我一脸沮丧的样子，周书记大约有些同情。他说，其实村民们早就到过那些“古墓”里，他知道“古墓”的尺寸。他告诉我，南面2座独立的“古墓”，高1米，宽1米，深2.5米，洞中没有尸骨，也没有陶罐之类的随葬品，“整个洞都是空的”。北面3座相连的石洞，左边的大洞高1米，宽1米；右边两个小洞高0.8米，宽0.6米；“里面是通的，像你们城里人住的房子。”
根据周书记的描述和摄影师谢罡现场拍摄的像片（感谢老谢，他的相机真好），大约可以推测，肖家河村乔家垸北面3座相通的神秘石洞（以下简称“神秘石洞”），应该是典型的秦汉“崖墓”。据我所知，秦汉崖墓通常有墓门，外宽内窄，以便安葬后安装长方形木门框——乔家垸神秘石洞中最大的那个正是如此（当然，过了近两千年，我没指望看到木门框的存在）。据我所知，中型秦汉崖墓通常有一个前堂，位于墓穴前方，起到类似于祠堂的作用——乔家垸神秘石洞中最大的那个形制非常相似。据我所知，秦汉崖墓通常有后室、侧室，后室安葬死者，侧室随葬死者生前所用物品——乔家垸3座神秘石洞“一厅两房”的组成形式也很像。当然，这一切，因为我没能亲自深入崖墓中，都还只是推测。而南面那2座独立的“古墓”，看着外形有点像“弃老洞”，不过，洞口树木浓密，我实在拿不准。
虽然我依然存疑，但是，对乔家垸南面那2座独立“古墓”，59岁的肖家河村乔家垸村民乔本领还是认定它就是“弃老洞”（自死窑）。乔本领笑呵呵地说，他知道“弃老俗”的传说，“说老人到六十岁就要送进‘自死窑’。依我说，那是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可以理解。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也快60了，不怕也被‘计划’一下吗？”乔本领还是乐呵呵的：“不怕。我女儿和儿媳都孝顺。”
乔本领的乐呵呵，让我想起了十堰市陨阳师专副校长潘世东教授。在十堰市区，我采访过潘世东教授。他是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专家，是一位微微发福的中年人，风度很好，人也不错，给了我很多帮助。即使是在谈论最严肃的学术话题时，他也总是乐呵呵的。他告诉我，汉水流域的“弃老洞”“现在年代没有认定，但基本上认为应该是春秋战国朝前靠。”
我读过潘世东教授2004年发表的论文《汉水流域“寄死窑”大文化观系统阐释》。在那篇论文中，潘世东教授的结论，似乎也是乐呵呵：“1、‘寄死窑’昭示的是一种最朴素、最古老的死亡观……（即）有生也有死……；2、‘寄死窑’昭示的是一种最自然、最理性的死亡观……（即）回归自然，融入自然……；3、‘寄死窑’昭示的是一种最世俗、也最崇高的死亡观……从世俗价值观念角度看，60岁进入‘寄死窑’的古代汉水人，是为了要给后人腾出发展空间、节省生活资源、减轻后辈负担，这些是具体的、实际的、世俗的；而从终极价值角度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后辈和民族国家的绵延久远和兴旺发达，其中所折射出的是顽强的生命意识、族群集体意识、个人牺牲意识和文明发展意识，而这些则是着眼于久远、宏大的、崇高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寄死窑’昭示的是一种最世俗、也最崇高的死亡观。”
这样的研究结论让我有些惊讶。但我承认，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充满道家韵味的解释。在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的旅程中，我始终带着一份沉重、一份谨慎。潘世东教授的超脱，让我羡慕。
小时候,我姥姥就和我说过"六十岁发家子",还讲了"五鼠闹东京",皇帝京城闹老鼠,是被发家子的老人教儿子用猫捉老鼠,除了鼠害,后来皇帝感叹老人还有用,就取消了"六十岁发家子".
"六十岁发家子",好象源于一说:"老的不死,小的不旺".
不管事实如何,反正挺残忍
湖北丹江口市官山镇：这里的“弃老洞”，就是“弃老俗”传说的实物遗址
在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的旅途中，有惊喜，有感动，有遗憾，有失望，我真切感受到人生百态。在陨县的公路边问路时，一位正在等车的大嫂，告诉我花栎湾的事儿，我才有机会发现花栎湾对岸“北崖山‘弃老洞’群”。可是，还来不及问她的姓名，她等的车到了，大嫂匆匆上车，埋头记录的我甚至来不及对她说声“谢谢”，这让我抱憾至今。而在十堰市区，另一位学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误导我白跑了一百多公里。结果，到了他活灵活现所说的那个“‘自死窑’很多，很壮观”的地方，啥也没有，只剩下一脸的苦笑。
意外的发现，意外的失望，耽搁了我的行程。我早该前往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那里，有刘守华教授提到的那座著名的“弃老洞”——“寄死窑”。
结果，还没到官山镇，又有新发现。在从十堰市区前往官山镇的209国道旁，很容易就能发现2座“弃老洞”，不知为什么，学术界从来没人报道过。这2座“弃老洞”，位于丹江口市官山镇官亭村大官亭自然村的官山河西岸，距当时的官山河水面不足1米。由于官山河涨水，我过不了河，只能隔河观察一下，这2座“弃老洞”差不多大，洞口都呈正方形，长、宽各约1米，深度及洞内情形不详。1933年出生的官亭村村民江学林老人告诉我，这里的人们管它叫“寄死窑”，“人到了60岁以后，就把老人送到那个里头，就送3天饭，就把那个老人饿死了。”不过，江学林老人强调：“这是往年的事情，解放以后就没得这回事，我们这儿也没得这回事。”
继续前行。
