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杨绛作品——《干校六记》 杨绛干校六记 原文


【芳草地】:1966年,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3天后,钱锺书(默存)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的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杨绛在《干校六记》记叙了那个特殊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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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杨绛作品——《干校六记》

一、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精,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角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已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何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

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打,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士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懊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力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铁锺书和丁XX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颔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俄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包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痊愈。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二、凿井记劳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辞,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人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机井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二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有人忽脱口说:“啊呀!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头吧?好像——好像——咱们都那么——那么——”

大家都会意地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就谈别的事了。

我分在菜园班。我们没用机器,单凭人力也凿了一眼井。

我们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的地上种菜不易。人家说息县的地“天雨一包脓,天晴一片铜”。菜园虽然经拖拉机耕过一遍,只翻起满地大坷垃,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要种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块块坷垃砸碎、砸细,不但费力,还得耐心。我们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邻近也属学部干校的菜园里有一眼机井,据说有十米深呢,我们常去讨水喝。人力挖的井不过三米多,水是浑的。我们喝生水就在吊桶里掺一小瓶痧药水,聊当消毒;水味很怪。十米深的井,水又甜又凉,大太阳下干活儿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饮甘露。我们不但喝,借便还能洗洗脚手。可是如要用来浇灌我们的菜园却难之又难。不用水泵,井水流不过来。一次好不容易借到水泵,水经过我们挖的渠道流入菜地,一路消耗,没浇灌得几畦,天就黑了,水泵也拉走了。我们撒下了菠菜的种子,过了一个多月,一场大雨之后,地里才露出绿苗来。所以我们决计凿一眼灌园的井。选定了地点,就破土动工。

那块地硬得真像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镬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潮党,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我也没停脚。我们的壮劳力轮流使鹤嘴镬凿松了硬地,旁人配合着使劲挖。大家狠干了一天,挖出一个深潭,可是不见水。我们的“小牛”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私下嘀咕说:挖井不用女人;有女人就不出水。菜园班里只两个女人,我是全连女人中最老的;阿香是最小的,年岁不到我的一半。她是华侨,听了这句闻所未闻的话又气又笑,吃吃地笑着来告诉我,一面又去和“小牛”理论,向他抗议。可是我们俩真有点担心,怕万一碰不上水脉,都怪在我们身上。幸亏没挖到二米,土就渐渐潮润,开始见水了。

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大家都脱了鞋袜。阿香干活儿很欢,也光着两只脚在井边递泥桶。我提不动一桶泥,可是凑热闹也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

我们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人工挖井虽然不像机器钻井那样得日以继夜、一气钻成,可也得加把劲儿连着干。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饭和开水泼掉。我曾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两人干得很融洽。中午大伙回连吃饭;休息后,总干到日暮黄昏才歇工,往往是最后一批吃上晚饭的。

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只好借求外力,请来两个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阿香和我担心他们泡在寒森森的冷水里会致病。可是他们兴致热哄哄的,声言不冷。我们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婆婆妈妈,只不断到井口侦察。

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三米多已经够深。我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枯骨。瓶里还剩有一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那里的合作社已关门,恨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脚上的甲马惜来一用。我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略费唇舌,买得一斤烧酒。下酒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似的“水果糖”,我也买了一斤,赶回菜园。

灌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莫喝了一斤,瓶里还留下一寸深的酒还给厨房。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我们的庆功宴。

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一天活儿,睡梦里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睡不熟,听了私心惭愧,料想她们准累得浑身酸痛呢。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如二十多岁时筋力强健。想来他们也觉得力不从心。

等买到戽水的机器,井水已经涨满。并面宽广,所以井台更宽广。机器装在水中央;井面宽,我们得安一根很长的横杠。这也有好处;推着横杠戽水,转的圈儿大,不像转小圈儿容易头晕。小伙子们练本领,推着横杠一个劲儿连着转几十圈,甚至一百圈。偶来协助菜园劳动的人也都承认:菜园子的“蹲功”不易,“转功”也不易。

