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文献综述(转载)_NET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甘峰

公共选择文献综述从政治学的经济学思路为主线，由公共选择的先驱者、现代公共选择研究、第一代学者的有关规范的研究、第二代学者有关模式和假设的经验实证等各个层面的论述构成。文献将证明的是：唯独经济学家推动了政治学研究，从而把政治学引向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天地。

关键词：公共选择、规范、经验、模式


一、公共选择的先驱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于政治学科领域的研究，它产生于200年以前2
位法国数学家勃劳德（Jean-CharlesdeBorda1781）和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1785）的杰作。两位数学家对投票规则特性的研究作为开端，一门新的学科——公共选择开始形成。公共选择对于投票规则的分析研究，一般都由数学家来承担。在这些研究公共选择的数学家中间，有一位作为数学家的英国童话作家、剑桥（Cambridge）大学讲师道格森（ReverendCharlesL.Dodgson），他以笔名LewisCarroll撰写的童话作品享有盛名。
有关投票程序的论说，从1873年开始经过了12年才得以发表（Black1958chap.20）。而道格森的同乡米尔（JohnStuartMill）在1861发表的《代议政府论》中，几乎看不到道格森论说中所能看到的数学证明，然而，这本专著是对政治学的一大贡献。可以说，这是经济学家对政治制度的最初研究。
1896年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KnutWicksell）在的重要贡献令人注目。那一年他发表了《公平赋税的新原理》这篇论文，这一“财政学的古典”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并且是直接的影响。维克赛尔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作交易的政治。”[1]在1948年，当布坎南偶然读到维克赛尔的论文时，这对年轻的布坎南来说，“似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无可置疑，维克赛尔的思想通过布坎南的发展，在其充满着公共选择色彩的契约论框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布坎南承认，“我的许多著作，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和财政理论方面的著作，可以看作是维克赛尔论题的复述、推敲和扩展-----”[2]（同上）
维克赛尔的论文对公共选择的发展给予了重大影响，然而，这一影响从他论文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他欧洲大陆的学者也在20世纪初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相关贡献。但是，在公共选择这一研究领域尚未成熟之前，他们的业绩也不被人们所知悉。例如，道格森和米尔所研究的比例代表制这一选举方法。19世纪围绕代表制度理论的争论比较激烈，可是，除了英国以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采用了比例代表制，可以说，这是道格森和米尔的比例代表制所给予的影响。
孔多塞和道格森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学者都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投票程序，20世纪前半期，这一方法还没有运用于研究政治的学者。然而，这些理论价值的大部分被现代专家布坎南所注意，但是，这一注意并不是在布坎南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开始，而是在布坎南进行独自研究以后才注意到的。
以上经济学家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他们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其一，霍特林（HaroldHotelling）在对两个竞选者选举时的空间竞争特征作了明确论述。霍特林模式在1957年被唐斯（AnthorlyDowns）所引用。其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发表开创了公共选择理论。[3]唐斯1957年说，“自己的主张，以及所有与自己主张有关的设想和基础，与熊比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相比，差距甚大”，唐斯承认自己不如熊彼特。[4]不可否认的是，熊彼特和唐斯两人的研究，从广义的角度，他们的研究与公共选择的关联主要集中于强调政治家利己心的追求以及政治领域竞争的作用。唐斯认为，“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一般认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对政治学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学。其三，勃文（HowardBowen）1943年对于投票以及与公共资源配置关系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是一大贡献。
二、现代公共选择研究：推进政治学研究的经济学思路
勃文的论文，涵盖了公共选择一系列特征，然而，这还不是公共选择领域的出发点。作为独特的学科领域——公共选择的登场，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位经济学家所创建，即布莱克（DuncanBlack）《论集体决策原理》（1948）,布坎南（JamesBuchanan）《政府财政的纯理论》（1949），阿罗（KennethArrow）《社会选择的个人价值》（1951）。
阿罗的论文以及以后相继出版的系列著作，很少有出自数学家的研究，基本上是来自经济学家的成果。1957年孔多塞、道格森的《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1962年的布坎南与塔洛克（GorbonTullock）合著的《合意的计算》（theCalculusofConsent）、1965年奥尔森（MancurOlson）的《集合行动的理论》（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等一系列专著的出版，都是用经济学的思路进行政治学的研究，即用经济学方法来论证政治制度运作过程。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交易科学，经济学研究的特定主题就是人们在市场关系中的行为。