在著名的“民歌村”官山镇吕家河村中，我见到官山镇里主管文化、旅游的冯万众主任，他对官山镇的情况非常熟悉，连“武当山后花园”这个提法都是他想出来的。我在来这里的209国道边见过那块“武当山后花园”的大石碑，没想到他是发明者。
谈起“弃老洞”，冯万众主任说，当地有两种叫法，“一种叫‘寄死窑’，就是子女把老人寄放在那个地方；另一种叫‘自死窑’，是指老人自己在那儿等死。”他告诉我，官山镇现存9座“弃老洞”，其中官亭村2座（就是上文提到的）、赵家坪村店子河2座、西河村2座、铁炉村观音堂1座、镇政府所在地五龙庄2座。他还帮我找来官山镇西河村支书胡世勇，带我前往距离官山镇13公里的西河村。
前往西河村的山道就在武当山南麓，高低起伏，蜿蜒逼仄，惊险万状：脚下是悬崖，身旁是峭壁，头顶上不时还有巨石悬空，看着都令人捏一把汗；路上有两段公路漫水，车子只能像船一样，在激流中划水而过；还有一段公路塌方，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推土机才推走那块垮下的巨石和大堆烂泥。对于这一切，高大魁梧的胡世勇书记早习惯了，并不在意，始终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倒是我和司机都紧张得不行。
终于到了西河村，终于见到刘守华教授论文中提到的那座“弃老洞”（“寄死窑”）。它位于武当山南麓丘陵的南面陡坡上，下距“村村通”小路约30米，为长方形竖穴洞窟，底部略窄。我测量了一下，洞口呈长方形，高0.8米，宽0.6米，深2.3米，洞口朝向南偏东20°，洞内未见尸骨，也没有任何随葬品。值得注意的是，距洞口约30厘米的洞壁左右两侧处上半部，各有一段长25厘米、宽5厘米、深3厘米的凹槽，很像插门槽。凹槽外靠洞口处，还各有一个高9厘米、宽7厘米、深3厘米的长方形小洞，很像门栓洞。不过，哪有门栓洞在外、而插门槽在里的呢？
我忽然想起那个将老人送进洞中后封闭洞口、仅留一个小洞、送3天或7天饭后彻底封死小洞的“弃老俗”传说。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插门槽在里、门栓洞在外倒对了。
位置颠倒的“插门槽”和“门栓洞”不是孤例，在官山镇五龙庄1座“弃老洞”里也是如此。冯万众主任把我带到了这座“弃老洞”，它离官山镇也就1公里左右，位于官山镇前往西河村的山道旁崖壁上，下距地面约4米高。崖壁上有条窄窄的小道，勉强可供一人通过，该是当年开凿时的工作通道，我便是通过它来到洞口。
这是一座形制独特的“弃老洞”，为长方形横穴洞窟，但洞口却类似于长方形竖穴洞窟的洞口，高0.9米，宽0.7米，洞口朝向西偏南10°，下距崖壁上的小道约80厘米。洞口以内横向开凿，深2.5米，宽约3米。洞内同样无尸骨，无随葬品，但洞壁靠底部一侧上半部有一处小石龛，该是当年放置油灯之类东西的。洞口右侧石壁往里约40厘米处，有一道从顶至底的凹槽，但洞口左侧石壁却只剩一道浅槽，不知是不是岁月消磨的结果？两侧凹槽外靠洞口处，上中下各有三个类似于“门栓洞”的小石洞。又一座插门槽在里、门栓洞在外在洞窟。
我推测过官山镇西河村和官山镇龙王庄这2座“弃老洞”的其它可能用途。比如说“避匪洞”，但真想避匪的话，门该往里顶死才对，而不是门栓洞在外，何况洞内高度也不够；比如说，羊圈猪圈或鸡圈，但有谁会把家畜家禽养在高高的绝壁和陡坡上呢？比如说“仓库”，但它根本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又在崖壁上，这种推测可以直接排除。比如说“崖墓”，但它的形式绝不像我们已知任何一种形式的“崖墓”，何况哪有“崖墓”会有门槽在里、门栓洞在外的？比如说“石屋”，但90厘米的高度，人在其中，连坐直都不可能。
这趟丹江口市官山镇的寻访之旅真没白跑。我已经确认过这一带“弃老俗”的传说，现在，借助官山镇西河村和龙王庄这2座插门槽在里、门栓洞在外“弃老洞”，我可以肯定，这里的“弃老洞”，就是“弃老俗”传说的实物遗址。只是，它的建成年代等问题，还有待考古队的发掘。
湖北红安县何田村：“古椁”，应该也是“弃老洞”
寻访之旅的下一站，是湖北省红安县何田村。这原本不在我的计划内，是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送给我的惊喜。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关于“弃老洞”的讨论，都围绕着鄂西北一带进行。大家都以为，只有那一带才存在“弃老洞”。从历史上看，鄂西北山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徘徊。直到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决定修造武当山金顶之后，今天的十堰市一带才真正开始开发。有这样的背景，在鄂西北保存着某些非常古老的习俗或遗址，从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
突然之间，有人说，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在离武汉市区仅仅一百公里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弃老洞”，这可能吗？
事情要从头说起。在我踏上寻访之旅第一站武汉时，我去采访了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他是宗教人类学家，因发现瑶族“女书”、瑶人圣地“千家峒”和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而在学界颇有影响。我采访他的原因，则是他发表过一篇《野蛮“弃老”俗的见证——武当山寄死窑》的研究论文，提到鄂西北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的叶家垭和两河口也有“寄死窑”，提到官山镇五龙庄那座“寄死窑”到民国初年还在使用，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信息。出于学术慎重，我希望找他本人当面请教。结果，采访后闲聊时，宫哲兵教授说起湖北红安县也有“弃老俗”传说，当地还有“古椁”，据说也是“弃老洞”一类遗址。他说，他还发表过文章，建议开发“古椁”的旅游价值。