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

我能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儿的人,有不同的派别,也有“牛棚”里出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但管我们的并不都是“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也并不都是“他们”。有一位摆足了首长架子,训话“嗯”一声、“啊”一声的领导,就是“他们”的典型;其它如“不要脸的马屁精”、“他妈的也算国宝”之流,该也算是属于“他们”的典型。“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会。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莱,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三、学圃记闲

我们连里是人人尽力干活儿,尽量吃饭——也算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吧?当然这只是片面之谈,因为各人还领取不同等级的工资呢。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棍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菜园没有关栏。我们菜地的西、南和西南隅有三个菜园,都属于学部的干校。有一个菜园的厕所最讲究,类便流入厕所以外的池子里去,厕内的坑都用砖砌成。可是他们积的肥大量被偷,据说干校的粪,肥效特高。

我们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浅坑沤绿肥。大家分头割了许多草,沤在坑里,可是不过一顿饭的功夫,沤的青草都不翼而飞,大概是给拿去喂牛了。在当地,草也是希罕物品,干草都连根铲下充燃料。

早先下放的连,菜地上都已盖上三间、五间房子。我们仓促间只在井台西北搭了一个窝棚。竖起木架,北面筑一堵“干打垒”的泥墙,另外三面的墙用秫秸编成。棚顶也用秫秸,上盖油毡,下遮塑料布。菜园西北有个砖窑是属于学部干校的,窑下散落着许多碎砖。我们拣了两车来铺在窝棚的地下,棚里就不致太潮湿;这里面还要住人呢。窝棚朝南做了一扇结实的木门,还配上锁。菜园的班长、一位在菜园班里的诗人、还有“小牛”——三人就住在这个窝棚里,顺带看园。我们大家也有了个地方可以歇歇脚。菜畦里先后都下了种。大部分是白菜和萝卜;此外,还有青菜、韭菜、雪里红、莴笋、胡萝卜、香菜、蒜苗等。可是各连建造的房子——除了最早下放的几连——都聚在干校的“中心点”上,离这个菜园稍远。我们在新屋近旁又分得一块菜地,壮劳力都到那边去整地挖沟。旧菜园里的庄稼不能没人照看,就叫阿香和我留守。

我们把不包心的白菜一叶叶顺序包上,用藤缠住,居然有一部分也长成包心的白菜,只是包得不紧密。阿香能挑两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浇灌。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就是长的白萝卜。地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饭碗那多顶。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真是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我使足劲儿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从来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有几个红萝卜还像样,一般只有鸭儿梨大小。天气渐转寒冷,蹲在畦边松土拔草,北风直灌入背心。我们回连吃晚饭,往往天都黑了。那年十二月,新屋落成,全连搬到“中心点”上去;阿香也到新菜地去干活儿。住窝棚的三人晚上还回旧菜园睡觉,白天只我一人在那儿看守。

班长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默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当然还要还。同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默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园的东南。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儿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园的时候,阿香会忽然推我说:“瞧!瞧!谁来了!”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三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默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默存后来发现,他压根儿不用跳过小溪,往南去自有石桥通往东岸。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他从邮电所回来就急要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两句。