把经济学的这一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它所展现的政治是个人、集团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市场上的基本活动也是交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公共选择的运用，可以说，经济学家把政治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熊彼特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当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以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5]所以，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人”、生产者、消费者，实际上是把个人的偏好、个人的目的性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公共选择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运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表明，“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6]而政府只是在个人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安排，所以，政府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抽象实体，政府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心一意给予社会全体以最大的福利这一理想为目标，政府的行动反映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各种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政府为这些利益关系去作出决策，这一决策过程是被官员所操纵的。所以，在公共选择理论体系中，所谓的“公益”、“社会正义”等这些暧昧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7]可以说，公共选择把个人的目的性放在首位，用个人的行为目的来解释政治过程，它展现的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
因为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著作都是由经济学家撰写，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公共选择进入政治领域的研究，这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方法，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唯独经济学家推进了政治学研究。布坎南在“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学家对政治学研究的推进作用：“毫不奇怪，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8]经济学对政治学的推动，这一经济学家的功效至今还是深信不疑。。
可是，有一种不同的观点指出，赖克（Riker）在1961年就阿罗的定理所作的文献综述在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他的“政治联合理论”（TheTheoryofPoliticalCoalitions）在1年后出版。显然，这是对政治学的贡献。实际上应该说，研究者们对公共选择领域里的研究都是紧密联系的。
1966年，社会学家科里曼（JamesColeman）对有关政治的2篇论文，1篇在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美国社会学评论员)发表，另一篇论文发表在AmericanEconomicReview（美国经济学评论），在这篇论文里，他使用了公共选择的方法论。科里曼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会长。从公共选择的发展历史来看，他的初期贡献奠定了公共选择学科领域，并预示着公共选择学科向更深层次的展开。
三、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第一代学者：有关规范的研究
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假定为基础，每个主体成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基本构成要素。主体设定具有某种目的和偏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如市场）下相互影响。作为公共选择整体的结果，它研究每个主体设定的行动以及在其行动中制度的制约结果，这就是公共选择的特征所在。在经济学中，作为整体的结果，最有名的莫过于“看不见的手”定理，那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市场的制度可以使整体的资源配置达到帕累特最优。
在经济分析方面，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看不见的手”为前提的话，当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关心锁定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采用同样的方法论的构成要素，去构筑同样统计的结果。进一步来看，这些方法论与经济学的结合，显示出公共选择从一开始就具有其严格的规范。
初期的公共选择研究，强调规范的层面，这表明了公共选择自体的特征和主题，即规范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设定的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并且是设定接近理想模式的民主主义。所以，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合意的计算》（theCalculusofConsent），详细研究了为了促进共同利益而由市民设计的政治制度。布坎南的契约论，把经济学的帕累特最优的规范运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构筑一个民主选择的帕累特最优。
阿罗（Arrow）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如何满足某种规范的理想制度？作为一种公理，它包含着帕累特最优。阿罗的著作，在初期的古典著作中最明确地论述了满足某种规范标准的社会选择函数。他在多数票规则的研究中指出，如果我们排除效用人际比较的可能性，那么把个人偏好总合成为表达社会偏好的所谓最理想的方法必然是强加的，或者是独裁的。[9]也就是说，由于获取信息的差异和利益的多元，每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因此，从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基本上阐述的是规范问题。