这太让我吃惊了。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区会有“弃老洞”？学术敏感性立刻让我兴奋起来。我请求宫哲兵教授提供论文让我看看，并请他亲自带我们前往红安。幸运的是，他都答应了。
出发前，我翻阅了宫哲兵教授2007年发表在《湖北档案》上的文章《红安大城关的旅游开发价值》，其中有三段提到，红安县何田村一带有“古椁习俗”：“‘古椁’即古代的墓葬……此墓葬用青砖做成石棺，长约二米，宽与高约一米，顶为穹形。石棺中间是尸骨，有一头半是石砖，半留着口。”“（何田村一带）农民普遍传说，这里古时有‘弃老俗’。人过60以上，没有劳动力，也没有多余的口粮，就自动走进古椁里躺着。子女头一两天要送饭，从古椁没有封死的一头送进去。过两天就不送了，等老人饿死后，再将古椁一头用砖封死。古椁里的罐子与碗，就是老人临死前子女送饭用的。”宫教授认为，“这些奇特的民风民俗，会引来游客参观，具有旅游开发的价值。”这是学术界迄今为止对“古椁”的全部了解。
第二天，宫哲兵教授开着他的车，亲自带我们前往红安县华家河镇何田村。
何田村地处鄂、豫两省交界处附近，是一个拥有1200多人口的普通村庄，东南距红安县城约25公里，南距武汉市区约100公里。这儿属于大别山南麓丘陵地带，坡岭连绵，沟涧纵横，土地贫瘠，但这一带地形地貌具有隐蔽性，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江汉平原的军事间道之一。由于历史上屡遭兵燹，十室九空，何田村的历史并不连贯。村民们说，他们并非世代长住此地。在村民们的记忆里，他们来自“江西筷子巷”，但具体是什么时候迁居到此，大家都说不清。据我所知，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之后，清廷采取“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政策，“江西筷子巷”的传说逐渐传开。或许，何田村村民的祖辈们，也是那时候搬来的吧？
我们先来到何田村武家冲垸北塝。时值数日春雨之后，坡地上的田埂泥泞湿滑。踉跄其间，鞋底很快沾上厚厚一层泥巴，感觉仿佛穿了雪地靴在冰面上行走似的，又高又厚又沉又滑。多亏武家冲垸自然村主任武文珍和村民武文发的帮忙，我才没有一路滑下坡地。
在北塝，目前能确认的“古椁”共3座，都位于红安县上新集镇通往华家河镇何田村武家冲垸的“村村通”小路西侧，第1座位于小路路基下，第2、第3座位于在距小路边高约5米的坡地上，其中第2座在坡地上的田埂间，墓口已毁，只露出拱形券顶和小半个洞口，第3座现已被麦地完全覆盖。
我测量了一下现存相对完整的北塝第2座“古椁”。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洞，有拱形券顶，洞口宽0.85米，最高约1.3米，现存深度约2米。“古椁”下半部为竖井式，由10至12层青砖横叠而成椁壁（椁底有大量淤泥，无法准确判断青砖层数），椁壁砖厚度不一，在5厘米左右；“古椁”上半部由14层青砖砌成拱券，券顶砖比椁壁砖厚一倍以上。
就在北塝第2座“古椁”旁，已经79岁的何田村武家冲垸村民武世乡老人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种说法：“六十岁，入古椁。”他还说，当地有个流传已久的民谣：“有病无病，都要入椁。”说的就是60岁的老人都要被送进“古椁”中，子孙们只送上3天饭，然后老人就在“古椁”中饿死了。武世乡老人的侄儿、56岁的武文发补充说：“老人六十入古椁，大概有上百”。武文发指的，是他所知道附近一带“古椁”的数量。侄儿的话，更引发出武世乡老人的感慨万千：“惨啊，60岁的老人，活着送进去。”
1965年出生的、壮实敦厚的何田村支书董伟，向我讲述了当地流传的“弃老俗”的传说：“也是听老人讲，过去有个年代，人到了60岁，就送进那个‘古椁’。但是还留个口，送上7天饭，7天后就把那口封上，然后里面的老人就死了。但‘古椁’是主人是哪个，现在搞不清了，听说是明朝的。”1968年出生的何田村武家冲垸自然村主任武文珍补充说：“那时候把老人送进‘古椁’那个里面，好像是说送7天饭。听说有个朝廷为官的人，他送了7天（之后），就一直坚持着，他的老人就在那个‘古椁’里面活着。外国，可能是个小国，送来个蛮大的东西，好像是老鼠吧？他说，你要不把它降了，那你就要向我进贡。那个为官的就把这个向他老人说了，老人说，好像有个猫子，几大？好像是9斤。老人就说把那个猫子饿几天，猫子它不饿几天它就降不了老鼠。后来，猫子就把老鼠吃了。后来朝廷说，老人还是有用的，就把那个‘古椁’取消了，老人就不进‘古椁’了。”
董伟还告诉我，村里的“古椁”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在“文革”期间，村民们挖砖盖厕所，“古椁”已陆续现身，“目前被挖开的大约有40至50个。连我现在种的地下面都有。”
董伟的承包地，就在何田村董家自然村祖坟山的坡地上。来到这里一看，位于田地中央的1座“古椁”已墓顶塌陷，大半现身；位于田地西南角的2座“古椁”因地势较高，虽经雨水冲刷，仅现出几块券顶砖。通过那座墓顶塌陷的“古椁”观察其内部，看得出，祖坟山上的“古椁”与北塝“古椁”形制相似，但仍有两大区别：一是椁中青砖烧制的质量显然更高，尺寸也更为整齐划一；二是椁底深处底部有一处小凹槽，似乎是用来摆放油灯或碗罐之类的所在。