在我,这个菜园是中心点。菜园的西南有个大土墩,干校的人称为“威虎山”,和菜园西北的砖窑遥遥相对。砖窑以北不远就是默存的宿舍。“威虎山”以西远去,是干校的“中心点”——我们那连的宿舍在“中心点”东头。“威虎山”坡下是干校某连的食堂,我的午饭和晚饭都到那里去买。西邻的菜园有房子,我常去讨开水喝。南邻的窝棚里生着火炉,我也曾去讨过开水。因为我只用三块砖搭个土灶,拣些秫秸烧水;有时风大,点不着火。南去是默存每日领取报纸信件的邮电所。溪以东田野连绵,一望平畴,天边几簇绿树是附近的村落;我曾寄居的杨村还在树丛以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我每天清早吃罢早点,一人往菜园去,半路上常会碰到住窝棚的三人到“中心点”去吃早饭。我到了菜园,先从窝棚木门旁的秫秸里摸得钥匙,进门放下随身携带的饭碗之类,就锁上门,到菜地巡视。胡萝卜地在东边远处,泥硬土瘠,出产很不如人意。可是稍大的常给人拔去;拔得匆忙,往往留下一截尾巴,我挖出来戽些井水洗净,留以解渴。邻近北边大道的白菜,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瓷实,就给人斫去,留下一个个斫痕犹新的菜根。一次我发现三四棵长足的大白菜根已斫断,未及拿走,还端端正正站在畦里。我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抢先收割。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三个女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她们站起身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掷地下。她们篮子里没有赃,不怕我追上。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她们不过是偶然路过。一般出来拣野菜、拾柴草的,往往十来个人一群,都是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男女孩子,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或四五十岁的老大娘带领着从村里出来。他们穿的是五颜六色的破衣裳,一手挎着个篮子,一手拿一把小刀或小铲子。每到一处。就分散为三人一伙、两人一伙,以拣野菜为名,到处游弋,见到可拣的就收在篮里。他们在树苗林里斫下树枝,并不马上就拣;拣了也并不留在篮里,只分批藏在道旁沟边,结扎成一捆一捆。午饭前或晚饭前回家的时候,这队人背上都驮着大捆柴草,篮子里也各有所获。有些大胆的小伙子竟拔了树苗,捆扎了抛在溪里,午饭或晚饭前挑着回家。

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厕所围墙的秫秸也越拔越稀,渐及窝棚的秫秸。我总要等背着大捆柴草的一队队都走远了,才敢到“威虎山”坡的食堂去买饭。

一次我们南邻的菜地上收割白菜。他们人手多,劳力强,干事又快又利索,和我们菜园班大不相同。我们班里老弱居多;我们所呀,拔呀,搬成一堆堆过磅呀,登记呀,装上车呀,送往“中心点”的厨房呀……大家忙了一天,菜畦里还留下满地的老菜帮子。他们那边不到日落,白菜收割完毕,菜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拣菜帮子。那小姑娘不时的跑去看,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最后老大娘站起身说:“去吧!”

小姑娘说:“都扫净了。”

她们的话,说快了我听不大懂,只听得连说几遍“喂猪”。那老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拣!”

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

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

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

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像桃儿,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好!大的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我不和她争。只等她拣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她两把小的。她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时不敢随便送人,也不能开这个例。我在菜园里拔草间苗,村里的小姑娘跑来闲看。我学着她们的乡音,可以和她们攀话。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她们,她们就帮我拔草。她们称男人为“大男人”;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婆家;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赖,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她们都不识字。我寄居的老乡家比较是富裕的,两个十岁上下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都上学;可是他们十七八岁的姊姊却不识字。她已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和邻村一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两人从未见过面。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并寄了照片。他小学程度,相貌是浑朴的庄稼人。姑娘的父母因为和我同姓,称我为“俺大姑”;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那位解放军连姑娘的照片都没见过。

村里十五六岁的大小子,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成天都闲来无事的,背着个大筐,见什么,拾什么。有时七八成群,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树拔下,大伙儿用树干在地上拍打,“哈!哈!哈!”粗声訇喝着围猎野兔。有一次,三四个小伙子闯到菜地里来大吵大叫,我连忙赶去,他们说莱畦里有“猫”。“猫”就是兔子。我说:这里没有猫。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头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有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住。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从此我听到“哈!哈!哈!”粗哑的訇喝声,再也没有好奇心去观看。

有一次,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忽有人来,指着菜园以外东南隅两个坟墩,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个拖拉机手,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桥,翻在河里淹死了。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在那边。我说不是;我指向遥远处,告诉了那个坟墓所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几个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啊!他们是要理死人吧?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想是军宣队。

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喝水;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

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只那几个人在刨坑,忙忙地,急急地。后来,下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我向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第二天我告诉了默存,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他从邮电所回来,那儿消息却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几件行李奇回死者的家乡。

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

整个冬天,我一人独守菜园。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到我们菜园邻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人窝棚,只听得秫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叶悉悉卒卒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就锁上门回宿舍。