布莱克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中对规范进行了探究，并提出“多数票规则”。作为研究多数票规则的先驱，他明确提出，多数票规则通过对偏好的统计导入均衡的结果。所以，偏好是均衡结果的条件。以后，作为众多实证分析出发点的唐斯的代议民主主义的研究认为，政党之间的竞争，能否出现像市场企业间的竞争那样，在相同的规范下出现有魅力的政治结果呢?

赖克的《政治联合的理论》与奥尔森的《集合的行动理论》对联合与利益集团的形成作了研究，研究认为，“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0]在初期的古典理论中，这一研究被称作政治行动的实证研究。
总得来说，初期的古典理论，作为前期研究流派的出发点，其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在经济学家中间，阿罗定理所给予的直接影响是最大的。一个定理的延续，企图来证明所有统计手续的非整合性，从而又产生出其他定理。可能性定理出现的时候，该定理是以相当奇特的条件为基础的，它是站在否定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层面。在这领域，研究的最初动向是以独裁性和稳定性的对立作为焦点。不稳定性及其循环，都具有所有的偏好统计手续的普遍特点。以后的研究表明，相同类型的公理，不管是非独裁的手续，对每个人来说，都包含着受到一种偏好，或者是一种战略的、表明虚伪的影响。只要是被限定的自由主义概念，那么它必然表现出在统计方面的弱公理和非整合性。帕特奈克(PrasantaPattanaik)对这一公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杨（PeytonYoung）对各种各样统计规则的公理特性进行了研究，并与法国数学家博尔特（Jean-CharlesdeBorda）和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的初期研究结合。18世纪的数学家，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20世纪的经济学家比较，数学家们对于偏好统计的可能性持肯定的态度。
阿罗与他们同行中的大多数人对所有偏好统计手续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可是，该研究团体几乎所有的人都热衷于对特定的投票规则、即多数决定规则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流派。其一，确定多数决定规则带来均衡结果的条件。其二，以2项选择作为焦点，回避循环问题，这一思路主要记述了多数决定规则的规范特性。规定单纯多数决定规则带来均衡结果条件的研究，主要是由埃尼罗（JamesEnelow）、道格拉斯·雷（DounglasRea）和斯切克勒（EricSchickler）加以研究的。在2项选择方面，对于多数决定规则特性的研究，孔多塞进行了较为艰苦的研究。另外，现代的研究，由肯尼思·梅（KennethMay）(1952)继续。
阿罗对单纯多数决定规则作为焦点来研究，其研究旨在架构一种合理的程序。多数决定规则，在某种设定的状态下能够产生一种均衡，对每个人来说，在两种可能的结果中作出最佳选择。这主要是通过信息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从民主主义联想中产生的平等主义或者是公平的特征。可是，多数决定规则伴随着3个或者是3个以上的可能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某种均衡条件；或者是不会仅仅存在2个可能的结果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某种均衡，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非常限定的范围内，偏好统计的所有问题由于需要一致的决定，所以，众多的公共选择学者都没有作出根据单纯多数决定规则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决定规则并没有因阿罗定理而逊色。
从阿罗的著作来看，对公共选择一个更大的冲击是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运用数学的方法。而唐斯的著书对政治学家予以巨大影响。确实的说，由经济学家撰写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初期的古典理论中，给政治学家以巨大影响。再进一步说，有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种影响来自方法论，另一种影响是实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论文，唐斯以自己的思路做成图表，给当时的经济学家提示了一种经常运用的、流行的格式。可是，投票者偏好和候选人选择用图式进行描写，对政治学来说，是充满新意的尝试，在那里，被取名为“投票的空间理论”。（thespatialtheoryofvoting）
唐斯理论与布莱克一样，比阿罗的研究更有趣味。两党制的前提下，为了获得选票而展开竞争，可以说，它带来一种均衡。可是，与布莱克理论同样，这一发现是以一元的争点空间为假定而判断出“人为的结果”。在多元争点空间，寻求选票展开竞争的候选人与委员会的情形相同，很容易陷入循环。
唐斯在选举和政治有关的空间投票研究方面有很大影响，他研究的另一领域是有关民主主义的结果。唐斯在考察熊彼特有关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了他的合理的投票者行动这一概念。一个人的投票所给予的选举结果，是一种极小的概率，以此为前提的话，个人的合理行动所产生的选举结果，在这方面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如果他们关心自己的投票给结果以何种影响的话，也许他们不会特意去投票。人们为什么去投票？怎样去投票？有关这一问题，熊彼特和唐斯产生的研究思路，由阿尔德里奇（JohnAldrich）和费奥里纳（MorrisFiorina）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全体的联合为什么向最小胜利联合的转换？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赖克的说明给予了巨大影响。由多党形成的议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联合产生出政治。赖克的最小胜利联合假说，对制度分析是极其有效的。另外，肖费尔德(NormanSchofield)对多党制和联合政治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研究。
奥尔森在1965年出版的《集合行动的理论》中提出，与唐斯著书中有关来自选举的政治空间模式的关联相同，很难与某种特定的研究领域相联系。可是，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里是主要的行为者，奥尔森的业绩在于把利益集团的研究置于公共选择分析的框架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从DavidAusten-Smith、ThomasBorcherding、ThomsStratmann、CherylHolsey的论文中均能看到。
尼斯卡兰(WillianNiskanen)在1971年出版的《官员与代议制政府》中运用官员供给理论来弥补公共选择理论只有对代议制政府服务需求的理论，可以说，这是公共选择研究的一个流派，也就是说是与官僚相关的一个流派的出发点。有关官僚制的公共选择研究，主要由RonaidWintrode和TerryMoe在进行。