热心的董伟本想请人帮我们挖开一座“古椁”看看，但被我坚决地谢绝了。我觉得，发掘的事还是留给专业考古队来做才合适。我踏上寻访“弃老洞”之旅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弃老俗”和“弃老洞”的重视，并非想替代考古队的工作。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当董伟将我带到何田村董家自然村后头岗的一处猪圈时，一眼可见，9座“古椁”一字排开，洞洞相连，并立在4米高的土崖上。我测量了一下，每座“古椁”的形制基本相似，均为长方形竖穴带券顶，内墙高1米，宽0.9米，深2.5米。椁砖皆为青砖。椁壁砖厚4厘米，宽15厘米，长30厘米；椁顶砖厚得多，厚10厘米，宽16厘米，长32厘米。我注意到，每个“古椁”洞口至少封砌了2/3至4/5的砖块，仅留下一小块空间，似乎供人喘息而已；而在“古椁”深处内壁上，则有青砖竖摆垒起了2-3个小方格，制成“仿窗棂”格式。此外，这9座“古椁”的椁壁砖，皆呈横竖杂摆，显然是为了能承受更大的墓顶压力。我还注意到，虽然9座“古椁”椁壁相连，但它们彼此间的青砖颜色不同，可见，这些“古椁”并非同时所建。
家就住在这排9座“古椁”边上、1963年出生的何田村董家自然村村民董正义说，这里的“古椁”原来每排有12座，一共3排，因为周围大家盖房子和盖猪圈，已经被毁了两排，现在能见到的是最上面的一排。他还说，在每一座“古椁”中，老人的遗骨仍在里面，遗骨下还有木板，只是因为年代久远，“一捂就灰了。”
“古椁”到底是什么？从洞口乍一看，它的确有些类似于小型汉魏砖室墓，但它内部竖井带券顶式一统到底的结构却与汉魏砖室墓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的、附着于“古椁”上的“弃老俗”传说又该如何解释？
但“古椁”真是用来将六十岁的老人送进其中等死的“弃老洞”吗？迄今为止尚未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绝对肯定的结论只怕谁也不敢下。
总体来看，我个人倾向于支持“古椁”就是“弃老洞”。因为根据民俗学的调查方法，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的“弃老俗”传说，都直接指向“古椁”。而且，这些“古椁”最初都修建于土崖上，修建极为精心，但椁内无墓志、无彩绘、很少或没有随葬品（只听说当地村民从中找到两只粗制瓷碗，但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来自“古椁”），与我们目前所知的各朝墓制都不相同。
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文化核心区域中，像“古椁”之类附带着“弃老俗”传说的“弃老洞”遗址，并非只有湖北红安县一处。只是，以往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忽视罢了。
重庆忠县忠州镇复旦村：“神秘石屋”并不是“弃老洞”
寻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白跑一趟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几回。离开湖北之后，我兼程赶往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复旦村。今年初，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这里的山中发现48间“神秘石屋”一事，并配发了相关照片。从照片上看，石崖中的“神秘石屋”与“弃老洞”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何况，1980年代初，在这附近的忠县涂井乡友谊村中，还曾发掘出15座蜀汉至六朝间的崖墓。我必须去当地核实一下石屋的情况。
冒着35度以上的高温，我和摄影师老王艰难地上了山。这里的山并不高，但又陡又险，有一段路甚至只能紧贴悬崖而行。和摄影师合作多了之后，我发现他们更不容易，走到哪儿都得扛着近百斤重的摄影器材。在烈日的暴晒下，我都走得嗓子冒烟，老王的吃苦劲儿真让我佩服。
不过，到了复旦村之后，我们立即就发现，这里的“神秘石屋”与“弃老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里的几十间石屋虽大小、样式各异，但显而易见是精心设计的活人居住场所，不仅有屋子，而且另设有澡堂、水池、灶台、仓库等等，甚至在石上还凿有泄雨槽，以防雨水倒灌进石屋内——在这样的石屋中居住，感觉一定很不错。
为了预防万一，我还采访了1955年出生的复旦村天山小学老师吴寿万、及邻村忠县涂井乡友谊村的70岁退休老人吴心明，他们都没听说过任何关于“弃老俗”的传说。
下一站，我将前往山东烟台。那里有“模子坟”。
山东烟台市陈家村：麻将搭出“模子坟”，“模子坟”就是“弃老洞”
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初家街道办事处陈家村的老人活动室里，热闹非凡，十几位老人聚在这间早先是小学教室的屋里，凑成三桌麻将，打得正欢，谁都没注意到我的进门。我大声问了两遍之后，终于有位围观的老人抬头看我：“你啥事儿？找谁？找陈家寅？陈家寅！陈家寅！”他嚷嚷开了。
嚷嚷的效果立竿见影，在靠里的一桌麻将旁，一位背着我坐、戴着白帽的老爷子回过头来。他就是陈家寅。