人人都忙着干活儿,唯我独闲;闲得惭愧,也闲得无可奈何。我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概。

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队一起回村。我独往独来,倒也自由灵便。而且我喜欢走黑路。打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

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聊当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乘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四、“小趋”记情

我们菜园班的那位诗人从砖窑里抱回一头小黄狗。诗人姓区。偶有人把姓氏的“区”读如“趋”,阿香就为小狗命名“小趋”。诗人的报复很妙:他不为小狗命名“小香”,却要它和阿香排行,叫它“阿趋”。可是“小趋”叫来比“阿趋”顺口,就叫开了。好在菜园以外的人,并不知道“小趋”原是“小区”。

我们把剩余的破砖,靠窝棚南边给“小趋”搭了一个小窝,垫的是秫秸;这个窝又冷又硬。菜地里纵横都是水渠,小趋初来就掉入水渠。天气还暖的时候,我曾一足落水,湿鞋湿袜渥了一天,怪不好受的;瞧小趋滚了一身泥浆,冻得索索发抖,很可怜它。如果窝棚四围满地的积秸是稻草,就可以抓一把为它抹拭一下。秫秸却太硬,不中用。我们只好把它赶到太阳里去晒。太阳只是“淡水太阳”,没有多大暖气,却带着凉飕飕的风。

小趋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它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们却没东西喂它,只好从厨房里拿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我们茶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你们拿白面喂狗!”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趋又瘦又弱,老也长不大。

一次阿香满面扭怩,悄悄在我耳边说:“告诉你一件事”;说完又怪不好意思地笑个不了。然后她告诉我:“小趋——你知道吗?——在厕所里——偷——偷粪吃!!”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瞧你这副神气,我还以为是你在那里偷吃呢!”

阿香很耽心:“吃惯了,怎么办?脏死了!”

我说,村子里的狗,哪一只不吃屎!我女儿初下乡,同炕的小娃子拉了一大泡屎在坑席上;她急得忙用大量手纸去擦。大娘跑来嗔她糟塌了手纸——也糟塌了粪。大娘“呜——噜噜噜噜噜”一声喊,就跑来一只狗,上炕一阵了舔吃,把炕席连娃娃的屁股都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也不用擦。她每天早晨,听到东邻西舍“呜——噜噜噜噜噜”呼狗的声音,就知道各家娃娃在喂狗呢。

我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有同嗜。不过猪不如狗有礼让,只顾贪嘴,全不识趣,会把蹲着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摇尾巴过去享受。我们住在村里,和村里的狗不仅成了相识,对它们还有养育之恩呢。

假如猪狗是不洁的动物,蔬菜是清洁的植物吗?蔬菜是吃了什么长大的?素食的先生们大概没有理会。

我告诉阿香,我们对“屡诫不改”和“本性难移”的人有两句老话。一是:“你能改啊,狗也不吃屎了。”一是:“你简直是狗对粪缸发誓!”小趋不是洋狗,没吃过西洋制造的罐头狗食。它也不如其它各连养的狗;据说他们厨房里的剩食可以喂狗,所以他们的狗养得膘肥毛润。我们厨房的剩食只许喂猪,因为猪是生产的一部分。小趋偷食,只不过是解决自己的活命问题罢了。

默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趋。小趋一见他就蹦跳欢迎。一次,默存带来两个臭蛋——不知谁扔掉的。他对着小趋“啪”一扔,小趋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同等候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饶上个打滚儿;一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趋让开路,我们三个才一同来到菜地。

我有一位同事常对我讲他的宝贝孙子。据说他那个三岁的孙子迎接爷爷回家,欢呼跳跃之余,竟倒地打了个滚儿。他讲完笑个不了。我也觉得孩子可爱,只是不敢把他的孙子和小趋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还是人有狗样儿?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

