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大雨: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怎样出台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后,陈伯达连续5天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虽然只是评论员文章,在新闻评论规格上比社论低一级,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所及,都大大超过上述几篇社论。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给这张大字报以极高评价,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大校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按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参与其间,刹时间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却慌了手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们疑虑重重,毛泽东能容忍北大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吗?为避免火烧到自已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市委新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认为此刻非中央说话不可。

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定局,但尚未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不能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陈伯达急了,第3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还是不肯答应,陈说:“我们一块去。”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也无法推辞了。

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康生又亲自给李雪峰电话,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变挂,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

李雪峰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倒退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正当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陷入被动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通过正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要来大字报底稿呈送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毛泽东给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他们原先担心大字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心急如焚,逼着李雪峰去灭火,现在看到毛泽东支持,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摇身一变,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

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这天傍晚,他早早来到人民日报,向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布置起草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随即带几个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去了。

回报社后陈伯达一面看已经写好的评论草稿,一面向起草评论的人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火药味”。他对评论内容和文字未作大的修改,只做标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定署名:本报评论员。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攻击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学生愤怒地说,“不要盲从!”,“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不仅北大学生感到意外,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泽东为甚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40年过去了,关心“文革”历史的人至今还在谈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些出版物和报刊上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但也有一些不实的东西,尤其是至今尚未结束的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争论,对我们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比如,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有三种说法。

一说,康生接到毛泽东赞扬北大大字报电话后,“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康生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他不管宣传,宣传方面的事是陈伯达管,曹轶欧与评论员文章更无关系,这样说不知有何根据?

二说:“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叶永烈:《陈伯达传》下429页)事实也完全不是这样。

三说:“6月1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陈伯达说,他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人民日报》。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评论小样出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为本报评论员”。这是朱悦鹏在他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5—726页)中说的。

朱悦鹏就是陈伯达说的“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的那一个,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是随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和参与评论员文章的起草者之一,是当事人,他说的自然是无可争议的了。

这三种说法只是各说各的,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未引起过争论。但这毕竟这是件大事,澄清一下也很有必要。“第一张马列宁主义大字报”情况就不同了,它比评论员文章要复杂得多,争论至今仍未休止:一方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在幕后策划指示的,是个阴谋;一方说不,大字报虽得到曹轶欧支持,但并不是她策划的,是受党中央“5·16通知”精神鼓舞的“自发行动”,没有阴谋。

西溪大雨: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怎样出台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如前所述,康生、陈伯达对北大大字报的态度,本来是有助于解决这种分岐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原因可能是:一是康生、陈伯达对大字报的态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揭示得如此清楚,退一步说,即使揭示了,由于我们对“文革”中重大历史问题透明度极差,很多人还是看不到它的真相;二是“为尊者讳”,避重就轻,不愿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三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人和事。许多现在看起来荒唐透顶、毫无理性的事,在那时却被相当普遍地看作是为了崇高目标的革命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的。现在,牵头署名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是85岁老妪,她不久前写了一本书,对一些事情其中包括第一张大字报作了辩护和澄清,对自已给别人造成的不幸和痛苦作了忏悔,当然也有对她遭受的一切的倾诉。她的辩护是否有理,她的忏悔是否坦诚,她的倾诉是否真实,有待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我相信,听取当事人的申诉,乃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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