今年85岁的陈家寅老人是位非常有趣的老爷子，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地正在打麻将。因为我的采访，不得不中断他的牌局，陈老爷子刚开始颇不乐意，原来，他正赢钱呢。不过，当他接过老人牌友交过来的四块钱时，老爷子立刻高兴得咧开嘴：“今天的烟钱有了。”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岁数，只记得自己是“民国13年生的”。我向他敬烟，老爷子不要，嫌没味儿，随即自个儿卷了根土烟，递给我说：“这个劲儿大，才够劲”。
在“够劲”的烟雾中，陈老爷子说起流传在山东胶东半岛上的“弃老俗”传说——“六十岁发家子”：“说是宋朝时候的事儿。这是传说，老辈人的传说，‘六十岁发家子’，说到六十岁就不要了，就把老人送进去，送进那个‘丘子坟’。孝的（子孙）就送饭，听说是送10天啊多少，不孝的就不送了。听说是宋朝的事儿，宋朝它就这个规定啊。那时候老包还没当宰相，就是现在的总理，老包他还不是个总理。说是皇帝他妈也送进了这个‘丘子坟’，这个老包就遇上了，就把皇帝他妈给救上来了。老皇太后一感激，就把老包升了多少多少级，升到宰相了，然后老包就把‘六十岁花家子’的规矩给废了。”我问他，“老包”是“包公”吗？陈老爷子说“是”，然后又补充一句：“我现在年岁大了，记性不行了，记不清了。年轻时说得可清楚了。”
我问陈老爷子，“模子坟”啥样啊？陈老爷子的答案，绝对出我意料：他拿起桌上的麻将牌，排了一个圆圈；圆圈上，再叠上稍小的一圈麻将牌；往上是更小的一圈；最后一圈麻将牌扣顶，就垒出一个馒头状的空心麻将堆。“就这样。”看我拍照拍个不停，陈老爷子显然很得意自己的创意。
我能找到陈家寅老人，源自陈家村村民们的推荐，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村里就数陈老爷子故事讲得好，要听故事找他去。而我来到陈家村的目的，则是为了寻访这里的“模子坟”（也叫“丘子坟”）。2005年，因在陈家村山海路西面开工建设“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烟台市博物馆在这里发现了“陈家墓群”，经考古发掘断定，正是“模子坟”。我看过考古资料照片，陈家墓群2号墓的墓道洞口，非常像鄂西北“寄死窑”的洞口，而且“模子坟”也附带有“弃老俗”传说。我想，这是多么有趣的巧合，在今天“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的北侧外墙外，就有传说中古代弃杀老人的古墓。从“弃老”到“敬老”、“养老”，历史隔着这条不足3米宽的乡村小道两侧，互相审视着——那景象，一定发人沉思。
不过，我赶到陈家村时，这里的“模子坟”已基本被毁，仅剩的2座“模子坟”墓顶石也已坍塌，大石板斜扣在乡村小道边土崖的斜坡上，上面沾满泥土，不仔细看还真找不着。
同样的遗憾，发生在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岗嵛村“岗嵛墓群”。从考古照片上看，岗嵛墓群24号墓为斗形竖穴石砌墓，墓顶覆盖大石板，墓内空间狭小逼仄，尸骨摆放样式奇特。这座墓也是“模子坟”之一，的确很像“弃老洞”。但当我赶到时，啥也不存在了。
我的烟台、蓬莱之行，想见的几处“模子坟”，全都不存在了，让我痛心不已。为了寻访“模子坟”，连蓬莱阁我都没时间去看看，唉，怎么说呢。后来，从烟台博物馆林仙庭、申国靖先生合写的一篇论文中我才知道，连被列为“烟台地区考古十大发现”第八位的牟平区北头村“北头宋元明（‘模子坟’）墓群”，居然也被当地村民“以不吉为由，将这些石塔墓连根掘毁！”
关于山东胶东半岛“模子坟”和“六十岁发家子”的传说，因为一向少有学者关注，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
例如，“六十岁发家子”传说的名称。烟台博物馆林仙庭、申国靖先生写成“六十岁花甲子”；烟台博物馆考古部阎勇副研究员的研究论文中写成“六十换甲子”；而我这次寻访中，1960年出生的莱山区陈家村村民陈远安，明确地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60岁发家子”，他解释说：“那是说老人一到60岁，就要‘发家’了，离开家了。”
又例如，“六十岁发家子”的传说内容，阎勇主任记录的故事也不一样，他说：“胶东半岛遭遇瘟疫……老人将治疗瘟疫的方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将方子呈送给地方官员，将瘟疫控制住……国王认识到老人的作用，自此后废除了（送老人进‘模子坟’）这陋习。”
又例如，“模子坟”的形制。根据我所读过的资料，我觉得大约可以归纳为三种：方形竖穴或长方形横穴砖石墓、斗形竖穴砌石墓和方形（六边形、八边形）竖穴穹窿顶砖石“油篓坟”。不知这样的归纳对不对？就当抛砖引玉吧。
我之所以到山东烟台来寻访“模子坟”，最早缘于烟台市博物馆阎勇副研究员与王桂芳2005年联合发表的论文《湖北的“寄死窑”与胶东半岛的“模子坟”》，论文中说，他们读到刘守华教授《走近“寄死窑”》之后，想起胶东半岛也有老人到六十岁就要被送进墓里的“六十换甲子”传说、以及传说所指向的“模子坟”，他们觉得“某些传说故事与风俗有些相似”。文中还介绍了其中一种“模子坟”（即上述“方形竖穴或长方形横穴砖石墓”）的形状。
这篇论文立刻引起我的关注。
在烟台市博物馆里，我采访了论文作者之一、烟台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阎勇副研究员。他是位标准的山东汉子，身材魁梧，一口胶东土话，人很热心，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是，他告诉我，现在他的观点已经变了。原来他在论文中还怀疑“模子坟”与“寄死窑”有相似之处，但他现在可以肯定：“传说中那个送老人到‘寄死窑’、‘模子坟’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怎么可能有那样的习俗？‘模子坟’只不过是宋元到明的一种特殊墓葬形式，是一种二次葬，跟所有那些传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原话。