小趋见了熟人就跟随不舍。我们的连搬往“中心点”之前,我和阿香每次回连吃饭,小趋就要跟。那时候它还只是一只娃娃狗,相当于学步的孩子,走路滚呀滚的动人怜爱。我们怕它走累了,不让它跟,总把它塞进狗窝,用砖堵上。一次晚上我们回连,已经走到半路,忽发现小趋偷偷儿跟在后面,原来它已破窝而出。那天是雨后,路上很不好走。我们呵骂,它也不理。它滚呀滚地直跟到我们厨房兼食堂的席棚里。人家都爱而怜之,各从口边省下东西来喂它。小趋饱吃了一餐,跟着菜园班长回菜地。那是它第一次出远门。

我独守菜园的时候,起初是到默存那里去吃饭。狗窝关不住小趋,我得把它锁在窝棚里。一次我已经走过砖窑,回头忽见小趋偷偷儿远远地跟着我呢。它显然是从窝棚的秫秸墙里钻了出来。我呵止它,它就站住不动。可是我刚到默存的宿舍,它跟脚也来了;一见默存,快活得大蹦大跳。同屋的人都喜爱娃娃狗,争把自己的饭食喂它。小趋又饱餐了一顿。

小趋先不过是欢迎默存到菜园来,以后就跟随不舍,但它只跟到溪边就回来。有一次默存走到老远,发现小趋还跟在后面。他怕走累了小狗,捉住它送回菜园,叫我紧紧按住,自己赶忙逃跑。谁知那天他领了邮件回去,小趋已在他宿舍门外等候,跳跃着呜呜欢迎。它迎到了默存,又回菜园来陪我。

我们全连迁往“中心点”以后,小趋还靠我们班长从食堂拿回的一点剩食过日子,很不方便。所以过了一段时候,小趋也搬到“中心点”去了。它近着厨房,总有些剩余的东西可吃;不过它就和旧菜地失去了联系。我每天回宿舍晚,也不知它的窝在哪里。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以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小趋不知怎么早就找到了我住的房门。我晚上回屋,旁人常告诉我:“你们的小趋来找过你几遍了。”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它,表示点儿意思。以后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它就想跟。我喝住它,一次甚至拣起泥块掷它,它才站住了,只远远望着我。有一天下小雨,我独坐在窝棚内,忽听得“呜”一声,小趋跳进门来,高兴得摇着尾巴叫了几声,才傍着我趴下。它找到了由“中心点”到菜园的路!

我到默存处吃饭,一餐饭再加路上来回。至少要半小时。我怕菜园没人看守,经常在“威虎山”坡下某连食堂买饭。那儿离菜园只六、七分钟的路。小趋来作客,我得招待它吃饭。平时我吃半份饭和菜,那天我买了正常的一份,和小趋分吃。食堂到菜园的路虽不远,一路的风很冷。两手捧住饭碗也挡不了寒,饭菜总吹得冰凉,得细嚼缓吞,用嘴里的暖气来加温。小趋哪里等得及我吃完了再喂它呢,不停的只顾蹦跳着讨吃。我得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莱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送与小趋;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我们这样分享了晚餐,然后我洗净碗匙,收拾了东西,带着小趋回“中心点”。

可是小趋不能保护我,反得我去保护它。因为短短两三个月内,它已由娃娃狗变成小姑娘狗。“威虎山”上堆藏着木材等东西,养一头猛狗名“老虎”;还有一头灰狗也不弱。它们对小趋都有爱慕之意。小趋还小,本能地怕它们。它每次来菜园陪我,归途就需我呵护,喝退那两只大狗。我们得沿河走好一段路。我走在高高的堤岸上,小趋乖觉地沿河在坡上走,可以藏身。过了桥走到河对岸,小趋才得安宁。