在初期的古典理论中，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合意的计算》（theCalculusofConsent），提示了民主主义实证的可能性。对于政治，吸取了维克赛尔自发交换的手法，为了促进所有的市民利益，强调政府具有的潜在可能，明确市场失败的存在和政府创出之间本质的关联。政府以及为了集合决定的组织的其他形态为什么会存在？有关这一方面问题，主要由RusselHardin、ElinorOstrom、JamesWalker、BrunoFrey着手进行研究。
对于在《合意的计算》中展开的政治，在立宪方法中居于中心的是，在立宪的阶段，规则的选择以及在规则中以后所要决定的事项之间的区别。
《合意的计算》重新证实了单纯多数规则导致政府支出的无限膨胀和效率的低下，这一观点重新论证了Tullock在1959年的证明。一般来说，Buchanan和Tullock几乎没有论述有关单纯多数决定规则，可是，劳罗"劳林古的投票交易理论考虑的是投票者偏好强度，所以，多数决定规则与劳罗"劳林古结合，在实际中得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对劳罗"劳林古有关公共选择研究的归纳，由ThomasStratmann来完成。

（二）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模式和假设的经验实证
古典经济学对公共选择初期的影响，在该学科有几个派别。可是，在公共选择领域主要的发展脉络，初期的古典理论并没有涉及到。
正如以上已经强调的，有关民主制度潜在的可能性，初期的公共选择对于信息研究，基本显示了一种否定态度。缪勒DennisC.Mueller在1976年对这领域的最初论述，被这种否定论调所支配。可是，就在缪勒对这一问题进行实政调查的时候，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克拉克（EdwardClarke1971、1972）和格罗维斯（TheodoreGroves1972）分别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需要显示过程”（thedemandrevelationProcess）。不久，众多发表的论文显示了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偏好、以及通过在规范方面的说服力和作法，能够对这一现象进行统计的种种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是泰德曼（NicholasTideman）。
以上所述的公共选择初期的古典主义色彩，全部是理论的贡献。可是，公共选择的第二代学者，热衷于模式和假设的经验实证。例如，有关压力集团的斯蒂勒模型、佩茨曼模型、贝克尔模型；公共支出的微观经济模型；公共部门投入价格的鲍莫尔模型；MorrisFiorina有关公民如何投票的研究；MartinPaldam有关政治景气循环的研究；StephenMagee有关保护主义的研究，等等，均取材于经验的研究。
投票程序的规范和其他形式的民主主义，基本上依存于经验的问题。每个人如何进行战略的行动？反复过程如何尽早复原？对于这些疑问的回答，恐怕实验室是最合适的。史密斯（VermonSmith）和波尔特（CharlesPlott）两为经济学家是实验室研究的先锋。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他们在公共选择领域有着杰出贡献，仅仅与公共选择有关的实验的研究，由霍夫曼（ElizabethHoffman）、奥斯特洛姆和沃卡进行了深入论述。
美国总统威斯康兴大学的2位社会学家马勒维尔和阿密斯（MarwellandAmes1979,1980,1981）对有关公共物品的分配与自发贡献作了实验研究，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对“逃票乘车”（freerider）作的实证研究。他们着重研究的是2个问题。第一，自然发生的公共产品分配体系中的条件，以及在同样条件下“逃票乘车”问题的深刻程度。第二，采用何种政策可以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增加公众的自发贡献，或者是减少这种贡献。实验的设计是：“用电话劝诱高中生参与这场实验。交给每位高中生一组可以兑换钱的代用纸弊，学生对个人帐户和集团帐户进行投资分配决定。在个人帐户上，收到了一组当作投资的纸弊。集团帐户（公共财产）是根据集团全体成员向集团帐户投资的纸弊总数的函数来决定个人的利益。在低投资水平情况下，对集团帐户作出贡献的各个人的纸弊，它所带来的利益，低于个人贡献的一组纸弊以下，而只能是全体成员参加的一种高投资，才能带来全体参加者的高利益。这一实验反复进行了多次，其中有一次由经济学的研究生代替高中生。一般来说，实验的参加者大约有一半对集团的帐户进行投资。而经济学研究生的实验却出了以外，他们对集团帐户几乎不投资。对此他们认为，“逃票乘车”问题对经济学者以外的人来说，并不深刻。”[11]这一结果是经济学家对“逃票乘车”进行的第一次实验研究。
塔洛克在1967年发表的评述兰特"希金的论文，在公共选择领域，作为初期的古典主义具有独创的地位。可是，兰特"希金的理想和公共选择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了解，是在10年以后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显示出来的。1970年以后，兰特"希金的研究进入高潮，对这一文献的再研究是特里森(Tollison)。另外，还有马格(Magee)对兰特"希金保护主义的论述；豪尔塞（Holsey）和伯切丁（Borcherding）对于政府成长的可能性论述。
布坎南与奥尔森松对公共选择初期的重要贡献是在财政学领域。初期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政府规范的层面，以及政府存在的理由，财政支出的与公共选择密切的联系，等等。其他如哈丁（Hardin）和奥斯特洛姆（Ostrom）对政府存在理由和政府形态的研究；豪尔塞和伯切丁对政府规模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学家们对财政支出与公共选择的密切关系作了研究，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课税方面的研究。海奇（WalterHettich）和韦纳（StanleyWiner）最先弥补了这一缺陷。最近几年，有关课税的公共选择研究论文逐渐增多。
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经济研究，传统的研究是把它作为财政学的一部分来进行的。查尔斯·蒂埃伯特（ChariesTiebout）在1956年的论文中提出“用脚投票”（votingwiththefeet），可以说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对财政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公共选择领域，可以看到初期的古典主义色彩。与课税一样，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财政学的一部分来展开的。财政联邦主义与公共选择的关系，是罗伯特·英曼（RobertInman）和丹尼尔·罗宾肥尔德（DanielRubinfeld）论文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