我赞成“模子坟”的时代为宋元时期（似乎还该加个“金”，宋金元时期）。但我对“模子坟”的判断，却跟阎勇主任不同。在我看来，胶东半岛“六十花家子”传说，显然属于“弃老俗”传说之一无疑；附带着“弃老俗”传说、狭小逼仄的“模子坟”，也与我确认的“弃老洞”（前文提到的丹江口市官山镇2座“自死窑”）很相似；最重要的是，“模子坟”中有仿家庭居室的形制、有砖床、有二次葬的尸骨、仅有瓷壶瓷碗之类简陋的随葬品，完全可以被解读为老人饿死其中之后（一年？两年？三年？），子孙们简单收拾老人遗骸，即以老人丧生之地“模子坟”作为老人墓地。否则，难以解释所有种类的“模子坟”中随葬品都少得可怜的现象，尤其是有些“模子坟”内部装饰近乎奢侈、而随葬品也少得可怜的现象（如烟台莱阳市西格路庄带壁画“模子坟”、烟台牟平区快活岭带壁画“模子坟”）——这些推断，迄今我仍然坚持。
唯一的遗憾是，“模子坟”中的尸骨，未见进行年龄和年代鉴定，不知是否真的都是老人？
但我还是可以初步推断，胶东半岛的“模子坟”，应该正是我一直在寻访的“弃老洞”的一种。
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的下一站，我将前往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河西村，那是有“生藏”。
山西昔阳县河西村：“生藏”与“模子坟”同根同源
1969年出生的延湘红是位矮壮朴实的山西汉子，话极少，只留下一句“我去找人”后，便不见了踪影。晋中正午酷热的阳光，晒得一切都发蔫，连墙根边的野麦子都被晒裂了嘴。我只能躲进树荫中，靠想事儿打发时光。一丝风都没有。陪伴我的，只有宁静的村庄、沧桑的土崖、疲惫的青苗和脱水的天空。我不知道延湘红会不会回来。
延湘红是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河西村村民。我到他的村子里来，源于民国学者马长寿先生的一篇论文。早在1936年，马长寿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古代花甲生藏的起源与再现》一文，这应该是目前所知最早关注到中国“弃老俗”和“弃老洞”的一篇文章。这篇论文，由山东大学陈淑卿副教授翻拍后传给我，她是第一位注意到马先生论文的人，她的帮助让我一直感念在心。
马长寿先生的论文中说，在河西村的一亩沟，有一座被视为“生藏”的古墓。“生藏”也叫“六十花甲子葬”。这座古墓“墓高6尺。门高2.5尺，宽1.6尺。内有土床，外缘砌以砖，与今民间所通行之土炕相似。墓顶旋转而上如宝塔然，共21层，占墓内面积之大部。周围以八块正方形砖砌成……圹长宽皆为4.4尺。无碑铭。”这样的记载让我眼前一亮，它实在太像山东胶东半岛的“模子坟”了，尤其像方形竖穴穹窿顶砖石“油篓坟”；而且，连传说“六十花甲子”都一样。这是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人注意到的现象。
我记得，在烟台市博物馆考古部阎勇主任的论文中，曾提到“明初，为了解决胶东半岛人少地多的问题，从今山西等地大量移民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明政府是从今山西省等地向胶东半岛移民，为了有别于云南省，故称‘小云南’”。阎勇主任并引民国《牟平县志》解释说，这个“云南”是指“云中郡、云州之南”。
将阎勇主任与马长寿先生的论文合在一起读，便能得出这样的推断：山西“生藏”与山东“模子坟”，应该同根同源。由于山西移民迁往山东胶东半岛，他们便将自己一种独特的葬俗“生藏”带到胶东半岛，这就是神秘的“模子坟”的由来。
但是，移民的时间是“明初”吗？也许吧，但肯定还有更早的移民。胶东半岛“模子坟”的年代，因经系统考古发掘，已基本被确定为“宋（金）元时期”，移民不会晚于这个时期。更何况，马先生的论文中还有一条以往我不知道的重要史料。我核实了一下，这条史料见于《太平御览》卷780《东夷》：“《史系》曰：天监五年，丹阳南山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合焉。中得剑一、瓷具十数，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罨盂’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梁天监五年，即公元506年，是南北朝时期。据马先生分析，这种“上锐下平”、“盖如盒焉”的“罨盂”，正是“生藏”的前身。他的结论是：“南朝丹阳的罨盂掘发，不特可证明中国古代有老年生藏之存在，而且可证明后代生藏的再现，亦系奉丹阳的罨盂为标本的。”换成大白话说，马先生觉得，南朝已发掘出活埋老人“罨盂”，“罨盂”的形制与今日“生藏”几乎一致，可见各地的“生藏”都是仿“罨盂”的。
沿着马长寿先生的结论继续推，可以说，“模子坟”仿“生藏”，而“生藏”则仿“罨盂”。如果它们之间连建筑样式都几乎没变，那么，宋金元时期的“模子坟”也好，金元时期的“生藏”（下详）也好，它们与南北朝之前的“罨盂”之间，肯定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所不知道或还没注意到的类似墓制存在。这一点，有待学术界去发现。
我在这儿浮想联翩呢，延湘红冒着烈日回来了。原来，马先生提到的那座“生藏”，已在当地修建“阳涉铁路”时被毁，延湘红满村子找人问，希望搞清它原先的位置。