幸亏我认识那两条大狗——我蓄意结识了它们。有一次我晚饭吃得太慢了,锁上窝棚,天色已完全昏黑。我刚走上西边的大道,忽听得“呜——Wuwuwuwu……”,只见面前一对发亮的眼睛,接着看见一只大黑狗,拱着腰,仰脸狰狞地对着我。它就是“老虎”,学部干校最猛的狗。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晚上回村,有时迷失了惯走的路,脚下偶一越趄,村里的狗立即汪汪乱晚四方窜来;就得站住脚,学着老乡的声调喝一声“狗!”——一据说村里的狗没有各别的名字——一它们会慢慢退去。“老虎”不叫一声直蹿前来,确也吓了我一跳。但我出于习惯,站定了喝一声“老虎!”它居然没扑上来,只“WuWuWuWu……”低吼着在我脚边嗅个不了,然后才慢慢退走。以后我买饭碰到“老虎”,总叫它一声,给点儿东西吃。灰狗我忘了它的名字,它和“老虎”是同伙。我见了它们总招呼,并牢记着从小听到的教导:对狗不能矮了气势。我大约没让它们看透我多么软弱可欺。

我们迁居“中心点”之后,每晚轮流巡夜。各连方式不同。我们连里一夜分四群,每班二小时。第一班是十点到十二点,末一班是早上四点到六点;这两班都是照顾老弱的,因为迟睡或早起,比打断了睡眠半夜起床好受些。各班都二人同巡,只第一班单独一人,据说这段时间比较安全,偷窃最频繁是在凌晨三、四点左右。单独一人巡夜,大家不甚踊跃。我愿意晚睡,贪图这一班,也没人和我争。我披上又长又大的公家皮大衣,带个手电,十点熄灯以后,在宿舍四周巡行。巡行的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大道绕到干校放映电影的广场,沿着新菜园和猪圈再绕回来。熄灯十多分钟以后,四周就寂无人声。一个人在黑地里打转,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可是我有时不止一人,小趋常会“呜呜”两声,蹿到我脚边来陪我巡行几周。

小趋陪我巡夜,每使我记起清华“三反”时每晚接我回家的小猫“花花儿”。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无鬼,反正就是怕鬼。晚上别说黑地里,便是灯光雪亮的地方,忽然间也会胆怯,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可是“三反”中整个人沏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系里每晚开会到十一二点,我独自一人从清华的西北角走回东南角的宿舍。路上有几处我向来特别害怕,白天一人走过,或黄昏时分有人作伴,心上都寒凛凛地。“三反”时我一点不怕了。那时候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上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它也像小趋那样轻轻地“呜”一声,就蹿到我脚边,两只前脚在我脚踝上轻轻一抱——假如我还胆怯,准给它吓坏——然后往前蹿一丈路,又回来迎我,又往前蹿,直到回家,才坐在门口仰头看我掏钥匙开门。小趋比花花儿驯服,只紧紧地跟在脚边。它陪伴着我,我却在想花花儿和花花儿引起的旧事。自从搬家走失了这只猫,我们再不肯养猫了。如果记取佛家“不三宿桑下”之戒,也就不该为一只公家的小狗留情。可是小趋好像认定了我做主人——也许只是我抛不下它。

一次,我们连里有人骑自行车到新蔡。小趋跟着车,直跑到新蔡。那位同志是爱狗的,特地买了一碗面请小趋吃;然后把它装在车兜里带回家。可是小趋累坏了,躺下奄奄一息,也不动,也不叫,大家以为它要死了。我从菜园回来,有人对我说:“你们的小趋死了,你去看看它呀。”我跟他跑去,才叫了一声小趋,它认得声音,立即跳起来,汪汪地叫,连连摇尾巴。大家放心说:“好了!好了!小趋活了!”小趋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人关心它的死活。

过年厨房里买了一只狗,烹狗肉吃,因为比猪肉便宜。有的老乡爱狗,舍不得卖给人吃。有的肯卖,却不忍心打死它。也有的肯亲自打死了卖。我们厨房买的是打死了的。据北方人说,煮狗肉要用硬柴火,煮个半烂,蘸葱泥吃——不知是否鲁智深吃的那种?我们厨房里依阿香的主张,用浓油赤酱,多加葱姜红烧。那天我回连吃晚饭,特买了一份红烧狗肉尝尝,也请别人尝尝。肉很嫩,也不太瘦,和猪的精肉差不多。据大家说,小趋不肯吃狗肉,生的熟的都不吃。据区诗人说,小趋街了狗肉,在泥地上扒了个坑,把那块肉理了。我不信诗人的话,一再盘问,他一口咬定亲见小趋叼了狗肉去理了。可是我仍然缔造那是诗人的创造。