毁了就没办法了，我只好向延湘红打听“生藏”原来的样子。他告诉我，当地人称“生藏”为“六十岁花甲子”，“就是说，老人60岁就要送到里头去，在里头死。”我问他更详细的故事，他也说不清。还好，在马先生的论文中，有关于“花甲生藏”这种“弃老俗”传说的记录：“在远古时候，年老的人是不准永久活在人间的。无论男女，按天干地支配列的说法，已足一个整的轮回了……一个人在轮回中死去最妙。但不幸还有人在六十开外还活着，皇帝便不准他活在人间，请他到生藏中去过活。事前，子孙们为他修筑生藏，在地下给他砌好和死墓相仿佛的洞穴，以够老人生息为度。老人死后便成了他的永久的家室。修妥之后，回家宰杀牛羊，宴请宾客，然后各亲友家属对于这位活祖宗举行活祭。祭毕便把他活送到阴黑的藏里，由此便不能重见天日。藏里安置着粮食和器皿。粮食是为六十老人死不掉时自己起来作食的，器皿在生时可以盛饮食，死后还可以作冥器。子孙们孝顺一点的，在藏的顶上预先筑好一个方砖大的窟窿，每天去给活祖宗奉送饮食。在窟窿里还可以谈谈天。但一走后，便把方砖盖上，黄土覆好，老人还是不见天日。”
随即，延湘红向我解释起“六十岁花甲子”的构造。见说着麻烦，他干脆帮我在采访本上画了张“六十岁花甲子”草图。后来，他又在自己的手上画了一个给《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老谢看，并很细心地在一旁画上当地普通墓葬的样式，以供对比。他画得真不错，记性也很好。他说，已毁的这座“六十岁花甲子”原来整个儿埋在地下，底宽3米，高4米，墓中有大炕、有仿窗棂壁饰，顶部还有一个0.7米直径的小洞——正像马长寿先生论文中所说的“聊天口”。
告别热心的延湘红，我们继续赶往山西昔阳县东寨村。据马长寿先生的论文说，那里有民国时期财主“万羊李”的祖坟，有好几座“生藏”。
山西昔阳县东寨村：“盗墓我可不敢干”
从昔阳县城前往东寨村，需要经过大寨。其实，东寨村就在著名的大寨村虎头山后面，不过中间还隔了几座山，隔着一个凤居村。
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东寨村是一个很有味道的晋中小村庄，整个村子建在几十米高的陡崖上，高低错落。寨有寨门，寨门背面题了两个字“英杰”，不知什么意思？村中古屋还保留不少，1957年出生的东寨小学校长王胜明，拉着我在村子里匆匆转了一圈，就看到清代“节烈坊”、李氏大屋、王氏祖祠等好几处很有味道的古房子。
可我不是来看风景的，我希望能见到马长寿先生提到的那座“万羊李的祖坟”——“生藏”。王校长说，就在我来的前几个月，2009年1月，那座墓已经被盗了。为了保护那些“生藏”，当地村民们用石头将“生藏”的盗洞重新盖上，埋进土里。
既然千里迢迢过来了，我还是坚持到离村1里多路的“生藏”所在地李家坟去看看。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次寻访之旅，运气的确非常好。
王校长是位热心人，但他并不确知“生藏”的具体位置，所以，在李家坟，我和王校长只能忙着核实、记录“生藏”露在地面上的一些残存文物。那时我以为，我的寻访“生藏”之旅，将这么淡淡结束。摄影师老谢与开车的袁建功师傅看着无聊，就在附近闲逛。结果，他们遇上东寨村村民王爱锁，王爱锁很清楚“生藏”所在，只是有顾虑。谢天谢地，小袁师傅用山西土话不知怎么就说服了王爱锁，王爱锁终于答应帮我们重新挖开那个盗洞，让我们一窥“生藏”的究竟。
回头想想，命运真是神奇。小袁师傅是老谢下飞机后遇上的第二位太原出租车司机。谁知道为什么，老谢看不上第一位，拒绝坐他的的士，上了朴实本份的小袁师傅的车。第二天，小袁师傅就将我们送到东寨村。老谢-小袁师傅-闲逛-王爱锁-“生藏”，缺了哪一环，这次寻访之旅，将少了一个精彩的结局。
63岁的东寨村村民王爱锁是一位可爱的小老头，头发花白，身材削瘦单薄，但他劲儿可大了，盗洞被重新挖开后，我和老谢进出“生藏”，就是他和另两位村民把我们拽上拽下。更有趣的是，从准备重新挖开盗洞起，王老爷子至少说了五遍同样的话：“盗墓我可不敢干，要上法院的。上了法院，你们要帮我证明。”不管我、老谢、小袁师傅、王校长或其他两位村民如何向他解释，隔一会儿，王老爷子又会停下锄头，忧心忡忡地再来一遍：“盗墓我可不敢干，要上法院的……”直到后来重新封好盗洞口，王老爷子的脸上才露出踏实的笑容。
盗洞口被重新打开后，从顶部的盗洞中，我被放进这座“生藏”里。我赶紧测量了一下。这座“生藏”，是典型的八边形竖穴穹窿顶“油篓坟”，墓内分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洞壁为正八边形，直壁，每边长1.2米，洞内最宽处1.6米。上半部由青砖层层内收构成穹窿顶，现存24层青砖，穹窿顶部有盗洞。墓壁上下两部分之间，由2层红砖隔开，其中1层红砖沿洞壁正常码砌，每块砖上有一个黑色实心圆点，另1层红砖以45°斜角凸出洞壁码砌。墓底部，现已被泥土覆盖，全墓原高度不详，现存高度1.6米。墓底可见一个拱券顶墓道，宽0.4米，高度、长度不详，墓道被青砖杂乱填塞。
坐在狭小、阴暗、潮湿、憋闷的墓中，抬头仰望，层层内收的穹窿顶似乎旋转起来，指向洞口外正俯看着我的老谢、王校长、小袁师傅和王老爷子，指向白得晃眼的天空，指向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的永恒。
在这座目前全国唯一有证据证明的确有老人被活埋其中的“生藏”墓里，我打了一个寒颤。