忽然消息传来,干校要大搬家了,领导说,各连养的狗一律不准带走。我们搬家前已有一队解放军驻在“中心点”上,阿香和我带着小趋去介给他们,说我们不能带走,求他们照应。解放军战士说:“放心,我们会养活它;我们很多人爱小牲口。”阿香和我告诉他,小狗名“小趋”,还特意叫了几声“小趋”,让解放军知道该怎么称呼。

我们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看见小趋,大概它找伴儿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些未了的事,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你们的小狗不肯吃食,来回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寻找。”小趋找我吗?找默存吗?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它的人吗?我们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到明港。可是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走了。

默存和我想起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

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

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五、冒险记幸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得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辆和工具。我们端着饭碗尽量往两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飕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息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待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雨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已确是黄土捏成的,好像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连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干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路。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拨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土”,争着为我脱靴;好几次我险地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进高统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二三丈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我跋涉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大不容易,不愿废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有硬。我柱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淳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蜿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宿舍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丈。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更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窑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他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

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跨。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默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自幸没有掉在河里,没有陷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致;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别厚,那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两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北岸的堤和南岸的东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望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却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了一团昏黑里。天上没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

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莫朝西南方向,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秫秸秆儿、断草绳、落叶之类,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我回头望望默存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回,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忻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致。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秫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秫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伶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秫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己是在桥东还是在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某团的营房。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赦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自己的无知。

一次我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我睁着眼睛继续做我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我。我忽然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营地上纵横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营房都是一个式样,假如我在纵横曲折的路上乱跑,一会儿各宿舍熄了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块的大道,就认识归路。放映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错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总能找到自己的宿舍。

我怕耽误时间,不及随着小道曲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进了营地的菜圃。营地的菜圃不比我们在息县的菜圃。这里地肥,满畦密密茂茂的菜,盖没了一畦畦的分界。我知道这里每一二畦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回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

我当初因为跟着队伍走不需手电,并未注意换电池。我的手电昏暗无光,只照见满地菜叶,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学猪八戒走冰的办法,虽然没有扁担可以横架肩头,我可以横抱着马扎儿,扩大自己的身躯。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无应,还得掉下粪井。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儿,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茶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像梦魔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

幸亏方向没错,我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超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我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假如我掉在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呢?

我睡在硬帮帮、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

有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同事,晚饭后乖乖地坐在马扎上看电影,散场时他因脑溢血已不能动弹,救治不及,就去世了。从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电影课。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让老年人早些免修这门课呢?只怕我的叫喊求救还不够悲剧,只能成为反面教材。

所记三事,在我,就算是冒险,其实说不上什么险;除非很不幸,才会变成险。

六、误传记妄

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我们屋里晚上点一只油盏,挂在门口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我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我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我大老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

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我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说真话,他虽然如此安慰我,”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这年年底,默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

默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京,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

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赦书一日行千里……州家申名使家抑”,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舍;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回京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它。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拥,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迁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干校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火车站只需一小时多的步行就能到达,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买不到火车票。一次默存牙痛,我病目。我们约定日子,各自请了假同到信阳看病。医院新发明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病人不敢尝试,都逃跑了。默存和我溜出去游了一个胜地——忘了名称。山是一个土墩,湖是一个半干的水塘,有一座破败的长桥,山坳里有几畦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我们逃了一天学,非常快活。后来我独到信阳看眼睛,泪道给楦裂了。我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我请事假回京,还须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看病回京,不再返回干校。

在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我回京治了眼睛,就带阿圆来干校探亲。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默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病,犯了气喘,还发高烧。我和阿圆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们连里的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她自己告诉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静脉针,紧张得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默存臂上的皮带,打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两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圆到干校时,他已退烧。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己的鼻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阿圆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嗝儿屁着凉”后,干校对“五一六”的斗争都泄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也只是开会学习。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去。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归。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场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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