在马长寿先生的论文中，收录了这座“生藏”的墓志铭《李公生藏铭》：“公讳昌，字季荣……公信实自任，其动作操性，勤稼穑，家道之丰。健享七十有一。常闻死生之矣，思丧之事，忘食无寝，恐于土掩，速砌其藏……因卜吉地，就故茔，砌生藏。然旦日终。岁丙午三月十五日……故其辞曰：……其形壮享，无病长宁。……时大金大定二十七年丁未三月癸卯十八日立石。阴阳人姪李明。石匠在城○安赵僖并姪世能刊。”此外，还有一篇残缺的《李公生藏记》，抄自另一座“生藏”残碑，立于金代“贞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查金代“大定二十七年”为公元1187年，金代“贞祐三年”为公元1215年。马长寿先生说，金代大定、贞祐年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在异族入华兵荒马乱之秋，年壮的人可以挈妻曳子，游离四方，而年老者体力不足，感伤尤多，最易趋于厌世悲观一途。前世既有‘六十生藏’之说，于是托古筑藏，淹留其中。子孙亦以此乃仿古之道，与其使父母暴骨于道路，不如筑藏山林，使父母居之，偷活人间。若不幸而死，死尸留置藏中。然其性质究与埋尸于墓圹者不同，故曰‘藏’，不曰‘葬’。‘生藏’《记》、《铭》之意或在于此。”
在东寨村中，马先生提到的两块碑——一块六角形柱状残碑，一块八角形柱状碑——都还存在，我都亲眼见到了。其实，这里的“生藏”，即使被盗过，还是残留了其它一些重要文物。但我不想在这里详细描述，我不希望这篇文章成为盗墓贼的指南。我只希望当地考古、文物部门的动作能快一些，至少，先从村里将这些重要文物尽快收集上来。我都能找到那些东西，他们应该更不成问题。
离开东寨村前，我专门向几位村民交代：“那几块碑和其他东西，不许丢，不许毁，不许卖。那是祖宗给你们留下来的宝贝。”
“弃老俗”的传说，还有很多
令很多人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种种关于“弃老俗”的传说，其实在全国各地、各民族民间广泛流传。其流传地域，囊括了中华文化所有核心区和边缘区。在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它有一个专门的民间故事类型编号“981”，主题是：“隐藏老人智救王国”。此外，在编号为“922”、主题为“熟练的手艺人或学者防止了战争的危机”的民间故事类型中，也有几个类似故事。
以往，学术界对“弃老俗”传说的研究，多集中在关注“老人是个宝”、“老人有智慧”、“老人的智慧可以解救危难”上，关注的是人类对“经验”和“知识”代代积累传承的重要性的逐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从“弃老”到“敬老”的质的飞跃。这没有错。
但我注意到，在全国各地、各民族关于“弃老俗”的传说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共同点：“不忍”。“不忍”，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良知”的起点；而“良知”，则是当代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支撑点之一。从遥远的、不知哪个年代的某一位“不忍心将垂老的父母送去等死（或杀害）”的子孙那里开始，人类渐渐踏上了认识“生命”、认识“人性”、认识“良知”、认识“良知的力量”的漫长道路。从那一刻开始，人类与动物，便有了本质的区别。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当代文明的基础，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慢慢积攒起来。
对于全国各地“弃老俗”的传说，学者们已进行一些研究。马长寿、刘守华、林继富、阎勇、巴战龙、金宽雄、李道和、谢荣征等先生，已分别从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方面，对“弃老俗”传说进行了搜集、整理、归纳和分析。谢谢他们的辛勤工作。以下清单，只不过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一个综合罢了。这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据目前所知，全国各地、各民族中流传的“弃老俗”（包括弃老、杀老）故事有：
汉族：
北京：《留给婆婆用》、《皇帝改规矩》及所附三篇异文；
湖北：《斗鼠记》、《八斤猫》、《不养老人》、《人过花甲》、《家有老是个宝》；
陕西：《葫芦碗》、《“送老人家上山”的传说》；
山东：《千年的老鼠怕狸猫》、《六十岁花甲子》；
山西：《花尾狸猫》、《灶头神画像》、《花甲生藏》；
河北：《六十还仓》、《金毛鼠》、《活埋老人的风俗是如何改变的》；
河南：《补瓢》、《拉荆笆》、《六十老人不再活埋的来历》；
江苏：《祖孙三代》、《葫芦瓢》及其所附异文《一只黄砂碗》；
浙江：《一只传代碗》、《大鼠》；
四川：《人老做生的来历》；
黑龙江：《八斤猫制服千斤鼠》；
吉林：《踹笆》；
福建：《传家“宝碗”》；
宁夏：《人活年岁久，经见阅历有》及所附异文；
不知流传地：《做寿的由来》；
蒙古族：《花甲老人》、《可汗的命令和老人的智慧》；
朝鲜族：《花甲葬的规矩是咋改变的》、《花甲宴的由来》、《七十活葬是怎么取消的》；
维吾尔族：《一块黄金》、《老年》；
哈萨克族：《向年过六旬的老人求教》、《老人智斗巨人》；
藏族：《老子、儿子和孙子》；
壮族：《壮族老人厅的来历》、《雷起鼓》、《唱童灵》及附录《冬灵的故事》；
回族：《小木碗》；
羌族：《土葬的起源》；
苗族：《吃死人的风俗是怎样改变的》、《子更易俗》；
瑶族：《砍牛祭葬》；
土家族：《儿子要抬老子到庙里去》；
佤族：《敬老宴的由来》、《两兄弟卖爹》；
彝族：《摔父亲的儿子》、《坟墓上栽草套竹箩的由来》；
傈僳族：《父行子效》；
锡伯族：《老人为什么受尊敬》；
鄂伦春族：《智慧老人》；
鄂温克族：《羊尾巴堵嘴的故事》；
裕固族：《裕固族历史传说》、《裕固人姓安的传说》、《天下头目都姓安》；
……
看来，探询“弃老俗”、寻访“弃老洞”之旅，真的很漫长……（2009年7月9日星期四8时4分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